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浔区图书馆

周申泰老宅南浔大宅多，但各具特色。或以宏存世兮，或以秀扬名；或以中西合璧称雄兮，或以富丽典雅诱人。形神俱美内涵丰厚兮，即以华夏民族文化为主线，包含多种思想、多元文化、多样艺术，演绎江南诗画水乡。南浔“八牛”之一周氏望族在南浔镇南安桥东堍建有住宅（现为南东街243号），民间以“周申泰”商号称之。据南浔老人回忆，抗战前此宅为周家居住，后托亲友代管，继而出租，虽比不上“四象”的住宅，但在南浔富商宅第群中也有一定的典型性。
  2005年夏末，我陪同央视《湖商》摄制组女导演徐氏驱车赶到周家住宅，情不自禁地感叹，历经沧桑，周宅能幸存至今实属难能可贵。但由于岁月的流逝，厅堂和门楼在饱经风霜雨雪的摧残后，大多已残缺不全，草没颓垣，烟迷旧厥，伴着夜风，沫着落日，诉说着历史的兴衰荣辱。
  据史料记载，南浔周氏望族世居浙江省余姚西乡水阁村，清乾隆中叶迁居南浔。传至四世始发迹致富，开创者是周昌大、周昌炽、周昌富弟兄三人，周申泰老宅精于丝业。周昌大（1826-1891），一名味诗，字尔耆，少年就读，富有禀赋。
  15岁时父丧后辍学就贾，初为张恒和丝行经理。清同治八年（1869）在南浔开设周申泰丝号。由于他在上海没有丝行，所以在南浔购进生丝后转给其弟周申昌丝号，远销海外，五六年后暴富。二弟周昌炽（1832-1883），一名味六，名经瞍。他人未弱冠，就闯入上海滩，主营丝业，兼营棉花、丝吐、蛾口等。同治四年（1865）与堂弟周昌富合资在上海集贤里开设周申昌丝行，并在南浔分设周申昌丝号。正如《吴兴梦坡（庆云）先生年谱》（上海大东局昌艺社，1934年版）一书所言：“至是始与芸斋公（周昌富）分力合作，南浔积聚，芸斋公主之，上海输售，味六公（周昌炽）主之。”因周昌炽为早年上海丝通事，与洋商洽谈生意得心应手，很快致富。
  周氏老宅的封火山墙并不算很高，庭院深深，宁静幽雅，洋溢着浓郁的书香。门外过街就是南市河，后门也贴近河道。就我国传统的风水学而言，南浔大宅的主人大多讲究科学的风水观。时下有一种说法，风水是流传已久的
  一种文化现象，包含了天文、地理、建筑、伦理等诸多学问，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也含有浓重的迷信色彩和荒诞成分。其实风水学就是为寻找、改变、创造一种有利于人们生存、发展的环境的一门学问，也就是为人们生存、发展而寻找改变并创造一个好的基础，让人们在这个有利于自己的环境的基础上，尽可能好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即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力，从而更好地生存、发展。顾名思义，“风水”二字，“风”指风向、气流，“水”指水源、水质，“合二为一”就是一种环境。人的生存与风、水是密不可分的，因此“风水”一词的新含义就是现代人的生活要强化环境的观念。当然，如果从迷信和荒诞的角度去谈风水，那就不足可取了。
  周氏老宅为五进式江南宅第建筑。沿中轴线依次为正门、正厅、楼厅、客厅及生活辅房，其间各有天井相连。门楼的框架犹存，石础造型优美，雕刻精细。门楼额枋上分别镌刻着“竹苞松茂”、“花好月圆”，以及“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等词句，但至今大多依稀难辨，有的已“不翼而飞”。
  二进为餐厅，面宽五间，带有两厢房，窗户上装置着支摘窗和横风窗。室内置有雕花隔扇，原刻名人书画，房顶为天花顶。三进后是客厅，两侧各有小客厅，北边为中式，西边为西式，折射出中、西文化的碰撞和融合。客厅两旁各有小院，花木扶疏，太湖石点缀，显得明亮、空灵。后进则是生活用房和后院，再后的封火山墙外贴近小河。天井和各过道上方架设宽窄合宜的廊棚，用以遮阳、挡风、避雨，行走亦舒适方便。
  周氏老宅的西侧临南安弄，现存“南安西里”和“南安东里”两个欧式门楼，里面数间房屋的结构，颇似上海里弄建筑模式。这些房屋是专供亲朋来宾住的。至于周宅的围墙、大门何时被毁，未详。
   正当我边看边介绍周氏老宅的时候，女导演徐氏问道：“这老房子，当时是挂堂匾的吧？” “是的。”周宅二埭庭院厢楼 “那老宅建于何时？” 我未加思索，就说：“周庆云写的《南浔志》上有此记载，但我一时记不清了。不过，可以从两座厅堂的匾额作些推测。” “行，行。” “那就从两块堂匾说起吧。” 我滔滔不绝地介绍，这周宅头厅上曾悬挂着徐郙所书的“嘉德堂”堂匾，字体端庄饱满。徐是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人，同治壬年（1862）状元，南浔“四象”之首刘镛的儿女亲家。二厅的堂匾为左宗棠（1812-1885）题写的“南涧草堂”。左宗棠是湖南湘阴人，曾在江浙地区两次任官。第一次是咸丰十一年（1861）至同治三年（1864）率湘军入浙，与太平天国农民军交战；第二次是光绪七年（1881）至光绪十年（1884）在江宁（今南京）任两江总督。中法战争爆发后任钦差大臣，赴福建抗击法军，不久病故。由此可见，周氏老宅的建造时间已达120多年之久，大约在清代“同治、光绪中兴”之际。
