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浔区图书馆 古物陈列所与中国画学研究会
| 内容出处： | 《江南豪门》 图书 |
| 唯一号： | 113320020230000153 |
| 颗粒名称： | 古物陈列所与中国画学研究会 |
| 分类号： | J203 |
| 页数： | 3 |
| 页码： | 289-291 |
| 摘要： | 金城一生留给后人的思考很多。他在世之日，正值时代隆替，战乱频仍，其又英年早逝，因此他的画艺和成就曾一度几乎被世人所淡忘，这是可以理解的。如今，揭开历史的迷雾，我国画坛人士正在沉重的反思中清醒地认识金城，认识他所创办的中国画学研究会，乃至后来的湖社画会，在呼应新文化运动对于现实的主张，在继承中国画传统文脉的同时创新变革的时代精神，及其价值、作用和意义。可以说一向推崇“师古而创新，博取而新知”的金城师承着传统文化的内涵和底蕴，但他对西方文化的汲取绝不是无的放矢，也不是全盘接收，而是试图用他的理论和实践来佐证，提醒国画家运用逆向思维洞察中国画之必要。惟其如此，追求与自信，传承与创新，才竖得起艺术人生的标杆——我在撰写金城这个人物时撞击心灵的便是这一感慨。 |
| 关键词： | 知名画家 金城 |
内容
金秋十月，丹桂飘香。我在参加央视举办的“CCTV·2005年度中国魅力名镇”第二轮展示之后，游览了故宫博物院，引起了对这座具有文物与博物双重功能的皇家殿堂的思考，自然想起了金城。
民国初期，金城曾任内务部佥事并当选为众议院议员。民国二年（1913）在内务部总长朱启钤的支持下，他目睹热河行宫（承德避暑山庄）、奉天（沈阳）行宫历经战乱，文物流失，建议将这两地众多的金石、书画等艺术瑰宝转移到北京，创办我国最早的国家博物院——内务部古物陈列所。是年12月，北洋政府下令内务部筹办文物陈列所，并指派金城监修工程，将文物从热河、奉天两地运到京都，同时协助朱启钤布置内部装饰。据他的外甥王世襄回忆：“当时因考虑到陆路运输不甚稳当，恐怕会损及瓷器，故这些文物并非采用火车作为运输工具，而是走水路，趁河水涨潮时以船只运输，费了很大力气。” 民国三年（1914）2月，古物陈列所在紫禁城外朝部分正式成立，其范畴包含保和殿以南、午门、东华门、西华门以及周边地区。3月至10月，热河、奉天行宫的古物分别运抵北京，共有三代鼎器，历朝书画、图书、陶器、瓷器、古玩等242500余件。经整理后有5000余件于10月10日公开“亮相”。初以武英殿为陈列室，后陆续开放文华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为阅览室，并从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中拨出22万元，在武英殿以西的咸安宫旧址建了一座库房，名曰“宝蕴楼”。金城借鉴国外博物馆的经验，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一系列比较科学的文物保护的理念、计划和管理方法，使古物陈列所日趋完善。可以说古物陈列所是我国最早的公立博物馆。此外，他曾着手筹建“中华博物院”，直至1945年古物陈列所与故宫博物院合并，渴望已久的佳梦才得以成真。
民国九年（1920），金城又借助总统徐世昌的幕僚周肇祥，创办中国画学研究会，从学者甚多，鼎盛时会员达200余人，且皆以湖字为号。一时京城名家陈师曾、齐白石、萧谦中、胡佩衡、徐宗浩、陈半丁、汤定之、王梦白、陈少梅等都参与其社会活动。其创办动机出于“中国画学因潮流趋新，转又渐晦，为提倡风雅，保存国粹”，以“师古而创新，博取而新知”的创见，麇集了当时画坛精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国最重要的书画社团之一。他的教学方法采用传统的师徒方式，截然不同于美术院校。上课时以逐个点评、修改作业和现场示范为主，作业由学生课余完成。该会弟子中，蜚声画坛的有惠石湖、刘饮湖、李忱湖、陈梅湖、张湛湖、赵明湖、李五湖、李晴湖、陈升湖、陈东湖等，当时被誉为“十大湖”。