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浔区图书馆 内容
开漂洋船的角色清末民初，南浔辑里丝屡屡在国内外获奖，其中最著名的不是被誉为“四象”的“刘、张、庞、顾”家族，而是“八牛”之一的“梅恒裕”。
“梅恒裕”开创者梅鸿吉（1831-1893），字月槎。他幼年入私塾读书，机敏超常，但因家贫而辍学，跟姑丈张氏经营丝业，朝出暮归。了解梅鸿吉的人，深知他做事有一种天生的气质，属于开拓和执着的复合型人物。正因为从小饱经风霜，他长大后凭着智慧、胆魄和毅力，去闯荡外部的世界。
当时国门尚未打开，但清乾隆时代广州口岸已出现洋商，大概相当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深圳特区。梅鸿吉和张佩森、邢氏等几个年轻人，由于厮杀于商场，炼就了一双更深沉的眼睛，及一副宁折不弯的倔强性格，他们摆脱了来自各方面的羁绊，毅然驾着漂洋船往广州做生意，成为南浔丝商对外贸易的先驱。当时漂洋船对这些年轻人来说是陌生的，他们只是听祖辈说江南巨富沈万山的传奇时，听到过“漂洋船”、“通番说”这些新词汇。它一般指驾着大帆船沿海岸线顺流而下，一路上要经历无数急流险滩、惊涛骇浪，以及海盗的劫持，甚至生死的考验，才能到达胜利的彼岸。
然而，梅鸿吉为何要冒此风险呢？也许他是被生存所逼，“不冒险就不会成功”这句格言，倒是很适合于这位家境贫寒的子弟；抑或被强烈的“敢为人先”的理念所困，自信达到了极致，乃是一颗视死如归的心。正是抱着“死也要漂到广州”的豪情壮怀，他们终于征服了汹涌的大海，开辟了一条南浔丝商南下广州的生财之道。在返回南浔的时候，码头上到处是热情的欢呼，亲切的拥抱，激动的笑容和悲喜交加的泪水。
可是，赞语和欢呼面前，也有不同的反应。
走前，有人责难、非议、力劝；回来了，也还有人对此不解和议论。
有人问：“万一船翻了，人怎么办？” 有人问：“你们是要钱？还是要命？” 有人问：“不就是漂洋下广州嘛，有啥意思？” 不管怎样，从非难到疑问，也是一个进步一次前进吧。大千世界，人们认识同一个事物总会有千差万别。
伟大先哲马克思曾经这样评价青年：一个时代的心理是以青年的心理为标志的。梅鸿吉等南浔的青年一代，开漂洋船南下广州做出口丝生意的壮举，不正是我们今天开拓进取的时代精神的体现吗?上海开埠以后，聪明绝顶的南浔丝商自然舍远取近闯入十里洋场，梅鸿吉就在南浔丝行埭和上海二洋泾桥振泰丝栈分别开设“梅恒裕丝经行”。据湖州市博物馆研究员潘林荣先生说，这两家丝经行雇有专业抄丝员，在新茧上市时分别到南浔及周边乡丝行“抄丝”，如数购进，然后根据粗细、色泽、均匀等分为若干等级，发给农民（摇经户），按出口的规格、要求，复摇成经。
梅家在农村收丝和做丝都建立了“片户头”，最多时有固定摇经户四五百户，少时有二三百户，另有赏罚制度和“车保头”，以此保证丝经质量持续稳定。
“梅恒裕”丝经也因此以色白、经匀、质韧创出特色品牌，声誉日盛，家境渐富。当地人说，梅鸿吉一生勤勉，“性孝友好施之”，“视力所能及，无不勉为”，堪称南浔丝商楷模。
梅鸿吉创业的成功和人格力量，是与其父梅宝楚的教诲分不开的。梅宝楚（字掌纶），其祖上由外地迁居南浔，家道贫寒。他是4个弟兄中最小的，娶“八牛”之一金家之女为妻。不幸的是妻子生下三个儿子后即撒手归去。眼看着孩子呱呱直哭，发誓今世不再另娶。他帮人打工经商以抚养子女及兄嫂遗孤，性格内向，为人善良，“刻苦自勉，并以勤俭劝其后人”。也许是应验了“吉人自有天相”这句老话，他健康长寿，活到了九十六，人称“百岁翁”。据镇志记载，光绪十五年（1889）五月，由工部侍郎徐用仪、太仆寺少卿钱应溥奏请旌表，朝廷命地方官给银30万两自建牌坊，赐“升平人瑞”；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廷恩赏上用缎一匹、银10两，建坊于南浔镇东巨字二圩。
梅鸿吉生有三个儿子，长子少槎早卒无后；次子福墉（字石庵），光绪戊子（1888）举人，荐大姚知县，分发直隶。但梅鸿吉却说：“知县为亲民之官，一或不慎造孽无穷，博升斗以荣亲，吾不愿曹为也”，因此福墉遵父嘱咐，弃官还乡。福墉有两个儿子，长子履中（字祉荷），承继大房；次子履正（字祉方，一字志方）。梅鸿吉三子福培（字峩卿），其子履泰，字祉安（一字子安）。
光绪十九年（1893），梅鸿吉病逝后分家，福培及其子居西栅永安西堍，经营北梅恒裕丝经行，人称“北梅”。福墉则住在镇南栅，经营南梅恒裕丝经行，买下南浔富商朱瑞莹建于光绪元年（1875）的述园。梅宅“承五堂”与邢宅“晚翠堂”隔河相望，但梅宅里面的几进楼厅毁于战火，现仅剩第一进五开间楼厅、厢房和仪门砖雕门楼。述园后来亦称“梅家花园”，原有涵碧堂、快阁、半亭、假山及太湖石珍品——“啸石”，上世纪20年代啸石被刘承干购置入嘉业堂园内。
述园快阁的“南楼春晓”为浔溪十景之一。由于当时受周围环境局限，园主在设计时借天布述园快阁（资料片）景，建起了这座三层阁楼。东二楹原为三层，上面两层是亭榭式四翘角的楼阁，四面皆窗，可惜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叶就已拆除。现两层五楹楼厅尚存，楼上厅堂天花施大小二卷敞轩。梁上雕刻狮、象、鹿、鹤、鸳鸯等图案，很有特色。庭院东端有太湖石假山，山顶筑有小亭，山下有洞穴穿越。北面倚墙筑岩壁，西端墙角建半亭。堂前现存白皮松一株，三块瘦石孤峙，卵石小径，优雅清静，别有情趣。
