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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恒顺丝经行
一直想写南浔“八牛”之首邢家而未果，就只因为这么一声感叹：“知邢家者难也！” 起因当然是有感于南浔人的几种说法：有人说，当时邢家是被尊称为“狮”的，“狮”虽比“象”小，但凶得狠哩。
有人说，当时邢家宅第就在南浔镇南西街便民桥堍，前临南市河，后至白鹇兜、徐家漾，约占地一万多平方米，有房间78间，内有17只大厅，与“四象”的宅第不相上下，真是一只猛“狮”啊！ 还有人说，邢家发迹致富比较早，但后来衰落得很快。抗战时期，邢家老宅一部分毁于战火，一部分由他家自己拆运苏州，仅留下一片瓦砾场。解放后，在原邢家白场整理时曾挖出过几甏银元宝，可见他家财富之多…… 这说明，要真正了解邢家，的确很难。我在撰写《南浔人物》（未刊）一书中曾提及邢家八代业丝，称得上南浔丝界开漂洋船南下广州做生丝外贸的先驱者之一。邢家的开创者邢赓星（1790-1861），早在清康熙年间就与南浔“四象”之首刘镛合伙开设邢正茂丝行。据周子美《南浔丝业小史》所述，邢家清初居于南浔镇西栅，故称“仓桥邢氏”。据传邢、刘有姻亲关系，所以邢赓星与刘镛往来甚密，是丝界“老搭档”。由邢家向小丝行收购辑里丝，而刘家则通过上海的邢正茂丝栈把丝出售给洋行，两家同时发迹致富。不过，刘镛凭精明、能干、诚信，最后还是超越了邢赓星，成为“财雄乡里”的“四象”之首富。
一切可由史料作证：咸丰十年（1860），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的硝烟烽火燃遍大江南北，邢赓星携家避难逃到上海，不幸次年与世长辞。
同治三年（1864），邢正茂丝经行一度受挫，邢、刘两家散伙。邢家易名“恒顺丝经行”，号称拥有资金400万，直追“四象”，成为“八牛”之最。
据同乡文友、原《南浔通讯》主编眭桂庆先生《林林总总其他“牛”》一文所述，邢家靠经营丝业发家致富以后，在江、浙、沪等地大开典当，可称誉为中国近代早期的金融家。在南浔有恒盛当、与刘家合伙的裕鑫当，在海宁斜桥有裕生当，在太仓沙头镇有仓太当，在上海有同昌典、同生典和上海闵行镇的同仁当，在嘉兴新塍镇有同和典，平湖有泰昌典。此外，在海宁的袁花镇、长安镇、平湖的新丰镇，以及苏北的一些城镇也有邢家的当铺，最多时达30多家，是南浔丝商中拥有当铺最多的一家。据周子美《南浔工商小史·邢氏恒顺流水簿》统计，在1936年6月至1937年5月的一年中，邢氏恒顺典当衣服共60909人次，计16万余元。典当物品主要有五大类，其中衣服占50.3％，蚕丝和丝绵占28.4％，金银珠宝首饰占15.8％，其他铜锡器物和批件占5.4％。当时邢氏恒顺典当就拥有资金10万元左右，由此推算邢家仅典当方面的家产鼎盛时就高达300万元之多。
邢家还是经营房地产的大户，在南浔、苏州、杭州、上海等地都有房地产。
当时邢家在上海南京路石门路的恒源里有总账房，管理邢家的全部家产。邢家在杭州西湖边北山路建有抱青别墅，后该别墅因故易主，改建成颇为前卫的葛岭饭店，现为抱青会馆。邢家在南浔镇东大街有德懋里，在南东街丝行埭建德馨里，后出租他人。我曾经在南浔古镇的这两个地方细细品赏，觉得格局相似，一条幽长的小弄拐了一个弯，再进去便连着石库墙门的大宅，是很富有江南水乡风味的。有一次，天上下着绵绵细雨，我撑着伞踏步在这样的小巷的石板路上，看檐水落珠，听潇雨琴音，纷纷扬扬的雨丝溅湿了衣衫，情不自禁地想起现代派诗人戴望舒的名诗《雨巷》，想寻觅诗中的情致，却依旧找不到雨中的丁香，也无“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当然，这两个地方至今已悄然发生变化，也没有人说当年邢家的传说故事了。但小巷的格局、内涵犹存，依然充满着诗意般的古色古香。
我认为，邢家的这种古风遗韵，似可追溯到其祖先。据南浔方志记载，邢典（1754-1824），初名大典，又名二典，字书城。积学能文，但家赤贫，与施国祁、杨凤苞称为南浔三先生。他终身以授徒为业，著述有《书城杂著》、《书城诗抄》、《书城文抄》、《学易心数》、《南林杂咏》等。但也有人对邢典是否与南浔“八牛”之首邢氏同出一族存在质疑，笔者一时无法查考。只能在此略记一笔，录以备考。有据可查的是邢氏业丝致富后，在南浔镇南西街便民桥堍建有大宅，为供奉祖先，还在镇西栅建有规模较大的邢氏宗祠，并购买庄田出租。邢赓星的后代除经营丝业、典当、房地产外，还投资浔震电灯公司、浙江兴业银行等等，是名副其实的南浔巨富。
至于邢家后来为何衰落较早，具体情况未能详知。这倒使我想起上世纪30年代初，湖籍有识之士邱培豪曾中肯地讲过的一段话：“湖州人致富的由来，大都靠着丝业，其次为田地、典当和钱庄。现在丝价惨跌，田地已不值抱青别墅邢家旧址（四进大院楼房在抗战时被毁）钱，典当钱庄大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又说：“湖州同乡，在上海置产和投资的很多，他们大部分都是地产，因为靠了市面的兴盛，交通的便利，可以不劳而获，坐享其成，所以在过去数年中，一般富绅们，都把大宗金钱，从内地流到上海，做道契的买卖，甚至向银行钱庄做了押款，借债经营，可是现在地价狂跌，往昔坐拥巨资的，已告破产。”“这样一笔偌大的金钱和精神，如果早几年用在内地的生产事业上，至少不会像现在一样一败涂地。”邱氏之言，不仅一语中了南浔丝商之的，更一语中了邢氏之的。
在邢家千丝万缕的豪门联姻中，与南浔“四象”之一张氏关系颇多。据张南琛、宋路霞所著《张静江、张石铭家族》一书记载，张乃燕的夫人邢景陶是邢家小姐；张乃熊（芹伯）的元配夫人邢晋禄是邢家大小姐，她的妹妹嫁南浔顾家的顾联承；张乃骅的夫人是邢家小姐邢定（原名邢定文）；张石铭的二女儿（早逝）的婆家是邢家；张石铭的元配夫人徐咸安的妹妹也是嫁给邢家（住上海静安寺附近的庙弄）；张南琛的舅公钱泰的夫人邢蕊芬还是邢家小姐，与张乃燕的夫人是堂姐妹。张乃骅不幸去世后，他的夫人邢定过继了一个女儿张微，张微的生母也是邢家的小姐，名邢珊文。
扯不下去了，还是打住吧。因为我所掌握的邢家在南浔的情况实在太少了。据华东师大教授周子美同乡生前给南浔文史老人朱从亮的信上说，由于邢家不太注意家族史料的收集和整理，故留下的有关文字寥寥无几。因此，我不得不把目光转向上海，去寻找邢氏留下的历史陈迹。
邢鼎臣与沙逊洋行 邢家热衷于房地产，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自身超前的经济眼光。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房地产投资和经营一度获得暴利，是一本万利的买卖。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英商义记洋行向上海农民吴襄等永久性租用外滩附近土地，每亩银42两，到同治八年（1869）上涨到6000两。民国二十二年（1933）达到36万两，90年间上涨近8600倍。光绪三年（1877）前后，上海沙逊在南京路外滩转角处，以8万两银买进土地10余亩，民国十五年（1926）涨到每亩20余万两。没有增加任何投资，就获得数百万两收入。
光绪十四年（1888），上海成立了英商业广房地产公司，专门经营里弄房屋。
光绪三十三年（1907），汉口教会设立了首善房屋经租处。宣统二年（1910）左右，外资在汉口的企业有法商立兴洋行，经营出口及房地产市场业务；俄商巴公洋行，经营出口及房地产市场业务；比利时义品银行，经营银行汇兑及房地产。民国九年（1920）以后，国内私营房产公司及私人房产经租处越来越多。到解放前夕，私营房产公司仅在上海、天津、汉口三大城市就有126家。房地产成了投资的热点，成了神秘的市场。
据我的忘年交、南浔文史研究者陆剑先生《沙逊别墅与南浔邢家》一文所述，上海虹桥路一带过去是别墅区，大多是洋商和中国达官富绅的私人住宅。闻名沪上的沙逊别墅也在此地。但是，这充满异国情调的沙逊别墅曾经一度是南浔邢家的产业，其建造者正是邢赓星的孙子邢鼎丞。
奇怪的是，在邢鼎丞的房地产经营中，还揉进了上海滩上洋人房地产大亨沙逊的财力和心血。从道光二十七年（1847）到解放前夕，在中国先后有五个沙逊经营了两家“沙逊洋行”。本文所讲的“新沙逊洋行”的主人，就是维多克·沙逊。他早年喜欢航空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应征入伍，成为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战争中负过伤，所以腿有点跛。上海人背地叫他“跷脚沙逊”。不知道哪一天，沙逊一瘸一瘸地踏上了上海外滩，身体的缺陷使其他高傲的洋商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出乎意料地受到冷落。这使沙逊大为恼火，发愤要在上海滩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从上世纪初，他即把目光瞄准上海的房地产，倾其大部分财力投资这门神秘的买卖，开设了大名鼎鼎的“沙逊洋行”，下设上海地产公司、汉弥尔登信托公司、中和产业公司、三新地产公司等等，名副其实地成了上海的外籍“房地产大王”，名下拥有房屋1900余幢，占地600亩。至今幸存的还有沙逊洋行大厦（今和平饭店）、华懋公寓（今锦江饭店），以及河滨大楼、新城饭店、福州大厦等等。
当然，沙逊在上海起步时也很不容易，充满了风险和坎坷。当时旧中国政府虽与外国列强签订了各种不平等条约，但是没有任何条款允许外国人可以在租界之外拥有土地权。这使沙逊十分烦恼，开始千方百计在中国寻找代理人。至于他为何选中邢鼎丞，这需要追根溯源。由于邢家是开创南浔丝商外贸市场的先驱者之一，早与洋商建立了相当广泛的联系。邢鼎丞又是当时上海出名的房地产大亨，诚信可靠，所以沙逊在自己的洋行中选中了这一位买办。从某种程度上讲，沙逊采用的方法就是以其之矛攻其之盾，这倒与现代人流行的一句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上号了。从上世纪20年代后期沙逊别墅起，沙逊委托邢鼎丞成立了一家“大中实业公司”，由邢鼎丞任总经理，董事长当然非沙逊莫属。有人戏说沙逊是邢鼎丞背后的一座“山”，而邢鼎丞是沙逊的一条“腿”。因此，沙逊在十里洋场奔波时“跷脚”也不用“跷”了。
民国十九年（1930），邢鼎丞以大中实业公司的名义购进了上海虹桥路程家桥处土地104亩，还购进了虹桥路底与高尔夫球场相邻的土地60亩，并按照沙逊的意愿在这两块土地上兴建了沙逊别墅。一座别墅是次年底落成的，因住宅花园靠近罗别根路（今哈密路），所以被上海人称为“罗别根花园”；另一座别墅于1932年竣工，名为“伊甸园”，即今虹桥机场路口的龙柏饭店一号楼。这是两座既相对独立又互相呼应的英国乡村式建筑，除主楼外，还有游泳池、喷泉、草坪和花园，洋溢着浓郁的大洋彼岸的乡土气息。在旧上海崇尚摩登的年代，沙逊别墅不失为一种西方文明和休闲时尚。
民国二十四年（1935）八月，不知何种原因，邢鼎丞被沙逊辞退。临走时，两人为沙逊别墅之事又发生争执。
邢鼎丞留下一纸字据：“今声明所有余执有之下列地亩（前罗别根花园约104亩……）系大中实业公司所信托。” 这字据的意思已很清楚，沙逊别墅以前名义上是属于邢家的产业，但此时邢鼎丞明确声明自己为大中实业公司所委托，也等于说这块土地权属于沙逊所有。
然而，麻烦的事接踵而来。抗日战争爆发后，沙逊的产业曾被日伪接管。
抗战胜利后，沙逊又回上海重振旧业，并逐步收回了被日军接管的产业。但是在虹桥路罗别根别墅的产权问题上，由于几经转手易主，尤其是最后一次转卖手续齐全，完全合法。因此，旧主沙逊与新主寅丰公司上演了一场地产诉讼案的“闹剧”。这时，沙逊想起了中国老朋友邢鼎丞，如果他能出庭作证，事情就好办多了，可惜他已不在人世了。而寅丰公司的律师在查明原委之后指出，沙逊当年通过中国人购地建房，再转入其公司名下，属非法行为。1947年，上海地方法院即据此判决沙逊败诉。沙逊当然不服，继续上诉。直到1951年2月，新中国政府决定将外侨所占土地收归国有，沙逊才无奈地对此事画上句号。“俾尔昌大”的陈煦元 春好处，风随柳转声皆绿，桃染日落夕更红。
我在撰写南浮“八牛”之一的陈煦元这个人物时，忽然感悟到，风随柳转声皆绿，这三个观察和写作的心境因素，能否使我的笔下像风随柳转变绿一样赋予自己色调。我想把枯燥的史料尽量转化成情节化的叙述，或诗性的释放，使读者读时如吃汤圆那般顺溜。而且，由着兴致往下调侃、闲谈，没有什么固定的章法，作庄子的“逍遥游”——这就是在时间线性上表达的心理结构。
哦，也许扯远了，立即打住。现在，我想在陈煦元身上作逍遥游。
陈煦元，有人说这名字把他叫好了——叫出了一股总是打不垮的自信，叫出了好运气。元者，首先，第一也。煦，温暖也。煦元，意味着总是温暖如春，独占鳌头。陈煦元一生勤俭，热心回报社会，兴办棲流公所、育婴公所等社会公益事业，是出名的“陈善士”。光绪七年（1881）闰七月，上海川沙县因海潮作怪，堤岸被毁，海潮卷走了圩塘外垦荒百姓的棚屋，沿海大批田地被淹没，当地居民逃难漂流。陈煦元携款前往，发放赈灾衣服，以救灾民所急。他告示农民：“天灾流行，不可小看！治标不治本，后患更大！”是年十一月，在八团筑新塘约20余里，并建桥梁、码头。第二年又出资在九团续筑江苏塘桥，人称陈公塘，前后共募资32000多元，保护农田5万亩。光绪十四年（1888）八月，又复修筑江苏塘桥，自青浦县境越昆山、新阳而至浙江元和（今杭州）的海塘，长达170余里，其中桥梁47座，人们称誉他既治水患，又兴水利；既便行舟，又利行人。如此为公，自侨寓海上以来历五十余年如一日，故有人称他在南浔儒商修筑海塘义举史上是第一位的！ 陈煦元的行善，亦体现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精神。咸（丰）、同（治）年间，他会同其他富绅，办立善堂，苦心筹募，救济难民。仅乙酉至乙丑这5年内共收聚赈银21万余两，分拨山西、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广东浙江等灾区，源源接济。社会上有口皆碑，“陈善士”名播海内。因此多次受到清廷嘉奖，并赐予“心存济物”金匾。光绪十五年（1889）四月，他积劳成疾后，“尚复扶疾赴江筹商赈务，中途病重而回（上海），延至十八日弥留中尚以灾民为虑”。无怪乎他去世之日，江浙父老乡亲深表哀悼，受惠灾民如痛失慈母，川沙县数千人相约前往他的住所奠吊，浑泪怏怏而不忍离去。一年后，直隶总督李鸿章还会同两江、湘广、河南、山东、江苏、安徽各督抚联衔奏请褒奖，赠“光禄寺卿”衔，并准自行建坊，给予“乐善好施”字样，生平事迹列入。原籍吴兴（湖州）府志、县志记此殊荣。
话说回来，雄厚的经济实力是陈煦元慈善业背后的寄托和支撑。据史料记载，南浔“八牛”之一的陈氏望族，世居南浔。祖上靠经营丝业发家致富。
从其曾祖父天钧被清廷授朝议大夫起，祖父后津、父亲其相均为中议大夫，可以说是四代亦商亦官之家。
