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浔区图书馆 内容
辑里湖丝在清代中叶后经历过两次改良。
第一次改良是在道光初年，南浔辑里村“合二丝为一，以经车纺之”。据《清续文献通考》所述：“辑里，其丝经尤驰名欧美，输往外洋实为鼻祖，始于1825年即道光五年”；又说：“优良称细丝，光采鲜艳，韧力富足，为外人喜爱”，“盛时，生销五六万包，每包丝一千二百两合八十斤、经一千五百两合一百斤。”可见辑里村不仅在清道光初年以前就已初创制“辑里丝经”，而且在道光五年已出洋外销印度、缅甸、埃及、叙利亚等国。其原因，自然是“缫丝之法日渐讲究”，从初缫之生丝过渡到了再摇之经丝。蔡蒙《双林镇志》称之为“洋庄丝”，他进一步说：“洋庄丝，仅以辑里著称。清道（光）、咸（丰）时，上海犹未通商，洋商居香港，已有镇人运丝往售。”南浔温丰在诗中这样描述当时的盛况：“番船来银百万计，中国商人皆若狂；今年买经更陆续，农人纺经十之六；遂使家家置纺车，无复有心种菽粟。” 第二次改良是清同治十二年（1873），改良者就是南浔“周申昌”丝号的周昌炽（味六）。周庆云《南浔志》三十二卷里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 周家丝号有一天派账房先生到乌镇购买生丝十余件，每件1200两，重80斤，装了满满一船。运往南浔途中，忽遇天气骤变，乌云密布，风大了，浪也高了…… 账房先生坐在丝包边，焦急不安：“这丝可是周老板的命啊！” “别急！你坐稳！”船主心里很清楚，眼前没有半点退却的余地。
霎时，一道道闪电伴着雷电窜了下来，倾盆大雨猛烈地抽打着丝船。突然，猛地一阵狂风接连刮来，掀翻了丝船，打落了丝包……“天哪，这可怎么办？怎么办？”账房先生急得大哭。
“事已如此，木已成舟。”船主是个通情达理之人，知道此番运丝惨遭横祸，必给周家带来损失，就劝说账房先生：“不要难过，办法总是有的！” 船主夫妇立即下水把船拖到河边…… 说来也怪，天气如孩儿的脸说变就变，刚才狂风暴雨，转眼就风弱了，雨势也弱了，太阳透出云层，沉重的天空开始晴了。
等到丝船摇到南浔镇时，两岸已是灯火闪烁。账房先生一上岸，拉了船主往“周申昌”丝号走去。
周昌炽正在大厅焦急地等候，见账房先生奔进屋来，问清情况，就立即吩咐船主把落水过的丝包搬进门，一时也无计可施。但他看到船主哭丧的睑，心想船家是无力赔偿的，反倒安慰了几句：“天有不测风云，这事去怪谁？你们莫急，容我设法解决。” “谢谢周老板！谢谢周老板！” 船主拱手道别：“我走了。” “慢。” 周昌炽示意账房先生，当场付清了运费。
送走了船主，周昌炽回到书斋才静下心来，忽然想起日本丝商的东洋经质量上乘，于是又找账房先生商量一番。
次日，周昌炽即派人去打听东洋经摇制的奥秘。同时，派账房先生到江苏省吴江的震泽，找到双杨镇上的苏经摇制者，问他们是否可仿效日本东洋经摇制，回答是肯定的：“行！” 周昌炽听到账房先生的禀告，脸上由阴转晴，大笑：“哈哈，天助我也！”于是，那十余件湿透的丝包急送双杨镇丝经行，仿效日本东洋经改苏经顺摇为逆摇。因为苏经顺摇是由左旋右，而日本东洋经逆摇是由右旋左，且条分手摇缫丝粗细不同。周家失水之丝，纺成东洋经后，剔除糙丝、屑丝，把原来蓬乱多绪头接好，把长框丝改为短框丝，改三板一车25条，每条约重4两，25条成经100两，以1200两为一包，称为“辑里干经”，出洋亦称“辑里干包”。