推荐名牌的先锋近代史上，对于物质文明的嗅觉，中国可能再没有哪个城市比上海更敏锐了。上海开埠后，从辑里细丝到辑里干经，南浔丝商从来都是推崇名牌的先锋。名牌效应，使他们一直走在上海出口外贸的前沿。当洋人还未热衷于晃眼的辑里丝的名牌时，他们已懂得去品味各个名牌之间的细微差别。梅履中、梅履正兄弟俩开设的南梅恒裕丝行倍受欧美洋商的青睐，他们不搞“漫天要价，就地还钱”，而是坚持“货不二价”的经营方式，以诚信来奠定自己的经商人格。
“南梅”鼎盛时期，名牌商标迭出，频频夺奖：宣统元年（1909）“南梅”的“绣麟”、“金鹰钟”等获头等商勋，“银鹰钟”、“飞马”、“黑狮”、“荷花”、“梅月”、“梅石”等获超等奖，为南浔丝商、乃至全国同行业之冠。次年5月20日，农工商部发给《商勋执照》并奏请清廷赏赐梅履中三品顶戴。应该说当时各种商标的使用在杜绝假冒伪劣现象的同时，对各商家自身梅恒裕创办人梅月槎之孙梅履正也起到了监督作用，促进大家都以信经商，以质取胜。对于南浔梅氏等丝商来说，信用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一种标榜，更是一种理念。
宣统三年（1911），“南梅”的各种名牌精品均在意大利工业品展览会上获一等奖；民国四年（1915），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获金牌大奖。会前，经浙江省出口协会审查，梅氏展品最优，并呈农商部奖给一等奖状，浙江巡按使屈映光奖“五彩彰施”匾额。由于梅履中的资格、实力和品牌的荣誉，因而在上海、南浔丝界享有较高的声望。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南浔镇上谣传
四起，弄得人心惶惶。很多富商携家逃到上海的租界去了。但梅履中却风雨不动，内心平稳如山。在杭州、湖州相继光复之后，他联合部分富绅开会，慷慨陈言：“得民心者得天下，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们理应顺应时代的潮流，揭竿而起！”当即派人在南浔大桥（通津桥）上插白旗，宣告南浔独立，拥护浙江都督府和湖州军政分府。当时南浔镇上还发生了一件大事：11月29日，经浙江省军政府都督同意，南浔成立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镇级市，市政府下设民政、财政、教育等科，另选议事会，由议员十余人组成，为民意机构。选举结束，原正蒙学社体育教师、时任浙江陆军五十团团副的彭周鼎当选市长，梅履中与张君生、屠辅清、张涛丞、闵季望、刘祖驺等分别当选为科长和议员。
也许历史跟南浔开了个玩笑，三天后，南浔市就在人间消隐。但这玩笑让三张日历凝固成永恒的一瞬。于此也可见梅履中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政治倾向。
梅氏注册的“飞马牌”商标梅氏注册的“双金鹰钟牌”商标民国元年（1912），梅履中与邱容经等仿上海万国商团形式，发起创办南浔商团，并亲任团长，手下数十人，枪支弹药来自上海制造局，巡街护巷，甚得民心。
民国五年（1916），由丝业公所董事梅履中与刘安仁、张青士、庄杏孙、汪胪仲等发起组织南浔商会，至民国十年（1921）由当时北京的北洋政府农商部批准，并颁发钤记，梅履中任首任会长。
民国九年（1920），梅履中作为南浔丝业公会和上海辑里丝同业会的资深董事，获悉美国纽约将举办第一次万国丝绸博览会，策划、推荐南浔张鹤卿、梅仲泩与震泽毕康侯为辑里丝界代表。此时，他听说张鹤卿还犹豫未决，就上门拜访：“鹤卿啊，南浔辑里丝界在中国出席首届万国丝绸博览会十名代表中占了三个名额，你为何态度暖昧？” “此事当然极好，但我不懂英语，行吗？” “鹤卿啊，此番中国团队出洋，懂英语者定在多数。如果真有困难，可以带一名翻译。” 梅履中几句话，说得张鹤卿心里开窍，连说：“我去！我去！” 尔后，梅履中又与在美国的庞赞臣、李佑仁等取得联系，请他们协助南浔丝商代表赴会。中国丝界团队出发前，梅履中又二次与张鹤卿等敞怀长谈，还不失时机地寄去了一批英语广告说明书，宣传南浔辑里丝和梅恒裕丝行。于是，引得美国丝商不远万里来到了南浔。
民国十五年（1926），梅履中与其侄梅丹若（因梅履中有女无子，后梅丹若为继子）投资9万元，在南浔镇南东街张王庙南首（振盛典当旧址）创办了南浔梅恒裕丝厂，与庞元济、庄骥千、周庆云等人在南浔镇方丈港创办的南浔汽机改良丝厂，为南浔最早的机器缫丝厂。初时引进日式80桩蒸汽缫丝机，生产的机缫丝商标为“双金（银）鹰钟牌”，年产厂丝200包，梅家的英语宣传小册子连同其他牌号辑里干经，“南梅”之生丝年总产量达到3200包（合430000磅），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生丝行之一。
民国十六年（1927），梅家在美国纽约57号大街5号设立“梅恒裕生丝公司”，由梅履正任总经理，特地印刷了英语图片小册子，推荐梅恒裕生丝的历史、殊荣及商标。民国十七年（1928）梅恒裕丝厂已扩展到拥有意大利直缫式机240部、工人685人，年产量达540担。其中1926年推出的特级辑里复缫丝，丝的纤度比一般辑里丝更细，已达到低于20旦尼尔（deniers）的当时最高水平，更适合于较高速的纺织，因此一经问世就引起欧美丝织厂家的轰动。
