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浔区图书馆 内容
义无返顾地出发，并不一定能到达预想的彼岸，在商业领域尤其如此。
南浔丝商群体全方位的成功，与他们良好的整体素质有关。这种素质，特别适用于大规模的商业活动，因此也可称之为商人的人格。我在撰写他们的过程中，经常会朦胧地感到，历史沧桑的变迁，南浔的富商数罹磨难而雄风浩然，构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和人格特征： 其一，志存高远。
明代学者王阳明说：“夫志，气之帅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南浔丝商本来就居住在长江金三角最富饶的杭嘉湖平原，因此经商时很少有空间框范。这正是商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本质差异。这种在地理位置的心理优势，使南浔商人最能发现上海口岸以及沿海各个地区在贸易上的强弱状态，然后就津津有味地“下棋”。
你看，当晚清统治摇摇欲坠之际，南浔商人的反应最敏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开漂洋船南下广州，赚洋人的钱财，这是何等超前的目光，何等开拓的观念！由于漂洋船带出去的辑里丝远销欧美各国，因而他们对海外的贸易信息和运输网络了如指掌。当时江南的盐业亦很赚钱，但无论淮盐、浙盐都由政府实行专卖。南浔商人本难插足，但他们不着急，而在战乱之际大量收购盐引票，依托官府大兴盐业。久而久之，盐业就成为南浔商人经营丝业后又一大支柱产业。可见，南浔富商保持着清醒的经济头脑，始终注目着江南乃至全国的大流通、大格局，尤其是长江流域、沿海一带。人们称誉南浔商人能“随机应变”，以“不变”应“万变”，这是很有见地的。当然，最能显现南浔商人智慧和才华的，莫过于抓住上海开埠这一商机，他们先人一步看准了上海对于南浔的重要性，于是就把辑里丝的外贸出口命脉梳理畅通，自我推向中国生丝出口市场，占据举足轻重的“主角”地位。这种种举措，都是南浔商人的大手笔，与投机取巧的小打小闹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我想，他们拥有如此的气派、气概和谋略，大概与南浔古镇千年文明的深厚内涵、经商传统的自然陶冶有关。至今仍值得人们汲取和研究的是中国近代丝业商海大潮中的佼佼者，其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恐怕就是志存高远，开拓进取。
其二，恪守诚信。
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南浔丝商大多奉行“诚实守信”的哲学。如“八牛”之一的陈煦元的创业之道，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恪守“俾尔昌大”的家训，以诚信为本，深得沪上丝业同行的尊重，也受到外商的信任。被称为“四象”的“刘、张、庞、顾”四大望族，以及其他林林总总的南浔商人，也都把诚信视为比金钱还珍贵。他们机智而不小气，厚实而不排外，不愿意为了眼前小利而背信弃义，深信“至诚无息，不自则之”的哲理，体现了一种大贾的心态和风范。因此，他们在经营的具体行为上，乃至每一个细节，也特别讲究信誉。众所周知，当时我国的生丝外贸事业并没有多少社会公证机制和监督机制，即使失信也不存在惩罚机制，唯一可靠的就是信誉和道义。生丝出口的竞争，说到底就是信誉和质量的竞争。而在这场竞争中，南浔商人长期处于领先地位，他们竟能使世界各国的外商都感到极其稳定的可靠度、信誉度，这实在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商业同行在激烈竞争中相互间的诚信和商业行为的道义，以及对外交流、“双赢”原则等等，使南浔商人给中国商业文明增添了很多人格意义上的光彩，也为中国思想史上历时千年的“义利之辩”注入了新的思考方位。
其三，注重品牌。
南浔丝商最兴盛的年代，大多具有较强的商标意识，不断以质取胜。否则，那么多国内外获奖的辑里丝名牌，怎么能在近代史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独领风骚？如南浔“七十二小金狗”之一的沈天长丝经行，当时的“双燕牌”很出名，曾在南洋劝业会上获二等商勋，清廷为此赏给沈秉钧六品顶戴。
