南浔区图书馆 内容
土地改革，在中国农村的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分到土地的农民欢欣鼓舞，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从而大大解放了生产力。但是分散的个体农民力量单薄，经不起“风吹雨打”，遇到天灾人祸就不得不出卖土地或借债度日。土改不久，农村再次出现土地买卖、高利贷及雇工现象。
中国共产党积极引导农民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从临时互助组或长年互助组向初级社、高级社过渡。至1957年，农村全面实现高级社，完成个体农民土地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一农业生产互助组 某些农活历来就有互助合作习惯，如摇船外出扒垃圾、车水、筑圩堤、罱泥、建房等等。互助合作的形式有代工组、临时互助组、长年互助组。1951年春，俞叙娜带头在练市乡羊河滩自然村（今属莲灯村）办起了第一个代工组。农忙季节互相帮工，劳动力强的帮助劳动力弱的，解决了有劳动力无田种，有田无劳动力种的矛盾，使农户抓住了农时季节，普遍获得了农业丰收，第二年羊河滩自然村就办起了常年互助组，还按田亩分摊，投资添置了水车、耕牛等大型农具。办工组以工换工，互助组使用工票。工票分大工、小工，全劳力为大工，妇女、老人、儿童则为小工。以户结算，多还少补，蚕后结算一次，到冬季补平。是年俞叙娜互助组依靠集体力量，晚稻长势喜人，外地来羊河滩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收获时省里派人实打实产，亩产达385斤，受到省政府的表彰，奖励了一部打稻机。
1951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贯彻后，各级党委、政府贯彻“加强领导，典型示范，稳步发展方针”；在政策上给组织起来的集体农民发放贷款，分配化肥；互助组内部，普遍实行自愿互利、等价交换、民主管理的原则。当时互助组的产量普遍比单干户的产量高二三成，所以许多地方都陆续办起了互助组。据统计：1952年全区办起互助組711个。其中常年互助组53个，临时互助组658个。参加互助组的人数22420人，占总人口40％，田亩55760亩，占总亩数42％。1953年，练市9乡1镇共办起长年互助组108个，办起临时互助组749个。参加总户数8365户，总人数26578人，水田旱地总共71744亩，占总土地面积的70.6％。
二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练市贯彻中共中央1953年12月发布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定》后。于1954年，俞叙娜参加嘉兴地委在嘉兴南塘浜举办的培训班，学习1个月后，又带头办起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取名建设社。建设社14户人家，70多亩水田。互助组，实行各自经营，集体劳动，不干涉户上生产自主权，种什么、怎么种，都由自已决定；经营、投入、收益均由各户自理。初级社则土地入社，统
一经营。土地可以参加分红，一般土地一半，劳动力一半。是年夏天发大水，洪涝成灾，淹没了大批土地。党和政府利用集体力量，组织劳动力抗洪排涝，抢时间插秧、管理，充分显示了组织起来战胜自然灾害的优越性。同年冬天，组织群众开展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改造漏塘田，加高加固大包围圩堤，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并利用在抗洪排涝和农田基本建设过程中形成的组织基础，在练市辖区内办起了291个初级社。
1955年春，在贯彻执行“全力巩固，坚决收缩”的方针中，基础较差的地方，就出现“闹社风波”。一些家境较为富裕、农具和劳动力较好的农户，认为与穷困户在一起，是“萝卜烧肉，揩富裕户的油”。所以退社之风一度盛行。已经办起的初级社又退回到互助组，有的退社散组，回到了单干户。
1955年7月，贯彻中共中央提出“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纠正“坚决收缩”，批判“小脚女人、清规戒律”的思想。提出“全党办社”的口号，从此加快了合作化的进程。是年冬天，基本实现了初级农业合作化。
三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4年，练市地区根据嘉兴地委试办高级社取得的经验，1955年冬，贯彻“普遍试办，重点发展”的方针，在典型示范的基础上，加快了初级社向高级社（即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转变。初级社土地参加分红，高级社土地实行集体所有，取消土地分红。向社员征集公有化股份基金，社员以入社耕畜、农具折价款抵交，多还少补。高级社下设生产队，建立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包工、包产、包成本及超产奖励。对三包指标一般实行多奖少赔，也有只奖不赔与全奖全陪的，或者奖70％，赔
