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浔区图书馆 内容
顾氏发家的传说 南浔“四象”之一的顾氏，开创人是顾福昌，民间流传着一个他发家致富的故事。
那年清明日一早，顾福昌打开丝行店门，见乡民老赵匆匆走来，满脸愁色，忙问：“老赵呀，你有何急事？” “顾老板，我儿子得了急病，急需借点钱。” “不瞒你说，我手头也紧……” “所以，我想与你商量。” 老赵说着，小心翼翼地从怀里掏出一只小小的金元宝，神秘兮兮地说：“这只金元宝是我家祖传之物，能否先抵押给你，你借给我400个铜板，好吗？” 顾福昌接过金元宝，沉甸甸的，不觉疑惑道：“你找错门了，快到当铺去吧！ “不，不！”老赵摇摇头，说：“倘若把金元宝当了，铜钱至少几千吊，但手一松把钱花光了，我以后拿什么去赎？我相信你是好人，想暂时押给你，日后当然是要赎回来的。” 顾福昌觉得此话颇有道理，再说乡民有难理应助人一臂之力，就凑足了400个铜板给他，收下了金元宝。双方约定两年后来赎取。
老赵拿了400个铜板，急急出门而去。
夜晚，顾福昌躺在床上，心里盘算着如何设法筹资做大生意，但苦于筹措不到资金，久久难以入眠。忽然，想起早上老赵借钱一事，脑海里一亮：如果把老赵的金元宝抵押到当铺，至少可值4000铜钱，添了这笔本钱，就不愁做不了大生意。在这两年时间，定能赚进很多金元宝。
次日天一亮，顾福昌就赶到南浔同泰当铺去当那只金元宝，果然当得铜钱4000吊，当期为两年。他回到自己的丝行，立刻大量收购辑里丝，一直忙到掌灯时分才关店门。
此时，顾福昌哼着当地小调，走进里屋，霎时闻到一股绣花锦菜淡淡的清香。
绣花锦菜是南浔一种奇特的菜，比普通蔬菜糯软得多，而且只长在南浔方圆十里之内，十里之外就变种，有型而无香。好比橘生南国为橘，过淮则为枳。
“你今天为何这样开心？”妻子朱氏故意问。
“辑里丝嘛！我购进了这么多辑里丝……”顾福昌哈哈大笑。
八仙桌上摆着三菜一汤，三菜是绣花锦菜、臭豆腐干、红烧猪肉，一汤是太湖莼菜汤。
“快吃吧！饭菜也凉了。”朱氏的话里充满了温柔。
“你也辛苦了，快吃吧！ “嗯。” 朱氏用筷子夹起一块红烧肉放进丈夫的饭碗里：“今天我多添了一样荤菜，不知好吃不好吃？” “好吃！好吃！”…… 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顾福昌，你怎么可以拿假元宝来害我？”听声音就知道是同泰当铺的汪朝奉。“什么？这金元宝是假的？” “是啊，这是只假金元宝！你快开门！” 顾福昌开了门，汪朝奉厉声责问：“我看在多年朋友的面上，没有仔细鉴别这只元宝，就收进去了。可你却害我！快跟我到当铺去，交还4000吊铜钱！” “天哪，我已把这笔钱都用来购买辑里丝了！” “那你不是存心害死我吗？”汪朝奉急得跳起来：“你不必多讲，快跟我走！” “可我还不出钱啊！” “那你自己去跟老板说！”…… 看到眼前的尴尬场面，贤惠达理的朱氏就劝丈夫说：“做人要讲诚信，你快到当铺去一趟，对老板实情相告，赔礼道歉！” “对对对！”顾福昌一把拉着汪朝奉就往门外走。
到了同泰当铺，老板正急等着。
“对不起，真是对不起。”顾福昌恳求说：“此事有当票为凭，两年后我定按约回赎。我是有家有业的，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 当铺老板知道顾福昌是拿不出钱了，逼也无用，就答应让他到期回赎：“不过话说在前头，两年后你若不守信用，别怪我翻脸不认人！”叫顾福昌当场写了一份详情文约，才放他回去。
顾福昌回到家里，朱氏见他神情恍惚，就说：“这笔钱是我家的命根子，只能赚不能亏！” “对！”顾福昌咬咬牙关，回了一句：“是啊，只能赚不能亏！” 从此，顾福昌夫妻俩起早摸黑，精打细算，经营丝业。两年后居然发家致富了。到了清明前夕，他就去同泰当铺赎回了金元宝，虔诚地把它供在家堂神龛里。
清明日早上，顾福昌正在抹柜台，见乡民老赵领着儿子走进店来。未等他开口，老赵就捧出400个铜板，说：“顾老板，我来赎元宝，那只金元宝是假的。因儿子急病，出此下策，实在缺德。多亏你那400个铜板，救了我儿子一命。”说着，忙叫儿子下跪致谢。“起来！起来！”朱氏一把拉起老赵的儿子，笑说；“兄弟，我家感激你也来不及呢！” 老赵惊讶得目瞪口呆。
顾福昌哈哈大笑：“这元宝虽然是假的，我却靠它发了大财！” 朱氏忙请坐、沏茶。
顾福昌遂细说往事，老赵更觉惊喜，良久才喃喃自语：“祸兮福也，福兮祸也。” “世上祸福无常，唯有心善人正。”顾福昌手指着家堂神龛里供着的元宝，目光朝妻子朱氏一闪：“这只元宝，是我顾家发迹之宝！今后每年正月初四接财神，一定要烧香点烛，磕头跪拜！” 长袖善舞的顾六公公 现在，让我们再审视一下周庆云《南浔志》上的有关记述吧。
顾福昌（1796-1868），字成之，号春池，因兄弟中排行第六，人称“顾六公公”。他年少时因家贫，只好弃学从商，开头在镇西栅摆布摊。由于他秉性勤俭仁厚，因而布摊生意颇为兴隆，稍有积蓄后到南浔邻镇——江苏吴江的震泽开布店，兼营蚕丝，由妻子朱氏在家照顾年老多病的父亲。南浔与震泽相距仅6公里，他就每天早出晚归，徒步往返，寒暑不止。老父病故后，他就关了震泽的布店，在南浔西栅开了一家小小的顾丰盛丝行，经营辑里丝，自运售于洋行。
清道光初年，30岁出头的顾福昌带着雄心和梦想走出古镇南浔的青石板，闯入上海。当时的上海尚未开埠，正如183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代表林塞在考察报告中写的：“江岸边一马平川，寂静无声，河埠纵横交错，土地精耕细作，与荷兰几有异曲同工之妙……时值麦收，人们都忙于收割，那时的外滩，还什么都没有，是一片长满芦苇的泥塘。” 然而，使顾福昌大开眼界的是1843年上海辟为通商口岸后，英美等国商人很快在老上海城外的滩涂上造起了高楼大厦，形成了今天的外滩的雏形。
起初，有人总认为洋商的休闲生活是在外滩上跑马，跑来跑去，跑出了一条500米长的路，上海人称“马路”。其实是18世纪末，有一位名叫马卡丹的英国人设计了一种新的筑路方法，用碎石铺路，路中间略高于路面，便于排水，而路面平坦宽阔。这种路广泛用于城市建设，取设计者的姓名为马卡丹路，简称“马路”。因为这里有了马路，于是就有了通宵不灭的万家灯火，穿梭奔跑的蒸汽火轮，西装革履的洋人和长袍马褂的掮客；有了医院、邮局、拍卖行、文明戏、新闻报；有了让外地人莫名其妙的“康白度”、“拿摩温”、“咸水妹”、“水门汀”等等的洋泾浜英语。今天的南京路就是从这里伸展开来的，与南京路平行的另外几条马路，则被简单称为一、二、三、四马路。因此，很有经商远见的顾福昌就在上海四马路开设顾丰盛栈号，后改为顾寿泰丝栈，与南浔顾丰盛丝行遥相呼应，成为南浔丝商在上海最早发迹的一家。顾家的财产，早年在“四象”之首刘家之前。
在这样的年代，顾福昌经历了一次人生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他的精神获得了一次升华。他开始成熟了——成熟于一场冒险之后，成熟于劫难后的新生，成熟于十里洋场。当时他发现洋商都急于寻找经纪人，心想只有掌握了外语，才能迅速打开生丝出口的快车道。因此，聪慧好学的顾福昌就千方百计与洋商往来，日积月累，不仅江南古镇南浔的声音已经变得相当遥远，耳边只有喧嚣不息的生意行情，而且他自己也很快被十里洋场的景观同化了，怀里揣着瑞士钻石表，金丝边眼镜是道地的法兰西产品，竟会用洋泾浜英语寒暄几句，逐步能通译英语，成为上海早期的丝通事（翻译兼买办）。1901年轮船招商局建造之前，上海中山东路就有了美商旗昌洋行的大楼。1860年的时候，顾福昌进入洋楼，成为旗昌洋行的买办兼股东。由于他学会了英语，又熟悉生丝交易的业务，因而做得得心应手。
19世纪50年代，顾福昌与宁波的杨坊被上海道聘为上海丝茶捐总局董事，负责丝茶捐总局和南北两市分局的稽查及到沪丝茶厘捐收解等事宜，成为上海丝界领袖人物。1860年上海丝业会馆成立后，顾福昌是首届董事。
丝业的获利，使顾福昌在上海长袖善舞，周旋得相当潇洒。他又开始着眼于新的经济点，购下了当时上海滩上唯一的外洋轮船码头——金利源码头，建起大堆栈，与洋商结纳，独占上海出口货物装卸和打包业务。
南浔一带有俗谚：顾家码头上，养着一群鹤；天天都下蛋，下了不少蛋，下的都是金元宝。
金利源码头是十六铺码头的前身，1862年由美商旗昌轮船公司建造（顾福昌是大股东），比南通张謇于1905年在十六铺南面建大达码头早几十年。据说，最初是福建漳州人郭振斋来上海，在今天的阳朔街开设万丰沙船号，经营南北海运业务。为了停泊船只，他在十六铺的黄浦江边建造简易码头，始称金利源码头。码头名称上冠以“金”字，这是福建商人的习惯，表示“金银进门”之意。当时顾福昌得手后，身价倍增，不仅是美商旗昌洋行买办兼股东，又当上了英商怡和洋行打包公司总经理。他在上海、南浔广置家业，还为琼记洋行推销洋布、茶叶，而且从事对日贸易，试图从日本天皇那里搞一份茶叶专卖的执照。可以说，顾福昌的商界人格和才华当时得到了最充分的张扬，在上海洋行买办中当之无愧统领风骚，成为中国丝业外贸发展史上的一个奇人。
顾福昌还热心于社会慈善公益事业。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攻占杭州城后，他在新市镇开办施粥厂，接济逃难的百姓；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失败后，他出巨资用于湖州、南浔善后重建，如修桥铺路，创设育婴堂，重修施善堂等等；还捐资设义塾，使族中子弟无论贤愚、不分男女均有入学机会。
1865年，美商旗昌洋行在上海的新合股人乔治·泰森（GeorgeTyson）致P·S·福士的报告中说：“顾丰盛是19世纪60年代某洋行的买办之一，是个信誉好地位高的著名丝茶商人。”因此，顾福昌在他鼎盛时期早天时，得到了英美两国领事馆和所属机构下半旗志哀的殊荣。徐有珂在《顾福昌墓志铭》中云：“其卒也，花旗国领事馆命挂半旗，此为外国隆礼也。” 顾家的房子我曾对南浔“顾家的房子”这句俗语，初步作过考证。顾家最早在南浔的西大街垂虹桥堍妙境弄东等处建有豪门大宅。
据说顾福昌致富后建房时，请了一位风水先生。风水先生在南浔镇转了三天，第四天转到西栅垂虹桥堍，就不走了，左看右看，不禁击掌称妙：“这里风景优美，碧水东流，石桥河埠，乌瓦粉墙，龙气很旺，是个活脉之地。” 听此，顾福昌脸露喜色连连称是，因为他从前在此摆摊、开店，总是一帆风顺。于是，就在垂虹桥堍妙境弄东大兴土木，建造了一座很有气派的江南大宅。外面是高高的封火山墙和石库门，里面是明厅暗堂，高楼小窗，天井小巧，备弄幽深，砖雕、木雕、石雕、竹雕应有尽有，连门槛、楼梯上都有雕刻，精美绝伦。其中最著名的是百桌厅，设宴摆酒时可容纳100只八仙桌，也有人说80只八仙桌，但可以肯定这是一个很大的宴会厅。那天夜晚，顾福昌摆“上梁酒”时，顾宅内外挂灯结彩，喜气洋洋，当地大小富绅名流、亲朋好友、邻居纷纷前来送礼恭贺，热闹非凡。众人在这百桌厅里喝酒划拳，对顾宅的建筑风格评头品足。
“顾老板，你家的房子南浔独有！” “不简单啊，这百桌厅江南罕见！” “连门槛、楼梯上都有精美雕刻，我可真舍不得踏上去呀！”…… 然而，垂虹桥堍茶馆店里却冒出一支反调——有个资深“茶博士”说，此地风景虽好，风水却平平。风景不等于风水，犹如一个人的相貌不等于面相，脸蛋俊美未必有神相。江南古镇，风景旖旎之处很多，但是好风景也未必都是好风水，此地断乎算不上“龙气”“活脉”……说毕，他提长嘴茶瓢的手一抬，一条白线状的开水就准确无误地射进小小的茶盅里，霎时茶香伴着热气溢散开了。
“四象”中，顾家虽比刘家发迹早，但后来衰落也最早。抗日战争时期，一场大火把这座顾宅烧个精光，留下了一片瓦砾废址……也许应验了那位“茶博士”的调侃，抑或说世事如棋，天道转回，转来转去总转不出那个怪圈。
你不能没有悲哀也没有迷惘。
黄老先生仿佛看出了我的心事，轻轻感喟道，过去南浔垂虹桥一带确是绝美佳景，你信不信?我点头说，我信！我信！ 据史载，“垂虹夕照”是南浔十景之一。
元代至正十六年（1356），张士诚筑南浔城西的水城门时已有垂虹桥。据说石桥之对联始于清道光年间，此桥在嘉庆年间重建。传说垂虹桥本是一条龙，白天变桥，晚上飞走。有一日，吕洞宾下凡，化装成叫化子，夜晚就睡在此桥吴王靠上。刚进入梦乡，忽觉身体飘动起来，睁眼一看，自己睡在龙背上，就怒喝一声：“孽畜，原来是你在作怪！”猛地拔出宝剑砍掉一条龙腿，这条龙腿就变成了沐凰桥（俗称横木桥）。从此，垂虹桥再也不会飞天了。
若俯视垂虹桥，其形犹如传说中的龙。主桥是龙的躯干，向北逐级下伸，过了河受西大街所阻，分成两足（桥脚）；向东、西伸到桥堍，像龙的两条前腿；三点交会处成一个平台，平台北砌一座照壁。平台东南两个踏步，与永安路口的西吊桥相连，故有“一步两座桥”之说。主桥向南过了河，一只桥脚向东连接下塘西街，像龙的左右腿；另一只桥脚继续向前，像龙的尾巴。
据董斯张《吴兴备志》记载，垂虹桥照墙上原砌有《南浔城碑》一文，元末至正二十二年立，上刻有《南浔重修城记》。至正二十一年，由前徽州路儒学教谕杨天显书，湖州路安定书院奉祀胡理刻。南浔城在至正十六年始建，大约至正十七年完成。
