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浔区图书馆 内容
浔商的时代特征 义无返顾地出发，并不一定能到达预想的彼岸，在商业领域尤其如此。
南浔丝商群体全方位的成功，与他们良好的整体素质有关。这种素质，特别适用于大规模的商业活动，因此也可称之为商人的人格。我在撰写他们的过程中，经常会朦胧地感到，历史沧桑的变迁，南浔的富商数罹磨难而雄风浩然，构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和人格特征：其一，志存高远。
明代学者王阳明说：“夫志，气之帅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南浔丝商本来就居住在长江金三角最富饶的杭嘉湖平原，因此经商时很少有空间框范。这正是商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本质差异。这种在地理位置的心理优势，使南浔商人最能发现上海口岸以及沿海各个地区在贸易上的强弱状态，然后就津津有味地“下棋”。
你看，当晚清统治摇摇欲坠之际，南浔商人的反应最敏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开漂洋船南下广州，赚洋人的钱财，这是何等超前的目光，何等开拓的观念！由于漂洋船带出去的辑里丝远销欧美各国，因而他们对海外的贸易信息和运输网络了如指掌。当时江南的盐业亦很赚钱，但无论淮盐、浙盐都由政府实行专卖。南浔商人本难插足，但他们不着急，而在战乱之际大量收购盐引票，依托官府大兴盐业。久而久之，盐业就成为南浔商人经营丝业后又一大支柱产业。可见，南浔富商保持着清醒的经济头脑，始终注目着江南乃至全国的大流通、大格局，尤其是长江流域、沿海一带。人们称誉南浔商人能“随机应变”，以“不变”应“万变”，这是很有见地的。当然，最能显现南浔商人智慧和才华的，莫过于抓住上海开埠这一商机，他们先人一步看准了上海对于南浔的重要性，于是就把辑里丝的外贸出口命脉梳理畅通，自我推向中国生丝出口市场，占据举足轻重的“主角”地位。这种种举措，都是南浔商人的大手笔，与投机取巧的小打小闹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我想，他们拥有如此的气派、气概和谋略，大概与南浔古镇千年文明的深厚内涵、经商传统的自然陶冶有关。至今仍值得人们汲取和研究的是中国近代丝业商海大潮中的佼佼者，其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恐怕就是志存高远，开拓进取。
其二，恪守诚信。
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南浔丝商大多奉行“诚实守信”的哲学。如“八牛”之一的陈煦元的创业之道，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恪守“俾尔昌大”的家训，以诚信为本，深得沪上丝业同行的尊重，也受到外商的信任。被称为“四象”的“刘、张、庞、顾”四大望族，以及其他林林总总的南浔商人，也都把诚信视为比金钱还珍贵。他们机智而不小气，厚实而不排外，不愿意为了眼前小利而背信弃义，深信“至诚无息，不自则之”的哲理，体现了一种大贾的心态和风范。因此，他们在经营的具体行为上，乃至每一个细节，也特别讲究信誉。众所周知，当时我国的生丝外贸事业并没有多少社会公证机制和监督机制，即使失信也不存在惩罚机制，唯一可靠的就是信誉和道义。生丝出口的竞争，说到底就是信誉和质量的竞争。而在这场竞争中，南浔商人长期处于领先地位，他们竟能使世界各国的外商都感到极其稳定的可靠度、信誉度，这实在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商业同行在激烈竞争中相互间的诚信和商业行为的道义，以及对外交流、“双赢”原则等等，使南浔商人给中国商业文明增添了很多人格意义上的光彩，也为中国思想史上历时千年的“义利之辩”注入了新的思考方位。
其三，注重品牌。
南浔丝商最兴盛的年代，大多具有较强的商标意识，不断以质取胜。否则，那么多国内外获奖的辑里丝名牌，怎么能在近代史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独领风骚？如南浔“七十二小金狗”之一的沈天长丝经行，当时的“双燕牌”很出名，曾在南洋劝业会上获二等商勋，清廷为此赏给沈秉钧六品顶戴。
后来，沈氏的“双燕牌”商标出租给“八牛”之一的邱茂泰丝行，每年可收租钱5000两。而在品牌方面，“八牛”之一的“梅恒裕”的表演更加淋漓尽致。每次国际上举办有关丝绸的博览会、交易会，他们都积极推荐南浔辑里丝以及梅家的品牌，还印刷了一些精美的英语宣传册子，广泛传播南浔辑里丝和梅恒裕获得的殊荣，从而收到了较好的品牌效应。
其四，回报社会。
