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浔区图书馆 内容
金氏家族的渊源阅读南浔“八牛”之一金氏后裔金开英先生的《访问录》，渐渐地，心头便沉重起来。一幕幕褪色的史剧，云烟漫漫，翠华摇摇，在马蹄声中连翩滚过，千里大漠中浩浩狼烟裹挟下的逃难人群中，我看到一个背上大写着“金”字的塞北汉子的身影，以及后面跟着的妻子、儿女，在悠远的浩叹中瑟瑟颤抖。这群苍茫大地上的渺渺孤鸿，正一步步走向苍凉寒肃，走向江南偏僻荒芜的深处。
金开英先生说，金氏祖先有两支，一支本姓刘，世居河南，初为汉朝王室，宗族很大。后来不知在哪一代，因事受族刑，有一子为躲避追杀，就把“劉”（繁体字）的“卯”和“刀”去掉，成为金。
据说，南浔这一支金姓原祖籍东北，和清朝的先世——女真人大概有血统关系，也许和古装戏中的金兀术有关。史载女真人崛起于松花江和黑龙江流域，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出生于“按出虎水之畔”（阿什河）。完颜阿骨打自幼聪明过人，精于弓矢，骁勇善战，后逐渐收服各部。伐辽大捷后，公元1115年，创立金朝，定都会宁城（今阿城市）。完颜阿骨打认为世上只有金子不变，也不坏，金子色白，完颜部又崇尚白色，“按出虎水”恰为女真语“金”的意思，故以“金”为国号。南浔这一支金姓不知何代祖宗因为作战到了安徽婺源（今属江西），明代时为了逃难才到南浔，本来可能在旗下。金氏祖先到底要逃避什么祸害呢？这似乎是个谜。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南浔金氏是从东北南下迁居于此的，而且极有可能是蒙古族。2005年春，承金曾武（金城的次孙）的外孙朱强访问南浔时告诉笔者，其外祖母包氏是蒙古族掌管48个王爷的“达尔罕”亲王的女儿，生有金玲玲、金珑珑两个女儿。每年秋天蒙古族举办那达慕盛会，都要邀请包氏及后人参加，这传统一直沿袭至今。南浔金家与蒙古族的渊源，于此可见一斑。
南浔金家的开创者金桐（1820-1887），字竹庭，排行第三。也许是他的命运在哭声中落地时就注定不幸，仅出生40天谢氏母亲就因病归天。父亲伏生公也在他幼年时去世。金桐自幼好学，但家境衰落，不得不弃学就贾，从“打工仔”起步。当金发碧眼的洋商第一次出现在面前时，金桐乃至整个金氏家族都有了一种全新的体验。他在不经意间与洋人零距离的接触中，很快学会了“洋泾浜英语”，并成为上海早期的丝通事。所谓“洋泾浜英语”，其来源和买办全然无关。洋泾浜是上海最早开发的地方，这个地方华人、洋人混杂，但是中国人不懂英语，外国人也不懂中国话，双方接触之后，慢慢地衍变出一种沟通的方式，这就是“洋泾浜英语”。金桐的洋泾浜英语是怎么学会的呢？外国人说的话，他听懂意思后，就用中文记下来，慢慢地就沟通了。
如：一块钱就是“弯搭拉”（onedollar），半块钱是“弯搭拉叽咕叽咕”，“叽咕叽咕”是锯东西的声音，意思是把一块钱用锯子锯掉一半，这是半块钱了。
又如说“叽呜叽呜toomuch，喵喵nogot”，“叽呜叽呜”是老鼠的叫声，“喵喵”是猫的叫声，意思是耗子太多，猫太少。其实这种洋泾浜既不是英语单字，也不是中文语法，因为它根本就没有单字，也没有文法，记住什么就是什么，有时则完全靠意会。但是有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能让洋人听懂，买卖就是这样做的。
金桐在上海开设“协隆”丝号。当时做丝生意不外乎两种人，一种是向乡下人收丝的，另一种就是丝通事，他们把收丝商手中的丝买来，用船运到上海，卖给洋商。所以，丝通事其实就是翻译兼买办。运丝途中，商人为了逃避关卡，就把船边走道上的竹柱子挖空，将一部分丝藏在里面，如此一来，只有船上看得见的丝要交税，竹子里的丝就不用缴了，这就是“走私丝”。当然，金家也是用过此招的。
金氏家族原在南浔镇西栅有老宅，名“载德堂”，太平天国农民军进驻南浔时毁于战火。金桐在上海经营丝业发迹致富后，就在南浔镇西栅旧址建造宅第，并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出资数以万计，而他却从不张扬。他常说：“苟富贵，毋相忘。”梁启超在题竹庭先生遗像时说：“共识南浔宅，还过阮四圩。梁祠瞻画像，汉诏禁乘车。潜德终难闷，遗经老自畲。诸孙玉树秀，驷马溢门闾。”金桐夫人冯氏，为戊寅（1818）科举人、翰林院典簿冯莨园第四个女儿，为人俭朴、宽厚。金桐生有二子二女（次子幼亡，长女未嫁即逝）。次女嫁给南浔“四象”之首富刘镛之子、甲午科进士刘锦藻；长子就是金焘（1856-1914），字辰三，号沁园，别号星垣，清同治十年（1871）秀才，增贡生，缙云县训导，后任中书科中书（从七品文官）。金焘继承父业，在上海阜安里开设金嘉记丝经行，又开设典当，经营房地产，扩大了家业，当地人称“小金山”。
金焘有七子五女，七子为绍城、绍堂、绍基、绍坊、绍恺、绍坚、绍增，
五女即怡怡、陶陶、欣欣、盈盈、绵绵。金焘从小受到家庭熏陶，但他醉心清奉直大夫金桐画像科学，喜欢西洋文化，维新变法后，“怵于世变，七子女尽当遣游学欧美”。
金焘结识的洋人很多，其中包括传教士。传教士会讲中国话，有时也会到他家里来。一次，佣人突然进来禀告金焘：“老爷，有一个传教士求见。” “请。” 金焘按惯例，在客厅接待。
此时，金家的女眷和丫环暗地里七嘴八舌地议论，都想看看“洋鬼子”到底长得什么样子。但又不能“抛头露面”，只好躲在屏门后面，偷偷地从门缝里窥视。
传教士回去以后，夫人朱氏就间：“怎么样？有什么分别吗？” “是有分别。” “是不是红眉毛、绿眼睛啊？” “不是。最奇怪的是他嘴里有个塞子，不讲话的时候就用塞子把嘴巴塞住，要讲话的时候就把塞子拿掉。” “哈哈哈——” 夫人朱氏笑说：“少见多怪！少见多怪！” 原来她们说的是外国人抽雪茄，雪茄烟看起来像个塞子。
承德堂怀旧洋人、传教士和雪茄烟带来了东渐的西风，使酷爱西方文化的金焘看到了外部精彩的世界。光绪二十七年（1901），匈牙利人李恩时将两辆汽车带到了上海街头。次年，侨居上海的洋医柏氏又引进了一辆汽车，至年底，洋人已有8辆汽车在十里洋场上招摇过市，这让金焘充满了惊奇和羡慕。听南浔老人回忆，金家很早就有了汽车，不过这种汽车是很土的，发动机是用摇手柄的，冬天还要浇开水，灯是像马灯一样用笼子吊着的，车厢也没有顶，还得自己做个帐篷。
说起金家的时髦，南浔镇的“承德堂”老宅是个缩影。它位于东大街通津桥与洪济桥中间地段，前临河，后环水，坐北朝南，占地5000多平方米。当时宅第后面的栲栳湾河上排列着8座吊桥，因此风水先生称其为螃蟹形，金宅就在这螃蟹形的中间部分——最佳地段。
金宅的前面有一个石阶河埠，上岸后有一通道。当时通道的一边是“聚丰园”餐馆，另一边是酒店（后为天云楼茶馆）。金宅门前两旁沿街各有一家店铺，其中一家是布店，这是金家出租的房子。承德堂整座建筑分布在三条轴线上，恢宏高敞，气势轩昂，是当时南浔镇东栅最高的房子，但庞家、张家的花园则比金家的大多了。
金宅的正门前后是两座砖雕门楼，四周耸立着高高的徽派封火山墙。据金家后人说，大门通常是不开的，平常进去都走备弄。这条备弄处在东轴线上，长达90余米，石板铺路，既直通大门，又连着各进独立成单元的楼厅石库墙门。不过，这条备弄是露天的，不能不说是一种别具匠心的创意。
大门进去，中轴线上依次是仪门、大厅、二厅、楼厅及生活用厅和铺房。
仪门内外分别置有砖雕门楼，雕刻工细，北面正门砖雕门楼为“永建乃家”；二进门楼砖雕上刻“心地芝兰”四字，芝和兰是两种香草，古时比喻德行的高尚或友情、环境的美好等，蕴含了金家的祖训。可惜后进门楼额枋上的字迹至今已模糊难辨了。大厅上方原悬挂着“承德堂”堂匾。据金开英先生回忆，他在上海结婚后，回老家补办喜酒，宴请亲朋邻居，只用了大厅的三分之一，就摆了70小桌。大厅原地上铺设灰色磨砖，墙上用对花的砖拼成一个图案。厅内梁枋结构考究，且雕刻精湛；顶上还挂着一副诰封，但早已不知去向。大厅后面有一个退堂，退堂就是后厅，也叫茶厅，构筑精美，中间为船篷轩，两边加轩廊，很有特色。大厅两边还各有一栋楼房，一边是家塾，另一边是书楼。大厅前与书楼之间隔一个天井的是家堂，供奉祖宗神位。
大厅退堂后面当时是钟楼，这个钟是英国货。据说这是南浔富商中最早的钟楼，与“四象”之首富刘家（梯青）的钟楼南北呼应，可将钟声传遍全镇。退堂的一边是个大天井，当时的天文台就在那里；旁边有一个小竹园，还有一小池塘，养了不少乌龟，故称“乌龟园”。退堂的另一边则是账房厅，账房厅后面有账房卧室，卧室后面是厨房，厨房后面是水塔。金家最特别的是用水，因为他家祖上曾两次出国，非常洋化，很讲究卫生，故在此造了一个高一丈多的水塔，水塔下面有一个大木桶，木桶里装有沙子，可以称为引进西方的比较原始的过滤水的设备。
二厅后面也有退堂，退堂一旁有楼梯可以通向二厅、三厅楼上；另一边有一个吃点心的地方，还有一间暗室，是小型照相馆，也是做鸟枪子弹的地方。暗室外的天井里种了很多桂花树。
三厅后面还有房子，等于四厅，当时是个裁缝厅，全家大小的衣服都请裁缝师傅在这里制作。裁缝厅的一边是存米和碾米之处，另一边种了许多腊梅树，金家弟子们可以在这里练习打靶。裁缝厅后面有一个花园，花园里有花坛、花房、竹园和鸡棚。据金氏后人说，他们小时候早晨起来后，常常到鸡棚里去看看有没有鸡蛋，有的话就与早餐一起吃。
花园后面当时有一个石阶河埠，名叫“藕湖头”，连着一条河。金家有一条小汽艇，孩子们最喜欢乘着汽艇去各地游玩。2005年夏，央视拍摄七集电视专题片《湖商》时，我曾陪同金氏一位后人到现场踏访。据他回忆，当年金家大宅前面是水，后面也是水，四周都连着河流，因为房子太大，所以好多地方都有水池，以备救火之用。没有装电灯的时候，小孩晚上走起来非常害怕，装电灯后，费用也很惊人。整座房子的家具摆设富丽堂皇，古朴高雅。奇怪的是还有一个从英国买回来的大铁炉，差不多和当时房间一样大。这个大铁炉用起来要烧很多煤，相当费事，所以摆在那里几乎成了一道“洋摆设”。
