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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有壬 徐有壬（1800—1860），清末大臣、数学家，双林人。字君青，又作钧卿。
  道光九年（1829）中进士，授户部主事。道光二十一年（1841）升员外郎，次年为郎中。道光二十三年（1843），出任四川成绵龙道，并先后出任广东盐运使、广东按察使、四川按察使、云南布政使等职。咸丰三年（1853），调任湖南布政使。咸丰五年（1855），以母忧赶回原籍湖州。适太平天国运动迅速发展，浙江巡抚何桂清奏请朝廷，以徐督办湖州团防，对抗太平军。咸丰八年（1858），徐又督办江南军营粮台，后任江苏巡抚。咸丰十年（1860）春，太平军围攻湖州，徐从江苏派兵增援。同年五月，李秀成又率太平军进攻苏州，徐急函上海松太道吴煦，向英法联军求援。6月2日太平军攻克苏州，徐身亡。
   徐有壬自幼研究数学，八岁时就能解勾股，精通天文数字，与当时著名数学家李善兰等往来甚密，共同探讨数学问题。著有《四元玉鉴》《务民义斋算学》等书。
   徐有壬故居旧址在双林河界桥南西侧，保存尚完整。原有慈禧和光绪所赐匾额，毁于20世纪60年代末。
   《清史》中有徐有壬的人物传略如下： 徐有壬，字钧卿，顺天宛平人，原籍浙江乌程。道光九年进士，授户部主事，洊升郎中。出为四川成绵龙道，署按察使。治啯匪，擒其魁，余党解散。迁广东盐运使，署按察使，清远土匪戕官，驰剿平之。迁四川按察使。文宗即位，下诏求言，司道率引嫌，罕所陈奏。有壬独密疏，论事切直。迁云南布政使，调湖南。咸丰五年，以母忧回原籍。浙江巡抚何桂清奏起有壬治团防……十年春，粤匪复犯湖州。有壬咨商桂清，遣游击曾秉忠率舟师往援。水陆夹击，贼被创退。寻复出东坝、溧阳，间道径趋杭州。急请调提督张玉良驰援，杭州甫陷旋复。桂清奏捷，惟言籓司王有龄功，得优擢，有壬仅予议叙。未几，和春等师溃，退守丹阳，有壬急 徐有壬旧宅石碑运粮械济之，而张国梁、和春先后战殁，何桂清弃常州不守。四月，贼遂长驱犯苏州。有壬移檄责让，桂清抗疏劾之。张玉良自请助守城，令屯葑门外，忽夜遁。明日，有壬巡城，广勇通贼，开门纳贼。短兵巷战，贼矛刺有壬冠，抗声骂贼，遇害。子震翼与妾、女同死。诏优恤，予骑都尉世职，谥庄愍，苏州建专祠。
   有壬幼时尝览族谱，得远祖应镳阖门殉节事，慨然曰：“吾他日当如此！”至是果验。八岁解勾股术，父死，依叔父于京师，师事姚学塽。学必求有用，尤精历算，著有《务民义斋算学》行世。
   最近，哈尔滨工业大学孙力教授发表了《徐有壬及其数学著作研究》的专著，全文共分三部分介绍晚清数学名家徐有壬及其数学成就。一是据所收集到的资料介绍徐有壬的生平事略及著作版本。二是通过对现存徐有壬全部数学著作的分析研究，详细阐述他在无穷幂级数展开式的推导、无穷幂级数展开式的应用、球面三角学研究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三是指出徐有壬在无穷级数研究领域所进行的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在中国数学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姚学塽 姚学塽（1766—1826），清代学者，双林镇人。字晋堂，一字镜塘。嘉庆元年（1796）进士，授内阁中书，官至兵部职方司郎中。
   姚学塽天资聪颖，自小喜静不好动，读书非常用功，博览群书，学问渊博。乾隆五十四年（1789）以拔贡举于乡，嘉庆元年（1796）中进士，廷试以“时务策”列为二甲。
   姚学塽生性耿直，严于律己，做官后清正廉洁，不攀权贵，不登权臣显宦之门，志高行洁。他在嘉庆元年中进士授内阁中书时，和珅是大学士。按照清朝惯例，内阁中书都要对大学士行弟子之礼。他耻于以和珅为师，宁可弃职回家。直至和珅被处罚后，他才重入京师，并被转至兵部任职。在与上司的交往中，他始终不卑不亢。任职期间，他上朝不用马车相送，宁愿徒步而行，他的门下弟子赠送给他的礼品也一概不接受。他常说：“人必内自定，然后可以应物。”道光六年（1826），为了平定新疆的张格尔叛乱，任兵部职方司郎中的姚学塽任劳任怨，夜以继日地工作，终于积劳成疾，逝于京师寓所。他生前没有给家人留下什么珍贵的财产。他的门下弟子专门刻印了《竹素斋文集》和《竹素斋诗集》等，以哀悼他。好友姚文田等为他撰写传记。咸丰九年（1859）浙江巡抚请于朝祀乡贤，同治九年（1870）入祠。
   姚学塽任京职间，诗词著作颇多，亦善数算。因发妻不愿去京，他亦不纳妾，故案头文稿任由门下弟子拿去。故居姚家弄仅一进三间，现尚存于双林镇。
   梁希 梁希（1883—1958），原名曦，留日后改名希，早年字索五，后改字叔五、叔伍，笔名凡僧、一丁、阿五等。1883年出生于双林镇。梁希幼年丧父，初在私塾启蒙，稍后就学于蓉湖书院，资质聪慧，过目不忘，加以家学渊源， 梁希纪念馆根基深厚，佼佼出众，曾有“两浙才子”之称。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清政府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梁希激愤之余，立志报国。1905年报考浙江武备学堂，学习西方军事，以优异成绩毕业。并于1906年赴日本士官学校学习，由于品学兼优，被选为班长。适值孙中山先生在东京建立中国同盟会，出版《民报》，鼓吹革命。比梁希长五岁的陈英士从吴兴到东京学习军事，于是和梁希先后加入了同盟会。1907年和
  1909年，梁希曾两次回国短期度假。辛亥革命期间，受同盟会派遣辍学回国，他在江苏一带联络党人乡亲，准备举事，并参加浙江湖属军政分府，从事新军训练。不久南北议和，清帝退位，军政分府撤销。他复去日本，改入东京帝国大学林科，这是他一生中的最大转折。他从此立志为建设祖国而勤奋学习先进的林业科学。在河合铈太郎、木多静六、川濑善太郎、右田丰四郎和三浦伊八郎诸教授的指导下，他对林产制造学和森林利用学产生了兴趣。
  1918年，梁希从日本学成回国，初受北京政府选派，前往奉天安东（今辽宁丹东）中日合办的鸭绿江采木公司任技师。由于日方理事长大权独揽，肆意扩大伐区范围，几将长白山的红松林滥伐殆尽，触目惊心，梁希无力制止，愤然离去。同年应聘于北京农业专科学校（今北京农业大学前身）林科任教。
  该校是我国最早设置林科的高等学校之一，不少老一辈林学家如程鸿书、侯过、钟毅、吴恺、凌道扬、张福延等，都在这里任教，为我国培育出一大批早期的林业人才。
   鉴于日本的林业科学技术最早是从德国引进的，为了直接借鉴德国林业化学和木材研究方面的成果，开拓自己的知识领域，梁希于1923年自费前往德国，在萨克森州的格廷根林学院研究林产化学和木材防腐学，历时四年。他虽已年过四十，但还是如饥似渴地虚心求学进修，他那严谨踏实的治学精神，给教师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7年，梁希从德国返回时，北京农专已改名为国立北京农业大学，他受聘任教授兼森林系主任。其时，军阀张作霖杀害了李大钊等革命者，腥风血雨笼罩北京。梁希为了摆脱那阴森恐怖的险恶环境，于1928年南下杭州，受聘任浙江大学农学院森林系主任，并一度担任中华农学会与德商爱礼斯化 梁希肖像肥公司在上海合作筹办的农业研究所研究员。1929年，梁希应浙江省建设厅长程振钧之请，兼任建设厅技师，负责调查全省山林概况。他自夏至冬，踏遍杭、湖、宁、绍、台各地的山山水水，先后发表了《两浙看山记》《对于浙江旧泉塘道属创设林场之管见》《西湖可以无森林乎》等调查报告和文章，对浙江的林业建设和杭州西湖的造林绿化提出许多中肯的意见。
  1933年8月，梁希与金善宝、蔡邦华、朱凤美等六十余位教师因不满浙大校长郭任远的独断专横，纷纷辞职离校。梁希应中央大学农学院院长邹树文之聘，在森林系任教，他从此为创建和苦心经营中大森林化学室呕心沥血。历经十六个春秋，他先后培育了一大批林业专门人才。
  1944年底，抗日战争后期，日军进攻大西南，桂林失陷，川黔告急。在重庆的一部分文教科技界人士如许德珩、潘菽、涂长生、黎锦熙等发起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主张“团结民主，抗战到底”，发扬五四“反帝反封建”的精神，为实现人民民主与发展人民科学而奋斗，后逐渐演化为“民主科学社”这一学术性的政治团体，梁希也积极地参加这些活动。1945年9月3日，为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民主科学社”改名为“九三学社”。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召开成立大会，选出许德珩、潘菽等十六人为理事，卢于道、梁希等八人为监事，并发表成立宣言，提出八点基本主张和三点对时局的主张。
  1946年冬，梁希随中央大学由重庆迁回南京，继续参加爱国民主活动。
  南京解放前夕，中央大学教授会于1949年1月推选梁希、胡小石等三位教授为校务维持委员会常委，承担起了维护学校和保护同学的重任。南京解放后，中央大学改为南京大学，梁希任校务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梁希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林垦部（1951年11月改为林业部）部长。
   梁希的一生大都在教育园地耕耘，桃李遍神州，晚年的他为祖国的林业事业建设鞠躬尽瘁，成绩显著。
   梁希于1958年身患肺癌，病情日渐加剧，于12月10日清晨5时与世长辞，享年75岁。梁希逝世后，由周恩来、彭真、习仲勋、郭沫若、许德珩、沈钧儒等组成治丧委员会，遗体于八宝山革命公墓安葬。
   梁希雕像 梁希不仅是我国林业界的先驱导师，同时还是一位“把国土绘成丹青”的艺术大师。九三学社湖州市委与湖州市林学会为了纪念他，共同发起建立梁希森林公园。梁希森林公园位于湖州市区南郊104国道西侧的麓山林场境内，距市区7公里，总面积达739亩。公园环境清幽，景色宜人，梁先生的雕像昂首挺胸于青山环抱之中，为后人瞻仰。
   莫觞清
  1933年，文学巨匠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问世，成为当年文坛上的一大重要事件，甚至瞿秋白先生把1933年都叫作“子夜年”。在茅盾的《子夜》中，主人公叫吴荪甫。吴荪甫出生在双桥镇，是一个有抱负、有实力、有手腕的资本家，他想要做一个正正派派的工业家、企业家，希望在中国发展实业，因而看不起赵伯韬这种人。但是当他刚刚迈出第一步时，就遇到了困厄。