  这一推算，正好与周氏家史吻合，即周昌大于同治八年（1869）开设周申泰丝号前后。女导演徐氏听到这里，笑说：“想不到你对这老房子还有过一番研究，学问挺深哩！” “不不！”我可不敢以假乱真，忙解释道：“这是从一篇北京同乡的回忆文章里看到的，并不是我的发现。这位同乡就是北京化工大学的章庆权先生，他家有幸在周宅居住过48年。小时候，他父亲很赞赏二埭厅匾额的书法，曾几次要他临摹练习，故记得很清楚。但遗憾的是他一直未注意题款年月，这个堂匾又早已不知去向了。” “真想不到南浔的这些大宅，和小河、石桥、河埠一样，都蕴含着古老的文化韵味。”女导演徐氏惊讶地感叹：“从你刚才介绍的那位北京同乡章庆权先生的回忆里，我还真切地感受到一种浓如醇酒的民风乡情！” 改良“辑里丝干经” 辑里湖丝在清代中叶后经历过两次改良。
  第一次改良是在道光初年，南浔辑里村“合二丝为一，以经车纺之”。据《清续文献通考》所述：“辑里，其丝经尤驰名欧美，输往外洋实为鼻祖，始于1825年即道光五年”；又说：“优良称细丝，光采鲜艳，韧力富足，为外人喜爱”，“盛时，生销五六万包，每包丝一千二百两合八十斤、经一千五百两合一百斤。”可见辑里村不仅在清道光初年以前就已初创制“辑里丝经”，而且在道光五年已出洋外销印度、缅甸、埃及、叙利亚等国。其原因，自然是“缫丝之法日渐讲究”，从初缫之生丝过渡到了再摇之经丝。蔡蒙《双林镇志》称之为“洋庄丝”，他进一步说：“洋庄丝，仅以辑里著称。清道（光）、咸（丰）时，上海犹未通商，洋商居香港，已有镇人运丝往售。”南浔温丰在诗中这样描述当时的盛况：“番船来银百万计，中国商人皆若狂；今年买经更陆续，农人纺经十之六；遂使家家置纺车，无复有心种菽粟。” 第二次改良是清同治十二年（1873），改良者就是南浔“周申昌”丝号的周昌炽（味六）。周庆云《南浔志》三十二卷里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周家丝号有一天派账房先生到乌镇购买生丝十余件，每件1200两，重80斤，装了满满一船。运往南浔途中，忽遇天气骤变，乌云密布，风大了，浪也高了…… 账房先生坐在丝包边，焦急不安：“这丝可是周老板的命啊！” “别急！你坐稳！”船主心里很清楚，眼前没有半点退却的余地。
  霎时，一道道闪电伴着雷电窜了下来，倾盆大雨猛烈地抽打着丝船。突然，猛地一阵狂风接连刮来，掀翻了丝船，打落了丝包……“天哪，这可怎么办？怎么办？”账房先生急得大哭。
  “事已如此，木已成舟。”船主是个通情达理之人，知道此番运丝惨遭横祸，必给周家带来损失，就劝说账房先生：“不要难过，办法总是有的！” 船主夫妇立即下水把船拖到河边…… 说来也怪，天气如孩儿的脸说变就变，刚才狂风暴雨，转眼就风弱了，雨势也弱了，太阳透出云层，沉重的天空开始晴了。
   等到丝船摇到南浔镇时，两岸已是灯火闪烁。账房先生一上岸，拉了船主往“周申昌”丝号走去。
  周昌炽正在大厅焦急地等候，见账房先生奔进屋来，问清情况，就立即吩咐船主把落水过的丝包搬进门，一时也无计可施。但他看到船主哭丧的睑，心想船家是无力赔偿的，反倒安慰了几句：“天有不测风云，这事去怪谁？你们莫急，容我设法解决。” “谢谢周老板！谢谢周老板！” 船主拱手道别：“我走了。” “慢。” 周昌炽示意账房先生，当场付清了运费。
   送走了船主，周昌炽回到书斋才静下心来，忽然想起日本丝商的东洋经质量上乘，于是又找账房先生商量一番。
  次日，周昌炽即派人去打听东洋经摇制的奥秘。同时，派账房先生到江苏省吴江的震泽，找到双杨镇上的苏经摇制者，问他们是否可仿效日本东洋经摇制，回答是肯定的：“行！” 周昌炽听到账房先生的禀告，脸上由阴转晴，大笑：“哈哈，天助我也！”于是，那十余件湿透的丝包急送双杨镇丝经行，仿效日本东洋经改苏经顺摇为逆摇。因为苏经顺摇是由左旋右，而日本东洋经逆摇是由右旋左，且条分手摇缫丝粗细不同。周家失水之丝，纺成东洋经后，剔除糙丝、屑丝，把原来蓬乱多绪头接好，把长框丝改为短框丝，改三板一车25条，每条约重4两，25条成经100两，以1200两为一包，称为“辑里干经”，出洋亦称“辑里干包”。
  周家“辑里干经”的成功，是对传统生产方式革命般的一次改变，“盖丝佳而工廉，各洋行咸来求购畅销美国、法国。南浔周围百里之地丝商仿效之，因皆获利”。周庆云《南浔志》引周庆森《家庭琐语》说，在“东洋经”出现后，“增出方经、大经、花车经等”。此述有误。其实在他的《南浔志》卷三十《农桑》引咸丰温鼎的《见闻偶录》中，已经有了“大经”、“绞经”、“花车经”等等。由此可见，“辑里经”起于咸丰以前，而同治季年周味六所创，仅仅是学日本东洋经制法，改原先的顺摇为逆摇。各地丝商无法复制成干经的，则将大多数土丝销往南浔，故摇经也成了南浔周边农村重要的手工业。当时，仅南浔毗邻的震泽、黎里一带就约有摇经户两三千家，每家约有经车4部，由土丝摇成经条“大约一百零六七两之白丝，摇成纯丝百两”；而经行中惯例，“约打九一折”，即农户领百两土丝，摇经后交91两，超过部分作为农民意外利益。由于辑里干经大受洋商青睐，一时生意爆发，保持了几十年市场优势。据史料记载，光绪年间（1875-1908），湖丝仍以“七里所产为海内冠”。同治、光绪年间，南浔丝商几乎垄断了生丝出口贸易。直到宣统元年至民国九年（1909-1920），辑里干经在与机缫丝的激烈竞争中又生命力延长，仍畅销欧美等国，每年平均出口16543.67担。到了民国二十三年（1934），辑里干经才逐渐衰落，出口仅400余担。