我想，南浔金家宅第虽然具有相当多的徽派元素，但中西文化已融化结合，乃至渗透到吃、穿、住、行、乐等各个领域，可以说是近代江南宅第建筑的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随着岁月的流逝，上个世纪50年代后，承德堂中轴线及西轴线前两进曾为南浔粮管部门占用，西轴线部分建筑及东轴线建筑为居民用房，其庭院旧址后为一学校之地。由于历史原因及多次火灾，金宅后面的河流已填掉改成街路，三条轴线原有建筑已不完整，大门外围墙亦被拆除，中轴线仅大厅犹存，留下的是断垣残壁、木枯草长，令人不禁涌起一股苍老的怀旧之情。也许南浔金氏缺少了大漠荒野粗犷的雄劲，却平添了江南水乡柔绵的灵气，也深印着智者的隐恨与历史的伤痕。目前，随着南浔古镇的保护与旅游的开发，这座宅第的修复已指日可待了，因此我感觉到在其温婉而苍凉的质地里又升华起希望之光。
中国审判官力挫英领事 “卖报！卖报！” “《黎黄氏被英国巡捕无理逮捕》上了头版头条……” 这是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秋的一日。广东籍已故四川省宜宾县县丞的遗孀黎黄氏携子女及婢女等十余人，由四川到上海乘招商轮返原籍，英国巡捕下船检查时，企图敲诈未遂，竟诬指黎黄氏贩卖人口，拘押到了英国巡捕房。
一星期后，上海中西会审公堂开庭审理此案。黎黄氏是知书达理的女子，多少懂得一些法律，就在公堂上以理服人，连呼冤枉：“还我清白……” 英国审判官却专横武断，对黎黄氏的申辩不屑一顾，擅自请法国堂长宣判她贩卖人口罪。
法国堂长不想得罪英国人，正当他一击木锤之际，突然响起一个洪亮的声音：“案情未明，建议休庭！”说话的是一个年轻的中国审判官。
“不！案情已经清楚，要求无效！”参与陪审的英国驻上海副领事德韦门迫不及待地否定说。中国审判官针锋相对地反驳：“请问德韦门先生，我作为中国方面审判官，事先没有接到本案的任何文件，仅仅以原告英国巡捕格林斯的一面陈词，不准被告黎黄氏申辩，就要判罪，这是你们英国的法律吗？” 这位中国审判官名叫金城（1878-1926），原名金绍城，字巩伯，一字拱北，号北楼，又号藕湖，是南浔俗称“八牛”之一金焘的长子。早年曾留学英国铿司大学。光绪三十年（1904），他学成归国，途经欧洲时又考察了法国等国家的法律。由上海道台袁树勋保荐，与关之（名炯，字之，湖北汉阳人）同任上海中西会审公堂审判官。
德韦门张口结舌，无理回答，竟蛮横地下令判罪。
“我抗议！”关之和金城义愤填膺，据理力争：“无论是中国，还是英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此案未经调查，建议休庭！” 法国堂长无奈只好宣布：“本次会审暂时休庭，另定开庭日期。” 当天下午，关之和金城参与中西双方调查组，会见黎黄氏，听取申辩，并到现场了解案情真相。经多方调查，黎黄氏“贩卖人口罪”确属诬陷。
望着被强行关押多日的黎黄氏一家，金城引起了深深的忧思：“为什么在中国的领土上，外国人如此横行霸道？为什么中国人总是受尽欺辱？……”为了打赢这场官司，他与关之一方面派人骑快马前往四川省宜宾县；另一方面，奋笔疾书了《黎黄氏被英国巡捕无理逮捕》一文，送到了上海各大报馆公开发表，披露英国巡捕、副领事蓄意敲诈黎黄氏的事实。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镜头。
半个月后，上海中西会审公堂第二次开庭。公堂内外，关注此案的人群民国初年北方画坛领军人金绍城如山如海。
金城口若悬河，公布了中西双方调查的结果——英国巡捕房如何敲诈勒索黎黄氏，黎黄氏因拒绝而被非法拘押的经过，以及英国副领事到巡捕房强行罚款的详情，并加以评说。会审公堂内外，谴责、怒骂声不绝。
德韦门恼羞成怒，厉声责问：“金审判官，你说黎黄氏是四川省宜宾县县丞之妻，有何人证？物证？” 金城胸有成竹，喊道：“传证人！ 一位约40岁左右的中国官员上庭。
站在被告席上的黎黄氏马上呼喊：“洪书吏！ 被称为“洪书吏”的人应了一声：“夫人，你受惊了！ 法国堂长一击木捶说：“证人与被告人不准交谈，现在请证人作证！ 洪书吏说：“我叫洪以复，四川宜宾县衙书吏，奉宜宾县大人之令，前来作证。站在被告位子上的这位老夫人黎黄氏，就是前宜宾县县丞黎明史大人之妻。黎大人去世后，老夫人带领儿子、女儿和女仆等十余人，沿江东下，在上海转轮船去广东家乡。” 德韦门见劣迹败露，暴眼咧嘴，满脸杀气腾腾，竟歇斯底里地吼道：“来人，将这假证人拿下！” “且慢！”金城大喊一声，然后略为停顿了一下，平静地说：“请证人出示身份证文书。” 洪书吏出示了一张盖有宜宾县令官印的文书。会审堂内外，霎时人声喧哗。
“这文书也是假的，”德韦门理屈词穷，公然撒野，“来人，将这假证人立即逮捕！ 金城拍案而起，怒目相视：“堂长先生，经中西双方调查结果证明，如今人证、物证俱在，白纸黑字，铁证如山！黎黄氏贩卖人口案纯属乌有，请立即无条件释放黎黄氏！ 德韦门却疯狂到了极点，顽固地吼道：“不许放人！我说不许放人，就不许放人！ “我抗议！”关之和金城怒不可遏，大闹会审公堂，强烈要求无罪释放黎黄氏。“我抗议！”“我抗议！”……旁听的上海市民激愤，连声抗议。
但是，德韦门却一意孤行，指使英国巡捕殴辱金城，并强行将黎黄氏押回英国巡捕房。
面对洋人的嚣张，关之、金城愤然反击，并下令廨役将黎黄氏等带下。但德韦门仗势欺人，竟喝令巡捕将各犯夺下，在公堂上大打出手，打伤二人。
“不许打人！”金城奋不顾身上前劝阻。谁知巡捕打红了眼，竟持棍欲击，被金城一把夺下。
此时，公堂上下乱成一团。金城的官服被撕破，朝珠也撒了一地。关之怒斥道：“毁门可，打公堂可，即杀官亦无不可！” 德韦门虽胆大妄为，却还不敢对中国官员下毒手，但最后巡捕还是强行破门而出，将黎黄氏一行人关入囚车扬长而去…… 消息传出，轰动上海全市，华人相继罢市响应。数千市民连日聚集在上海英国领事馆前示威，抗议的口号响彻云天。但德韦门之类狗急跳墙，公然藐视中西会审公堂，指使巡捕、警察疯狂殴打示威民众，甚至开枪打死华人十多人，印度巡捕在相互斗殴中伤三人。
整个上海被震惊了！十里洋场上抗议的横匾、旗帜接连不断，仿佛汇成了汹涌澎湃的大海。
在强大的压力下，德韦门不得不撤消前议，并上门拜求上海道台袁树勋和江浙财团大亨朱葆三、虞洽卿出面调解，一面释放黎黄氏，一面劝华商复市。两江总督周馥奉命赴沪与外国领事团谋求解决办法，中西会审公堂重新开审，德韦门又堂皇出现，关之当即拒不开审，结果英国公使只好调离德韦门，以平民愤。
上海各大报刊都以显著版面刊登了《中国审判宫力挫英领事》的报道，热情赞扬了关之和金城秉公执法、为中国人伸张正义的浩然之气。当时有纪事诗写道：向晚红灯对对开，天人知是宰官来。
花门黧面充前导，星拱中华拥上台。
然而，腐败不堪的清廷在英国政府的压力面前，却下令免去金城的上海中西会审公堂审判官之职。此事传至京城，震惊朝野。时任法部右侍郎的湖州籍人沈家本深为金城执法如山、不畏强暴的人格精神所感动，即请他任编订法制官协编，并奏补大理院刑部推事。
金城告别上海的时候，上海道台袁树勋率各界人士为他送行。轮船码头上响彻一片热烈的呼喊：“金审判官，你是好样的！你为中国人打赢了这场官司，不仅黎黄氏一家感激你，上海市民、中国人民都牢记着你！” 金城站在甲板上，回首挥手向袁道台和人群致意，心潮犹如奔腾的海浪…… 北方画坛领军人春夏之交的一天。
北京嘉德周末拍卖会上爆出一条新闻：民国初期南浔籍知名画家金城的巨幅《松竹梅藤四景屏》高悬展厅，经过几十轮竞争，由一位收藏家购得。
这位收藏家欣喜之余，称此次成交是自己“书画收藏生涯中的得意之笔”。金城此画气魄宏伟，精心设色描绘四季景致，颇有宋人风范。款识作于丙辰十月即1916年，正值京城艺术鼎盛时期。此画艺术品位和22万元高价的张大千四条屏相伯仲，惟金城的四景屏一幅梅花下部有些残损，才能让个人收藏者以理想价格购得。后经当代鉴定大师徐邦达先生鉴赏并在残损部位题识，裱褙如新。徐邦达先生在此画题识中评说：“吴兴金城北楼先生高材博识，英年从政之余，即酷喜挥洒丹青，众料悉备，是善于临摹古迹，而断不为前人法缚，挺然可以自处。此四大轴作松竹梅各一，复合以藤萝高悬，种种入妙，格致清苍，洵称杰构也。” 行文至此，细心的读者想必已能猜到，这里说的这位知名的南浔籍画家，与前回提到的那位“大闹中西会审公堂”的中国审判官，事实上就是同一个人。必须声明的是，这并非我故意卖关子，而是命运似乎注定他与书画结缘甚深。金城到北京以后，不久就成为民国初年北方画坛的领军人物，号称“北平广大教主”。其夫人邱梫（字芬芬）是南浔“八牛”之一邱炳垣的长女。由于金城自幼奇慧，酷爱美术，青年时代曾携带弟妹留学英国，并“身历十国，迹遍三洲”作环球旅行。在留学期间，他总是抽空到各地美术馆、博物馆去参观。归国途中还考察了欧美各国的美术馆及博物馆的制度。至宣统二年（1910）又充任“美洲万国监狱改良代表”，并赴欧洲考察监狱制度，游历十
八国，其间仍十分留意各国的美术馆、博物馆。两次出国，对他的治学思想和文化艺术生涯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中国近代画史评述金城的绘画成就，历来推崇摹古功深，写生创作亦有创新。他主张“领略古法生新奇”、“不古不今稍出新意”。他作画态度严谨少有戏笔，绘画风格具有工整、清秀、精细、写实等特色。
金城的绘画艺术，确是从潜心临摹历代名家的基础上创新形成的。他仿古对象极为广泛，涵盖五代、宋、元、明、清诸多名家，主张仿古作品，包括题识，必须要看过某家真迹，并临过数遍，领会要领，方可云仿。否则，不如不题摹仿字样，较为通脱。曾自刻一方“领略古法生新奇”之印，折射出“汲古以创新”的理念。