  一是衰落，中国丝在巴黎、纽约被日本丝排挤。当他不得不把损失转嫁给工人时，引起了工人的反抗。二是农民运动兴起，家乡双桥镇告急，这位出身大地主阶级的资本家失去了资本的一个重要来源。三是赵伯韬找上门来，提出联合建立多头公司，实则准备随时吞掉他的资产。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来应对如麻的棘手问题。他的果决和铁腕也随之表现出来，一时成为上海滩上的风云人物。但他处境险恶。赵伯韬可以扒进各种公债和各样女人，吴荪甫则要把全部精力用于事业，“过着打仗一般的生活”。
  由于军阀连年混战，人民购买力大降，再加上交通阻隔，商品销售困难，严重打击了吴荪甫的事业。而另一方面，农村破产使得大批农村资金流入城市，例如那个让女儿出卖色相的老地主冯云卿就是带着大笔款子到上海来的。摇摇欲坠的民族工业无力吸引这批资金，于是它很快就流入金融投机市场，那里正是金融托拉斯赵伯韬的天下。吴荪甫为了打败这个劲敌，竟也把资金投入这个买空卖空的冒险投机事业，走上自己开始时并不想走的路，并且遭到惨败，一切理想落空。为了与赵伯韬“开个玩笑”，他在美国老板面前碰个钉子，便把产业卖给了英、日帝国主义。吴荪甫自己空做了一场黄粱梦，最终还得投入洋人的怀抱。
   但是吴荪甫并不是理想的傀儡，他有自己鲜明的性格特征，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活人。一方面是由魄力和学识养成的冷静、清醒，一方面是由残忍和虚弱结合产生的暴躁，这些都形成了吴荪甫特有的心理状态。当他规划发展自己的事业时，他知道手中要有两本账，一是远景的，一是始于足下的，他确实有着求实的态度。但毕竟本性难移，利令智昏，他在困难面前一反科学精神，迷信“成事在天”，甚至纡尊降贵亲临公债场前线，晕倒在经纪人的岗亭里，连汽车抛锚也能使他胆战心惊，大失常态。
   《子夜》是冒险家乐园上海的一幅巨大画卷。这个故事发生在1930年的两个月时间里，主人公吴荪甫雄心勃勃，企图发展民族工业，但这理想在现实面前迅速地被碰得粉碎，他转瞬之间便破了产，最后把自己的产业出卖给帝国主义了。吴荪甫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他的悲剧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共同悲剧，这说明20世纪的中国没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围绕吴荪甫的活动，《子夜》描绘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的广阔画面——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反动当局镇压、破坏人民革命运动，帝国主义掮客四处活动，中小民族工业被吞并，公债场上演惊心动魄的斗法，各色地主四处活动，资本家家庭内部矛盾重重……从而较大规模地反映出当时复杂的阶级矛盾。
   这个吴荪甫的原型就是莫觞清，莫觞清1871年出生于双林镇。他学徒出身，勤奋好学，精于英语，自强起家。深得上海丝业大王杨信之赏识，先做翻译，继升为总管车。光绪三十三年（1907）自创久成丝厂，后发展为五个厂的久成丝厂集团。为打开美国生丝市场销路，他应邀兼任兰乐璧洋行买办。他深知生丝原料出口之弊，于民国9年（1920）春创办美亚织绸厂，由实业家蔡声白担任经理，至民国17年（1928），久成丝厂集团已拥有十家厂。
   现在，上海武康路2号有一处小巧玲珑的独立式花园洋房，一墙之外就是著名的丁香花园，马路对面是面粉业巨子孙多森的豪宅，左右两侧也是独立的花园小楼。这儿墙不高而树干高，院相隔而树不相隔，浓密的绿荫把街区连成一片，极具法租界地段小而巧、淡而雅的风韵。
   半个多世纪以来，这栋花园洋房曾安顿过许多单位和住家。大到上海市委原书记柯庆施、华东检察院原检察长王范，小到机关托儿所的阿姨和孩子们，还有市委机关的普通干部。粉碎“四人帮”以后，这儿还曾是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的所在地。然而在半个多世纪以前，这儿是上海丝业大王莫觞清的家园，右侧小院是他的女婿蔡声白的住宅。这翁婿两人，均是上海滩数得着的实业家。
   在茅盾《子夜》中，对以莫觞清为原型的吴荪甫有过一段精辟的描述，其实，这也就是对莫觞清性格的总结。“只有吴荪甫的眼睛里却闪出了兴奋的光彩。和孙吉人尚属初交，真看不出这个细长脖子的小脑袋里倒怀着那样的高瞻远瞩的气魄。吴荪甫觉得遇到一个‘同志’了。荪甫的野心是大的。
  他又富于冒险的精神，硬干的胆力；他喜欢和同他一样的人共事，他看见有些好好的企业放在没见识、没手段、没胆量的庸才手里，弄成半死不活，他是恨得什么似的。” 茅盾在《子夜》中，把吴荪甫的家乡写成双桥镇，而这个双桥正是莫觞清以古桥闻名于世的家乡双林镇。下面摘自《子夜》的几段描述其实就是对双林镇和生活在双林的莫觞清舅父的真实写照： 就在吴老太爷遗体入殓的那天下午，离开上海二百多里水路的双桥镇上，一所阴沉沉的大房子里，吴荪甫的舅父曾沧海正躺在鸦片烟榻上生气。这位五十多岁的老乡绅，在本地是有名的“土皇帝”。自从四十岁上，他生了一位宝贝儿子以后，他那种贪财吝啬刻薄的天性就特别发挥。
  可惜他这位儿子虽名为“家驹”，实在还比不上一条“家狗”，因此早该是退休享福的曾沧海却还不能优游岁月，甚至柴米油盐等等琐细，都得他老人家操一份心。
   而最近两三年来，他的运气也不行。第一幅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子在双桥镇上飘扬的时候，嚷得怪响亮，怪热闹，又怪认真的“打倒土豪劣绅”，确使曾沧海一惊，并且为万全计，也到上海住过几时。后来那些嚷嚷闹闹的年轻人逃走了，或是被捕了，双桥镇上依然满眼熙和太平之盛，可是曾沧海的“统治”却从此动摇了；另一批并不呐喊着要“打倒土豪劣绅”的年轻人已经成了“新贵”，并且一步一步地从曾沧海那里分了许多“特权”去。到现在，曾沧海的地位降落到他自己也难以相信：双桥镇上的“新贵”们不但和他比肩而南面共治，甚至还时时排挤他呢！ 汤祖兴 汤祖兴（1884—1939），字也钦，双林镇人。幼年就读于双林私塾，后进上海瑞纶丝厂，因天资聪颖，刻苦好学，光绪三十三年（1907）被同乡莫觞清招聘进久成丝厂，并深得青睐。后被提拔为久成公司宝泰丝厂经理。汤祖兴上任后善于捕捉市场信息，注重产品质量，所产厂丝虽然价格昂贵，但仍是市场争夺的对象。民国16年（1927），莫觞清将久成公司第三厂六百二十四台缫丝车划归宝泰丝厂独家经营。汤祖兴不负所望，一年获利十万两银子。
   民国18年（1929），日本丝几乎独占了世界上生丝消费量最大的美国市场，中国丝受到排挤。汤祖兴投资十万两银子，改革旧式缫车，在上海龙华建造占地二十二亩的日新改良丝厂，定制日式缫丝车三百二十二台、复摇车
  一百四十二台，并配有煮茧机、剥茧机等成套设备。并向诸暨、绍兴等地雇用女工，供给膳宿，取消打盆女工。可以说，日新改良丝厂在当时上海缫丝工业中是最早改革的一家丝厂。汤祖兴还派人员赴日本考察，准备大干一场。
  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开始冲击中国，厂丝价格从每担一千一百八十两银子下跌到六百两，丝厂大多倒闭。汤祖兴运筹帷幄，将日新改良丝厂迁到龙华，改名宝泰顺丝厂，继续经营。
   民国20年（1931），美国以每担一千一百两银子购买中国厂丝四千包，上海各缫丝厂唯恐亏本，犹豫不决。汤祖兴审时度势，当机立断，向久成公司老板莫觞清说明得失后，将久成公司各厂可以出售的两千担厂丝全部抛售。
  不久，丝价暴跌，上海各缫丝厂老板倾家荡产。莫觞流拍案喟叹：“我幸得祖兴‘子房’，不然公司倒闭！” 民国24年（1935），厂丝销量转旺，汤祖兴与方秀扬合作，在上海新加坡路（今余姚路290号）又建缫丝厂，置生缫丝车二百四十台、复摇车
  一百二十台及煮茧机、剥茧机、引擎等一整套机械设备。
   民国28年（1939），日本为了垄断中国蚕丝，在上海成立“中华蚕丝公司”，重金聘请汤祖兴，欲与宝泰顺丝厂合作，遭到坚决拒绝，日本军队强行拆毁宝泰顺丝厂。汤祖兴无所畏惧，坚持与日本成立的“中华蚕丝公司”抗衡。因浙江沦陷，无法购到质量好的浙北干茧，汤祖兴于民国28年（1939）
  12月赴宁波购买浙东干茧，不幸身患急性肺炎而去世。
   沈子槎 沈子槎（1881—1969），现代实业家，双林人。幼年家境贫困，15岁进上海久成绸庄做学徒，出师后被派往河南镇平县分庄收购府绸。1912年与人合资创办上海大丰府绸庄。由于经营有道，生意日益兴旺。1930年大量收购山东、河南、上海、苏州、杭州一带府绸出口。1948年，与印度人合资开设的永祥洋行在香港开设永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组织三十一家厂商联营出口业务，任上海市国际贸易联合会董事长。
   沈子槎于1947年参加中国民主建国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上海曾受到周恩来接见。他热爱祖国，思想进步，曾数次掩护地下革命同志，资助人民解放事业，并为上海解放作出了一定贡献。1949年被选为中国民主建国会出席首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十二名代表之一。曾登上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1954年当选为首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届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常委。
   沈子槎又是一位文物、古钱币收藏家，他珍藏的历代钱币达4000余枚。
  1960年后，在夫人的帮助下，他将这些钱币陆续整理分送给北京、上海、浙江省和湖州市博物馆，以及宁波的天一阁。
   沈子槎 蔡声白 蔡声白（1894—1977），现代实业家，双林镇人。名雄，字声白。1900年进双林学堂，1905年入杭州府中学堂，毕业后于1911年考入北京清华学堂，并于1915年被保送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深造，攻习地质学。在此期间，还学会了一套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方式，1919年获得工学学士学位。归国后，到同乡莫觞清在上海开创的美亚织绸厂任职。由于他精明干练、善于经营管理，于1921年被聘为美亚织绸厂经理，并成为莫家的乘龙快婿。
   蔡声白初进美亚厂时，厂里织绸机仅有十二台。由于他善于经营，先后开设美亚第二厂，兼并天纶美记分厂、天纶美记总厂、久纶绸厂及南新绸厂，到1933年2月组创美亚织绸厂股份有限公司时，已拥有织绸机达1200台，隶属该公司的有16家丝绸工厂或公司。1933年美亚公司的资本达法币
  280万元，拥有职工3000多人。这时美亚织绸厂的规模在全国范围内已首屈
  一指，闻名遐迩。
   蔡声白在企业管理、经营推销、金融调度等方面都有一套独到的功夫。