周家“辑里干经”的成功，是对传统生产方式革命般的一次改变，“盖丝佳而工廉，各洋行咸来求购畅销美国、法国。南浔周围百里之地丝商仿效之，因皆获利”。周庆云《南浔志》引周庆森《家庭琐语》说，在“东洋经”出现后，“增出方经、大经、花车经等”。此述有误。其实在他的《南浔志》卷三十《农桑》引咸丰温鼎的《见闻偶录》中，已经有了“大经”、“绞经”、“花车经”等等。由此可见，“辑里经”起于咸丰以前，而同治季年周味六所创，仅仅是学日本东洋经制法，改原先的顺摇为逆摇。各地丝商无法复制成干经的，则将大多数土丝销往南浔，故摇经也成了南浔周边农村重要的手工业。当时，仅南浔毗邻的震泽、黎里一带就约有摇经户两三千家，每家约有经车4部，由土丝摇成经条“大约一百零六七两之白丝，摇成纯丝百两”；而经行中惯例，“约打九一折”，即农户领百两土丝，摇经后交91两，超过部分作为农民意外利益。由于辑里干经大受洋商青睐，一时生意爆发，保持了几十年市场优势。据史料记载，光绪年间（1875-1908），湖丝仍以“七里所产为海内冠”。同治、光绪年间，南浔丝商几乎垄断了生丝出口贸易。直到宣统元年至民国九年（1909-1920），辑里干经在与机缫丝的激烈竞争中又生命力延长，仍畅销欧美等国，每年平均出口16543.67担。到了民国二十三年（1934），辑里干经才逐渐衰落，出口仅400余担。
光绪六年（1880），周申泰丝行因囤丝导致丝货压滞，洋商抑价，损失惨重，几乎破产。光绪十五年（1889），终因亏损太大而停业，成为南浔关闭较早的丝行之一。之后，周家主要向机缫丝、织绸及盐业等发展，其中盐业是其转型最早的产业。
第一次改良是在道光初年，南浔辑里村“合二丝为一，以经车纺之”。据《清续文献通考》所述：“辑里，其丝经尤驰名欧美，输往外洋实为鼻祖，始于1825年即道光五年”；又说：“优良称细丝，光采鲜艳，韧力富足，为外人喜爱”，“盛时，生销五六万包，每包丝一千二百两合八十斤、经一千五百两合一百斤。”可见辑里村不仅在清道光初年以前就已初创制“辑里丝经”，而且在道光五年已出洋外销印度、缅甸、埃及、叙利亚等国。其原因，自然是“缫丝之法日渐讲究”，从初缫之生丝过渡到了再摇之经丝。蔡蒙《双林镇志》称之为“洋庄丝”，他进一步说：“洋庄丝，仅以辑里著称。清道（光）、咸（丰）时，上海犹未通商，洋商居香港，已有镇人运丝往售。”南浔温丰在诗中这样描述当时的盛况：“番船来银百万计，中国商人皆若狂；今年买经更陆续，农人纺经十之六；遂使家家置纺车，无复有心种菽粟。” 第二次改良是清同治十二年（1873），改良者就是南浔“周申昌”丝号的周昌炽（味六）。周庆云《南浔志》三十二卷里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 周家丝号有一天派账房先生到乌镇购买生丝十余件，每件1200两，重80斤，装了满满一船。运往南浔途中，忽遇天气骤变，乌云密布，风大了，浪也高了…… 账房先生坐在丝包边，焦急不安：“这丝可是周老板的命啊！” “别急！你坐稳！”船主心里很清楚，眼前没有半点退却的余地。
霎时，一道道闪电伴着雷电窜了下来，倾盆大雨猛烈地抽打着丝船。突然，猛地一阵狂风接连刮来，掀翻了丝船，打落了丝包……“天哪，这可怎么办？怎么办？”账房先生急得大哭。