金城仿古素以“精工细笔”为基调，无论画幅的材质、尺寸、构图、笔墨、设色、题跋、绘印等皆为讲究，务求与原作似无异。有人称他的仿古态度是透过临摹与古人对话，见到古画有不足之处，也会适度修改。
金城提出画学有三要素：一考察天然之物品；二研究古人之成法；三试验一己心得。有人说他的笔墨谨严，以工带写，秀丽可观，画作深得古意。初学戴熙的精细笔法，后又接近陆廉夫画风。当然这仅是一家之言，但细想也不无道理。他的仿古作品数量虽多，但个人“写生之画”的创作作品亦不少，绘画题材大多取于日常生活所见事物，善画山水，间作花鸟、人物，山水承继马夏，人物楷模唐、仇，花鸟擅袭南田之没骨画法，笔法精工细腻，处处透露出师法古人的扎实功力，深具宋元古典之遗韵。另一方面，他的创新作品与其两度出国有关。他认为西方油画以兼收并蓄见胜，而中国诗画擅长别择，然而别择困难亦多，有时出笔过于简洁反而使意象狭小，而西方油画态度包容，取材广博而意境深远。但是他并不因此否定中国画，反而认为西方油画的发展趋势与中国画相近。他积极尝试绘画创作“不古不今稍出新意”，
一语道出其在师古与创新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之独到之处。
金城自述，对于花鸟画最具心得，其次是山水画。他的花鸟画取材多元，包含花卉、花石、花鸟、蔬果、鱼藻等等，尤其是鸟类神情灵活。民国初期，他筹办中华博物院时，任鸟部主任，就大量收集鸟类标本，同时外出写生，曾计划将临摹作品整理成专书，大约鸟类画稿多达数百幅。他对于花鸟画取材力求“同中求异”，认为花鸟画章法简易，随手拈来皆成妙谛，画作是否成功就凭“得势”而已。此外，在以池塘清癯为主题的画中，也可见其尝试以不同的画法描绘水色透明质感的演变。
金城的山水画，大多是其日常生活见闻的抒情写照，及山水游记写生，其中也有欧行的异国情致。他的山水画风格清新，画中各种老树怪木，皆由他写生而来，显然早已远离临摹仿古的陈迹，真实地再现了自然之美。2005年12月3日，在央视“鉴宝”栏目，一位名叫马文新的人收藏的《金城山水立轴》亮相，作品描写的是深山竹屋读书的情景；左上有一题词，落款为“鹤龄先生大雅正文，乙丑十月吴兴金城”。专家团评述，此作是金城优秀之作，平整中见奇峭，取景高远，淋漓苍润，估价为45万元人民币。
金城的绘画人生，使我不由想起“文如其人”这句古代格言，其实绘画、音乐、舞蹈等等也含着同样的哲理。大凡文学艺术家都各具个性和特色，但也不可避免地打上时代的印痕。金城所处的社会正是中国画发生裂变的时期，中西文化的论争与探讨，引发美术界舍旧求新思潮迭起，产生了“借古开今”、“引西润中”的思维体系和创作模式，金城显然是属于这一时代的“弄潮儿”，他的《画学讲义》中有极精彩的笔墨。观其画作，可谓“精研古法，精采新知”之实践，画风湿润典雅，耐人寻味，往往画中的一笔线条就是最佳的“雄辩”。
金绍城的山水立轴当然，金城的艺术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他的作品似乎还缺乏一种鲜明的独特风格。遗憾的是据南浔老人回忆，金城的早期部分作品，原收藏于家乡故居，抗战期间伪军侵入南浔，将其作品作为花纸散发，故散失无余。传世之作有山水画《山水》（1919年作，朵云轩藏）、《雪景山水》（1926年作，朵云轩藏）、花鸟画《鹰》（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南瓜》（1923年作，私人藏）、《秋荷白雁》（台湾国泰美术馆藏）等等，著有《藕湖诗草》、《北楼论画》等。他的篆刻初学西泠八家，后学秦汉印玺，还擅长竹刻。据史料记载，金城与宣统皇帝的老师陈宝琛和内务大臣耆龄关系甚密，当时溥仪正在宫中效法上祖在藏画上钤印，他就乘机借了古画临摹。溥仪曾拿出三十方印石交陈宝琛刻印，陈就让金城刻了五方，即宣统御览之宝、宣统御笔、无逸斋、即此是学、用笔在心。
时人谓当时画坛有“南张（大千昆仲）北金（拱北兄妹）”之称。
古物陈列所与中国画学研究会金秋十月，丹桂飘香。我在参加央视举办的“CCTV·2005年度中国魅力名镇”第二轮展示之后，游览了故宫博物院，引起了对这座具有文物与博物双重功能的皇家殿堂的思考，自然想起了金城。
民国初期，金城曾任内务部佥事并当选为众议院议员。民国二年（1913）在内务部总长朱启钤的支持下，他目睹热河行宫（承德避暑山庄）、奉天（沈阳）行宫历经战乱，文物流失，建议将这两地众多的金石、书画等艺术瑰宝转移到北京，创办我国最早的国家博物院——内务部古物陈列所。是年12月，北洋政府下令内务部筹办文物陈列所，并指派金城监修工程，将文物从热河、奉天两地运到京都，同时协助朱启钤布置内部装饰。据他的外甥王世襄回忆：“当时因考虑到陆路运输不甚稳当，恐怕会损及瓷器，故这些文物并非采用火车作为运输工具，而是走水路，趁河水涨潮时以船只运输，费了很大力气。” 民国三年（1914）2月，古物陈列所在紫禁城外朝部分正式成立，其范畴包含保和殿以南、午门、东华门、西华门以及周边地区。3月至10月，热河、奉天行宫的古物分别运抵北京，共有三代鼎器，历朝书画、图书、陶器、瓷器、古玩等242500余件。经整理后有5000余件于10月10日公开“亮相”。初以武英殿为陈列室，后陆续开放文华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为阅览室，并从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中拨出22万元，在武英殿以西的咸安宫旧址建了一座库房，名曰“宝蕴楼”。金城借鉴国外博物馆的经验，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一系列比较科学的文物保护的理念、计划和管理方法，使古物陈列所日趋完善。可以说古物陈列所是我国最早的公立博物馆。此外，他曾着手筹建“中华博物院”，直至1945年古物陈列所与故宫博物院合并，渴望已久的佳梦才得以成真。
民国九年（1920），金城又借助总统徐世昌的幕僚周肇祥，创办中国画学研究会，从学者甚多，鼎盛时会员达200余人，且皆以湖字为号。一时京城名家陈师曾、齐白石、萧谦中、胡佩衡、徐宗浩、陈半丁、汤定之、王梦白、陈少梅等都参与其社会活动。其创办动机出于“中国画学因潮流趋新，转又渐晦，为提倡风雅，保存国粹”，以“师古而创新，博取而新知”的创见，麇集了当时画坛精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国最重要的书画社团之一。他的教学方法采用传统的师徒方式，截然不同于美术院校。上课时以逐个点评、修改作业和现场示范为主，作业由学生课余完成。该会弟子中，蜚声画坛的有惠石湖、刘饮湖、李忱湖、陈梅湖、张湛湖、赵明湖、李五湖、李晴湖、陈升湖、陈东湖等，当时被誉为“十大湖”。据国画宗师刘子久回忆，一次上课时，金城表扬了刘子久的作业后笑说，难怪你是我的得意弟子，我叫金城，你叫光城，从名字上就能看出我们之间有缘分。民国十一年（1922）春，金城为刘子久赐号“饮湖”，并亲手刻了一方“饮湖”的印章赠之，边款刻有“北楼仿秦为饮湖老弟，时壬戌正月二十五日”。解放初期，由于对传统国画的否定，湖社被作为“守旧”和“顽固”的代表加以批判。金城也被戴上了许多政治帽子而遭到冷落。有很多人出于自我保护有意淡化与老师的关系。但刘子久始终不忘他的教诲，在填写个人历史材料或从艺经历时，或逢人谈及个人学画师承渊源时，总是把师承放在较为突出的位置上。他儿子刘祖泰曾提醒过父亲，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这样做是否合适。子久先生却坦言：“一日之师，终身莫忘。
老师教的东西一辈子受益，何况历史是事实，回避是不应该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侵华列强先后退回庚子赔款，指定用于兴办文化事业。其中，日本退款中的一部分即用于办中国画学研究会。因此该会成立后，金城即与日本美术界取得联系，于民国九年（1920）在北京南河沿“欧美同学会”举办了首届中日绘画联合展览会。二届联展翌年在日本东京举办。三届联展于民国十三年（1924）在北京、上海两地举行，中国南、北画家的作品都参与了展览。民国十五年（1926）6月，他赴日本东京、大阪两地举行第四次联展，盛况空前，引起日本文化界的轰动。不幸的是，他从日本返回上海时突然旧病复发，竟与世长逝，年仅49岁。为追思金城致力于中日文化交流的卓越奉献，日本政府特授予他三等瑞宝勋章，日本名画家渡边晨亩专程赴华参加了悼念活动。渡边晨亩先生每每念及北楼，总禁不住黯然落泪。当时金城之子金开藩（字潜厂，号荫湖，1895-1946）和金城的部分弟子，为传承弘扬他的遗愿，在北京组织湖社画会，并出版《湖社学刊》100期，至今仍弥足珍贵。
金城一生留给后人的思考很多。他在世之日，正值时代隆替，战乱频仍，其又英年早逝，因此他的画艺和成就曾一度几乎被世人所淡忘，这是可以理解的。如今，揭开历史的迷雾，我国画坛人士正在沉重的反思中清醒地认识金城，认识他所创办的中国画学研究会，乃至后来的湖社画会，在呼应新文化运动对于现实的主张，在继承中国画传统文脉的同时创新变革的时代精神，及其价值、作用和意义。可以说一向推崇“师古而创新，博取而新知”的金城师承着传统文化的内涵和底蕴，但他对西方文化的汲取绝不是无的放矢，也不是全盘接收，而是试图用他的理论和实践来佐证，提醒国画家运用逆向思维洞察中国画之必要。惟其如此，追求与自信，传承与创新，才竖得起艺术人生的标杆——我在撰写金城这个人物时撞击心灵的便是这一感慨。