据国画宗师刘子久回忆，一次上课时，金城表扬了刘子久的作业后笑说，难怪你是我的得意弟子，我叫金城，你叫光城，从名字上就能看出我们之间有缘分。民国十一年（1922）春，金城为刘子久赐号“饮湖”，并亲手刻了一方“饮湖”的印章赠之，边款刻有“北楼仿秦为饮湖老弟，时壬戌正月二十五日”。解放初期，由于对传统国画的否定，湖社被作为“守旧”和“顽固”的代表加以批判。金城也被戴上了许多政治帽子而遭到冷落。有很多人出于自我保护有意淡化与老师的关系。但刘子久始终不忘他的教诲，在填写个人历史材料或从艺经历时，或逢人谈及个人学画师承渊源时，总是把师承放在较为突出的位置上。他儿子刘祖泰曾提醒过父亲，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这样做是否合适。子久先生却坦言：“一日之师，终身莫忘。
老师教的东西一辈子受益，何况历史是事实，回避是不应该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侵华列强先后退回庚子赔款，指定用于兴办文化事业。其中，日本退款中的一部分即用于办中国画学研究会。因此该会成立后，金城即与日本美术界取得联系，于民国九年（1920）在北京南河沿“欧美同学会”举办了首届中日绘画联合展览会。二届联展翌年在日本东京举办。三届联展于民国十三年（1924）在北京、上海两地举行，中国南、北画家的作品都参与了展览。民国十五年（1926）6月，他赴日本东京、大阪两地举行第四次联展，盛况空前，引起日本文化界的轰动。不幸的是，他从日本返回上海时突然旧病复发，竟与世长逝，年仅49岁。为追思金城致力于中日文化交流的卓越奉献，日本政府特授予他三等瑞宝勋章，日本名画家渡边晨亩专程赴华参加了悼念活动。渡边晨亩先生每每念及北楼，总禁不住黯然落泪。当时金城之子金开藩（字潜厂，号荫湖，1895-1946）和金城的部分弟子，为传承弘扬他的遗愿，在北京组织湖社画会，并出版《湖社学刊》100期，至今仍弥足珍贵。
金城一生留给后人的思考很多。他在世之日，正值时代隆替，战乱频仍，其又英年早逝，因此他的画艺和成就曾一度几乎被世人所淡忘，这是可以理解的。如今，揭开历史的迷雾，我国画坛人士正在沉重的反思中清醒地认识金城，认识他所创办的中国画学研究会，乃至后来的湖社画会，在呼应新文化运动对于现实的主张，在继承中国画传统文脉的同时创新变革的时代精神，及其价值、作用和意义。可以说一向推崇“师古而创新，博取而新知”的金城师承着传统文化的内涵和底蕴，但他对西方文化的汲取绝不是无的放矢，也不是全盘接收，而是试图用他的理论和实践来佐证，提醒国画家运用逆向思维洞察中国画之必要。惟其如此，追求与自信，传承与创新，才竖得起艺术人生的标杆——我在撰写金城这个人物时撞击心灵的便是这一感慨。
民国初期，金城曾任内务部佥事并当选为众议院议员。民国二年（1913）在内务部总长朱启钤的支持下，他目睹热河行宫（承德避暑山庄）、奉天（沈阳）行宫历经战乱，文物流失，建议将这两地众多的金石、书画等艺术瑰宝转移到北京，创办我国最早的国家博物院——内务部古物陈列所。是年12月，北洋政府下令内务部筹办文物陈列所，并指派金城监修工程，将文物从热河、奉天两地运到京都，同时协助朱启钤布置内部装饰。据他的外甥王世襄回忆：“当时因考虑到陆路运输不甚稳当，恐怕会损及瓷器，故这些文物并非采用火车作为运输工具，而是走水路，趁河水涨潮时以船只运输，费了很大力气。” 民国三年（1914）2月，古物陈列所在紫禁城外朝部分正式成立，其范畴包含保和殿以南、午门、东华门、西华门以及周边地区。3月至10月，热河、奉天行宫的古物分别运抵北京，共有三代鼎器，历朝书画、图书、陶器、瓷器、古玩等242500余件。经整理后有5000余件于10月10日公开“亮相”。初以武英殿为陈列室，后陆续开放文华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为阅览室，并从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中拨出22万元，在武英殿以西的咸安宫旧址建了一座库房，名曰“宝蕴楼”。金城借鉴国外博物馆的经验，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一系列比较科学的文物保护的理念、计划和管理方法，使古物陈列所日趋完善。可以说古物陈列所是我国最早的公立博物馆。此外，他曾着手筹建“中华博物院”，直至1945年古物陈列所与故宫博物院合并，渴望已久的佳梦才得以成真。