  他极力笼络高级职员，鼓励他们参与企业投资经营。为避开劳资雇佣矛盾，他将工厂出租给厂长，自己在幕后操纵。在产品推销上，他避开中间环节，直接与国外联系，曾亲赴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视察，通过在新加坡设立分公司、与巴达维亚富商订立销售合同等，把过去被日本绸缎排挤出南洋的中国丝织品市场，重新又夺了回来。为推销商品，他在广告宣传上网罗电影、舞蹈明星，拍摄时装表演影片，并携带美亚绸缎，多次分赴南洋群岛及国内外重要港口城市，举办产品展览会，放映电影，广泛宣传。他在经济活动与金融调度方面也颇具匠心。通过留美同学、中国银行总裁张公权的帮助，设立“关栈厂”，使进口原料人造丝和产品出口的关税得以免除，从而打入国际市场。他还以美亚织绸厂全部财产向张公权任总裁的中国银行作抵押，在银行“监督”下获得长期透支100万的优厚条件，这在国民党政府币值不断贬值的情况下是极为少见的。1944年，他招股组织中国丝业股份有限公司，邀请浙江同行组织成立江浙丝绸业联合会，自任总经理和董事长，并谋获“丝茧贷款”伪储备券5亿元。因此，在物价飞涨的敌伪时期，中国丝业公司得以快速发展。此外，蔡声白还担任上海市电机丝织厂商业工会主席、商业统制联合委员会委员等职，故成为上海丝织工业界的领袖人物。
   抗日战争胜利后，蔡声白曾赴美国考察丝织业，感慨“中国丝织业很难与之抗衡”。遂转香港做地产买卖生意。1951年曾回内地参观，后侨居澳大利亚。1977年4月病故。
   叶桔泉
  1896年，叶桔泉出身于双林镇的一个农民家庭，自幼好学上进的他，读了几年私塾后，却因家贫辍学务农。他白天辛勤地从事农业劳动，晚上在油灯下发奋勤读。为了抓紧时间，放羊的时候，他手里总要拿本书学习。在农田车水时，他就背书，有时一不留意，失足落入水中，虽然受到旁人的讪笑，可是他满不在乎。后来他很乐意与别人提起这段往事，他说他落水的时候，正是他背书背得最出神的时候。十八岁那年，他目睹农村缺医少药的现状，萌发了学习中医的念头。家里拿不出钱来供他拜师，他就发奋自学。他想方设法借来许多中医经典著作，如《伤寒指掌》《伤寒集解》《本草纲目》《证治汇补》等。对一个自幼失学的青年来说，要读懂并理解中医典籍，困难极大。
  他不仅废寝忘食地研读，还摘录重点，并到处向人请教，广泛收集研究秘方单方，边看病边学习，治好了许多疑难杂症，不数年就声名远扬。二十二岁那年，叶桔泉正式开业行医。他在家乡行医十多年，以其精湛的医道，救治了不少病人，在当地赢得了很高的声誉。20世纪30年代初，苏州贝松泉湖笔店主人贝瑞森再三动员他去苏州创业。因为苏州有很多著名医家可以相互切磋，有很多的机会与外界交流。叶桔泉便毅然告别了家乡父老，来到苏州开业，先后设诊所于铁瓶巷、乔司空巷、西美巷等处。
   在苏州，叶桔泉在悬壶济世的同时还积极开展教学工作。他长年收徒授医，对待学生既严格要求又和蔼可亲。他时常在存济医庐与学生一起探讨医术，循循善诱，把自己平生所学倾心相授，深得学生景仰。他的很多著作就是在学生的参与下完成的。叶桔泉济世救人，声名远播，许多决心献身中医事业的青年学子慕名远道而来。有鉴于此，叶桔泉又创办了存济医庐通函医学研究所（相当于如今的函授班），与他们在信函中切磋交流，教学相长。
  研究所坚持开办了二十来年，为祖国的医学事业培养出了一大批学有所成的 叶桔泉中医药人才，桃李满天下。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大力提倡科学，积极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东瀛的医学本与中医学一脉相传，称为汉医，也在此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叶桔泉了解到汉医中有许多值得借鉴的东西，为了便于学习交流，他就自学日语，主动与日本医学界人士交朋友，还选派自己的学生去日本留学。同时，他翻译了很多日本医药书籍，介绍给中医学界，日本朋友对叶桔泉也非常钦佩。
  这样的“以医会友”，加深了两国医学界的沟通，促进了中医学的发展，持续了几十年。
   叶桔泉很注重总结临床经验，他特别重视中药学的整理和研究。他一生中共出版著作27种35册，发表医学论文数百篇，总计近一千万字，为我国的医药学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重要著作《近世内科国药处方集》共
  六集，自1933年着手编写，历时七年，于1939年全稿才得以完成。出版这部著作更是艰辛备尝。在抗战前，叶桔泉在叶古红、施今墨两位名中医的赞助下，出版了《近世内科国药处方集》一至三集。不料印刷厂突遭火灾，印就而尚未出厂的新书全被焚毁，经济损失极大，幸好原稿保存完好。不久，抗战全面爆发，在战火纷飞中，他多年来的积蓄荡然无存，出版一事，顿成泡影。正一筹莫展之际，他收到一封来信，展读之余，不禁喜出望外。原来有一位素昧平生的读书人陈康孙，得悉此事，愿意慷慨解囊。陈康孙出身于富商家庭，从青年时起，就喜欢研究中医学，平时经常阅读叶桔泉的著作，对他非常钦佩。由于陈康孙的鼎力资助，全书终于顺利出齐。两人也因此成了莫逆之交。这件事在当时的中医界传为美谈。叶桔泉的很多著作，深受中医学界好评，流传极广。他视医学为生命，直至晚年，仍孜孜不倦地钻研，即使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身心备受摧残，他也不放弃写作。1972年出版的《实用中药与偏方》一书，谁能想到竟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利用隔离审查的时间，动笔写成的呢？ 叶桔泉于1953年秋离开苏州，出任江苏省中医院院长，不久又升任江苏省卫生厅副厅长，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任中国药科大学教授。
   晚年，叶桔泉总结了自己几十年来的坎坷生涯，立志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1980年，这位八十五岁高龄的老中医，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一天，他特意穿上新衣服，去照相馆照了张半身像，作为纪念。
   叶桔泉于1989年7月7日逝世，享年九十三岁。临终前，他将出版著作的全部稿费，捐赠给了医药研究机构。他为祖国传统的医药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成就卓越。
   闵一帆 闵一帆，1911年出生于双林镇，现代工人运动领导人。1930年到德国留学，1934年由第三国际调往新加坡领导海员工人斗争，曾协助陈云制订东北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运输部长。1954年应越南胡志明主席之邀，中央派他去越南帮助制订年度计划。20世纪60年代初，任中南局监察委员会书记等职。
  1927年蒋介石在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的支持和怂恿下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屠杀、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腥风血雨、血流成河，全国一片白色恐怖。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共产党遭受重创，全国革命形势转入低谷。可是，就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革命转入低潮的两年间，就在反革命政变的策源地上海，就在当时被称作“一潭死水”的同济大学却掀起了两次“轩然大波”——闹了两次影响巨大、意义深远的学潮并取得完全的胜利。他们先后将两任反动校长——军阀张仲苏、政客张群赶下台，震动了全上海，对反革命政变也是一个很好的回击，成为同济大学校史上学生运动最为光辉灿烂的一页。
   提到同济大学这两次学潮，就不能不提到这两次学潮杰出的领导人、组织者——闵一帆。
   闵一帆从小随母亲在双林镇生活，十一岁时母亲病逝，在上海经商的父亲把他接到身边。十三岁那年，父亲为了他将来在上海滩做生意“吃得开”“有前途”，就把他送到著名的南洋大学，即现在的交通大学下院去上学。十六岁时，他怀抱着学好德文到德国去读《资本论》的美好理想，跨进了同济大学的校门。没想到，这一去如同蛟龙入海，在“一潭死水”的同济大学竟然掀起阵阵轩然大波——两年中他带头闹了两次学潮并且一浪更比一浪高。
   闵一帆到同济原先只抱着埋头苦读、争取早日学好德文和筹到经费到德国去读《资本论》的目的，决心不管不问同济的事，而同济深厚的学习氛围也正契合了他埋头苦学的心理。他更关心的是南洋互励互会的发展和进步，每个月总得回南洋几次。他没上过南洋中院，下院只是高小程度，因而他必须把高中四年的课程在这两年内装进头脑里，务求都考及格能升级，负担是很重的。同时，他还要抽空写书，一是为了宣传进步、革命思想，二是为了出书赚稿费筹集出国经费。这些都占用了他大量时间，花费了他大量心血和精力，使他也无暇顾及同济之事，他只想平安无事地度过这两年。
   可是，“竹木无心偏生枝节”，“树欲静而风不止”。闵一帆不想惹事，但是“事”却惹上他了。
   和他同宿舍的是三个华侨子弟，四个人关系很融洽，他了解到他们三个人一个想学文艺，一个想学哲学，一个想学航空当飞机驾驶员。他们很羡慕德国的科学、哲学、文艺，他也如实告诉他们自己想到德国去学《资本论》的志向。三个华侨子弟对他有如此远大志向极为佩服，因而还公推让他坐在面对窗口的小书桌的位子上以表示对他的尊敬。能获此“殊荣”当然不错，可是这一下却让囊中羞涩的他多花十多块钱安了个台灯。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快放寒假了，同学们为了迎接期末考试更加没日没夜勤奋复习了，安台灯的也就多了起来。为了开夜车不受晚上十点熄灯的限制，不少人都把电线接到宿舍走廊的线路上。这事叫那个善于对上级和洋人阿谀奉承、百般讨好，更善于“雁过拔毛”千方百计捞钱的校务长知道了。
  在查看了各宿舍后，他立即通过校长室秘书向校长张仲苏作了添油加醋的汇报，住在上海从不来吴淞上班的张仲苏立即在电话里指示：“把台灯没收了！” 那天闵一帆他们四个回到宿舍发现几盏台灯不见了，就问明情况。闵一帆一听就火了：“这像什么话？！拿人家的东西也得说个理由打个招呼，‘不告而取谓之贼’，这个校务长连这点都不懂，真是岂有此理！”于是，闵一帆以个人名义，代表一百五十六名台灯被没收的同学给校长写了一封信。