艺术世家南浔金氏家族在风云突变的一个多世纪里，从“载德堂”到“承德堂”，从金桐到金焘，他们用晶莹洁白的南浔辑里丝换来了滚滚的财富，而他们的后代，从金城到金开藩，则遵循先辈“读书先立品，勿汲汲于功名”之家训，爱的是书山画山，脑际装满泼墨山水，时有诗韵画味涌出笔端。诚如同乡文友嘉允先生在《人称“小金山”的金家》一文中所言：“他们在先辈的殷实富有中，找到了另一种追求，那就是收藏文化和绘画艺术。他们在这块丰硕的沃土中精心耕耘，潜心探索，师古创新，博知新知，不断探索，精心研习，锲而不舍，都成为蜚声海内外的画家与竹刻艺术家，用他们的财富和才智，又叠起了一座永恒的收藏文化与绘画艺术的‘小金山’。” 金氏家族从金城这一代起，可称誉为艺术之家。其弟妹均热心文化，性喜艺术，或绘画，或收藏，各具特色，卓有建树。老二金绍堂（字仲康，别号东溪），善于绘画，精于竹刻，与其弟绍坊合编《可读庐东溪西厓刻竹拓本》。
老三金绍基（字叔础），早年留英，毕业于皇家学院电气学专业，回国后先执教于某高等实业学府电学科，次年任北京商务委员会所属技术学校电气科教授，后任清政府商务部交通委员会委员。宣统三年（1911），任职于邮电部部务总局。民国十六年（1927）参与组织北平博物学协会及博物学研究所，后任北平美术学院副院长、北平博物协会会长。其长子金勤伯（金开业）是名噪台湾的画家、美术教育家。
老四金绍坊（字季贤，号西厓，
1890-1979），早年毕业于圣芳济学院，虽学土木工程专业，但他骨子里酷爱金石书画。每每大哥绍城作画，他总静候在旁，或磨墨，或试纸，虚心讨教画技。日积月累，他在潜移默金绍坊像金绍坊竹刻化的艺术熏陶中，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创作冲动。一天，他问大哥：“我能学画吗？”“能！一定能！事在人为。”绍城鼓励他一番后，却劝道：“现今社会上书画家多，但竹刻家少，你何不跟二哥东溪学学刻竹，可能较易入门也！” 绍坊觉得大哥言之有理，便苦学书画，专攻竹刻，朝朝奏刀，寒暑不止，直至搞了一辈子，被公认为近代竹刻第一家。他曾临摹其祖父金泌园的小像刻于竹臂搁，神态酷似，识者评为竹刻中的极品。又仿周子和缩摹金石文字于扇骨，独具风韵，其价值可与名家书画媲美。他与吴昌硕是忘年交，吴昌硕多次为西厓的刻竹作画题诗。民国十五年（1926），金绍坊请吴昌硕为自己的书斋题字，吴昌硕欣然命书“锲而不舍”。这四字出自荀子《劝学篇》“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并题款曰：“西厓仁兄精通刻业，孜孜无时成释，神奇工巧，四者兼备，实超于西篁（张希黄）、皎门（韩潮）之上，爰摘荀子语以颜其斋。丙寅初冬，安吉吴昌硕。”金绍坊得之，如获至宝，用银杏木自刻成横匾，悬于书斋，以示终身座右铭。南浔籍著名书画收藏鉴赏家庞莱臣对其刻竹给予极高的评价：“独喜君家一门风雅，能书画者早已驰名海内，今西厓专精刻竹，不让昔之韩皎门、杨龙石诸人，专美于前矣。”并在庞氏私家花园——宜园中的四面厅“半湖云锦万芙蓉”陈列着金绍坊的刻竹。
金绍坊的刻竹人生，硕果颇丰。专著《刻竹小言》，被香港收藏家叶义先生称为：“对竹雕作出最全面之研究者，可说是金西厓于1948年所写的《刻竹小言》。”最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又影印出版了王世襄1976年的此书手写本，很受读者欢迎。值得一提的是1966年“文革”风暴刮起后，年届76岁的金绍坊担心毕生心血凝成的竹刻精品毁于一旦，就主动与上海博物馆联系，请求收藏，以传后世。那刻有吴昌硕题写的“锲而不舍”匾额，历经岁月的风雨，背面刀痕累累，原为其女儿珍藏而幸存下来，但现已散失，殊为可叹。
三妹金章（字陶陶，号陶陶女史），自幼受家庭的艺术熏陶和感染，喜六法，无所不工，尤精于鱼藻，知鱼之乐，画作清秀灵动。她两度出国，并曾在中国画学研究会任教。出版有《金陶陶女士画册》（1934版）、《金章/金鱼百影》（1999版）等等。其子王世襄在2004年回答《中国书画》记者采访时说：“她确实是当时女画家中的杰出者。字也写得好，小楷完全是晋唐风韵。幼年时和舅舅们一起在家馆学习。
一天她父亲对老师说：男孩子读书写字；女孩子早晚出嫁，不必太认真。我母亲听了很生气，认为不应该重男轻女，所以读书写字作诗词等特别用功。她以鱼藻闻名于世，但花鸟也很好。还有讲画的专著《濠梁知乐集》四卷，1943年经我手抄石印成书。近年编成《金章》专册，连同她的书画在香港翰墨轩影印出版。” 北京兵马司9号（今15号），是原我国地质调查所的所在地。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曾在这里办公，斐文中先生在此地组织完成了举世闻名的北京周口店猿人头盖骨的发掘和整理。而其中的沁园燃料研究室，就是金绍基捐赠5万银元（—说3万）建造的。也许在金绍基的心目中，研究石油学就是“敢吃螃蟹”的开拓精神，所以他会为这门当时老百姓还未知的学科建造研究的场所。后居台湾省的金开英（1902-1999，金绍堂的儿子），从欧洲考察回国任沁园燃料研究室主任，到临危受命于中国第一座工业化炼油厂——玉门炼油厂的首任厂长，从主持中油公司到“心系两岸，精育人才”，可称誉为中国提炼石油的先驱者，台湾省石油事业的奠基者。其实，除金开英以外，金绍城在民国初期就在大西北从事石油勘探，虽开发未成，但留下了开拓者的足迹。
到老乡音脱口流 我国文博界泰斗王世襄（号畅安）是南浔金拱北、金西厓的外甥，1941金焘之女金章年6月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日寇投降后担当起追回战时损失文物的工作，
1947年开始在故宫博物院任职。他在文物鉴定、书画收藏、民俗美食等许多领域均有建树，编著有《明式家具珍赏》、《髹饰录解说》、《明式家具研究》、《竹刻鉴赏》、《清代匠作则例汇编》、《自珍集》、自选集《锦灰堆》及有关北京民俗游艺的著作多种，可称誉为杰出的杂家。现为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湖州市政府文化顾问。
2004年5月9日，南浔区老领导王永年一行专程赶到北京芳草地的高级住宅区。刚进王世襄的家门时，他就拱手相迎，一开口便是浓浓的乡音。就座之后，王永年说，受中共南浔区委书记胡菁菁的委托，代表南浔区委、区政府向王老表示亲切的慰问，并赠送了湖笔、丝绵被、丝绸睡衣、书籍等礼物。
“蛮好，蛮好，这是伢家乡的深情厚意……”王老身着淡蓝色对襟上衣，思维敏捷，性格柔和。他风趣地说：“丝绵被头过去是翻的，现在卖的是不要翻的了。” 王永年介绍了南浔近年来的发展，王老听了很高兴。王老说：“1982年夏天，我出差到上海，曾悄悄地到南浔外婆家寻根，下榻在一家小旅馆。天真热，开了一夜电风扇。”他感叹：“南浔名人蛮多，好东西蛮多。” 话题转到金家时，双方的心距更拉近了。金家不仅是南浔丝商巨富，而且是收藏艺术世家。中西文化融合的背景，家学渊源的艺术氛围，给王世襄从小就种下了热爱和传承中华民族文化之根。他曾说：“外公没有出国，但很有西洋的思想，办电灯厂，投资创办西医院，把几个舅舅和我母亲一起送出国，到英国留学。1902年，金家兄弟漂洋过海，前后历时五载，这在当时是很少有的。” 王永年说：“为了加快南浔旅游业的发展，根据‘江南大宅门’这一主题，我们准备修复金家故居，所以想请王老出出主意，提供资料。” 王老开心地笑了，一口允诺。
这时，南浔镇副镇长孙金根（现为南浔区旅游局副局长）、南浔房管所所长孙发明等分别向王老出示了关于金家故居的平面图图纸、照片，王老一一细看，对这大宅至今保存基本完好称赞不已。“这金家故居，我与伢姆妈住过几年的。”王老充满着对童年的美好回忆。
他6岁时，父亲王继曾受命出使墨西哥，任中华民国驻墨西哥和古巴的全权大使。全家在离京赴任之前，二哥王世容不幸夭折，王世襄又患了猩红热。初愈后送走了父亲，他就随母亲客居在上海舅舅家。不久，母子俩又迁居南浔，度过了近两年的时间。这是大约1923年前后的事情，王世襄9岁左右。所以，南浔的“承德堂”也可以说是他的童年故居。他孩提时很喜欢到表舅刘承干家去，因为那里不仅有同龄的玩伴，而且有如山似海的书籍，他的南浔话也是在那个时代潜移默化中学会的。
说着，王老顺手拿出一幅亲笔写的字，这是他事先花了半天时间完成的。
上写：儿时依母南浔住，到老乡音脱口流。
处世虽惭违宅相，此生仍半属湖州。
晋魏舒外家起宅，相宅者云，当出贵甥，后舒果贵。襄一生坎坷，有负宅相多矣。步戴表元湖州诗韵书赠南浔金氏故居纪念馆。
甲申初夏畅安王世襄时年九十著名文博专家王世襄此刻，王老改用普通话朗读了这首诗。他解释道，这首诗后面的一段文字，是讲近代魏舒家的一段典故。言外之意，就是说魏舒外婆家风水好，果然后来出了大人物。伢姆妈家也风水好，不过却出了我这个“运动员”（指历经磨难），有愧于伢外婆家啊！ “不不！王老先生，你是国宝级的文博专家！” 王永年充满感情地赞叹：“你为南浔金家增添了光彩和魅力，值得我们每
一位南浔人引以为荣！” 王老满脸笑意，从茶几上早已准备好的一叠资料中，抽出一幅《陶陶女史金章金鱼百影图卷》，一页一页翻给他们看。
“伢姆妈的小楷字写得很好……”王老沉浸在对母亲的眷恋之中：“这幅金色长卷图，原件现存故宫博物院。这是专门到香港印刷的复制品。今后，南浔金家故居修复了，伢姆妈的这幅长卷图可以放进去，蛮好看看的。” 王永年双手接过这幅长卷图，心里感到沉甸甸的。
王老又介绍了娘舅金西厓的《刻竹小言》、《金城》等几本书籍，并赠之。
说起《刻竹小言》，那是金西厓暮年嘱托王世襄为之整理的，这成为王老研究竹刻的发端。他将《刻竹小言》析为简史、备材、工具、作法、述例等5个部分配图出版了《刻竹艺术》一书，出版后不到两个月就销售一空。此后，他又在大陆、台湾省、香港地区等地编辑出版了《竹刻》、《竹刻鉴赏》等书籍，王世襄书赠南浔金氏故居纪念馆手迹引起学界珍视。
此时，电话机响了。
王老的儿子接了电话，才知《中国书画》一位编辑来访，要送一份《王世襄访谈录》清样给王老过目。