后来，沈氏的“双燕牌”商标出租给“八牛”之一的邱茂泰丝行，每年可收租钱5000两。而在品牌方面，“八牛”之一的“梅恒裕”的表演更加淋漓尽致。每次国际上举办有关丝绸的博览会、交易会，他们都积极推荐南浔辑里丝以及梅家的品牌，还印刷了一些精美的英语宣传册子，广泛传播南浔辑里丝和梅恒裕获得的殊荣，从而收到了较好的品牌效应。
其四，回报社会。
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南浔商人有生生不息的爱国情感和浓郁醇厚的乡土情结。他们在千百年的发展过程中，传承和弘扬了伟大的爱国主义传统，上报国家，下济乡族。有关这方面的口碑，百姓传得最多的还是“四象”之首富刘家。刘镛深知“聚财虽难，失之更易”的哲理，热心回报社会，教诲后人代代相传。其孙子、嘉业堂藏书楼创始人刘承干曾篆刻了一枚“宁人负我，毋我负人”的小印，佩带身上，作为警戒。他的过人之处在于虽有家产千万，却施行了诸多义善之举。据说，有一年他回乡祭祖，下船时见有贫苦孩子乞讨，动了恻隐之心，就每人给了一元大洋。那时，一元大洋算得上是大钱了，可买十几斤大米。这风声一传开，以后每次回乡，他身后总跟了一群贫苦孩子，而他来者不拒，照例每人一元大洋。
南浔商人发家致富以后，大多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或捐款赈灾，或兴文办学，或办施粥厂、育婴堂、养老院等等。有的为杭州钱塘、上海川沙等地建筑海塘，有的编志写书，有的建书楼园林，有的造庙铺路……这些义举使浓浓的乡土情结与炽热的爱国情怀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其五，读书积德。
南浔张静江故居正厅里的一副抱柱联，上写“世上几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这说明张家的祖训就是读书积德。从某种程度上讲，读书积德是南浔丝商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鼎盛时期的南浔真是金银如山，书声如涛，许多名人著书立说，学术研究成果丰硕。南浔文化源远流长，不仅仅是近百年史上的那一段辉煌。特有的南浔文化是特有的南浔商潮的产物，文化的昌盛反过来推动了商潮的滚滚波涛，并不断提升着南浔富商的品性和品位，至今仍留下了一些意味深长的历史思考，在时代的空间里回荡。
南浔丝商群体全方位的成功，与他们良好的整体素质有关。这种素质，特别适用于大规模的商业活动，因此也可称之为商人的人格。我在撰写他们的过程中，经常会朦胧地感到，历史沧桑的变迁，南浔的富商数罹磨难而雄风浩然，构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和人格特征： 其一，志存高远。
明代学者王阳明说：“夫志，气之帅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南浔丝商本来就居住在长江金三角最富饶的杭嘉湖平原，因此经商时很少有空间框范。这正是商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本质差异。这种在地理位置的心理优势，使南浔商人最能发现上海口岸以及沿海各个地区在贸易上的强弱状态，然后就津津有味地“下棋”。
你看，当晚清统治摇摇欲坠之际，南浔商人的反应最敏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开漂洋船南下广州，赚洋人的钱财，这是何等超前的目光，何等开拓的观念！由于漂洋船带出去的辑里丝远销欧美各国，因而他们对海外的贸易信息和运输网络了如指掌。当时江南的盐业亦很赚钱，但无论淮盐、浙盐都由政府实行专卖。南浔商人本难插足，但他们不着急，而在战乱之际大量收购盐引票，依托官府大兴盐业。久而久之，盐业就成为南浔商人经营丝业后又一大支柱产业。可见，南浔富商保持着清醒的经济头脑，始终注目着江南乃至全国的大流通、大格局，尤其是长江流域、沿海一带。人们称誉南浔商人能“随机应变”，以“不变”应“万变”，这是很有见地的。当然，最能显现南浔商人智慧和才华的，莫过于抓住上海开埠这一商机，他们先人一步看准了上海对于南浔的重要性，于是就把辑里丝的外贸出口命脉梳理畅通，自我推向中国生丝出口市场，占据举足轻重的“主角”地位。这种种举措，都是南浔商人的大手笔，与投机取巧的小打小闹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我想，他们拥有如此的气派、气概和谋略，大概与南浔古镇千年文明的深厚内涵、经商传统的自然陶冶有关。至今仍值得人们汲取和研究的是中国近代丝业商海大潮中的佼佼者，其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恐怕就是志存高远，开拓进取。