陈煦元（1821-1889），原名熊，字竹坪。自幼聪慧，不幸“幼失怙恃”，因而弃学就贾。叔父知其是个人才，就指点迷津说：“长沙小不足以盘旋，端木材多宜游乎郡国”，于是叫他闯荡上海滩。当时上海开埠不久，进出口贸易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辑里丝成为洋行的抢手货，使南浔丝商赢利颇丰。大约19世纪50年代，他在上海开设裕昌丝栈。由于他恪守“俾尔昌大”之家训，以诚信为本，性格豪爽，并能掌握西语，不久即成为上海出名的“丝通事”，深受中外丝商敬重。咸丰十年（1860），他参与发起成立上海丝业会馆，是首届董事。周庆云《南浔志》称他：“侨沪数十年，为丝业领袖，而以此诚笃，中西丝商倚之如长城。”
19世纪60年代，陈煦元就已成为美国旗昌洋行的买办。后任该洋行总买办，并与南浔“四象”之一的顾氏一起大量附股于旗昌轮船公司，及该公司下属“苏格兰号”、“竞赛号”和“查里·福士爵士号”。同时他又是琼记洋行所属“火箭号”、“山东号”、“江龙号”轮船的股东，总计附股外商轮船公司达21万余两。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进军江浙期间，他抓住这一商机大量投资，占有外国租界的房地产“半壁江山”，成为上海滩上最富有的大亨之一。据说他在沪逝世时，外商所在领事馆曾下半旗致哀。
写到这里，我想说说陈煦元的家族。他有4个儿子，几个女儿也都嫁得十分风光。他家后代的辈分排序为“廷恩维德”，意在牢记皇恩，要克己奉公，所以家教很严。陈煦元有一个儿子陈诗（约1857-1916），字桂题，县学生。他年轻时不爱科学却迷于诗神缪斯，常邀诗友在私家花园——颖园喝酒品茗，吟诗咏词。光绪晚年，他发起组织诗人徐珆、许赓戌等在颖园成立“江村吟社”。抑或是由于父亲有了钱，他就不思经营，故没有经世致用之能，但却成了一位诗情横溢的诗人。清末，他又再次发起“江村吟社”续集，仍与诗友们在颖园中唱和，仿佛整个身心与美丽的园林融化成了一首诗。据说，这可能是南浔古镇最早的诗社。这倒使我想起文友的一个创意：现在的颖园饭店（招待所）如果能重新推出“江村诗社”这块老牌子，不仅可使游客更深地了解颖园的文化内涵和底蕴，还能让南浔当今的诗友雅集在清风厅内，岂不大雅村言吗?颖园虽小是乡亲清代有个诗人袁枚，据说他刻了一枚印章，名为“钱塘苏小是乡亲”，其实苏小小不是杭州钱塘人。这使我想起同乡文友建智兄的建议。他说，如果能刻一方“颖园虽小是乡亲”的印章送给游客，这是很有意思的纪念品。也许由于女儿曾在那里工作之缘故，我常去颖园小坐，品茗观景。
富有传奇色彩的皇御河颖园是南浔“八牛”之一陈煦元的住宅花园，位于便民路皇御河畔，占地11.07亩。它始建于清同治元年（1862），于光绪元年（1875）落成。皇御河是河名，也是地名，地因河得名。
据《南浔镇志》记载，“御河，在东栅下塘，俗名皇御河，状若沟渠，前后皆活水，虽旱不涸，前通运河，后通东南之水道。”传说乾隆皇帝下江南时，曾驾船路过这条小河，从此抹上了王者之气，神灵之韵。其实皇御河的名称由来已无法查考。清道光十六年（1836），范锴《浔溪纪事》中有一首怀古：“钟渡野寺留神马，春到梅林说异蛇。赢得居人长叹息，御河愁照月痕斜。”诗中包含着三个故事，都与皇御河有关。
这地方的建筑很有特色，文化气息颇浓。如清乾隆年间著名女诗人《再生缘》作者陈端生，她的丈夫范菼，老家是在皇御河畔的乐志堂。《再生缘》曾得到了著名学者陈寅恪和郭沫若的高度评价，陈寅恪还专著《论再生缘》一书，对其进行了全面的评述，有学者认为《再生缘》作为弹词七字唱文体，从它的思想结构、语言和裁剪艺术来看，其佳处可比得上希腊史诗。不过，遗憾的是至今已找不到范家乐志堂的踪影了。
颖园无疑给皇御河平添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充满着浪漫的诗意。这里有百年以上树龄的广玉兰，还有香樟树及紫滕等。春有茶花、绣球花，那一串串紫滕花好看极了；夏有洁白如雪的广玉兰、白玉兰；秋有丹桂飘香；冬有傲霜斗雪的腊梅，可谓四季花香鸟语不绝。楼、亭、阁、榭沿池而筑，太湖石假山堆垒错落有致，曲径通幽，可拾级登临。假山上有一梅石亭，亭子中间耸立着一块梅石碑，碑高138厘米，阔79厘米，碑上有一梅石图，为清代著名书法家王礼（1813-1879）的晚年力作，刀法苍劲，是石雕之上品。
颖园的梅石碑养心榭在池北面，据说过去是陈氏吟诗作画、弈棋抚琴之所。池畔另有一幢乌瓦粉墙的建筑，叫“玉香阁”。赏月楼在池面一侧，楼边有一排紫红木的玻璃窗。古园林专家陈从周教授在《水乡南浔》一文中曾称赞道：“倒影清澈，极紧凑多姿”，真是点睛之笔，相当精辟。
我觉得颖园最美的是夜景。那天在赏月楼上凭栏品茗，仰望浅蓝色的空中刚露出的一轮淡月，俯视夜色笼罩的一泓静静的碧水，耳听数百成千只栖息在广玉兰树上的野八哥的鸣奏，习习晚风和着婉转的大自然的音乐，这不是“天籁”之声吗?这时候，月亮升上来了，小池水面上洒满了银辉，屋里明晃晃的。我下了楼，沿着假山边的石径散步。
那两棵被紫藤环绕的百年广玉兰（现已枯死一棵），更显得挺拔和潇洒。
花香幽幽四处飘溢，连月色也香了。
我登上梅石亭，抬头仰望，那轮又圆又亮的满月斜贴在乌蓝色的夜空，淡淡疏星如眨着含羞的眼睛。那楼阁，那花木，那碧池，那假山，都尽情地沐浴在清澈似水的月光之下，像披上了一层蝉翼般的轻纱，充满了柔情澄澈之气，悠远高浩之韵。月满的光大之用，不就是人们心中所默念的一种禅髓之魂吗?真的，我的心弦又被那群天真、无忧的野八哥所拨动。尽管江南古镇南浔人烟稠密，但对于鸟群来说，这是很适宜于它们安居的梦中乐园。那婉转的啼音如江南丝竹般清丽，如月下洞箫般悠扬…… 忽见一位年轻的女士款步而至，她就是颖园饭店的总经理小浦。
她问：“鸟声好听吗？” 我忙颔首：“好听，这是鸟的鸣奏会。” 她笑了：“这是野八哥在婉啼，也许它们正在互相交流……” 我好奇：“你懂不懂鸟语？” 她不胜感喟：“近20年来，我每天看到一大群野八哥朝出暮归，听着它们在枝叶间唧唧喳喳，卿卿我我，仿佛自己也浸入了一个鸟儿的天地。” 我若有所思：“人与鸟儿的沟通，使这花园充满灵性。” 她恍有所悟：“天天与鸟儿相处，不能不喜欢它们。有时八哥缺食了，员工就在花园里撒上玉米；有时八哥受冻掉下来，员工看到后就把它放在自己的胸窝里，救活后再放生……有的小孩提着弹弓进来打鸟，谁见了都会制止。
如今来打鸟的人早没了！” “那鸟儿会感谢你们的。”我感叹道。
她高兴地说：“每年秋天，野八哥要外出两个月，过年后才回来。有人说它们去南方避寒，也有人说它们不知躲到什么地方繁衍儿女去了。其余的日子，它们就居住在这里。从开头的几十只野八哥，到现在已有数百上千只呢。” 我问：“除了野八哥，还有什么鸟儿？” 她说：“麻雀和‘绿豆子’。可奇怪的是麻雀和‘绿豆子’白天都飞到两棵广玉兰树上欢唱雀跃，但到了傍晚就飞到香樟树上去过夜。也许这是一种有意识的给八哥‘让位’吧？” 我笑着点点头：“鸟儿也是讲友情的，只是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 她说：“用望远镜观察到的。” 听着，听着，我很折服她对鸟儿的理解和知识。是的，人与鸟儿的心灵是相通的，因为鸟儿与人都是生态之域飞翔不息的生灵，共同拥有一个美好的世界。凝望着月下碧水里的倒影，谛听那“鸟投林”的小夜曲，只觉得这个夜晚，这个花园，像一首朦胧的诗，像一幅含蓄的画。
蒋氏世家南浔“八牛”之一的蒋氏，先世最早由江苏省常熟迁到湖州的安吉。至明代迁居南浔的南乡，世代务农。到蒋纯这一代开始靠经营丝业发迹致富，“以资雄乡里”。当时，靠人才去占领市场，已成为南浔丝商们的共识。但是，在这个田园诗般的江南古镇里，在被小农经济意识束缚的许多富商家族中，要培养人才，谈何容易。蒋纯从南浔“四象”发迹致富的历程中发现，谁占有人才，谁就会占有市场，掌握主动权，立于不败之地。于是他借鉴别人的经验，教诲子孙发愤读书，集商人与文人于一身，欲由“儒”入“仕”。到蒋维基这一代，他们更呈现儒商的风范。蒋维基不仅精通文字学，喜篆刻、书画，善诗词赋，并擅长绘画，热心藏书。
抑或受家庭的熏陶，蒋维基的儿子蒋锡绅少时颇如神童。他7岁能诗，11岁能熟读《十三经》，对家中藏书爱不释手，废寝忘食，以致咯血成病。病愈后拜湖州名学者汪日桢为师，从游10年，应童子武，名列第一。光绪己卯年（1879）中举，入为内阁中书舍人，后欲改派外地未成。
蒋锡绅为此闷闷不乐，夫人劝他到丈人——南浔“四象”之首刘镛家去走走。谁知蒋锡绅一到刘家，刘镛就开门见山地说：“退一步海阔天空，你不入官场，就做儒商吧！” “嗯，嗯。”蒋锡绅在丈人面前，历来很有礼貌，此时连应了几声。
刘镛当即写了一封信，遂劝他到刘家在江苏海门的典当任总管。
一年后，蒋锡绅不负丈人厚望，经他之手，这家典当一改原疲沓之旧观，生意日趋兴隆。刘镛闻之大喜。不料此时蒋夫人匆匆赶到刘家。刘镛一见大女儿，一迭连声夸奖：“乖女儿呀，锡绅真是帮了我的大忙！” 可大女儿面露愁色：“老爸！常言道，既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这怎么行呢？” 刘镛宛如“丈二金刚摸不着头寸”，就反问道：“女儿呀，此话咋讲？” “老爸，你只知道自己赚钱，为何不想想锡绅和我？” “啥意思？” “老爸，那我直言奉告了。”大女儿向来受刘镛宠爱，就撒娇地说：“你给锡绅多少薪水？” “薪水？多少？……哦，我明白了。” 刘镛恍然大悟，忙向大女儿解释：“我给锡绅的年薪是典当总管待遇，但他硬是不要，偏要与一般职员相同……” “老爸，锡绅为了身先士卒，带个头。”大女儿诉起苦来：“但这点钱实在不够贴补家用！” “噢——”刘镛当场表示：“你放心，我一定想法弥补！” 就在此时，某地富商专程赶到海门刘家典当，以重金聘请蒋锡绅“跳槽”。
蒋锡绅当然执意不肯，只是淡淡一笑：“金钱乃身外之物，何必如此斤斤计较？这家典当是丈人家开的，我总不能抹着良心为别人做事啊！” 这一消息传到南浔，刘镛甚为感动。后来海门出现灾情，蒋锡绅竭力说服丈人赈灾，刘镛果然慷慨资助，深受当地百姓敬重和称誉。中国近代工商业巨子、清末状元张謇为此到海门刘家典当拜访蒋锡绅，代表当地士绅向刘家表示谢意。由于张謇与蒋锡绅是同试礼部的挚友，倾向维新，因此蒋锡绅在海门掌管刘家典当时，与张謇常来常往，喝酒品茗，吟诗作画，议论国事，谈天说地……当时，蒋锡绅还向刘镛力荐张謇，并代为策划经营。南浔现存的刘镛墓志铭、蒋锡绅墓志铭、张颂贤墓志铭，都是张謇所撰，蒋锡绅还是张謇创办大生纱厂的董事之一。
蒋氏是藏书世家。从蒋维基、蒋维培到蒋锡绅父子，都倾心广搜名刻古书，藏书已达数万卷，且多珍本。蒋维基住宅内辟有俪籯馆、茹古精舍，编有《俪籯馆书目》，藏宋本22种，元本37种，明本43种，抄本195种。其弟蒋维培也嗜书如命，有求是斋书楼。早在清道光、咸丰年间，吴兴“二蒋”已是江浙出名的藏书家。据王国维撰《传书堂记》和《乐庵写书图序》所说：“专攻小学，兼精校雠，精椠名钞，麕走其门。”无奈战乱不断，时逢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进驻湖州，蒋维基、蒋维培兄弟俩担心书籍毁于战火，便携带书籍外逃避难。途中银两用尽，不得不忍痛割爱，变卖部分书籍，以维持生活。
然而，“屋漏偏逢连阵雨”，蒋维培不幸患病，因没有条件医治，病故异乡。临终前，他再三托付其兄把自己留下的书籍带回南浔。好不容易战事平息，蒋维基历经艰辛返回故乡，痛心的是藏书已经散失许多，没几年也抱憾去世。
蒋维基远行后，众儿子分家。这时有人主张家产平均分，也有人认为家产按房屋、财物、藏书分为三类，再商议如何分法。轮到蒋锡绅表态时，他只说了一句话：“我只要祖传的20箱藏书，别的财产一概不要。”众弟兄问他出于何意，他说自己立志传承和弘扬祖辈藏书之遗风，并把所居之楼改名“传书堂”。他始终与书作伴，与笔为友，吟诗咏词，酷爱金石、碑刻，尤喜广搜古籍，使祖传藏书又有所扩展。临终时，他的目光始终盯着“传世堂”的藏书，示意儿子蒋汝藻：“别忘记——你要弘扬光大传世堂的精神……” 散尽千金为藏书秋阳灿烂，天高云淡。一位中年男子坐在南浔镇的寓所书斋内，正在整理古籍。眼看父亲传下来的藏书，远没有祖父、叔祖父所藏书之多，他脸上蒋家备弄布满阴云，紧锁双眉。
此人就是蒋汝藻（1876-1954），字孟蘋，号乐庵。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考中举人，后任学部总务司郎中，参加过辛亥革命。其母是刘镛的大女儿，父亲蒋锡绅与张謇、汤寿潜是挚友，故汤寿潜、刘锦藻任浙江铁路公司正、副总经理时，蒋汝藻为董事。杭州光复后，汤寿潜出任浙江省都督时，蒋汝藻任盐政局长。他曾在北京开设经营古董和字画的来远公司，从事出口业务，因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倒闭。后来他在上海经营房地产、航运业等等，在南通与张謇大办实业，为张謇得力助手。还参与创办浙江兴业银行，也是20世纪初轮船招商局的大股东。此时，他赶回家乡，精心整理家传藏书。这些藏书，凝聚着上两代人的多少心血！ 蒋汝藻受祖上的影响，嗜书如命，不惜巨资先后收购了宁波范氏、杭州汪氏、泰州刘氏、泾县洪氏、贵阳陈氏等散出书籍。尤为收得范氏天一阁藏书712部、陈氏藏书235部。他还广交文友，寻找编目之人。当时上海著名学者张元济、罗振玉、沈曾植等，都是他家的座上客。经罗振玉介绍，蒋汝藻结识了大学者王国维，堪称知己。由于他热心文化事业，无疑会有与鲁迅接触的机会，《鲁迅日记》1914年4月1日，1915年7月15日、16日和1917年1月5日均有此记载。
1921年秋，蒋汝藻偕同王国维，从上海来到南浔。王国维经过数年努力，写成了《传书堂藏书志》，编订了《观堂集林》，并于1922年8月出版。后来，蒋汝藻之子毂孙为王国维影印了《观堂遗墨》。
当时传书堂的藏书已日趋增多，但蒋氏祖上的藏书共有数万册，怎么才能搜集全呢？为此，据说蒋汝藻与王国维商量如何才能实现他多年的夙愿。
“蒋先生，尊祖的书籍遗失在哪里？” “先祖父、先叔父避难之处就在江浙一带。” 王国维眼睛一亮，笑说：“那就出重金收购。” 蒋汝藻立即写了告示，命手下在江、浙一带沿途张贴。果然，上门卖书人源源而来。蒋汝藻一一鉴别，凡是蒋氏祖上的藏书均重金收购。数月以后，他搜集到了祖上不少散失的藏书，但常为家藏珍品《草窗韵语》始终查无影踪而感叹不已。正在此时，忽有一老者拿了十册书求见，蒋汝藻一一翻开封面，在扉页上寻找印章，就说：“这十册书没有蒋氏祖上印章，书价只好便宜些。” 老者不服气，一再声称：“我这十册书是从你先祖父、先叔祖手上买来的。”而且语气一次比一次重。
“老伯，莫生气。”蒋汝藻彬彬有礼地说道：“我做生意，一向老小和气。
对于古籍，格外垂青。但老伯的这十册书，确实不是先祖父、先叔祖父的藏书。” “蒋先生，请教其中奥秘何在？”老者惊讶地问。
“老伯，请看这两册书，才是先祖父、先叔祖父的。”蒋汝藻说着取出两册书，翻开封面，一册书的扉页上有“茹古精舍”的印章，另一册的扉页上有“求是斋”的印章。原来，蒋维基的藏书楼名“俪籯馆”、“茹古精舍”，蒋维培的藏书楼名“求是斋”，他们的藏书分别盖有藏书楼名的印章。
售书的老者红了脸，拿了书就走。
蒋汝藻追上去：“老伯，这几册书卖给我吧。” “不瞒蒋先生，我因儿子生病，急需用钱，才卖书的。” “老伯，既然贵公子有病，那就从我这里拿些钱去，先治好病。” 蒋汝藻给了老者一笔钱。
“蒋先生，你真是好人啊！”老者激动地说：“善有善报，善有善报……” 半月后，那老者又到蒋府求见。蒋汝藻很礼貌地接待了他。
“蒋先生，我今天带来一套孤本。” “老伯，什么孤本？” 老者解开包袱，拆开三层牛皮纸，最后一层绿绸里面，《草窗韵语》四字直射蒋汝藻的双眼。