起身告辞时，王永年真诚地恭祝王世襄老先生健康长寿，一再恳邀王老先生到南浔来做客。
“我年纪大了，行动不方便。但我能帮助找找资料，出出点子，联络联络在海外的金家后裔……”王老拱手相送，话语里充满了永远剪不断的乡情。
金开英先生说，金氏祖先有两支，一支本姓刘，世居河南，初为汉朝王室，宗族很大。后来不知在哪一代，因事受族刑，有一子为躲避追杀，就把“劉”（繁体字）的“卯”和“刀”去掉，成为金。
据说，南浔这一支金姓原祖籍东北，和清朝的先世——女真人大概有血统关系，也许和古装戏中的金兀术有关。史载女真人崛起于松花江和黑龙江流域，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出生于“按出虎水之畔”（阿什河）。完颜阿骨打自幼聪明过人，精于弓矢，骁勇善战，后逐渐收服各部。伐辽大捷后，公元1115年，创立金朝，定都会宁城（今阿城市）。完颜阿骨打认为世上只有金子不变，也不坏，金子色白，完颜部又崇尚白色，“按出虎水”恰为女真语“金”的意思，故以“金”为国号。南浔这一支金姓不知何代祖宗因为作战到了安徽婺源（今属江西），明代时为了逃难才到南浔，本来可能在旗下。金氏祖先到底要逃避什么祸害呢？这似乎是个谜。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南浔金氏是从东北南下迁居于此的，而且极有可能是蒙古族。2005年春，承金曾武（金城的次孙）的外孙朱强访问南浔时告诉笔者，其外祖母包氏是蒙古族掌管48个王爷的“达尔罕”亲王的女儿，生有金玲玲、金珑珑两个女儿。每年秋天蒙古族举办那达慕盛会，都要邀请包氏及后人参加，这传统一直沿袭至今。南浔金家与蒙古族的渊源，于此可见一斑。
南浔金家的开创者金桐（1820-1887），字竹庭，排行第三。也许是他的命运在哭声中落地时就注定不幸，仅出生40天谢氏母亲就因病归天。父亲伏生公也在他幼年时去世。金桐自幼好学，但家境衰落，不得不弃学就贾，从“打工仔”起步。当金发碧眼的洋商第一次出现在面前时，金桐乃至整个金氏家族都有了一种全新的体验。他在不经意间与洋人零距离的接触中，很快学会了“洋泾浜英语”，并成为上海早期的丝通事。所谓“洋泾浜英语”，其来源和买办全然无关。洋泾浜是上海最早开发的地方，这个地方华人、洋人混杂，但是中国人不懂英语，外国人也不懂中国话，双方接触之后，慢慢地衍变出一种沟通的方式，这就是“洋泾浜英语”。金桐的洋泾浜英语是怎么学会的呢？外国人说的话，他听懂意思后，就用中文记下来，慢慢地就沟通了。
如：一块钱就是“弯搭拉”（onedollar），半块钱是“弯搭拉叽咕叽咕”，“叽咕叽咕”是锯东西的声音，意思是把一块钱用锯子锯掉一半，这是半块钱了。
又如说“叽呜叽呜toomuch，喵喵nogot”，“叽呜叽呜”是老鼠的叫声，“喵喵”是猫的叫声，意思是耗子太多，猫太少。其实这种洋泾浜既不是英语单字，也不是中文语法，因为它根本就没有单字，也没有文法，记住什么就是什么，有时则完全靠意会。但是有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能让洋人听懂，买卖就是这样做的。
金桐在上海开设“协隆”丝号。当时做丝生意不外乎两种人，一种是向乡下人收丝的，另一种就是丝通事，他们把收丝商手中的丝买来，用船运到上海，卖给洋商。所以，丝通事其实就是翻译兼买办。运丝途中，商人为了逃避关卡，就把船边走道上的竹柱子挖空，将一部分丝藏在里面，如此一来，只有船上看得见的丝要交税，竹子里的丝就不用缴了，这就是“走私丝”。当然，金家也是用过此招的。
金氏家族原在南浔镇西栅有老宅，名“载德堂”，太平天国农民军进驻南浔时毁于战火。金桐在上海经营丝业发迹致富后，就在南浔镇西栅旧址建造宅第，并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出资数以万计，而他却从不张扬。他常说：“苟富贵，毋相忘。”梁启超在题竹庭先生遗像时说：“共识南浔宅，还过阮四圩。梁祠瞻画像，汉诏禁乘车。潜德终难闷，遗经老自畲。诸孙玉树秀，驷马溢门闾。”金桐夫人冯氏，为戊寅（1818）科举人、翰林院典簿冯莨园第四个女儿，为人俭朴、宽厚。金桐生有二子二女（次子幼亡，长女未嫁即逝）。次女嫁给南浔“四象”之首富刘镛之子、甲午科进士刘锦藻；长子就是金焘（1856-1914），字辰三，号沁园，别号星垣，清同治十年（1871）秀才，增贡生，缙云县训导，后任中书科中书（从七品文官）。金焘继承父业，在上海阜安里开设金嘉记丝经行，又开设典当，经营房地产，扩大了家业，当地人称“小金山”。
金焘有七子五女，七子为绍城、绍堂、绍基、绍坊、绍恺、绍坚、绍增，
五女即怡怡、陶陶、欣欣、盈盈、绵绵。金焘从小受到家庭熏陶，但他醉心清奉直大夫金桐画像科学，喜欢西洋文化，维新变法后，“怵于世变，七子女尽当遣游学欧美”。
金焘结识的洋人很多，其中包括传教士。传教士会讲中国话，有时也会到他家里来。一次，佣人突然进来禀告金焘：“老爷，有一个传教士求见。” “请。” 金焘按惯例，在客厅接待。
此时，金家的女眷和丫环暗地里七嘴八舌地议论，都想看看“洋鬼子”到底长得什么样子。但又不能“抛头露面”，只好躲在屏门后面，偷偷地从门缝里窥视。
传教士回去以后，夫人朱氏就间：“怎么样？有什么分别吗？” “是有分别。” “是不是红眉毛、绿眼睛啊？” “不是。最奇怪的是他嘴里有个塞子，不讲话的时候就用塞子把嘴巴塞住，要讲话的时候就把塞子拿掉。” “哈哈哈——” 夫人朱氏笑说：“少见多怪！少见多怪！” 原来她们说的是外国人抽雪茄，雪茄烟看起来像个塞子。
承德堂怀旧洋人、传教士和雪茄烟带来了东渐的西风，使酷爱西方文化的金焘看到了外部精彩的世界。光绪二十七年（1901），匈牙利人李恩时将两辆汽车带到了上海街头。次年，侨居上海的洋医柏氏又引进了一辆汽车，至年底，洋人已有8辆汽车在十里洋场上招摇过市，这让金焘充满了惊奇和羡慕。听南浔老人回忆，金家很早就有了汽车，不过这种汽车是很土的，发动机是用摇手柄的，冬天还要浇开水，灯是像马灯一样用笼子吊着的，车厢也没有顶，还得自己做个帐篷。
说起金家的时髦，南浔镇的“承德堂”老宅是个缩影。它位于东大街通津桥与洪济桥中间地段，前临河，后环水，坐北朝南，占地5000多平方米。当时宅第后面的栲栳湾河上排列着8座吊桥，因此风水先生称其为螃蟹形，金宅就在这螃蟹形的中间部分——最佳地段。
金宅的前面有一个石阶河埠，上岸后有一通道。当时通道的一边是“聚丰园”餐馆，另一边是酒店（后为天云楼茶馆）。金宅门前两旁沿街各有一家店铺，其中一家是布店，这是金家出租的房子。承德堂整座建筑分布在三条轴线上，恢宏高敞，气势轩昂，是当时南浔镇东栅最高的房子，但庞家、张家的花园则比金家的大多了。
金宅的正门前后是两座砖雕门楼，四周耸立着高高的徽派封火山墙。据金家后人说，大门通常是不开的，平常进去都走备弄。这条备弄处在东轴线上，长达90余米，石板铺路，既直通大门，又连着各进独立成单元的楼厅石库墙门。不过，这条备弄是露天的，不能不说是一种别具匠心的创意。
大门进去，中轴线上依次是仪门、大厅、二厅、楼厅及生活用厅和铺房。
仪门内外分别置有砖雕门楼，雕刻工细，北面正门砖雕门楼为“永建乃家”；二进门楼砖雕上刻“心地芝兰”四字，芝和兰是两种香草，古时比喻德行的高尚或友情、环境的美好等，蕴含了金家的祖训。可惜后进门楼额枋上的字迹至今已模糊难辨了。大厅上方原悬挂着“承德堂”堂匾。据金开英先生回忆，他在上海结婚后，回老家补办喜酒，宴请亲朋邻居，只用了大厅的三分之一，就摆了70小桌。大厅原地上铺设灰色磨砖，墙上用对花的砖拼成一个图案。厅内梁枋结构考究，且雕刻精湛；顶上还挂着一副诰封，但早已不知去向。大厅后面有一个退堂，退堂就是后厅，也叫茶厅，构筑精美，中间为船篷轩，两边加轩廊，很有特色。大厅两边还各有一栋楼房，一边是家塾，另一边是书楼。大厅前与书楼之间隔一个天井的是家堂，供奉祖宗神位。
大厅退堂后面当时是钟楼，这个钟是英国货。据说这是南浔富商中最早的钟楼，与“四象”之首富刘家（梯青）的钟楼南北呼应，可将钟声传遍全镇。退堂的一边是个大天井，当时的天文台就在那里；旁边有一个小竹园，还有一小池塘，养了不少乌龟，故称“乌龟园”。退堂的另一边则是账房厅，账房厅后面有账房卧室，卧室后面是厨房，厨房后面是水塔。金家最特别的是用水，因为他家祖上曾两次出国，非常洋化，很讲究卫生，故在此造了一个高一丈多的水塔，水塔下面有一个大木桶，木桶里装有沙子，可以称为引进西方的比较原始的过滤水的设备。
二厅后面也有退堂，退堂一旁有楼梯可以通向二厅、三厅楼上；另一边有一个吃点心的地方，还有一间暗室，是小型照相馆，也是做鸟枪子弹的地方。暗室外的天井里种了很多桂花树。
三厅后面还有房子，等于四厅，当时是个裁缝厅，全家大小的衣服都请裁缝师傅在这里制作。裁缝厅的一边是存米和碾米之处，另一边种了许多腊梅树，金家弟子们可以在这里练习打靶。裁缝厅后面有一个花园，花园里有花坛、花房、竹园和鸡棚。据金氏后人说，他们小时候早晨起来后，常常到鸡棚里去看看有没有鸡蛋，有的话就与早餐一起吃。
花园后面当时有一个石阶河埠，名叫“藕湖头”，连着一条河。金家有一条小汽艇，孩子们最喜欢乘着汽艇去各地游玩。2005年夏，央视拍摄七集电视专题片《湖商》时，我曾陪同金氏一位后人到现场踏访。据他回忆，当年金家大宅前面是水，后面也是水，四周都连着河流，因为房子太大，所以好多地方都有水池，以备救火之用。没有装电灯的时候，小孩晚上走起来非常害怕，装电灯后，费用也很惊人。整座房子的家具摆设富丽堂皇，古朴高雅。奇怪的是还有一个从英国买回来的大铁炉，差不多和当时房间一样大。这个大铁炉用起来要烧很多煤，相当费事，所以摆在那里几乎成了一道“洋摆设”。