  光绪六年（1880），周申泰丝行因囤丝导致丝货压滞，洋商抑价，损失惨重，几乎破产。光绪十五年（1889），终因亏损太大而停业，成为南浔关闭较早的丝行之一。之后，周家主要向机缫丝、织绸及盐业等发展，其中盐业是其转型最早的产业。
  周庆云的实业剑池是莫干山胜迹，相传为十将、莫邪铸剑之处。周围绿荫似海，潺潺幽泉，至阜溪桥，汇成一股洪流，直冲剑池，形成三折瀑流。剑池左右石壁上有“横磨歼掳”四字，为抗日名将马建功所题；陈毅元帅在华溪桥上题诗：“夹道万竿成绿海，百寻润底望高楼。
  飞瀑剑池涤俗虑，塔山远景足高歌。”就在剑池瀑布流经之石壁上，我曾找到了南浔周庆云亲手书刻的“剑池”二字。在上流石上刻篆文“周吴干将莫邪夫妇磨剑处”，剑池下镌“阜溪之邍”，剑池对面以钟鼎文刻“石钟”二字，芦花荡题“天与泉”和“遽卢”，东石壁摩崖镌“甲寿岩记”。承那次陪同的文友告知，在张静江主持浙江时，周庆云积极参与莫干山旅游和疗养事业的开发，出资整修剑池、芦江南儒商周庆云花荡等景点，并筑“古天地亭”、“灵鹊亭”、“亦是新亭”、“游泳池”等等。
   周庆云（1864-1933），字景星，一字逢吉，号湘龄，别号梦坡，是周昌大之子。他幼学聪慧，光绪七年（1881）考中秀才，后以附贡授永康县学教谕，例授直隶知州，均未就任。从此弃学从贾，随父辈业丝。光绪十七年（1891），周庆云赴杭佐理张家盐务，成为张家的得力助手且结为至亲，并先后当选为两浙盐业协会会长、苏五属盐商公会（苏州、松江、太仓、常州、镇江）会长，成为江浙盐界巨子。他对岱山等地盐场及盐廒，有一套卓有成效的管理办法，又通晓盐政历史，著有《盐法通志》100卷及《岱盐记略》一卷，为我国盐政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周庆云从事盐务几十年，拥有20万左右资产，随后把部分盐业利润转化为工业资本，大力兴办丝绸工业。番禺汪兆铭《吴兴周湘聆先生墓志表》云：周庆云一生“立工厂六，于湖州曰模范、曰改良；于嘉兴曰秀纶、曰厚生，皆改丝；于杭州曰天章、曰虎林，改增”。据《杭州丝绸志》第四章所述，至民国九年（1920），“此时虎林公司已拥有丝车208部，纺机200台，职工560人，年产白厂丝300至400担，绸缎12000匹，年营业额高达120万元，为虎林历史上的辉煌时期。”民国十六年（1927）至民国十八年（1929），年生丝出口
  20世纪20年代，周庆云在杭州西溪湿地建造的秋雪庵量达到5000至6000包。据《上海丝绸志》记载，虎林成为当时中国丝绸业中对外贸易最具优势的一家工厂。
  民国十四年（1925），周庆云接办湖州大通丝厂（即原王笙甫等创办的吴兴公益丝厂），改名为湖州模范丝厂。同年，他投资10万元，在嘉兴北门塘江镇塘湾桥开办厚生丝厂，有丝车200部，其中意式直缫车120部。民国十五年（1926），与同乡庞元济、庄骥千合股，在南浔镇方长港创办“南浔汽机改良丝厂”，有丝车208部，生产南浔牌、湖山牌、分水墩牌等改良丝，在首届西湖博览会获特别奖。周庆云还采纳赴美考察归国的李惟弼（佑任）提出自营出口的建议，于民国十七年（1928）在上海汉口路朝福里增设模范丝厂出口部，为湖州地区厂丝不经洋行自营出口的首创者。从1928年至1932年间，生丝出口从初时增至1000包，后又陆续增至2000包。1932年后，有永泰、乾甡、瑞纶、振艺等丝厂加入，在上海博物馆路15号开设通运生丝贸易公司。
  民国十六年（1927），“日丝流行，我国缫多采用意大利机器，匀度不能与日丝相竞”，周庆云就与人合股，在嘉兴南门外王龙桥开办秀纶丝厂，置丝车154部。正如《嘉兴丝绸志》所记：“其机械设备取意、日两国之长而治之一炉，其后出口堪与日丝相伯仲。” 周庆云一生业丝，除倾心大办丝业、绸业外，还投资浙江铁路公司、浙江兴业银行，参加浙江省拒款保路风潮，并成立“拒款会”、“铁路保存会”，被推为议长。他在南浔合资创办浔震电灯公司，亦曾兴办长兴煤矿，与人成立长兴矿业公司、大兴矿业公司、阜兴铁路公司，并发起赞助长兴、合溪、江西、安福等煤厂。“中道改而行盐”，在上海浦东开办过五和精盐公司，抵制日盐进口。
  周庆云还热心回报社会，“退兼工商，不废儒雅”，兴办教学。如为浔溪书院延师，改革科举旧学，为盐业子弟办学校。民国后在杭州珠宝巷改设盐务小学，以后在梅东高桥发展为盐务中学，在家乡资助南浔中学并任校董。他放意山水，超山、莫干山均有别业，作诸游记，有《天目游记》一卷、《京江避寿记》一卷、《汤山修禊日记》一卷。从游记而修方志，有《西湖灵峰寺志》
  4卷、《莫干山志》13卷、《西溪秋雪庵志》4卷，而规模较大的是民国初修编南浔镇志，于民国十一年（1922）刻印《南浔志》60卷，附《南林缬秀录》一卷。《周志》继《汪志》后范围和内容更为充实。此外，他还办了一些值得称颂之事，如光绪三十二年（1906）与沈联芳等在上海发起湖州旅沪同乡会，这是上海最早的同乡会之一；同年，他还在杭州创湖学会，后改为旅杭商学公会，附设夜校、图书馆和招待所。
  宣统二年（1910），又与王一亭、沈联芳等集资在上海设湖州会馆，任总董；民国十二年（1923）任该会馆总会务，并任湖属壬戌水灾筹账会会长。民国十三年（1924）南浔旅沪公会成立，周庆云任会长。民国十六年（1927）在莫干山创办肺病疗养院，由其侄德国留学生周君常任院长；还修建西溪两浙词人祠、临安济川桥、宁波天童玲珑岩石经等。当时杭州文澜阁藏《四库全书》，遭兵火残毁不全，周庆云等筹资迻写“文津本”得4490余卷，厥者始完整，故有《补抄文澜阁厥卷记录》一卷。