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南浔商人有生生不息的爱国情感和浓郁醇厚的乡土情结。他们在千百年的发展过程中，传承和弘扬了伟大的爱国主义传统，上报国家，下济乡族。有关这方面的口碑，百姓传得最多的还是“四象”之首富刘家。刘镛深知“聚财虽难，失之更易”的哲理，热心回报社会，教诲后人代代相传。其孙子、嘉业堂藏书楼创始人刘承干曾篆刻了一枚“宁人负我，毋我负人”的小印，佩带身上，作为警戒。他的过人之处在于虽有家产千万，却施行了诸多义善之举。据说，有一年他回乡祭祖，下船时见有贫苦孩子乞讨，动了恻隐之心，就每人给了一元大洋。那时，一元大洋算得上是大钱了，可买十几斤大米。这风声一传开，以后每次回乡，他身后总跟了一群贫苦孩子，而他来者不拒，照例每人一元大洋。
南浔商人发家致富以后，大多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或捐款赈灾，或兴文办学，或办施粥厂、育婴堂、养老院等等。有的为杭州钱塘、上海川沙等地建筑海塘，有的编志写书，有的建书楼园林，有的造庙铺路……这些义举使浓浓的乡土情结与炽热的爱国情怀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其五，读书积德。
南浔张静江故居正厅里的一副抱柱联，上写“世上几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这说明张家的祖训就是读书积德。从某种程度上讲，读书积德是南浔丝商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鼎盛时期的南浔真是金银如山，书声如涛，许多名人著书立说，学术研究成果丰硕。南浔文化源远流长，不仅仅是近百年史上的那一段辉煌。特有的南浔文化是特有的南浔商潮的产物，文化的昌盛反过来推动了商潮的滚滚波涛，并不断提升着南浔富商的品性和品位，至今仍留下了一些意味深长的历史思考，在时代的空间里回荡。
创业难，守业更难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透过历史的烟云往深处窥视，南浔商人的人格结构中还有保守、落后、脆弱的一面。他们虽然阵容庞大，实力雄厚，但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只不过是一朵小浪花。探讨南浔商人衰落的原因，话题很多。从被后人与宁波商帮相比称之为“先发之势”的南浔商人由弱而盛、由盛而衰的经历看，宁波商帮的兴盛之时，恰是南浔商人的衰弱之日。处于相同的时代，一个一蹶不振，一个如日中天，反差如此之大，个中原委，值得深思。质而言之，在一个缺少商业文明和市场意识的旧社会里，南浔商人弘扬传统，接轨上海，超越自我，以强烈的致富欲望和开拓进取的精神取得了成功，但他们的成功没有被赋予雄辩的历史理由。严密的哲学思维，精微的科学头脑，似乎还一直在躲避着他们，至少距离较远。因此，他们归根结底还是逃不出历史的局限和束缚。这似乎是南浔商人与时代、与环境、与自身共同而“成亦萧何，败亦萧何”的命运。
是时代，是历史，是环境，使南浔丝商的成功者未能成为历史意志的觉悟者。他们在历史的“夹缝”时代，走出古老的青石板路，闯入花花绿绿的十里洋场，接受西方的文化，在中国生丝出口贸易的市场上跃马挥戈，雄风席卷，呼应灵活，左右逢源，找到了最适宜于这个时代的经营方式。然而，他们的人生规范中仍摆脱不了中国大量的封建色彩。当他们成功发迹致富后，封建家长制的权威，传统经营上的保守性，似乎仍是唯一可临摹的范本。于是他们的商人人格不能不自相矛盾乃至自相分裂，有时还会逐步走向自身优势的反面，做出与创业时判若两人的行为。在我看来，这一切，正是南浔商人在风光百年后终于困顿、迷乱、内耗、衰落的内在原因。在这里，我想谈一谈南浔富商的后代问题。南浔“四象八牛七十二小金狗”的开创者大多是赖于艰苦拼搏、创新破难而发迹致富的。但他们的后代中有些人却往往缺乏祖上那种开放的心态，吃苦耐劳的精神和能儒善商的文化修养，因此在变幻莫测的商海大潮中未能敏锐地洞察风云，牢牢把握市场的主动权。如“四象”之首富的刘家，鼎盛时财产高达2000万两，但到了刘承干这一代却急剧衰微，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刘承干本人既不能做官，又不善理财，恐怕还是主要原因之一。“四象”之一的顾家后人，继独资或与外商合资创业以后，由于盲目囤丝造成巨大亏损，不得不卖掉了父亲创下的上海金利源码头、收藏的文物以及大部分房地产，成为“四象”中最早衰落的一家。即使是作为著名藏书家的蒋汝藻，也因经营的不利，遂将密韵楼的大批珍籍抵押给浙江兴业银行。由此可见，优胜劣汰是市场的一条铁的规律，对任何人都不会留情。南浔富商的后代中有些人由于缺乏祖上的目光和能力，不是受经营上的保守所困，就是被盲目的传统文化所缚，或投资不当，或管理不善，或自身堕落，从而使祖上沿袭下来的主旋律走调变音。
我想，不妨回忆一下南浔商人后代的一些不愉快的往事，可能会使我们对南浔商人人格结构的另一面有较多的感性理解。