据南浔老人回忆，抗日战争前，垂虹桥照墙上的那方《南浔城碑》尚在，沦陷时被拆毁失踪。一说被日军掠去，因他们也喜爱中国的古文化；另一说被一位爱国乡人保护起来，但没等到光复就死了，碑也随他埋于地下……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垂虹桥还是一座很高大很坚固的石拱桥，另一座横木桥也尚在。垂虹桥与通津桥、洪济桥遥相守望，每一座石拱桥都以半圆形横跨河面，水中的倒影便与那个殷实的半圆组合成满月一轮。后来，根据城镇建设的需要，垂虹桥改成了平桥。因此，如今说的“南浔三古桥”，垂虹桥用广惠桥代之。
现在，当我踏访西栅垂虹桥的时候，又着意寻觅顾福昌老宅旧址，惊奇地发现沿河石岸古风依旧。陪同的友人手指顾家当年的河埠，笑说：“这是顾家留下的文物！”原来抗日战争时期的那场大火，虽然烧光了顾家老宅，但河埠却依然如初。我仔细察看这个八字形的大河埠，发现平台石三尺多见方，约有一尺多厚，当之无愧可称誉为南浔镇河埠之最。伫立在这河埠的平台上，我仿佛看到了顾氏老宅昔日的豪华，仿佛看到了顾丰盛丝行收购的辑里丝，由此通过水路源源不绝地运往上海，远销海外……悲乎?幸乎?一座老宅蕴含着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兴衰史。听南浔老人说，顾家后来在南西街西华家弄北首购地建大宅（后卖给张石铭家），还在南西街泰安桥堍陶家弄西造屋，当时的主人顾企翰，曾任南浔镇救火会会长。告别友人，我继续去寻找深藏在顾家老宅、旧址里的文化内涵和底蕴，寻找主人们悲欢离合的趣闻逸事。
顾敬斋的沉浮解读南浔顾家的兴衰沉浮，我感悟到作为一个创业者都经历过艰难的跋涉，每一个开拓者的背后，都伴随着无数风险甚至斑斑的血泪。不论是顾家第一代，还是第二代，可以说其代表人物都走过这样坎坷曲折的人生之路。
据我的文友徐勇在《最早发迹的顾家》一文中所言，顾福昌有三个儿子，长子寿松，字容斋；次子寿臧，字子嘉，号敬斋；三子寿朋，字颂三，都是赫赫有名的古物、金石、书画收藏家。其中顾敬斋最负声望，他就是顾乾麟的祖父。顾乾麟在《我之一生回忆录》中说：“祖父敬斋公为一丝商，原在无锡开设源康丝厂，后在上海与英商怡和公司合作，开设怡和源打包厂（即怡和与源康合作之意）。” 让我们再看一下顾敬斋办丝厂的履历吧：清光绪七年（1881），顾敬斋继承祖业，附股旗昌洋行，合资在上海垃圾桥堍开办旗昌缫丝局（厂），拥有丝车200部，由堂弟顾勉夫为丝局买办，负责蚕茧原料的采购供应；第二年又进行扩建，丝车增至444部，职工1300人，年产丝479担。
光绪十二年（1886），旗昌洋行又租赁上海里虹口的公平丝厂，更名宝昌丝厂，顾敬斋又是大股东。时有丝车406部，职工550人，年产生丝439担。
光绪十七年（1891），旗昌洋行在美国的总行倒闭。上海旗昌洋行随即清理，将丝厂作价出售。此时，顾敬斋痛感附股洋行的弊端，就与法国人卜鲁纳两人集资买下了那家丝厂，组建宝昌缫丝公司。卜鲁纳曾在日本上洲富冈制丝厂当过拉丝长，对缫丝很有经验，因此促进了丝质的提高。宝昌缫丝公司成立后，所属两家丝厂改称老闸宝昌缫丝局。
光绪二十三年（1897），顾敬斋又独资“吃”进沈志云、吴少圃在上海石子街开办的乾康丝厂，拥有丝车250部，职工800人，年产生丝280担。以后陆续扩大规模，至1910年丝车增至612部，成为上海最大的丝厂。
宣统元年（1909），顾敬斋与无锡祝兰舫合作，集银7.7万两，在无锡黄埠墩开办源康丝厂，聘请何梦莲为协理，黄少庭任技术厂长。全厂有丝车330部，职工825人，年产“七里牌”、“黑虎牌”、“黄埠墩牌”厂丝600担，在1922年美国费城举办的国际博览会上获甲等大奖。但后来由于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而停歇。
其实，顾敬斋早在上世纪初就是上海丝业界的头面人物，他思想开放还蕴含着机智和狡黠。1900年，顾敬斋与著名湖州籍丝商黄佐卿、杨信之等在当时两大茧市之一的无锡设立无锡茧业公所，杨信之任总董，顾敬斋、黄佐卿（后由其子黄缙绅接任）为议董。1910年秋，顾敬斋、黄缙绅又发起组织上海丝厂茧业总公所，不久扩大为江浙皖丝茧总公所，成为以上海为中心，地跨三省，包括土丝业、厂丝业、茧业的规模最大、实力最雄厚的丝茧业团体，而顾敬斋则长期任议董。他还积极为南浔丝业界发展社会慈善公益事业。
然而，可悲的是顾敬斋面对日本机缫丝的猛烈冲击，竟盲目囤积了大量生丝企图抬高价格，结果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困境。他不得不忍痛割爱——卖掉了上海金利源码头、古藏器和南浔西华家弄北首的大宅。
顾敬斋哭了，哭得很伤心。
在卖掉上海金利源码头后的那天夜晚，他驱车到了十六铺，独步在码头上，显得十分孤独、凄凉。
滔滔海面，乌云滚滚，狂风阵阵，浊浪排空，一场暴风雨快要来临了！他的背影笼罩在金利源码头的阴影中。
他伸出双臂，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仰天呼唤：“父亲，我对不起你啊！” “我丢掉了顾家的金码头，就再也没有鹅群下金元宝了！” “我是不孝子孙！不孝子孙！” 顾敬斋的心在颤抖，满怀的自责、愧疚、忧伤，如同山涧溪水泻入了波涛汹涌的大海。灵魂的绝望激发出一种奇妙的进与退、成与败、生与死的搏斗，他的痛苦在波峰浪尖上盘旋徘徊。
夜空如墨，突然进发出一种惊心动魄的闪电，闪电照出他灵魂中的全部秘密，并且从每一根血管每一根神经的线条中突发出一种撼天动地的炸雷：“你不能后退！你不能后退啊！……” 现实生活中的顾敬斋其实是从来没有后退的，而且是可以告慰于父亲的。
回眸历史，顾家父子发迹谈何容易！由经营辑里丝的南浔丝商到上海洋行买办，与外商合资办近代缫丝工业，前后大约经历了两代人60年的努力。这60年中，特别是与外商合资的20年中，顾敬斋不负父望，从逆境中奋起，从消沉中觉醒，一次次自我解脱，一次次自我超越，使南浔“顾丰盛”始终驰名于上海滩，不愧为中国近代民族缫丝工业家之一！ 当然，透过顾氏望族发家致富的轨迹，我们窥见的不仅是丝业的兴衰史，也是触目惊心的一段近代社会发展的规律。类似顾敬斋的悲剧，在当时的中国不知有多少！其中也不乏有南浔籍的大贾巨富！经过他们后裔的反复筛选，以及文人学者的生花妙笔，理应升华为深层悲哀，理性思考。可是，这一南浔的“四象八牛七十二小金狗”深层的情愫，却没有转化为整个丝商群体彻底的反思，既叫世人百思而不得其解，也让他们有些人沉沦而不能自拔。
“刚柔兼备”顾联承顾家第三代中最有声望的是顾敬斋的小儿子顾联承，不仅在缫丝业上有新拓展，而且还涉足房地产、百货和娱乐业，是一位“刚柔兼备”的人物。
1929年，原开在上海戈登路（今江宁路）兼营舞厅的“大华饭店”歇业，被称为“贵族区”的上海西区出现了贵族化娱乐场的“空白”。1932年，顾联承看中了这个商机，投资70万两，买下了静安寺的地皮，营造PARARMOUNTHALL，并以谐音取名“百乐门”，全称“百乐门大饭店舞厅”，号称“东方第一乐府”，是上个世纪30年代上海著名的综合性娱乐场。“百乐门”的名字据说是顾家小姐所取，英语的原意是“至高、最大”，当年舞厅初建时即用此英文招牌。这个名字很迎合当时上海人追求吉祥如意的心理。一个英文词语，两个译名，可见顾家小姐在中西文化结合方面的创造力。
“百乐门”外观采用美国近代前卫的建筑风格，适应了当时中国乃至世界建筑设计的新潮。该建筑共三层：
一层为厨房和店面。
二层为舞池和宴会厅，里面是现代的设计，采用大量的水晶和白色木头布置，白色的大理石旋转楼梯通大舞厅。最大的舞厅计500多平方米，可供
100余对舞伴同时跳舞。室内装有空调，陈设豪华，舞池地板用汽车钢板支托，跳舞时产生一种晃动的感觉，华尔兹、布鲁斯、伦巴、探戈、桑巴、恰恰，每一个舞步都带着醉人的韵味。大舞池周围有可以随意分割的小舞池，既可习舞，又可幽会；尤其是阳台上有一个由玻璃地板做成的透明舞池，上下有脚灯，让人感觉宛如在鸡蛋上跳舞，神秘极了。
三层为旅馆，顶部装有一个巨大的圆筒形玻璃钢塔。当舞客准备离场时，可由服务员在塔上打出客人的汽车牌号或其他代号，车夫或司机从远处看到后，即可将汽车开到舞厅门口。
有一个夜晚，顾联承夫妇驱车来到百乐门，突然出现在舞厅上，霎时把舞客们的目光吸引住了。
抒情诗般的音乐似流水蜿蜒平和，漫涨上来。风度潇洒的顾联承轻舒手臂，托起年轻性感的妻子，在菲律宾爵士乐队奏起的音乐中翩翩起舞，似两片树叶胶合在一起，漂流在柔情的世界里。波光明明灭灭，团团影子旋转成彩色的光环。
“亲爱的，你依然是舞后。” “尊敬的舞王，百乐门舞厅就是我们爱情的摇篮。” “我的太太，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话？” “别吹啦！你瞧，这太太手上的钻石戒好不好？” “当然好。” “值多少？” “至少三万！” “不会看错吧？” “不会！” 顾联承是个颇具鉴赏水平的珠宝商人，仅珠宝买卖，就获利甚丰。但他还是补充了一句：“不过，光线暗，只能是个参考数。” “不管怎样，总比不上我的钻石戒好嘛……”妻子的眸子半明半暗。
顾联承并不言语，只是把身体更靠近妻子，一连施出好几个弧步…… 音乐渐弱，舞客潮汐般退去。
光线明亮粉杂了许多，换出另一种情绪。顾联承躲进咖啡座，本能地扫视舞池。
“咳咳，顾老板怎么有雅兴上舞厅？”邻座的两位舞客注意到顾联承的举动，津津有味地议论道。也有人不屑一顾地说：“少见多怪。顾老板本来就是跳舞高手！”还有人说：“大概是他商场得意，情场上做给别人看的吧？” 奇怪的是，一连四个晚上顾联承夫妇天天到百乐门舞厅跳舞。
第五个晚上，顾联承携妻跳完一曲探戈后就下了舞池。进了咖啡座，他就叫来了那位租赁百乐门舞厅的法国人，问对方为什么不信守出租合同的承诺（“百乐门”老板根据客人人数抽成），擅自规定舞客一律自带舞伴，而且收费极为昂贵，致使百乐门舞厅损失惨重?那位法国人自知理亏，也没有申辩。
此时，顾联承郑重宣布：从明日起，终止与原法国人的出租合同！ 不久，百乐门舞厅易人经营，并向社会公开招聘舞女。当时，顾联承给舞女开出的月工资高达3000至6000元，这可是普通职工收入的十倍以上。就这样，百乐门舞厅几乎召集了全上海最红、最靓的舞女，她们的到来，让百乐门舞厅成为一个充满浪漫、暖昧情调的温柔之乡。
百乐门舞厅的成功，使顾联承增强了涉足娱乐业的信心。他还创办了百乐商场，建立了百乐门体育会和东华足球场。原来20世纪30年代初期，他看到了两个儿子顾利康、顾森康都是圣约翰大学学生，酷爱网球、篮球运动，就在住宅花园里建造了三个网球场，常邀同学打球。1932年暑假，在此花园里成立了强华体育会，不久还成立了篮球队、排球队和足球队。几年后，由于强华体育会的发展，原运动场已不适应，因此顾氏两兄弟在顾联承的支持下，把百乐门旅馆后面空场辟为篮球场。1937年左右，组成合众篮球队，参加第十届“西青杯”赛，并代表中华队参加第一届“申报杯”中美慈善篮球赛。
1938年，顾联承主持的融社俱乐部，与强华体育会合并，改组为百乐门体育会，顾联承亲任会长。
1940年，百乐门篮球队在“西青杯”赛中，连克数支外国强队而夺得桂冠。此为继1928年沪江大学夺得锦标后，华人球队再次夺冠。在与外国强队的多次角逐中，百乐门篮球队学会了单手投篮，以及掩护、进攻、缓攻、联防、人盯人等战术，对上海篮球技术的发展功不可没。
因此，人们称誉顾联承是一位“刚柔兼备”的上海文体界风云人物，颇有影响。但遗憾的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百乐门体育会解散了。当时，还爆出一条特大的花边新闻：有人说一位名叫陈曼丽的舞女，因拒绝日本人伴舞而被报复杀死在舞厅内（今址为愚园路218号）；有人说她是被汉奸杀害的国民党间：也有人说她是壮烈牺牲的地下共产党员。现在笔者知道，陈曼丽在被杀的前夜曾约见了顾联承的女儿。分手时，陈曼丽还把一些金银首饰交给了顾小姐。难道陈曼丽已经意识到自己面临的不幸？这似乎已成了一个永远的谜。
父债子还与割股疗亲 顾氏第四代中最杰出的人物是顾乾麟（1909-
1998），生于上海，原名怡康，字乾麟，后以字为名。他不仅重振了顾氏家业，而且以创办中国历史最长、受奖学生最多、设置学校最广的“希望工程”——叔蘋奖学金，名扬中外。
顾氏到了第三代，顾敬斋生有13个儿子，均住在上海北苏州路912号。长子当家后，经营不善，已守不住这偌大的家产了。不多久，长子病逝，由第八子叔蘋、即顾乾麟之父继任怡和源打包公司总经理。他胸怀奇志，为人真诚，正直不阿，秉性慈祥，在经商办厂的同时，热心慈善事业，尤其注重教育。无奈时运不济，国难深重，他终因操劳过度，患上肾炎，缠绵病榻。此病在当时为不治之症，不数日溘然与世长辞，年仅36岁。
正当顾乾麟母子悲痛至极的时候，叔伯兄弟11人却闹得大家庭“天翻地覆”。因为叔伯兄弟都不爱经商，仅存的一个打包公司已负债37000两白银，顾叔蘋去世后只好“父债子还”，竟让债务由叔蘋的独生子顾乾麟一人偿还。叔伯兄弟宁可不要打包公司继承权，也不肯背这身债。
顾乾麟当时只有17岁。父亲病危时，他深夜跪地祈祷，突然咬开臂上之肉，由于撕扯不下，忍痛用剪刀剪下一块，置入药中，亲自煎汤，给父亲喂用。尽管他仿效古人“割股疗亲”，仍不能救活父亲。
弥留之际，父亲拉着他的手谆谆嘱咐道：“一个人不能无钱，不过钱要赚得正大，用得光明，不要被钱利用，要利用钱。得之于社会的，必须还之于社会！” 言讫，父亲瞑目远行。