  周庆云平时爱好诗词、书画、金石和收藏。春秋佳日，约文友雅集，绘画咏诗，作梅竹点染山水，着墨不多而秀逸流芳。书法少从柳公权入手，中年习汉隶北魏诸碑；五十后，融汇各家长，而出以变化；六十后，小楷尤精，由唐溯晋，得力于唐写经卷者深。生平编印金石印玺古器图书30余种。著有《节本秦西新史揽要》8卷、《浔雅》18卷、《浔溪诗征》40卷、《浔溪诗征补遗》一卷、《浔溪词征》2卷、《浔溪文征》16卷、《两浙词人小传》16卷、《梦坡室藏砚拓本》及《董夫人经塔刻拓本》等。周所著集成《梦坡室丛书》，凡45种469卷。由此可见，周庆云是一个南浔儒商的典型，出身于“牛门”辛勤耕耘，长一副“猴脑”灵活聪颖，以商人和文人兼备的身份闯荡江湖，进入了一种以商业儒、以商养儒、以儒促商的良性循环，并以此为因果。这对于今天从商的人们，乃至文化人，都是很有借鉴和启迪的。
   周庆云编撰的《南浔志》《周庆云讣闻》及叔侄同逝 我在郑逸梅先生遗著《清娱漫笔》中见到这样一段文字：别开生面的要算吴兴周梦坡，他的讣闻一份装成四册，外用布套，一切书写都是当代名人手笔，勒石再拓出来，同碑帖差不多，并把他生前收藏的东西也制版刊印，实在太考究了…… 这可是真实的故事。
  俗话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周庆云晚年以文史自娱，时有咏、唱昌、和之雅。但他70岁后，受病魔折磨常卧于床上，预感到生命已近尾声。回首往事，史海茫茫，世事沉浮，一生所办实业如过眼烟云，唯著作将流传后代，不免感叹人生如梦，四大皆空。
   儿子周健初恪守儒家孝道，与妻子日夜陪伴在父亲床前左右，精心服侍。
   某天，周庆云一觉醒来，见儿子坐在床前，就说：“健初呀，你真孝顺！” 话毕，两行老泪直淌，淌出心中苦辣酸甜。
   “爸，你安心养病，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媳妇边说边给他轻轻敲背捶腿…… “健初呀，我已拟好一份当今诸多名士的名单，你可分别上门拜访，就说我即将去世，请他们快给我写悼词或悼诗。” “爸，这……妥当吗？” “健初，你听话，速去办理。我的亲朋好友会理解我的。” “是，是。” “别耽搁了，务必10天内办好。” “爸，我马上去办。” 周健初四处奔走，分别登门求见了于右仁、张静江、居正、孙科、张继、陈其采等民国元老，诉说了他父亲的请求，这些至交老友自然允诺命笔。有的当场吟诗作画，有的事后写好送往周府。特别是章太炎，早已胸有成竹，竟写好了墓志铭。
  10天后，周庆云如愿以偿。他嘱咐儿子将这些悼词、悼诗汇编成一册，另几册是他的生平、墓志铭、书画及收藏之物。唯有年谱中他的去世之日，待他去世后让儿子填写上去。
   “爸，印多少套？” “印5000套。要求印刷、纸张考究一些，精心包装。” 《周庆云讣闻》印好了，周庆云爱不释手，混浊的眼睛中闪射出喜悦的光泽，仿佛变成了孩子似的。也许，人的生命到了终点可能会返老还童，重现孩提时代的天真…… “啊，这是我的宝书！”周庆云激动得发抖。美的弗利昂剂在童心压缩机的压推下运行了。大痛苦之后的大欢乐。心醉了……突然，他的头一斜，倒在床上。
   “爸，爸爸！” 周健初夫妻放声悲哭，但父亲再也没有醒来，嘴角边却挂着常有的一丝笑意。
   这是1933年12月7日，周庆云与世长辞。周健初在上海各大报纸刊登了讣告，举行吊唁活动。
   周府门首挂着白幡，上写：众亲友：先父遵嘱，奠仪只收二元，赠《周庆云讣闻》一套。
   周健初敬启讣闻原是死者家人报丧的通告，大都附有死者生平事略，一般都十分简单。但《周庆云讣闻》却有一套四册，吊唁者无不称奇：“此讣闻前所未有，乃是周氏一种独创！” 消息传开后，吊唁人络绎不绝。连不认识周庆云的人都争先恐后地赶来，为的是得一份《周庆云讣闻》。不出三天，那5000套《周庆云讣闻》已全部送完。这套《周庆云讣闻》具有文物收藏价值和纪念意义，所以很多人视为秘籍珍存。
   更奇怪的是，当天周庆云的侄子周柏年吊唁时，“三叔”一声悲呼，一头倒在灵堂前。
   “柏年哥，你醒醒！”“柏年哥，柏年哥！……” 周健初夫妇过去叫唤，周柏年已全身瘫痪在拜凳上，再也没有起来。
  周府上下，霎时哭声震撼天地。周健初又设灵堂，为堂兄周柏年开吊。因周柏年在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任职，所以国民党的军政要人也从南京赶来吊唁，蒋介石特派秘书代表也到周府送了花圈、悼诗。对此事，周延礽《哀思录·附录》有一段文字：“闻赴震悼，痛门庭之多散，感人事之不常，触动旧疾，
  一夕而卒，距先君（周庆云）病逝前后不及两时也。” 伯侄二人同日逝，各界人士深为震惊。1934年1月13日，旅沪湖州会馆、湖社、浙湖绸业公所、旅沪南浔公会、湖州旅沪中小学、市北中学等千人集会为他们隆重举行追悼大会。当时参加追悼会的周家后人中，有一位血气方刚的青年周延弼，正在上海读大学。后来抗战爆发时投身救亡运动，并组织游击队抗日，不幸于1941年12月3日被日寇枪杀于太湖，不获其尸。解放后，被浙江省人民政府追认为烈士。
  周庆云去世后，他的讣闻及叔侄同开吊，成为当时上海滩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更被各大媒体炒得沸沸扬扬。而他的讣闻数十年后，上海旧书摊上仍把它居为奇货，至今仍被人视为珍品。就在我撰写此段文字时，几天前还在南浔镇年轻的文史研究者陆剑家中看到过一部电子版的周氏讣闻。