   信通过校长办公室送去了。张仲苏这个北洋军阀出身只在同济挂名不在同济上班的校长以为几个毛孩子闹事好对付，就采取了拖的办法，想一拖了之。闵一帆他们每天到校长办公室询问此事，秘书不是说校长太忙就是说校长联系不上。第三天，闵一帆忍无可忍向秘书发出“最后通牒”：“今晚校长不见面，过了十二点我们就不能代表丢台灯的学生了，出了事故校长可不要找我们解决问题，我们也不必见校长了。同济大学名誉很好，出了事，破坏学校名誉的可就是你们！” 这件事，闵一帆他们根本没去惊动其他有相同遭遇的同学，而是让他们安心上课、温习，每天只和秘书交涉。“最后通牒”果然灵验，军阀校长也感到此事棘手了，当天马上通知校长办公室赶快转告：张校长今晚九时在本校张公馆接见同学。
   公开、坚决支持闵一帆的只有同宿舍的三人和老朱、老陈两位老同学。
  他立即和他们商量对策。老朱称赞他有胆有识，做法也很巧妙。他问：“晚上要不要我们一起去见校长，给你助助威？” 闵一帆说：“我看还是以少胜多好。校长的态度现在还不清楚，咱们又不好叫丢台灯的一百五六十个同学集中起来助战。我一个人先进去谈判，你们在外面配合，看校长的态度，听我的声音办事。” 闵一帆准时来到校长办公室。校长快六十岁了，站起来微微躬躬身请他坐下。上茶。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谈判，六十多岁的张仲苏精力不济，大烟瘾也早已犯了。他开始还能耐着性子听、耐着性子说，可是越到后来越烦躁，此时则不耐烦发起火来。
   “很简单——马上发还台灯，并叫他们都安在室内线上，这样每晚十点熄灯就万无一失，就不会发生走电失火之事，学校的安全就有保障了。”闵
  一帆仍耐着性子和他讲道理。
   张仲苏想了一下，没有反对的理由，台灯安了一年多也没发生走电事故，自己已理屈词穷、筋疲力尽了还能说什么？他换了换口气：“那好，等我和校务长谈一下。” “不必了，现在快十二点了，大家早睡觉了，校务长也不必惊动他了。校长只要写个手谕，我们交给他就行了，省得校长明天还得和校务长联系。” 这个北洋军阀出身的校长虽然狡猾但脾气倒是爽快，连声说“好好好”，立即拿起笔写了一道手谕：“立即将台灯发还给同学为荷。”最后签上他的大名。谈判顺利结束，闵一帆告辞，张仲苏如释重负，赶紧坐上小轿车一溜烟回上海过烟瘾去了。
   闵一帆拿着这道“手谕”如同捧着“尚方宝剑”和“圣旨”，他带领着众多的同学涌向校务长的住处，男女同学大声喊叫：“滚出来，发还我们的台灯！”“校长有令在此，还不赶快照办？！” 校务长哪里见过如此阵势，都晕头转向了，当他看完校长的“圣旨”脸色也变了，腿直打哆嗦，往日的威风一点也没有了！他只好将没收的三大网篮
  一百五十多盏台灯乖乖地一一发还给同学。这时，没安台灯的同学也闻讯而来，人越聚越多，大家都兴奋异常，议论纷纷，兴高采烈，又说又笑，又唱又跳，“一潭死水”的同济大学第一次沸腾起来了。大家喜气洋洋，像过大年
  一样热闹。
   热潮一下子席卷了全校，到处都在谈论着“台灯事件”，谈论着闵一帆，事件轰动了好几天。大家认识了闵一帆，同时也懂得了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取得胜利的道理。不但全校的同学对闵一帆的敬佩之心油然而生，就连平日受够了校务长的气也不敢吱声的教师，都觉得闵一帆替他们出了口恶气，他们在课堂上虽然不好公开表扬他，但却对他时时投去真诚、赞许的目光和笑容。
   “台灯事件”闹大了，张仲苏觉得他丢了面子，栽了跟头，在同济大学再也没脸混下去了，很快就辞职了。那个拿他当靠山、“雁过拔毛”专会捞钱的校务长见大势已去，不得不另谋出路、另攀高枝去了。全校的中国教师也因此去了一块心病。
   不久，报纸上发表了消息，同济校园里也贴出了大布告：教育部任命上海特别市市长张群兼任国立同济大学校长。
   国民政府教育部大概想借张群这个大人物将同济大学方兴未艾的学潮压下去，消除它的“恶劣影响”。但是，他们和张群都没有想到，“台灯”照亮、点燃的学生运动竟然在同济一发而不可收，时任学生会主席的闵一帆向校方提出全体同学学费减一半，中国教员同工同酬、薪水加一倍的要求，将学潮继续蓬蓬勃勃地发展下去。第二学年，一场更大的风潮铺天盖地而来，竟然把用来遏制、威慑学潮的张群这位“尊神”也扳倒了，逼得这个在官场官运旺盛、游刃有余的政客不得不重蹈他的前任张仲苏的覆辙——辞职！ 沈炳麟 沈炳麟先生祖籍浙江湖州双林镇。他1913年出生于宁波市，十一岁返回双林故里，就读于蓉湖小学（现庆同小学）。十七岁去上海当学徒，三年后他成了福来德洋行的小职员，并很快晋升为草帽部主管，后与吴三梅、王子鑫三人“海门三结义”，成立了志记行，经营草帽生意。1945年，沈炳麟的表姐夫张松泉父子加盟，成为公司新股东，志记行更名为炽丰华行，经营进出口业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眼睁睁地看着二十万元“原始积累”一夜间化为乌有，在商海中一帆风顺的沈炳麟惨遭“灭顶之灾”。陷于困境的沈炳麟也立下“捐资助人”的宏愿，从零开始做起。别人积压的四百多包草帽，到了他手里却成为畅销品。他努力扩大炽丰华行的出口业务，并在宁波、余姚、海门、台湾等地设立了分行。东山再起后，沈炳麟在家乡捐建庆同小学，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捐资助学的慈善事业。同时，又以应善良为名资助《申报》设立奖学金。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对外贸易困难，草帽原料进不了上海，生意越来越难做，沈炳麟决定在香港另辟天地。他白天在湾仔志记行经营草帽业务，下班后常带一包沉甸甸的针织品搭乘电车到大业织造厂。沈炳麟既当老板也当小工，平时生活非常节俭，面对大批难民，他又以应善良名义派发大米、布匹及大量生活用品，并建起学校、诊所、幼儿园。
   改革开放后，沈炳麟先生踏上寻根旅途，回家乡扫墓，开始在湖州、椒江等地开展一些造桥、修路、敬老、扶幼、卫生以及建造学校等公益项目，后来又邀请几位知心亲友帮助开展福利工作，并在上海购买一套住房作为办公用房。由他表弟胡兆康先生负责主持“应善良福利基金会”的相关工作，还在湖州双林、椒江、宁波、合肥、新疆等地委托亲友与附近地区联系。这样，他的捐资地区就逐渐扩大，再经过各省驻沪办事机构牵线，到20世纪
  90年代初，捐资地区已扩大到华东六省一市和新疆，后来逐渐向湖南、四川、河南、河北、陕西、广东、广西、黑龙江、云南、贵州等地的贫困地区拓展。
  近几年除捐赠项目外，还向安徽、河南、山东灾区发放救灾慰问金，派送全新棉衣、棉被、羊毛衫等实物，同时，还创造建立了一套既富有“应善良”特色，又符合当地政府实际需求的捐资乡镇卫生院和资助贫困大学生的新办法，并在四川、江西以及青海师范大学试行，初步获得成功。
   沈炳麟先生长期在香港、上海两大都市创业，为人正直，待人诚实，做事认真，生活俭朴，非常讲究信誉。20世纪40年代，在上海出口草帽同业中，他被公认为唯一的“君子人”。他在香港资金并不算很多，既不是知名人士，更不是十大富豪，仅仅是一位普通的企业家。沈炳麟先生热心慈善福利事业就是把“为善”作为“最乐”，他的捐资宗旨是“救灾扶贫、雪中送炭”
  八个字。选择对象有两个条件：一是客观条件，即贫困地区的教室危房；二是主观条件，即当地领导能实事求是，真诚合作，真心实意地为当地人民造福。由于沈先生财力有限，而贫困地区的范围又比较广，只能帮助解决当地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他要求当地领导：一是发动有关干部和群众参加集资或义务劳动，二是以优惠价供应建材，三是与承建单位协商适当降低利润，
  四是减免项目税金。用沈先生的话来说：他个人财力有限，只能是带一个头，主要还是依靠当地政府和社会力量，希望好事大家来做。
   经过多年的实地考察，沈先生觉得贫困地区的学校教室，大多破旧不堪十分危险，都必须尽早新建，而发展教育则是为了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是国家的一项重大决策，各地政府对教育都很重视，建成以后的效益也都比其他项目好。结合财力有限和地区较广的矛盾，沈炳麟先生在1991年决定，今后捐建项目以教育为主，其他公益项目暂缓捐赠。
   到2003年底，沈炳麟先生已在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和553个县（市、区）捐建了1317个项目，捐资金额达1.9亿余元。其中捐资用于筹建幼儿园和中小学教学楼、综合楼、学生宿舍、食堂、运动场等项目1184个，约占捐资项目总数的90％，捐资金额17736.8万元，占总数的93.2％。捐资儿童福利院、敬老院、养老院、卫生院等卫生、养老项目109个，捐资金额1007万元。1995年国庆，沈炳麟先生受到李鹏总理的接见，还被中国扶贫基金会、《半月谈》杂志社评为第二届“全国十大扶贫状元”之一，宁波市人大常委会授予他“荣誉市民”的称号。
   沈炳麟先生认为积财于儿孙，有害于儿孙；积德于儿孙，有益于儿孙。
  为贫困地区人民做好事，既为对国家做贡献，又为儿孙积德，所以他感到十分荣幸。这就是他坚持数十年为国为民无私奉献的指导思想。沈炳麟先生以他的善行昭示人们：善是生活最大的乐趣，德是人生最大的资本，只有毕生奉献、以善为乐的人，只有将别人的快乐视为自己幸福的人，才能领略到生命的真正意义和价值，感受到人生最大的充实和愉悦。
   沈季安父子 沈季安，1901出生于双林镇，童年在上海度过。完成学业后，他进绸庄当了学徒，后创建了上海大丰绸庄和云丰绸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致力于新中国丝绸工业的发展，努力创新，开拓新产品，并推动产品走向国际市场。1954年经国家批准，沈季安先生将丝绸经营公司迁址香港，为新中国丝绸出口开辟了新的道路。
   沈季安一生兢兢业业。在事业上有了发展后，他不忘故乡，于1978年捐资五万四千元给双林镇政府，建造了爱国桥、爱国路（即现在的爱国北路）。
   沈季安先生于1979年在上海病故。其子沈善成、沈善询继承父业，在经营丝绸方面将父业发扬光大。根据父亲的遗愿，沈氏兄弟始终关心家乡建设。沈季安先生生前对双林的传统书画和绫绢极为看重。沈善成先生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以示对父亲的缅怀，于1983年毅然捐资五万元人民币建造了双林墨河画苑，使双林的传统书画装裱艺术得以长足发展。
   随着沈善成、沈善询先生在事业的发展，他们对家乡的建设也就更为关心。他们每次来故乡探亲，都要与当地政府领导共商古镇建设规划，以期改变双林面貌。1984年，他们投资十万元人民币修建了进镇公路（爱国北路），由于修建规模的扩大，他们第二次又投资十万元，接通了爱国路南北，使双林进镇交通为之一新。
   沈善成、沈善询兄弟俩不仅关心家乡的城镇建设，同时也极为关心家乡的文化事业建设。他们几次来双林探亲，看到双林没有一个像样的、能让群众在劳动之余休息娱乐的场所，就提出了出资在家乡建一处娱乐场所的设想。