梅履中在兴办机器缫丝的同时，也很重视南浔古镇的环境保护。据当时《申报》报道：梅恒裕丝厂于1928年大批量生产后，由于废水直通市河，当地居民意见很大。为此，该厂立即采取措施，拆除原排污水管，并在厂空地上开了一个大水池，将废水入池沉淀处理。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梅履中凭自己的天赋和本领，在丝业商场打打杀杀，甚至与拥有特权的洋商短兵相接。他在造势、营销、商标、管理等方面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举措，给自己带来了滚滚财源和隆隆声誉，至今也有借鉴意义。中国现在正在发展市场经济，竞争和效益意识不断加强，然而，“诚信”和“信誉”却面临严峻的挑战，甚至出现所谓的“诚信危机”。因此，传承和弘扬梅履中戒欺立业的道德风范，仍然是很有必要的。
母女双双自杀民国二十年（1931）的一天，梅家大院与往常一样宁静，只有树上的小鸟偶尔落下几串清脆的音符。但仆人和厨师们都隐约地感到一种不安。因为梅老爷归天以后，曾经以辑里丝名牌在上海生丝外贸市场上连获殊荣的梅家已开始失落，近年来出现更严重的滑坡现象，梅夫人和小姐为此一直郁郁寡欢。
这时，太阳已老高了，照得窗玻璃亮晃晃的。但梅小姐的闺房依然没有一点动静。“小姐，小姐。”梅小姐的那位贴身丫环在门外徘徊良久，一连喊了几遍，闺门还是冷冰冰地关着。她担心梅小姐会不会生病了？于是就大胆推门而入，却被眼前的惨景吓呆了——梅小姐吊在梁上已气绝身亡。
“不好了，小姐上吊啦！” “小姐上吊啦！快来人啊！” “快来人啊，快来人啊！” 此时，一个机灵的男佣“嘘”了一声，示意丫环们切莫声张，以免消息很快传到梅夫人那里去。梅小姐从梁上解下来后，被平静地放在床上。她穿得很得体，精心检点的时装衬托着身体柔美的曲线，经过化妆的脸蛋依然靓丽，只是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已经永远闭上了…… 丫环和仆人们眼望着梅小姐的尸体，个个哭泣得很伤心，但又不敢喧哗。
显然，此事是瞒不过梅夫人的。当梅夫人赶到闺房时，竟一头扑倒在女儿身上，哭得昏死过去。因为女儿从小就很乖，一直是她和丈夫的“心肝”“宝贝”。丈夫逝世之后，她把全部的希望和感情都寄托在女儿的身上，可以说女儿是她后半世的主要精神支柱。她分明是用自己的心锲而不舍地衔接着一个乐观。丫环和佣人们都说从梅夫人的目光中常能看到藏在心灵深处的含蓄的欣慰。每每夜深人静的时候，在梅夫人的梦境中，多少次呼唤着女儿的名字…… 梅小姐很理解母亲的心，常埋怨自己：“哎，如果我是个男的，那该多好！” “乖女儿，如今世道变了，男女都一样！” “妈，话是这么说，但女的总是不如男的……为什么？” “不为什么，这就是命。” “那命是什么？” 梅夫人装作不知，摇摇头…… 眼下，女儿带着一身忧伤永远地走了。留下的是母亲无声无止的泪。这致命的一击，竟击到了老弱多病的梅夫人的心上。瞬间，她仿佛变成了一具枯木，一副漠漠然的神态令人内心痛楚。她实在已没有了丝毫的能力担负起梅家的重担和使命啊！谁知当天夜里，梅夫人也吞生鸦片自尽。
梅家母女双双自杀，震动了南浔镇的大小丝商。人们在惊愕、同情之余，不禁产生了一连串疑问：曾经打响国际名牌的梅恒裕，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女眷自尽？是什么驱使母女俩作出了如此无可挽回的抉择？于是，谣传四起，众说纷纭，沸沸扬扬，似乎成了一道难解之迷。据梅家的账房吴西林先生的女儿回忆，梅家母女双双自杀，主要原因恐怕还是出在梅夫人说的“命”上。
因为梅家的命是与丝维系在一起的，这丝的“命”就是梅家的“命”。梅夫人年青时，曾乘一条小船，拿了一只铁皮做的土喇叭，哇啦哇啦地叫，买丝啊或者买茧子什么的，都要往梅家送，反正这就是宣传，就是竞争。然而，可悲的是后来由于梅家的丝生意一再滑坡，最终导致母女双双在绝望中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南梅”母女双双自杀的消息传到“北梅”，无疑使“北梅”亦雪上加霜。
因为“北梅”的衰落比“南梅”要早。虽然梅福培继承父业开办“北梅恒裕丝经行”，经其妻陈太夫人勤俭打理，生意也曾颇有起色。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北梅”一年获利40万元，并于民国四年（1915）获巴拿马国际博览会名誉奖词。其子梅履泰“年未弱冠文已斐然”，光绪壬寅年（1902）“亦领乡荐”中举。但他满腹经纶，却不善理财，竟先于父亲逝世，“北梅”因此日趋萧条。
倒是履泰之子梅徽春（字仲泩）在祖母陈太夫人的教养下有所作为。梅仲泩与张鹤卿赴美国纽约出席第一次万国丝绸博览会前夕，曾因眷恋亲情不想远涉。陈太夫人闻知后说：“好男儿志在四方，岂可因我之故蜷伏乡里。何况近年我国丝业凋敝，你能出国考察得其要以归，可能使梅家祖业借以振兴，亦足以告慰乃父于九泉之下。”陈夫人还多次捐资中华慈善团、中国红十字会等慈善事业，深受上海、南浔丝业及慈善界人士爱戴，是“北梅”家族中颇有影响的人物。当时“北梅”也曾计划在南浔镇东栅分水墩外下塘办机器缫丝厂，并已平地构岸，开了蓄水池，后因“南梅”亏损而作罢，改在上海投资房地产，但也以失败告终。