顾乾麟抱住父亲悲恸痛哭，撕心裂肺，几次昏厥。但父亲的遗言，已永远铭刻在他心上，从此成为人生的坐标。他不得已离开了上海复旦实验中学，从怡和源打包公司的大门，走进了劳动世界。名义上是“见习经理”，实际上只是一名练习生，月薪只有20元。从最低的粗活做起，每日过磅棉花、废丝、牛皮和羊皮。他身兼学徒、账房、仓库保管员和经理等职。正如他在《我之一生回忆录》中所言：“我每日在‘怡和’工作十四小时，开源节流，勤奋经营，将‘打包厂’之负债逐渐减少，并常记慈母教导，待人接物要和气，要帮助人，要宽恕人，要体谅人。对自身要节约，切勿浪费。努力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 顾乾麟21岁时与南浔“四象”之首富刘家千金结婚。她叫刘世明，是个知书达理的贤妻。但婚后未满三月，慎太夫人不幸患腹癌。母亲病危时，顾乾麟与妻子双双割股煎药，亦未见效。他认为“割股疗亲”的做法“虽为愚孝，实为尽人子之心耳”。他说：“人生在世应当牢记父母养育之恩。子女自出生之日到成人以后，必须以孝敬父母、侍奉双亲为应尽责任。即使我国许多伟人，每当他们诞辰或忌日时，人民群众往往集会纪念，永志不忘。何况养息自己的生身父母。……在我一生事业中，始终把孝亲作为百事之首。”对这种“愚”行，他从不告诉别人。后来他堂姐撰文提及此事，方为人知。
慎太夫人病故后，遗体放在医院的停尸房里。可怜顾乾麟夫妇身边无一人协助，想把母亲遗体移回家中大殓。
然而，伯父闻知后竟将大门锁上，冷冰冰地丢下一句话：“你母亲遗体不可入门！” “为什么？” “人死乃晦事也。” “百事‘孝’为先，我求你了，伯父！” “不行不行！”“生母养育之恩，……” “不行！就是不行！” 顾乾麟欲哭无泪，心在颤抖。他在伯父面前长跪不起，恳求准许他把遗体抬进大门。
伯父仍不答应。
“姆妈，儿送你回家……”顾乾麟痛心到了极点，毅然抱起母亲遗体，从边门缓缓地走进家中，边走边哭：“儿送你回家！送你回家！……回家！” 在场的人哭声撼地动天。
伯父默然，也无法阻拦。
顾乾麟流着眼泪把母亲遗体放在床上，然后向伯父跪拜。
“侄儿尽孝，恳求宽恕！” “哼！” 伯父怒目相视，扬长而去：“百无禁忌，如有灾难，由你一人承担！” “好！如有灾难，就由我一人承担！” 顾乾麟泪似泉涌，字字从淌血的心底喷出，化作春风千里彩霞万道。
直面深明孝道的顾乾麟，我不禁引起思考：孝究竟是什么？孝是一种世上真诚的“至情”，一种不可菲薄的传统美德。当然，不同时代的人对孝有不同的理解和诠释。现在这样的“至情”并不多见，但这样的人还是有的，即对父母、兄弟、姐妹、亲友、同胞以及世人都抱有真诚的“至情”。可以说这种“至情”是一种人类最接近天性的感情的升华，是一种中华民族文明的表现。顾乾麟先生不愧为恪守这种“至情”的典范！其母后来“落叶归根”亦葬于湖州道场山，与父亲叔蘋合墓，感受故乡泥土的芬芳和亲人的祝福。每当清明，顾乾麟夫妇总是携子孙辈及叔蘋同学返回故乡上坟。直到他晚年时，虽患有骨刺，步履艰难，但在父母坟前还是忍痛跪拜，思念双亲痛苦祈祷。那不是真诚的“至情”的喷发，人类天性的震荡，文明美德的张扬吗?灵感之花 顾乾麟与怡和洋行的结缘得益于一次偶然的灵感。那时，他含辛茹苦的10年过去了。正如《伊索寓言》有一句名言：“人们的灾祸常成为他的学问。”债台高筑的怡和源打包公司终于在风雨飘零中扭亏转盈，还清了全部债款，可以告慰于先父之亡灵了。
1936年某日，英商怡和洋行总经理西门·凯瑟克到怡和源打包公司巡视，见到顾乾麟年少诚恳勤劳守信，脸上露出了含蓄的微笑。突然，他发现打包公司的场地上堆满了雪白雪白的棉花，就问：“顾老板，你能分别棉花的品质和等次吗？” “我能分别。” “你干这一行有几年了？” “已多年了。” “好好。” 西门·凯瑟克又仔细察看了正在打包的棉花，发现它们不掺一点水，质量是上等的。
“你可供应怡和纱厂吗？” 西门·凯瑟克故意用英语提问，没想到顾乾麟也用英语回答：“可以！我可以供应上等质地的棉花。” “你知道怡和纱厂的规模有多大？” “怡和纱厂拥有25万枚纱锭，6000多台布机，对不对？” 西门·凯瑟克笑了。此时，他正为怡和纱厂收购棉花之事而发愁呢。他打量着眼前的这位高大英俊的中国青年，话语里充满了友爱：“顾老板，我们交个朋友吧？” “那实在太感谢了。”看来顾乾麟生得一副福相，总是遇到好人。这次交谈虽很平淡，一问一答之间，却使他的命运之帆高扬。
第二天，顾乾麟就接到了西门·凯瑟克的电话，成为供应怡和纱厂棉花和销售棉纱棉布的代理人。他随即在山东、陕西、浦东等产棉地区设立棉花收购站，采取直接收购原棉、优质优价、杜绝掺水掺假等办法，然后打包供应纱厂，使得怡和纱厂“吃”饱原料，所产的“五福”、“牧羊”牌纱畅销市场，彼此“双赢”。因此，顾家又发了起来。父亲说的“一个人不能无钱，不过钱要赚得正大”这半句话已初步兑现了。那么，这后半句话，即钱要“用得光明”又摆在面前了。“不要被钱利用，要利用钱”，“得之于社会的，必须还之于社会！”
1939年，怡和源打包公司要招聘5个练习生。登了广告，谁知收到的申请书达200多份，经过考试，录取了5名。而够得上录取资格的人相当多，因名额有限而无法能录取。顾乾麟找来几个本来可录取而未录取的人谈话。
“功课这样好，为什么不继续上学？”他问。
回答是一致的：“没有办法，家庭困难，不能继续升学，要找工作谋生。” 望着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蛋，他沉默了。想起自己的身世，不也是一样吗？17岁时为生活所迫，没有读完中学，受尽了失学的痛苦煎熬；想起父亲平生最同情人，做了许多好事反而负了一身债。但这并不意味着父亲失败了，因为他的心上永远铭刻着父亲的遗命——“得诸社会，还诸社会”。于此，他的灵感之花已经开出一道美丽的虹彩，镶嵌在他心中那水晶般蔚蓝色的天空。
顾乾麟在上海《申报》、《新闻报》上刊出一条狭长条子的启事，设立“叔蘋高初中学生奖学金”（简称“叔蘋奖学金”），以造就本埠贫寒男女中学生或高小毕业生之无力担负学费以继续升学者。启事中还说明了一整套完整的培育人才的方式、方法、方案：凡高初中生成绩优良、品行优良、无力升学者，凭学校证明书，经考试合格后，便可得到一学期之学杂费。如下学期考试成绩平均达到85分以上者，可再得一学期奖学金。依次类推，直到中学毕业，以至大学毕业。奖学金管理处设在上海北苏州路912号怡和打包公司。
这狭长条子的启事，犹如缠绵的春雨，点点滴滴滋润着清寒弟子贫瘠的心田！叔蘋奖学金感人至深处，不仅仅在于培育人才，还在于创始人的至爱之心，这是他成为万世师表的缘由。
第一期学生徐济民，虽学业名列前茅，因家境贫寒，无法上学，忽见报上启事就立即报考，结果获得了奖学金。他以连续10年的奖学金读完中学，毕业于同德医学院。后任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教授，附属第九医院内科主任医师，教学、科研、著作、科普等均成绩不凡，擅长心血管病的诊断和治疗。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曾多次获上海市科技进步奖，成为上海市第一位著名的医学科学专家。
第二期学生汪家鼎，因抗战后父亲失业，一家兄妹四人都读不起书。他看到报上启事，就去投考，幸被录取了。大妹汪雪瑛第三期招生时也考上了。
后来二妹意瑛、三妹云瑛也都考上了。一家兄妹四人，学费书费全由顾乾麟先生包了。半个世纪后，汪家鼎是上海市纺织纤维检验所副所长、高级工程师；大妹雪瑛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研究员，中国物理学会理事、副秘书长，长期从事学术管理工作；二妹意瑛为高级工程师，先后在北京化工学院、北京化纤学院、北京服装学院任教，研制成功的“可溶性涤纶色母粒”，填补了国内空白；三妹云瑛现在北京石油学院任教，1985年后改做科研管理工作。
《国际商报》首任总编马玫丽，当年家庭贫困，也是看到报上启事，考取了叔蘋奖学金，才念完高中、大学的。她16岁参加地下党，是从事新闻工作
50多年的高级编辑，享有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在纪念叔蘋奖学金50周年之际，她发表了一篇题为《人间至爱》的长篇通讯，字里行间浸透了真挚的情感，生动地反映了顾乾麟先生“至爱”的内心世界。
从1939年到1949年，叔蘋奖学金共办了20期，累计得奖同学1100余人。
为了培养他们成为杰出人才，不仅对初、高中及大学同学发给奖学金，还对考取国外留学的同学发给旅费、服装费，并在其他需要时给以资助。顾乾麟以个人的财力，资助那么多学生上学，这在当时的上海是首屈一指的。正如《人间至爱》的作者马玫丽所言，顾先生洒向人间的都是爱。只有通过“悟性”去接近他的灵魂，才能领略和品味其精神世界的内核，神奇力量的源泉。他的爱有崇高的目的，引导人们去追寻更崇高的生活，达到更深层次的人类之爱心和对人生奥秘更热切的探索。他的爱就像博大精深的传世经典，从中可以获取无穷无尽的精神营养和人格力量。
“叔蘋”的课外天地 正当顾乾麟用生命的彩线，细细密密地编织着“得诸社会，还诸社会”的爱心大网时，战争和坎坷也接踵而来，无情地破坏了上海的环境和人们的心态。
先是日军包围“孤岛”；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沦陷。
上海英商怡和公司财产被日军查封冻结，而作为“怡和”代理人的顾乾麟所经商的棉花、棉纱及资产也遭日军查封冻结。他不能眼看成绩优异的同学再度失学，就变卖部分流动资产。妻子刘世明深明大义，将自己珍藏的首饰出售，帮助他续办奖学金。此时，申新纱厂董事长荣鸿元毅然伸出援助之手，约他一起合营“大华行”，由他代理申新纱厂的“双马”等名牌纱布，这才使他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
抗战胜利后，经历了八年离乱的流浪少年儿童从四面八方进入上海，在大街小巷涌现。这些孩子大多在十三四岁至十七八岁之间，战争中失去父母，或骨肉离散找不到亲人而流离失所，但又无事可做，衣食两缺，逼得铤而走险，效作鼠窃狗盗，沦为丐童、小偷、雏妓……蓬头垢面，衣着破烂，过着流浪生活。当时上海著名漫画家张乐平笔下的《三毛流浪记》，就是这些孤苦孩童的逼真写照。为此，上海市建立了难童收容所，邀请了一位刚从苏联考察归来的儿童教育专家周祖望任所长。
有一天，周祖望所长见到了顾乾麟。顾先生一把握住了周祖望的手说：“年轻人，你办的是好事，是真正的教育事业，我支持你！”当即，他俩就驱车到了位于西郊漕河泾的上海难童收容所。这里抗战前是上海监狱，上海沦陷后被日本人作为驯马场，占地近200亩，建筑都已年久失修，破损不堪。
顾乾麟在周祖望的陪同下，向孩子们问长问短，问寒问暖。傍晚时，他到食堂看孩子们就餐，吃的是青菜麦糊；又回到卧室，见到孩子们睡的是泥地面，非常潮湿，不少人染病不起，患皮肤病的人更是不知其数。不知不觉间，他的视线模糊起来，一颗颗晶莹的泪珠夺眶而出…… “周所长，我想提个建议行吗？” “行，行，顾先生有什么话尽说无妨！” “我建议难童收容所改名为难童教养所，你说怎么样？” “哈哈！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周祖望笑着说，抗战时他大学毕业，在安徽任皖南社会服务处总干事时，曾为一部彩色影片《神父麦克沃》所感染。这是一个年青神父和30多个犯罪儿童的故事。他从此萌生了要办一所特殊的学校的理念。此刻，听了顾乾麟的建议，旨在加强对孩子们的教育和谋生技能的培训，他兴奋极了：“好！我立即汇报，改名上海难童教养所！” 临走时，顾乾麟紧握周祖望的手说：“我一定要大力帮助你！” 那天夜晚，顾乾麟回家后就向夫人刘世明倾诉了他的心事。他说：“可怜天下父母心，眼下这些流浪儿童没爹没娘，虽然被收容了，但生活在这样的地方怎么不让人心疼呢？” “你想为孩子们造一幢大楼？” “对！” “那经费如何着落？” “我想搞义演筹措……” “太好了！多请一些京剧泰斗联手登台。” 顾乾麟望着春风满面的夫人刘世明，心里更充满了自信。不久，他邀请梅兰芳、周信芳、俞振飞、姜妙香等京剧名家和工商界朋友，以及上海各报记者参观难童收容所。他当即与梅兰芳商量，两位急公好义的人一拍即合。接着，又邀请梅兰芳、周信芳等大师举行午餐会，共商义演。梅兰芳说：“看了这群可怜孩子的住宿环境，就是多唱几台戏，也是愿意的。我已多年不唱，这次就唱一出吹腔戏《贩马记》，吧！”就这样，梅、俞、姜等几位大师以《贩马记》压轴，多次登台义演的顾乾麟和夫人刘世明扮演了《斩黄袍》中的赵匡胤和陶三春。那次被誉为“一戏惠千人”的盛举，一切开支均由顾先生承担。梅兰芳敌伪时期蓄须明志，多少人抢着看他重新粉墨登台。票价虽很高，但预售一开始就告客满。著名戏剧家田汉对梅博士剃须演出有七律之赞：
八载留须罪歌舞，坚贞几辈出伶官；轻裘典去休相虑，傲骨从来耐岁寒。
这笔捐款盖起了一幢五层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楼房。新楼缺少设备，顾乾麟又出面募捐，荣鸿元、荣鸿三、荣鸿庆三位著名民族实业家捐款完成了设备和装修。为解决难童的服装费用问题，顾先生还组织了义演和球赛。