  1989年，他们捐资五十万元在家乡建设了现代化、多功能的双林文化中心，并建立了“开林图书馆”。在以后几年中，他们又先后投资十五万元为文化中心增添设施、设立图书基金，使双林文化中心越办越兴旺，成了双林人民的文化乐园。
   高事恒 高事恒，1902出生于双林镇。1923年毕业于南通大学纺织系，不久进入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绸厂——上海物华绸厂任技师。为开展在印度的丝绸销售业务，他努力学习印度文，研究南洋市场经济。他热爱家乡，20世纪20年代试图在家乡农村进行改革，曾与黄炎培等先生联系频繁，并广泛联络旅外青年同乡。1922年2月，他以探讨如何建设新双林为宗旨，创办《双星》刊物，并在此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其中有《对于我镇蚕丝业的感想及其促进方法之商榷》《公共图书馆之组织与情形》等。同时，他还创办了双林历史上第一个公共图书馆。
   高事恒在年纪还不到三十时，就担任了上海美亚绸厂副总经理兼第八厂厂长，后又兼任管理处、经营处主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高事恒立志救亡。上海沦陷后，他只身秘密去重庆，曾任光大瓷业公司、茂恒分号经理，与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等爱国民主人士相处甚密。抗日战争胜利后，他继续为振兴中国丝绸纺织事业努力，任大茂线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经营纺织出口业务，并在香港、天津设立了分公司。
   上海解放前夕，高事恒接近进步力量。解放后即加入了中国民主建国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民建上海市委常委，还担任了上海市国际贸易同业公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国际贸易公司副董事长。1982年，高事恒去世。
   高事恒著作很多，主要有《中国导游荟萃》《南洋论》《华侨史稿》《锦绣山河》《四十以后》等作品。当他得知第一次编印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行将出版，于1990年发行的消息后，自愿购赠全卷给家乡文化站图书馆并嘱其侄子了其遗愿。现开林图书馆为此辟了专柜，并又增补了《二十五史》。其拳拳乡情，令人敬仰。
   黄笃初 根据黄笃初之子、湖州教学界前辈黄晓帆先生提供的照片和文章，我们了解到双林镇
  一位业余摄影家的艺术人生。
   黄笃初，名敦朴，1909年出身于双林镇上一个富裕的丝绸商人家庭。十八岁开始从事业余摄影研究活动。在1927至1937年的十一年间，他曾在双林、湖州、杭州、上海、苏州、无锡、常熟、宜兴等地拍摄了数百幅照片，并精心保存五百多张老底片七十多年，至今完好，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反映那个年代里江南水乡文明发展足迹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黄笃初1990年在苏州市 青年时代的黄笃初去世，终年八十二岁。这批老照片底片共五百九十九张，由其子黄晓帆珍藏。
  1987年出版的《中国摄影史（1840—1937）》记述：“二三十年代，各地摄影组织蓬勃兴起……甚至浙江省吴兴县的双林镇，也成立了黄鹄摄影研究社（由黄笃初发起），研究摄影艺术，已深入到中小城镇了。”黄笃初潜心摄影，勤于实践，勇于创作，他的作品曾多次在当年的上海“柯达摄影月赛”中获得大奖，一些优秀作品常常入选《摄影画报》。他的摄影生涯和艺术成就，得到社会的肯定。不久，他被吸收为中国摄影学会早期成员，在家乡获得了更多的赞誉。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双林黄氏支谱》，由黄笃初拍摄全部照片。俞玉书先生（省文史馆员）专门撰文评价黄笃初：“冥探默索之功勤矣！……无师而通艺术之邮（尤）。” 黄笃初两岁丧父，早年接受私塾教育和民国初年的国民教育。稍长，即随两位叔叔奔走于长江三角洲各大城市，从事双林四乡丝绸绫绢等产品的营销活动。黄家在常熟、苏州、上海等地设立了营销基地——绸庄和绸缎局，创立了“黄顺泰”“庆泰”“天宝”“国华”等驰名品牌。经营十分红火之时，黄笃初却在现代都市文明中选择了摄影作为他艺术的寄托和归宿。他的舅父费新我对他的影响颇深，艺术思想上常多有交流、切磋。黄笃初用大家庭分得的红利股息，购置了一些进口摄影器材，阅读各种摄影专著、杂志。他在双林老宅内自建暗室，探索冲、晒、印、放等暗房技术。从1927年9月20日用汽灯照明拍摄了处女作《拜利市》获得成功后，他逐步跳出双林和大宅门内这个小圈子，走向四乡，走向都市，其摄影题材和艺术风格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他每摄一片（大多是散页玻片）冲洗后，都把底片存放于特制的纸袋中，写上拍摄经过和光学数据。他还特别定做了一个分格防潮木柜，用来存放这批辛勤劳动的结晶，希望定格历史的画面永不丢失。历经抗日烽火、内战颠簸、“文化大革命”冲击，在七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中，这批老底片无
  一损坏，放印出的照片图像清晰，层次分明，画面细部线条丰富，神态逼真，宛如新作，令摄影行家都为之赞叹。
   日寇入侵，无情地终止了黄笃初的摄影生涯。双林于1937年底被日军轰炸，随即沦陷，黄笃初已无家可归，只能以当会计谋生，逐步放弃了摄影创作。在贫穷袭来时，他卖了照相机用来糊口。但他没有忘掉付出十一年辛劳和从炮火中抢运到苏州的这批珍贵底片，在临终前，他叮嘱儿子“好好保存”“将来会有用的”。
   黄笃初的老照片从其拍摄内容来分，可分为古迹、山水、交通、都市、园林、农事、灾情、风俗、服饰、工业、商贾、教育、体育等十余类；从其拍摄地点来分，可分为湖州、上海、杭州、海宁、嘉兴、吴江、无锡、江阴、宜兴、苏州等十余地；从其拍摄时间来分，十一年中每年都有作品。
   纵观黄笃初摄影作品的艺术类型，不外民俗风情类、新闻记录类和艺术创作类三种。
   一为民俗风情类作品。这些作品展现的对象包括今天已不复存在或完全失去原样的古建筑群，如白雀古寺、湖州孔庙奇松、双林文昌阁、水镜寺、还金亭、盛林山五圣寺、南浔小莲庄水榭、石淙太君堂宝藏库、晟舍利济寺大雄宝殿、双林石墐牌坊、塘桥头古戏台以及雄跨于水乡纵横交叉河道上的众多石拱桥……还包括正在消失的民间风俗，如民国时的结婚礼服、群穴墓葬和祭祀礼节、拜利市之供桌供品、迎神赛会之神像、城乡民妇服饰、蒸谷、戽水、捕鱼养蜂、茅舍渔船……这一幅幅再现当年平民生活的摄影作品，体现了黄笃初摄影理念中较为强烈的存史意识，因而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二为新闻记录类作品。包括从1929年杭州西湖博览会到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在建中的钱塘江大桥，简陋冷清的杭州城站火车站，湖滨的早期公共汽车，中国旅行社的海宁观潮活动，大都市筑路的劳工苦力，水、旱、火、兵灾后苦难的民众和赈灾活动及被毁建筑惨状，湖州尤其是双林丝绸产品打入长三角市场的盛况，各种现代文明产品——收音机、自行车、洋装、照相机、大商场、大公司和游泳、太极拳、远足、旅游、竞技等群众体育活动等带来对农业社会平静生活的冲击，这些在黄笃初的照片中都有相当篇幅的反映。这些照片体现了黄笃初摄影创作中朦胧的人文意识，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摄影者对民众疾苦的关注和同情，以及对社会不公发出的一种呐喊和对美好生活和社会进步的追求。
   三为艺术创作类作品。这类作品需要倾注更多的精力和心血。风光摄影、静物摄影、人物摄影都需要有艺术的构思过程，摄影师需善于捕捉真善美的瞬间。在黄笃初的镜头里，古镇的高墙深院、浣绉墨浪、农家草舍、野渡小舟、雪后琼枝、太湖波涛、钱江风情，甚至晨雾暮霭、云霞花影、犬猫鸡舍，均可入画。如获得过柯达金奖之《小猫·天真》《风起云涌（云和麦）》等都是凝结了黄笃初心血的佳作，反映了他创作实践中的精品意识，因而许多佳作耐看，有吸引力，具有较好的观赏性和较高的艺术品位。
   进入21世纪以来，黄笃初的数百张老照片，经过省市电视台、报纸、杂志的介绍，终于向公众打开了历史尘封的大门。经过整理，一部分照片已被浙江省、杭州市和湖州市档案馆收藏，并将继续为城乡建设、文史研究、旅游开发、宣传教育等领域提供真实生动的材料，进而发挥其积极的作用。
   傅人杰、徐浩 傅人杰（1921—1943），原名傅维贤。出生于上虞松下镇，十二岁时随其长兄傅维达到双林，先在大兴街茶叶店当学徒。两年后，因茶叶店被大火烧毁，故又与长兄维达合开小店，以卖糖为业。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到双林镇西栅其兄维均开设的皮毛行做皮毛生意。
   民国28年（1939）初，省政工队进驻双林，傅人杰在中共地下党的教育、影响下，参加了抗日群众组织——双林工作队，积极从事店员救国会的筹备工作，并任皮毛业店员救国会会长。次年初，由徐浩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受党组织派遣，打入国民党第二十八军驻吴兴侦缉组，积极为中国共产党搜集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情报，并积极参加张贴革命标语，散发抗日传单，打击汉奸、土匪的斗争。皖南事变发生后，傅人杰根据中共党组织的指示，活动在双林地区农村，做了大量的抗日工作。
   徐浩（1918—1943），出身于双林镇职员家庭，少年时代在家乡读书五年，十三岁到南浔斜家头一家碗店当学徒，十八岁因店关闭回双林。
   抗日战争爆发后，徐浩积极参加地下党领导的斗争。民国28年（1939）由蔡敬贤、费行两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29年（1940），任中共双林区委委员及双林工作队的主要负责人，在反日军扫荡、保卫双林的斗争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双林沦陷后，徐浩根据中共党组织的指示，率领部分工作队员在邢窑塘活捉了一名日本浪人。他积极在蓉东北乡（今苕南）、白马乡（今马腰）的仲家兜、塔家兜、朱古兜等地农村发展组织，筹组朱古兜农民救国团的工作。
  他又与其他同志一起，整顿扩大了蓉西北乡（今镇西）的农民抗日工作队。
  他在积极动员进步青年、积极分子参加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抗日反汪军”工作中取得了成绩。