我想，南浔金家宅第虽然具有相当多的徽派元素，但中西文化已融化结合，乃至渗透到吃、穿、住、行、乐等各个领域，可以说是近代江南宅第建筑的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随着岁月的流逝，上个世纪50年代后，承德堂中轴线及西轴线前两进曾为南浔粮管部门占用，西轴线部分建筑及东轴线建筑为居民用房，其庭院旧址后为一学校之地。由于历史原因及多次火灾，金宅后面的河流已填掉改成街路，三条轴线原有建筑已不完整，大门外围墙亦被拆除，中轴线仅大厅犹存，留下的是断垣残壁、木枯草长，令人不禁涌起一股苍老的怀旧之情。也许南浔金氏缺少了大漠荒野粗犷的雄劲，却平添了江南水乡柔绵的灵气，也深印着智者的隐恨与历史的伤痕。目前，随着南浔古镇的保护与旅游的开发，这座宅第的修复已指日可待了，因此我感觉到在其温婉而苍凉的质地里又升华起希望之光。
中国审判官力挫英领事 “卖报！卖报！” “《黎黄氏被英国巡捕无理逮捕》上了头版头条……” 这是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秋的一日。广东籍已故四川省宜宾县县丞的遗孀黎黄氏携子女及婢女等十余人，由四川到上海乘招商轮返原籍，英国巡捕下船检查时，企图敲诈未遂，竟诬指黎黄氏贩卖人口，拘押到了英国巡捕房。
一星期后，上海中西会审公堂开庭审理此案。黎黄氏是知书达理的女子，多少懂得一些法律，就在公堂上以理服人，连呼冤枉：“还我清白……” 英国审判官却专横武断，对黎黄氏的申辩不屑一顾，擅自请法国堂长宣判她贩卖人口罪。
法国堂长不想得罪英国人，正当他一击木锤之际，突然响起一个洪亮的声音：“案情未明，建议休庭！”说话的是一个年轻的中国审判官。
“不！案情已经清楚，要求无效！”参与陪审的英国驻上海副领事德韦门迫不及待地否定说。中国审判官针锋相对地反驳：“请问德韦门先生，我作为中国方面审判官，事先没有接到本案的任何文件，仅仅以原告英国巡捕格林斯的一面陈词，不准被告黎黄氏申辩，就要判罪，这是你们英国的法律吗？” 这位中国审判官名叫金城（1878-1926），原名金绍城，字巩伯，一字拱北，号北楼，又号藕湖，是南浔俗称“八牛”之一金焘的长子。早年曾留学英国铿司大学。光绪三十年（1904），他学成归国，途经欧洲时又考察了法国等国家的法律。由上海道台袁树勋保荐，与关之（名炯，字之，湖北汉阳人）同任上海中西会审公堂审判官。
德韦门张口结舌，无理回答，竟蛮横地下令判罪。
“我抗议！”关之和金城义愤填膺，据理力争：“无论是中国，还是英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此案未经调查，建议休庭！” 法国堂长无奈只好宣布：“本次会审暂时休庭，另定开庭日期。” 当天下午，关之和金城参与中西双方调查组，会见黎黄氏，听取申辩，并到现场了解案情真相。经多方调查，黎黄氏“贩卖人口罪”确属诬陷。
望着被强行关押多日的黎黄氏一家，金城引起了深深的忧思：“为什么在中国的领土上，外国人如此横行霸道？为什么中国人总是受尽欺辱？……”为了打赢这场官司，他与关之一方面派人骑快马前往四川省宜宾县；另一方面，奋笔疾书了《黎黄氏被英国巡捕无理逮捕》一文，送到了上海各大报馆公开发表，披露英国巡捕、副领事蓄意敲诈黎黄氏的事实。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镜头。
半个月后，上海中西会审公堂第二次开庭。公堂内外，关注此案的人群民国初年北方画坛领军人金绍城如山如海。
金城口若悬河，公布了中西双方调查的结果——英国巡捕房如何敲诈勒索黎黄氏，黎黄氏因拒绝而被非法拘押的经过，以及英国副领事到巡捕房强行罚款的详情，并加以评说。会审公堂内外，谴责、怒骂声不绝。
德韦门恼羞成怒，厉声责问：“金审判官，你说黎黄氏是四川省宜宾县县丞之妻，有何人证？物证？” 金城胸有成竹，喊道：“传证人！ 一位约40岁左右的中国官员上庭。
站在被告席上的黎黄氏马上呼喊：“洪书吏！ 被称为“洪书吏”的人应了一声：“夫人，你受惊了！ 法国堂长一击木捶说：“证人与被告人不准交谈，现在请证人作证！ 洪书吏说：“我叫洪以复，四川宜宾县衙书吏，奉宜宾县大人之令，前来作证。站在被告位子上的这位老夫人黎黄氏，就是前宜宾县县丞黎明史大人之妻。黎大人去世后，老夫人带领儿子、女儿和女仆等十余人，沿江东下，在上海转轮船去广东家乡。” 德韦门见劣迹败露，暴眼咧嘴，满脸杀气腾腾，竟歇斯底里地吼道：“来人，将这假证人拿下！” “且慢！”金城大喊一声，然后略为停顿了一下，平静地说：“请证人出示身份证文书。” 洪书吏出示了一张盖有宜宾县令官印的文书。会审堂内外，霎时人声喧哗。
“这文书也是假的，”德韦门理屈词穷，公然撒野，“来人，将这假证人立即逮捕！ 金城拍案而起，怒目相视：“堂长先生，经中西双方调查结果证明，如今人证、物证俱在，白纸黑字，铁证如山！黎黄氏贩卖人口案纯属乌有，请立即无条件释放黎黄氏！ 德韦门却疯狂到了极点，顽固地吼道：“不许放人！我说不许放人，就不许放人！ “我抗议！”关之和金城怒不可遏，大闹会审公堂，强烈要求无罪释放黎黄氏。“我抗议！”“我抗议！”……旁听的上海市民激愤，连声抗议。
但是，德韦门却一意孤行，指使英国巡捕殴辱金城，并强行将黎黄氏押回英国巡捕房。
面对洋人的嚣张，关之、金城愤然反击，并下令廨役将黎黄氏等带下。但德韦门仗势欺人，竟喝令巡捕将各犯夺下，在公堂上大打出手，打伤二人。
“不许打人！”金城奋不顾身上前劝阻。谁知巡捕打红了眼，竟持棍欲击，被金城一把夺下。
此时，公堂上下乱成一团。金城的官服被撕破，朝珠也撒了一地。关之怒斥道：“毁门可，打公堂可，即杀官亦无不可！” 德韦门虽胆大妄为，却还不敢对中国官员下毒手，但最后巡捕还是强行破门而出，将黎黄氏一行人关入囚车扬长而去…… 消息传出，轰动上海全市，华人相继罢市响应。数千市民连日聚集在上海英国领事馆前示威，抗议的口号响彻云天。但德韦门之类狗急跳墙，公然藐视中西会审公堂，指使巡捕、警察疯狂殴打示威民众，甚至开枪打死华人十多人，印度巡捕在相互斗殴中伤三人。
整个上海被震惊了！十里洋场上抗议的横匾、旗帜接连不断，仿佛汇成了汹涌澎湃的大海。
在强大的压力下，德韦门不得不撤消前议，并上门拜求上海道台袁树勋和江浙财团大亨朱葆三、虞洽卿出面调解，一面释放黎黄氏，一面劝华商复市。两江总督周馥奉命赴沪与外国领事团谋求解决办法，中西会审公堂重新开审，德韦门又堂皇出现，关之当即拒不开审，结果英国公使只好调离德韦门，以平民愤。
上海各大报刊都以显著版面刊登了《中国审判宫力挫英领事》的报道，热情赞扬了关之和金城秉公执法、为中国人伸张正义的浩然之气。当时有纪事诗写道：向晚红灯对对开，天人知是宰官来。
花门黧面充前导，星拱中华拥上台。
然而，腐败不堪的清廷在英国政府的压力面前，却下令免去金城的上海中西会审公堂审判官之职。此事传至京城，震惊朝野。时任法部右侍郎的湖州籍人沈家本深为金城执法如山、不畏强暴的人格精神所感动，即请他任编订法制官协编，并奏补大理院刑部推事。
金城告别上海的时候，上海道台袁树勋率各界人士为他送行。轮船码头上响彻一片热烈的呼喊：“金审判官，你是好样的！你为中国人打赢了这场官司，不仅黎黄氏一家感激你，上海市民、中国人民都牢记着你！” 金城站在甲板上，回首挥手向袁道台和人群致意，心潮犹如奔腾的海浪…… 北方画坛领军人春夏之交的一天。
北京嘉德周末拍卖会上爆出一条新闻：民国初期南浔籍知名画家金城的巨幅《松竹梅藤四景屏》高悬展厅，经过几十轮竞争，由一位收藏家购得。
这位收藏家欣喜之余，称此次成交是自己“书画收藏生涯中的得意之笔”。金城此画气魄宏伟，精心设色描绘四季景致，颇有宋人风范。款识作于丙辰十月即1916年，正值京城艺术鼎盛时期。此画艺术品位和22万元高价的张大千四条屏相伯仲，惟金城的四景屏一幅梅花下部有些残损，才能让个人收藏者以理想价格购得。后经当代鉴定大师徐邦达先生鉴赏并在残损部位题识，裱褙如新。徐邦达先生在此画题识中评说：“吴兴金城北楼先生高材博识，英年从政之余，即酷喜挥洒丹青，众料悉备，是善于临摹古迹，而断不为前人法缚，挺然可以自处。此四大轴作松竹梅各一，复合以藤萝高悬，种种入妙，格致清苍，洵称杰构也。” 行文至此，细心的读者想必已能猜到，这里说的这位知名的南浔籍画家，与前回提到的那位“大闹中西会审公堂”的中国审判官，事实上就是同一个人。必须声明的是，这并非我故意卖关子，而是命运似乎注定他与书画结缘甚深。金城到北京以后，不久就成为民国初年北方画坛的领军人物，号称“北平广大教主”。其夫人邱梫（字芬芬）是南浔“八牛”之一邱炳垣的长女。由于金城自幼奇慧，酷爱美术，青年时代曾携带弟妹留学英国，并“身历十国，迹遍三洲”作环球旅行。在留学期间，他总是抽空到各地美术馆、博物馆去参观。归国途中还考察了欧美各国的美术馆及博物馆的制度。至宣统二年（1910）又充任“美洲万国监狱改良代表”，并赴欧洲考察监狱制度，游历十
八国，其间仍十分留意各国的美术馆、博物馆。两次出国，对他的治学思想和文化艺术生涯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中国近代画史评述金城的绘画成就，历来推崇摹古功深，写生创作亦有创新。他主张“领略古法生新奇”、“不古不今稍出新意”。他作画态度严谨少有戏笔，绘画风格具有工整、清秀、精细、写实等特色。
金城的绘画艺术，确是从潜心临摹历代名家的基础上创新形成的。他仿古对象极为广泛，涵盖五代、宋、元、明、清诸多名家，主张仿古作品，包括题识，必须要看过某家真迹，并临过数遍，领会要领，方可云仿。否则，不如不题摹仿字样，较为通脱。曾自刻一方“领略古法生新奇”之印，折射出“汲古以创新”的理念。
金城仿古素以“精工细笔”为基调，无论画幅的材质、尺寸、构图、笔墨、设色、题跋、绘印等皆为讲究，务求与原作似无异。有人称他的仿古态度是透过临摹与古人对话，见到古画有不足之处，也会适度修改。