当时外地难民如潮水般涌入上海，平民百姓得了急病，无钱进医院，猝死是常事。为此，顾乾麟苦苦思索着“良方妙药”，自述“想了几昼夜，想出了办救助贫民的急病贷金”。他邀请申新纱厂荣鸿元及其他挚友，集资成立了上海急病医药贷金社（一年后改名为上海急病助金社），约定40所医院、几十位名医，专门抢救急病者，所有费用全由助金社支付；所需办理的日常事务一律由叔蘋同学业余承担。据统计，从1946年到1949年5月，二年半时间内，从死亡线上抢救出7000多贫苦急病患者的生命。
于此，我想起《圣经》里的一句话，“爱是无可比的”。民谚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浮屠就是佛塔，就是无可比的爱，七七四万九千级的高塔穿越云霄，把无可比的“爱”大写在万里长空，就连“普度众生”的神仙大佛也为之倾倒、惊叹！ 义务警察 顾乾麟的《我之一生回忆录》中有一组照片，反映了他的义务警察生涯。
从1929年到1949年的20年时间中，他连升十级，从一名义警到小警士，到副巡长、巡长、见习警长、副警长、警长、督察长、助理总巡、副总巡，一直到被任命为义务警察副总监，为义警中的最高职位（总监之职按例由当时的警察局长兼任），在他属下共有12000多名义警。
当时上海号称“冒险家的乐园”，有公共租界（也称英租界）和法租界两地。三名“大亨”实为流氓头子，包办烟（鸦片烟）、赌、娼，勾结巡捕房，作奸犯法，肆意横行。有个艺人常春恒，唱戏走红以后，因为换舞台，损害了原老板（大亨）的利益，就被那个老板雇人枪杀了，一时间弄得演艺圈人心惶惶，几乎没有人敢登台。连京剧名演员周信芳也不得不拜法租界的一号大亨黄金荣为师以避灾。另一个姓范的，花了10万银元，买得一日知县之职。
上任一天，因为签了一张准许开跑马场的公文，霎时地价大涨，此人从中捞了一笔钱财，真可谓“七品小县令，十万雪花银”。
面对十里洋场官、盗串通，大亨、流氓勾结的现状，顾乾麟更坚定了做义务警察的信念。有一天夜晚，他惊慌失措地回到家里，一直闷闷不乐。夫人刘世明敏感到他内心的忧虑、急躁，就说：“唱段京戏，解解闷？” 顾乾麟闭着眼睛，摇摇手。“那么，上舞厅去潇洒一回，好吗？” 顾乾麟苦笑笑，又摇摇手。
刘世明忙沏了一杯浓茶，递到丈夫身边，轻声说：“莫心烦，喝茶，喝茶。” 顾乾麟抬头望着刘世明，自然领会夫人的一片心意，便尽量平静了一下情绪，边呷茶边叙说了刚才见到的惊心动魄的一幕。
原来他干义警几年后，与警察局的人已很熟。也许是偶然的巧合，他无意间走进“包打听间”，目睹了惨无人道的酷刑，顿时大惊失色！最厉害的是“三上吊”，即把犯人反手吊起，用夹板，即用两块硬板将犯人夹住，上面立一大汉，在板上蹦跳；还有灌水等等。
“这不是逼供信吗？” “正是！犯人到了那里，没有一个不招供的。因此，也不乏有屈打成招的。” “罪过，罪过也！阿门……” 顾乾麟心里猛地颤抖，只觉得脑子里一片混浊，不禁叹息了一声：“唉，这世道，暗无天日啊！” 夫人刘世明见他疲惫不堪的神色，就劝说道：“别多想了！还是早点回房休息吧。” “嗯，嗯。” 顾乾麟拖着沉重的双腿，一步一步走上楼梯，走进卧室。但他无论如何也睡不着。恍惚中，又仿佛见到了“包打听间”的酷刑，耳听犯人撕心裂肺的惨叫，他充满了恐惧，奔跑着，呐喊着…… “你醒醒！醒醒！”夫人刘世明被他的梦呓吓得六神无主，连连摇着顾乾麟的肩膀。他惺忪地睁开眼睛，满头冷汗，脸色铁青，仿佛生了一场大病。凝视着窗外黑暗的世界，他痛感恶势力如此狠毒，自己实在是无力回天，只能尽力而为了。
然而，生活给了他特别的恩赐——让他出任了公和祥码头的经理。当时的公和祥是上海最大的码头仓库，不论世界各地大小邮船或货船，都停舶在这个码头上。但是，上海恶势力纠集码头黑帮，大肆进行偷窃，弄得国外轮船运到我国的货物到埠后，常常发现缺少，所以进口货定价每天要加1.5％至2％以偿付保险公司的盗窃保险费。由于他当时在义务警察任职，立即采取了铁的手腕，加强了码头的警卫，使黑帮分子闻风丧胆，再也不敢猖狂。于是，进口货物减少了损失，保险费亦由1.5％降低到0.5％，间接地支持了进口贸易的发展。中国纺织公司曾发函致谢，赞扬公和祥码头的管理。
顾乾麟感到了欣慰，受到了鼓舞，他义无返顾了。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日军侵占上海，租界成为孤岛。10月26日大场失守后，江湾、闸北守军陷于日军的两面包围。第三战区令第88团主力撤至苏州河以南，留部分兵力在闸北牵制日军。第524团副团长谢晋元自告奋勇担当重任，当即被委任为团长，指挥一个加强营计410多人，对外仍用团的番号，于当晚转移至新垃圾桥北的四行仓库坚守数十日，多次粉碎了日军的进攻。外国记者通过英租界驻军送进一张纸条，问：“四行仓库守军兵力多少？” “800人！”谢晋元未加思索就回答。之后，“八百壮士”的英名传遍了上海。
上海支援的救亡团队送物资过桥到四行仓库进行接济。顾乾麟当时是总警司，每天率义警在上午6时至8时守桥，就一概予以放行。上海救亡团体通过英租界驻军协助，将食品装进布袋，用绳子抛向大楼墙跟，守军在楼底层挖墙洞抢运食品，虽阵亡三人，但官兵们倍受鼓舞。当晚，谢晋元召集全体官兵说，爱国军人要抱定必死之决心，血战到底！不成功便成仁！并要求大家留简单遗书通知家中，写好后集中起来设法送出去，以表示不惜牺牲之决心。
29日，日军已全部占领苏州河以北地区，但位于苏州河北侧的四行仓库仍巍然屹立。听到谢晋元率部粉碎了日军第六次进攻的消息，顾乾麟和广大义警精神倍增，与上海民众誓作“八百壮士”的坚强后盾！当时有一位女学生杨慧敏，冒着生命危险冲过苏州河，将一面国旗献给守军。谢晋元含泪对她说：“勇敢的同志，你给我们送来的岂仅仅是一面崇高的国旗，而是我们中华民族誓死不屈的坚毅精神！”并下令立即升旗。
望着四行仓库楼顶上迎风飘扬的国旗，人们纷纷奔走相告。正在守桥的顾乾麟热泪盈眶，从模糊的视线中，仿佛看见了一团不屈的烈火熊熊燃烧着，蔓延着，疯狂地灼疼着他的心，禁不住率义警们举手致礼…… 续办奖学金改革开放的春风掠过大江南北，摇落了香港黎明前的苦寒。1982年6月，承上海市为龙柏饭店开张之邀请，顾乾麟夫妇回内地观光。他们把对叔蘋同学的思念压在心底，生命又跃向新的起点。坐在飞机上，凭窗凝视，顾先生心如海燕，在波涛汹涌的大海、在电闪雷鸣的云层中翱翔。
思绪回溯到1949年5月，顾乾麟携家移居香港。离沪之日，他在图书馆与叔蘋同学们告别。一种难以控制的激情，使他的声音不寻常：“请你们安心读书，我会拿出钱来供你们继续攻读的。我希望能早日返沪，如一时不能前来，盼望与你们经常通信。” 言毕，顾先生泪流满面。
同学们纷纷表示，一定要不辜负顾乾麟先生“得诸社会，还诸社会”的教诲，读好书，为社会尽绵薄之力。很多同学流下了泪水…… 眼望同学们依依不舍地为自己送行，顾乾麟留下了无限眷恋的目光，心里感到莫大的慰藉。他在上海办叔蘋奖学金已10年，识别人才，就像他识别棉花那样重要、细致。他没有忘却父亲的遗言，没有虚度年华，有了钱就为社会办学，可以说问心无愧。
是啊，他是带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沪赴港的，心里牢牢地记着一句话：“得诸社会，还诸社会。”因而，他有一个永远美好的愿望…… 然而，顾乾麟抵港后，由于所带资金有限，只能处处节省，维持家用。一家六口住的是两间小屋，他们夫妇和三个儿子各住一间，两个儿子睡上下铺，女儿只得在校住宿。过了两个月，他看到了上海解放后一切正常，想急于回上海，并已订好了返沪船票。忽闻国民党飞机轰炸吴淞口，黄浦江暂时封港，他只好留在香港了。这一留就是33年。
当时暑假一过又将开学，顾乾麟马上筹集了一笔钱，汇到上海叔蘋奖学金管理处，这就是第20期奖学金，并附去一信说，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汇款了，嘱大家好自为之，必须勤学，学成之后以服务社会为前提。
1951年，他又给北京上大学的叔蘋同学寄去一笔港币，并嘱收款人将汇款及时分到经济困难的叔蘋同学手中。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去香港后，他手头的关于叔蘋奖学金的各种会讯、照片、名单等等，被视为“一生最珍贵的收藏”。每当想念同学时，就取出这些“珍藏”，重温旧情，无时不以同学为念也。
其实，了解顾乾麟先生的人，深知他不愿做混迹在商场上嘶鸣或噤声的蝉，愿意去做在蓝天上高飞欢唱的云雀！哪怕是遇上暴风骤雨，也绝不超低空翱翔…… 此时，难忘的回忆被打断。飞机穿过云层，沐浴着灿烂的阳光，飞达上海，徐徐地在机场着落。顾乾麟夫妇春风满面，神采奕奕，健步走出机舱。第一眼见到的就是前来欢迎他的上海市有关领导和叔蘋同学们。
簇簇鲜花，饱含深情。
握手、拥抱。
“顾先生！” “顾师母！” “真叫人做梦也想不到，今天我们又见面了！……” 同学们欢呼雀跃，喜逐颜开。
顾乾麟一个个摸着他们的头：“你们还是那副老样子！我多么想念你们！这句想讲了33年而未讲成的话，今天终于脱口而出了！我是多么高兴呀！”
33年前年青有为的同学，如今大多已两鬓微染秋霜。他们仔细端详着顾乾麟夫妇，额上的皱纹刻下了岁月的沧桑，但那舒心的微笑依旧充满温馨。此刻，哪一个人会不打开回忆的“闸门”呢？当年的情景又在眼前闪现，阳光亲缘织成的叔蘋网又在心中萌动、升华。是的，过去的事，有些如一缕轻烟飘然而去，了无履痕；而有些却镌刻心碑，永远难忘。顾乾麟先生创办叔蘋奖学金的义举，虽历经岁月的考验却愈来愈显示其内涵的光辉和魅力。难怪上世纪60年代初，陈毅元帅受周恩来总理委托，在上海邀请文艺界部分名人举行的座谈会上，得知顾乾麟当年兴学办学、创办叔蘋奖学金的事迹后，就深为感动地说：“要把这位顾先生请来，我要推他上座，向他三鞠躬致敬！” 现在，顾乾麟先生终于回来了。这是他阔别内地33年后第一次回到上海，回到家乡。从这一天起，他就想着一件事：在内地续办叔蘋奖学金。1986年先在上海的中学选了三所学校设奖。1987年在北京又选了三所中学。1989年，在湖州也选了学校。后来逐步扩展，到1997年，三地设奖中学共达34所。大学除上海第一医科大学外不设奖，但中学得奖学生毕业后考上大学如仍符合条件还可继续得奖。于是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宁波、厦门、长沙等城市中一些著名大学，如清华、北大都有了叔蘋奖学金得奖学生。叔蘋人称这些得奖者为“新同学”。
但也有人说，目前中学生学杂费一般家庭都能负担，对贫困生还设助学金，叔蘋奖学金续办的意义何在？他们不理解，今天的叔蘋奖学金与过去有所不同，经济上的资助已不是最主要的。由于叔蘋奖学金在国内外的影响，以及老一代叔蘋同学创造的事业和境界，使获得学生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荣誉感。
他们都很喜欢叔蘋同学会这个团结友爱的新集体。这个集体的凝集力、辐射力，就是顾乾麟先生一贯倡导并力行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一人有难众人帮助的互相友爱的情谊。
于此，我想到：有了钱如何用？现实生活中有两种人：一种是致富忘本，吃喝玩乐，营造别墅，甚至包“二奶”；另一种是致富溯源，富而思进，为民办事，造福后代，为美好的事业鞠躬尽瘁，无怨无悔，死而后已。
顾乾麟选择了后一种。
中国古代的管子有句名言，叫做“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顾乾麟用他捐献个人财富与办奖学金的不朽义举，实践了这一至理名言。顾乾麟与“恰和”合作60周年盛会顾乾麟举家移居香港后，继续与怡和公司合作，还与合伙人创办了金星纺织厂（后改组为联业纺织有限公司），又创办了顾氏公司，并先后担任香港怡和有限公司棉花纤维贸易部经理、董事局顾问。他仍在香港热心当地社会公益事业。1963年被选为华东三院癸卯年总理。1964年又被选为总理，在此期间曾多次组织京剧义演，所得收入悉数用于华东三院添置病床，扩建院房。
1986年12月8日，香港怡和公司董事局举行盛大酒会庆祝与顾乾麟先生合作60周年。当顾乾麟夫妇跨入宴会厅时，霎时迎来了许多热情的目光，礼仪的笑容。西门·凯瑟克一把握住他的手，用英语笑说：“祝我们的友谊如日中天！祝你和你的夫人万事如意，健康快乐！” 顾乾麟握紧了对方的手，很快用汉语笑道：“尊敬的西门·凯瑟克先生，我也和您一样，祝我们的事业万古长青！祝您和您的夫人心想事成，白头偕老！祝你们一家和睦、幸福、进步！” 酒会开始后，500名贵宾分别用中、英、日、德等语言，盛赞了顾乾麟先生与怡和公司友好合作60周年。
“恭喜！恭喜！凯瑟克先生！” “恭喜！恭喜！顾乾麟先生！” “珠联璧合，黄金搭档！” “怡逢花甲，和好万年！” “知己知音，天长地久！”…… 掌声如雷响起。西门·凯瑟克夫妇和顾乾麟夫妇如沐春风，环场一周，频频举杯，向各国商人、朋友亲切致谢。
当他们走到香港汇丰银行、渣打银行的朋友身边时，顾乾麟心情异常激动。
他17岁加入怡和公司，30岁即1940年与上海汇丰银行及麦加利银行（后为渣打银行）开户以来，一直到香港，都保持着友好往来，始终恪守“一诺千金”的信誉。1980年汇丰银行董事长沈弼爵、渣打银行总经理白郎先生约请香港各方人士，设宴庆祝，并各赠银盾一具，为银行最长久守信用的客户。