清末民初时，南浔邵氏是能与“八牛”媲美的一个大家庭。但后来为何很快衰落呢？这似乎成了一个百年之谜。不久前，我为此到南浔镇便民路30号，采访了邵氏十四代后人邵家郁先生。他现年72岁，是原南浔红雷化工厂退休职工。他说，邵家祖籍绍兴，大约在清同治、光绪年间战乱时迁居南浔，先是做小生意的。后来邵家业丝致富，在南浔寸池潭建造大宅，在丝行埭开了三爿丝行、两爿经行，生意越做越红火。也许是佐证了“是福亦是祸，是祸躲不过”这句老话，不知到了邵氏哪一代，他不仅自己吃鸦片，而且大、小老婆也都吃鸦片，生了个“末拖儿子”也吃鸦片，“末拖儿子”讨了个小老婆又吃鸦片，甚至养了个“老六”（孙子）还是吃鸦片……总之，一家祖孙三代都吃鸦片，大小“烟枪”吞云吐雾，弄得寸池潭大宅乌烟瘴气，最终势必“吃光”了家产。在抗日战争时，邵氏在寸池潭的大宅前三埭房屋被日军烧毁，而后三埭房屋还是被邵家的后人吃鸦片“吃”掉了。据说邵家有个后人，当时沦为乞丐，真是邵氏之大耻也！邵氏的衰落并非是孤立的现象，其实也是南浔其他一些家族的缩影。据南浔老人回忆，当时有一称为“小金狗”的富商，开始容忍儿子吃鸦片只是出于一种过分的溺爱。他想，反正自己家财千贯，只要儿子不出去惹是生非，娱情烟花，吃点鸦片无碍于家族的大局，于是就对儿子吸毒听之任之，最后儿子不幸天折，家族败落。到了这时，这位富商才后悔莫及，但已无力回天。
写到这里，我不禁要拷问：可敬可佩的南浔商人啊，这难道不是你们的悲哀吗？你们创业初的豪情壮志与道德教养都到哪里去了？怎么会如此容忍毒品吞噬子女的身心?由此可见，创业难，守业更难。虽然历史的潮流浩浩荡荡，大浪淘尽多少风云人物。商海浮沉，云谲波诡，多少风光一时的晋商、徽商都经历了兴也勃如、衰也倏焉的起伏人生。南浔商人也难逃烟消云散的劫数，留给我们的历史教训是异常沉痛的。正因为其中有些后人致富后从“俭”到“奢”，花天酒地，才致使人格发生严重扭曲，走向反面，终究落了个可悲下场。由此我陷入沉思：“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些穿着长袍马褂的南浔富商的纨绔弟子，不就是历史的一面镜子吗?也许，最使南浔富商望族的开创者感到忧心积虑的还是后代问题。尽管“四象八牛七十二小金狗”的开创者大多文化不高，但他们凭借在商海大潮中摸爬滚打所积累的心智、资本和能力，终于托起了一片灿烂的天空。他们发家致富后，大多很重视对后代的教育培养，孜孜不倦地教诲子女传承和弘扬祖业，以实现光宗耀祖、门楣生辉的梦寐之求。可喜的是一些后人成为出类拔萃的各种人才；可悲的是一些后人却带着暴发户的骄矜，或沉溺声色，或吸毒赌博，使创业初的勃勃雄心在挥金如土、依红偎翠中日渐消磨，辛辛苦苦挣来的家产如水逝去，终究重蹈了旧式商人的覆辙。
群体衰落的社会历史原因诚然，我们不能把南浔丝商没有走得很远的原因，全然归于他们全身。就个别的家族而言，自身的原因固然至关重要，但牵涉到南浔商人的世纪性繁华与群体衰落的现象，一定会有更深刻、更重要的历史原因。清廷官府的盘剥，外国商业的渗透，沿海城市的膨胀，进口机缫丝的走红，以及人造丝的发明，无疑都能成为对南浔富商的挑战和危机，但这还不是他们群体衰落的主要理由。因为清廷官府是不可能动摇已根深蒂固的南浔商人的强大方队，何况南浔商人历来都能随机应变，敏锐地瞄准市场的坐标，他们在上海、杭州、南京、苏州等地都拥有相当庞大的体系和网络。即使面临严峻的挑战，积百余年历史经验的南浔商人盘桓的余地依然很大。因此，如果没有其他原因导致南浔商人衰落，他们未必后来显得那么悖时落伍。
那么，什么是使南浔富商群体衰落的根本原因呢?我认为，清代中叶以来，中国接连不断的暴力冲突，一次次阻断了中国经济自然演进的历程，最终也导致了南浔商人的衰落，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当然，对战争也要客观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先是太平天国运动。这场中国历史上规模巨大的农民起义在动摇清朝统治的背后，也存在着无法掩盖的负面作用。事实上，这场历时10年的暴力运动，使很多城市的商业活动都程度不同地遭受到摧残。然而，奇怪的是长三角地区在刀光剑影闪过之后则出现了丝业的繁荣。据史料记载，英国哈利当时曾在湖州、苏州、无锡、常州一带周旋，他的《太平天国革命军亲历记》提到：“太平天国完全掌握了这种有价值的商业，直到他们从产丝地区被驱走以前，他们是从来没有对这种商业加以任何限制的。”又提到往返于上海与南浔之间的“中国号”轮船，“专备运丝之用”，“以产丝的中心地区南浔为起航的起点，然后到乡间收购辑里湖丝”，“总计每年带到乡间买丝的现款约达八百万至一千万英镑。”在太平天国初期，“同治元年（1862）湖丝出口达到最高峰”，即光绪年间《乌程县志·序》中所说：“湖丝极盛时出洋十万包。”南浔以“四象八牛”为代表的丝商群体，几乎垄断了湖丝的对外贸易。
然而，当军事格局发生骤变，战火蔓延到南浔时，这里的房屋焚毁不少。