南浔梅氏望族在其丝业的巅峰时期突然滑坡，顷刻轰然倒下，这是近代中国政治命运的必然结果，更是其技术上失误等等的必然结果。虽然梅氏兄弟与南浔丝商中其他有识之士已隐约意识到这种竞争的必然结果，尝试着办机器缫丝，但毕竟为时已晚，辑里细丝和辑里干经皆成为退出历史舞台的最后“角色”。“梅恒裕”的沉浮是南浔丝商群体衰落的一个生动的细节，也是南浔辑里细丝和辑里干经，以及中国传统手工业工艺在近代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必然悲剧。
埋骨西泠湖畔之约 说起南浔梅家，就不能不说说这位杰出的妇女，她就是徐自华（字寄尘，号忏慧，1873-1935）。她出身于桐乡石门名儒之家，少承家学，熟读经书，尤善诗文，与桐乡吴芝英齐名，世称“吴徐二夫人”。
徐自华22岁时（一说20岁）嫁给南浔梅家梅鸿吉之侄梅福均（字韵笙）为妻。梅福均为光绪十九年（1893）秀才，家居南栅夏家桥河东首，经济并不富裕，仅有少量房屋出租，不幸英年早逝。自华寡居在家，备受婆婆歧视，毅然离家出走，携女回到娘家，以吟诗咏词寄托情思。不幸其女未满10岁就夭折了。
光绪三十一年（1905）冬，秋瑾从日本归国，通过同盟会陶成章、蔡元培等人的关系，当即到石门登门拜访徐自华。由于两人家庭遭遇相近，因而唯恨相见为晚。
光绪三十二年（1906），张静江的长兄张弁群因患眼疾出国求医，在考察欧美教育中接受了新思想。回国后，在南浔开妇女教育之风，提倡妇女教育，创办了南浔历史上第一所女校——浔溪女校，校址在镇东栅庞家祠堂西原正蒙学塾旧址。在物色校长时，张弁群想到了徐自华，聘请她重返南浔出任浔溪女校校长。是年三月，秋瑾由蔡元培、诸甫寿等介绍，应聘到该校执教。
那天秋瑾刚踏进校门，徐自华便快步迎上去。眼前的秋瑾身穿黑色长衫，头梳大辫，脚穿皮鞋，戴一副墨镜，英气轩昂，俨然一须眉男子。徐自华精神为之一振。她介绍了学校的情况，征求了秋瑾的意见。从此，两人朝夕相伴，情同姐妹。秋瑾很欣赏徐自华的诗作，称其为“不栉进士”。徐妹蕴华，当时也在女校读书，也善做诗。秋瑾有诗赞曰：“新诗读罢齿犹芬，大小徐名久已闻。今日骚坛逢劲敌，甘愿百拜做降军。”秋瑾在校教日语、理科、卫生等课，传播革命思想，痛斥封建礼教，宣传男女平等，反对女子缠足，使徐自华深为敬佩。秋瑾写了《柬徐自华》七绝二首，劝她在“国家沧已若斯”的关头，不要苦恋家庭，借用历史典故，把她比作五代时作百花蕊词的后蜀孟昶夫人，比作汉代行侠仗义的郭解，鼓励她脱去闺装，换上“吴钩”，投身于时代洪流。在秋瑾的循循诱导下，徐自华不久加入了光复会和同盟会。
然而，由于南浔的一些封建卫道士和保守势力的反对和排斥，女校校董连连散布种种流言蜚语，捏造家长意见，秋瑾在当年夏天就被迫离校。临别时，许多学生啜啜饮泣。徐自华一口气写下《送王旋卿女士》绝十首，并愤然辞职。
两个月后，秋瑾准备到爪哇、新加坡一带去筹集起义资金，返回南浔想在徐氏姐妹处住几天，不幸患重病，徐自华便花钱请医、买药，又和妹妹蕴华一起，床前床后悉心照料。秋瑾常感动得流泪。她在《病起谢徐寄尘、小淑（蕴华）姐妹》诗中写道：“朋友天涯胜兄弟，徐君姐妹更深情”，“劝药每劳亲热盏，加餐常代我调羹”，火热心肠跃然纸上。
秋瑾病愈后返沪，筹办《中国女报》。可是经费短缺，筹建无门。徐自华获悉后，在婆家极力反对的情况下，毅然与婆家脱离关系，变卖了自己的房产，筹措1000元，赶到上海吴芝瑛家中，将此款捐助秋瑾办《中国女报》。其妹蕴华当时已转入上海爱国女校，也变卖饰物，捐助200元。在秋瑾的多方努力下，《中国女报》终于诞生。秋瑾在南浔翻译的《看护学教程》陆续在该报问世。
光绪三十三年（1907）三月十七日，徐自华陪同秋瑾游杭州西湖。在岳王庙，秋瑾徘徊良久，夕阳衔山也不想归去。徐自华敏感地问：“你在想什么心事？” 秋瑾没有马上回答。原来她心中正酝酿一次浙江的大起义。突然，她感叹：“我死后如能埋骨于此，那可是天大的福分！” 徐自华听了动情地说：“如果我死在你后，我一定将你葬在这里，但如果我先死，你也将我葬于此吗？” 秋瑾笑了：“那就看谁能占这个便宜了！”果然，秋瑾返回绍兴后，主持大通学堂，即与徐锡麟密商后分头准备皖浙起义。
那时徐自华已返回石门，但时刻关注秋瑾的行踪。时过一个多月后，秋瑾化妆成男子模样，半夜叩开徐自华的家门。她坦言相告，因没钱购买武器，恳求相助。徐自华当即把自己全部积蓄约30多两黄金都给了秋瑾。临别时，秋瑾将手臂上的一双翠钏（用翡翠穿起来的镯子）取下交给徐自华，说：“此去万一殉国，请埋骨西泠。”谁知这竟是她俩的永别！ 光绪三十三年（1907）七月十五日，秋瑾在绍兴轩亭口从容就义。徐自华闻知后悲痛欲极，冒着生命危险，找到吴芝瑛密商再三，由徐氏姐妹在西湖泠桥一带购地、建墓，吴芝瑛出助葬费，又合计偷运秋瑾灵柩到杭州西泠桥边，即风雨亭北侧。墓成，石碑上有吴芝瑛手书的“呜呼鉴湖女侠之墓”，徐自华所撰的墓志铭。同时，徐自华与同盟会会员陈去病在西湖畔凤林寺秘密成立秋社，徐自华任主任，蕴华是早期会员。但秋瑾灵柩下葬不到半年，被清廷巡查御使常徽发觉，上奏平墓。秋瑾之兄弟秋誉章获悉后，立即雇人将灵柩取出，运回湖南湘潭，在秋瑾夫家墓地暂存；徐自华则避居上海。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徐自华就力主将秋瑾灵柩“还葬西湖”。于是，由秋社发起，呈请国民政府批准，徐自华请陈去病亲赴湖南，将秋瑾灵柩运回西泠桥畔，后在孤山重建新墓。孙中山亲任秋社名誉会长，徐自华任会长。民国元年（1912），经孙中山推荐，徐自华任上海竞雄女校校长。
办学16年，由小学扩展到中学部、师范部，直到民国十六年（1927）夏始把校务交给秋瑾之女王灿芝主持。民国二十四年（1935），徐自华病故，南社同仁将她葬于秋瑾墓侧，成全了埋骨西泠湖畔之约。