此刻，顾乾麟夫妇双双举杯表达了共同的心声。
西门·凯瑟克是个高大英俊的英国人，头发略呈棕黑色，西装革履，胸佩一枚红花，与苗条、机灵的娇妻十分匹配。他望着顾乾麟夫妇与香港汇丰银行、渣打银行的朋友们互相敬酒致意的场面，不由得勾起了沉重的回忆。
60多年前，他的祖辈漂洋过海到了中国，认识了南浔顾氏，至今已有几代人的渊源。1936年，西门·凯瑟克与年轻的顾乾麟偶尔邂逅，没想到与顾氏怡和源公司竟“一见钟情”。从此，顾乾麟就成了他的挚友，在风风雨雨的商海浮沉中肝胆相照，建立了比金子还珍贵的异国情谊！
1941年冬天，日军偷袭珍珠港，向美、英、法宣战。上海的美、英、法国人被迫交出一切权力，财产被查封冻结；每月只发少量生活费；上街时需臂戴红布；后来又一起被关进了集中营，过着地狱般的生活。那时，英国怡和公司总经理戈登想起了中国朋友顾乾麟，就上门拜望，希望顾先生尽可能设法送衣食包给“怡和”的同事，以解他们在集中营的饥寒之苦。顾先生在自己所经营的棉花、棉纱等货物、资产亦被查封冻结之际，毅然伸出援助之手。从此每月送衣食包265只，赠与英国“怡和”难友，一直送了两年多，到太平洋战争胜利为止。
回想到这里，西门·凯瑟克和妻子站了起来，虔诚地举杯向顾乾麟夫妇敬酒：“顾先生，刘夫人，为我们永恒的友谊干杯！” “干杯！” 顾乾麟先生显然动了感情，一连喝了三杯洋酒。他改用中国绍兴黄酒回敬西门·凯瑟克夫妇，说：“我终生难忘啊，难忘与怡和公司大海一样深的情谊！” 西门·凯瑟克满脸红光，开心地笑了，不知为什么回忆的“屏幕”上闪现出生死存亡的一幕——那年的一天下午，顾乾麟先生正在上海圆明园路“大华行”工作，突然来了两个全副武装的日本宪兵，带了一个翻译，进门就厉声喝道：“跟我们到宪兵队走一趟！”当时顾乾麟先生真是魂飞天外，无奈只能随他们到了北四川路日本宪兵队，即被打入囚牢。
当夜审问，说有五个英国人折断铁丝网从集中营逃了出来。“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 一连串的提问，得到的都是顾乾麟“不知道”的回答。但宪兵队还是不相信，因为他们分析弄断铁丝网必须用锉刀或锯子，怀疑顾乾麟在衣食包中夹带进去，帮助英国人逃走的。于是被用刑逼供两天，到第三天才释放回家。
顾乾麟一进家门，见妻子、儿女正急得大哭。后来得悉是中立国瑞士总领事馆郭纳（Mr.FONTONEI）保释他才出狱的。他正告日本宪兵队，说自己所送的衣食包均经过瑞士领事馆转手，保证从未夹带什么利器，因此才获得自由…… 西门·凯瑟克回忆到这里与夫人情不自禁地频频举杯，向所有到会的贵宾再次致意：“为顾乾麟先生与我们怡和公司的友好合作60周年干杯！” “为友谊干杯！” “为未来干杯！” 宴会厅里狂欢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飞鸿传情如果说那充溢着校园馨香的琅琅书声是顾乾麟须臾难离的生命进行曲的话，那么，他周围的叔蘋同学们更是这支进行曲的欢跃之音符。
他迷书声，因为他爱同学。
在香港的几十年中，他的身心仍沉浸在叔蘋同学们中，他在同学们中间，如水得鱼；同学们在他身边，如鱼得水。
清晨，顾乾麟在香港普鲁贤经公寓所在的半山腰做完自由气功，回到四楼居所用毕早餐，9时许，坐车去写字间。
公司离他家不远，仅十几分钟就到了。他的写字台右边的墙上，贴满了照片。这是1949年离沪赴港时随身携带并珍藏至今的叔蘋老同学照片，现在又增添了许多新同学的照片。每当思念他们时，他就走到墙前，细细端详着那一张张熟稔的面容。瞬间，那一张张笑脸似乎都“活”了，那一双双眼睛仿佛又“亮”了：“顾先生，你好！” “同学们，好！” 顾乾麟揉揉眼睛，怀疑自己在做梦。但直觉告诉他，这不是梦幻，分明就像在眼前一样…… 这是裘苑，她在上海市第三女中高一读书时，被上海团市委命名为“少年爱迪生”。几年来，她的创造发明先后荣获“亿利达青少年发明奖”、“成人业余发明二等奖”等，她的作品在全国中学生中第一个获得了专利权。
这是蔡群，上海外国语学院的应届毕业生，从中学起连续获得叔蘋奖学金。1989年在“托福”考试中，她以距满分680分（世界上尚无一人达到过）仅差三分的成绩，在国内历年参加“托福”考试的学生中一举夺魁。
这是刘轻扬，她的父母是京津两地的下乡知青，他们带着她在一个偏远地区艰辛地生活了十几年，直到1990年才回到北京。自从她进北京八十中学以后，便对“叔蘋奖学金”有所了解。“得诸社会，还诸社会”这短短八个字包容了人间多少真、善、美的内涵，体现了顾先生多么博大的胸怀，多么热诚的博爱，也感召了她一颗年轻的心。从此，她立志要成为“叔蘋”一员，用自己的爱与付出去回报社会。…… 多么好的叔蘋同学！几乎每一位新老同学都有一段值得浓墨重彩的历程。
顾乾麟回忆到这里，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打开阳台门，俯瞰中环市容，顾盼着邮差的到来。这是老习惯了。每天上午，他第一件事就是让秘书将邮差送来的邮件中叔蘋同学的来信挑选出来，然后细细阅读。自从1982年回内地与叔蘋同学重逢后，同学们寄给他的信日益增多。特别是元旦、春节以及他的生日，来自世界各地的贺卡似漫天雪花，数不胜数。每天，他都要秘书按照他口授之意，给各位同学回信，并亲自过目、签名，有时觉得余言未尽，就动笔写上几句。
飞鸿传情，使顾乾麟与叔蘋同学心心相连，朝夕相伴。自回内地续办奖学金以来，现已形成中学、师范、大专、大学、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的完整系列，奖学金规模远远超过解放前。在美国纽约州圣罗士学院，也设立了叔蘋奖学金。到本书写作时，该奖学金累计总得奖学生已增至6000余人。
虽然续办的奖学金不再是一笔给予清寒子弟继续求学的资助，而是一种对于品学兼优拔尖学生的奖励，但它“得诸社会，还诸社会”的宗旨不变。这些叔蘋新同学一点不小看这点钱，而是视它“比金子还贵重”！他们称叔蘋家庭是“一个没有污染的净土，净化着我们的心灵”，“这里没有邪恶，没有丑陋，我们是兄弟姐妹”。还称叔蘋家庭是“阳光亲缘织成的网，顾爷爷就是那网心的太阳”！ 顾乾麟先生用清泉一般深沉的构思，用树林一般葱郁的意境，陶冶了叔蘋同学几代人的情愫。他如此无微不至地关怀叔蘋同学们，同学们又何尝不时刻眷恋着顾先生呢？1987年元旦，上海、北京叔蘋同学会的40名理事和老同学代表，赴港探望顾乾麟夫妇时，大家像年轻时那样表演节目，唱啊，跳啊，笑啊，几十年前的情景又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他们看到顾先生为了续办叔蘋奖学金，不仅在经营上特别谨慎，日常生活中更是勤俭节约的典范。
他家仅住公寓房子的一个楼面，陈设简单。他身上穿的还是70年代的西装，里面的的确良衬衫已洗得像薄纸，每次到上海开会总是戴着同一条领带……当时香港天气骤冷，顾乾麟立即吩咐送各位同学一件羊毛衫御寒。看到他身上穿的旧毛衣，同学们的眼眶湿润了：“顾先生，你也该换一件新羊毛衫了！” 窗外柔软的春风正轻轻地吹拂，老树枝上又绽新绿。顾乾麟的目光落到了墙上的那副对联上：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宜自勉，岁月不待人。
这是他的自勉之诗。是啊，顾先生要操心、要办的事情太多了。除参加上海市政协全会外，在上海、北京、湖州、南浔等地都有一摊子事情等着他去办理。因此，无论是他启人深思的教育思想，还是他至真至爱的人格品行，都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 人称顾乾麟先生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却总觉得还缺少点“情”和“味”。同学们不是砖瓦木石，不是钢筋水泥，他们是活生生的精灵。培养他们不比设计一座高楼、一项工程容易啊！ 不同。就像砖瓦的切割和细胞的分裂——我想啊想啊，始终没想出比老师更贴切的称号来。
是啊，山岚因他透出神秘，山花为他展开妩媚，山月为他化深幽，叔蘋同学们的心田上，因他而抽芽返青！ 亲切会见顾乾麟创办“叔蘋奖学金”为我国国家领导人所称颂，为中央和地方新闻媒体所赞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大公报》等多家报纸，《瞭望》、《人民画报》、《中华英才》等刊物，纷纷作了报道。中央电视台放映了《奖学育人》专题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叔蘋桃李情》广播连续剧。作家、诗人徐迟在《文汇报》笔会副刊发表专访文章《得诸社会，还诸社会——记教育家、企业家顾乾麟先生》。
且摘录《叔蘋奖学金建立60周年大事记》（叔蘋奖学金基金管委会编印，
1999年8月）有关文字如下：
1986年
5月11日晚上，全国政协副主席吕正操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并宴请顾乾麟和夫人刘世明，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沙里参加会见。吕正操热情赞扬顾先生创办的“叔蘋奖学金”对国家、社会所做的贡献。吕正操说，在中国办教育的人都是桃李满天下，他们都会名留青史的。
1987年顾乾麟荣任上海市政协特邀委员，4月赴沪出席上海第六届六次政协会议。
5月，全国政协副主席吕正操、杨成武，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李定，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主任彭友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沙里分别会见顾乾麟。
5月18日，国务委员、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姬鹏飞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顾乾麟。
20日，顾乾麟接受了辽宁省国际人才交流协会的聘请担任名誉顾问。1988年
4月14日下午，全国政协副主席谷牧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并宴请顾乾麟和夫人刘世明。谷牧对他说“感谢你在教育事业上所做的贡献。”
5月11日，顾乾麟和夫人偕家麒夫妇等赴美国纽约州首府奥尔巴尼接受圣罗士学院授予的荣誉文学博士称号。
1989年
5月2日，北京市人民政府聘请顾乾麟为北京市教育局顾问。
5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会见顾乾麟夫妇及其次子顾家麟。
胡启立对他创办叔蘋奖学金所做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胡启立：你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服务的一生，奉献的一生。你的伟大人格感人至深。在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中，你为中国人民和中国建设培养了大量人才。你的智力投资的收益是不可估量的。你培养的人才分布在全国各地，已成为今天建设祖国的重要领导干部。
5月18日，浙江省湖州市隆重集会授予顾乾麟“湖州市荣誉市民”称号。
他接过证书后致答词：“1948年，吴国祯市长要授予我上海荣誉市民称号，因为他很快调离上海，没有实现。想不到今天我又成为家乡湖州市的第一个荣誉市民。”他表示“感到万分荣幸”，“极为感谢”。
1991年
4月26日，顾乾麟在上海市政协第七届四次会议上当选为市政协常务委员。
1994年2月14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偕夫人周寒琼
1988年4月，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亲切接见顾乾麟先生女士在京华胜地钓鱼台国宾馆宴会大厅里，会见并宴请他的老师、叔蘋奖学金创办人顾乾麟和夫人刘世明女士。
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孤岛”一夜之间沉没。钱其琛当时为初三学生，不愿留在上海当亡国奴，乃向年长进步学生打听投奔抗日根据地之路。得到的答复是无论什么地方都能抗日，都能革命；大同附中二院将开设高中部，要他考进去加强进步力量，这就是革命工作。但当时米珠薪桂，学费如何着落？1942年夏，他在考入大同附中高中时，考取了第六期“叔蘋奖学金”。这年10月，钱其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全校第一名党员，当时他只有14岁。依靠顾先生的资助，读完三年高中。1945年夏毕业时适逢抗日战争胜利，他就转到中学党组织系统工作，从此一直在党的领导下为人民服务，为祖国效力。50年后，钱其琛仍难以忘怀自己为革命作贡献的文化基础，是在三年高中时打下的。而在当年如果没有顾乾麟先生创办的奖学金资助，他是难以完成学业的。
