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浔区图书馆

春夏之交的一天。
  北京嘉德周末拍卖会上爆出一条新闻：民国初期南浔籍知名画家金城的巨幅《松竹梅藤四景屏》高悬展厅，经过几十轮竞争，由一位收藏家购得。
  这位收藏家欣喜之余，称此次成交是自己“书画收藏生涯中的得意之笔”。金城此画气魄宏伟，精心设色描绘四季景致，颇有宋人风范。款识作于丙辰十月即1916年，正值京城艺术鼎盛时期。此画艺术品位和22万元高价的张大千四条屏相伯仲，惟金城的四景屏一幅梅花下部有些残损，才能让个人收藏者以理想价格购得。后经当代鉴定大师徐邦达先生鉴赏并在残损部位题识，裱褙如新。徐邦达先生在此画题识中评说：“吴兴金城北楼先生高材博识，英年从政之余，即酷喜挥洒丹青，众料悉备，是善于临摹古迹，而断不为前人法缚，挺然可以自处。此四大轴作松竹梅各一，复合以藤萝高悬，种种入妙，格致清苍，洵称杰构也。” 行文至此，细心的读者想必已能猜到，这里说的这位知名的南浔籍画家，与前回提到的那位“大闹中西会审公堂”的中国审判官，事实上就是同一个人。必须声明的是，这并非我故意卖关子，而是命运似乎注定他与书画结缘甚深。金城到北京以后，不久就成为民国初年北方画坛的领军人物，号称“北平广大教主”。其夫人邱梫（字芬芬）是南浔“八牛”之一邱炳垣的长女。由于金城自幼奇慧，酷爱美术，青年时代曾携带弟妹留学英国，并“身历十国，迹遍三洲”作环球旅行。在留学期间，他总是抽空到各地美术馆、博物馆去参观。归国途中还考察了欧美各国的美术馆及博物馆的制度。至宣统二年（1910）又充任“美洲万国监狱改良代表”，并赴欧洲考察监狱制度，游历十
  八国，其间仍十分留意各国的美术馆、博物馆。两次出国，对他的治学思想和文化艺术生涯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中国近代画史评述金城的绘画成就，历来推崇摹古功深，写生创作亦有创新。他主张“领略古法生新奇”、“不古不今稍出新意”。他作画态度严谨少有戏笔，绘画风格具有工整、清秀、精细、写实等特色。
  金城的绘画艺术，确是从潜心临摹历代名家的基础上创新形成的。他仿古对象极为广泛，涵盖五代、宋、元、明、清诸多名家，主张仿古作品，包括题识，必须要看过某家真迹，并临过数遍，领会要领，方可云仿。否则，不如不题摹仿字样，较为通脱。曾自刻一方“领略古法生新奇”之印，折射出“汲古以创新”的理念。
  金城仿古素以“精工细笔”为基调，无论画幅的材质、尺寸、构图、笔墨、设色、题跋、绘印等皆为讲究，务求与原作似无异。有人称他的仿古态度是透过临摹与古人对话，见到古画有不足之处，也会适度修改。
  金城提出画学有三要素：一考察天然之物品；二研究古人之成法；三试验一己心得。有人说他的笔墨谨严，以工带写，秀丽可观，画作深得古意。初学戴熙的精细笔法，后又接近陆廉夫画风。当然这仅是一家之言，但细想也不无道理。他的仿古作品数量虽多，但个人“写生之画”的创作作品亦不少，绘画题材大多取于日常生活所见事物，善画山水，间作花鸟、人物，山水承继马夏，人物楷模唐、仇，花鸟擅袭南田之没骨画法，笔法精工细腻，处处透露出师法古人的扎实功力，深具宋元古典之遗韵。另一方面，他的创新作品与其两度出国有关。他认为西方油画以兼收并蓄见胜，而中国诗画擅长别择，然而别择困难亦多，有时出笔过于简洁反而使意象狭小，而西方油画态度包容，取材广博而意境深远。但是他并不因此否定中国画，反而认为西方油画的发展趋势与中国画相近。他积极尝试绘画创作“不古不今稍出新意”，
  一语道出其在师古与创新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之独到之处。
  金城自述，对于花鸟画最具心得，其次是山水画。他的花鸟画取材多元，包含花卉、花石、花鸟、蔬果、鱼藻等等，尤其是鸟类神情灵活。民国初期，他筹办中华博物院时，任鸟部主任，就大量收集鸟类标本，同时外出写生，曾计划将临摹作品整理成专书，大约鸟类画稿多达数百幅。他对于花鸟画取材力求“同中求异”，认为花鸟画章法简易，随手拈来皆成妙谛，画作是否成功就凭“得势”而已。此外，在以池塘清癯为主题的画中，也可见其尝试以不同的画法描绘水色透明质感的演变。
  金城的山水画，大多是其日常生活见闻的抒情写照，及山水游记写生，其中也有欧行的异国情致。他的山水画风格清新，画中各种老树怪木，皆由他写生而来，显然早已远离临摹仿古的陈迹，真实地再现了自然之美。2005年12月3日，在央视“鉴宝”栏目，一位名叫马文新的人收藏的《金城山水立轴》亮相，作品描写的是深山竹屋读书的情景；左上有一题词，落款为“鹤龄先生大雅正文，乙丑十月吴兴金城”。专家团评述，此作是金城优秀之作，平整中见奇峭，取景高远，淋漓苍润，估价为45万元人民币。
  金城的绘画人生，使我不由想起“文如其人”这句古代格言，其实绘画、音乐、舞蹈等等也含着同样的哲理。大凡文学艺术家都各具个性和特色，但也不可避免地打上时代的印痕。金城所处的社会正是中国画发生裂变的时期，中西文化的论争与探讨，引发美术界舍旧求新思潮迭起，产生了“借古开今”、“引西润中”的思维体系和创作模式，金城显然是属于这一时代的“弄潮儿”，他的《画学讲义》中有极精彩的笔墨。观其画作，可谓“精研古法，精采新知”之实践，画风湿润典雅，耐人寻味，往往画中的一笔线条就是最佳的“雄辩”。
  金绍城的山水立轴当然，金城的艺术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他的作品似乎还缺乏一种鲜明的独特风格。遗憾的是据南浔老人回忆，金城的早期部分作品，原收藏于家乡故居，抗战期间伪军侵入南浔，将其作品作为花纸散发，故散失无余。传世之作有山水画《山水》（1919年作，朵云轩藏）、《雪景山水》（1926年作，朵云轩藏）、花鸟画《鹰》（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南瓜》（1923年作，私人藏）、《秋荷白雁》（台湾国泰美术馆藏）等等，著有《藕湖诗草》、《北楼论画》等。他的篆刻初学西泠八家，后学秦汉印玺，还擅长竹刻。据史料记载，金城与宣统皇帝的老师陈宝琛和内务大臣耆龄关系甚密，当时溥仪正在宫中效法上祖在藏画上钤印，他就乘机借了古画临摹。溥仪曾拿出三十方印石交陈宝琛刻印，陈就让金城刻了五方，即宣统御览之宝、宣统御笔、无逸斋、即此是学、用笔在心。
  时人谓当时画坛有“南张（大千昆仲）北金（拱北兄妹）”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