“事已如此，木已成舟。”船主是个通情达理之人，知道此番运丝惨遭横祸，必给周家带来损失，就劝说账房先生：“不要难过，办法总是有的！” 船主夫妇立即下水把船拖到河边…… 说来也怪，天气如孩儿的脸说变就变，刚才狂风暴雨，转眼就风弱了，雨势也弱了，太阳透出云层，沉重的天空开始晴了。
等到丝船摇到南浔镇时，两岸已是灯火闪烁。账房先生一上岸，拉了船主往“周申昌”丝号走去。
周昌炽正在大厅焦急地等候，见账房先生奔进屋来，问清情况，就立即吩咐船主把落水过的丝包搬进门，一时也无计可施。但他看到船主哭丧的睑，心想船家是无力赔偿的，反倒安慰了几句：“天有不测风云，这事去怪谁？你们莫急，容我设法解决。” “谢谢周老板！谢谢周老板！” 船主拱手道别：“我走了。” “慢。” 周昌炽示意账房先生，当场付清了运费。
送走了船主，周昌炽回到书斋才静下心来，忽然想起日本丝商的东洋经质量上乘，于是又找账房先生商量一番。
次日，周昌炽即派人去打听东洋经摇制的奥秘。同时，派账房先生到江苏省吴江的震泽，找到双杨镇上的苏经摇制者，问他们是否可仿效日本东洋经摇制，回答是肯定的：“行！” 周昌炽听到账房先生的禀告，脸上由阴转晴，大笑：“哈哈，天助我也！”于是，那十余件湿透的丝包急送双杨镇丝经行，仿效日本东洋经改苏经顺摇为逆摇。因为苏经顺摇是由左旋右，而日本东洋经逆摇是由右旋左，且条分手摇缫丝粗细不同。周家失水之丝，纺成东洋经后，剔除糙丝、屑丝，把原来蓬乱多绪头接好，把长框丝改为短框丝，改三板一车25条，每条约重4两，25条成经100两，以1200两为一包，称为“辑里干经”，出洋亦称“辑里干包”。
周家“辑里干经”的成功，是对传统生产方式革命般的一次改变，“盖丝佳而工廉，各洋行咸来求购畅销美国、法国。南浔周围百里之地丝商仿效之，因皆获利”。周庆云《南浔志》引周庆森《家庭琐语》说，在“东洋经”出现后，“增出方经、大经、花车经等”。此述有误。其实在他的《南浔志》卷三十《农桑》引咸丰温鼎的《见闻偶录》中，已经有了“大经”、“绞经”、“花车经”等等。由此可见，“辑里经”起于咸丰以前，而同治季年周味六所创，仅仅是学日本东洋经制法，改原先的顺摇为逆摇。各地丝商无法复制成干经的，则将大多数土丝销往南浔，故摇经也成了南浔周边农村重要的手工业。当时，仅南浔毗邻的震泽、黎里一带就约有摇经户两三千家，每家约有经车4部，由土丝摇成经条“大约一百零六七两之白丝，摇成纯丝百两”；而经行中惯例，“约打九一折”，即农户领百两土丝，摇经后交91两，超过部分作为农民意外利益。由于辑里干经大受洋商青睐，一时生意爆发，保持了几十年市场优势。据史料记载，光绪年间（1875-1908），湖丝仍以“七里所产为海内冠”。同治、光绪年间，南浔丝商几乎垄断了生丝出口贸易。直到宣统元年至民国九年（1909-1920），辑里干经在与机缫丝的激烈竞争中又生命力延长，仍畅销欧美等国，每年平均出口16543.67担。到了民国二十三年（1934），辑里干经才逐渐衰落，出口仅400余担。
光绪六年（1880），周申泰丝行因囤丝导致丝货压滞，洋商抑价，损失惨重，几乎破产。光绪十五年（1889），终因亏损太大而停业，成为南浔关闭较早的丝行之一。之后，周家主要向机缫丝、织绸及盐业等发展，其中盐业是其转型最早的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