30％的；1956年春，根据“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自上而下，层层制订秋后实现高级合作化的规划：训练骨干、扩大积极分子队伍；调查研究高级合作化的经济政策问题；中共嘉兴地委和各县县委进行一个乡全面高级合作化试点工作。秋后，开展并社（小社并大社）、升级（初级社升高级社）运动。到年底，练市地区基本实现了高级农业合作化。到1957年全部转变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未摘帽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也作为候补社员入了社。四人民公社 贯彻中共中央1958年8月29日《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后，10月初，全部实现了人民公社化。练市乡、荃仁乡、洪塘乡、水口乡合并成为一个练市人民公社（俗称大公社），下设练市、长港、荃南、荃步、仁北、洪福、横塘、华林、水口和练市镇等10个大队，大队下设营、连、排、班等军事组织。次年3月10个大队改称管理区，军事化组织撤消。
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管理体制。将原高级社的生产资料、公共积累等财产全部无偿平调归公社所有，由公社统一调配。公社为一级所有制，实行工资与供给制相结合。办起了大食堂，社员自留地和猪羊全部归集体。在人民公社成立之初，强调“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实行“大兵团作战”，提出“放开肚子吃饱饭，摔开膀子搞生产”的口号。
农民发工资，社员吃食堂。“全民大办钢铁”，大批男劳动力被派往湖州西部山里砍树烧炭、挑矿石、炼钢铁，留下的只有“三支大军”：胡子军（老人）、辫子军（妇女）、娃娃军（孩子）。1958年的秋收冬种任务就靠这“三支大军”完成。由于公社社员的劳动报酬不与生产效果挂钩，一些干部头脑发热，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都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注意劳逸结合，打疲劳战，严重挫伤了社员的积极性。加上浮夸风盛行，到处搞“大跃进”和“放卫星”，当时提出：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晚稻亩产超万斤，一个南瓜几百斤，一个蕃薯几十斤等等。把将要成熟的许多田块的稻苗拔起移植在一块田里，称为高产试验田，结果全部烂掉。又如将树叶、稻草丢入河港里，使河水颜色变黄，时称人造尿，说是制造沤肥，用食盐拌泥放在铁锅里炒一炒，说是制造钾肥。上上下下都希望把卫星放上天，结果全部失败。“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使以后的粮食、蚕桑、油菜子连续3年大面积减产，但是因为产量虚报浮夸而使国家粮食征购任务只增不减。从1959年开始，粮食严重紧缺，人民生活发生困难。城镇人口虽然粮食也有困难，但是每天一斤原粮尚可保证（稻谷），而农村人口的困难却无人问津，许多家庭吃不饱，挖野菜、吃菱根，啃树皮、咽草根、吃谷壳糠、甚至食观音土。拉不出大便，肚子胀了，用手抠等等，人们面黄肌瘦，弱不禁风。因此不少人患上了贫血、浮肿病等缺乏营养的病症。
1.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为了克服“共产风”和平均主义，贯彻中共中央1958年12月10日下发的《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学习毛泽东1959年4月29日发表的“党内通信”六条。农村实行以生产大队（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公社权力下放，进行算账退赔。原高级社上缴的生产费用、公共积累以及各种生产资料均归还给生产大队所有。生产大队对生产队固定土地、劳力、耕牛、农具，实行包工、包产、包成本以及超产奖励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内归生产大队统一分配，超产奖励部分归生产队分配。可是1959年冬，传达党的庐山会议精神，又开展“反右倾、鼓干劲、保卫总路线、大路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运动，并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口号。有的地方又收回自留地，重办食堂，搞“穷过渡”。实施公社工业化、农业机械化。大办水利建设、社办工业、农牧场、养蚕场、大搞富队帮穷队、大办丰产田、大食堂以及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再次大搞一平二调，重新平调社员的粮食、土地、劳力、耕畜、房屋、农具、家具、猪羊、自留地，其程度更为严重。据统计，前一次占45％，第二次占55％。随后根据上级指示，县里贯彻再次退赔平调财物。并在1961年5月，练市人民公社（俗称大公社）分成练市、荃仁、洪塘、水口4个公社（俗称小公社）。次年1月练市镇从练市公社划出，单独建立练市镇。取消供给制，实行分配大包干。生产队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及留足储备粮食、公积金、公益金、生产费、管理费后，多余的粮食、农副产品与经济收入自行分配。