   周柏年投身辛亥革命 周柏年（1880-1933），原名延龄，一名周觉，字君鹤，是周庆贤之子，周昌大之长孙。他孩提时代正是家庭陷入困难之际，饱尝人间世态炎凉的疾苦，也造就了他日后不畏艰难、开明正直的秉性。光绪二十五年（1899）考中秀才，但已接受新思潮，追求维新。20岁东渡日本，成为早期同盟会会员。
  光绪三十三年（1907），他和张静江一起，二次赴新加坡为《新世纪》周刊筹办印刷器材和招聘华文排字工。《新世纪》诞生后，张静江在上海创办大型画报《世界》，并在上海望平街又设立一个世界社，周柏年任总经理。
  光绪三十四年（1908），周柏年与陈英士一起回国，任同盟会上海支部评议员兼常务议员。他与于右任、朱少屏、戴天仇等关系甚密，当时于右任为《民呼报》总理，朱少屏为《民立报》经理，戴天仇是《民权报》笔政，而这“三报”经费均由张静江的世界社拨给，自然经手人就是周柏年。“三报”鼓吹革命走向共和可谓思想超前，不遗余力，其中《民呼报》立旨反清，旗帜鲜明，很有召唤力，因此清廷扬言要挖掉办报人的眼睛。于右任等革命党人闻知后，愤怒地拍案而起，决心以牙还牙，改《民呼报》为《民吁报》，意在就是挖掉了眼睛也要为民振臂呼吁！当时周柏年还与“三报”办报人宋教仁、杨千里、汪绮云等人来往甚密，经常往返于上海、香港、广州等地，与革命党人极力鼓吹反清革命，组织武装力量。
  辛亥革命前夕，周柏年在上海参与陈英士等组织光复，秘密刻制印章，张贴革命文告。攻打江南制造局时，周柏年亲自参与组织敢死队，身先士卒。上海光复后，陈英士任都督，曾委任周柏年要职，但他执意不就，后任《民权报》驻北京代表。
  民国二年（1913），袁世凯窃权登台后一反常态，疯狂镇压革命党人，周柏年被迫与庞青城、张继等流亡日本。民国三年（1914），孙中山在东京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周柏年奉命回国，从事反袁斗争，运用《民权报》等载体痛击袁贼窃国阴谋。他支持同乡钱辛（字病鹤，后改云鹤），以“沐猴而冠”绘作《百猿图》，生动地勾勒和披露袁贼及其狐党的丑态，引起广大民众的强烈共鸣。后来钱辛又整理出版《猿政府外史》，自费印成单行本，委托书局代为发行未成，交各小书摊暗地出售，购得者传视珍藏，莫不拍手称好。不久，袁贼之徒下令没收画册，通缉绘画者，钱辛遂不得不隐避于租界。
  民国十三年（1924），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柏年当选中央委员；次年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又任监察委员；民国十五年（1926）5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任中央常务委员会秘书长。其时，周柏年还与世界社同仁何思敬、徐崇等进步人士过从甚密。何思敬（1896-1968），法律学家，翻译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由于其父从小就在南浔“四象”之一张家的关系，何思敬13岁丧父后，不得不辍学到上海，在周柏年主持的世界社开的世界书店里当学徒。由于何思敬勤快、好学，经周柏年推荐，不久调到通义银行。北伐前夕，周柏年随张静江南下广州时，带了两个他最喜欢的人一起去，一个是朱家骅，后来在国民党大出风头；一个是何思敬，后来在周柏年的书法扇面共产党担当重任，是周恩来的秘书。
  周柏年秉性耿直，与执政者意见不合时往往会愤然回击，快人快语。北伐后，他对蒋介石的专横跋扈深为不满，即以多病为由，毅然辞去国民党中常委秘书长之职。但于右任出任监察院院长时，又举他为监察委员。一次，他和张静江不知为何发生言语冲突，竟大拍桌子，破口骂道：“大家都是南浔乡下人出身，彼此彼此，不要神气活现，你有什么本领，还不见亮见亮。”据他侄儿周君梅回忆，周柏年对待家庭成员和亲属也是如此，一次，“伯父骂我是扯洋旗，做洋鬼子”。主要是因为周柏年对周君梅出国留学后定居美国，没有回来报效祖国颇为不满。
  综观周柏年的一生，作为一个在民国政界颇有影响的人物，并以文才为士林所重，在他的那个时代也确属不易。他从商人中脱胎而出，又混迹仕途，还舞文弄墨，喜欢吟诗、摹碑、临帖。据说他和张静江、沈尹默一起，学书法都从魏碑入手。开头，张静江天分高，又肯用功，进步快，于法度中独具个性。有人问周柏年：“你又如何？”他回答，决不甘居沈（尹默）后。当然，沈尹默后来成为举世公认的中国20世纪书法艺术大师，1944年《世界美术辞典》主笔荷兰高罗佩称他为“民间第一大书家”，《辞海》（艺术分册）中所列当代书法家，也只有他一人。遗憾的是周柏年只活到50余岁即离世了，否则，他的书法造诣也可能是很高的。
   白字先生与严惩恶少 关于周柏年在南浔的趣闻逸事很多，但对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同窗文友顺泉兄讲的二则故事。
   故事之一：南浔人历来有喝茶的风俗，周柏年在南浔养病期间，常去阅报社、丝业公会等地方品茗、读报、聊天。有一年暑假，浔溪小学校长蒋殿襄从外地聘请一位大学生来校执教，当那位大学生乘小船到校时，蒋校长早已立在门口河埠上相迎了。
   那大学生上岸后，与蒋校长寒暄一番。