现在师生久别重逢，倍感亲切。作为学生的钱其琛对教师的敬爱之情溢于言表，他亲切地为老师顾乾麟宽衣、让座，使周围的人很感动。席间，顾先生将两枚精致的叔蘋同学会会徽赠给钱副总理和夫人，欢迎他们成为叔蘋同学会会员。钱副总理赠送顾先生一本《钓鱼台诗汇》，并在书的扉页上亲手题写了“顾乾麟先生钱其琛1994年2月14日”。当顾先生向钱副总理追忆他40年代创办和维持叔蘋奖学金的艰难经历时，钱副总理热情称赞这远在50多年前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希望工程”，为我国的教育事业立了功；并称赞顾老师于80年代在上海、北京和故乡湖州三地续办叔蘋奖学金，为国家民族再作贡献。
1997年国庆之夜。钱其琛副总理又与顾乾麟老师长时间聚于钓鱼台，用上海话娓娓交谈。
“您身体好吗？” “坐飞机还可以吗？” “记得1994年我们在这里见过面，一起吃饭的，还见到您夫人——顾师母！”…… 当得知顾先生1995年又出资1000万港元设立了叔蘋奖学金基金会，钱副总理高兴地说：“真不错！叔蘋奖学金要继续不断办下去！现在叔蘋奖学金桃李满天下，各行各业都有。”对顾先生58年来坚持教育事业表示感谢，赞誉他为“科教兴国”所作的不懈努力。钱副总理偷快地从顾先生手中接过嵌有叔蘋奖学金得奖同学会会徽的景泰蓝纪念盘，回赠了两本邮票集，一本是
1996年中国邮票，一本是浦东开发的纪念邮票。然后俯身向着老师说：“我们一起拍个照！”握别时又连声说：“顾老师，多多保重！”
三次邂逅 我第一次见到顾乾麟先生是1988年4月22日，上午。他和夫人刘世明，以及叔蘋同学会一行20余人，应邀参观访问了南浔中学。
当时已79岁的顾乾麟先生是香港怡和有限公司董事局顾问、顾氏有限公司顾问。这次返回内地是出席上海市政协会议的。他回到阔别60年的故乡，就在南浔中学欢迎会上激动地说，虽然年轻时比较少回南浔，但对家乡的感情一直很深。他和夫人刘世明，都兴高采烈地自我介绍：“我是湖州南浔人。” 说起南浔中学，与刘家结缘甚早。打开南浔中学60多年的史册，就可以看到有关刘世明的叔叔刘季雅的记载：1925年至1932年，刘季雅曾任南浔中学校长，1944年至1945年任南浔中学校董，1946年至1949年任南浔中学名誉校长。如今，顾乾麟夫妇在该校设立叔蘋奖学金，又一次体现了他们继承祖辈意愿，继往开来，发展家乡教育事业的拳拳之心！顾乾麟先生说，昨天，他们参观访问了当年举办叔蘋奖学金的湖州中学、湖州三中，并祭奠了父母之墓。今天回到家乡，与南浔中学师生欢聚一堂，喜悦之情是难于言表的。
下午，顾乾麟夫妇一行游览嘉业堂藏书楼和小莲庄。当年离别故乡还是
19岁的姑娘，如今已78岁的刘世明女士是嘉业堂藏书楼创始人刘承干的侄女。这次旧地重游，勾起她半个世纪前的回忆，感喟深沉地说道：“几十年过去了，还保护得这么好，真是不容易啊！” 顾乾麟触景生情，笑了。
有人问他：“顾先生，你南浔话讲得来吗？” “我讲得来的。”他随即用浓重的乡音风趣地说：“跑到南浔南栅南安桥头，南货店里买包南瓜子。” 有人又问他：“顾先生，南浔‘野荸荠’橘红糕，你还记得吗？” “哦，橘红糕，我记得的。我小时候最喜欢吃橘红糕。”他操着南浔话笑道：“小小的，圆圆的，淡红色的，吃起来，蛮香蛮糯蛮甜的。” 逗得四周荡开了一阵朗笑。
在藏书楼的啸石前，刘世明女士嬉语了一句：“啥人能上去吹得响？” “我来试试看！” 一位叔蘋老同学奋勇而上，可惜只吹出个低音。
“我来！” “我来！” 好几位叔蘋老同学又上去，都不得要领。直到最后一位新同学方吹出了老虎般的声音，宏亮而悠远，婉转而清新，仿佛传来了千年古镇历史的回响。
顾乾麟忘情地开怀大笑：“哈哈，真有趣！想不到这次在家乡看到了交交关没有见过的东西，开心得来！”浓重的乡音萦绕着游子的深情。
走过藏书楼园林中的石桥时，南浔镇一位领导人指着桥上盘根错绕的紫藤开出的淡红色小花，对顾先生夫妇说：“这美丽的花朵也像是在欢迎你们呢。” 顾乾麟幽默地回答：“因为我们是湖州南浔人！” 老俩口借助照相机在紫藤下保留了这永久的美好回忆…… 当天夜晚，我撰写了题为《得诸社会，还诸社会——顾乾麟夫妇还乡纪实》一文，刊于《南浔通讯》1988年5月版（总第10期）。
我第二次见到顾乾麟先生是1989年5月17日下午。时逢叔蘋奖学金创办
50周年，他出席了故乡人民在南浔小莲庄举行的祝寿会。湖州市、南浔区、镇领导及各界人士数百人挤得“退修小榭”满满的，其中叔蘋同学100余人。
“退修小榭”厅堂中央高挂一个金色的“寿”字，上面是一条“热烈祝贺顾乾麟八十寿诞暨与夫人刘世明六十年钻石婚”的大红横幅，气氛异常热烈。
南浔原德泰顺制革厂职工袁兴宝等18位京剧票友演出了《蟠桃祝寿》等节目，顾先生笑说：“我也要上场演唱。”其儿、媳见他年事已高，都劝他说：“不要上场了，就在原位子上唱罢。”但他固执地说：“不，我要上场，与琴师讲一下。” 当时的琴师是南浔镇京剧队长蒋增增，见顾先生跑上场，就很礼貌地站起来：“顾先生，你唱啥？” “我唱《华容道》。” “《华容道》是红生戏，南浔票友没有人唱，我勿曾拉过……” “勿搭界，勿搭界。” “顾先生，你唱啥个板？” “西皮流水板。” 顾乾麟接着说：“我先唱给你听听。”说毕，就低声哼了几句。
“好好，我有数了，有数了！” 蒋增增立即示意京剧票友，锣鼓打个闪锤之后，京胡就按F调拉了起来。
顾先生一开口就引来了满场喝彩。他不愧是京剧名票，字正腔圆，韵味隽永，不时激起如雷的掌声，使祝贺会达到了沸点。
我第三次见到顾乾麟先生，是在颖园饭店，具体日期已记不清了。他因病坐了轮椅，几位叔蘋同学推着他从大门缓缓地抬进了一辆大巴。车子开动了，他还在车内向送行的当地领导和乡亲们频频挥手致意。目送着大巴远去，我只能在心里默默地祈祷：“顾先生，愿你健康长寿！” 叔蘋奖学金成就展览馆 叔蘋奖学金成就展览馆坐落在南浔镇小莲庄原义庄桂花厅和忠孝祠内。
随着这个古镇的对外开放，该馆已成为一处新的人文景观。
展览馆四周绿木森森，花香鸟语，假山莲池，碑坊曲径，飘溢着历史文化沉淀的灵秀之气。大门上挂着原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题写的“叔蘋奖学金成就展览馆”匾额。大门对面的粉墙上书有“得诸社会，还诸社会”八个大字和叔蘋同学会会徽。
跨进门去，迎面安放着顾乾麟先生半身铜像，两道慈祥的目光充满着深情的爱意，仿佛亲切地与人娓娓细谈。馆内那一幅幅内容丰富的图片资料和实物，生动地展示了叔蘋奖学金创办人顾乾麟先生一生呕心沥血疏财克己育群英的感人事迹。那“以孝事亲”、“以诚待人”、“以信为本”、“以忍处世”十六字的人生哲学格言，充分反映了顾先生在多年生活和实践中总结提炼出来的一种理念。叔蘋展览馆如今已被列为湖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自1990年5月创建、2004年5月改建以来，至今参观者已有1845万余人次，其中包括了很多美国、德国、日本、瑞典、奥地利、澳大利亚、新加坡、韩国等外宾，或留言或留画，一致赞扬顾乾麟先生慷慨奖学为国育才的远见卓识与高尚品德。
1991年11月，78岁高龄的诗人、作家徐迟参观了展览馆，老人的心被顾乾麟先生“得诸社会，还诸社会”的精神深深打动，曾留下了“天下寒士尽开颜”之感。
步入二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1988年12月江泽民同志在叔蘋奖学金创办顾乾麟先生铜像叔蘋公遗训50周年之际的题词：“热心教育事业，培养建设人才。”这熠熠生辉的题词与窗外庭院里那两株月桂的馨香，将古镇南浔崇文重教的传统精神渲染得更加浓浓的。在这里，可以欣喜地看到叔蘋奖学金创办60多年来，受奖学生中许多眼下已成为各条战线和各行各业的杰出人才，其中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就有原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李淑铮、海军装备部部长郑明等。
有一位叔蘋同学设计的叔蘋奖学金同学会会徽，铭刻着顾乾麟先生为振兴中华、强我民族、培养青年的崇高理想和无私至爱，也道出了大家的心声。
图案含义：得诸社会，还诸社会——表明宗旨；巨树——象征“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树上五大洲——象征硕果累累，桃李满天下；书本与“叔蘋奖学”——象征叔蘋奖学金为国育才；腊梅——象征中华崛起及叔蘋之“岁寒而益芳”的刻苦奋斗精神。
展览馆内还悬挂着两幅谜语般的图画，这就是顾乾麟先生和夫人刘世明女士的标志。一幅画中画着一麒麟，意在取一个“麟”字，“三”是八卦中的“乾”卦，麒麟回头，取一个“顾”字，连起来就是顾乾麟。另一幅画中太阳和月亮是“日”“月”，加起来为“明”；中间一幅世界地图，取一个“世”字，把太阳和月亮的光辉永远地“留”在世上取一个“刘”字，合起来就是“刘世明”。承管理员介绍，这两幅互联图也是叔蘋同学设计的，可谓构思巧妙，意蕴悠远。
为使叔蘋奖学金持久地办下去，顾乾麟先生早在1991年就想到自己年事已高，趁在上海出席市政协七届四次会议的机会，在上海锦江饭店委托叔蘋同学会的宗必泽口述关于“叔蘋奖学金叔蘋奖学金标志事业继承人”的遗嘱，宗必泽遵嘱为顾老先生口述作了如下笔录：“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我妻刘世明是我创业治家的贤内助。四子一女都是高等学府毕业，均已成才。五子女均有各自的优点和特点，唯二儿家麒比较理解我的心情，能商量问题分析问题，并能很好处理问题。我已选定我的二儿家麒为我的继承人。
为了把奖学金继续办下去，在我身后会有一笔指定的足够款项留下办奖学金用，我将这笔款项交给我的继承人顾家麒负责管理，专款专用。”1995年10月15日，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会长谢丽娟在接见顾乾麟先生时，顾先生又将亲自签署的出资1000万港币作为上海教育发展基金会叔蘋奖学金的委托书交给上海市，接受委托的是谢丽娟。当时，顾先生的许多学生这样感叹：“他珍爱叔蘋奖学金的事业胜似自己的生命，像他这样热心祖国的教育事业，热爱自己所培养的学生，创办这样一种有独特风格并卓有成效的奖学金的人，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启来者。” 还是让我们再去看看顾乾麟先生的家庭吧：他的夫人刘世明于2005年1月2日在香港病逝后，叔蘋同学们在挽联上敬题：“高风亮节育三千子弟共弘扬叔蘋精神，侠胆柔肠罄一生心血都付与乾麟事业。”他的长子顾家振，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硕士，建筑师。次子顾家麒，是香港著名的泌尿科专家，曾是香港第一个为患者成功施行换肾手术的外科医生；他是英国皇家外科学院、爱丁堡皇家外科学院和美国外科学院三院院士，浙江省政协港澳委员。三子顾家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商科毕业，为香港顾氏公司执行董事。四子顾江泽民同志题词家麟，美国波士顿大学商科学士，亦是香港顾氏公司执行董事。一女顾文梅，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商科毕业，供职于英国剑桥图书馆。又有孙儿、孙女多人，长孙正诚，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毕业，荣获十项奖学金；次孙伟诚，加拿大西安大利略大学毕业，现在香港怡和公司工作；长孙女嘉玲，毕业于英国CHELSFA学院；次孙女嘉敏，毕业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其余皆在攻读。
当我正对刚才看到的那些历史照片、文稿沉思冥想之际，熙熙攘攘地又进来了一个参观团队，他们又将听导游讲顾乾麟创办叔蘋奖学金的故事。呵，顾先生虽然已驾鹤仙逝，但人们对叔蘋奖学金的事业却依然那么神往，依然是百读不厌，常忆常新。这使我想起一位捷克作家的话：“可是，如果我永远不能把我所爱的人看作已经死去，他的所在怎么表现呢？”此刻正好道出了大家的心声：顾先生还活着。他还活着，而且健康；他正健康，并且照耀。因为世上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乃是美好的灵魂，而那灵魂之光，还是“得诸社会、还诸社会”这一永恒的思想。