蒋汝藻兴奋异常：“老伯，我寻找《草窗韵语》已多年，太感激你了！” 《草窗韵语》作者周密，是宋代湖州词人、藏书家，号草窗，与另一位同时代的著名词人吴文英，号梦窗，并称“二窗”，著述甚丰。《草窗韵语》是周密的代表作，抒发了对宋朝覆灭的感慨和对权奸误国的不满，是一部爱国主义的作品。
“老伯，书价多少？”老者吞吞吐吐地说：“蒋先生，此书是我好友的……” “别为难，任多少价钱我都买下。” “1500银元，我也觉得太贵。可我好友说，少一银元不卖。” “那就这个价吧。” 蒋汝藻得了《草窗韵语》后，掌灯夜读，拍案叫绝。他走到王国维卧室，叩门而进，笑说：“王先生，我欲改传书堂之名。今我买得周密《草窗韵语》，不妨从其作者、书名中各取一字，将家传藏书楼改成‘密韵楼’，不知你意如何？” “好！那就叫‘密韵楼’吧！”王国维拍手称妙。
密韵楼藏书为蒋氏祖孙三代辛勤所得，经蒋汝藻的努力，又有所发展，与陆心源的皕宋楼、刘承干的嘉业堂、张石铭的六宜阁被称誉为清末民初的湖州四大藏书楼。密韵楼仅善本就有2666部，其中宋本563册，元本2097册，明本6753册，抄本3808册，《永乐大典》20册。蒋汝藻还刊刻了《密韵楼丛书》7种，并著有《说文解字校记》15卷，《求是斋杂著》3卷，未编完本有《唐藩镇考》、《水经注碑目考》等。此外还有王国维编纂《密韵楼藏书志》20卷（未刻印），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晋南北朝文编目》103卷等等。然而，1925年前后，由于蒋汝藻的实业经营失败，遂将大批珍稀古籍抵押给浙江兴业银行。至1926年，到期无力赎回，以16万两转让给商务印书馆。解放初期，商务印书馆将这批幸存的藏书转售给中央文化部，存于北京图书馆。
密韵楼如今，密韵楼已人去楼空，但海峡那边蒋汝藻的长子蒋毂孙（祖诒）为台湾大学教授，为发扬先祖藏书和《密韵楼藏书志》未刊印遗愿，根据抄校本，改称《传书堂藏书志》，于1974年在台湾影印出版。
邱氏开创者南浔丝界曾流传一首顺口溜：“顾六公公朱九伯，仙槎二叔刘三哥。”这里指的是顾福昌的顾丰盛，朱兆传的朱宏茂，邱仙槎的邱启昌，刘镛的刘正茂。“八牛”之一的邱家当时能与“四象”之首富刘氏及顾家相提并论，可见其实力之雄厚。
邱氏原籍为河南商丘。北宋末年，金兵南侵，侍郎邱景随宋高宗南渡，始居浙江临安（今杭州）。清康熙年间，邱山启从白马塘迁居南浔定居，初时老宅在风烟桥堍，后被太平天国农民军毁于战火。据周子美《南浔丝业小史》附录载：启昌丝经行为邱仙槎（字其梁）所经营，最富，号称百万，列入五大家族之一。当时这五大家族中，除邱仙槎外，其余四人均为同族弟兄，而以奕茂丝经行为最，此行由邱梅亭、邱炳咸所办。邱氏家族分支甚多，主脉就是东、西启昌。
东启昌宅第在南浔镇下塘皇御河口，大门面临运河，后门直通皇御河底。
此宅建于清末，坐南朝北，前后五进，建筑庞大。当时在三板桥仓潭边有一水阁，并有停泊汽艇的船库；皇御河附近有一座中西合璧的园林和三幢欧式洋楼，还有发电房、网球场、草坪，颇为时尚。园中有荷池、果园、假山。植迎春、牡丹、桂花、玉兰、海棠，意在“玉堂春富贵”；植桃树、李树，称之“桃李芬芳”。这座花园洋房，名为“盏园”，主人邱炳华（字冰壶），是南浔邱氏家族致富的开创者邱仙槎的儿子，人称邱老五。邱老五在这里办商业学校（1912-1917），办体育会，吸引了一些年轻人练武、打球，搞军事训练，把盏园及附近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还仿效上海租界的赌场，在洋楼内聚赌，弄得乌烟瘴气。由于历史原因，现大部分建筑已拆除改建，只留下第四、第五两进楼厅，而盏园早已荡然无存。
西启昌位于南浔镇丰年桥东堍，也是大宅第，前门沿运河下塘街，后门达白鹇兜，主人是邱炳华的兄弟邱竹筠，亦称邱老七。邱炳华的三弟邱炳圻（字寅叔），曾任陕西同官县知县、福建闽清县知县，在南浔亦建有大宅第；前门在皇御河东，沿下塘街，后通仓潭及皇御河。
据南浔老人沈菊人回忆，邱老五绰号“臭老鸦”，“臭”，即是“难惹”的意思。但有时他的脾气也还蛮有分寸的。
邱老五在盏园洋楼里摆赌台，进出的自然都是富绅、财主，赌注大来大去，可谓豪赌也。
有一天，南浔“陆稿荐”老板也想进去碰碰运气。因为“陆稿荐”是一开间门面的小店，做酱鸡酱鸭之类的熟食买卖，墩头板就放在门口，说是老板，其实比小业主好不了多少。由于他近来生意清淡，有时甚至亏本，所以横下心来闯赌场。谁知坐下赌桌发现对手是梅家少爷，三记两记牌九便把做小生意的本钱输了精光，还欠了一笔赌债。
“陆稿荐”老板脸色发青，冷汗直淌。他猛地站起来，想逃。梅家少爷赶紧挡住说：“你不能走，还我的赌债。” 周围一片冷嘲声。
“你看，众怒难犯。我饶你，别人却不饶你。”梅少爷的丝质领带在“陆稿荐”老板眼前晃动。
“干脆再赌几场，说不定时来运转。”一个穿西服的赌客边说边伸手抓麻将牌：“来啊，拼个鱼死网破！” “陆稿荐”老板的眼睛似乎充了血，端起茶杯，一仰脖，只觉得眼泪差点儿涌了出来。他想翻本，苦于对方不肯欠债，只好走到邱老五面前，苦苦哀求：“邱少爷，行行好吧，借点钞票，让我再赌一把……” 邱老五鼻子里“哼”了一声，当众给了他一记又重又响的耳光：“你眼睛阿曾张张挺？这里是啥等样地方？一个宰宰酱鸡、酱鸭，烧烧酱烩蛋的老板，也想到这盏园的洋房里来白相？你够格吗？你玩得转吗？……快滚出去！滚！” “是，是……” “陆稿荐”老板借钱不着反而被打骂，心里很恼火，但又不敢发作，只好识识相相地退了出去。这时，赌客们看见邱老五还在生气，都过来劝道：“邱少爷，你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就让他去吧！”“犯不着的，大人不计小人过啊！” 这一劝，倒是把那“陆稿荐”老板欠的赌债一笔勾销了。
“是呀，邱少爷不是说了，谁还小气记着那几个钱？” “快走呀，这里你能进来吗？” “这次算你运气，下次梅少爷可不会让你占便宜！……” 当“陆稿荐”老板垂头丧气地走出盏园时，冷不防被一阵凉风吹醒，忽然大彻大悟地哭了起来。邱老五的这记耳光，把他完全打醒了。从此，他就再也不去赌场，生意则越做越兴隆。“陆稿荐”店虽小，在南浔镇上倒也颇有点名气。
此事传开后，古镇街头巷尾议论纷纷，十不离九都是围绕邱老五和盏园的。
“人落杀场，钱落赌场。” “邱老五是标标准准的‘臭乌鸦’，碰不得，惹不起……” “对邱老五这种人呀，只能是像佛一样敬他，像贼一样防他。否则，你总有一天触霉头！” “话也不要说得太难听！他臭是臭，有时倒也臭得有点道理。是吗？” 邱老五与“林黛玉” 邱老五在南浔玩够了，就想到上海去玩。反正上海也有邱启昌丝行，家里人就让他去了。谁知一踏上这个花花世界，邱老五眼睛发绿了，整天吃喝玩乐，大把大把的银子如水坝开闸一样往外流。
据说有一天，几个酒肉朋友带着邱老五走进了上海申江春楼。他听鸨母说，有个名妓叫“林黛玉”，心里暗想：“世上真有比《红楼梦》里的林妹妹还漂亮的女人？那我倒要学做宝哥哥风流一番。” 鸨母立即召唤那个叫“林黛玉”的妓女，前来接客。
“邱少爷，林妹妹来迟了……” “好，好！来得早不如来得巧！”邱老五的一双色眼，立即被那个“林黛玉”勾住了。只见她十七八岁年纪，生得鹅蛋秀脸，杨柳细腰，一双明眸频送秋波，两腿修长，性感诱人。
“邱少爷浪漫潇洒，林妹妹矫情万种，真是天生一对，世上难找啊！”鸨母已探出邱老五身份，哄骗得邱老五似坠云雾山中，神魂颠倒。
坐茶，聊天，弹唱……那个“林黛玉”怀抱琵琶，彬彬有礼，含情脉脉，
一曲终了，仿佛把邱老五的心亦溶化了。
当夜，邱老五就住宿在申江春楼。那个上海名妓更是施出浑身解数，把他服侍得舒舒服服。
俗话说“日久生情”，半年之后，邱老五与那个“林黛玉”已似胶如漆，鱼水交融，分不开了。
“林妹妹，嫁给我吧。” “邱少爷呀——”那个上海名妓微微点头，“嗡”了几声。
“那我马上娶你。” “真的？” “不骗人，骗人是小狗。” 那个名妓的两条玉臂一下子勾住邱老五，娇声嗲气地说：“邱少爷不必多问。当时我进申江春楼时，讲好来去自由，只要我嫁人，妈妈（鸨母）不取我一分身价钱。” “那我立即就来迎娶。” “不要急嘛。” 那名妓扑了过去，整个身子像蛇一样缠住邱老五：“不过，我也有难言之隐。” “什么难言之隐？快说！” “我目前欠债二万元，所以只能在这春楼里赚钱。” 那名妓此时才“露底”。
邱老五拍拍胸脯：“区区二万元，由我归还。” “啊呀，邱少爷真是我心中的宝哥哥！”那名妓万般娇态，又扑上去，给了邱老五一个热吻。两个当下约定：只要邱老五还债，她就立即出嫁。
次日清早，邱老五把一张二万元的银票递给申江春楼的鸨母手中，就娶走了这位“林黛玉”。他在上海新马路上买了一幢小洋房，金屋藏娇，朝夕厮守，寻欢作乐。
时隔不久，那名妓说：“邱少爷，我在上海玩厌了。你说南浔是江南名镇，风景名胜优美，环境幽静，还是到南浔去吧。” 邱老五自然一口允诺，并将洋房里的一切使用之物装在轮船上，带着那个“林黛玉”风风光光返回老家——盏园，依然沉湎于情爱之梦中。但邱老五在南浔是有家室的，在名义上那上海名妓只能是妾。好在邱夫人贤惠豁达，也不计较，两人以姐妹相称。
然而，好梦不长。日子一久，矛盾就不知不觉出来了，那个“林黛玉”借故与邱老五大吵大闹，哭着嚷着要回上海。
“你当初娶我时信誓旦旦，说的比唱的还好听；现在吃了后悔药，还不如放我回申江春楼去。” “你休想！我出钱替你赎身，你就是我的！” “邱老五，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你不得好死！你绝子绝孙！” 上海名妓又哭又骂，吵得邱府不得安宁。
邱老五气得暴跳如雷，立即命佣人将那个“林黛玉”关进柴房，并派人日夜看守。一星期后，他的气消了，想起那个“林黛玉”，就偷偷地到柴房去。
没想到早已空空如也！回到她住的房间，所有细软也被席卷而去。
“啊呀，老子上当了！”邱老五这时恍然醒悟，这个上海名妓根本不是钟情于自己，而是贪图钱财，别有心机。
此刻，那个“林黛玉”早已在上海申江春楼里另有新欢了。原来她到南浔来是为弄到一笔钱财，就趁邱老五关押她之际，买通了守门人，由上海带来的女佣雇了一只轮船，半夜偷走了邱家的一些贵重之物，逃到上海去了。
邱老五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他立即开了自家的汽艇，急奔上海，找到兄弟邱老七（竹筠）想办法。因为邱老七原是上海青红帮头目，曾在上海南京路西藏路口开设了新世界饭店和新世界游乐场，中间隔着南京路，通过地下隧道与黄金荣开设的大世界游乐场打对台。但由于投机交易失败，邱老五的新世界饭店和新世界游乐场同时倒闭，变卖偿债。这时，他听了邱老五的诉说后，苦笑笑，摇摇头说道：“老五啊，此一时彼一时也！那个‘林黛玉’背景就是上海黑社会的大头目，小弟是奈何她不得的！” 后来，上海才子佳人派文人张春帆，写了一部章回小说《九尾龟》，其中有很大篇幅描写邱老五和“林黛玉”的轶事，隐名为“丘八”。
张佩绅及其他关于南浔“八牛”之一张佩绅家族的史料，几乎是一片“空白”。现初步考证，张氏祖居南浔镇南栅外竹香兜，其父亲起初是丝行学徒，刻苦钻研，善识丝质，略积资金后自己开设了源泰丝行。据传，清道光年间，张佩绅的父亲曾开漂洋船南下广州，把辑里丝售于洋行，因此是南浔丝商中开创外贸之路的先驱，也是较早发迹的一家。由于经营有方，生意越做越大，号称拥资40万。此时，张佩绅之父在南浔镇唐家兜建有大宅，门前是一条窄长的小巷，两边耸着高高的封火山墙，石库墙门不大，但几幢房屋之间夹着几条直通街道的小巷，颇有一种从唐诗宋词中飘散出的清丽婉转，那些氤氲在黑白分明建筑中的古意，正散发着浓浓的韵味。
张佩绅之父在南浔、上海还从事房地产经营，本地人称其为“张源泰”。
张佩绅故居到了张佩绅这一代，已不再经营丝业，转向金融业等，在沪开办上海商业银行，任总行营业部主任。但到了张佩绅的独子张书常这一代，张家就开始败落了。其主要原因是张书常好逸恶劳，在上海沉没于花天酒地之中不能自拔，后来被他的酒肉朋友枪杀在妓院内，年仅29岁。
写到这里，关于“八牛”之一的张氏只能打住了。笔者想起另一个话题，即关于“四象八牛七十二墩狗（小金狗）”之谚的由来。据南浔文史老人范希仁、朱从亮先生考证，这是指晚清（一说清末民初）时期南浔经营蚕丝业贸易发家致富者的喻称，最初在民间口头流传，后来散见于一些史话、杂记中，可为民谣、土谚或“比拟之称”。由于流传时间不一，其说法也不一。如徐珂《可言》称“五虎、六羊、八牯牛、七十二焦黄狗”；刘大钧《吴兴农村经济》称为“四象、八牯牛、七十二狗”，并说还有“二狮”。许寅《南浔巨富》中说清末民初有“四象、八牛、十六条小黄狗”。那么，究竟以何者为准？现据《南浔镇志》（新编本）所概括的称为“四象八牛七十二墩狗”，或“四象八牛七十二小金狗”。
“四象八牛七十二小金狗”之谚到底流传于何时？历来说法也不一。最后一本老《南浔志》（民国时期，周庆云编纂）也未提及。据《吴兴农村经济》记载，这一谚语早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失败以后就在民间流传，但具体时间未详。查阅民国以后的有关著述，也各执一词，莫衷一是。有的说出现在清同（治）、光（绪）年间，有的说是清光绪、宣统年间，有的说是清末民初时期。但剖析各家之言，其共识的一点就是“四象八牛七十二小金狗”之谚的产生和形成，是与南浔辑里丝出口贸易的历史和发展分不开的。由此可见，《中国近代最大的丝商群体——湖州南浔的“四象八牛”》一书中《概述》所言：“在晚清同治、光绪年间，浙江湖州的水乡古镇出现了一个因经营丝业而发家的、为世人瞩目的豪富阶层，时人以三种动物形体的大小来标明他们财产的多少，逐渐形成了‘四象八牛七十二小金狗’的谚语”，这一说法是比较客观的，即“四象八牛七十二小金狗”之谚大体流传于清同（治）、光（绪）年间，只是由于南浔的这些富商们此兴彼衰，起伏不定，变化甚大，至于后来比较定型的说法，似提清末民初为妥。
“四象”到底指哪几家？其实是很难框定的。因为这些大贾巨富在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的家财变化，不可能一次性固定不动。据上海华东师大周子美教授生前回忆，上海开埠后至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这20多年间，南浔丝商以邢正茂、陈裕昌、顾丰盛、朱宏茂四家为最，这等于说他们是南浔丝业中最早致富者。邢赓星先世起八代业丝，开设典当最多，一度成为南浔丝商之首。周子美又说，清同治年间，南浔以丝业发家的富商为顾福昌、朱宏茂、邱仙槎、刘镛四家，这里少了“邢、陈”两家，又多了“邱、刘”两家。然而，到了光绪年间，顾氏较早败落，刘氏跃居为首富，张颂贤、庞云鏳又一跃而起，取代了“朱、顾”两家，其时的南浔丝商首富为“刘、张、庞、邱”四家。但有人对此表示质疑，认为顾家虽然家业中落，发迹最早，社会声望却远远超过邱家，主张顾家仍列入“四象”，排名第四。何况，清末时南浔有一民间谚语：“刘家的银子，张家的顶子（一说才子），庞家的面子，顾家的房子。”可见当时的南浔“四象”拟定为“刘、张、庞、顾”四大家族，有一定的道理。