金城提出画学有三要素：一考察天然之物品；二研究古人之成法；三试验一己心得。有人说他的笔墨谨严，以工带写，秀丽可观，画作深得古意。初学戴熙的精细笔法，后又接近陆廉夫画风。当然这仅是一家之言，但细想也不无道理。他的仿古作品数量虽多，但个人“写生之画”的创作作品亦不少，绘画题材大多取于日常生活所见事物，善画山水，间作花鸟、人物，山水承继马夏，人物楷模唐、仇，花鸟擅袭南田之没骨画法，笔法精工细腻，处处透露出师法古人的扎实功力，深具宋元古典之遗韵。另一方面，他的创新作品与其两度出国有关。他认为西方油画以兼收并蓄见胜，而中国诗画擅长别择，然而别择困难亦多，有时出笔过于简洁反而使意象狭小，而西方油画态度包容，取材广博而意境深远。但是他并不因此否定中国画，反而认为西方油画的发展趋势与中国画相近。他积极尝试绘画创作“不古不今稍出新意”，
一语道出其在师古与创新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之独到之处。
金城自述，对于花鸟画最具心得，其次是山水画。他的花鸟画取材多元，包含花卉、花石、花鸟、蔬果、鱼藻等等，尤其是鸟类神情灵活。民国初期，他筹办中华博物院时，任鸟部主任，就大量收集鸟类标本，同时外出写生，曾计划将临摹作品整理成专书，大约鸟类画稿多达数百幅。他对于花鸟画取材力求“同中求异”，认为花鸟画章法简易，随手拈来皆成妙谛，画作是否成功就凭“得势”而已。此外，在以池塘清癯为主题的画中，也可见其尝试以不同的画法描绘水色透明质感的演变。
金城的山水画，大多是其日常生活见闻的抒情写照，及山水游记写生，其中也有欧行的异国情致。他的山水画风格清新，画中各种老树怪木，皆由他写生而来，显然早已远离临摹仿古的陈迹，真实地再现了自然之美。2005年12月3日，在央视“鉴宝”栏目，一位名叫马文新的人收藏的《金城山水立轴》亮相，作品描写的是深山竹屋读书的情景；左上有一题词，落款为“鹤龄先生大雅正文，乙丑十月吴兴金城”。专家团评述，此作是金城优秀之作，平整中见奇峭，取景高远，淋漓苍润，估价为45万元人民币。
金城的绘画人生，使我不由想起“文如其人”这句古代格言，其实绘画、音乐、舞蹈等等也含着同样的哲理。大凡文学艺术家都各具个性和特色，但也不可避免地打上时代的印痕。金城所处的社会正是中国画发生裂变的时期，中西文化的论争与探讨，引发美术界舍旧求新思潮迭起，产生了“借古开今”、“引西润中”的思维体系和创作模式，金城显然是属于这一时代的“弄潮儿”，他的《画学讲义》中有极精彩的笔墨。观其画作，可谓“精研古法，精采新知”之实践，画风湿润典雅，耐人寻味，往往画中的一笔线条就是最佳的“雄辩”。
金绍城的山水立轴当然，金城的艺术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他的作品似乎还缺乏一种鲜明的独特风格。遗憾的是据南浔老人回忆，金城的早期部分作品，原收藏于家乡故居，抗战期间伪军侵入南浔，将其作品作为花纸散发，故散失无余。传世之作有山水画《山水》（1919年作，朵云轩藏）、《雪景山水》（1926年作，朵云轩藏）、花鸟画《鹰》（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南瓜》（1923年作，私人藏）、《秋荷白雁》（台湾国泰美术馆藏）等等，著有《藕湖诗草》、《北楼论画》等。他的篆刻初学西泠八家，后学秦汉印玺，还擅长竹刻。据史料记载，金城与宣统皇帝的老师陈宝琛和内务大臣耆龄关系甚密，当时溥仪正在宫中效法上祖在藏画上钤印，他就乘机借了古画临摹。溥仪曾拿出三十方印石交陈宝琛刻印，陈就让金城刻了五方，即宣统御览之宝、宣统御笔、无逸斋、即此是学、用笔在心。
时人谓当时画坛有“南张（大千昆仲）北金（拱北兄妹）”之称。
古物陈列所与中国画学研究会金秋十月，丹桂飘香。我在参加央视举办的“CCTV·2005年度中国魅力名镇”第二轮展示之后，游览了故宫博物院，引起了对这座具有文物与博物双重功能的皇家殿堂的思考，自然想起了金城。
民国初期，金城曾任内务部佥事并当选为众议院议员。民国二年（1913）在内务部总长朱启钤的支持下，他目睹热河行宫（承德避暑山庄）、奉天（沈阳）行宫历经战乱，文物流失，建议将这两地众多的金石、书画等艺术瑰宝转移到北京，创办我国最早的国家博物院——内务部古物陈列所。是年12月，北洋政府下令内务部筹办文物陈列所，并指派金城监修工程，将文物从热河、奉天两地运到京都，同时协助朱启钤布置内部装饰。据他的外甥王世襄回忆：“当时因考虑到陆路运输不甚稳当，恐怕会损及瓷器，故这些文物并非采用火车作为运输工具，而是走水路，趁河水涨潮时以船只运输，费了很大力气。” 民国三年（1914）2月，古物陈列所在紫禁城外朝部分正式成立，其范畴包含保和殿以南、午门、东华门、西华门以及周边地区。3月至10月，热河、奉天行宫的古物分别运抵北京，共有三代鼎器，历朝书画、图书、陶器、瓷器、古玩等242500余件。经整理后有5000余件于10月10日公开“亮相”。初以武英殿为陈列室，后陆续开放文华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为阅览室，并从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中拨出22万元，在武英殿以西的咸安宫旧址建了一座库房，名曰“宝蕴楼”。金城借鉴国外博物馆的经验，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一系列比较科学的文物保护的理念、计划和管理方法，使古物陈列所日趋完善。可以说古物陈列所是我国最早的公立博物馆。此外，他曾着手筹建“中华博物院”，直至1945年古物陈列所与故宫博物院合并，渴望已久的佳梦才得以成真。
民国九年（1920），金城又借助总统徐世昌的幕僚周肇祥，创办中国画学研究会，从学者甚多，鼎盛时会员达200余人，且皆以湖字为号。一时京城名家陈师曾、齐白石、萧谦中、胡佩衡、徐宗浩、陈半丁、汤定之、王梦白、陈少梅等都参与其社会活动。其创办动机出于“中国画学因潮流趋新，转又渐晦，为提倡风雅，保存国粹”，以“师古而创新，博取而新知”的创见，麇集了当时画坛精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国最重要的书画社团之一。他的教学方法采用传统的师徒方式，截然不同于美术院校。上课时以逐个点评、修改作业和现场示范为主，作业由学生课余完成。该会弟子中，蜚声画坛的有惠石湖、刘饮湖、李忱湖、陈梅湖、张湛湖、赵明湖、李五湖、李晴湖、陈升湖、陈东湖等，当时被誉为“十大湖”。据国画宗师刘子久回忆，一次上课时，金城表扬了刘子久的作业后笑说，难怪你是我的得意弟子，我叫金城，你叫光城，从名字上就能看出我们之间有缘分。民国十一年（1922）春，金城为刘子久赐号“饮湖”，并亲手刻了一方“饮湖”的印章赠之，边款刻有“北楼仿秦为饮湖老弟，时壬戌正月二十五日”。解放初期，由于对传统国画的否定，湖社被作为“守旧”和“顽固”的代表加以批判。金城也被戴上了许多政治帽子而遭到冷落。有很多人出于自我保护有意淡化与老师的关系。但刘子久始终不忘他的教诲，在填写个人历史材料或从艺经历时，或逢人谈及个人学画师承渊源时，总是把师承放在较为突出的位置上。他儿子刘祖泰曾提醒过父亲，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这样做是否合适。子久先生却坦言：“一日之师，终身莫忘。
老师教的东西一辈子受益，何况历史是事实，回避是不应该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侵华列强先后退回庚子赔款，指定用于兴办文化事业。其中，日本退款中的一部分即用于办中国画学研究会。因此该会成立后，金城即与日本美术界取得联系，于民国九年（1920）在北京南河沿“欧美同学会”举办了首届中日绘画联合展览会。二届联展翌年在日本东京举办。三届联展于民国十三年（1924）在北京、上海两地举行，中国南、北画家的作品都参与了展览。民国十五年（1926）6月，他赴日本东京、大阪两地举行第四次联展，盛况空前，引起日本文化界的轰动。不幸的是，他从日本返回上海时突然旧病复发，竟与世长逝，年仅49岁。为追思金城致力于中日文化交流的卓越奉献，日本政府特授予他三等瑞宝勋章，日本名画家渡边晨亩专程赴华参加了悼念活动。渡边晨亩先生每每念及北楼，总禁不住黯然落泪。当时金城之子金开藩（字潜厂，号荫湖，1895-1946）和金城的部分弟子，为传承弘扬他的遗愿，在北京组织湖社画会，并出版《湖社学刊》100期，至今仍弥足珍贵。
金城一生留给后人的思考很多。他在世之日，正值时代隆替，战乱频仍，其又英年早逝，因此他的画艺和成就曾一度几乎被世人所淡忘，这是可以理解的。如今，揭开历史的迷雾，我国画坛人士正在沉重的反思中清醒地认识金城，认识他所创办的中国画学研究会，乃至后来的湖社画会，在呼应新文化运动对于现实的主张，在继承中国画传统文脉的同时创新变革的时代精神，及其价值、作用和意义。可以说一向推崇“师古而创新，博取而新知”的金城师承着传统文化的内涵和底蕴，但他对西方文化的汲取绝不是无的放矢，也不是全盘接收，而是试图用他的理论和实践来佐证，提醒国画家运用逆向思维洞察中国画之必要。惟其如此，追求与自信，传承与创新，才竖得起艺术人生的标杆——我在撰写金城这个人物时撞击心灵的便是这一感慨。
艺术世家南浔金氏家族在风云突变的一个多世纪里，从“载德堂”到“承德堂”，从金桐到金焘，他们用晶莹洁白的南浔辑里丝换来了滚滚的财富，而他们的后代，从金城到金开藩，则遵循先辈“读书先立品，勿汲汲于功名”之家训，爱的是书山画山，脑际装满泼墨山水，时有诗韵画味涌出笔端。诚如同乡文友嘉允先生在《人称“小金山”的金家》一文中所言：“他们在先辈的殷实富有中，找到了另一种追求，那就是收藏文化和绘画艺术。他们在这块丰硕的沃土中精心耕耘，潜心探索，师古创新，博知新知，不断探索，精心研习，锲而不舍，都成为蜚声海内外的画家与竹刻艺术家，用他们的财富和才智，又叠起了一座永恒的收藏文化与绘画艺术的‘小金山’。” 金氏家族从金城这一代起，可称誉为艺术之家。其弟妹均热心文化，性喜艺术，或绘画，或收藏，各具特色，卓有建树。老二金绍堂（字仲康，别号东溪），善于绘画，精于竹刻，与其弟绍坊合编《可读庐东溪西厓刻竹拓本》。