   民国31年（1942）秋，中共吴兴县委负责人赵金城为了布置搜集日伪顽军情报的任务，配合新四军行动的工作，在蓉东北乡里太村召集蔡敬贤、费行、徐浩、傅人杰等人开会。因走漏消息，里太村突遭日军和密侦组包围，徐、傅两人被捕，先后关押于日军兵营和密侦组。经中共党组织营救出狱后，他们俩仍回农村开展抗日活动。次年2月，徐、傅两人又突遭驻双林的汪伪军一师三团二营逮捕。2月16日深夜，两人在双林镇东栅油车弄白场被杀害。
  是年，傅人杰年仅二十三岁，徐浩二十六岁。1981年9月，两人被浙江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王士龙 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黄晓帆先生写下了悼念王士龙的文章，为我们提供了又一位双林镇的抗日英雄的信息。
   王士龙，又名王斐然，原籍杭县，其父王安甫先生在民国初年来双林组织长杭轮局，定居双林。王士龙生于1916年，曾就读于湖州东吴大学附中（现湖州二中）和杭州高中。他品学兼优、思想进步、体格健壮、多才多艺，曾在省运动会上获得过标枪和铅球第一名。20世纪30年代，日寇已侵占我国东北，王士龙受“爱国必先强身”的理念影响，认为要抗击外侮，就必须要有强健的体魄。1935年，他和双林一批青年人组织双华篮球队，开辟了双华篮球场，作为锻炼身体的场所，这个球队是湖州最早的篮球队之一。在双华篮球队成立时，王士龙和大家就提出“救国不忘体育”“强国强身”等口号，并张贴标语于球场四周，带有强烈的爱国情怀。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大举入侵中国。11月20日，日军飞机轰炸了双林之后，占领了双林，国难当头。王士龙当时受聘于双林育才学校任教员。王士龙的学生，年逾八十高龄的孙凤惠老人回忆：“当时正当二次大战爆发，日本侵略者侵略中国并进入双林……王老师知识丰富，爱国主义情绪强烈，他向学生大量灌输爱国思想，讲反对欺侮弱小，反抗强暴的故事；教唱抗日歌曲，教育大家，别当亡国奴！”王士龙怀着一腔救国热情，急切地希望加入抗日救亡的行列。当时，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全民抗战，国共两党再次合作，联合抗日。1938年，浙江省建立了战时政治工作队。省政工二队由中共党员王子达等同志带领，进驻双林、菱湖、练市等地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王士龙在王子达、蔡景贤等中共党员的影响下，参加了省政工队，并担任了双林政工队副队长。在党的领导下，他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发动群众，举办训练班，出版抗日刊物等。
  1940年3月29日，双林再度沦陷于日寇之手，双林政工队被迫转移，王士龙奉命留在双林，以教员之公开身份为掩护，主持抗日的秘密工作。
  1941年5月，日寇觊觎双林一带丰富的土特产品，派了一名叫白井善平的头目，勾结日军中一部分搞经济工作的机构，利用军事势力为后盾，到双林一带统制丝茧皮毛等产品。政工队当即决定：打击和挫败这一阴谋。王士龙设计约白井善平谈生意上的事，白井中计赴约，和一名叫曹友根的日语翻译同时被政工队扣押。驻双林日军发觉后即派兵大肆搜捕。王士龙转移不及，不幸被捕。日寇对王士龙多次审讯、威逼、诱降，王始终坚贞不屈，严词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日寇害怕政工队来营救王士龙，决定对王下毒手，于1941年7月18日，把王士龙从关押地的后门押出，残暴地秘密杀害于双林西栅西高桥畔久纶丝厂旧址。英雄王士龙临刑不惧，身中六七刀，犹骂贼不绝。英雄就义时，年仅二十六岁。
   王士龙英勇殉难，引起双林人民的极大悲愤。他们从久纶丝厂旧址上找回英雄遍体刀创血痕的遗体，把他安葬于双林塘北谈家兜。王士龙的至交、双林籍著名书画家费新我先生时正避难于苏州，闻噩耗特地从苏州赶回双林，忍悲含泪为王士龙画了一张遗像并冒险题了挽词“生而为英，死而为灵”，充分表达了家乡人民对英雄的哀悼、尊敬，表达了对日寇的仇恨和愤慨。这帧极其珍贵的画像，已历经七十多个春秋，基本保存完好。这张画像与黄笃初先生拍摄的双华篮球队照片中王士龙英姿勃发的全身像为英雄仅存的遗像。
  原双林政工队秘书、中共党员蔡景贤同志回忆当时的情景时，动情地说：“王士龙实为双林政工队为抗日流血牺牲之第一人！” 如今，祖国日益强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可以告慰王士龙勇士的英灵。而他在面对敌人屠刀时，坚持民族气节、宁死不屈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则永世长存。
   丁是娥 丁是娥，双林人，当代沪剧表演艺术家。
   丁是娥九岁师从丁婉娥学唱沪剧花旦、正旦，边学艺，边演出。
  十二岁在丁婉娥主办的“婉社儿童申曲班”里崭露头角，成为戏班台柱之一，人称“小小婉娥”。1939年进入正规剧场，与前辈名伶同台演出。十八岁满师，应聘到鸣英剧团、施春轩剧团和文滨剧团当演员。1947年秋，丁是娥和解洪元一起组织了上艺沪剧团，这时她已是沪剧界令人瞩目的明星。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上艺沪剧团移植 丁是娥排演了《白毛女》，丁是娥饰演喜儿，一举成功。1950年夏，丁是娥参加地方戏曲研究班，下半年与解洪元一起，响应人民政府“改人、改戏、改制”的号召，首创民营公助集体所有制的上艺沪剧团，自己担任副团长，连续两年获得上海市戏曲竞赛一等演出奖。1952年9月，上艺沪剧团与中艺沪剧团合作，参加全国剧团观摩演出，她扮演《罗汉钱》中的小飞娥，获得演员一等奖，并受毛泽东主席邀请，参加国庆三周年庆典观礼。1953年两团合并，正式成立国营上海人民沪剧团，她担任主要演员兼艺委副主任。同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赴朝鲜演出。1954年获华东戏曲会演演员一等奖。1956年被评为上海市先进工作者。1958年被评为全国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0年被评为上海市文化系统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工作者和全国三八红旗手。先后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候补执委。1979年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出席了第四届文代会，被选为中国文联委员、中国剧协理事、上海市剧协副主席。四十多年来，演出剧目甚多，其中扮演主要角色有《罗汉钱》中的小飞娥、《金黛莱》中的朝鲜妇女金黛莱、《鸡毛飞上天》中的教师林佩芬、《雷雨》中的繁漪、《阿必大》中的农村婶娘、《蝴蝶夫人》中的日本艺伎蝴蝶、《寄生草》中的贵妇人唐文锦、《芦荡火种》中的阿庆嫂、《被唾弃的人》中的林蕴华等。她戏路宽广，以现代题材为主，成功地塑造了中外各阶层的老、中、青不同类型的妇女形象，善于表现内心世界。她演唱技术精湛，注意从不同人物的性格出发，吸收外来曲调，融入沪剧唱腔之中，形成独树一帜的丁派唱腔，为沪剧艺术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88年6月28日，丁是娥在上海病逝，生前任上海沪剧团团长兼艺委会主任。
   过去的上海《新闻午报》还刊登过关于丁是娥演阿庆嫂的故事，现节选如下： 沪剧《芦荡火种》里的女主角阿庆嫂是著名沪剧表演艺术家丁是娥塑造的最后一个光辉的艺术形象，“智斗”是其中最精彩的一场戏。
   尽管这出戏被北京京剧团改编成京剧现代戏《沙家浜》后，蜚声剧坛，其影响远远胜过沪剧原作。但第一个成功地扮演了京剧阿庆嫂的赵燕侠对丁是娥十分敬重，认为她是帮助自己演好阿庆嫂的最好的老师，她俩从此成为亲密的朋友。
   由剧作家文牧执笔创作的沪剧《芦荡火种》最初公演于1959年，翌年首次公演。1964年1月23日，刘少奇在北京观看此剧后予以热情的鼓励。回沪演出又连演九个月，创造了沪剧演出史上的新纪录。沪剧《芦荡火种》有一个兵痞头子“天子九”，十足的诌上欺下的无赖，阿庆嫂遇到的第一个敌人就是他。丁是娥在表演中略施小计，始终突出一个“智”字。她不以“胡司令救命恩人”的身份来自我标榜，却又充分利用这个资本周旋于敌人之间，更显得胸有城府，精通世故。
   又如戏中“春来茶馆”门前一盏红灯引发的戏剧冲突，阿庆嫂用草帽和茶壶引诱敌人开枪的细节，处处显示出这位主人公随机应变的才能。丁是娥演来步步生辉，从容不迫，力挫群敌，引人入胜。
   祸福相依，此剧使丁是娥的艺术声望达到顶峰，“文化大革命”袭来，当年刘少奇对该剧的赞赏竟又使她受到株连，遭到残酷迫害。1980年初，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公报发表了，刘少奇的冤案得以平反昭雪，沪剧《芦荡火种》再度于同年4月8日在沪公演。那时，丁是娥刚在医院动过两次大手术，尚在病假期间，但她仍坚持指导排练，并登台演出，大获成功。
   沈本瑛 香港，这颗东方明珠，历经沧桑而光华夺目。在这片土地上，注定要有这样的中国人，他们怀着宗教般的虔诚，“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他们是中国文化的守望者与布道者，东方明珠的熠熠光彩里有他们燃起的辉煌。本文的主人公——沈本瑛，就是其中的代表人之一。
  1923年12月1日，沈本瑛出生在双林镇北栅塘桥弄。双林是一个古镇，桥自横，水自流。“走过三十六码头，难过双林塘桥头。”当年迈的沈本瑛吟哦出这句俗语时，他眼前浮现的是半个多世纪前桥旁的庙宇、庙前的戏台、庙与戏台间的小广场，以及那喧闹的庙会和精彩的神功戏。传统民间文化的浓浓韵味，熏陶了幼年的沈本瑛。
   湖州素以鱼米蚕桑丝绸著名。清丽水乡，钟灵毓秀，物产丰富，人文荟萃。历史上还盛行刊书出版之风。明代凌濛初开风气于先，及至清，刘承干建嘉业堂，陆心源筑皕宋楼，搜集储藏图书，引为江南一胜。在这种乡风中成长起来的沈本瑛，日后又发扬光大了这一风气。
   沈本瑛七岁启蒙入私塾，十岁入双林蓉湖中心小学，十二岁考入湖州东吴大学附中。1937年日寇侵华后，因学校停办而一度辍学。翌年，举家迁至上海，沈本瑛转学至上海浙江中学。在此期间，他接触到了对他日后影响至深的鲁迅的作品。其时鲁迅先生虽已驾鹤西去，但其风骨、其文章仍长驻人间。这一切深深震撼了一个十五岁少年的心灵。当1939年第一套《鲁迅全集》出版时，沈本瑛在中学里第一个预订了它，至今这套全集仍珍藏于上海老家。
