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浔区图书馆

识丝质，略积资金后自己开设了源泰丝行。据传，清道光年间，张佩绅的父亲曾开漂洋船南下广州，把辑里丝售于洋行，因此是南浔丝商中开创外贸之路的先驱，也是较早发迹的一家。由于经营有方，生意越做越大，号称拥资40万。此时，张佩绅之父在南浔镇唐家兜建有大宅，门前是一条窄长的小巷，两边耸着高高的封火山墙，石库墙门不大，但几幢房屋之间夹着几条直通街道的小巷，颇有一种从唐诗宋词中飘散出的清丽婉转，那些氤氲在黑白分明建筑中的古意，正散发着浓浓的韵味。
  张佩绅之父在南浔、上海还从事房地产经营，本地人称其为“张源泰”。
  张佩绅故居到了张佩绅这一代，已不再经营丝业，转向金融业等，在沪开办上海商业银行，任总行营业部主任。但到了张佩绅的独子张书常这一代，张家就开始败落了。其主要原因是张书常好逸恶劳，在上海沉没于花天酒地之中不能自拔，后来被他的酒肉朋友枪杀在妓院内，年仅29岁。
  写到这里，关于“八牛”之一的张氏只能打住了。笔者想起另一个话题，即关于“四象八牛七十二墩狗（小金狗）”之谚的由来。据南浔文史老人范希仁、朱从亮先生考证，这是指晚清（一说清末民初）时期南浔经营蚕丝业贸易发家致富者的喻称，最初在民间口头流传，后来散见于一些史话、杂记中，可为民谣、土谚或“比拟之称”。由于流传时间不一，其说法也不一。如徐珂《可言》称“五虎、六羊、八牯牛、七十二焦黄狗”；刘大钧《吴兴农村经济》称为“四象、八牯牛、七十二狗”，并说还有“二狮”。许寅《南浔巨富》中说清末民初有“四象、八牛、十六条小黄狗”。那么，究竟以何者为准？现据《南浔镇志》（新编本）所概括的称为“四象八牛七十二墩狗”，或“四象八牛七十二小金狗”。
  “四象八牛七十二小金狗”之谚到底流传于何时？历来说法也不一。最后一本老《南浔志》（民国时期，周庆云编纂）也未提及。据《吴兴农村经济》记载，这一谚语早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失败以后就在民间流传，但具体时间未详。查阅民国以后的有关著述，也各执一词，莫衷一是。有的说出现在清同（治）、光（绪）年间，有的说是清光绪、宣统年间，有的说是清末民初时期。但剖析各家之言，其共识的一点就是“四象八牛七十二小金狗”之谚的产生和形成，是与南浔辑里丝出口贸易的历史和发展分不开的。由此可见，《中国近代最大的丝商群体——湖州南浔的“四象八牛”》一书中《概述》所言：“在晚清同治、光绪年间，浙江湖州的水乡古镇出现了一个因经营丝业而发家的、为世人瞩目的豪富阶层，时人以三种动物形体的大小来标明他们财产的多少，逐渐形成了‘四象八牛七十二小金狗’的谚语”，这一说法是比较客观的，即“四象八牛七十二小金狗”之谚大体流传于清同（治）、光（绪）年间，只是由于南浔的这些富商们此兴彼衰，起伏不定，变化甚大，至于后来比较定型的说法，似提清末民初为妥。
  “四象”到底指哪几家？其实是很难框定的。因为这些大贾巨富在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的家财变化，不可能一次性固定不动。据上海华东师大周子美教授生前回忆，上海开埠后至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这20多年间，南浔丝商以邢正茂、陈裕昌、顾丰盛、朱宏茂四家为最，这等于说他们是南浔丝业中最早致富者。邢赓星先世起八代业丝，开设典当最多，一度成为南浔丝商之首。周子美又说，清同治年间，南浔以丝业发家的富商为顾福昌、朱宏茂、邱仙槎、刘镛四家，这里少了“邢、陈”两家，又多了“邱、刘”两家。然而，到了光绪年间，顾氏较早败落，刘氏跃居为首富，张颂贤、庞云鏳又一跃而起，取代了“朱、顾”两家，其时的南浔丝商首富为“刘、张、庞、邱”四家。但有人对此表示质疑，认为顾家虽然家业中落，发迹最早，社会声望却远远超过邱家，主张顾家仍列入“四象”，排名第四。何况，清末时南浔有一民间谚语：“刘家的银子，张家的顶子（一说才子），庞家的面子，顾家的房子。”可见当时的南浔“四象”拟定为“刘、张、庞、顾”四大家族，有一定的道理。
  至于“八牛”究竟指哪几家，历来亦说法不同。《吴兴农村经济》中列“梅、金、谢、张、蒋、顾、李、桂”八家。建国初年的调查资料中列“邱启昌、梅恒裕、邢正茂、邵森大、朱宏茂、周申昌、张源泰、金嘉记”八家。南浔文史老人林黎元先生生前所撰《南浔史略》（油印本）说，去“朱”列“陈”，因为清光绪时朱宏茂丝行已倒闭，朱氏连述园快阁后来也卖给了梅家，而陈裕昌在上海旗开得胜，资财雄厚。笔者查考史料后，认为此说法符合实际情况，比较妥当。关于“邵森大”，当初邵易森开设的“邵森大”丝行相当有名，在上海三马路陈裕昌丝栈设有邵月记丝号，出口“青狮”牌丝经，畅销中外，蜚声欧美。但邵易森死后，由于其子孙贪图享受，不理家财，吃鸦片，摆赌台，搞投机交易，家产很快惨败。
  至于“七十二小金狗”不过是某一个历史阶段所统计的数字，意在比喻南浔当时各行各业小富户之多。由于跨越时间长达百余年，加上商界竞争激烈，沉浮起伏，因此“七十二小金狗”只能是个概述，而且不是固定不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