老三金绍基（字叔础），早年留英，毕业于皇家学院电气学专业，回国后先执教于某高等实业学府电学科，次年任北京商务委员会所属技术学校电气科教授，后任清政府商务部交通委员会委员。宣统三年（1911），任职于邮电部部务总局。民国十六年（1927）参与组织北平博物学协会及博物学研究所，后任北平美术学院副院长、北平博物协会会长。其长子金勤伯（金开业）是名噪台湾的画家、美术教育家。
老四金绍坊（字季贤，号西厓，
1890-1979），早年毕业于圣芳济学院，虽学土木工程专业，但他骨子里酷爱金石书画。每每大哥绍城作画，他总静候在旁，或磨墨，或试纸，虚心讨教画技。日积月累，他在潜移默金绍坊像金绍坊竹刻化的艺术熏陶中，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创作冲动。一天，他问大哥：“我能学画吗？”“能！一定能！事在人为。”绍城鼓励他一番后，却劝道：“现今社会上书画家多，但竹刻家少，你何不跟二哥东溪学学刻竹，可能较易入门也！” 绍坊觉得大哥言之有理，便苦学书画，专攻竹刻，朝朝奏刀，寒暑不止，直至搞了一辈子，被公认为近代竹刻第一家。他曾临摹其祖父金泌园的小像刻于竹臂搁，神态酷似，识者评为竹刻中的极品。又仿周子和缩摹金石文字于扇骨，独具风韵，其价值可与名家书画媲美。他与吴昌硕是忘年交，吴昌硕多次为西厓的刻竹作画题诗。民国十五年（1926），金绍坊请吴昌硕为自己的书斋题字，吴昌硕欣然命书“锲而不舍”。这四字出自荀子《劝学篇》“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并题款曰：“西厓仁兄精通刻业，孜孜无时成释，神奇工巧，四者兼备，实超于西篁（张希黄）、皎门（韩潮）之上，爰摘荀子语以颜其斋。丙寅初冬，安吉吴昌硕。”金绍坊得之，如获至宝，用银杏木自刻成横匾，悬于书斋，以示终身座右铭。南浔籍著名书画收藏鉴赏家庞莱臣对其刻竹给予极高的评价：“独喜君家一门风雅，能书画者早已驰名海内，今西厓专精刻竹，不让昔之韩皎门、杨龙石诸人，专美于前矣。”并在庞氏私家花园——宜园中的四面厅“半湖云锦万芙蓉”陈列着金绍坊的刻竹。
金绍坊的刻竹人生，硕果颇丰。专著《刻竹小言》，被香港收藏家叶义先生称为：“对竹雕作出最全面之研究者，可说是金西厓于1948年所写的《刻竹小言》。”最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又影印出版了王世襄1976年的此书手写本，很受读者欢迎。值得一提的是1966年“文革”风暴刮起后，年届76岁的金绍坊担心毕生心血凝成的竹刻精品毁于一旦，就主动与上海博物馆联系，请求收藏，以传后世。那刻有吴昌硕题写的“锲而不舍”匾额，历经岁月的风雨，背面刀痕累累，原为其女儿珍藏而幸存下来，但现已散失，殊为可叹。
三妹金章（字陶陶，号陶陶女史），自幼受家庭的艺术熏陶和感染，喜六法，无所不工，尤精于鱼藻，知鱼之乐，画作清秀灵动。她两度出国，并曾在中国画学研究会任教。出版有《金陶陶女士画册》（1934版）、《金章/金鱼百影》（1999版）等等。其子王世襄在2004年回答《中国书画》记者采访时说：“她确实是当时女画家中的杰出者。字也写得好，小楷完全是晋唐风韵。幼年时和舅舅们一起在家馆学习。
一天她父亲对老师说：男孩子读书写字；女孩子早晚出嫁，不必太认真。我母亲听了很生气，认为不应该重男轻女，所以读书写字作诗词等特别用功。她以鱼藻闻名于世，但花鸟也很好。还有讲画的专著《濠梁知乐集》四卷，1943年经我手抄石印成书。近年编成《金章》专册，连同她的书画在香港翰墨轩影印出版。” 北京兵马司9号（今15号），是原我国地质调查所的所在地。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曾在这里办公，斐文中先生在此地组织完成了举世闻名的北京周口店猿人头盖骨的发掘和整理。而其中的沁园燃料研究室，就是金绍基捐赠5万银元（—说3万）建造的。也许在金绍基的心目中，研究石油学就是“敢吃螃蟹”的开拓精神，所以他会为这门当时老百姓还未知的学科建造研究的场所。后居台湾省的金开英（1902-1999，金绍堂的儿子），从欧洲考察回国任沁园燃料研究室主任，到临危受命于中国第一座工业化炼油厂——玉门炼油厂的首任厂长，从主持中油公司到“心系两岸，精育人才”，可称誉为中国提炼石油的先驱者，台湾省石油事业的奠基者。其实，除金开英以外，金绍城在民国初期就在大西北从事石油勘探，虽开发未成，但留下了开拓者的足迹。
到老乡音脱口流 我国文博界泰斗王世襄（号畅安）是南浔金拱北、金西厓的外甥，1941金焘之女金章年6月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日寇投降后担当起追回战时损失文物的工作，
1947年开始在故宫博物院任职。他在文物鉴定、书画收藏、民俗美食等许多领域均有建树，编著有《明式家具珍赏》、《髹饰录解说》、《明式家具研究》、《竹刻鉴赏》、《清代匠作则例汇编》、《自珍集》、自选集《锦灰堆》及有关北京民俗游艺的著作多种，可称誉为杰出的杂家。现为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湖州市政府文化顾问。
2004年5月9日，南浔区老领导王永年一行专程赶到北京芳草地的高级住宅区。刚进王世襄的家门时，他就拱手相迎，一开口便是浓浓的乡音。就座之后，王永年说，受中共南浔区委书记胡菁菁的委托，代表南浔区委、区政府向王老表示亲切的慰问，并赠送了湖笔、丝绵被、丝绸睡衣、书籍等礼物。
“蛮好，蛮好，这是伢家乡的深情厚意……”王老身着淡蓝色对襟上衣，思维敏捷，性格柔和。他风趣地说：“丝绵被头过去是翻的，现在卖的是不要翻的了。” 王永年介绍了南浔近年来的发展，王老听了很高兴。王老说：“1982年夏天，我出差到上海，曾悄悄地到南浔外婆家寻根，下榻在一家小旅馆。天真热，开了一夜电风扇。”他感叹：“南浔名人蛮多，好东西蛮多。” 话题转到金家时，双方的心距更拉近了。金家不仅是南浔丝商巨富，而且是收藏艺术世家。中西文化融合的背景，家学渊源的艺术氛围，给王世襄从小就种下了热爱和传承中华民族文化之根。他曾说：“外公没有出国，但很有西洋的思想，办电灯厂，投资创办西医院，把几个舅舅和我母亲一起送出国，到英国留学。1902年，金家兄弟漂洋过海，前后历时五载，这在当时是很少有的。” 王永年说：“为了加快南浔旅游业的发展，根据‘江南大宅门’这一主题，我们准备修复金家故居，所以想请王老出出主意，提供资料。” 王老开心地笑了，一口允诺。
这时，南浔镇副镇长孙金根（现为南浔区旅游局副局长）、南浔房管所所长孙发明等分别向王老出示了关于金家故居的平面图图纸、照片，王老一一细看，对这大宅至今保存基本完好称赞不已。“这金家故居，我与伢姆妈住过几年的。”王老充满着对童年的美好回忆。
他6岁时，父亲王继曾受命出使墨西哥，任中华民国驻墨西哥和古巴的全权大使。全家在离京赴任之前，二哥王世容不幸夭折，王世襄又患了猩红热。初愈后送走了父亲，他就随母亲客居在上海舅舅家。不久，母子俩又迁居南浔，度过了近两年的时间。这是大约1923年前后的事情，王世襄9岁左右。所以，南浔的“承德堂”也可以说是他的童年故居。他孩提时很喜欢到表舅刘承干家去，因为那里不仅有同龄的玩伴，而且有如山似海的书籍，他的南浔话也是在那个时代潜移默化中学会的。
说着，王老顺手拿出一幅亲笔写的字，这是他事先花了半天时间完成的。
上写：儿时依母南浔住，到老乡音脱口流。
处世虽惭违宅相，此生仍半属湖州。
晋魏舒外家起宅，相宅者云，当出贵甥，后舒果贵。襄一生坎坷，有负宅相多矣。步戴表元湖州诗韵书赠南浔金氏故居纪念馆。
甲申初夏畅安王世襄时年九十著名文博专家王世襄此刻，王老改用普通话朗读了这首诗。他解释道，这首诗后面的一段文字，是讲近代魏舒家的一段典故。言外之意，就是说魏舒外婆家风水好，果然后来出了大人物。伢姆妈家也风水好，不过却出了我这个“运动员”（指历经磨难），有愧于伢外婆家啊！ “不不！王老先生，你是国宝级的文博专家！” 王永年充满感情地赞叹：“你为南浔金家增添了光彩和魅力，值得我们每
一位南浔人引以为荣！” 王老满脸笑意，从茶几上早已准备好的一叠资料中，抽出一幅《陶陶女史金章金鱼百影图卷》，一页一页翻给他们看。
“伢姆妈的小楷字写得很好……”王老沉浸在对母亲的眷恋之中：“这幅金色长卷图，原件现存故宫博物院。这是专门到香港印刷的复制品。今后，南浔金家故居修复了，伢姆妈的这幅长卷图可以放进去，蛮好看看的。” 王永年双手接过这幅长卷图，心里感到沉甸甸的。
王老又介绍了娘舅金西厓的《刻竹小言》、《金城》等几本书籍，并赠之。
说起《刻竹小言》，那是金西厓暮年嘱托王世襄为之整理的，这成为王老研究竹刻的发端。他将《刻竹小言》析为简史、备材、工具、作法、述例等5个部分配图出版了《刻竹艺术》一书，出版后不到两个月就销售一空。此后，他又在大陆、台湾省、香港地区等地编辑出版了《竹刻》、《竹刻鉴赏》等书籍，王世襄书赠南浔金氏故居纪念馆手迹引起学界珍视。
此时，电话机响了。
王老的儿子接了电话，才知《中国书画》一位编辑来访，要送一份《王世襄访谈录》清样给王老过目。
起身告辞时，王永年真诚地恭祝王世襄老先生健康长寿，一再恳邀王老先生到南浔来做客。
“我年纪大了，行动不方便。但我能帮助找找资料，出出点子，联络联络在海外的金家后裔……”王老拱手相送，话语里充满了永远剪不断的乡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