至于“八牛”究竟指哪几家，历来亦说法不同。《吴兴农村经济》中列“梅、金、谢、张、蒋、顾、李、桂”八家。建国初年的调查资料中列“邱启昌、梅恒裕、邢正茂、邵森大、朱宏茂、周申昌、张源泰、金嘉记”八家。南浔文史老人林黎元先生生前所撰《南浔史略》（油印本）说，去“朱”列“陈”，因为清光绪时朱宏茂丝行已倒闭，朱氏连述园快阁后来也卖给了梅家，而陈裕昌在上海旗开得胜，资财雄厚。笔者查考史料后，认为此说法符合实际情况，比较妥当。关于“邵森大”，当初邵易森开设的“邵森大”丝行相当有名，在上海三马路陈裕昌丝栈设有邵月记丝号，出口“青狮”牌丝经，畅销中外，蜚声欧美。但邵易森死后，由于其子孙贪图享受，不理家财，吃鸦片，摆赌台，搞投机交易，家产很快惨败。
至于“七十二小金狗”不过是某一个历史阶段所统计的数字，意在比喻南浔当时各行各业小富户之多。由于跨越时间长达百余年，加上商界竞争激烈，沉浮起伏，因此“七十二小金狗”只能是个概述，而且不是固定不变的。
七十二小金狗 “七十二小金狗”有的在南浔镇上，有的在镇郊乡村。在镇上的绝大多数以开丝经号致富，有名的如张善琨、徐世光、张丰泰、邱茂泰、邱奕茂、邱德森、邱天成、沈淦记、沈永昌、沈永年、沈天长、李恒德、李万兴、李万茂、吴晋昌、吴其昌、吴永记、朱宏茂、朱广隆、朱勤记、邵森太、庄恒庆、邢丰记、卜同昌、张恒丰、许仁昌、丁昌记、潘大顺、徐惠和、翰怡昌、刘通德等。至于散布在南浔镇郊乡村的，还有些拥有土地、或垄断蚕丝的富绅，如吴溇张、大庙港孙、亭子港毛、王界亭盛、斜桥金、藏谷桥王、石匠兜邱、辑里村温、方家汇俞等等。
“七十二小金狗”不仅经营蚕丝，还经营当铺、米行、绸布、南货、木作、银钱、酱园、国药、银楼、烟什、茶楼、菜馆等行业。据《中国近代最大的丝商群体——湖州南浔的“四象八牛”》一书所述，其最早发迹者为清道光年间的庄恒庆，继为咸丰年间的朱宏茂，随后是同治年间的谢子楠、沈天长、李万顺、张丰泰、吴其昌等。光绪年间的李德茂、李恒德、吴永记、邢丰记等。“七十二墩狗”家族以及他们的生平事迹，绝大多数在史志中均无记载。现只能根据笔者搜集到的零星资料就若干家族及其代表性人物作些简介：李惟奎（1861-1902），字慕苏，号联仙，附贡生。不仅经营李万顺丝行，襄助“八牛”之一的周庆云经营盐业，还热心南浔教育事业。李惟奎病逝后，
一代经学宗师俞曲园挽以一联云：“范文正秀才任天下，顾亭林匹夫忧国家。”李氏家族生活在清道光至光绪年间，共有8个弟兄，即李世伸、李庚（世保）、李世仁、李廷赓、李世京、李世卓、李惟奎、李树等，多数为诗人，故可称誉为“诗人之家”。
吴尔昌（1866-1915），字平伯。清光绪附贡生，江苏候补道。他是开设吴晋昌丝行的吴铁江的孙子，少年时遵循父命，到上海广方言馆（亦称上海同文馆）学习法文。毕业后去广东，受湖广总督张之洞之命为洋务翻译，后到徐州办理矿务。数年后应前川东道任逢辛观察之聘，去四川协助处理悬案。
任逢辛告老回乡，尔昌亦出川东返。光绪二十七年（1901）冬，他任驻韩国使署法文翻译，旋调仁川领事，继任三等参赞。此后，先后任驻葡萄牙代办，驻日本神户领事。宣统三年（1911）一月任驻比利时二等参赞。辛亥革命后，任驻比利时代理大使。虽为时不久，能坚持职守，凡遇交涉，均以至诚相待，不激不随，故受外国使节敬重。吴尔昌谈到他处理外事的经验时说：“凡办外交，虽无有强权无公理，但苟能开诚布公，据理力争，不稍屈挠，外人亦未始不可就范。若因国势衰弱，事事先存迁就之心，则未有不失败者。”民国二年（1913）回国后，即养病里门，不问政事。袁世凯称帝时，曾电召其商谈外务，他以健康欠佳推辞，拒绝应召。著有《农具图说》三卷、《种葡萄法》
二卷、诗《虫鸣漫录》一卷。据其孙媳吴碧莲回忆，原南浔老家的楠木大厅上，放着前清官府“回避”、“肃静”的牌子，还有玉簪和红缨帽等。祖父治家极严，早上起身后，即震铃催促全家早起，养成勤俭家风。他一生为外交奔波，清正廉洁，不尚名利，出使日本时曾拒收日本人的贿赂。周子美教授生前也曾说，吴家的楠木大厅还是元朝留下来的，是南浔最古老的建筑之一，可惜1972年被拆掉了。吴尔昌之兄吴仲言，前清时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曾任广东督练公所参谋长，陆军上将衔。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黄花岗起义时被炸伤，失去一条腿，从此退出军界，改业金融。
朱节香，生死年月不详。曾在南浔开设朱勤记丝行。民国十一年（1922）在上海金陵路420号创办中和绢丝厂，是湖州人在上海首次创办的绫丝厂，但两年内因亏损被迫关闭。他不甘心失败，于民国十四年（1925）二月重组中孚绢丝厂，经过十年经营，虽几次受挫，仍奋力拼搏。直至抗战胜利后，他所创办的中孚绢丝厂重新崛起，至1948年，该厂为朱氏独资企业。他一生潜心研究绢纺，精神可嘉，是卓有建树的绢丝实业家。
张善琨（1905-1957），是“七十二小金狗”之一北小圩张氏族人，是一个颇为复杂的历史人物。其父张韵笙，喜文艺，谙昆曲，曾在南浔开设书场。张善琨年少时随父离开南浔。25岁时，在中国戏剧界顾无为的引荐下，投拜黄金荣、杜月笙等人，于1930年接受大世界产业，成为大世界游乐场董事，继任总经理。同时，成为早期电影制片商。他从事电影20余年，一生拍了300“中国银都大王”张善琨（左）余部影片。1988年美国纽约华人报刊连载12篇有关文章，称他为“中国银都大王”。2005年是中国电影百年纪念，也是张善琨诞辰百年，这惊人的巧合令人无法揣摩。追忆电影百年经典，放飞世纪梦想，南浔张善琨还是值得研究的人物。
陆志韦（1894-1970），原名保琦，出身于没落的书香门第。有人说他祖上也是江南大宅门，原旧居在南安桥堍莲界弄，现南浔镇南东街余祥弄遗存的陆家祠堂砖雕门楼还依稀可辨，于此可见一斑。陆志韦是近现代早期的诗人、心理学家。1927年应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之聘，任燕京大学心理学教授，兼任主任，后任文学院院长。1928年被推选为燕大教师会主席。1934年回国后，任燕大代理校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交卸代理校长职务，留京护校。1941年他被日军逮捕入狱，但他保持民族气节，历尽苦难，坚贞不屈，被折磨成病后始准保外就医，靠典卖家产度日。抗战胜利后，任燕大校务委员会主席、代理校长。他主张民主，反对内战，参加民主运动，迎接和平解放北平。解放后当选为全国政协一届委员，任燕大校长。1952年3月受到错误批判。1955年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历任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筹备主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委员等。
“文革”期间又以“反动学术权威”受到冲击，1970年10月已生活不能自理，回京家中养病，11月21日病逝。著有《教育心理学简论》、《中国儿童的无限制联想》、《古音说略》、《诗韵谱》、《北京单音词词汇》、《汉语的构词法》（主编），和汉语言韵学和语法方面的论文，以及《渡河》等诗集。1979年12月11日在京举行追悼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主持，邓小平、方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语言研究所所长吕叔湘致悼词，对陆志韦的学术思想、政治态度和为人处世等作出了正确的评价。
张丰泰的回忆写到这里，窗外响起迎春的鞭炮声声。我在灯下拜读《张龙翔教授纪念文集》（以下简称《纪念文集》），不禁追思联翩。
南浔北庄家弄7号是我外婆家的旧址。这大宅建于清末，坐北朝南，其建筑材料非常讲究，墙门的石门坎上包着铁皮，楼上木地板上铺设细磨青灰方砖。大门的砖雕门楼额上镌“莼鲈遗韵”四字，门边原耸立着一棵大树，大约是“文革”期间被“革”掉了。
张龙翔是我的表舅舅。据我的母亲回忆，外婆家祖上是开丝经行的，叫“张丰泰”，是“七十二小金狗”之一。龙翔舅舅出生于1916年3月19日，幼年丧父，故随母亲在祖父及叔父家中居住，在南浔读小学、初中。其祖父张砚农是西房中的大房，曾参与荻塘的重修。父亲张民砚，曾任过短期乌程县知事，后为上海圣约翰大学国文教师。母亲朱联璧是南浔镇方长港人，一个很贤惠、很朴实的女性。
孩提时代，我常听母亲说龙翔舅舅从小刻苦读书的往事，他就住在我外婆、母亲住房的“贴隔壁”。学校放假时，大家庭中的弟弟、妹妹们常缠着他讲故事。母亲还说，我的“敬外婆”屠玉和是屠守锷的亲姐姐。屠家就在南浔船长浜，是一个并不富裕的小职员家庭。屠守锷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起，作为开创者之一，投身于我国导弹与航天事业，为火箭技术和结构强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
1999年，江泽民总书记亲切接见“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屠守锷对龙翔舅舅离开南浔后的事情，我过去所知甚少。读了这本《纪念文集》后，就有了初步印象。1933年，他入沪江大学化学系，次年转入清华大学化学系；1938年入岭南大学化学系（读研究生）。1939年应聘到昆明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任研究助理，并考取了英庚款公费留学。但准备出发时，由于二战爆发暂不收外国留学生，遂重返昆明。二次赴英又未成行，因航船要经过日本并靠岸，同学们拒绝前往。于是8月由上海乘船，改赴加拿大留学。他于1942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获博士学位（生物化学专业）后，赴美国耶鲁大学作博士后研究。1944年回国后，应聘到重庆桐油研究所任研究员。1946年，到北京大学化学系任教。
正如舅母刘友锵所说：“龙翔从1946年10月到北大任教至1996年10月去世，度过了整整半个世纪。他对北大有深厚的感情，他一生到过许多地方，但只有北大是他的家。”上世纪50年代，无论是负责刚创刊的北大学报（自然科学版），还是任清华、北大、燕大三校建委会副主任，他都作出了显著成绩。任北大生物系副主任时，他与沈同教授向教育部建议，并于1956年经批准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生物化学专业。他除认真教课外，还积极开展科学研究，1953年开始研究胰蛋白酶，1958年又指导生化教研室的青年教师完成八肽（催产素）的化学合成。60年代初，他选择了分子生物学中的蛋白质结构与研究方向，对胰蛋白酶在自溶过程中化学结构的变化
1992年，张龙翔夫妇回乡时在家门前留影与酶活性的关系开展了系统研究，并建立起一个设备齐全的蛋白质结构与功能研究实验室。1985年，在此基础上又开始了胰蛋白酶分子设计与蛋白质工程研究。这项研究后来成为国家高技术发展计划中生物技术领域的一项研究课题。他的实验室也成为“蛋白质工程和植物基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另一项科学研究是以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作为生物进化和分类学特征，研究我国珍稀动物大熊猫与相关动物的亲缘关系及其在进化过程中的地位。大熊猫的分类学地位一直是学术界有争议的一个问题，通过系统的研究对比，他们提出了大熊猫应在食肉目中划为独立一科的见解。这一成果在《中国科学》上发表后，引起了国内外的重视。大熊猫生物学的研究集体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
1976年3月，他任北大“748”工程（计算机激光汉字编辑排版系统）领导小组组长，直接参与重大决策，推进实验研究。在他任北大校长期间以及卸任校长以后，对汉字激光照排工程始终是充满热情地全力支持，具体帮助解决了一系列困难。北大的科技专家们终于攻克了这一难题，1985年样机研制成功，随后批量推广，在我国印刷界引起了一场革命。北大后来成立了“方正集团”，专门经营这一项目，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他在任北大副校长、校长期间，还亲自主持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加速建设北大教育、科研实验室的工作。同时，他更积极拥护和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尊重并推行党委的集体领导，进一步加强了北大的团结和稳定。他根据新形势的要求，积极推进改革开放工作，增强了北大与世界各国著名大学的联系，稳步地进行校内各项改革。而且，他一贯热心学术团体和社会工作，深受生物化学界和教育界广泛的尊敬和爱戴。
《纪念文集》中有两张照片是龙翔舅舅携老伴回到故乡南浔镇拍的，一张是在北庄家弄7号“张丰泰”门前及庭院里的合影留念，另一张是他在小莲庄小姐楼的瞬间。回想1992年，我在《南浔通讯》上看到此消息后，即去外婆家找继堃舅舅（鼎鼎）。继堃舅舅说：“龙翔是应邀来湖州的，顺便到南浔一转，我来不及通知你们，实在非常抱歉。本来他与屠守锷相约一起返乡，由于屠守锷有要事而未能如愿。但那天我在南浔镇政府大院等他，他却直接到北庄家弄7号寻访老家，结果也未能碰头。”我很遗憾未能与龙翔舅舅见上一面。也许是人生无缘，他从1937年冬离开故乡后，只有这一次返乡的机会，真让我遗憾一辈子。
1995年，龙翔舅舅的长子元凯弟曾来过南浔。当时我在南浔经济开发区宣教部工作。因为接待元凯的同志不了解我俩的亲戚关系，所以彼此也未能见面。事后，那位接待的同志也不免遗憾：“真是对不起，我在开发区管委会三楼接待他，你就在底楼宣教部办公，可偏偏错过了良机。”此时我得悉龙翔舅舅不幸患了癌症，非常思念家乡。据说元凯是来南浔为父亲看望坟地的。倘若龙翔舅舅的骨灰真能送回老家，魂归故里将了却他魂萦梦绕的心事了。
1996年7月，我母亲还与龙翔舅舅通过电话。母亲说：“听说你身体不大好？”龙翔舅舅回答：“现在身体好多了，刚从美国回来。”“我没有时间，空点给你们写信。”“趁我还健在，你们有空到北京来玩。”母亲还为我外甥考大学与他联系过，不久就收到了他寄来的书籍和资料。
1996年10月28日，我突然收到了他逝世的讣告。讣告上写道：“著名的生物化学家和教育家、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原北京大学校长、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张龙翔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不幸于1996年10月24日11时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但当时赴京参加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已来不及了，继堃舅舅叮嘱我以他和我的名义发一唁电，以示悼念。