  这或许可以让人有些理解他今后几十年奋斗的那股热忱源于何处。1941年，沈本瑛考入大同大学，两年后，转入圣约翰大学。此时的沈本瑛虽攻读经济，仍不改对文学的钟情，更在课余大量阅读了新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书籍。不仅他的文学功底增强不少，而且思想也有很大发展。沈本瑛入大学之初，即以《我的故乡》一文名列全校作文大赛榜首。之后，又应校刊主编之约连续写了题为《向他学习，跟他前进——纪念鲁迅逝世五周年》和《怎样学习社会科学》的文章，被登载在校刊上。该刊却也因这篇文章内容敏感而被当时的上海租界当局勒令停刊。
  1945年，大学毕业后的沈本瑛，一度到纱厂工作，后又与友人合办了一家小型化工厂。1949年因化工厂无以为继，沈本瑛在给了工人三道遣散费后，携妻赴香港发展。夫妇二人赴港时，除了一只皮箱外，就只有一腔文学情，一颗中国心。
   长久的殖民统治，使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香港成了中国文化的沙漠。
  当时香港的英文教科书采用的是马来西亚和英国的课本，中文课本则大多来自内地。为数不多的中文书店，除经销课本外，都以销售文具为主。而在香港印刷出版的中文书，仅历书、尺牍、旧启蒙读物、医卜星相及标点通俗小说等寥寥数种。
   初到香港的沈本瑛，克服了一切内地赴港人士所共同遇到的人地生疏、语言难懂等困难。出于多年来对文化的挚爱，他于1950年在湾仔开了一家名为香港图书供应社的书店，从事图书出租业务。1951年创办了文渊书店，
  1954年又创办了伟青书店，并开始从事书籍出版工作。最初的大动作就是率先出版新武侠小说。这之前，著名作家梁羽生、金庸的新武侠小说还只限于报刊连载。新武侠小说的出版，大受读者欢迎，备受各出版商青睐，不仅香港一时为之纸贵，更波及世界五大洲有华人踪迹的地方，尤以泰国为销量之冠。此时的香港，教材也在出版物中占据很大的比例，沈本瑛亲自编写出版的五本成语故事被学校选为教材，成了畅销书。
   在很长一段日子里，沈本瑛亲自和他请来的几位营业员一起，挨家挨户上门游说，推广租书业务，又亲自送货，手提大捆图书，或徒步或搭乘公共交通，往全港的一家家书店送书。显然，菲薄的租书费收入是难以维持员工工资的，图书供应社开办了两年，亏损了两年。而到伟青书店开办时，员工就只有他们夫妇二人了。写、编、校，所有事务都由两人承担，患病期间也照常工作。要在一个中国的文化沙漠里开拓出一片绿洲，所经历的磨难又何止这些。
   时光进入20世纪60年代，香港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商业中心和大工业城市。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化教育的普及和人们对知识的渴求。这一切又向出版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由于东南亚各国当时的语文政策使中文在当地受排挤，中文书籍的销售重点也从东南亚移回香港。香港出版业到了该有所突破的时候。已在香港从事十多年图书出版业的沈本瑛，深深地体会到当时香港出版业所面临的困难，那就是：各出版社的推销活动都是各自为战，而各书店要得到新书也颇费周折，读者更无法及早得以阅览。因此，推销新书、添补旧书成了出版社和书店最棘手的问题，这也直接制约了出版业的发展。在进行了一年多的调查后，沈本瑛于1966年1月创立了香港第一家负责图书发行的公司——利通图书公司，当时就有二十多家出版社将出版物交由该公司发行。公司业务先从九龙地区开始，半年后又发展到了新界各区。利通公司担负了大部分繁重的发行工作，从此减轻了出版社兼顾推销和送货的负担，门市书店的进货也免去了阻延之苦。出版物流转加快，直接带动了出版社的发展和门市书店业务的进展，最得益的当然是各地的读者，他们能够更及时地看到新书。在利通的影响下，利源书报社、兰美图书公司等先后参与发行工作。
   在利通的第一个五年里，它代理的出版社有五十多家，品种超过四千种，客户已达九龙和新界全区书籍文具店总数的百分之六十。1973年1月，利源书报社因故停止图书发行，利通又应出版社和门市书店的要求，进军香港本岛。这样，在第二个五年里，利通在香港的发行网络已遍布港岛、九龙和新界各区，客户数增加五倍，营业额增加七倍，代理书籍也达六千种。可利通并未止步于此，因为沈本瑛不仅要让海外华人不忘记中文，不忘记中国文化，还要让外国人也认识中国文化。于是，利通在1977年开始向海外拓展。利通从东南亚入手，逐渐发展到亚、美、欧、澳四大洲的十多个国家二十多个城市的中文书店及数家外文书店。目前，利通代理经销的大小出版社已超过
  一百家，发行的对象除香港所有书店外，还将书籍的经销点扩展到十多个其他行业，让读者更容易买到书。这些经销点包括：百货店、超级市场、文具店、精品店、唱片公司、体育用品公司、儿童用品公司、医疗器材公司、摄影器材公司、无线电器行、琴行、水族馆、花店、旅行社、报摊、社团服务机构、学校、图书馆，等等。利通的内部管理和外部条件也已今非昔比。现在利通发行的图书，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实用技术、工具书等二十多个学科和门类。其几十年来的发展壮大历程不仅仅体现了白身的成功，更是香港文化事业发展的一面明镜。
   乡情悠悠，沈本瑛也无时无刻不在牵念着家乡，关心着大陆。从赈灾捐款到“希望工程”出资，他从不落于人后。而作为文化人的沈本瑛更有其独到的贡献。历年来，沈本瑛共为家乡湖州、双林及昆明、江阴等地图书馆捐赠最新出版的香港、台湾书籍，价值超过四十万港币。书籍有价，而知识无价。
   从一位翩翩美少年，到活跃在香港出版界的资深长者，沈本瑛不仅是利通图书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利通文具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还是香港图书文具业商会会长、香港出版总会副会长。1985年10月，沈本瑛作为出版界的唯一代表被推荐担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负责其中的文化政策组。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二周年时获邀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时又应邀赴京观礼，受到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90年9月，他与太太钟少贤同时应邀出席亚运会开幕盛典。此外，沈本瑛还身兼广东省人大代表、香港湖州同乡会副会长、江阴同乡会名誉顾问、湖州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顾问和江阴市政府经济顾问。虽然社会事务可谓繁重，但沈本瑛依然全心投入他的文化事业。在1995年第十二届中文书展的致辞中，他不仅欣慰地回顾了历届书展所取得的成就，更不无担忧地批评时风，指出香港时下的读书风气不盛，与美、日等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市民对书籍的选择层次较低，只重消遣而不重视素质的提高。他言辞恳切，语重心长。在该致辞的最后，沈本瑛满怀激情和希望，寄语年轻一代的出版人，要“为人类进步、为人类幸福织造出更美丽的图案”。
   沈本瑛总喜欢借用当时一篇社论中的一些文字，来作为自己致辞或是书信的结句：“一个发达的国家，其国民必具较高的知识”，“学习是一辈子的事，真正做到活到老学到老”，“学生要读书，国民更要进修，以提高个人的知识水平及美化人生，在物质、精神兼顾下，才能产生繁荣安定的社会”。
   沈本瑛认同这些话，也实践着这些话。于是，我们看到了香港这颗东方明珠的熠熠光彩后面，有他及其同伴的默默耕耘。于是，我们欣慰地发现，香港不再是中国的文化沙漠。
   费新我 走进古镇双林庆苑公园，但见“费廊”和“新我亭”交相辉映，令人关注。它们是由香港爱国同胞沈炳麟先生捐资建造的，旨在纪念已故著名书法大师费新我。
   费新我（1903—1992），名省吾，字立千、立斋。湖州双林人。他是以左 费新我艺术馆腕运笔而闻名遐迩的当代著名书法大师。
   费新我十五岁时到上海一家商号任典当账房。他从小爱书画，用一种“小大由之”的湖笔练字。二十五岁那年，费新我读了《书法正宗》一书，大受教益，对书法有了较系统的认识。三十一岁时，他决意搞书画艺术，便把名字“省吾”改为“新我”，不顾一切，舍弃了账房先生的工作，潜心研习书画艺术。
  1937年，日寇进犯，上海沦陷，费新我举家逃到苏州。他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在苏州，他买了些旧书、旧碑帖，重新临写字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费新我进入了艺术的春天。在进江苏国画院前后，他陆续编写了《怎样画毛笔画》等书。后来，还临摹吴道子《天王送子图》、费晓楼《百美图》长卷及任伯年大幅人物画等。其间，他创作的《刺绣图》荣获文化部大奖。1956年，他到内蒙古体验生活，回苏州后，他用几个月时间完成了国画《草原图》长卷，生动展现了辽阔草原一派欣欣向荣、朝气蓬勃的景象。著名画家丰子恺为此画著文，赞扬它是内蒙古的《清明上河图》。由于艺术上的成就，费新我五十四岁时进入江苏国画院，成为专业画家。
   然而，在费新我五十六岁，正当是一个艺术家功力已深、大有作为之时，忽然祸从天降，他赖以挥毫的右手突患结核性腕关节炎。医生诊断，恢复无望。一个书画家，不能运笔，岂非等于艺术生命的终结。但是他不甘心听凭于命运的安排。他尝试、探索改用左手。他曾经回忆当时的情景说：“试着用左手运笔，先作画，觉得很难胜任。
  练字，开初好像亦难。但立下志愿，知难而上，专攻书法，不管它有无前途，认真尽力地干下去。” 使惯右手的人改用左手，困难是可想而知的。执笔亦求指实掌虚、掌坚腕平、悬腕悬肘。一切从头开始，从画平竖直、点画撇捺练起，求起笔藏锋，运笔中锋…… 左腕运笔，势逆笔反，与右手相较，反而增添了一种奇拙的韵味。但由于运行生涩，又易产生霸悍之气，他就专门挑选了唐玄宗《鹡鸰颂》练习，取其湿润圆浑，以舍弃自己笔下的粗犷不羁。
   费新我曾经是一位有成就的画家，虽弃画习书，但画家的灵感仍蕴藉于心。他认为书法艺术并非单纯的文字组合，书法的多样化与文字的规范化是不能等同的。书法作为一门艺术，应该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突破。
  因此，他不断探索书体形式和文字内容之间的艺术统一。他力求书法中的分 费新我塑像行布白、参差避让、浓淡枯湿，甚至落款钤印，都与文字内容相协调。
  1981年初夏，费新我去莫干山，应主人之邀书写陈毅同志《莫干山纪游诗》留念，“莫干好，大雾常弥天，时晴时雨浑难定……”