咸丰十一年（1861）以后，清军从四面八方逼近天京（南京），陈玉成在皖北被俘遇害，太平天国的西战场瓦解。李秀成既要抵抗李鸿章、左宗棠的猛烈进攻，又要抵抗外国侵略军，因此太平天国后期的败局已定。战争不仅破坏了正常的生丝出口，而且给这些地区带来了很大的创伤。同治元年（1862）以后，中国生丝出口急剧下降，当时的主要原因恐怕还是国内战争的破坏所致。同时，西方垄断资本凭借与腐朽的清廷签订的种种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根本无法在公平的条件下竞争，加上中国当时政治腐败，帝国主义的经济、军事入侵，苦难的中华民族饱经内忧外患，灾祸频仍。我们无法想象，一个兵荒马乱的社会大环境，能有繁荣的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南浔富商当然也不能例外。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辛亥革命爆发后，南浔很多商人都踊跃投入，其中有的成为这个时代的先锋。这场革命最终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有其深远的历史意义。但无可讳言的是，由于辛亥革命之前，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早已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因此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接连不断的社会动乱、军阀混战仍在继续，这是清王朝留下的恶果。南浔商人自然不能不受到干扰，显然带给城乡经济和南浔富商的创伤可以想象。各路盗贼趁火打劫，兴风作浪，更是没完没了，致使各地工商业破产倒闭，市场一度萧条。外商虽然享有特权，但也在烽火硝烟中人心惶惶，生丝外贸势必受到严重影响。
更令人发指的是，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沦陷区交通线两旁的桑树被日军砍伐殆尽，被毁桑园200万亩，百分之三十以上的蚕种场和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缫丝厂被焚毁和破坏。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反人类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南浔，难道能逃避此灾吗?对此，我的心头一直笼罩着一种阴影，怎么也驱赶不掉。恕我坦言，进入民国之后，以土丝为主的南浔辑里丝开始走向衰微。日本机缫丝的勃起，外国人造丝的上市，给走投无路的南浔富商以更沉重的打击。尽管在这以前辑里丝已由家庭式手工操作逐步改良，当时的辑里丝还能与外国的缫丝厂抗衡，但不久就难与厂丝相匹，已是强弩之末了。在辛亥革命前后这一段时间内，南浔富商也迫不及待地创办了不少机器缫丝厂，但由于欧洲战火弥漫、汇率变动剧烈，以及美国生丝市场的变化等诸多因素，致使南浔辑里丝出口量大幅度地滑坡，最后不得不跌入低谷深渊，只留下前朝的背影。
如果要了解这段历史，不妨重温一下根据日本著名作家山本茂美的小说改编的影片《野麦岭》，就可以有深切的体会。这部日本影片的历史背景是明治维新后，日本奉行“富国强民”政策，向世界大量出口各种物资，以换取外汇，其中缫丝业是出口创汇的支柱产业之一。这部影片真实地再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新兴的丝业资本集团为了抢占国际市场，疯狂地扩大机缫丝的生产规模，残酷剥削压榨缫丝女工甚至使女工劳累致死的悲惨情景。
正是《野麦岭》式的生产方式，使日本生丝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大增。1909年，日本在国际市场上的生丝产品出口额首次超过中国。到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的生丝产品已占国际市场的百分之八十，其输出额是中国的7倍！ 随着社会经济背景的迅猛转换更新，南浔商人自身的保守和落后性日益凸现，日益阻碍着他们事业的复苏和发展。尽管南浔商人中的有识之士，先后已把投资的目标转向房地产、棉纺、造纸、面粉、铁路、轮船、金融、娱乐业等方面，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一心世守祖业不求创新，尤其是某些文人雅士只顾热衷于文化艺术而放弃了经济实业上的开拓进取，无法从时代的变革中汲取足够的生存发展的养分和动力，无法适应新旧时期转型的经济要求，原先的优势已蜕变为保守、僵化和落后，封建传统禁锢着他们的思维，束缚着他们的观念更新。曾经叱咤商界风云的南浔商人，面对西方资本势力、中国官僚资本主义的双重夹击，乱了阵脚，不谙应变，在动荡的战火中逐步陷入了衰落之路，终究被新的变化、新的力量和新的事物挤出了历史舞台。
南浔商人处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及辛亥革命后新旧时期转型的大背景之下，其经营活动必然笼罩着忧患时代的重重阴影。从“夹缝”时代的鼎盛到悲剧时代的衰落昭示着一个哲理：商道荣衰，系于国运。人物的命运最终取决于时代的命运。只有政通人和，才有商人施展抱负的天地。
岁月飞逝，沧桑迭变。犹如中国商界天空中一片灿烂群星的南浔商人，其兴衰沉浮的人生轨迹是一部耐人寻味的近代华商奋进拼搏的史书，积淀着丰厚的文化内涵和底蕴。而南浔商人“开明、开放、开拓”的时代精神更吸引着新世纪的人们去寻根溯源，不断吸取教益和启迪。
春梦无痕，喻世有鉴。我笔下所碰撞到的“江南豪门”现象虽然发生在南浔，却又远远超越了南浔。由此发出的感叹，应该属于我们华夏文明更广阔的领域，属于我们炎黄子孙更深邃的世界！