我虽与龙翔舅舅生前无缘一见，留下了永远的遗憾，但我总觉得他还活着，离我们并不遥远。我要毕恭毕敬地奉他一炷心香。
一直想写南浔“八牛”之首邢家而未果，就只因为这么一声感叹：“知邢家者难也！” 起因当然是有感于南浔人的几种说法：有人说，当时邢家是被尊称为“狮”的，“狮”虽比“象”小，但凶得狠哩。
有人说，当时邢家宅第就在南浔镇南西街便民桥堍，前临南市河，后至白鹇兜、徐家漾，约占地一万多平方米，有房间78间，内有17只大厅，与“四象”的宅第不相上下，真是一只猛“狮”啊！ 还有人说，邢家发迹致富比较早，但后来衰落得很快。抗战时期，邢家老宅一部分毁于战火，一部分由他家自己拆运苏州，仅留下一片瓦砾场。解放后，在原邢家白场整理时曾挖出过几甏银元宝，可见他家财富之多…… 这说明，要真正了解邢家，的确很难。我在撰写《南浔人物》（未刊）一书中曾提及邢家八代业丝，称得上南浔丝界开漂洋船南下广州做生丝外贸的先驱者之一。邢家的开创者邢赓星（1790-1861），早在清康熙年间就与南浔“四象”之首刘镛合伙开设邢正茂丝行。据周子美《南浔丝业小史》所述，邢家清初居于南浔镇西栅，故称“仓桥邢氏”。据传邢、刘有姻亲关系，所以邢赓星与刘镛往来甚密，是丝界“老搭档”。由邢家向小丝行收购辑里丝，而刘家则通过上海的邢正茂丝栈把丝出售给洋行，两家同时发迹致富。不过，刘镛凭精明、能干、诚信，最后还是超越了邢赓星，成为“财雄乡里”的“四象”之首富。
一切可由史料作证：咸丰十年（1860），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的硝烟烽火燃遍大江南北，邢赓星携家避难逃到上海，不幸次年与世长辞。
同治三年（1864），邢正茂丝经行一度受挫，邢、刘两家散伙。邢家易名“恒顺丝经行”，号称拥有资金400万，直追“四象”，成为“八牛”之最。
据同乡文友、原《南浔通讯》主编眭桂庆先生《林林总总其他“牛”》一文所述，邢家靠经营丝业发家致富以后，在江、浙、沪等地大开典当，可称誉为中国近代早期的金融家。在南浔有恒盛当、与刘家合伙的裕鑫当，在海宁斜桥有裕生当，在太仓沙头镇有仓太当，在上海有同昌典、同生典和上海闵行镇的同仁当，在嘉兴新塍镇有同和典，平湖有泰昌典。此外，在海宁的袁花镇、长安镇、平湖的新丰镇，以及苏北的一些城镇也有邢家的当铺，最多时达30多家，是南浔丝商中拥有当铺最多的一家。据周子美《南浔工商小史·邢氏恒顺流水簿》统计，在1936年6月至1937年5月的一年中，邢氏恒顺典当衣服共60909人次，计16万余元。典当物品主要有五大类，其中衣服占50.3％，蚕丝和丝绵占28.4％，金银珠宝首饰占15.8％，其他铜锡器物和批件占5.4％。当时邢氏恒顺典当就拥有资金10万元左右，由此推算邢家仅典当方面的家产鼎盛时就高达300万元之多。
邢家还是经营房地产的大户，在南浔、苏州、杭州、上海等地都有房地产。
当时邢家在上海南京路石门路的恒源里有总账房，管理邢家的全部家产。邢家在杭州西湖边北山路建有抱青别墅，后该别墅因故易主，改建成颇为前卫的葛岭饭店，现为抱青会馆。邢家在南浔镇东大街有德懋里，在南东街丝行埭建德馨里，后出租他人。我曾经在南浔古镇的这两个地方细细品赏，觉得格局相似，一条幽长的小弄拐了一个弯，再进去便连着石库墙门的大宅，是很富有江南水乡风味的。有一次，天上下着绵绵细雨，我撑着伞踏步在这样的小巷的石板路上，看檐水落珠，听潇雨琴音，纷纷扬扬的雨丝溅湿了衣衫，情不自禁地想起现代派诗人戴望舒的名诗《雨巷》，想寻觅诗中的情致，却依旧找不到雨中的丁香，也无“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当然，这两个地方至今已悄然发生变化，也没有人说当年邢家的传说故事了。但小巷的格局、内涵犹存，依然充满着诗意般的古色古香。
我认为，邢家的这种古风遗韵，似可追溯到其祖先。据南浔方志记载，邢典（1754-1824），初名大典，又名二典，字书城。积学能文，但家赤贫，与施国祁、杨凤苞称为南浔三先生。他终身以授徒为业，著述有《书城杂著》、《书城诗抄》、《书城文抄》、《学易心数》、《南林杂咏》等。但也有人对邢典是否与南浔“八牛”之首邢氏同出一族存在质疑，笔者一时无法查考。只能在此略记一笔，录以备考。有据可查的是邢氏业丝致富后，在南浔镇南西街便民桥堍建有大宅，为供奉祖先，还在镇西栅建有规模较大的邢氏宗祠，并购买庄田出租。邢赓星的后代除经营丝业、典当、房地产外，还投资浔震电灯公司、浙江兴业银行等等，是名副其实的南浔巨富。
至于邢家后来为何衰落较早，具体情况未能详知。这倒使我想起上世纪30年代初，湖籍有识之士邱培豪曾中肯地讲过的一段话：“湖州人致富的由来，大都靠着丝业，其次为田地、典当和钱庄。现在丝价惨跌，田地已不值抱青别墅邢家旧址（四进大院楼房在抗战时被毁）钱，典当钱庄大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又说：“湖州同乡，在上海置产和投资的很多，他们大部分都是地产，因为靠了市面的兴盛，交通的便利，可以不劳而获，坐享其成，所以在过去数年中，一般富绅们，都把大宗金钱，从内地流到上海，做道契的买卖，甚至向银行钱庄做了押款，借债经营，可是现在地价狂跌，往昔坐拥巨资的，已告破产。”“这样一笔偌大的金钱和精神，如果早几年用在内地的生产事业上，至少不会像现在一样一败涂地。”邱氏之言，不仅一语中了南浔丝商之的，更一语中了邢氏之的。
在邢家千丝万缕的豪门联姻中，与南浔“四象”之一张氏关系颇多。据张南琛、宋路霞所著《张静江、张石铭家族》一书记载，张乃燕的夫人邢景陶是邢家小姐；张乃熊（芹伯）的元配夫人邢晋禄是邢家大小姐，她的妹妹嫁南浔顾家的顾联承；张乃骅的夫人是邢家小姐邢定（原名邢定文）；张石铭的二女儿（早逝）的婆家是邢家；张石铭的元配夫人徐咸安的妹妹也是嫁给邢家（住上海静安寺附近的庙弄）；张南琛的舅公钱泰的夫人邢蕊芬还是邢家小姐，与张乃燕的夫人是堂姐妹。张乃骅不幸去世后，他的夫人邢定过继了一个女儿张微，张微的生母也是邢家的小姐，名邢珊文。
扯不下去了，还是打住吧。因为我所掌握的邢家在南浔的情况实在太少了。据华东师大教授周子美同乡生前给南浔文史老人朱从亮的信上说，由于邢家不太注意家族史料的收集和整理，故留下的有关文字寥寥无几。因此，我不得不把目光转向上海，去寻找邢氏留下的历史陈迹。
邢鼎臣与沙逊洋行 邢家热衷于房地产，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自身超前的经济眼光。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房地产投资和经营一度获得暴利，是一本万利的买卖。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英商义记洋行向上海农民吴襄等永久性租用外滩附近土地，每亩银42两，到同治八年（1869）上涨到6000两。民国二十二年（1933）达到36万两，90年间上涨近8600倍。光绪三年（1877）前后，上海沙逊在南京路外滩转角处，以8万两银买进土地10余亩，民国十五年（1926）涨到每亩20余万两。没有增加任何投资，就获得数百万两收入。
光绪十四年（1888），上海成立了英商业广房地产公司，专门经营里弄房屋。
光绪三十三年（1907），汉口教会设立了首善房屋经租处。宣统二年（1910）左右，外资在汉口的企业有法商立兴洋行，经营出口及房地产市场业务；俄商巴公洋行，经营出口及房地产市场业务；比利时义品银行，经营银行汇兑及房地产。民国九年（1920）以后，国内私营房产公司及私人房产经租处越来越多。到解放前夕，私营房产公司仅在上海、天津、汉口三大城市就有126家。房地产成了投资的热点，成了神秘的市场。
据我的忘年交、南浔文史研究者陆剑先生《沙逊别墅与南浔邢家》一文所述，上海虹桥路一带过去是别墅区，大多是洋商和中国达官富绅的私人住宅。闻名沪上的沙逊别墅也在此地。但是，这充满异国情调的沙逊别墅曾经一度是南浔邢家的产业，其建造者正是邢赓星的孙子邢鼎丞。
奇怪的是，在邢鼎丞的房地产经营中，还揉进了上海滩上洋人房地产大亨沙逊的财力和心血。从道光二十七年（1847）到解放前夕，在中国先后有五个沙逊经营了两家“沙逊洋行”。本文所讲的“新沙逊洋行”的主人，就是维多克·沙逊。他早年喜欢航空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应征入伍，成为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战争中负过伤，所以腿有点跛。上海人背地叫他“跷脚沙逊”。不知道哪一天，沙逊一瘸一瘸地踏上了上海外滩，身体的缺陷使其他高傲的洋商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出乎意料地受到冷落。这使沙逊大为恼火，发愤要在上海滩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从上世纪初，他即把目光瞄准上海的房地产，倾其大部分财力投资这门神秘的买卖，开设了大名鼎鼎的“沙逊洋行”，下设上海地产公司、汉弥尔登信托公司、中和产业公司、三新地产公司等等，名副其实地成了上海的外籍“房地产大王”，名下拥有房屋1900余幢，占地600亩。至今幸存的还有沙逊洋行大厦（今和平饭店）、华懋公寓（今锦江饭店），以及河滨大楼、新城饭店、福州大厦等等。
当然，沙逊在上海起步时也很不容易，充满了风险和坎坷。当时旧中国政府虽与外国列强签订了各种不平等条约，但是没有任何条款允许外国人可以在租界之外拥有土地权。这使沙逊十分烦恼，开始千方百计在中国寻找代理人。至于他为何选中邢鼎丞，这需要追根溯源。由于邢家是开创南浔丝商外贸市场的先驱者之一，早与洋商建立了相当广泛的联系。邢鼎丞又是当时上海出名的房地产大亨，诚信可靠，所以沙逊在自己的洋行中选中了这一位买办。从某种程度上讲，沙逊采用的方法就是以其之矛攻其之盾，这倒与现代人流行的一句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上号了。从上世纪20年代后期沙逊别墅起，沙逊委托邢鼎丞成立了一家“大中实业公司”，由邢鼎丞任总经理，董事长当然非沙逊莫属。有人戏说沙逊是邢鼎丞背后的一座“山”，而邢鼎丞是沙逊的一条“腿”。因此，沙逊在十里洋场奔波时“跷脚”也不用“跷”了。
民国十九年（1930），邢鼎丞以大中实业公司的名义购进了上海虹桥路程家桥处土地104亩，还购进了虹桥路底与高尔夫球场相邻的土地60亩，并按照沙逊的意愿在这两块土地上兴建了沙逊别墅。一座别墅是次年底落成的，因住宅花园靠近罗别根路（今哈密路），所以被上海人称为“罗别根花园”；另一座别墅于1932年竣工，名为“伊甸园”，即今虹桥机场路口的龙柏饭店一号楼。这是两座既相对独立又互相呼应的英国乡村式建筑，除主楼外，还有游泳池、喷泉、草坪和花园，洋溢着浓郁的大洋彼岸的乡土气息。在旧上海崇尚摩登的年代，沙逊别墅不失为一种西方文明和休闲时尚。
民国二十四年（1935）八月，不知何种原因，邢鼎丞被沙逊辞退。临走时，两人为沙逊别墅之事又发生争执。
邢鼎丞留下一纸字据：“今声明所有余执有之下列地亩（前罗别根花园约104亩……）系大中实业公司所信托。” 这字据的意思已很清楚，沙逊别墅以前名义上是属于邢家的产业，但此时邢鼎丞明确声明自己为大中实业公司所委托，也等于说这块土地权属于沙逊所有。
然而，麻烦的事接踵而来。抗日战争爆发后，沙逊的产业曾被日伪接管。
抗战胜利后，沙逊又回上海重振旧业，并逐步收回了被日军接管的产业。但是在虹桥路罗别根别墅的产权问题上，由于几经转手易主，尤其是最后一次转卖手续齐全，完全合法。因此，旧主沙逊与新主寅丰公司上演了一场地产诉讼案的“闹剧”。这时，沙逊想起了中国老朋友邢鼎丞，如果他能出庭作证，事情就好办多了，可惜他已不在人世了。而寅丰公司的律师在查明原委之后指出，沙逊当年通过中国人购地建房，再转入其公司名下，属非法行为。1947年，上海地方法院即据此判决沙逊败诉。沙逊当然不服，继续上诉。直到1951年2月，新中国政府决定将外侨所占土地收归国有，沙逊才无奈地对此事画上句号。“俾尔昌大”的陈煦元 春好处，风随柳转声皆绿，桃染日落夕更红。
我在撰写南浮“八牛”之一的陈煦元这个人物时，忽然感悟到，风随柳转声皆绿，这三个观察和写作的心境因素，能否使我的笔下像风随柳转变绿一样赋予自己色调。我想把枯燥的史料尽量转化成情节化的叙述，或诗性的释放，使读者读时如吃汤圆那般顺溜。而且，由着兴致往下调侃、闲谈，没有什么固定的章法，作庄子的“逍遥游”——这就是在时间线性上表达的心理结构。
哦，也许扯远了，立即打住。现在，我想在陈煦元身上作逍遥游。
陈煦元，有人说这名字把他叫好了——叫出了一股总是打不垮的自信，叫出了好运气。元者，首先，第一也。煦，温暖也。煦元，意味着总是温暖如春，独占鳌头。陈煦元一生勤俭，热心回报社会，兴办棲流公所、育婴公所等社会公益事业，是出名的“陈善士”。光绪七年（1881）闰七月，上海川沙县因海潮作怪，堤岸被毁，海潮卷走了圩塘外垦荒百姓的棚屋，沿海大批田地被淹没，当地居民逃难漂流。陈煦元携款前往，发放赈灾衣服，以救灾民所急。他告示农民：“天灾流行，不可小看！治标不治本，后患更大！”是年十一月，在八团筑新塘约20余里，并建桥梁、码头。第二年又出资在九团续筑江苏塘桥，人称陈公塘，前后共募资32000多元，保护农田5万亩。光绪十四年（1888）八月，又复修筑江苏塘桥，自青浦县境越昆山、新阳而至浙江元和（今杭州）的海塘，长达170余里，其中桥梁47座，人们称誉他既治水患，又兴水利；既便行舟，又利行人。如此为公，自侨寓海上以来历五十余年如一日，故有人称他在南浔儒商修筑海塘义举史上是第一位的！ 陈煦元的行善，亦体现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精神。咸（丰）、同（治）年间，他会同其他富绅，办立善堂，苦心筹募，救济难民。仅乙酉至乙丑这5年内共收聚赈银21万余两，分拨山西、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广东浙江等灾区，源源接济。社会上有口皆碑，“陈善士”名播海内。因此多次受到清廷嘉奖，并赐予“心存济物”金匾。光绪十五年（1889）四月，他积劳成疾后，“尚复扶疾赴江筹商赈务，中途病重而回（上海），延至十八日弥留中尚以灾民为虑”。无怪乎他去世之日，江浙父老乡亲深表哀悼，受惠灾民如痛失慈母，川沙县数千人相约前往他的住所奠吊，浑泪怏怏而不忍离去。一年后，直隶总督李鸿章还会同两江、湘广、河南、山东、江苏、安徽各督抚联衔奏请褒奖，赠“光禄寺卿”衔，并准自行建坊，给予“乐善好施”字样，生平事迹列入。原籍吴兴（湖州）府志、县志记此殊荣。
话说回来，雄厚的经济实力是陈煦元慈善业背后的寄托和支撑。据史料记载，南浔“八牛”之一的陈氏望族，世居南浔。祖上靠经营丝业发家致富。
从其曾祖父天钧被清廷授朝议大夫起，祖父后津、父亲其相均为中议大夫，可以说是四代亦商亦官之家。
陈煦元（1821-1889），原名熊，字竹坪。自幼聪慧，不幸“幼失怙恃”，因而弃学就贾。叔父知其是个人才，就指点迷津说：“长沙小不足以盘旋，端木材多宜游乎郡国”，于是叫他闯荡上海滩。当时上海开埠不久，进出口贸易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辑里丝成为洋行的抢手货，使南浔丝商赢利颇丰。大约19世纪50年代，他在上海开设裕昌丝栈。由于他恪守“俾尔昌大”之家训，以诚信为本，性格豪爽，并能掌握西语，不久即成为上海出名的“丝通事”，深受中外丝商敬重。咸丰十年（1860），他参与发起成立上海丝业会馆，是首届董事。周庆云《南浔志》称他：“侨沪数十年，为丝业领袖，而以此诚笃，中西丝商倚之如长城。”