民国九年（1920），金城又借助总统徐世昌的幕僚周肇祥，创办中国画学研究会，从学者甚多，鼎盛时会员达200余人，且皆以湖字为号。一时京城名家陈师曾、齐白石、萧谦中、胡佩衡、徐宗浩、陈半丁、汤定之、王梦白、陈少梅等都参与其社会活动。其创办动机出于“中国画学因潮流趋新，转又渐晦，为提倡风雅，保存国粹”，以“师古而创新，博取而新知”的创见，麇集了当时画坛精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国最重要的书画社团之一。他的教学方法采用传统的师徒方式，截然不同于美术院校。上课时以逐个点评、修改作业和现场示范为主，作业由学生课余完成。该会弟子中，蜚声画坛的有惠石湖、刘饮湖、李忱湖、陈梅湖、张湛湖、赵明湖、李五湖、李晴湖、陈升湖、陈东湖等，当时被誉为“十大湖”。据国画宗师刘子久回忆，一次上课时，金城表扬了刘子久的作业后笑说，难怪你是我的得意弟子，我叫金城，你叫光城，从名字上就能看出我们之间有缘分。民国十一年（1922）春，金城为刘子久赐号“饮湖”，并亲手刻了一方“饮湖”的印章赠之，边款刻有“北楼仿秦为饮湖老弟，时壬戌正月二十五日”。解放初期，由于对传统国画的否定，湖社被作为“守旧”和“顽固”的代表加以批判。金城也被戴上了许多政治帽子而遭到冷落。有很多人出于自我保护有意淡化与老师的关系。但刘子久始终不忘他的教诲，在填写个人历史材料或从艺经历时，或逢人谈及个人学画师承渊源时，总是把师承放在较为突出的位置上。他儿子刘祖泰曾提醒过父亲，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这样做是否合适。子久先生却坦言：“一日之师，终身莫忘。
老师教的东西一辈子受益，何况历史是事实，回避是不应该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侵华列强先后退回庚子赔款，指定用于兴办文化事业。其中，日本退款中的一部分即用于办中国画学研究会。因此该会成立后，金城即与日本美术界取得联系，于民国九年（1920）在北京南河沿“欧美同学会”举办了首届中日绘画联合展览会。二届联展翌年在日本东京举办。三届联展于民国十三年（1924）在北京、上海两地举行，中国南、北画家的作品都参与了展览。民国十五年（1926）6月，他赴日本东京、大阪两地举行第四次联展，盛况空前，引起日本文化界的轰动。不幸的是，他从日本返回上海时突然旧病复发，竟与世长逝，年仅49岁。为追思金城致力于中日文化交流的卓越奉献，日本政府特授予他三等瑞宝勋章，日本名画家渡边晨亩专程赴华参加了悼念活动。渡边晨亩先生每每念及北楼，总禁不住黯然落泪。当时金城之子金开藩（字潜厂，号荫湖，1895-1946）和金城的部分弟子，为传承弘扬他的遗愿，在北京组织湖社画会，并出版《湖社学刊》100期，至今仍弥足珍贵。
金城一生留给后人的思考很多。他在世之日，正值时代隆替，战乱频仍，其又英年早逝，因此他的画艺和成就曾一度几乎被世人所淡忘，这是可以理解的。如今，揭开历史的迷雾，我国画坛人士正在沉重的反思中清醒地认识金城，认识他所创办的中国画学研究会，乃至后来的湖社画会，在呼应新文化运动对于现实的主张，在继承中国画传统文脉的同时创新变革的时代精神，及其价值、作用和意义。可以说一向推崇“师古而创新，博取而新知”的金城师承着传统文化的内涵和底蕴，但他对西方文化的汲取绝不是无的放矢，也不是全盘接收，而是试图用他的理论和实践来佐证，提醒国画家运用逆向思维洞察中国画之必要。惟其如此，追求与自信，传承与创新，才竖得起艺术人生的标杆——我在撰写金城这个人物时撞击心灵的便是这一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