2.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贯彻中共中央1962年2月13日发出的《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指示》，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归生产队所有，并规定至少30年不变。同年贯彻中共中央9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农业六十条）。正式确定人民公社“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体制，确立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明确规定任何单位无权平调生产队的劳力、资金、产品、物资，解决了从高级社开始就存在的平调问题。国家征派购粮食任务重新落实到生产队。
对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规模也作适当调整，按照有利于生产、有利于经营管理、有利于团结和有利于群众监督的原则，把原来过大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规模进行了调整，练市公社从原来的11个生产大队调整为19个；荃仁公社从原来的9个生产大队调整为27个；洪塘公社从原来的11个生产大队调整为16个；水口公社从原来的7个生产大队调整为15个。此后，社员情绪稳定，劳动积极性明显提高，粮桑畜逐步恢复发展。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造反派夺了公社党委和管理委员会的权，到处召开批斗会，斗争“地、富、反、坏、右”，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破四旧，立四新”，砸庙宇、毁神象；批判封资修，砸烂旧世界，把古老的雕刻、书刊、文艺以至所有文化，统统当成“四旧”进行毁灭性“砸烂”；学生全部成了“红卫兵”，所有学校停学停课，贴大字报，进京串联；工厂不冒烟，工人停工停产闹革命，造反有理。唯独农民只造反、不停工，因为队为基础，三级所有，不生产粮食就没有饭吃。1967年实行“民兵拿总”，1968年搞“大联合、三结合”。同年，练市公社、荃仁公社、洪塘公社、水口公社都相继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生产大队建立革命领导小组，次年改为革委会。次年9月，练市镇建立革命委员会。从此党政财文一切大权都归属于红色革命委员会。继而开展了“农业学大寨”运动。推行政治评分，开展献忠心活动，限制家庭副业，割资本主义尾巴，生产队规模再次合并扩大。极“左”思潮再次引起思想混乱，影响了农业生产发展。
1971年贯彻国务院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精神后，重申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原则，实行按劳分配等基本政策，农业生产才有了稳定和发展。但是由于批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原来的小段包工和小组生产都被统统取消。长期实行大寨式评分，抑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出现了“出工大呼隆，收工一阵风”；“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到夜横竖十分工”；“出工点人头，羊垃圾称斤头，猪人粪量度头，年终分配摇摇头”等不正常现象。在70年代，春蚕期间收种管养（称三抢：抢收春花、抢种三熟制秧苗、抢管二熟制早稻）、夏季“双抢”（抢收抢种）、秋收冬种，三次农忙都强调集中劳动力，乡镇企业全部停工回生产队，外出劳动力全部归队参加农业劳动，但是农时季节却往往抓不住。一个“双抢”一般需要25天至1个月左右时间，到将要结束时，农民的手脚多泡烂了，生产进度就是上不去。
1974年开始，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每年冬天挑土平田做圩埂，大搞小塘泥。当时练市公社每年冬天挑土100万立方米，每亩水田搞满一只小塘泥。另一方面狠抓阶级斗争，大批资本主义。提出：“一把竹笋、一个鸡蛋看方向”；“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自留地上包菜点棵头（20～
30棵，多了拔掉），家庭养鸡养鸭点只头（超过了杀掉），电灯收款点灯头。生产经营上只抓“以粮为纲”，产业单一，经济收入无法提高，全年农民人均收入只有100多元。但是尽管这个时期国家经济困难，进口化肥减少，国内只能生产一些碳酸氢氨，且数量少、肥效低，易挥发、易烧苗。在肥料缺乏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农业生产还是在困难中不断发展。“文化大革命”期间，农业这个基础不垮，靠的就是“队为基础，三级所有”