19世纪60年代，陈煦元就已成为美国旗昌洋行的买办。后任该洋行总买办，并与南浔“四象”之一的顾氏一起大量附股于旗昌轮船公司，及该公司下属“苏格兰号”、“竞赛号”和“查里·福士爵士号”。同时他又是琼记洋行所属“火箭号”、“山东号”、“江龙号”轮船的股东，总计附股外商轮船公司达21万余两。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进军江浙期间，他抓住这一商机大量投资，占有外国租界的房地产“半壁江山”，成为上海滩上最富有的大亨之一。据说他在沪逝世时，外商所在领事馆曾下半旗致哀。
写到这里，我想说说陈煦元的家族。他有4个儿子，几个女儿也都嫁得十分风光。他家后代的辈分排序为“廷恩维德”，意在牢记皇恩，要克己奉公，所以家教很严。陈煦元有一个儿子陈诗（约1857-1916），字桂题，县学生。他年轻时不爱科学却迷于诗神缪斯，常邀诗友在私家花园——颖园喝酒品茗，吟诗咏词。光绪晚年，他发起组织诗人徐珆、许赓戌等在颖园成立“江村吟社”。抑或是由于父亲有了钱，他就不思经营，故没有经世致用之能，但却成了一位诗情横溢的诗人。清末，他又再次发起“江村吟社”续集，仍与诗友们在颖园中唱和，仿佛整个身心与美丽的园林融化成了一首诗。据说，这可能是南浔古镇最早的诗社。这倒使我想起文友的一个创意：现在的颖园饭店（招待所）如果能重新推出“江村诗社”这块老牌子，不仅可使游客更深地了解颖园的文化内涵和底蕴，还能让南浔当今的诗友雅集在清风厅内，岂不大雅村言吗?颖园虽小是乡亲清代有个诗人袁枚，据说他刻了一枚印章，名为“钱塘苏小是乡亲”，其实苏小小不是杭州钱塘人。这使我想起同乡文友建智兄的建议。他说，如果能刻一方“颖园虽小是乡亲”的印章送给游客，这是很有意思的纪念品。也许由于女儿曾在那里工作之缘故，我常去颖园小坐，品茗观景。
富有传奇色彩的皇御河颖园是南浔“八牛”之一陈煦元的住宅花园，位于便民路皇御河畔，占地11.07亩。它始建于清同治元年（1862），于光绪元年（1875）落成。皇御河是河名，也是地名，地因河得名。
据《南浔镇志》记载，“御河，在东栅下塘，俗名皇御河，状若沟渠，前后皆活水，虽旱不涸，前通运河，后通东南之水道。”传说乾隆皇帝下江南时，曾驾船路过这条小河，从此抹上了王者之气，神灵之韵。其实皇御河的名称由来已无法查考。清道光十六年（1836），范锴《浔溪纪事》中有一首怀古：“钟渡野寺留神马，春到梅林说异蛇。赢得居人长叹息，御河愁照月痕斜。”诗中包含着三个故事，都与皇御河有关。
这地方的建筑很有特色，文化气息颇浓。如清乾隆年间著名女诗人《再生缘》作者陈端生，她的丈夫范菼，老家是在皇御河畔的乐志堂。《再生缘》曾得到了著名学者陈寅恪和郭沫若的高度评价，陈寅恪还专著《论再生缘》一书，对其进行了全面的评述，有学者认为《再生缘》作为弹词七字唱文体，从它的思想结构、语言和裁剪艺术来看，其佳处可比得上希腊史诗。不过，遗憾的是至今已找不到范家乐志堂的踪影了。
颖园无疑给皇御河平添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充满着浪漫的诗意。这里有百年以上树龄的广玉兰，还有香樟树及紫滕等。春有茶花、绣球花，那一串串紫滕花好看极了；夏有洁白如雪的广玉兰、白玉兰；秋有丹桂飘香；冬有傲霜斗雪的腊梅，可谓四季花香鸟语不绝。楼、亭、阁、榭沿池而筑，太湖石假山堆垒错落有致，曲径通幽，可拾级登临。假山上有一梅石亭，亭子中间耸立着一块梅石碑，碑高138厘米，阔79厘米，碑上有一梅石图，为清代著名书法家王礼（1813-1879）的晚年力作，刀法苍劲，是石雕之上品。
颖园的梅石碑养心榭在池北面，据说过去是陈氏吟诗作画、弈棋抚琴之所。池畔另有一幢乌瓦粉墙的建筑，叫“玉香阁”。赏月楼在池面一侧，楼边有一排紫红木的玻璃窗。古园林专家陈从周教授在《水乡南浔》一文中曾称赞道：“倒影清澈，极紧凑多姿”，真是点睛之笔，相当精辟。
我觉得颖园最美的是夜景。那天在赏月楼上凭栏品茗，仰望浅蓝色的空中刚露出的一轮淡月，俯视夜色笼罩的一泓静静的碧水，耳听数百成千只栖息在广玉兰树上的野八哥的鸣奏，习习晚风和着婉转的大自然的音乐，这不是“天籁”之声吗?这时候，月亮升上来了，小池水面上洒满了银辉，屋里明晃晃的。我下了楼，沿着假山边的石径散步。
那两棵被紫藤环绕的百年广玉兰（现已枯死一棵），更显得挺拔和潇洒。
花香幽幽四处飘溢，连月色也香了。
我登上梅石亭，抬头仰望，那轮又圆又亮的满月斜贴在乌蓝色的夜空，淡淡疏星如眨着含羞的眼睛。那楼阁，那花木，那碧池，那假山，都尽情地沐浴在清澈似水的月光之下，像披上了一层蝉翼般的轻纱，充满了柔情澄澈之气，悠远高浩之韵。月满的光大之用，不就是人们心中所默念的一种禅髓之魂吗?真的，我的心弦又被那群天真、无忧的野八哥所拨动。尽管江南古镇南浔人烟稠密，但对于鸟群来说，这是很适宜于它们安居的梦中乐园。那婉转的啼音如江南丝竹般清丽，如月下洞箫般悠扬…… 忽见一位年轻的女士款步而至，她就是颖园饭店的总经理小浦。
她问：“鸟声好听吗？” 我忙颔首：“好听，这是鸟的鸣奏会。” 她笑了：“这是野八哥在婉啼，也许它们正在互相交流……” 我好奇：“你懂不懂鸟语？” 她不胜感喟：“近20年来，我每天看到一大群野八哥朝出暮归，听着它们在枝叶间唧唧喳喳，卿卿我我，仿佛自己也浸入了一个鸟儿的天地。” 我若有所思：“人与鸟儿的沟通，使这花园充满灵性。” 她恍有所悟：“天天与鸟儿相处，不能不喜欢它们。有时八哥缺食了，员工就在花园里撒上玉米；有时八哥受冻掉下来，员工看到后就把它放在自己的胸窝里，救活后再放生……有的小孩提着弹弓进来打鸟，谁见了都会制止。
如今来打鸟的人早没了！” “那鸟儿会感谢你们的。”我感叹道。
她高兴地说：“每年秋天，野八哥要外出两个月，过年后才回来。有人说它们去南方避寒，也有人说它们不知躲到什么地方繁衍儿女去了。其余的日子，它们就居住在这里。从开头的几十只野八哥，到现在已有数百上千只呢。” 我问：“除了野八哥，还有什么鸟儿？” 她说：“麻雀和‘绿豆子’。可奇怪的是麻雀和‘绿豆子’白天都飞到两棵广玉兰树上欢唱雀跃，但到了傍晚就飞到香樟树上去过夜。也许这是一种有意识的给八哥‘让位’吧？” 我笑着点点头：“鸟儿也是讲友情的，只是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 她说：“用望远镜观察到的。” 听着，听着，我很折服她对鸟儿的理解和知识。是的，人与鸟儿的心灵是相通的，因为鸟儿与人都是生态之域飞翔不息的生灵，共同拥有一个美好的世界。凝望着月下碧水里的倒影，谛听那“鸟投林”的小夜曲，只觉得这个夜晚，这个花园，像一首朦胧的诗，像一幅含蓄的画。
蒋氏世家南浔“八牛”之一的蒋氏，先世最早由江苏省常熟迁到湖州的安吉。至明代迁居南浔的南乡，世代务农。到蒋纯这一代开始靠经营丝业发迹致富，“以资雄乡里”。当时，靠人才去占领市场，已成为南浔丝商们的共识。但是，在这个田园诗般的江南古镇里，在被小农经济意识束缚的许多富商家族中，要培养人才，谈何容易。蒋纯从南浔“四象”发迹致富的历程中发现，谁占有人才，谁就会占有市场，掌握主动权，立于不败之地。于是他借鉴别人的经验，教诲子孙发愤读书，集商人与文人于一身，欲由“儒”入“仕”。到蒋维基这一代，他们更呈现儒商的风范。蒋维基不仅精通文字学，喜篆刻、书画，善诗词赋，并擅长绘画，热心藏书。
抑或受家庭的熏陶，蒋维基的儿子蒋锡绅少时颇如神童。他7岁能诗，11岁能熟读《十三经》，对家中藏书爱不释手，废寝忘食，以致咯血成病。病愈后拜湖州名学者汪日桢为师，从游10年，应童子武，名列第一。光绪己卯年（1879）中举，入为内阁中书舍人，后欲改派外地未成。
蒋锡绅为此闷闷不乐，夫人劝他到丈人——南浔“四象”之首刘镛家去走走。谁知蒋锡绅一到刘家，刘镛就开门见山地说：“退一步海阔天空，你不入官场，就做儒商吧！” “嗯，嗯。”蒋锡绅在丈人面前，历来很有礼貌，此时连应了几声。
刘镛当即写了一封信，遂劝他到刘家在江苏海门的典当任总管。
一年后，蒋锡绅不负丈人厚望，经他之手，这家典当一改原疲沓之旧观，生意日趋兴隆。刘镛闻之大喜。不料此时蒋夫人匆匆赶到刘家。刘镛一见大女儿，一迭连声夸奖：“乖女儿呀，锡绅真是帮了我的大忙！” 可大女儿面露愁色：“老爸！常言道，既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这怎么行呢？” 刘镛宛如“丈二金刚摸不着头寸”，就反问道：“女儿呀，此话咋讲？” “老爸，你只知道自己赚钱，为何不想想锡绅和我？” “啥意思？” “老爸，那我直言奉告了。”大女儿向来受刘镛宠爱，就撒娇地说：“你给锡绅多少薪水？” “薪水？多少？……哦，我明白了。” 刘镛恍然大悟，忙向大女儿解释：“我给锡绅的年薪是典当总管待遇，但他硬是不要，偏要与一般职员相同……” “老爸，锡绅为了身先士卒，带个头。”大女儿诉起苦来：“但这点钱实在不够贴补家用！” “噢——”刘镛当场表示：“你放心，我一定想法弥补！” 就在此时，某地富商专程赶到海门刘家典当，以重金聘请蒋锡绅“跳槽”。
蒋锡绅当然执意不肯，只是淡淡一笑：“金钱乃身外之物，何必如此斤斤计较？这家典当是丈人家开的，我总不能抹着良心为别人做事啊！” 这一消息传到南浔，刘镛甚为感动。后来海门出现灾情，蒋锡绅竭力说服丈人赈灾，刘镛果然慷慨资助，深受当地百姓敬重和称誉。中国近代工商业巨子、清末状元张謇为此到海门刘家典当拜访蒋锡绅，代表当地士绅向刘家表示谢意。由于张謇与蒋锡绅是同试礼部的挚友，倾向维新，因此蒋锡绅在海门掌管刘家典当时，与张謇常来常往，喝酒品茗，吟诗作画，议论国事，谈天说地……当时，蒋锡绅还向刘镛力荐张謇，并代为策划经营。南浔现存的刘镛墓志铭、蒋锡绅墓志铭、张颂贤墓志铭，都是张謇所撰，蒋锡绅还是张謇创办大生纱厂的董事之一。
蒋氏是藏书世家。从蒋维基、蒋维培到蒋锡绅父子，都倾心广搜名刻古书，藏书已达数万卷，且多珍本。蒋维基住宅内辟有俪籯馆、茹古精舍，编有《俪籯馆书目》，藏宋本22种，元本37种，明本43种，抄本195种。其弟蒋维培也嗜书如命，有求是斋书楼。早在清道光、咸丰年间，吴兴“二蒋”已是江浙出名的藏书家。据王国维撰《传书堂记》和《乐庵写书图序》所说：“专攻小学，兼精校雠，精椠名钞，麕走其门。”无奈战乱不断，时逢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进驻湖州，蒋维基、蒋维培兄弟俩担心书籍毁于战火，便携带书籍外逃避难。途中银两用尽，不得不忍痛割爱，变卖部分书籍，以维持生活。
然而，“屋漏偏逢连阵雨”，蒋维培不幸患病，因没有条件医治，病故异乡。临终前，他再三托付其兄把自己留下的书籍带回南浔。好不容易战事平息，蒋维基历经艰辛返回故乡，痛心的是藏书已经散失许多，没几年也抱憾去世。
蒋维基远行后，众儿子分家。这时有人主张家产平均分，也有人认为家产按房屋、财物、藏书分为三类，再商议如何分法。轮到蒋锡绅表态时，他只说了一句话：“我只要祖传的20箱藏书，别的财产一概不要。”众弟兄问他出于何意，他说自己立志传承和弘扬祖辈藏书之遗风，并把所居之楼改名“传书堂”。他始终与书作伴，与笔为友，吟诗咏词，酷爱金石、碑刻，尤喜广搜古籍，使祖传藏书又有所扩展。临终时，他的目光始终盯着“传世堂”的藏书，示意儿子蒋汝藻：“别忘记——你要弘扬光大传世堂的精神……” 散尽千金为藏书秋阳灿烂，天高云淡。一位中年男子坐在南浔镇的寓所书斋内，正在整理古籍。眼看父亲传下来的藏书，远没有祖父、叔祖父所藏书之多，他脸上蒋家备弄布满阴云，紧锁双眉。
此人就是蒋汝藻（1876-1954），字孟蘋，号乐庵。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考中举人，后任学部总务司郎中，参加过辛亥革命。其母是刘镛的大女儿，父亲蒋锡绅与张謇、汤寿潜是挚友，故汤寿潜、刘锦藻任浙江铁路公司正、副总经理时，蒋汝藻为董事。杭州光复后，汤寿潜出任浙江省都督时，蒋汝藻任盐政局长。他曾在北京开设经营古董和字画的来远公司，从事出口业务，因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倒闭。后来他在上海经营房地产、航运业等等，在南通与张謇大办实业，为张謇得力助手。还参与创办浙江兴业银行，也是20世纪初轮船招商局的大股东。此时，他赶回家乡，精心整理家传藏书。这些藏书，凝聚着上两代人的多少心血！ 蒋汝藻受祖上的影响，嗜书如命，不惜巨资先后收购了宁波范氏、杭州汪氏、泰州刘氏、泾县洪氏、贵阳陈氏等散出书籍。尤为收得范氏天一阁藏书712部、陈氏藏书235部。他还广交文友，寻找编目之人。当时上海著名学者张元济、罗振玉、沈曾植等，都是他家的座上客。经罗振玉介绍，蒋汝藻结识了大学者王国维，堪称知己。由于他热心文化事业，无疑会有与鲁迅接触的机会，《鲁迅日记》1914年4月1日，1915年7月15日、16日和1917年1月5日均有此记载。
1921年秋，蒋汝藻偕同王国维，从上海来到南浔。王国维经过数年努力，写成了《传书堂藏书志》，编订了《观堂集林》，并于1922年8月出版。后来，蒋汝藻之子毂孙为王国维影印了《观堂遗墨》。
当时传书堂的藏书已日趋增多，但蒋氏祖上的藏书共有数万册，怎么才能搜集全呢？为此，据说蒋汝藻与王国维商量如何才能实现他多年的夙愿。
“蒋先生，尊祖的书籍遗失在哪里？” “先祖父、先叔父避难之处就在江浙一带。” 王国维眼睛一亮，笑说：“那就出重金收购。” 蒋汝藻立即写了告示，命手下在江、浙一带沿途张贴。果然，上门卖书人源源而来。蒋汝藻一一鉴别，凡是蒋氏祖上的藏书均重金收购。数月以后，他搜集到了祖上不少散失的藏书，但常为家藏珍品《草窗韵语》始终查无影踪而感叹不已。正在此时，忽有一老者拿了十册书求见，蒋汝藻一一翻开封面，在扉页上寻找印章，就说：“这十册书没有蒋氏祖上印章，书价只好便宜些。” 老者不服气，一再声称：“我这十册书是从你先祖父、先叔祖手上买来的。”而且语气一次比一次重。
“老伯，莫生气。”蒋汝藻彬彬有礼地说道：“我做生意，一向老小和气。
对于古籍，格外垂青。但老伯的这十册书，确实不是先祖父、先叔祖父的藏书。” “蒋先生，请教其中奥秘何在？”老者惊讶地问。
“老伯，请看这两册书，才是先祖父、先叔祖父的。”蒋汝藻说着取出两册书，翻开封面，一册书的扉页上有“茹古精舍”的印章，另一册的扉页上有“求是斋”的印章。原来，蒋维基的藏书楼名“俪籯馆”、“茹古精舍”，蒋维培的藏书楼名“求是斋”，他们的藏书分别盖有藏书楼名的印章。
售书的老者红了脸，拿了书就走。
蒋汝藻追上去：“老伯，这几册书卖给我吧。” “不瞒蒋先生，我因儿子生病，急需用钱，才卖书的。” “老伯，既然贵公子有病，那就从我这里拿些钱去，先治好病。” 蒋汝藻给了老者一笔钱。
“蒋先生，你真是好人啊！”老者激动地说：“善有善报，善有善报……” 半月后，那老者又到蒋府求见。蒋汝藻很礼貌地接待了他。
“蒋先生，我今天带来一套孤本。” “老伯，什么孤本？” 老者解开包袱，拆开三层牛皮纸，最后一层绿绸里面，《草窗韵语》四字直射蒋汝藻的双眼。