南浔丝商群体全方位的成功，与他们良好的整体素质有关。这种素质，特别适用于大规模的商业活动，因此也可称之为商人的人格。我在撰写他们的过程中，经常会朦胧地感到，历史沧桑的变迁，南浔的富商数罹磨难而雄风浩然，构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和人格特征：其一，志存高远。
明代学者王阳明说：“夫志，气之帅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南浔丝商本来就居住在长江金三角最富饶的杭嘉湖平原，因此经商时很少有空间框范。这正是商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本质差异。这种在地理位置的心理优势，使南浔商人最能发现上海口岸以及沿海各个地区在贸易上的强弱状态，然后就津津有味地“下棋”。
你看，当晚清统治摇摇欲坠之际，南浔商人的反应最敏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开漂洋船南下广州，赚洋人的钱财，这是何等超前的目光，何等开拓的观念！由于漂洋船带出去的辑里丝远销欧美各国，因而他们对海外的贸易信息和运输网络了如指掌。当时江南的盐业亦很赚钱，但无论淮盐、浙盐都由政府实行专卖。南浔商人本难插足，但他们不着急，而在战乱之际大量收购盐引票，依托官府大兴盐业。久而久之，盐业就成为南浔商人经营丝业后又一大支柱产业。可见，南浔富商保持着清醒的经济头脑，始终注目着江南乃至全国的大流通、大格局，尤其是长江流域、沿海一带。人们称誉南浔商人能“随机应变”，以“不变”应“万变”，这是很有见地的。当然，最能显现南浔商人智慧和才华的，莫过于抓住上海开埠这一商机，他们先人一步看准了上海对于南浔的重要性，于是就把辑里丝的外贸出口命脉梳理畅通，自我推向中国生丝出口市场，占据举足轻重的“主角”地位。这种种举措，都是南浔商人的大手笔，与投机取巧的小打小闹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我想，他们拥有如此的气派、气概和谋略，大概与南浔古镇千年文明的深厚内涵、经商传统的自然陶冶有关。至今仍值得人们汲取和研究的是中国近代丝业商海大潮中的佼佼者，其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恐怕就是志存高远，开拓进取。
其二，恪守诚信。
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南浔丝商大多奉行“诚实守信”的哲学。如“八牛”之一的陈煦元的创业之道，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恪守“俾尔昌大”的家训，以诚信为本，深得沪上丝业同行的尊重，也受到外商的信任。被称为“四象”的“刘、张、庞、顾”四大望族，以及其他林林总总的南浔商人，也都把诚信视为比金钱还珍贵。他们机智而不小气，厚实而不排外，不愿意为了眼前小利而背信弃义，深信“至诚无息，不自则之”的哲理，体现了一种大贾的心态和风范。因此，他们在经营的具体行为上，乃至每一个细节，也特别讲究信誉。众所周知，当时我国的生丝外贸事业并没有多少社会公证机制和监督机制，即使失信也不存在惩罚机制，唯一可靠的就是信誉和道义。生丝出口的竞争，说到底就是信誉和质量的竞争。而在这场竞争中，南浔商人长期处于领先地位，他们竟能使世界各国的外商都感到极其稳定的可靠度、信誉度，这实在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商业同行在激烈竞争中相互间的诚信和商业行为的道义，以及对外交流、“双赢”原则等等，使南浔商人给中国商业文明增添了很多人格意义上的光彩，也为中国思想史上历时千年的“义利之辩”注入了新的思考方位。
其三，注重品牌。
南浔丝商最兴盛的年代，大多具有较强的商标意识，不断以质取胜。否则，那么多国内外获奖的辑里丝名牌，怎么能在近代史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独领风骚？如南浔“七十二小金狗”之一的沈天长丝经行，当时的“双燕牌”很出名，曾在南洋劝业会上获二等商勋，清廷为此赏给沈秉钧六品顶戴。
后来，沈氏的“双燕牌”商标出租给“八牛”之一的邱茂泰丝行，每年可收租钱5000两。而在品牌方面，“八牛”之一的“梅恒裕”的表演更加淋漓尽致。每次国际上举办有关丝绸的博览会、交易会，他们都积极推荐南浔辑里丝以及梅家的品牌，还印刷了一些精美的英语宣传册子，广泛传播南浔辑里丝和梅恒裕获得的殊荣，从而收到了较好的品牌效应。
其四，回报社会。
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南浔商人有生生不息的爱国情感和浓郁醇厚的乡土情结。他们在千百年的发展过程中，传承和弘扬了伟大的爱国主义传统，上报国家，下济乡族。有关这方面的口碑，百姓传得最多的还是“四象”之首富刘家。刘镛深知“聚财虽难，失之更易”的哲理，热心回报社会，教诲后人代代相传。其孙子、嘉业堂藏书楼创始人刘承干曾篆刻了一枚“宁人负我，毋我负人”的小印，佩带身上，作为警戒。他的过人之处在于虽有家产千万，却施行了诸多义善之举。据说，有一年他回乡祭祖，下船时见有贫苦孩子乞讨，动了恻隐之心，就每人给了一元大洋。那时，一元大洋算得上是大钱了，可买十几斤大米。这风声一传开，以后每次回乡，他身后总跟了一群贫苦孩子，而他来者不拒，照例每人一元大洋。