中国共产党积极引导农民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从临时互助组或长年互助组向初级社、高级社过渡。至1957年，农村全面实现高级社，完成个体农民土地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一农业生产互助组 某些农活历来就有互助合作习惯，如摇船外出扒垃圾、车水、筑圩堤、罱泥、建房等等。互助合作的形式有代工组、临时互助组、长年互助组。1951年春，俞叙娜带头在练市乡羊河滩自然村（今属莲灯村）办起了第一个代工组。农忙季节互相帮工，劳动力强的帮助劳动力弱的，解决了有劳动力无田种，有田无劳动力种的矛盾，使农户抓住了农时季节，普遍获得了农业丰收，第二年羊河滩自然村就办起了常年互助组，还按田亩分摊，投资添置了水车、耕牛等大型农具。办工组以工换工，互助组使用工票。工票分大工、小工，全劳力为大工，妇女、老人、儿童则为小工。以户结算，多还少补，蚕后结算一次，到冬季补平。是年俞叙娜互助组依靠集体力量，晚稻长势喜人，外地来羊河滩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收获时省里派人实打实产，亩产达385斤，受到省政府的表彰，奖励了一部打稻机。
1951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贯彻后，各级党委、政府贯彻“加强领导，典型示范，稳步发展方针”；在政策上给组织起来的集体农民发放贷款，分配化肥；互助组内部，普遍实行自愿互利、等价交换、民主管理的原则。当时互助组的产量普遍比单干户的产量高二三成，所以许多地方都陆续办起了互助组。据统计：1952年全区办起互助組711个。其中常年互助组53个，临时互助组658个。参加互助组的人数22420人，占总人口40％，田亩55760亩，占总亩数42％。1953年，练市9乡1镇共办起长年互助组108个，办起临时互助组749个。参加总户数8365户，总人数26578人，水田旱地总共71744亩，占总土地面积的70.6％。
二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练市贯彻中共中央1953年12月发布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定》后。于1954年，俞叙娜参加嘉兴地委在嘉兴南塘浜举办的培训班，学习1个月后，又带头办起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取名建设社。建设社14户人家，70多亩水田。互助组，实行各自经营，集体劳动，不干涉户上生产自主权，种什么、怎么种，都由自已决定；经营、投入、收益均由各户自理。初级社则土地入社，统
一经营。土地可以参加分红，一般土地一半，劳动力一半。是年夏天发大水，洪涝成灾，淹没了大批土地。党和政府利用集体力量，组织劳动力抗洪排涝，抢时间插秧、管理，充分显示了组织起来战胜自然灾害的优越性。同年冬天，组织群众开展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改造漏塘田，加高加固大包围圩堤，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并利用在抗洪排涝和农田基本建设过程中形成的组织基础，在练市辖区内办起了291个初级社。
1955年春，在贯彻执行“全力巩固，坚决收缩”的方针中，基础较差的地方，就出现“闹社风波”。一些家境较为富裕、农具和劳动力较好的农户，认为与穷困户在一起，是“萝卜烧肉，揩富裕户的油”。所以退社之风一度盛行。已经办起的初级社又退回到互助组，有的退社散组，回到了单干户。
1955年7月，贯彻中共中央提出“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纠正“坚决收缩”，批判“小脚女人、清规戒律”的思想。提出“全党办社”的口号，从此加快了合作化的进程。是年冬天，基本实现了初级农业合作化。
三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4年，练市地区根据嘉兴地委试办高级社取得的经验，1955年冬，贯彻“普遍试办，重点发展”的方针，在典型示范的基础上，加快了初级社向高级社（即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转变。初级社土地参加分红，高级社土地实行集体所有，取消土地分红。向社员征集公有化股份基金，社员以入社耕畜、农具折价款抵交，多还少补。高级社下设生产队，建立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包工、包产、包成本及超产奖励。对三包指标一般实行多奖少赔，也有只奖不赔与全奖全陪的，或者奖70％，赔