蒋汝藻兴奋异常：“老伯，我寻找《草窗韵语》已多年，太感激你了！” 《草窗韵语》作者周密，是宋代湖州词人、藏书家，号草窗，与另一位同时代的著名词人吴文英，号梦窗，并称“二窗”，著述甚丰。《草窗韵语》是周密的代表作，抒发了对宋朝覆灭的感慨和对权奸误国的不满，是一部爱国主义的作品。
“老伯，书价多少？”老者吞吞吐吐地说：“蒋先生，此书是我好友的……” “别为难，任多少价钱我都买下。” “1500银元，我也觉得太贵。可我好友说，少一银元不卖。” “那就这个价吧。” 蒋汝藻得了《草窗韵语》后，掌灯夜读，拍案叫绝。他走到王国维卧室，叩门而进，笑说：“王先生，我欲改传书堂之名。今我买得周密《草窗韵语》，不妨从其作者、书名中各取一字，将家传藏书楼改成‘密韵楼’，不知你意如何？” “好！那就叫‘密韵楼’吧！”王国维拍手称妙。
密韵楼藏书为蒋氏祖孙三代辛勤所得，经蒋汝藻的努力，又有所发展，与陆心源的皕宋楼、刘承干的嘉业堂、张石铭的六宜阁被称誉为清末民初的湖州四大藏书楼。密韵楼仅善本就有2666部，其中宋本563册，元本2097册，明本6753册，抄本3808册，《永乐大典》20册。蒋汝藻还刊刻了《密韵楼丛书》7种，并著有《说文解字校记》15卷，《求是斋杂著》3卷，未编完本有《唐藩镇考》、《水经注碑目考》等。此外还有王国维编纂《密韵楼藏书志》20卷（未刻印），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晋南北朝文编目》103卷等等。然而，1925年前后，由于蒋汝藻的实业经营失败，遂将大批珍稀古籍抵押给浙江兴业银行。至1926年，到期无力赎回，以16万两转让给商务印书馆。解放初期，商务印书馆将这批幸存的藏书转售给中央文化部，存于北京图书馆。
密韵楼如今，密韵楼已人去楼空，但海峡那边蒋汝藻的长子蒋毂孙（祖诒）为台湾大学教授，为发扬先祖藏书和《密韵楼藏书志》未刊印遗愿，根据抄校本，改称《传书堂藏书志》，于1974年在台湾影印出版。
邱氏开创者南浔丝界曾流传一首顺口溜：“顾六公公朱九伯，仙槎二叔刘三哥。”这里指的是顾福昌的顾丰盛，朱兆传的朱宏茂，邱仙槎的邱启昌，刘镛的刘正茂。“八牛”之一的邱家当时能与“四象”之首富刘氏及顾家相提并论，可见其实力之雄厚。
邱氏原籍为河南商丘。北宋末年，金兵南侵，侍郎邱景随宋高宗南渡，始居浙江临安（今杭州）。清康熙年间，邱山启从白马塘迁居南浔定居，初时老宅在风烟桥堍，后被太平天国农民军毁于战火。据周子美《南浔丝业小史》附录载：启昌丝经行为邱仙槎（字其梁）所经营，最富，号称百万，列入五大家族之一。当时这五大家族中，除邱仙槎外，其余四人均为同族弟兄，而以奕茂丝经行为最，此行由邱梅亭、邱炳咸所办。邱氏家族分支甚多，主脉就是东、西启昌。
东启昌宅第在南浔镇下塘皇御河口，大门面临运河，后门直通皇御河底。
此宅建于清末，坐南朝北，前后五进，建筑庞大。当时在三板桥仓潭边有一水阁，并有停泊汽艇的船库；皇御河附近有一座中西合璧的园林和三幢欧式洋楼，还有发电房、网球场、草坪，颇为时尚。园中有荷池、果园、假山。植迎春、牡丹、桂花、玉兰、海棠，意在“玉堂春富贵”；植桃树、李树，称之“桃李芬芳”。这座花园洋房，名为“盏园”，主人邱炳华（字冰壶），是南浔邱氏家族致富的开创者邱仙槎的儿子，人称邱老五。邱老五在这里办商业学校（1912-1917），办体育会，吸引了一些年轻人练武、打球，搞军事训练，把盏园及附近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还仿效上海租界的赌场，在洋楼内聚赌，弄得乌烟瘴气。由于历史原因，现大部分建筑已拆除改建，只留下第四、第五两进楼厅，而盏园早已荡然无存。
西启昌位于南浔镇丰年桥东堍，也是大宅第，前门沿运河下塘街，后门达白鹇兜，主人是邱炳华的兄弟邱竹筠，亦称邱老七。邱炳华的三弟邱炳圻（字寅叔），曾任陕西同官县知县、福建闽清县知县，在南浔亦建有大宅第；前门在皇御河东，沿下塘街，后通仓潭及皇御河。
据南浔老人沈菊人回忆，邱老五绰号“臭老鸦”，“臭”，即是“难惹”的意思。但有时他的脾气也还蛮有分寸的。
邱老五在盏园洋楼里摆赌台，进出的自然都是富绅、财主，赌注大来大去，可谓豪赌也。
有一天，南浔“陆稿荐”老板也想进去碰碰运气。因为“陆稿荐”是一开间门面的小店，做酱鸡酱鸭之类的熟食买卖，墩头板就放在门口，说是老板，其实比小业主好不了多少。由于他近来生意清淡，有时甚至亏本，所以横下心来闯赌场。谁知坐下赌桌发现对手是梅家少爷，三记两记牌九便把做小生意的本钱输了精光，还欠了一笔赌债。
“陆稿荐”老板脸色发青，冷汗直淌。他猛地站起来，想逃。梅家少爷赶紧挡住说：“你不能走，还我的赌债。” 周围一片冷嘲声。
“你看，众怒难犯。我饶你，别人却不饶你。”梅少爷的丝质领带在“陆稿荐”老板眼前晃动。
“干脆再赌几场，说不定时来运转。”一个穿西服的赌客边说边伸手抓麻将牌：“来啊，拼个鱼死网破！” “陆稿荐”老板的眼睛似乎充了血，端起茶杯，一仰脖，只觉得眼泪差点儿涌了出来。他想翻本，苦于对方不肯欠债，只好走到邱老五面前，苦苦哀求：“邱少爷，行行好吧，借点钞票，让我再赌一把……” 邱老五鼻子里“哼”了一声，当众给了他一记又重又响的耳光：“你眼睛阿曾张张挺？这里是啥等样地方？一个宰宰酱鸡、酱鸭，烧烧酱烩蛋的老板，也想到这盏园的洋房里来白相？你够格吗？你玩得转吗？……快滚出去！滚！” “是，是……” “陆稿荐”老板借钱不着反而被打骂，心里很恼火，但又不敢发作，只好识识相相地退了出去。这时，赌客们看见邱老五还在生气，都过来劝道：“邱少爷，你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就让他去吧！”“犯不着的，大人不计小人过啊！” 这一劝，倒是把那“陆稿荐”老板欠的赌债一笔勾销了。
“是呀，邱少爷不是说了，谁还小气记着那几个钱？” “快走呀，这里你能进来吗？” “这次算你运气，下次梅少爷可不会让你占便宜！……” 当“陆稿荐”老板垂头丧气地走出盏园时，冷不防被一阵凉风吹醒，忽然大彻大悟地哭了起来。邱老五的这记耳光，把他完全打醒了。从此，他就再也不去赌场，生意则越做越兴隆。“陆稿荐”店虽小，在南浔镇上倒也颇有点名气。
此事传开后，古镇街头巷尾议论纷纷，十不离九都是围绕邱老五和盏园的。
“人落杀场，钱落赌场。” “邱老五是标标准准的‘臭乌鸦’，碰不得，惹不起……” “对邱老五这种人呀，只能是像佛一样敬他，像贼一样防他。否则，你总有一天触霉头！” “话也不要说得太难听！他臭是臭，有时倒也臭得有点道理。是吗？” 邱老五与“林黛玉” 邱老五在南浔玩够了，就想到上海去玩。反正上海也有邱启昌丝行，家里人就让他去了。谁知一踏上这个花花世界，邱老五眼睛发绿了，整天吃喝玩乐，大把大把的银子如水坝开闸一样往外流。
据说有一天，几个酒肉朋友带着邱老五走进了上海申江春楼。他听鸨母说，有个名妓叫“林黛玉”，心里暗想：“世上真有比《红楼梦》里的林妹妹还漂亮的女人？那我倒要学做宝哥哥风流一番。” 鸨母立即召唤那个叫“林黛玉”的妓女，前来接客。
“邱少爷，林妹妹来迟了……” “好，好！来得早不如来得巧！”邱老五的一双色眼，立即被那个“林黛玉”勾住了。只见她十七八岁年纪，生得鹅蛋秀脸，杨柳细腰，一双明眸频送秋波，两腿修长，性感诱人。
“邱少爷浪漫潇洒，林妹妹矫情万种，真是天生一对，世上难找啊！”鸨母已探出邱老五身份，哄骗得邱老五似坠云雾山中，神魂颠倒。
坐茶，聊天，弹唱……那个“林黛玉”怀抱琵琶，彬彬有礼，含情脉脉，
一曲终了，仿佛把邱老五的心亦溶化了。
当夜，邱老五就住宿在申江春楼。那个上海名妓更是施出浑身解数，把他服侍得舒舒服服。
俗话说“日久生情”，半年之后，邱老五与那个“林黛玉”已似胶如漆，鱼水交融，分不开了。
“林妹妹，嫁给我吧。” “邱少爷呀——”那个上海名妓微微点头，“嗡”了几声。
“那我马上娶你。” “真的？” “不骗人，骗人是小狗。” 那个名妓的两条玉臂一下子勾住邱老五，娇声嗲气地说：“邱少爷不必多问。当时我进申江春楼时，讲好来去自由，只要我嫁人，妈妈（鸨母）不取我一分身价钱。” “那我立即就来迎娶。” “不要急嘛。” 那名妓扑了过去，整个身子像蛇一样缠住邱老五：“不过，我也有难言之隐。” “什么难言之隐？快说！” “我目前欠债二万元，所以只能在这春楼里赚钱。” 那名妓此时才“露底”。
邱老五拍拍胸脯：“区区二万元，由我归还。” “啊呀，邱少爷真是我心中的宝哥哥！”那名妓万般娇态，又扑上去，给了邱老五一个热吻。两个当下约定：只要邱老五还债，她就立即出嫁。
次日清早，邱老五把一张二万元的银票递给申江春楼的鸨母手中，就娶走了这位“林黛玉”。他在上海新马路上买了一幢小洋房，金屋藏娇，朝夕厮守，寻欢作乐。
时隔不久，那名妓说：“邱少爷，我在上海玩厌了。你说南浔是江南名镇，风景名胜优美，环境幽静，还是到南浔去吧。” 邱老五自然一口允诺，并将洋房里的一切使用之物装在轮船上，带着那个“林黛玉”风风光光返回老家——盏园，依然沉湎于情爱之梦中。但邱老五在南浔是有家室的，在名义上那上海名妓只能是妾。好在邱夫人贤惠豁达，也不计较，两人以姐妹相称。
然而，好梦不长。日子一久，矛盾就不知不觉出来了，那个“林黛玉”借故与邱老五大吵大闹，哭着嚷着要回上海。
“你当初娶我时信誓旦旦，说的比唱的还好听；现在吃了后悔药，还不如放我回申江春楼去。” “你休想！我出钱替你赎身，你就是我的！” “邱老五，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你不得好死！你绝子绝孙！” 上海名妓又哭又骂，吵得邱府不得安宁。
邱老五气得暴跳如雷，立即命佣人将那个“林黛玉”关进柴房，并派人日夜看守。一星期后，他的气消了，想起那个“林黛玉”，就偷偷地到柴房去。
没想到早已空空如也！回到她住的房间，所有细软也被席卷而去。
“啊呀，老子上当了！”邱老五这时恍然醒悟，这个上海名妓根本不是钟情于自己，而是贪图钱财，别有心机。
此刻，那个“林黛玉”早已在上海申江春楼里另有新欢了。原来她到南浔来是为弄到一笔钱财，就趁邱老五关押她之际，买通了守门人，由上海带来的女佣雇了一只轮船，半夜偷走了邱家的一些贵重之物，逃到上海去了。
邱老五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他立即开了自家的汽艇，急奔上海，找到兄弟邱老七（竹筠）想办法。因为邱老七原是上海青红帮头目，曾在上海南京路西藏路口开设了新世界饭店和新世界游乐场，中间隔着南京路，通过地下隧道与黄金荣开设的大世界游乐场打对台。但由于投机交易失败，邱老五的新世界饭店和新世界游乐场同时倒闭，变卖偿债。这时，他听了邱老五的诉说后，苦笑笑，摇摇头说道：“老五啊，此一时彼一时也！那个‘林黛玉’背景就是上海黑社会的大头目，小弟是奈何她不得的！” 后来，上海才子佳人派文人张春帆，写了一部章回小说《九尾龟》，其中有很大篇幅描写邱老五和“林黛玉”的轶事，隐名为“丘八”。
张佩绅及其他关于南浔“八牛”之一张佩绅家族的史料，几乎是一片“空白”。现初步考证，张氏祖居南浔镇南栅外竹香兜，其父亲起初是丝行学徒，刻苦钻研，善识丝质，略积资金后自己开设了源泰丝行。据传，清道光年间，张佩绅的父亲曾开漂洋船南下广州，把辑里丝售于洋行，因此是南浔丝商中开创外贸之路的先驱，也是较早发迹的一家。由于经营有方，生意越做越大，号称拥资40万。此时，张佩绅之父在南浔镇唐家兜建有大宅，门前是一条窄长的小巷，两边耸着高高的封火山墙，石库墙门不大，但几幢房屋之间夹着几条直通街道的小巷，颇有一种从唐诗宋词中飘散出的清丽婉转，那些氤氲在黑白分明建筑中的古意，正散发着浓浓的韵味。
张佩绅之父在南浔、上海还从事房地产经营，本地人称其为“张源泰”。
张佩绅故居到了张佩绅这一代，已不再经营丝业，转向金融业等，在沪开办上海商业银行，任总行营业部主任。但到了张佩绅的独子张书常这一代，张家就开始败落了。其主要原因是张书常好逸恶劳，在上海沉没于花天酒地之中不能自拔，后来被他的酒肉朋友枪杀在妓院内，年仅29岁。
写到这里，关于“八牛”之一的张氏只能打住了。笔者想起另一个话题，即关于“四象八牛七十二墩狗（小金狗）”之谚的由来。据南浔文史老人范希仁、朱从亮先生考证，这是指晚清（一说清末民初）时期南浔经营蚕丝业贸易发家致富者的喻称，最初在民间口头流传，后来散见于一些史话、杂记中，可为民谣、土谚或“比拟之称”。由于流传时间不一，其说法也不一。如徐珂《可言》称“五虎、六羊、八牯牛、七十二焦黄狗”；刘大钧《吴兴农村经济》称为“四象、八牯牛、七十二狗”，并说还有“二狮”。许寅《南浔巨富》中说清末民初有“四象、八牛、十六条小黄狗”。那么，究竟以何者为准？现据《南浔镇志》（新编本）所概括的称为“四象八牛七十二墩狗”，或“四象八牛七十二小金狗”。
“四象八牛七十二小金狗”之谚到底流传于何时？历来说法也不一。最后一本老《南浔志》（民国时期，周庆云编纂）也未提及。据《吴兴农村经济》记载，这一谚语早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失败以后就在民间流传，但具体时间未详。查阅民国以后的有关著述，也各执一词，莫衷一是。有的说出现在清同（治）、光（绪）年间，有的说是清光绪、宣统年间，有的说是清末民初时期。但剖析各家之言，其共识的一点就是“四象八牛七十二小金狗”之谚的产生和形成，是与南浔辑里丝出口贸易的历史和发展分不开的。由此可见，《中国近代最大的丝商群体——湖州南浔的“四象八牛”》一书中《概述》所言：“在晚清同治、光绪年间，浙江湖州的水乡古镇出现了一个因经营丝业而发家的、为世人瞩目的豪富阶层，时人以三种动物形体的大小来标明他们财产的多少，逐渐形成了‘四象八牛七十二小金狗’的谚语”，这一说法是比较客观的，即“四象八牛七十二小金狗”之谚大体流传于清同（治）、光（绪）年间，只是由于南浔的这些富商们此兴彼衰，起伏不定，变化甚大，至于后来比较定型的说法，似提清末民初为妥。
“四象”到底指哪几家？其实是很难框定的。因为这些大贾巨富在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的家财变化，不可能一次性固定不动。据上海华东师大周子美教授生前回忆，上海开埠后至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这20多年间，南浔丝商以邢正茂、陈裕昌、顾丰盛、朱宏茂四家为最，这等于说他们是南浔丝业中最早致富者。邢赓星先世起八代业丝，开设典当最多，一度成为南浔丝商之首。周子美又说，清同治年间，南浔以丝业发家的富商为顾福昌、朱宏茂、邱仙槎、刘镛四家，这里少了“邢、陈”两家，又多了“邱、刘”两家。然而，到了光绪年间，顾氏较早败落，刘氏跃居为首富，张颂贤、庞云鏳又一跃而起，取代了“朱、顾”两家，其时的南浔丝商首富为“刘、张、庞、邱”四家。但有人对此表示质疑，认为顾家虽然家业中落，发迹最早，社会声望却远远超过邱家，主张顾家仍列入“四象”，排名第四。何况，清末时南浔有一民间谚语：“刘家的银子，张家的顶子（一说才子），庞家的面子，顾家的房子。”可见当时的南浔“四象”拟定为“刘、张、庞、顾”四大家族，有一定的道理。
至于“八牛”究竟指哪几家，历来亦说法不同。《吴兴农村经济》中列“梅、金、谢、张、蒋、顾、李、桂”八家。建国初年的调查资料中列“邱启昌、梅恒裕、邢正茂、邵森大、朱宏茂、周申昌、张源泰、金嘉记”八家。南浔文史老人林黎元先生生前所撰《南浔史略》（油印本）说，去“朱”列“陈”，因为清光绪时朱宏茂丝行已倒闭，朱氏连述园快阁后来也卖给了梅家，而陈裕昌在上海旗开得胜，资财雄厚。笔者查考史料后，认为此说法符合实际情况，比较妥当。关于“邵森大”，当初邵易森开设的“邵森大”丝行相当有名，在上海三马路陈裕昌丝栈设有邵月记丝号，出口“青狮”牌丝经，畅销中外，蜚声欧美。但邵易森死后，由于其子孙贪图享受，不理家财，吃鸦片，摆赌台，搞投机交易，家产很快惨败。