“梅恒裕”开创者梅鸿吉（1831-1893），字月槎。他幼年入私塾读书，机敏超常，但因家贫而辍学，跟姑丈张氏经营丝业，朝出暮归。了解梅鸿吉的人，深知他做事有一种天生的气质，属于开拓和执着的复合型人物。正因为从小饱经风霜，他长大后凭着智慧、胆魄和毅力，去闯荡外部的世界。
当时国门尚未打开，但清乾隆时代广州口岸已出现洋商，大概相当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深圳特区。梅鸿吉和张佩森、邢氏等几个年轻人，由于厮杀于商场，炼就了一双更深沉的眼睛，及一副宁折不弯的倔强性格，他们摆脱了来自各方面的羁绊，毅然驾着漂洋船往广州做生意，成为南浔丝商对外贸易的先驱。当时漂洋船对这些年轻人来说是陌生的，他们只是听祖辈说江南巨富沈万山的传奇时，听到过“漂洋船”、“通番说”这些新词汇。它一般指驾着大帆船沿海岸线顺流而下，一路上要经历无数急流险滩、惊涛骇浪，以及海盗的劫持，甚至生死的考验，才能到达胜利的彼岸。
然而，梅鸿吉为何要冒此风险呢？也许他是被生存所逼，“不冒险就不会成功”这句格言，倒是很适合于这位家境贫寒的子弟；抑或被强烈的“敢为人先”的理念所困，自信达到了极致，乃是一颗视死如归的心。正是抱着“死也要漂到广州”的豪情壮怀，他们终于征服了汹涌的大海，开辟了一条南浔丝商南下广州的生财之道。在返回南浔的时候，码头上到处是热情的欢呼，亲切的拥抱，激动的笑容和悲喜交加的泪水。
可是，赞语和欢呼面前，也有不同的反应。
走前，有人责难、非议、力劝；回来了，也还有人对此不解和议论。
有人问：“万一船翻了，人怎么办？” 有人问：“你们是要钱？还是要命？” 有人问：“不就是漂洋下广州嘛，有啥意思？” 不管怎样，从非难到疑问，也是一个进步一次前进吧。大千世界，人们认识同一个事物总会有千差万别。
伟大先哲马克思曾经这样评价青年：一个时代的心理是以青年的心理为标志的。梅鸿吉等南浔的青年一代，开漂洋船南下广州做出口丝生意的壮举，不正是我们今天开拓进取的时代精神的体现吗?上海开埠以后，聪明绝顶的南浔丝商自然舍远取近闯入十里洋场，梅鸿吉就在南浔丝行埭和上海二洋泾桥振泰丝栈分别开设“梅恒裕丝经行”。据湖州市博物馆研究员潘林荣先生说，这两家丝经行雇有专业抄丝员，在新茧上市时分别到南浔及周边乡丝行“抄丝”，如数购进，然后根据粗细、色泽、均匀等分为若干等级，发给农民（摇经户），按出口的规格、要求，复摇成经。
梅家在农村收丝和做丝都建立了“片户头”，最多时有固定摇经户四五百户，少时有二三百户，另有赏罚制度和“车保头”，以此保证丝经质量持续稳定。
“梅恒裕”丝经也因此以色白、经匀、质韧创出特色品牌，声誉日盛，家境渐富。当地人说，梅鸿吉一生勤勉，“性孝友好施之”，“视力所能及，无不勉为”，堪称南浔丝商楷模。
梅鸿吉创业的成功和人格力量，是与其父梅宝楚的教诲分不开的。梅宝楚（字掌纶），其祖上由外地迁居南浔，家道贫寒。他是4个弟兄中最小的，娶“八牛”之一金家之女为妻。不幸的是妻子生下三个儿子后即撒手归去。眼看着孩子呱呱直哭，发誓今世不再另娶。他帮人打工经商以抚养子女及兄嫂遗孤，性格内向，为人善良，“刻苦自勉，并以勤俭劝其后人”。也许是应验了“吉人自有天相”这句老话，他健康长寿，活到了九十六，人称“百岁翁”。据镇志记载，光绪十五年（1889）五月，由工部侍郎徐用仪、太仆寺少卿钱应溥奏请旌表，朝廷命地方官给银30万两自建牌坊，赐“升平人瑞”；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廷恩赏上用缎一匹、银10两，建坊于南浔镇东巨字二圩。
梅鸿吉生有三个儿子，长子少槎早卒无后；次子福墉（字石庵），光绪戊子（1888）举人，荐大姚知县，分发直隶。但梅鸿吉却说：“知县为亲民之官，一或不慎造孽无穷，博升斗以荣亲，吾不愿曹为也”，因此福墉遵父嘱咐，弃官还乡。福墉有两个儿子，长子履中（字祉荷），承继大房；次子履正（字祉方，一字志方）。梅鸿吉三子福培（字峩卿），其子履泰，字祉安（一字子安）。
光绪十九年（1893），梅鸿吉病逝后分家，福培及其子居西栅永安西堍，经营北梅恒裕丝经行，人称“北梅”。福墉则住在镇南栅，经营南梅恒裕丝经行，买下南浔富商朱瑞莹建于光绪元年（1875）的述园。梅宅“承五堂”与邢宅“晚翠堂”隔河相望，但梅宅里面的几进楼厅毁于战火，现仅剩第一进五开间楼厅、厢房和仪门砖雕门楼。述园后来亦称“梅家花园”，原有涵碧堂、快阁、半亭、假山及太湖石珍品——“啸石”，上世纪20年代啸石被刘承干购置入嘉业堂园内。
述园快阁的“南楼春晓”为浔溪十景之一。由于当时受周围环境局限，园主在设计时借天布述园快阁（资料片）景，建起了这座三层阁楼。东二楹原为三层，上面两层是亭榭式四翘角的楼阁，四面皆窗，可惜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叶就已拆除。现两层五楹楼厅尚存，楼上厅堂天花施大小二卷敞轩。梁上雕刻狮、象、鹿、鹤、鸳鸯等图案，很有特色。庭院东端有太湖石假山，山顶筑有小亭，山下有洞穴穿越。北面倚墙筑岩壁，西端墙角建半亭。堂前现存白皮松一株，三块瘦石孤峙，卵石小径，优雅清静，别有情趣。