   “年轻人啊，大有作为，前程似锦。” “谢谢校长鼓励，晚生不过是‘滥竿充数’。” 什么？“滥竽充数”这句成语，他竟误读为“滥竿充数”……蒋校长是上了岁数的学者，自然心胸豁达，听到大学生读白字也尚未介意，只是一笑而已。
   此时，正好被在书房中看书的周柏年听到了。他立即出来，对正在搬行李的校工喊道：“不要搬了，不要搬了。” “这……”校工脸露尴尬。
   周柏年厉声说：“此位先生不会在这里教书！” “对不起，对不起。”那位大学生已探出周柏年的身份，知道自己读错了字，满脸羞愧，立即下船而去。
   事后，周柏年对蒋校长说：“你看，这‘滥竽充数’是个极普通的成语，
  一个大学生竟会读错，那种先生怎能用得，岂不误人弟子？” 蒋校长没有回答，心里却很佩服周柏年。因为周柏年一直热心家乡教育事业。如民国十四年（1925），他发起参与筹建南浔中学，是年秋开学后，任校董。后来南浔中学修建的办公中心命名为“柏年堂”。他还在南浔创办裕群制种场，开办蚕丝进修班，聘日本华侨在浔中和制种场教日语。
   故事之二：周柏年因与蒋介石常意见不合，就提出回乡休养。蒋介石本来就讨厌他，自然马上批准。周柏年回南浔之日，镇上所有头面人物都到轮船码头恭候。
   此时，南浔警察局长有个吃喝嫖赌的弟弟，人称恶少，闲着无事去逛街。
  忽见一河埠头的水中映出一张俏睑，胸后一条乌黑发亮的长辫垂在细腰际，倩影随着清澈的水波晃动…… 那位恶少立在河边贪婪地盯着不放。那姑娘洗好衣服上岸时，被那恶少拦住。
   “小妞，陪我玩玩。” “呸！” 那姑娘认识这恶少，扭头就夺路而逃。恶少穷追不舍，嘴里不停地喊：“小妞，快等等我呀！……” “呸！呸！” 姑娘急中生智，就沿着深巷七转八弯，转眼间就不见了。
   恶少追得昏头昏脑，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忽见一个石库墙门半开着，恶少就冲了进去，虚张声势地喊：“小妞，你快出来！快出来！” 冷不防，恶少被一中年男子挡住了去路。此人正是周柏年。他因不愿打扰地方官员、富绅，刚乘了一条小船到了家里。虽然不认识这位恶少，但听其言，观其行，已能猜出其中七八分。
   “你这位少爷，怎么大白天追赶人家姑娘？知不知羞耻？” “你是什么人？敢说老子的不是？你知道老子是谁？” “任你是谁，都不能为非作歹！” “他娘的！你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快叫那小妞出来，否则就对你不客气！” “你敢？” “那你就尝尝老子的拳头！” 恶少一拳过来，“啊呀”一声，手臂反被别人拉住。周柏年的警卫员将恶少反了手。
   “青天白日之下，你私闯民宅，强抢民女，该当何罪？”周柏年怒斥道：“快！把这无赖押送到警察局去！”“怕什么，我是警察局长的兄弟！” “嘿！”周柏年心想对这种人，不好好教训教训如何得了，于是下命：“把他捆起来！” “是！” 警卫员立即把恶少捆在天井的一棵大树上。恶少嘴里仍骂声不绝…… 此时，南浔镇上的头面人物、富绅已在轮船码头恭候多时，一直等到太阳落山，还不见周柏年的人影，大家估计他不会来了，才各自回家。
   警察局长回到家里，吃晚饭时未见那位恶少兄弟也不放在心上，这是常有的事。第二天天未亮，他母亲叫喊起来，说小儿子一夜未归，莫非出事了？警察局长也感到蹊跷，立即带几位警察去寻找。可找了一个上午，仍找不到人。
   警察局长是外地人，到南浔任职时间不长。好在有部下引路，一家家查过去，才查到了那个石库墙门，见天井里大树上绑着一个人。警察局长抬头
  一看，吓了一跳：“这不是亲弟弟吗？”不觉破口大骂：“谁敢在爷爷头上动土？” “大哥，你替我报仇！”恶少哭着说。
   周柏年泰然而出。
   警察局长未等部下开口，就下令：“快！把他捆起来！” “你敢？” 警卫员拉出了手枪。
   突然，警察局长拔出手枪，对准了周柏年：“你们都举起手来，否则我就开枪了！” 剑拔弩张之际，正好南浔镇商会会长进来，一看阵势，就急呼起来：“局长大人，你知道他是谁？他就是周柏年！” “哎呀！我的妈啊！” 警察局长脸色发白，瘫倒在地上。
   从一张老照片谈起 在辛亥革命风起云涌之际，南浔出了一大批在中国近代史上颇有影响的人物。其中，周家就有几个。
  据上海周树华（周佩箴之子）同乡生前回忆，民国十三年（1924）5月5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在孙中山故居（今香山路7号）举行庆祝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三周年纪念活动。当时国共合作，国民党与共产党人摄影留念，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历史照片，现陈列在香山路孙中山故居。这张照片共有27位合影者，其中后排左起第十人就是先父周佩箴，中排左起第二人是先伯父周颂西，原名延训。
  这是毛泽东1949年前留在上海唯一的照片，历来为史界看重，多次被引用。1924年1月，国共两党在上海设立执行部，毛泽东任该部文书科主任兼组织部秘书，周佩箴任财务部副部长，周颂西任交际部副部长，部长为瞿秋白。
  另一位南浔人张廷灏经毛泽东推荐接任毛泽东辞去的组织部秘书一职。据南浔文史老人朱从亮先生生前考证，张廷灏是南浔镇第一个中共党员，入党介绍人是浙江诸暨籍的张秋人。他早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任校学生会主席。临毕业时，校长不愿在张廷灏的文凭上签字，无奈只好由教授代签。当时，有人还