那年清明日一早，顾福昌打开丝行店门，见乡民老赵匆匆走来，满脸愁色，忙问：“老赵呀，你有何急事？” “顾老板，我儿子得了急病，急需借点钱。” “不瞒你说，我手头也紧……” “所以，我想与你商量。” 老赵说着，小心翼翼地从怀里掏出一只小小的金元宝，神秘兮兮地说：“这只金元宝是我家祖传之物，能否先抵押给你，你借给我400个铜板，好吗？” 顾福昌接过金元宝，沉甸甸的，不觉疑惑道：“你找错门了，快到当铺去吧！ “不，不！”老赵摇摇头，说：“倘若把金元宝当了，铜钱至少几千吊，但手一松把钱花光了，我以后拿什么去赎？我相信你是好人，想暂时押给你，日后当然是要赎回来的。” 顾福昌觉得此话颇有道理，再说乡民有难理应助人一臂之力，就凑足了400个铜板给他，收下了金元宝。双方约定两年后来赎取。
老赵拿了400个铜板，急急出门而去。
夜晚，顾福昌躺在床上，心里盘算着如何设法筹资做大生意，但苦于筹措不到资金，久久难以入眠。忽然，想起早上老赵借钱一事，脑海里一亮：如果把老赵的金元宝抵押到当铺，至少可值4000铜钱，添了这笔本钱，就不愁做不了大生意。在这两年时间，定能赚进很多金元宝。
次日天一亮，顾福昌就赶到南浔同泰当铺去当那只金元宝，果然当得铜钱4000吊，当期为两年。他回到自己的丝行，立刻大量收购辑里丝，一直忙到掌灯时分才关店门。
此时，顾福昌哼着当地小调，走进里屋，霎时闻到一股绣花锦菜淡淡的清香。
绣花锦菜是南浔一种奇特的菜，比普通蔬菜糯软得多，而且只长在南浔方圆十里之内，十里之外就变种，有型而无香。好比橘生南国为橘，过淮则为枳。
“你今天为何这样开心？”妻子朱氏故意问。
“辑里丝嘛！我购进了这么多辑里丝……”顾福昌哈哈大笑。
八仙桌上摆着三菜一汤，三菜是绣花锦菜、臭豆腐干、红烧猪肉，一汤是太湖莼菜汤。
“快吃吧！饭菜也凉了。”朱氏的话里充满了温柔。
“你也辛苦了，快吃吧！ “嗯。” 朱氏用筷子夹起一块红烧肉放进丈夫的饭碗里：“今天我多添了一样荤菜，不知好吃不好吃？” “好吃！好吃！”…… 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顾福昌，你怎么可以拿假元宝来害我？”听声音就知道是同泰当铺的汪朝奉。“什么？这金元宝是假的？” “是啊，这是只假金元宝！你快开门！” 顾福昌开了门，汪朝奉厉声责问：“我看在多年朋友的面上，没有仔细鉴别这只元宝，就收进去了。可你却害我！快跟我到当铺去，交还4000吊铜钱！” “天哪，我已把这笔钱都用来购买辑里丝了！” “那你不是存心害死我吗？”汪朝奉急得跳起来：“你不必多讲，快跟我走！” “可我还不出钱啊！” “那你自己去跟老板说！”…… 看到眼前的尴尬场面，贤惠达理的朱氏就劝丈夫说：“做人要讲诚信，你快到当铺去一趟，对老板实情相告，赔礼道歉！” “对对对！”顾福昌一把拉着汪朝奉就往门外走。
到了同泰当铺，老板正急等着。
“对不起，真是对不起。”顾福昌恳求说：“此事有当票为凭，两年后我定按约回赎。我是有家有业的，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 当铺老板知道顾福昌是拿不出钱了，逼也无用，就答应让他到期回赎：“不过话说在前头，两年后你若不守信用，别怪我翻脸不认人！”叫顾福昌当场写了一份详情文约，才放他回去。
顾福昌回到家里，朱氏见他神情恍惚，就说：“这笔钱是我家的命根子，只能赚不能亏！” “对！”顾福昌咬咬牙关，回了一句：“是啊，只能赚不能亏！” 从此，顾福昌夫妻俩起早摸黑，精打细算，经营丝业。两年后居然发家致富了。到了清明前夕，他就去同泰当铺赎回了金元宝，虔诚地把它供在家堂神龛里。
清明日早上，顾福昌正在抹柜台，见乡民老赵领着儿子走进店来。未等他开口，老赵就捧出400个铜板，说：“顾老板，我来赎元宝，那只金元宝是假的。因儿子急病，出此下策，实在缺德。多亏你那400个铜板，救了我儿子一命。”说着，忙叫儿子下跪致谢。“起来！起来！”朱氏一把拉起老赵的儿子，笑说；“兄弟，我家感激你也来不及呢！” 老赵惊讶得目瞪口呆。
顾福昌哈哈大笑：“这元宝虽然是假的，我却靠它发了大财！” 朱氏忙请坐、沏茶。
顾福昌遂细说往事，老赵更觉惊喜，良久才喃喃自语：“祸兮福也，福兮祸也。” “世上祸福无常，唯有心善人正。”顾福昌手指着家堂神龛里供着的元宝，目光朝妻子朱氏一闪：“这只元宝，是我顾家发迹之宝！今后每年正月初四接财神，一定要烧香点烛，磕头跪拜！” 长袖善舞的顾六公公 现在，让我们再审视一下周庆云《南浔志》上的有关记述吧。
顾福昌（1796-1868），字成之，号春池，因兄弟中排行第六，人称“顾六公公”。他年少时因家贫，只好弃学从商，开头在镇西栅摆布摊。由于他秉性勤俭仁厚，因而布摊生意颇为兴隆，稍有积蓄后到南浔邻镇——江苏吴江的震泽开布店，兼营蚕丝，由妻子朱氏在家照顾年老多病的父亲。南浔与震泽相距仅6公里，他就每天早出晚归，徒步往返，寒暑不止。老父病故后，他就关了震泽的布店，在南浔西栅开了一家小小的顾丰盛丝行，经营辑里丝，自运售于洋行。
清道光初年，30岁出头的顾福昌带着雄心和梦想走出古镇南浔的青石板，闯入上海。当时的上海尚未开埠，正如183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代表林塞在考察报告中写的：“江岸边一马平川，寂静无声，河埠纵横交错，土地精耕细作，与荷兰几有异曲同工之妙……时值麦收，人们都忙于收割，那时的外滩，还什么都没有，是一片长满芦苇的泥塘。” 然而，使顾福昌大开眼界的是1843年上海辟为通商口岸后，英美等国商人很快在老上海城外的滩涂上造起了高楼大厦，形成了今天的外滩的雏形。
起初，有人总认为洋商的休闲生活是在外滩上跑马，跑来跑去，跑出了一条500米长的路，上海人称“马路”。其实是18世纪末，有一位名叫马卡丹的英国人设计了一种新的筑路方法，用碎石铺路，路中间略高于路面，便于排水，而路面平坦宽阔。这种路广泛用于城市建设，取设计者的姓名为马卡丹路，简称“马路”。因为这里有了马路，于是就有了通宵不灭的万家灯火，穿梭奔跑的蒸汽火轮，西装革履的洋人和长袍马褂的掮客；有了医院、邮局、拍卖行、文明戏、新闻报；有了让外地人莫名其妙的“康白度”、“拿摩温”、“咸水妹”、“水门汀”等等的洋泾浜英语。今天的南京路就是从这里伸展开来的，与南京路平行的另外几条马路，则被简单称为一、二、三、四马路。因此，很有经商远见的顾福昌就在上海四马路开设顾丰盛栈号，后改为顾寿泰丝栈，与南浔顾丰盛丝行遥相呼应，成为南浔丝商在上海最早发迹的一家。顾家的财产，早年在“四象”之首刘家之前。
在这样的年代，顾福昌经历了一次人生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他的精神获得了一次升华。他开始成熟了——成熟于一场冒险之后，成熟于劫难后的新生，成熟于十里洋场。当时他发现洋商都急于寻找经纪人，心想只有掌握了外语，才能迅速打开生丝出口的快车道。因此，聪慧好学的顾福昌就千方百计与洋商往来，日积月累，不仅江南古镇南浔的声音已经变得相当遥远，耳边只有喧嚣不息的生意行情，而且他自己也很快被十里洋场的景观同化了，怀里揣着瑞士钻石表，金丝边眼镜是道地的法兰西产品，竟会用洋泾浜英语寒暄几句，逐步能通译英语，成为上海早期的丝通事（翻译兼买办）。1901年轮船招商局建造之前，上海中山东路就有了美商旗昌洋行的大楼。1860年的时候，顾福昌进入洋楼，成为旗昌洋行的买办兼股东。由于他学会了英语，又熟悉生丝交易的业务，因而做得得心应手。
19世纪50年代，顾福昌与宁波的杨坊被上海道聘为上海丝茶捐总局董事，负责丝茶捐总局和南北两市分局的稽查及到沪丝茶厘捐收解等事宜，成为上海丝界领袖人物。1860年上海丝业会馆成立后，顾福昌是首届董事。
丝业的获利，使顾福昌在上海长袖善舞，周旋得相当潇洒。他又开始着眼于新的经济点，购下了当时上海滩上唯一的外洋轮船码头——金利源码头，建起大堆栈，与洋商结纳，独占上海出口货物装卸和打包业务。
南浔一带有俗谚：顾家码头上，养着一群鹤；天天都下蛋，下了不少蛋，下的都是金元宝。
金利源码头是十六铺码头的前身，1862年由美商旗昌轮船公司建造（顾福昌是大股东），比南通张謇于1905年在十六铺南面建大达码头早几十年。据说，最初是福建漳州人郭振斋来上海，在今天的阳朔街开设万丰沙船号，经营南北海运业务。为了停泊船只，他在十六铺的黄浦江边建造简易码头，始称金利源码头。码头名称上冠以“金”字，这是福建商人的习惯，表示“金银进门”之意。当时顾福昌得手后，身价倍增，不仅是美商旗昌洋行买办兼股东，又当上了英商怡和洋行打包公司总经理。他在上海、南浔广置家业，还为琼记洋行推销洋布、茶叶，而且从事对日贸易，试图从日本天皇那里搞一份茶叶专卖的执照。可以说，顾福昌的商界人格和才华当时得到了最充分的张扬，在上海洋行买办中当之无愧统领风骚，成为中国丝业外贸发展史上的一个奇人。
顾福昌还热心于社会慈善公益事业。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攻占杭州城后，他在新市镇开办施粥厂，接济逃难的百姓；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失败后，他出巨资用于湖州、南浔善后重建，如修桥铺路，创设育婴堂，重修施善堂等等；还捐资设义塾，使族中子弟无论贤愚、不分男女均有入学机会。
1865年，美商旗昌洋行在上海的新合股人乔治·泰森（GeorgeTyson）致P·S·福士的报告中说：“顾丰盛是19世纪60年代某洋行的买办之一，是个信誉好地位高的著名丝茶商人。”因此，顾福昌在他鼎盛时期早天时，得到了英美两国领事馆和所属机构下半旗志哀的殊荣。徐有珂在《顾福昌墓志铭》中云：“其卒也，花旗国领事馆命挂半旗，此为外国隆礼也。” 顾家的房子我曾对南浔“顾家的房子”这句俗语，初步作过考证。顾家最早在南浔的西大街垂虹桥堍妙境弄东等处建有豪门大宅。
据说顾福昌致富后建房时，请了一位风水先生。风水先生在南浔镇转了三天，第四天转到西栅垂虹桥堍，就不走了，左看右看，不禁击掌称妙：“这里风景优美，碧水东流，石桥河埠，乌瓦粉墙，龙气很旺，是个活脉之地。” 听此，顾福昌脸露喜色连连称是，因为他从前在此摆摊、开店，总是一帆风顺。于是，就在垂虹桥堍妙境弄东大兴土木，建造了一座很有气派的江南大宅。外面是高高的封火山墙和石库门，里面是明厅暗堂，高楼小窗，天井小巧，备弄幽深，砖雕、木雕、石雕、竹雕应有尽有，连门槛、楼梯上都有雕刻，精美绝伦。其中最著名的是百桌厅，设宴摆酒时可容纳100只八仙桌，也有人说80只八仙桌，但可以肯定这是一个很大的宴会厅。那天夜晚，顾福昌摆“上梁酒”时，顾宅内外挂灯结彩，喜气洋洋，当地大小富绅名流、亲朋好友、邻居纷纷前来送礼恭贺，热闹非凡。众人在这百桌厅里喝酒划拳，对顾宅的建筑风格评头品足。
“顾老板，你家的房子南浔独有！” “不简单啊，这百桌厅江南罕见！” “连门槛、楼梯上都有精美雕刻，我可真舍不得踏上去呀！”…… 然而，垂虹桥堍茶馆店里却冒出一支反调——有个资深“茶博士”说，此地风景虽好，风水却平平。风景不等于风水，犹如一个人的相貌不等于面相，脸蛋俊美未必有神相。江南古镇，风景旖旎之处很多，但是好风景也未必都是好风水，此地断乎算不上“龙气”“活脉”……说毕，他提长嘴茶瓢的手一抬，一条白线状的开水就准确无误地射进小小的茶盅里，霎时茶香伴着热气溢散开了。
“四象”中，顾家虽比刘家发迹早，但后来衰落也最早。抗日战争时期，一场大火把这座顾宅烧个精光，留下了一片瓦砾废址……也许应验了那位“茶博士”的调侃，抑或说世事如棋，天道转回，转来转去总转不出那个怪圈。
你不能没有悲哀也没有迷惘。
黄老先生仿佛看出了我的心事，轻轻感喟道，过去南浔垂虹桥一带确是绝美佳景，你信不信?我点头说，我信！我信！ 据史载，“垂虹夕照”是南浔十景之一。
元代至正十六年（1356），张士诚筑南浔城西的水城门时已有垂虹桥。据说石桥之对联始于清道光年间，此桥在嘉庆年间重建。传说垂虹桥本是一条龙，白天变桥，晚上飞走。有一日，吕洞宾下凡，化装成叫化子，夜晚就睡在此桥吴王靠上。刚进入梦乡，忽觉身体飘动起来，睁眼一看，自己睡在龙背上，就怒喝一声：“孽畜，原来是你在作怪！”猛地拔出宝剑砍掉一条龙腿，这条龙腿就变成了沐凰桥（俗称横木桥）。从此，垂虹桥再也不会飞天了。
若俯视垂虹桥，其形犹如传说中的龙。主桥是龙的躯干，向北逐级下伸，过了河受西大街所阻，分成两足（桥脚）；向东、西伸到桥堍，像龙的两条前腿；三点交会处成一个平台，平台北砌一座照壁。平台东南两个踏步，与永安路口的西吊桥相连，故有“一步两座桥”之说。主桥向南过了河，一只桥脚向东连接下塘西街，像龙的左右腿；另一只桥脚继续向前，像龙的尾巴。
据董斯张《吴兴备志》记载，垂虹桥照墙上原砌有《南浔城碑》一文，元末至正二十二年立，上刻有《南浔重修城记》。至正二十一年，由前徽州路儒学教谕杨天显书，湖州路安定书院奉祀胡理刻。南浔城在至正十六年始建，大约至正十七年完成。
据南浔老人回忆，抗日战争前，垂虹桥照墙上的那方《南浔城碑》尚在，沦陷时被拆毁失踪。一说被日军掠去，因他们也喜爱中国的古文化；另一说被一位爱国乡人保护起来，但没等到光复就死了，碑也随他埋于地下……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垂虹桥还是一座很高大很坚固的石拱桥，另一座横木桥也尚在。垂虹桥与通津桥、洪济桥遥相守望，每一座石拱桥都以半圆形横跨河面，水中的倒影便与那个殷实的半圆组合成满月一轮。后来，根据城镇建设的需要，垂虹桥改成了平桥。因此，如今说的“南浔三古桥”，垂虹桥用广惠桥代之。