推荐名牌的先锋近代史上，对于物质文明的嗅觉，中国可能再没有哪个城市比上海更敏锐了。上海开埠后，从辑里细丝到辑里干经，南浔丝商从来都是推崇名牌的先锋。名牌效应，使他们一直走在上海出口外贸的前沿。当洋人还未热衷于晃眼的辑里丝的名牌时，他们已懂得去品味各个名牌之间的细微差别。梅履中、梅履正兄弟俩开设的南梅恒裕丝行倍受欧美洋商的青睐，他们不搞“漫天要价，就地还钱”，而是坚持“货不二价”的经营方式，以诚信来奠定自己的经商人格。
“南梅”鼎盛时期，名牌商标迭出，频频夺奖：宣统元年（1909）“南梅”的“绣麟”、“金鹰钟”等获头等商勋，“银鹰钟”、“飞马”、“黑狮”、“荷花”、“梅月”、“梅石”等获超等奖，为南浔丝商、乃至全国同行业之冠。次年5月20日，农工商部发给《商勋执照》并奏请清廷赏赐梅履中三品顶戴。应该说当时各种商标的使用在杜绝假冒伪劣现象的同时，对各商家自身梅恒裕创办人梅月槎之孙梅履正也起到了监督作用，促进大家都以信经商，以质取胜。对于南浔梅氏等丝商来说，信用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一种标榜，更是一种理念。
宣统三年（1911），“南梅”的各种名牌精品均在意大利工业品展览会上获一等奖；民国四年（1915），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获金牌大奖。会前，经浙江省出口协会审查，梅氏展品最优，并呈农商部奖给一等奖状，浙江巡按使屈映光奖“五彩彰施”匾额。由于梅履中的资格、实力和品牌的荣誉，因而在上海、南浔丝界享有较高的声望。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南浔镇上谣传
四起，弄得人心惶惶。很多富商携家逃到上海的租界去了。但梅履中却风雨不动，内心平稳如山。在杭州、湖州相继光复之后，他联合部分富绅开会，慷慨陈言：“得民心者得天下，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们理应顺应时代的潮流，揭竿而起！”当即派人在南浔大桥（通津桥）上插白旗，宣告南浔独立，拥护浙江都督府和湖州军政分府。当时南浔镇上还发生了一件大事：11月29日，经浙江省军政府都督同意，南浔成立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镇级市，市政府下设民政、财政、教育等科，另选议事会，由议员十余人组成，为民意机构。选举结束，原正蒙学社体育教师、时任浙江陆军五十团团副的彭周鼎当选市长，梅履中与张君生、屠辅清、张涛丞、闵季望、刘祖驺等分别当选为科长和议员。
也许历史跟南浔开了个玩笑，三天后，南浔市就在人间消隐。但这玩笑让三张日历凝固成永恒的一瞬。于此也可见梅履中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政治倾向。
梅氏注册的“飞马牌”商标梅氏注册的“双金鹰钟牌”商标民国元年（1912），梅履中与邱容经等仿上海万国商团形式，发起创办南浔商团，并亲任团长，手下数十人，枪支弹药来自上海制造局，巡街护巷，甚得民心。
民国五年（1916），由丝业公所董事梅履中与刘安仁、张青士、庄杏孙、汪胪仲等发起组织南浔商会，至民国十年（1921）由当时北京的北洋政府农商部批准，并颁发钤记，梅履中任首任会长。
民国九年（1920），梅履中作为南浔丝业公会和上海辑里丝同业会的资深董事，获悉美国纽约将举办第一次万国丝绸博览会，策划、推荐南浔张鹤卿、梅仲泩与震泽毕康侯为辑里丝界代表。此时，他听说张鹤卿还犹豫未决，就上门拜访：“鹤卿啊，南浔辑里丝界在中国出席首届万国丝绸博览会十名代表中占了三个名额，你为何态度暖昧？” “此事当然极好，但我不懂英语，行吗？” “鹤卿啊，此番中国团队出洋，懂英语者定在多数。如果真有困难，可以带一名翻译。” 梅履中几句话，说得张鹤卿心里开窍，连说：“我去！我去！” 尔后，梅履中又与在美国的庞赞臣、李佑仁等取得联系，请他们协助南浔丝商代表赴会。中国丝界团队出发前，梅履中又二次与张鹤卿等敞怀长谈，还不失时机地寄去了一批英语广告说明书，宣传南浔辑里丝和梅恒裕丝行。于是，引得美国丝商不远万里来到了南浔。
民国十五年（1926），梅履中与其侄梅丹若（因梅履中有女无子，后梅丹若为继子）投资9万元，在南浔镇南东街张王庙南首（振盛典当旧址）创办了南浔梅恒裕丝厂，与庞元济、庄骥千、周庆云等人在南浔镇方丈港创办的南浔汽机改良丝厂，为南浔最早的机器缫丝厂。初时引进日式80桩蒸汽缫丝机，生产的机缫丝商标为“双金（银）鹰钟牌”，年产厂丝200包，梅家的英语宣传小册子连同其他牌号辑里干经，“南梅”之生丝年总产量达到3200包（合430000磅），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生丝行之一。
民国十六年（1927），梅家在美国纽约57号大街5号设立“梅恒裕生丝公司”，由梅履正任总经理，特地印刷了英语图片小册子，推荐梅恒裕生丝的历史、殊荣及商标。民国十七年（1928）梅恒裕丝厂已扩展到拥有意大利直缫式机240部、工人685人，年产量达540担。其中1926年推出的特级辑里复缫丝，丝的纤度比一般辑里丝更细，已达到低于20旦尼尔（deniers）的当时最高水平，更适合于较高速的纺织，因此一经问世就引起欧美丝织厂家的轰动。