  1924年5月5日，周佩箴、周颂西兄弟在上海孙中山寓所出席庆祝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三周年纪念会时留影。第三排左二为毛泽东，右一为周佩箴；中排左二为周颂西。想暗杀他。民国十四年（1925）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在上海中山故居设灵堂一个月，总招待是张廷灏。是年10月，国民党决定设立上海市区党部联席会议办事处（当时有9个区党部），由恽代英、张廷灏等
  三人负责，并着手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的筹备。第二年元旦，上海特别市党部正式成立。当时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的毛泽东鉴于上海《国民日报》为叶楚伧等所操纵，拟办一份由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领导的《国民日报》，并确定张静江和张廷灏为正、副总经理，柳亚子和沈雁冰（茅盾）为正、副总主笔。筹备工作完成之际，由于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排斥共产党人，毛泽东被迫离开中宣部。1954年，毛泽东曾亲自接见张廷灏。1972年，张廷灏病逝于上海（以上引自《上海党史资料丛刊》）。
   周佩箴（1884-1952）也是值得一提的人物。他原名周延绅，字佩箴。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考中秀才。废除科举后，由于家境不佳，弃学经商。因祖上与上海巨商徐润（号雨之，1838-1911）有世交，遂进徐润所办的“宝源祥”房地产号工作，由办事员逐年提升为总账房。旋被同乡亲友张静江聘请任上海通义银行经理。尽管后来通义银行夭折，但周佩箴的才华，深得孙中山赏识。不久张静江与他商议组建来远公司和通运信托公司，周佩箴任通运信托公司经理。这两家公司后来为孙中山筹措经费，是贡献很大的。由于张静江的介绍，他与孙中山相识，光绪三十一年（1905）加入同盟会，为反清革命走向共和继续筹借经费，深受孙中山器重。辛亥革命前夕，张静江受孙中山之命，从巴黎回上海，与宋教仁、陈英士等设立同盟会上海支部，周佩箴任评议员。他在组织光复军敢死队攻打江南制造局中，任秘密联络员；杭州光复后，应浙江省军政府都督汤寿潜之邀，出任省官产处处长。袁世凯窃取大权以后，在孙中山号召的“二次革命”中，周佩箴托病辞去浙江省官产处处长之职，直接参与讨袁军向北洋军发起的战斗，并为此筹措革命经费。
  张静江的通运信托公司停办之后，周佩箴参与成立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为常务理事。民国十年（1921），周佩箴参加上海市总商会，被推选为会董。
  由于读书、藏书是他的嗜好，曾把自己珍藏的大量图书捐赠给上海市总商会图书馆，因此受到著名书法家沈尹默的赞许，并在《申报》上撰文介绍周佩箴的这一义举。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时，以一全身照片亲笔签名赠给周佩箴，并以“天下为公”横幅赐赠，上款为“佩箴兄属”，以示留念。
  而后，周佩箴追随孙中山赴粤参加北伐，曾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土地厅厅长、广东沙田清理处处长、广东省护国军司令、黄埔商埠公司执行委员。同时，他还将侄儿周君常（留德医学博士）推荐给孙中山，作为孙中山贴身军医随军北伐。
  民国十六年（1927），周佩箴改任上海中央银行行长，次年任中央银行常务理事（总裁为宋子文），并任财政部杭州造币厂厂长，浙江省政府委员。而后任审计部主任秘书兼总务处处长、邮政储金汇业局监察委员、中央农业银行常务董事兼代总经理、亚东银行董事长等职。抗战时期，赴渝继续任上述
  三银行之职外，还兼任战时劝募公债委员会委员。抗战胜利后，周佩箴返沪，仍任中国农业银行常务董事、亚东银行董事长、交通银行常务董事。1952年，周佩箴因病医治无效，在台北寓所逝世。
   周佩箴生前最大的期盼是海峡两岸早日统一，故其骨灰一直没有安葬。
  1998年4月，在南浔镇有关方面的关心帮助下，其骨灰由后人护送，从台湾经上海运回故乡，安葬在南浔陵园墓区。这位历经辛亥革命、反袁斗争、北伐革命、抗日战争、几十年高层金融生涯的巨子，终于实现了叶落归根的夙愿。
   版本目录学家周子羙 周家与南浔其他富商有有-个共同点是可肯定的，即他们身上具有儒商的人文品性——读书、经商、积德，然后由儒入仕，代代相袭。当然，周家也有其不同的个性，几乎是几代人都集商人与文人于一身，或亦商亦官，或崇文重教，热心回报社会，且著述甚丰。除一代儒商名人周庆云外，还有周良苗的《听香楼尺牍》，周昌富的《怡园剩稿》，周庆贤的《晚菘斋遗著》、《集灿诗》、《先贤经介汇编》，周庆奎的《柴园遗草》，周柏年的《忍庵遗诗》、《妒坡遗毒》和周延礽的《莫干山续志》、《梦坡公年谱》、《梦坡画史》等著作传世于今。周家伯侄（周庆云、周子美）共修《南浔志》，父子（周庆云、周延礽）共撰《莫干山志》、《莫干山续志》，更是流传至今的佳话。