30％的；1956年春，根据“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自上而下，层层制订秋后实现高级合作化的规划：训练骨干、扩大积极分子队伍；调查研究高级合作化的经济政策问题；中共嘉兴地委和各县县委进行一个乡全面高级合作化试点工作。秋后，开展并社（小社并大社）、升级（初级社升高级社）运动。到年底，练市地区基本实现了高级农业合作化。到1957年全部转变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未摘帽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也作为候补社员入了社。四人民公社 贯彻中共中央1958年8月29日《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后，10月初，全部实现了人民公社化。练市乡、荃仁乡、洪塘乡、水口乡合并成为一个练市人民公社（俗称大公社），下设练市、长港、荃南、荃步、仁北、洪福、横塘、华林、水口和练市镇等10个大队，大队下设营、连、排、班等军事组织。次年3月10个大队改称管理区，军事化组织撤消。
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管理体制。将原高级社的生产资料、公共积累等财产全部无偿平调归公社所有，由公社统一调配。公社为一级所有制，实行工资与供给制相结合。办起了大食堂，社员自留地和猪羊全部归集体。在人民公社成立之初，强调“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实行“大兵团作战”，提出“放开肚子吃饱饭，摔开膀子搞生产”的口号。
农民发工资，社员吃食堂。“全民大办钢铁”，大批男劳动力被派往湖州西部山里砍树烧炭、挑矿石、炼钢铁，留下的只有“三支大军”：胡子军（老人）、辫子军（妇女）、娃娃军（孩子）。1958年的秋收冬种任务就靠这“三支大军”完成。由于公社社员的劳动报酬不与生产效果挂钩，一些干部头脑发热，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都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注意劳逸结合，打疲劳战，严重挫伤了社员的积极性。加上浮夸风盛行，到处搞“大跃进”和“放卫星”，当时提出：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晚稻亩产超万斤，一个南瓜几百斤，一个蕃薯几十斤等等。把将要成熟的许多田块的稻苗拔起移植在一块田里，称为高产试验田，结果全部烂掉。又如将树叶、稻草丢入河港里，使河水颜色变黄，时称人造尿，说是制造沤肥，用食盐拌泥放在铁锅里炒一炒，说是制造钾肥。上上下下都希望把卫星放上天，结果全部失败。“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使以后的粮食、蚕桑、油菜子连续3年大面积减产，但是因为产量虚报浮夸而使国家粮食征购任务只增不减。从1959年开始，粮食严重紧缺，人民生活发生困难。城镇人口虽然粮食也有困难，但是每天一斤原粮尚可保证（稻谷），而农村人口的困难却无人问津，许多家庭吃不饱，挖野菜、吃菱根，啃树皮、咽草根、吃谷壳糠、甚至食观音土。拉不出大便，肚子胀了，用手抠等等，人们面黄肌瘦，弱不禁风。因此不少人患上了贫血、浮肿病等缺乏营养的病症。
1.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为了克服“共产风”和平均主义，贯彻中共中央1958年12月10日下发的《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学习毛泽东1959年4月29日发表的“党内通信”六条。农村实行以生产大队（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公社权力下放，进行算账退赔。原高级社上缴的生产费用、公共积累以及各种生产资料均归还给生产大队所有。生产大队对生产队固定土地、劳力、耕牛、农具，实行包工、包产、包成本以及超产奖励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内归生产大队统一分配，超产奖励部分归生产队分配。可是1959年冬，传达党的庐山会议精神，又开展“反右倾、鼓干劲、保卫总路线、大路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运动，并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口号。有的地方又收回自留地，重办食堂，搞“穷过渡”。实施公社工业化、农业机械化。大办水利建设、社办工业、农牧场、养蚕场、大搞富队帮穷队、大办丰产田、大食堂以及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再次大搞一平二调，重新平调社员的粮食、土地、劳力、耕畜、房屋、农具、家具、猪羊、自留地，其程度更为严重。据统计，前一次占45％，第二次占55％。随后根据上级指示，县里贯彻再次退赔平调财物。并在1961年5月，练市人民公社（俗称大公社）分成练市、荃仁、洪塘、水口4个公社（俗称小公社）。次年1月练市镇从练市公社划出，单独建立练市镇。取消供给制，实行分配大包干。生产队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及留足储备粮食、公积金、公益金、生产费、管理费后，多余的粮食、农副产品与经济收入自行分配。