梅履中在兴办机器缫丝的同时，也很重视南浔古镇的环境保护。据当时《申报》报道：梅恒裕丝厂于1928年大批量生产后，由于废水直通市河，当地居民意见很大。为此，该厂立即采取措施，拆除原排污水管，并在厂空地上开了一个大水池，将废水入池沉淀处理。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梅履中凭自己的天赋和本领，在丝业商场打打杀杀，甚至与拥有特权的洋商短兵相接。他在造势、营销、商标、管理等方面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举措，给自己带来了滚滚财源和隆隆声誉，至今也有借鉴意义。中国现在正在发展市场经济，竞争和效益意识不断加强，然而，“诚信”和“信誉”却面临严峻的挑战，甚至出现所谓的“诚信危机”。因此，传承和弘扬梅履中戒欺立业的道德风范，仍然是很有必要的。
母女双双自杀民国二十年（1931）的一天，梅家大院与往常一样宁静，只有树上的小鸟偶尔落下几串清脆的音符。但仆人和厨师们都隐约地感到一种不安。因为梅老爷归天以后，曾经以辑里丝名牌在上海生丝外贸市场上连获殊荣的梅家已开始失落，近年来出现更严重的滑坡现象，梅夫人和小姐为此一直郁郁寡欢。
这时，太阳已老高了，照得窗玻璃亮晃晃的。但梅小姐的闺房依然没有一点动静。“小姐，小姐。”梅小姐的那位贴身丫环在门外徘徊良久，一连喊了几遍，闺门还是冷冰冰地关着。她担心梅小姐会不会生病了？于是就大胆推门而入，却被眼前的惨景吓呆了——梅小姐吊在梁上已气绝身亡。
“不好了，小姐上吊啦！” “小姐上吊啦！快来人啊！” “快来人啊，快来人啊！” 此时，一个机灵的男佣“嘘”了一声，示意丫环们切莫声张，以免消息很快传到梅夫人那里去。梅小姐从梁上解下来后，被平静地放在床上。她穿得很得体，精心检点的时装衬托着身体柔美的曲线，经过化妆的脸蛋依然靓丽，只是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已经永远闭上了…… 丫环和仆人们眼望着梅小姐的尸体，个个哭泣得很伤心，但又不敢喧哗。
显然，此事是瞒不过梅夫人的。当梅夫人赶到闺房时，竟一头扑倒在女儿身上，哭得昏死过去。因为女儿从小就很乖，一直是她和丈夫的“心肝”“宝贝”。丈夫逝世之后，她把全部的希望和感情都寄托在女儿的身上，可以说女儿是她后半世的主要精神支柱。她分明是用自己的心锲而不舍地衔接着一个乐观。丫环和佣人们都说从梅夫人的目光中常能看到藏在心灵深处的含蓄的欣慰。每每夜深人静的时候，在梅夫人的梦境中，多少次呼唤着女儿的名字…… 梅小姐很理解母亲的心，常埋怨自己：“哎，如果我是个男的，那该多好！” “乖女儿，如今世道变了，男女都一样！” “妈，话是这么说，但女的总是不如男的……为什么？” “不为什么，这就是命。” “那命是什么？” 梅夫人装作不知，摇摇头…… 眼下，女儿带着一身忧伤永远地走了。留下的是母亲无声无止的泪。这致命的一击，竟击到了老弱多病的梅夫人的心上。瞬间，她仿佛变成了一具枯木，一副漠漠然的神态令人内心痛楚。她实在已没有了丝毫的能力担负起梅家的重担和使命啊！谁知当天夜里，梅夫人也吞生鸦片自尽。
梅家母女双双自杀，震动了南浔镇的大小丝商。人们在惊愕、同情之余，不禁产生了一连串疑问：曾经打响国际名牌的梅恒裕，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女眷自尽？是什么驱使母女俩作出了如此无可挽回的抉择？于是，谣传四起，众说纷纭，沸沸扬扬，似乎成了一道难解之迷。据梅家的账房吴西林先生的女儿回忆，梅家母女双双自杀，主要原因恐怕还是出在梅夫人说的“命”上。
因为梅家的命是与丝维系在一起的，这丝的“命”就是梅家的“命”。梅夫人年青时，曾乘一条小船，拿了一只铁皮做的土喇叭，哇啦哇啦地叫，买丝啊或者买茧子什么的，都要往梅家送，反正这就是宣传，就是竞争。然而，可悲的是后来由于梅家的丝生意一再滑坡，最终导致母女双双在绝望中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南梅”母女双双自杀的消息传到“北梅”，无疑使“北梅”亦雪上加霜。
因为“北梅”的衰落比“南梅”要早。虽然梅福培继承父业开办“北梅恒裕丝经行”，经其妻陈太夫人勤俭打理，生意也曾颇有起色。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北梅”一年获利40万元，并于民国四年（1915）获巴拿马国际博览会名誉奖词。其子梅履泰“年未弱冠文已斐然”，光绪壬寅年（1902）“亦领乡荐”中举。但他满腹经纶，却不善理财，竟先于父亲逝世，“北梅”因此日趋萧条。
倒是履泰之子梅徽春（字仲泩）在祖母陈太夫人的教养下有所作为。梅仲泩与张鹤卿赴美国纽约出席第一次万国丝绸博览会前夕，曾因眷恋亲情不想远涉。陈太夫人闻知后说：“好男儿志在四方，岂可因我之故蜷伏乡里。何况近年我国丝业凋敝，你能出国考察得其要以归，可能使梅家祖业借以振兴，亦足以告慰乃父于九泉之下。”陈夫人还多次捐资中华慈善团、中国红十字会等慈善事业，深受上海、南浔丝业及慈善界人士爱戴，是“北梅”家族中颇有影响的人物。当时“北梅”也曾计划在南浔镇东栅分水墩外下塘办机器缫丝厂，并已平地构岸，开了蓄水池，后因“南梅”亏损而作罢，改在上海投资房地产，但也以失败告终。
南浔梅氏望族在其丝业的巅峰时期突然滑坡，顷刻轰然倒下，这是近代中国政治命运的必然结果，更是其技术上失误等等的必然结果。虽然梅氏兄弟与南浔丝商中其他有识之士已隐约意识到这种竞争的必然结果，尝试着办机器缫丝，但毕竟为时已晚，辑里细丝和辑里干经皆成为退出历史舞台的最后“角色”。“梅恒裕”的沉浮是南浔丝商群体衰落的一个生动的细节，也是南浔辑里细丝和辑里干经，以及中国传统手工业工艺在近代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必然悲剧。