  1982年1月底，费新我应邀去日本东京、大阪两地举办个人书法展，并向日本同行作书法艺术的学术讲座。日本著名书法家村上三岛即席发表讲话，高度评价他的书法艺术才能，并称誉说：“费新我先生不仅是一个艺术家，而且是一个哲学家，是一个有志之士。”
  1984年，费新我去美国观摩西方画艺，与华裔美术家们交流汉字书法经验。至1988年间，他多次在郑州、南京、北京、上海、杭州、苏州等地举办个人书法展。
   费新我把毕生精力奉献于书画艺术。他曾担任过中国书协理事、江苏省书协分会副主席、湖州书画院名誉院长等职，是一位造诣很深的著名左笔书法大师。中国书协原主席启功先生曾赋诗道：“秀逸天成郑遂昌，胶西金铁共林翔，新翁左臂新生面，单势分情韵更长。”费新我的书法艺术还博得国外的赞誉。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将他的墨宝作为珍品收藏于国家博物馆。美国前总统卡特见了他的书法作品爱不释手，收藏于卡特博物馆内。1991年8月，费新我
  八十八岁时，又受新加坡中华书学协会评议委员会的邀请，去新加坡讲学 费新我塑像 费廊和举办“八八书法展”，受到热烈隆重的欢迎。
   费新我对家乡的感情特别深厚。他说：“湖州是我的生母，苏州是我的养母，做人不能忘国家之本，也不能忘家乡之根。”他的每件作品都要盖上“吴兴费氏”的方印，每次中外书展中他都介绍自己是湖州双林人，以此来宣传故乡，提高故乡的知名度。他有一枚心爱的刻有“吴兴”二字的铜印，伴随他大半生，当经过有关专家鉴定得知这枚铜印是元代书法家赵孟〓使用过的印鉴后，他就忍痛割爱，转献给湖州博物馆。
   几十年来，费新我为《吴兴报》《湖州日报》题写了报名，为《湖州社会科学》《水乡文学》《市图书馆信息》题写刊名，为湖州中专题写校名，为湖州体育馆、湖州游泳馆、湖州图书馆、德清图书馆题写了馆名，还有湖州第
  一毛纺厂、省机电公司……都是不计报酬的。一次他参观双林虹桥堍的还金亭，说：“我出资重建还金亭，一方面是为了发扬古人拾金不昧的传统美德，为家乡的精神文明建设做点贡献，再一层意思人家是不知道的。我把家乡的单位和个人寄给我的礼金存入银行，积蓄起来重建还金亭，也是我还金于家乡的人民。”他去双林庆苑公园看费廊时，说：“湖州的领导和家乡的父老乡亲待我不薄，比我的居住地苏州还亲，我总要为家乡留下点有用的东西，以报乡恩。费廊内的碑刻是我经过多年的构思精心撰写而成的，一则表达我的思乡之情，对幼年的美好回忆，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二则也是对故乡的赞美，使外来游人更好地了解家乡的风土人情，也可为故乡点缀一下风景名胜。这件事可以说是圆了我多年的心愿。” 罗开富 罗开富，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主办的《经济日报》常务副总编辑、高级记者。
   罗开富1942年9月生于双林，1964年10月起从事新闻工作。几十年来， 以罗开富重走长征路为主线和依据创建的红军长征追踪馆 红军长征追踪馆里陈列的史料照片他所写的系列报道、论文和散文，获奖无数。1991年获全国报纸副刊好作品一等奖，2001年和2002年分别获中国新闻奖的系列报道和新闻论文一等奖。2000年11月8日，在中国第一个记者节上，中央电视台邀请罗开富谈他的采访和写作生涯。他坦荡磊落的为人、求实求精和不怕困难的工作精神和
  九死一生的采访经历，让观众无不为之动容，落下热泪。
   在国内外新闻界，在谈到20世纪中国著名记者时，罗开富占有重要的
  一席之地。如中央有的重要媒体写道：“众多成名记者的经历，比如黄远生、邵飘萍、邹韬奋、范长江、穆青、罗开富等，他们的名字都和知识、艰苦、劳累、勇敢甚至生命紧紧联系在一起。”他所著的《红军长征追踪》一书，有人评价说：“在上个世纪，至少有三本写红军长征路上故事的著作，这三本著作都是由资深记者写的，其中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哈里斯·索尔茨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和中国记者罗开富的《红军长征追踪》日记……我把这三本书定为每个学生的必读书，从中学习前辈们寻找故事的视角和采访方法。”（见《找故事的艺术》一书，李希光等著，清华大学出版社）他的徒步长征采访，在日本、英国、法国、美国及中国香港、台湾地区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日本《朝日新闻》前后用三个版的篇幅，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介绍了罗开富徒步采访的艰苦历程。1985年2月15日的《朝日新闻》在《向“长征”之路挑战——中国经济日报记者罗君》一文中写道：“在中国，不，在世界上今天用‘脚’长途采访的记者，可说就是他了。” 罗开富的记者生涯，以不怕苦不怕死、深入再深入而著称。1984年11月，罗开富被评为全国一级优秀新闻工作者。为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五十周年，罗开富于1984年10月16日至1985年10月19日沿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原路徒步采访。历时368个日日夜夜，每天平均走百里路，每天写一篇报道，每天写一篇日记。他大多是白天走路，深夜写稿，清早发稿，几乎每天只能睡三个多小时，身体逐渐虚弱。途中曾得了疥疮、眼疾、肝肿大、胆囊炎、腿疾、腰肌劳损等，有时发高烧至昏迷，被救醒来后还是按日程坚持走。他受的外伤更多，特别是在贵州黎平的冰上滑倒多次，右腿小腓骨骨折。滑下崖时，他的照相机被摔破，碎片插入锁骨。在遇到这些难以想象的困难时，他被各地向导、干部架着走，许多医生也跟着边走边为他治伤。他以红军为榜样，凭着百折不挠的毅力，终于第一次丈量了红军翻越过的长板、仓德、打鼓等雪山垭口的海拔高度。他是继红军之后第一个走完长征全程，第一个翻越全部雪山，第一个横穿草地中心沼泽地的记者。
   认真做笔记的罗开富罗开富在走出草地后，中央军委于1985年8月28日专门为他发来贺电，鼓励他用红军百折不挠的精神，勇往直前。1985年10月19日，新华社播发了《罗开富沿长征路线采访胜利到达终点吴起镇》的电讯。文中称他“由于白天行走，夜晚写稿，体力消耗很大，体重比一年前下降了二十四公斤。在经过一年零三天的日夜奔波后，于今日中午如期到达终点——陕北吴起镇，正在举行长征五十周年纪念活动的吴起人民兴高采烈地赶到当年迎接中央红军的枣树湾迎接了罗开富。”1985年10月20日，《经济日报》在报道罗开富抵达红军长征终点一文中写道：“罗开富这一年零三天的采访实践，是我国新闻史上的一个创举，他将以一年内徒步里程最长、发稿最多的记者而被载入我国的新闻史。” 善于重温历史的民族是一个成熟的民族，罗开富用实际行动适时地展现了这种可贵的民族意识。所以，他的行动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聂荣臻、杨尚昆、邓颖超、蔡畅、王震、萧克、耿飚、张爱萍、杨成武、康克清、刘 红军长征追踪馆里陈列的史料照片英、邓六金、李坚真等三十多位老红军在报刊上纷纷发表谈话或题词，对罗开富给予赞扬。罗开富长征采访归来后，胡耀邦在中南海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亲自听取了罗开富的汇报，赞扬了他的坚强毅力，称赞他付出的辛劳很有意义，是一个不怕吃苦、不怕困难的记者。胡耀邦说：“在振兴中华的征程中，我们仍然可以从红军的长征中汲取勇气、力量和智慧。”
  2001年，为纪念建党八十周年，罗开富历时二个月，足迹遍布十多个省、市，写出了《革命圣地踏访记》十九篇，受到了各方的好评。其中，中共瑞金市委、市政府在致该报的信中，称罗开富写的《革命圣地踏访记》“在众多新闻媒体中独树一帜、脍炙人口，体现了中央大报的力量和风范。《革命圣地踏访记》以其对历史的深情回顾、对现实的密切关注，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八十年来所走过的光辉历程，可以说，这一组大气磅礴的报道，是我国新闻战线献给党八十岁生日最为厚重、最为精彩的礼物之一”。2001年5月，他被授予“瑞金荣誉市民”称号。
   下面记录的四则小故事，从一个侧面实录了罗开富先生当年重走红军长征路的艰难困苦。
   背个旧包就上路 与罗开富徒步走长征路事后所产生的热烈反响相比，他的起步阶段显得相当低调，甚至有点冷清。1984年9月26日，罗开富离开北京报社总部时，没有鲜花，没有壮行会，甚至没有一个人送行，就像一次平常采访的开始。
  社里按规定每天给他0.8元的补助，并给他配备了一个小小的望远镜，还有
  一个18元的双肩背包。结果上路前，一位同事告诉他新的包不结实，不如他已使用了两年的旧包可靠，并很热心地拿旧包换了新包。10月16日，从江西于都正式启程时，罗开富的行囊里只多了几套换洗衣服，还有一摞舍不得花钱复印而麻烦堂姐到资料室摘抄的有关长征的史料。他怀里揣着的3000元，是从社里借的起步资金。
   一边输液一边走 罗开富对长征路的采访，采用的是最纯朴也是最原始的一种方式：亲身体验，徒步前行。出发前，时任《经济日报》的总编辑安岗向他提出要求：必须每一公尺都是徒步；必须按同一时间行进，即走到的每个住宿点都是
  五十年前红军宿营地；必须是原来的路；必须在10月19日这一天到达吴起镇……按照这些要求，罗开富每天平均得走75里路，即使在生病发高烧、右腿小腓骨骨折等情况下，由当地向导、干部架着，也得坚持行走。有的大夫为了不影响他抓紧时间赶路，就拿棍子挑着盐水瓶跟着他一起行走，边走边为他输液。
   外国同行探虚实 罗开富是真走还是假走，这引起了外国同行的好奇。1985年1月28日，日本《朝日新闻》记者加藤千洋第一个赶到长征路与罗开富同行，以探虚实。当时罗开富正要上娄山关，加藤千洋跟随着他一路走下来后，彻底信服 工作中的罗开富了。他不仅有时要扶罗走路，还要在凌晨二三点起床，拖着疲劳的身体帮罗抄稿件。与罗分别后，他先后用将近三个版的篇幅在他们的报纸上介绍这个中国记者在红军长征路上的采访经历，并在《向长征之路挑战》一文中写道：“在中国，不，甚至在世界上，今天用‘脚’长途采访的记者，可以说就是罗君了。” 差点倒在泸定桥 出人意料，罗开富的这次“新长征”最难挨的关口不在雪山，也不在草地，而是在走到泸定桥时。那段时间，他黄疸型肝炎复发，靠注射葡萄糖维持体力，全身发软，只好靠向导扶着走，但还是少不了摔跤，他心里也忍不住冒出“不想再走下去”的念头。特地赶来看望他的杨成武将军夫妇及安岗总编辑见他瘦得像个稻草人，都劝他“赶快休息，治疗要紧”。但想到老红军的殷切期盼，想到读者的真诚鼓励，罗开富还是鼓起勇气含泪恳求：“再坚持几天，实在不行了，再换人，只是希望接替我的人能背着我的骨灰走进陕北，也证明了中国记者的一份骨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