南浔商人发家致富以后，大多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或捐款赈灾，或兴文办学，或办施粥厂、育婴堂、养老院等等。有的为杭州钱塘、上海川沙等地建筑海塘，有的编志写书，有的建书楼园林，有的造庙铺路……这些义举使浓浓的乡土情结与炽热的爱国情怀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其五，读书积德。
南浔张静江故居正厅里的一副抱柱联，上写“世上几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这说明张家的祖训就是读书积德。从某种程度上讲，读书积德是南浔丝商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鼎盛时期的南浔真是金银如山，书声如涛，许多名人著书立说，学术研究成果丰硕。南浔文化源远流长，不仅仅是近百年史上的那一段辉煌。特有的南浔文化是特有的南浔商潮的产物，文化的昌盛反过来推动了商潮的滚滚波涛，并不断提升着南浔富商的品性和品位，至今仍留下了一些意味深长的历史思考，在时代的空间里回荡。
创业难，守业更难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透过历史的烟云往深处窥视，南浔商人的人格结构中还有保守、落后、脆弱的一面。他们虽然阵容庞大，实力雄厚，但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只不过是一朵小浪花。探讨南浔商人衰落的原因，话题很多。从被后人与宁波商帮相比称之为“先发之势”的南浔商人由弱而盛、由盛而衰的经历看，宁波商帮的兴盛之时，恰是南浔商人的衰弱之日。处于相同的时代，一个一蹶不振，一个如日中天，反差如此之大，个中原委，值得深思。质而言之，在一个缺少商业文明和市场意识的旧社会里，南浔商人弘扬传统，接轨上海，超越自我，以强烈的致富欲望和开拓进取的精神取得了成功，但他们的成功没有被赋予雄辩的历史理由。严密的哲学思维，精微的科学头脑，似乎还一直在躲避着他们，至少距离较远。因此，他们归根结底还是逃不出历史的局限和束缚。这似乎是南浔商人与时代、与环境、与自身共同而“成亦萧何，败亦萧何”的命运。
是时代，是历史，是环境，使南浔丝商的成功者未能成为历史意志的觉悟者。他们在历史的“夹缝”时代，走出古老的青石板路，闯入花花绿绿的十里洋场，接受西方的文化，在中国生丝出口贸易的市场上跃马挥戈，雄风席卷，呼应灵活，左右逢源，找到了最适宜于这个时代的经营方式。然而，他们的人生规范中仍摆脱不了中国大量的封建色彩。当他们成功发迹致富后，封建家长制的权威，传统经营上的保守性，似乎仍是唯一可临摹的范本。于是他们的商人人格不能不自相矛盾乃至自相分裂，有时还会逐步走向自身优势的反面，做出与创业时判若两人的行为。在我看来，这一切，正是南浔商人在风光百年后终于困顿、迷乱、内耗、衰落的内在原因。在这里，我想谈一谈南浔富商的后代问题。南浔“四象八牛七十二小金狗”的开创者大多是赖于艰苦拼搏、创新破难而发迹致富的。但他们的后代中有些人却往往缺乏祖上那种开放的心态，吃苦耐劳的精神和能儒善商的文化修养，因此在变幻莫测的商海大潮中未能敏锐地洞察风云，牢牢把握市场的主动权。如“四象”之首富的刘家，鼎盛时财产高达2000万两，但到了刘承干这一代却急剧衰微，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刘承干本人既不能做官，又不善理财，恐怕还是主要原因之一。“四象”之一的顾家后人，继独资或与外商合资创业以后，由于盲目囤丝造成巨大亏损，不得不卖掉了父亲创下的上海金利源码头、收藏的文物以及大部分房地产，成为“四象”中最早衰落的一家。即使是作为著名藏书家的蒋汝藻，也因经营的不利，遂将密韵楼的大批珍籍抵押给浙江兴业银行。由此可见，优胜劣汰是市场的一条铁的规律，对任何人都不会留情。南浔富商的后代中有些人由于缺乏祖上的目光和能力，不是受经营上的保守所困，就是被盲目的传统文化所缚，或投资不当，或管理不善，或自身堕落，从而使祖上沿袭下来的主旋律走调变音。
我想，不妨回忆一下南浔商人后代的一些不愉快的往事，可能会使我们对南浔商人人格结构的另一面有较多的感性理解。