埋骨西泠湖畔之约 说起南浔梅家，就不能不说说这位杰出的妇女，她就是徐自华（字寄尘，号忏慧，1873-1935）。她出身于桐乡石门名儒之家，少承家学，熟读经书，尤善诗文，与桐乡吴芝英齐名，世称“吴徐二夫人”。
徐自华22岁时（一说20岁）嫁给南浔梅家梅鸿吉之侄梅福均（字韵笙）为妻。梅福均为光绪十九年（1893）秀才，家居南栅夏家桥河东首，经济并不富裕，仅有少量房屋出租，不幸英年早逝。自华寡居在家，备受婆婆歧视，毅然离家出走，携女回到娘家，以吟诗咏词寄托情思。不幸其女未满10岁就夭折了。
光绪三十一年（1905）冬，秋瑾从日本归国，通过同盟会陶成章、蔡元培等人的关系，当即到石门登门拜访徐自华。由于两人家庭遭遇相近，因而唯恨相见为晚。
光绪三十二年（1906），张静江的长兄张弁群因患眼疾出国求医，在考察欧美教育中接受了新思想。回国后，在南浔开妇女教育之风，提倡妇女教育，创办了南浔历史上第一所女校——浔溪女校，校址在镇东栅庞家祠堂西原正蒙学塾旧址。在物色校长时，张弁群想到了徐自华，聘请她重返南浔出任浔溪女校校长。是年三月，秋瑾由蔡元培、诸甫寿等介绍，应聘到该校执教。
那天秋瑾刚踏进校门，徐自华便快步迎上去。眼前的秋瑾身穿黑色长衫，头梳大辫，脚穿皮鞋，戴一副墨镜，英气轩昂，俨然一须眉男子。徐自华精神为之一振。她介绍了学校的情况，征求了秋瑾的意见。从此，两人朝夕相伴，情同姐妹。秋瑾很欣赏徐自华的诗作，称其为“不栉进士”。徐妹蕴华，当时也在女校读书，也善做诗。秋瑾有诗赞曰：“新诗读罢齿犹芬，大小徐名久已闻。今日骚坛逢劲敌，甘愿百拜做降军。”秋瑾在校教日语、理科、卫生等课，传播革命思想，痛斥封建礼教，宣传男女平等，反对女子缠足，使徐自华深为敬佩。秋瑾写了《柬徐自华》七绝二首，劝她在“国家沧已若斯”的关头，不要苦恋家庭，借用历史典故，把她比作五代时作百花蕊词的后蜀孟昶夫人，比作汉代行侠仗义的郭解，鼓励她脱去闺装，换上“吴钩”，投身于时代洪流。在秋瑾的循循诱导下，徐自华不久加入了光复会和同盟会。
然而，由于南浔的一些封建卫道士和保守势力的反对和排斥，女校校董连连散布种种流言蜚语，捏造家长意见，秋瑾在当年夏天就被迫离校。临别时，许多学生啜啜饮泣。徐自华一口气写下《送王旋卿女士》绝十首，并愤然辞职。
两个月后，秋瑾准备到爪哇、新加坡一带去筹集起义资金，返回南浔想在徐氏姐妹处住几天，不幸患重病，徐自华便花钱请医、买药，又和妹妹蕴华一起，床前床后悉心照料。秋瑾常感动得流泪。她在《病起谢徐寄尘、小淑（蕴华）姐妹》诗中写道：“朋友天涯胜兄弟，徐君姐妹更深情”，“劝药每劳亲热盏，加餐常代我调羹”，火热心肠跃然纸上。
秋瑾病愈后返沪，筹办《中国女报》。可是经费短缺，筹建无门。徐自华获悉后，在婆家极力反对的情况下，毅然与婆家脱离关系，变卖了自己的房产，筹措1000元，赶到上海吴芝瑛家中，将此款捐助秋瑾办《中国女报》。其妹蕴华当时已转入上海爱国女校，也变卖饰物，捐助200元。在秋瑾的多方努力下，《中国女报》终于诞生。秋瑾在南浔翻译的《看护学教程》陆续在该报问世。
光绪三十三年（1907）三月十七日，徐自华陪同秋瑾游杭州西湖。在岳王庙，秋瑾徘徊良久，夕阳衔山也不想归去。徐自华敏感地问：“你在想什么心事？” 秋瑾没有马上回答。原来她心中正酝酿一次浙江的大起义。突然，她感叹：“我死后如能埋骨于此，那可是天大的福分！” 徐自华听了动情地说：“如果我死在你后，我一定将你葬在这里，但如果我先死，你也将我葬于此吗？” 秋瑾笑了：“那就看谁能占这个便宜了！”果然，秋瑾返回绍兴后，主持大通学堂，即与徐锡麟密商后分头准备皖浙起义。
那时徐自华已返回石门，但时刻关注秋瑾的行踪。时过一个多月后，秋瑾化妆成男子模样，半夜叩开徐自华的家门。她坦言相告，因没钱购买武器，恳求相助。徐自华当即把自己全部积蓄约30多两黄金都给了秋瑾。临别时，秋瑾将手臂上的一双翠钏（用翡翠穿起来的镯子）取下交给徐自华，说：“此去万一殉国，请埋骨西泠。”谁知这竟是她俩的永别！ 光绪三十三年（1907）七月十五日，秋瑾在绍兴轩亭口从容就义。徐自华闻知后悲痛欲极，冒着生命危险，找到吴芝瑛密商再三，由徐氏姐妹在西湖泠桥一带购地、建墓，吴芝瑛出助葬费，又合计偷运秋瑾灵柩到杭州西泠桥边，即风雨亭北侧。墓成，石碑上有吴芝瑛手书的“呜呼鉴湖女侠之墓”，徐自华所撰的墓志铭。同时，徐自华与同盟会会员陈去病在西湖畔凤林寺秘密成立秋社，徐自华任主任，蕴华是早期会员。但秋瑾灵柩下葬不到半年，被清廷巡查御使常徽发觉，上奏平墓。秋瑾之兄弟秋誉章获悉后，立即雇人将灵柩取出，运回湖南湘潭，在秋瑾夫家墓地暂存；徐自华则避居上海。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徐自华就力主将秋瑾灵柩“还葬西湖”。于是，由秋社发起，呈请国民政府批准，徐自华请陈去病亲赴湖南，将秋瑾灵柩运回西泠桥畔，后在孤山重建新墓。孙中山亲任秋社名誉会长，徐自华任会长。民国元年（1912），经孙中山推荐，徐自华任上海竞雄女校校长。
办学16年，由小学扩展到中学部、师范部，直到民国十六年（1927）夏始把校务交给秋瑾之女王灿芝主持。民国二十四年（1935），徐自华病故，南社同仁将她葬于秋瑾墓侧，成全了埋骨西泠湖畔之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