2.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贯彻中共中央1962年2月13日发出的《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指示》，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归生产队所有，并规定至少30年不变。同年贯彻中共中央9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农业六十条）。正式确定人民公社“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体制，确立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明确规定任何单位无权平调生产队的劳力、资金、产品、物资，解决了从高级社开始就存在的平调问题。国家征派购粮食任务重新落实到生产队。
对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规模也作适当调整，按照有利于生产、有利于经营管理、有利于团结和有利于群众监督的原则，把原来过大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规模进行了调整，练市公社从原来的11个生产大队调整为19个；荃仁公社从原来的9个生产大队调整为27个；洪塘公社从原来的11个生产大队调整为16个；水口公社从原来的7个生产大队调整为15个。此后，社员情绪稳定，劳动积极性明显提高，粮桑畜逐步恢复发展。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造反派夺了公社党委和管理委员会的权，到处召开批斗会，斗争“地、富、反、坏、右”，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破四旧，立四新”，砸庙宇、毁神象；批判封资修，砸烂旧世界，把古老的雕刻、书刊、文艺以至所有文化，统统当成“四旧”进行毁灭性“砸烂”；学生全部成了“红卫兵”，所有学校停学停课，贴大字报，进京串联；工厂不冒烟，工人停工停产闹革命，造反有理。唯独农民只造反、不停工，因为队为基础，三级所有，不生产粮食就没有饭吃。1967年实行“民兵拿总”，1968年搞“大联合、三结合”。同年，练市公社、荃仁公社、洪塘公社、水口公社都相继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生产大队建立革命领导小组，次年改为革委会。次年9月，练市镇建立革命委员会。从此党政财文一切大权都归属于红色革命委员会。继而开展了“农业学大寨”运动。推行政治评分，开展献忠心活动，限制家庭副业，割资本主义尾巴，生产队规模再次合并扩大。极“左”思潮再次引起思想混乱，影响了农业生产发展。
1971年贯彻国务院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精神后，重申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原则，实行按劳分配等基本政策，农业生产才有了稳定和发展。但是由于批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原来的小段包工和小组生产都被统统取消。长期实行大寨式评分，抑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出现了“出工大呼隆，收工一阵风”；“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到夜横竖十分工”；“出工点人头，羊垃圾称斤头，猪人粪量度头，年终分配摇摇头”等不正常现象。在70年代，春蚕期间收种管养（称三抢：抢收春花、抢种三熟制秧苗、抢管二熟制早稻）、夏季“双抢”（抢收抢种）、秋收冬种，三次农忙都强调集中劳动力，乡镇企业全部停工回生产队，外出劳动力全部归队参加农业劳动，但是农时季节却往往抓不住。一个“双抢”一般需要25天至1个月左右时间，到将要结束时，农民的手脚多泡烂了，生产进度就是上不去。
1974年开始，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每年冬天挑土平田做圩埂，大搞小塘泥。当时练市公社每年冬天挑土100万立方米，每亩水田搞满一只小塘泥。另一方面狠抓阶级斗争，大批资本主义。提出：“一把竹笋、一个鸡蛋看方向”；“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自留地上包菜点棵头（20～
30棵，多了拔掉），家庭养鸡养鸭点只头（超过了杀掉），电灯收款点灯头。生产经营上只抓“以粮为纲”，产业单一，经济收入无法提高，全年农民人均收入只有100多元。但是尽管这个时期国家经济困难，进口化肥减少，国内只能生产一些碳酸氢氨，且数量少、肥效低，易挥发、易烧苗。在肥料缺乏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农业生产还是在困难中不断发展。“文化大革命”期间，农业这个基础不垮，靠的就是“队为基础，三级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