清末民初时，南浔邵氏是能与“八牛”媲美的一个大家庭。但后来为何很快衰落呢？这似乎成了一个百年之谜。不久前，我为此到南浔镇便民路30号，采访了邵氏十四代后人邵家郁先生。他现年72岁，是原南浔红雷化工厂退休职工。他说，邵家祖籍绍兴，大约在清同治、光绪年间战乱时迁居南浔，先是做小生意的。后来邵家业丝致富，在南浔寸池潭建造大宅，在丝行埭开了三爿丝行、两爿经行，生意越做越红火。也许是佐证了“是福亦是祸，是祸躲不过”这句老话，不知到了邵氏哪一代，他不仅自己吃鸦片，而且大、小老婆也都吃鸦片，生了个“末拖儿子”也吃鸦片，“末拖儿子”讨了个小老婆又吃鸦片，甚至养了个“老六”（孙子）还是吃鸦片……总之，一家祖孙三代都吃鸦片，大小“烟枪”吞云吐雾，弄得寸池潭大宅乌烟瘴气，最终势必“吃光”了家产。在抗日战争时，邵氏在寸池潭的大宅前三埭房屋被日军烧毁，而后三埭房屋还是被邵家的后人吃鸦片“吃”掉了。据说邵家有个后人，当时沦为乞丐，真是邵氏之大耻也！邵氏的衰落并非是孤立的现象，其实也是南浔其他一些家族的缩影。据南浔老人回忆，当时有一称为“小金狗”的富商，开始容忍儿子吃鸦片只是出于一种过分的溺爱。他想，反正自己家财千贯，只要儿子不出去惹是生非，娱情烟花，吃点鸦片无碍于家族的大局，于是就对儿子吸毒听之任之，最后儿子不幸天折，家族败落。到了这时，这位富商才后悔莫及，但已无力回天。
写到这里，我不禁要拷问：可敬可佩的南浔商人啊，这难道不是你们的悲哀吗？你们创业初的豪情壮志与道德教养都到哪里去了？怎么会如此容忍毒品吞噬子女的身心?由此可见，创业难，守业更难。虽然历史的潮流浩浩荡荡，大浪淘尽多少风云人物。商海浮沉，云谲波诡，多少风光一时的晋商、徽商都经历了兴也勃如、衰也倏焉的起伏人生。南浔商人也难逃烟消云散的劫数，留给我们的历史教训是异常沉痛的。正因为其中有些后人致富后从“俭”到“奢”，花天酒地，才致使人格发生严重扭曲，走向反面，终究落了个可悲下场。由此我陷入沉思：“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些穿着长袍马褂的南浔富商的纨绔弟子，不就是历史的一面镜子吗?也许，最使南浔富商望族的开创者感到忧心积虑的还是后代问题。尽管“四象八牛七十二小金狗”的开创者大多文化不高，但他们凭借在商海大潮中摸爬滚打所积累的心智、资本和能力，终于托起了一片灿烂的天空。他们发家致富后，大多很重视对后代的教育培养，孜孜不倦地教诲子女传承和弘扬祖业，以实现光宗耀祖、门楣生辉的梦寐之求。可喜的是一些后人成为出类拔萃的各种人才；可悲的是一些后人却带着暴发户的骄矜，或沉溺声色，或吸毒赌博，使创业初的勃勃雄心在挥金如土、依红偎翠中日渐消磨，辛辛苦苦挣来的家产如水逝去，终究重蹈了旧式商人的覆辙。
群体衰落的社会历史原因诚然，我们不能把南浔丝商没有走得很远的原因，全然归于他们全身。就个别的家族而言，自身的原因固然至关重要，但牵涉到南浔商人的世纪性繁华与群体衰落的现象，一定会有更深刻、更重要的历史原因。清廷官府的盘剥，外国商业的渗透，沿海城市的膨胀，进口机缫丝的走红，以及人造丝的发明，无疑都能成为对南浔富商的挑战和危机，但这还不是他们群体衰落的主要理由。因为清廷官府是不可能动摇已根深蒂固的南浔商人的强大方队，何况南浔商人历来都能随机应变，敏锐地瞄准市场的坐标，他们在上海、杭州、南京、苏州等地都拥有相当庞大的体系和网络。即使面临严峻的挑战，积百余年历史经验的南浔商人盘桓的余地依然很大。因此，如果没有其他原因导致南浔商人衰落，他们未必后来显得那么悖时落伍。
那么，什么是使南浔富商群体衰落的根本原因呢?我认为，清代中叶以来，中国接连不断的暴力冲突，一次次阻断了中国经济自然演进的历程，最终也导致了南浔商人的衰落，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当然，对战争也要客观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先是太平天国运动。这场中国历史上规模巨大的农民起义在动摇清朝统治的背后，也存在着无法掩盖的负面作用。事实上，这场历时10年的暴力运动，使很多城市的商业活动都程度不同地遭受到摧残。然而，奇怪的是长三角地区在刀光剑影闪过之后则出现了丝业的繁荣。据史料记载，英国哈利当时曾在湖州、苏州、无锡、常州一带周旋，他的《太平天国革命军亲历记》提到：“太平天国完全掌握了这种有价值的商业，直到他们从产丝地区被驱走以前，他们是从来没有对这种商业加以任何限制的。”又提到往返于上海与南浔之间的“中国号”轮船，“专备运丝之用”，“以产丝的中心地区南浔为起航的起点，然后到乡间收购辑里湖丝”，“总计每年带到乡间买丝的现款约达八百万至一千万英镑。”在太平天国初期，“同治元年（1862）湖丝出口达到最高峰”，即光绪年间《乌程县志·序》中所说：“湖丝极盛时出洋十万包。”南浔以“四象八牛”为代表的丝商群体，几乎垄断了湖丝的对外贸易。
然而，当军事格局发生骤变，战火蔓延到南浔时，这里的房屋焚毁不少。
咸丰十一年（1861）以后，清军从四面八方逼近天京（南京），陈玉成在皖北被俘遇害，太平天国的西战场瓦解。李秀成既要抵抗李鸿章、左宗棠的猛烈进攻，又要抵抗外国侵略军，因此太平天国后期的败局已定。战争不仅破坏了正常的生丝出口，而且给这些地区带来了很大的创伤。同治元年（1862）以后，中国生丝出口急剧下降，当时的主要原因恐怕还是国内战争的破坏所致。同时，西方垄断资本凭借与腐朽的清廷签订的种种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根本无法在公平的条件下竞争，加上中国当时政治腐败，帝国主义的经济、军事入侵，苦难的中华民族饱经内忧外患，灾祸频仍。我们无法想象，一个兵荒马乱的社会大环境，能有繁荣的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南浔富商当然也不能例外。