其二，恪守诚信。
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南浔丝商大多奉行“诚实守信”的哲学。如“八牛”之一的陈煦元的创业之道，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恪守“俾尔昌大”的家训，以诚信为本，深得沪上丝业同行的尊重，也受到外商的信任。被称为“四象”的“刘、张、庞、顾”四大望族，以及其他林林总总的南浔商人，也都把诚信视为比金钱还珍贵。他们机智而不小气，厚实而不排外，不愿意为了眼前小利而背信弃义，深信“至诚无息，不自则之”的哲理，体现了一种大贾的心态和风范。因此，他们在经营的具体行为上，乃至每一个细节，也特别讲究信誉。众所周知，当时我国的生丝外贸事业并没有多少社会公证机制和监督机制，即使失信也不存在惩罚机制，唯一可靠的就是信誉和道义。生丝出口的竞争，说到底就是信誉和质量的竞争。而在这场竞争中，南浔商人长期处于领先地位，他们竟能使世界各国的外商都感到极其稳定的可靠度、信誉度，这实在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商业同行在激烈竞争中相互间的诚信和商业行为的道义，以及对外交流、“双赢”原则等等，使南浔商人给中国商业文明增添了很多人格意义上的光彩，也为中国思想史上历时千年的“义利之辩”注入了新的思考方位。
其三，注重品牌。
南浔丝商最兴盛的年代，大多具有较强的商标意识，不断以质取胜。否则，那么多国内外获奖的辑里丝名牌，怎么能在近代史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独领风骚？如南浔“七十二小金狗”之一的沈天长丝经行，当时的“双燕牌”很出名，曾在南洋劝业会上获二等商勋，清廷为此赏给沈秉钧六品顶戴。
后来，沈氏的“双燕牌”商标出租给“八牛”之一的邱茂泰丝行，每年可收租钱5000两。而在品牌方面，“八牛”之一的“梅恒裕”的表演更加淋漓尽致。每次国际上举办有关丝绸的博览会、交易会，他们都积极推荐南浔辑里丝以及梅家的品牌，还印刷了一些精美的英语宣传册子，广泛传播南浔辑里丝和梅恒裕获得的殊荣，从而收到了较好的品牌效应。
其四，回报社会。
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南浔商人有生生不息的爱国情感和浓郁醇厚的乡土情结。他们在千百年的发展过程中，传承和弘扬了伟大的爱国主义传统，上报国家，下济乡族。有关这方面的口碑，百姓传得最多的还是“四象”之首富刘家。刘镛深知“聚财虽难，失之更易”的哲理，热心回报社会，教诲后人代代相传。其孙子、嘉业堂藏书楼创始人刘承干曾篆刻了一枚“宁人负我，毋我负人”的小印，佩带身上，作为警戒。他的过人之处在于虽有家产千万，却施行了诸多义善之举。据说，有一年他回乡祭祖，下船时见有贫苦孩子乞讨，动了恻隐之心，就每人给了一元大洋。那时，一元大洋算得上是大钱了，可买十几斤大米。这风声一传开，以后每次回乡，他身后总跟了一群贫苦孩子，而他来者不拒，照例每人一元大洋。
南浔商人发家致富以后，大多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或捐款赈灾，或兴文办学，或办施粥厂、育婴堂、养老院等等。有的为杭州钱塘、上海川沙等地建筑海塘，有的编志写书，有的建书楼园林，有的造庙铺路……这些义举使浓浓的乡土情结与炽热的爱国情怀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其五，读书积德。
南浔张静江故居正厅里的一副抱柱联，上写“世上几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这说明张家的祖训就是读书积德。从某种程度上讲，读书积德是南浔丝商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鼎盛时期的南浔真是金银如山，书声如涛，许多名人著书立说，学术研究成果丰硕。南浔文化源远流长，不仅仅是近百年史上的那一段辉煌。特有的南浔文化是特有的南浔商潮的产物，文化的昌盛反过来推动了商潮的滚滚波涛，并不断提升着南浔富商的品性和品位，至今仍留下了一些意味深长的历史思考，在时代的空间里回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