   至于周家的后人，也无不深深打上了上述的烙印。其中一位代表人物就是著名版本目录学家周子美（1896-1998），早年随父周庆森在温州平阳读书，光绪三十一年（1905）就读南浔私塾。中学毕业后，赴杭州在沈钧儒创办的浙江法政专门学校攻读政治经济科，三年后回南浔执教于毓秀、竞新、浔南等小学。民国五年（1916）至民国十年（1921），经叔父周庆云介绍赴宁波岱山盐栈当职员。早年加入南社，曾受聘续修《湖州府志》，任吴兴县修志局编辑兼郡东采访员。民国十三年（1924）至民国二十一年（1932），任嘉业堂藏书楼编目部主任，历时八年，将该藏书楼近60万卷古籍逐一过目，编成《嘉业堂善本书目》、《嘉业堂藏书目录》、《嘉业堂抄本目录》等十几种书目，并于1932年发表《慈云楼藏书志考》。这些编著的书籍至今仍为史学界、藏书界所珍视。
  据南浔老人回忆，周子美年青时代就刻苦读书，学风严谨，对嘉业堂藏书楼的善本珍本目录学颇有造诣。大约在民国初期，周子美在参与伯父周庆云编纂《南浔志》（即《周志》）时，曾与画家吴彦臣一起，乘一叶小舟赴南浔乡下“十
  二庄”采风半年之久，以查访庙宇、桥梁为主，搜集地方素材，可谓均是第一手原始史料，弥足珍贵。民国六年（1917）代伯父周庆云编辑《浔溪诗征》二卷；民国十一年（1922），与宁波汤浚合编《蓬山两寓贤诗抄》二卷。民国十
  三年（1924）在南京加入中华图书馆协会，为善本调查专门委员之一；民国二十二年（1933）加入国学社；1947年在上海加入浔社。
  周子美于1932年至1942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中文系任教，并在震旦大学中法国立工学院兼文史教授。1944年复任教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上海培明中学。在此期间，先后撰写了《庄氏史案考》、《洛阳伽蓝记注》、《南浔志稿》等等。解放后，先后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育系任教。而后任华东师大图书馆参考阅览部主任，编成《华东师大善本目录》、《华东师大图书馆藏金碑拓分类目录》等多种书目。1971年，调入《二十四史》标点组，参与《新唐书》、《新五代史》、《文献通考·经籍考》的点校工作。1978年恢复高考以后，古迹整理研究室是华东师大第一批招收硕士生的单位，已80余高龄的周子美夜以继日地编写《文献学要略》，并将数十年古籍整理研究实践的经验，传授给一批批学生，至今这些学生都已成为教学和科研的骨干。1986年他晋升为华东师大古籍所教授。1987年退休后，仍发挥余热，任湖州市方志办顾问、南浔镇志办顾问、江苏省南社研究会顾问。直到90岁高龄，仍辛勤笔耕不止，出版了《嘉业堂善本书目》、《天一阁书目》。还将珍藏的徐自华《听竹楼诗稿（抄本）》以及罗振堂的《洹洛访古游记》献给国家。
  周子美在晚年仍对故乡一往情深，犹如品味一杯佳酿陈酒。因为他是南浔百年沧桑的见证人，无疑就成了南浔近代历史文化研究的“活字典”。当时南浔有几位老人热心修编地方志，就常写信向周子美求教，他总是有问必答，共同探讨，不厌其烦。其中南浔文史老人朱从亮先生离休以后，数十年如一日搜集史料，精心研究方志，在编写《南浔镇志》（油印本）时，在1980年至1989年近10年时间内，与周子美书信不断，两人情深意笃，不仅血脉相通，而且心魂相印。2000年，我在参与编写《中国近代最大的丝商群体——湖州南浔的“四象八牛”》一书时，曾看到过周子美写给朱从亮的原信复印件，共100余封，字里行间浸透着他对故乡的挚爱，为南浔地方志的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史料。周子美的著述还有《善本书所见录》、《南浔丝业小史》、《南浔工商小史》、《南林丛刊》、《近百年来江南藏书家概述》等不下30余种，历年来在报刊发表的文字颇多用笔名，不殚表述。现在，这两位老人已相继逝去，但他们留下的这些文字仍流传世上，可称誉为不朽的文化财富。
  1993年5月，98岁高龄的周子美在幼子世光（现为国防科技大学教授，军事突防和武器专家）陪伴下，重返阔别50多年的故乡南浔。在南浔同乡联络会办公室一落座，南浔镇领导和乡亲就送上清茶，还有家乡迎亲友的传统点心——水煮鸡蛋。夜宿颖园，日游小莲庄，重睹嘉业堂藏书楼，聆听浓郁乡音，品尝美味乡肴，一些尘封的往事便在周老的心中涌动起来。前思古人，后望来者，他竭力探求南浔人的心灵轨迹，似乎感受到那丝丝缕缕的文化灵性之光，感受到这块土地上的凝重感、沧桑感和纵深感。此时，夜已深了，他的心却久久不能平静，欣然在灯下铺好宣纸，饱蘸乡情为正在编纂的《南浔镇志》（新编本）题写了书名。回沪以后，即写下了《九十八岁故乡行》一文。
  1995年，南浔镇有关领导一行专程赴沪上门拜望周子美老人，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有关领导，以及周老带过的那些硕士生等人一起参加了他的百岁诞辰祝寿会。1998年10月27日，周子美在上海病故，次日上海各大报纸均刊发消息，以示悼念。他患病期间，南浔镇有关领导亲赴上海医院探望这位103岁的老人，送去了家乡人的一片关爱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