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浔区图书馆

正当顾乾麟用生命的彩线，细细密密地编织着“得诸社会，还诸社会”的爱心大网时，战争和坎坷也接踵而来，无情地破坏了上海的环境和人们的心态。
  先是日军包围“孤岛”；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沦陷。
  上海英商怡和公司财产被日军查封冻结，而作为“怡和”代理人的顾乾麟所经商的棉花、棉纱及资产也遭日军查封冻结。他不能眼看成绩优异的同学再度失学，就变卖部分流动资产。妻子刘世明深明大义，将自己珍藏的首饰出售，帮助他续办奖学金。此时，申新纱厂董事长荣鸿元毅然伸出援助之手，约他一起合营“大华行”，由他代理申新纱厂的“双马”等名牌纱布，这才使他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
  抗战胜利后，经历了八年离乱的流浪少年儿童从四面八方进入上海，在大街小巷涌现。这些孩子大多在十三四岁至十七八岁之间，战争中失去父母，或骨肉离散找不到亲人而流离失所，但又无事可做，衣食两缺，逼得铤而走险，效作鼠窃狗盗，沦为丐童、小偷、雏妓……蓬头垢面，衣着破烂，过着流浪生活。当时上海著名漫画家张乐平笔下的《三毛流浪记》，就是这些孤苦孩童的逼真写照。为此，上海市建立了难童收容所，邀请了一位刚从苏联考察归来的儿童教育专家周祖望任所长。
  有一天，周祖望所长见到了顾乾麟。顾先生一把握住了周祖望的手说：“年轻人，你办的是好事，是真正的教育事业，我支持你！”当即，他俩就驱车到了位于西郊漕河泾的上海难童收容所。这里抗战前是上海监狱，上海沦陷后被日本人作为驯马场，占地近200亩，建筑都已年久失修，破损不堪。
  顾乾麟在周祖望的陪同下，向孩子们问长问短，问寒问暖。傍晚时，他到食堂看孩子们就餐，吃的是青菜麦糊；又回到卧室，见到孩子们睡的是泥地面，非常潮湿，不少人染病不起，患皮肤病的人更是不知其数。不知不觉间，他的视线模糊起来，一颗颗晶莹的泪珠夺眶而出…… “周所长，我想提个建议行吗？”
  “行，行，顾先生有什么话尽说无妨！”
  “我建议难童收容所改名为难童教养所，你说怎么样？”
  “哈哈！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周祖望笑着说，抗战时他大学毕业，在安徽任皖南社会服务处总干事时，曾为一部彩色影片《神父麦克沃》所感染。这是一个年青神父和30多个犯罪儿童的故事。他从此萌生了要办一所特殊的学校的理念。此刻，听了顾乾麟的建议，旨在加强对孩子们的教育和谋生技能的培训，他兴奋极了：“好！我立即汇报，改名上海难童教养所！”
  临走时，顾乾麟紧握周祖望的手说：“我一定要大力帮助你！” 那天夜晚，顾乾麟回家后就向夫人刘世明倾诉了他的心事。他说：“可怜天下父母心，眼下这些流浪儿童没爹没娘，虽然被收容了，但生活在这样的地方怎么不让人心疼呢？”
  “你想为孩子们造一幢大楼？”
  “对！”
  “那经费如何着落？”
  “我想搞义演筹措……”
  “太好了！多请一些京剧泰斗联手登台。” 顾乾麟望着春风满面的夫人刘世明，心里更充满了自信。不久，他邀请梅兰芳、周信芳、俞振飞、姜妙香等京剧名家和工商界朋友，以及上海各报记者参观难童收容所。他当即与梅兰芳商量，两位急公好义的人一拍即合。接着，又邀请梅兰芳、周信芳等大师举行午餐会，共商义演。梅兰芳说：“看了这群可怜孩子的住宿环境，就是多唱几台戏，也是愿意的。我已多年不唱，这次就唱一出吹腔戏《贩马记》，吧！”就这样，梅、俞、姜等几位大师以《贩马记》压轴，多次登台义演的顾乾麟和夫人刘世明扮演了《斩黄袍》中的赵匡胤和陶三春。那次被誉为“一戏惠千人”的盛举，一切开支均由顾先生承担。梅兰芳敌伪时期蓄须明志，多少人抢着看他重新粉墨登台。票价虽很高，但预售一开始就告客满。著名戏剧家田汉对梅博士剃须演出有七律之赞：
  八载留须罪歌舞，坚贞几辈出伶官；
  轻裘典去休相虑，傲骨从来耐岁寒。
  这笔捐款盖起了一幢五层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楼房。新楼缺少设备，顾乾麟又出面募捐，荣鸿元、荣鸿三、荣鸿庆三位著名民族实业家捐款完成了设备和装修。为解决难童的服装费用问题，顾先生还组织了义演和球赛。
  当时外地难民如潮水般涌入上海，平民百姓得了急病，无钱进医院，猝死是常事。为此，顾乾麟苦苦思索着“良方妙药”，自述“想了几昼夜，想出了办救助贫民的急病贷金”。他邀请申新纱厂荣鸿元及其他挚友，集资成立了上海急病医药贷金社（一年后改名为上海急病助金社），约定40所医院、几十位名医，专门抢救急病者，所有费用全由助金社支付；所需办理的日常事务一律由叔蘋同学业余承担。据统计，从1946年到1949年5月，二年半时间内，从死亡线上抢救出7000多贫苦急病患者的生命。
  于此，我想起《圣经》里的一句话，“爱是无可比的”。民谚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浮屠就是佛塔，就是无可比的爱，七七四万九千级的高塔穿越云霄，把无可比的“爱”大写在万里长空，就连“普度众生”的神仙大佛也为之倾倒、惊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