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辛亥革命爆发后，南浔很多商人都踊跃投入，其中有的成为这个时代的先锋。这场革命最终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有其深远的历史意义。但无可讳言的是，由于辛亥革命之前，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早已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因此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接连不断的社会动乱、军阀混战仍在继续，这是清王朝留下的恶果。南浔商人自然不能不受到干扰，显然带给城乡经济和南浔富商的创伤可以想象。各路盗贼趁火打劫，兴风作浪，更是没完没了，致使各地工商业破产倒闭，市场一度萧条。外商虽然享有特权，但也在烽火硝烟中人心惶惶，生丝外贸势必受到严重影响。
更令人发指的是，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沦陷区交通线两旁的桑树被日军砍伐殆尽，被毁桑园200万亩，百分之三十以上的蚕种场和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缫丝厂被焚毁和破坏。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反人类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南浔，难道能逃避此灾吗?对此，我的心头一直笼罩着一种阴影，怎么也驱赶不掉。恕我坦言，进入民国之后，以土丝为主的南浔辑里丝开始走向衰微。日本机缫丝的勃起，外国人造丝的上市，给走投无路的南浔富商以更沉重的打击。尽管在这以前辑里丝已由家庭式手工操作逐步改良，当时的辑里丝还能与外国的缫丝厂抗衡，但不久就难与厂丝相匹，已是强弩之末了。在辛亥革命前后这一段时间内，南浔富商也迫不及待地创办了不少机器缫丝厂，但由于欧洲战火弥漫、汇率变动剧烈，以及美国生丝市场的变化等诸多因素，致使南浔辑里丝出口量大幅度地滑坡，最后不得不跌入低谷深渊，只留下前朝的背影。
如果要了解这段历史，不妨重温一下根据日本著名作家山本茂美的小说改编的影片《野麦岭》，就可以有深切的体会。这部日本影片的历史背景是明治维新后，日本奉行“富国强民”政策，向世界大量出口各种物资，以换取外汇，其中缫丝业是出口创汇的支柱产业之一。这部影片真实地再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新兴的丝业资本集团为了抢占国际市场，疯狂地扩大机缫丝的生产规模，残酷剥削压榨缫丝女工甚至使女工劳累致死的悲惨情景。
正是《野麦岭》式的生产方式，使日本生丝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大增。1909年，日本在国际市场上的生丝产品出口额首次超过中国。到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的生丝产品已占国际市场的百分之八十，其输出额是中国的7倍！ 随着社会经济背景的迅猛转换更新，南浔商人自身的保守和落后性日益凸现，日益阻碍着他们事业的复苏和发展。尽管南浔商人中的有识之士，先后已把投资的目标转向房地产、棉纺、造纸、面粉、铁路、轮船、金融、娱乐业等方面，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一心世守祖业不求创新，尤其是某些文人雅士只顾热衷于文化艺术而放弃了经济实业上的开拓进取，无法从时代的变革中汲取足够的生存发展的养分和动力，无法适应新旧时期转型的经济要求，原先的优势已蜕变为保守、僵化和落后，封建传统禁锢着他们的思维，束缚着他们的观念更新。曾经叱咤商界风云的南浔商人，面对西方资本势力、中国官僚资本主义的双重夹击，乱了阵脚，不谙应变，在动荡的战火中逐步陷入了衰落之路，终究被新的变化、新的力量和新的事物挤出了历史舞台。
南浔商人处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及辛亥革命后新旧时期转型的大背景之下，其经营活动必然笼罩着忧患时代的重重阴影。从“夹缝”时代的鼎盛到悲剧时代的衰落昭示着一个哲理：商道荣衰，系于国运。人物的命运最终取决于时代的命运。只有政通人和，才有商人施展抱负的天地。
岁月飞逝，沧桑迭变。犹如中国商界天空中一片灿烂群星的南浔商人，其兴衰沉浮的人生轨迹是一部耐人寻味的近代华商奋进拼搏的史书，积淀着丰厚的文化内涵和底蕴。而南浔商人“开明、开放、开拓”的时代精神更吸引着新世纪的人们去寻根溯源，不断吸取教益和启迪。
春梦无痕，喻世有鉴。我笔下所碰撞到的“江南豪门”现象虽然发生在南浔，却又远远超越了南浔。由此发出的感叹，应该属于我们华夏文明更广阔的领域，属于我们炎黄子孙更深邃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