至于“七十二小金狗”不过是某一个历史阶段所统计的数字，意在比喻南浔当时各行各业小富户之多。由于跨越时间长达百余年，加上商界竞争激烈，沉浮起伏，因此“七十二小金狗”只能是个概述，而且不是固定不变的。
七十二小金狗 “七十二小金狗”有的在南浔镇上，有的在镇郊乡村。在镇上的绝大多数以开丝经号致富，有名的如张善琨、徐世光、张丰泰、邱茂泰、邱奕茂、邱德森、邱天成、沈淦记、沈永昌、沈永年、沈天长、李恒德、李万兴、李万茂、吴晋昌、吴其昌、吴永记、朱宏茂、朱广隆、朱勤记、邵森太、庄恒庆、邢丰记、卜同昌、张恒丰、许仁昌、丁昌记、潘大顺、徐惠和、翰怡昌、刘通德等。至于散布在南浔镇郊乡村的，还有些拥有土地、或垄断蚕丝的富绅，如吴溇张、大庙港孙、亭子港毛、王界亭盛、斜桥金、藏谷桥王、石匠兜邱、辑里村温、方家汇俞等等。
“七十二小金狗”不仅经营蚕丝，还经营当铺、米行、绸布、南货、木作、银钱、酱园、国药、银楼、烟什、茶楼、菜馆等行业。据《中国近代最大的丝商群体——湖州南浔的“四象八牛”》一书所述，其最早发迹者为清道光年间的庄恒庆，继为咸丰年间的朱宏茂，随后是同治年间的谢子楠、沈天长、李万顺、张丰泰、吴其昌等。光绪年间的李德茂、李恒德、吴永记、邢丰记等。“七十二墩狗”家族以及他们的生平事迹，绝大多数在史志中均无记载。现只能根据笔者搜集到的零星资料就若干家族及其代表性人物作些简介：李惟奎（1861-1902），字慕苏，号联仙，附贡生。不仅经营李万顺丝行，襄助“八牛”之一的周庆云经营盐业，还热心南浔教育事业。李惟奎病逝后，
一代经学宗师俞曲园挽以一联云：“范文正秀才任天下，顾亭林匹夫忧国家。”李氏家族生活在清道光至光绪年间，共有8个弟兄，即李世伸、李庚（世保）、李世仁、李廷赓、李世京、李世卓、李惟奎、李树等，多数为诗人，故可称誉为“诗人之家”。
吴尔昌（1866-1915），字平伯。清光绪附贡生，江苏候补道。他是开设吴晋昌丝行的吴铁江的孙子，少年时遵循父命，到上海广方言馆（亦称上海同文馆）学习法文。毕业后去广东，受湖广总督张之洞之命为洋务翻译，后到徐州办理矿务。数年后应前川东道任逢辛观察之聘，去四川协助处理悬案。
任逢辛告老回乡，尔昌亦出川东返。光绪二十七年（1901）冬，他任驻韩国使署法文翻译，旋调仁川领事，继任三等参赞。此后，先后任驻葡萄牙代办，驻日本神户领事。宣统三年（1911）一月任驻比利时二等参赞。辛亥革命后，任驻比利时代理大使。虽为时不久，能坚持职守，凡遇交涉，均以至诚相待，不激不随，故受外国使节敬重。吴尔昌谈到他处理外事的经验时说：“凡办外交，虽无有强权无公理，但苟能开诚布公，据理力争，不稍屈挠，外人亦未始不可就范。若因国势衰弱，事事先存迁就之心，则未有不失败者。”民国二年（1913）回国后，即养病里门，不问政事。袁世凯称帝时，曾电召其商谈外务，他以健康欠佳推辞，拒绝应召。著有《农具图说》三卷、《种葡萄法》
二卷、诗《虫鸣漫录》一卷。据其孙媳吴碧莲回忆，原南浔老家的楠木大厅上，放着前清官府“回避”、“肃静”的牌子，还有玉簪和红缨帽等。祖父治家极严，早上起身后，即震铃催促全家早起，养成勤俭家风。他一生为外交奔波，清正廉洁，不尚名利，出使日本时曾拒收日本人的贿赂。周子美教授生前也曾说，吴家的楠木大厅还是元朝留下来的，是南浔最古老的建筑之一，可惜1972年被拆掉了。吴尔昌之兄吴仲言，前清时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曾任广东督练公所参谋长，陆军上将衔。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黄花岗起义时被炸伤，失去一条腿，从此退出军界，改业金融。
朱节香，生死年月不详。曾在南浔开设朱勤记丝行。民国十一年（1922）在上海金陵路420号创办中和绢丝厂，是湖州人在上海首次创办的绫丝厂，但两年内因亏损被迫关闭。他不甘心失败，于民国十四年（1925）二月重组中孚绢丝厂，经过十年经营，虽几次受挫，仍奋力拼搏。直至抗战胜利后，他所创办的中孚绢丝厂重新崛起，至1948年，该厂为朱氏独资企业。他一生潜心研究绢纺，精神可嘉，是卓有建树的绢丝实业家。
张善琨（1905-1957），是“七十二小金狗”之一北小圩张氏族人，是一个颇为复杂的历史人物。其父张韵笙，喜文艺，谙昆曲，曾在南浔开设书场。张善琨年少时随父离开南浔。25岁时，在中国戏剧界顾无为的引荐下，投拜黄金荣、杜月笙等人，于1930年接受大世界产业，成为大世界游乐场董事，继任总经理。同时，成为早期电影制片商。他从事电影20余年，一生拍了300“中国银都大王”张善琨（左）余部影片。1988年美国纽约华人报刊连载12篇有关文章，称他为“中国银都大王”。2005年是中国电影百年纪念，也是张善琨诞辰百年，这惊人的巧合令人无法揣摩。追忆电影百年经典，放飞世纪梦想，南浔张善琨还是值得研究的人物。
陆志韦（1894-1970），原名保琦，出身于没落的书香门第。有人说他祖上也是江南大宅门，原旧居在南安桥堍莲界弄，现南浔镇南东街余祥弄遗存的陆家祠堂砖雕门楼还依稀可辨，于此可见一斑。陆志韦是近现代早期的诗人、心理学家。1927年应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之聘，任燕京大学心理学教授，兼任主任，后任文学院院长。1928年被推选为燕大教师会主席。1934年回国后，任燕大代理校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交卸代理校长职务，留京护校。1941年他被日军逮捕入狱，但他保持民族气节，历尽苦难，坚贞不屈，被折磨成病后始准保外就医，靠典卖家产度日。抗战胜利后，任燕大校务委员会主席、代理校长。他主张民主，反对内战，参加民主运动，迎接和平解放北平。解放后当选为全国政协一届委员，任燕大校长。1952年3月受到错误批判。1955年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历任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筹备主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委员等。
“文革”期间又以“反动学术权威”受到冲击，1970年10月已生活不能自理，回京家中养病，11月21日病逝。著有《教育心理学简论》、《中国儿童的无限制联想》、《古音说略》、《诗韵谱》、《北京单音词词汇》、《汉语的构词法》（主编），和汉语言韵学和语法方面的论文，以及《渡河》等诗集。1979年12月11日在京举行追悼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主持，邓小平、方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语言研究所所长吕叔湘致悼词，对陆志韦的学术思想、政治态度和为人处世等作出了正确的评价。
张丰泰的回忆写到这里，窗外响起迎春的鞭炮声声。我在灯下拜读《张龙翔教授纪念文集》（以下简称《纪念文集》），不禁追思联翩。
南浔北庄家弄7号是我外婆家的旧址。这大宅建于清末，坐北朝南，其建筑材料非常讲究，墙门的石门坎上包着铁皮，楼上木地板上铺设细磨青灰方砖。大门的砖雕门楼额上镌“莼鲈遗韵”四字，门边原耸立着一棵大树，大约是“文革”期间被“革”掉了。
张龙翔是我的表舅舅。据我的母亲回忆，外婆家祖上是开丝经行的，叫“张丰泰”，是“七十二小金狗”之一。龙翔舅舅出生于1916年3月19日，幼年丧父，故随母亲在祖父及叔父家中居住，在南浔读小学、初中。其祖父张砚农是西房中的大房，曾参与荻塘的重修。父亲张民砚，曾任过短期乌程县知事，后为上海圣约翰大学国文教师。母亲朱联璧是南浔镇方长港人，一个很贤惠、很朴实的女性。
孩提时代，我常听母亲说龙翔舅舅从小刻苦读书的往事，他就住在我外婆、母亲住房的“贴隔壁”。学校放假时，大家庭中的弟弟、妹妹们常缠着他讲故事。母亲还说，我的“敬外婆”屠玉和是屠守锷的亲姐姐。屠家就在南浔船长浜，是一个并不富裕的小职员家庭。屠守锷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起，作为开创者之一，投身于我国导弹与航天事业，为火箭技术和结构强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
1999年，江泽民总书记亲切接见“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屠守锷对龙翔舅舅离开南浔后的事情，我过去所知甚少。读了这本《纪念文集》后，就有了初步印象。1933年，他入沪江大学化学系，次年转入清华大学化学系；1938年入岭南大学化学系（读研究生）。1939年应聘到昆明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任研究助理，并考取了英庚款公费留学。但准备出发时，由于二战爆发暂不收外国留学生，遂重返昆明。二次赴英又未成行，因航船要经过日本并靠岸，同学们拒绝前往。于是8月由上海乘船，改赴加拿大留学。他于1942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获博士学位（生物化学专业）后，赴美国耶鲁大学作博士后研究。1944年回国后，应聘到重庆桐油研究所任研究员。1946年，到北京大学化学系任教。
正如舅母刘友锵所说：“龙翔从1946年10月到北大任教至1996年10月去世，度过了整整半个世纪。他对北大有深厚的感情，他一生到过许多地方，但只有北大是他的家。”上世纪50年代，无论是负责刚创刊的北大学报（自然科学版），还是任清华、北大、燕大三校建委会副主任，他都作出了显著成绩。任北大生物系副主任时，他与沈同教授向教育部建议，并于1956年经批准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生物化学专业。他除认真教课外，还积极开展科学研究，1953年开始研究胰蛋白酶，1958年又指导生化教研室的青年教师完成八肽（催产素）的化学合成。60年代初，他选择了分子生物学中的蛋白质结构与研究方向，对胰蛋白酶在自溶过程中化学结构的变化
1992年，张龙翔夫妇回乡时在家门前留影与酶活性的关系开展了系统研究，并建立起一个设备齐全的蛋白质结构与功能研究实验室。1985年，在此基础上又开始了胰蛋白酶分子设计与蛋白质工程研究。这项研究后来成为国家高技术发展计划中生物技术领域的一项研究课题。他的实验室也成为“蛋白质工程和植物基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另一项科学研究是以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作为生物进化和分类学特征，研究我国珍稀动物大熊猫与相关动物的亲缘关系及其在进化过程中的地位。大熊猫的分类学地位一直是学术界有争议的一个问题，通过系统的研究对比，他们提出了大熊猫应在食肉目中划为独立一科的见解。这一成果在《中国科学》上发表后，引起了国内外的重视。大熊猫生物学的研究集体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
1976年3月，他任北大“748”工程（计算机激光汉字编辑排版系统）领导小组组长，直接参与重大决策，推进实验研究。在他任北大校长期间以及卸任校长以后，对汉字激光照排工程始终是充满热情地全力支持，具体帮助解决了一系列困难。北大的科技专家们终于攻克了这一难题，1985年样机研制成功，随后批量推广，在我国印刷界引起了一场革命。北大后来成立了“方正集团”，专门经营这一项目，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他在任北大副校长、校长期间，还亲自主持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加速建设北大教育、科研实验室的工作。同时，他更积极拥护和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尊重并推行党委的集体领导，进一步加强了北大的团结和稳定。他根据新形势的要求，积极推进改革开放工作，增强了北大与世界各国著名大学的联系，稳步地进行校内各项改革。而且，他一贯热心学术团体和社会工作，深受生物化学界和教育界广泛的尊敬和爱戴。
《纪念文集》中有两张照片是龙翔舅舅携老伴回到故乡南浔镇拍的，一张是在北庄家弄7号“张丰泰”门前及庭院里的合影留念，另一张是他在小莲庄小姐楼的瞬间。回想1992年，我在《南浔通讯》上看到此消息后，即去外婆家找继堃舅舅（鼎鼎）。继堃舅舅说：“龙翔是应邀来湖州的，顺便到南浔一转，我来不及通知你们，实在非常抱歉。本来他与屠守锷相约一起返乡，由于屠守锷有要事而未能如愿。但那天我在南浔镇政府大院等他，他却直接到北庄家弄7号寻访老家，结果也未能碰头。”我很遗憾未能与龙翔舅舅见上一面。也许是人生无缘，他从1937年冬离开故乡后，只有这一次返乡的机会，真让我遗憾一辈子。
1995年，龙翔舅舅的长子元凯弟曾来过南浔。当时我在南浔经济开发区宣教部工作。因为接待元凯的同志不了解我俩的亲戚关系，所以彼此也未能见面。事后，那位接待的同志也不免遗憾：“真是对不起，我在开发区管委会三楼接待他，你就在底楼宣教部办公，可偏偏错过了良机。”此时我得悉龙翔舅舅不幸患了癌症，非常思念家乡。据说元凯是来南浔为父亲看望坟地的。倘若龙翔舅舅的骨灰真能送回老家，魂归故里将了却他魂萦梦绕的心事了。
1996年7月，我母亲还与龙翔舅舅通过电话。母亲说：“听说你身体不大好？”龙翔舅舅回答：“现在身体好多了，刚从美国回来。”“我没有时间，空点给你们写信。”“趁我还健在，你们有空到北京来玩。”母亲还为我外甥考大学与他联系过，不久就收到了他寄来的书籍和资料。
1996年10月28日，我突然收到了他逝世的讣告。讣告上写道：“著名的生物化学家和教育家、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原北京大学校长、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张龙翔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不幸于1996年10月24日11时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但当时赴京参加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已来不及了，继堃舅舅叮嘱我以他和我的名义发一唁电，以示悼念。
我虽与龙翔舅舅生前无缘一见，留下了永远的遗憾，但我总觉得他还活着，离我们并不遥远。我要毕恭毕敬地奉他一炷心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