现在，当我踏访西栅垂虹桥的时候，又着意寻觅顾福昌老宅旧址，惊奇地发现沿河石岸古风依旧。陪同的友人手指顾家当年的河埠，笑说：“这是顾家留下的文物！”原来抗日战争时期的那场大火，虽然烧光了顾家老宅，但河埠却依然如初。我仔细察看这个八字形的大河埠，发现平台石三尺多见方，约有一尺多厚，当之无愧可称誉为南浔镇河埠之最。伫立在这河埠的平台上，我仿佛看到了顾氏老宅昔日的豪华，仿佛看到了顾丰盛丝行收购的辑里丝，由此通过水路源源不绝地运往上海，远销海外……悲乎?幸乎?一座老宅蕴含着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兴衰史。听南浔老人说，顾家后来在南西街西华家弄北首购地建大宅（后卖给张石铭家），还在南西街泰安桥堍陶家弄西造屋，当时的主人顾企翰，曾任南浔镇救火会会长。告别友人，我继续去寻找深藏在顾家老宅、旧址里的文化内涵和底蕴，寻找主人们悲欢离合的趣闻逸事。
顾敬斋的沉浮解读南浔顾家的兴衰沉浮，我感悟到作为一个创业者都经历过艰难的跋涉，每一个开拓者的背后，都伴随着无数风险甚至斑斑的血泪。不论是顾家第一代，还是第二代，可以说其代表人物都走过这样坎坷曲折的人生之路。
据我的文友徐勇在《最早发迹的顾家》一文中所言，顾福昌有三个儿子，长子寿松，字容斋；次子寿臧，字子嘉，号敬斋；三子寿朋，字颂三，都是赫赫有名的古物、金石、书画收藏家。其中顾敬斋最负声望，他就是顾乾麟的祖父。顾乾麟在《我之一生回忆录》中说：“祖父敬斋公为一丝商，原在无锡开设源康丝厂，后在上海与英商怡和公司合作，开设怡和源打包厂（即怡和与源康合作之意）。” 让我们再看一下顾敬斋办丝厂的履历吧：清光绪七年（1881），顾敬斋继承祖业，附股旗昌洋行，合资在上海垃圾桥堍开办旗昌缫丝局（厂），拥有丝车200部，由堂弟顾勉夫为丝局买办，负责蚕茧原料的采购供应；第二年又进行扩建，丝车增至444部，职工1300人，年产丝479担。
光绪十二年（1886），旗昌洋行又租赁上海里虹口的公平丝厂，更名宝昌丝厂，顾敬斋又是大股东。时有丝车406部，职工550人，年产生丝439担。
光绪十七年（1891），旗昌洋行在美国的总行倒闭。上海旗昌洋行随即清理，将丝厂作价出售。此时，顾敬斋痛感附股洋行的弊端，就与法国人卜鲁纳两人集资买下了那家丝厂，组建宝昌缫丝公司。卜鲁纳曾在日本上洲富冈制丝厂当过拉丝长，对缫丝很有经验，因此促进了丝质的提高。宝昌缫丝公司成立后，所属两家丝厂改称老闸宝昌缫丝局。
光绪二十三年（1897），顾敬斋又独资“吃”进沈志云、吴少圃在上海石子街开办的乾康丝厂，拥有丝车250部，职工800人，年产生丝280担。以后陆续扩大规模，至1910年丝车增至612部，成为上海最大的丝厂。
宣统元年（1909），顾敬斋与无锡祝兰舫合作，集银7.7万两，在无锡黄埠墩开办源康丝厂，聘请何梦莲为协理，黄少庭任技术厂长。全厂有丝车330部，职工825人，年产“七里牌”、“黑虎牌”、“黄埠墩牌”厂丝600担，在1922年美国费城举办的国际博览会上获甲等大奖。但后来由于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而停歇。
其实，顾敬斋早在上世纪初就是上海丝业界的头面人物，他思想开放还蕴含着机智和狡黠。1900年，顾敬斋与著名湖州籍丝商黄佐卿、杨信之等在当时两大茧市之一的无锡设立无锡茧业公所，杨信之任总董，顾敬斋、黄佐卿（后由其子黄缙绅接任）为议董。1910年秋，顾敬斋、黄缙绅又发起组织上海丝厂茧业总公所，不久扩大为江浙皖丝茧总公所，成为以上海为中心，地跨三省，包括土丝业、厂丝业、茧业的规模最大、实力最雄厚的丝茧业团体，而顾敬斋则长期任议董。他还积极为南浔丝业界发展社会慈善公益事业。
然而，可悲的是顾敬斋面对日本机缫丝的猛烈冲击，竟盲目囤积了大量生丝企图抬高价格，结果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困境。他不得不忍痛割爱——卖掉了上海金利源码头、古藏器和南浔西华家弄北首的大宅。
顾敬斋哭了，哭得很伤心。
在卖掉上海金利源码头后的那天夜晚，他驱车到了十六铺，独步在码头上，显得十分孤独、凄凉。
滔滔海面，乌云滚滚，狂风阵阵，浊浪排空，一场暴风雨快要来临了！他的背影笼罩在金利源码头的阴影中。
他伸出双臂，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仰天呼唤：“父亲，我对不起你啊！” “我丢掉了顾家的金码头，就再也没有鹅群下金元宝了！” “我是不孝子孙！不孝子孙！” 顾敬斋的心在颤抖，满怀的自责、愧疚、忧伤，如同山涧溪水泻入了波涛汹涌的大海。灵魂的绝望激发出一种奇妙的进与退、成与败、生与死的搏斗，他的痛苦在波峰浪尖上盘旋徘徊。
夜空如墨，突然进发出一种惊心动魄的闪电，闪电照出他灵魂中的全部秘密，并且从每一根血管每一根神经的线条中突发出一种撼天动地的炸雷：“你不能后退！你不能后退啊！……” 现实生活中的顾敬斋其实是从来没有后退的，而且是可以告慰于父亲的。
回眸历史，顾家父子发迹谈何容易！由经营辑里丝的南浔丝商到上海洋行买办，与外商合资办近代缫丝工业，前后大约经历了两代人60年的努力。这60年中，特别是与外商合资的20年中，顾敬斋不负父望，从逆境中奋起，从消沉中觉醒，一次次自我解脱，一次次自我超越，使南浔“顾丰盛”始终驰名于上海滩，不愧为中国近代民族缫丝工业家之一！ 当然，透过顾氏望族发家致富的轨迹，我们窥见的不仅是丝业的兴衰史，也是触目惊心的一段近代社会发展的规律。类似顾敬斋的悲剧，在当时的中国不知有多少！其中也不乏有南浔籍的大贾巨富！经过他们后裔的反复筛选，以及文人学者的生花妙笔，理应升华为深层悲哀，理性思考。可是，这一南浔的“四象八牛七十二小金狗”深层的情愫，却没有转化为整个丝商群体彻底的反思，既叫世人百思而不得其解，也让他们有些人沉沦而不能自拔。
“刚柔兼备”顾联承顾家第三代中最有声望的是顾敬斋的小儿子顾联承，不仅在缫丝业上有新拓展，而且还涉足房地产、百货和娱乐业，是一位“刚柔兼备”的人物。
1929年，原开在上海戈登路（今江宁路）兼营舞厅的“大华饭店”歇业，被称为“贵族区”的上海西区出现了贵族化娱乐场的“空白”。1932年，顾联承看中了这个商机，投资70万两，买下了静安寺的地皮，营造PARARMOUNTHALL，并以谐音取名“百乐门”，全称“百乐门大饭店舞厅”，号称“东方第一乐府”，是上个世纪30年代上海著名的综合性娱乐场。“百乐门”的名字据说是顾家小姐所取，英语的原意是“至高、最大”，当年舞厅初建时即用此英文招牌。这个名字很迎合当时上海人追求吉祥如意的心理。一个英文词语，两个译名，可见顾家小姐在中西文化结合方面的创造力。
“百乐门”外观采用美国近代前卫的建筑风格，适应了当时中国乃至世界建筑设计的新潮。该建筑共三层：
一层为厨房和店面。
二层为舞池和宴会厅，里面是现代的设计，采用大量的水晶和白色木头布置，白色的大理石旋转楼梯通大舞厅。最大的舞厅计500多平方米，可供
100余对舞伴同时跳舞。室内装有空调，陈设豪华，舞池地板用汽车钢板支托，跳舞时产生一种晃动的感觉，华尔兹、布鲁斯、伦巴、探戈、桑巴、恰恰，每一个舞步都带着醉人的韵味。大舞池周围有可以随意分割的小舞池，既可习舞，又可幽会；尤其是阳台上有一个由玻璃地板做成的透明舞池，上下有脚灯，让人感觉宛如在鸡蛋上跳舞，神秘极了。
三层为旅馆，顶部装有一个巨大的圆筒形玻璃钢塔。当舞客准备离场时，可由服务员在塔上打出客人的汽车牌号或其他代号，车夫或司机从远处看到后，即可将汽车开到舞厅门口。
有一个夜晚，顾联承夫妇驱车来到百乐门，突然出现在舞厅上，霎时把舞客们的目光吸引住了。
抒情诗般的音乐似流水蜿蜒平和，漫涨上来。风度潇洒的顾联承轻舒手臂，托起年轻性感的妻子，在菲律宾爵士乐队奏起的音乐中翩翩起舞，似两片树叶胶合在一起，漂流在柔情的世界里。波光明明灭灭，团团影子旋转成彩色的光环。
“亲爱的，你依然是舞后。” “尊敬的舞王，百乐门舞厅就是我们爱情的摇篮。” “我的太太，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话？” “别吹啦！你瞧，这太太手上的钻石戒好不好？” “当然好。” “值多少？” “至少三万！” “不会看错吧？” “不会！” 顾联承是个颇具鉴赏水平的珠宝商人，仅珠宝买卖，就获利甚丰。但他还是补充了一句：“不过，光线暗，只能是个参考数。” “不管怎样，总比不上我的钻石戒好嘛……”妻子的眸子半明半暗。
顾联承并不言语，只是把身体更靠近妻子，一连施出好几个弧步…… 音乐渐弱，舞客潮汐般退去。
光线明亮粉杂了许多，换出另一种情绪。顾联承躲进咖啡座，本能地扫视舞池。
“咳咳，顾老板怎么有雅兴上舞厅？”邻座的两位舞客注意到顾联承的举动，津津有味地议论道。也有人不屑一顾地说：“少见多怪。顾老板本来就是跳舞高手！”还有人说：“大概是他商场得意，情场上做给别人看的吧？” 奇怪的是，一连四个晚上顾联承夫妇天天到百乐门舞厅跳舞。
第五个晚上，顾联承携妻跳完一曲探戈后就下了舞池。进了咖啡座，他就叫来了那位租赁百乐门舞厅的法国人，问对方为什么不信守出租合同的承诺（“百乐门”老板根据客人人数抽成），擅自规定舞客一律自带舞伴，而且收费极为昂贵，致使百乐门舞厅损失惨重?那位法国人自知理亏，也没有申辩。
此时，顾联承郑重宣布：从明日起，终止与原法国人的出租合同！ 不久，百乐门舞厅易人经营，并向社会公开招聘舞女。当时，顾联承给舞女开出的月工资高达3000至6000元，这可是普通职工收入的十倍以上。就这样，百乐门舞厅几乎召集了全上海最红、最靓的舞女，她们的到来，让百乐门舞厅成为一个充满浪漫、暖昧情调的温柔之乡。
百乐门舞厅的成功，使顾联承增强了涉足娱乐业的信心。他还创办了百乐商场，建立了百乐门体育会和东华足球场。原来20世纪30年代初期，他看到了两个儿子顾利康、顾森康都是圣约翰大学学生，酷爱网球、篮球运动，就在住宅花园里建造了三个网球场，常邀同学打球。1932年暑假，在此花园里成立了强华体育会，不久还成立了篮球队、排球队和足球队。几年后，由于强华体育会的发展，原运动场已不适应，因此顾氏两兄弟在顾联承的支持下，把百乐门旅馆后面空场辟为篮球场。1937年左右，组成合众篮球队，参加第十届“西青杯”赛，并代表中华队参加第一届“申报杯”中美慈善篮球赛。
1938年，顾联承主持的融社俱乐部，与强华体育会合并，改组为百乐门体育会，顾联承亲任会长。
1940年，百乐门篮球队在“西青杯”赛中，连克数支外国强队而夺得桂冠。此为继1928年沪江大学夺得锦标后，华人球队再次夺冠。在与外国强队的多次角逐中，百乐门篮球队学会了单手投篮，以及掩护、进攻、缓攻、联防、人盯人等战术，对上海篮球技术的发展功不可没。
因此，人们称誉顾联承是一位“刚柔兼备”的上海文体界风云人物，颇有影响。但遗憾的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百乐门体育会解散了。当时，还爆出一条特大的花边新闻：有人说一位名叫陈曼丽的舞女，因拒绝日本人伴舞而被报复杀死在舞厅内（今址为愚园路218号）；有人说她是被汉奸杀害的国民党间：也有人说她是壮烈牺牲的地下共产党员。现在笔者知道，陈曼丽在被杀的前夜曾约见了顾联承的女儿。分手时，陈曼丽还把一些金银首饰交给了顾小姐。难道陈曼丽已经意识到自己面临的不幸？这似乎已成了一个永远的谜。
父债子还与割股疗亲 顾氏第四代中最杰出的人物是顾乾麟（1909-
1998），生于上海，原名怡康，字乾麟，后以字为名。他不仅重振了顾氏家业，而且以创办中国历史最长、受奖学生最多、设置学校最广的“希望工程”——叔蘋奖学金，名扬中外。
顾氏到了第三代，顾敬斋生有13个儿子，均住在上海北苏州路912号。长子当家后，经营不善，已守不住这偌大的家产了。不多久，长子病逝，由第八子叔蘋、即顾乾麟之父继任怡和源打包公司总经理。他胸怀奇志，为人真诚，正直不阿，秉性慈祥，在经商办厂的同时，热心慈善事业，尤其注重教育。无奈时运不济，国难深重，他终因操劳过度，患上肾炎，缠绵病榻。此病在当时为不治之症，不数日溘然与世长辞，年仅36岁。
正当顾乾麟母子悲痛至极的时候，叔伯兄弟11人却闹得大家庭“天翻地覆”。因为叔伯兄弟都不爱经商，仅存的一个打包公司已负债37000两白银，顾叔蘋去世后只好“父债子还”，竟让债务由叔蘋的独生子顾乾麟一人偿还。叔伯兄弟宁可不要打包公司继承权，也不肯背这身债。
顾乾麟当时只有17岁。父亲病危时，他深夜跪地祈祷，突然咬开臂上之肉，由于撕扯不下，忍痛用剪刀剪下一块，置入药中，亲自煎汤，给父亲喂用。尽管他仿效古人“割股疗亲”，仍不能救活父亲。
弥留之际，父亲拉着他的手谆谆嘱咐道：“一个人不能无钱，不过钱要赚得正大，用得光明，不要被钱利用，要利用钱。得之于社会的，必须还之于社会！” 言讫，父亲瞑目远行。
顾乾麟抱住父亲悲恸痛哭，撕心裂肺，几次昏厥。但父亲的遗言，已永远铭刻在他心上，从此成为人生的坐标。他不得已离开了上海复旦实验中学，从怡和源打包公司的大门，走进了劳动世界。名义上是“见习经理”，实际上只是一名练习生，月薪只有20元。从最低的粗活做起，每日过磅棉花、废丝、牛皮和羊皮。他身兼学徒、账房、仓库保管员和经理等职。正如他在《我之一生回忆录》中所言：“我每日在‘怡和’工作十四小时，开源节流，勤奋经营，将‘打包厂’之负债逐渐减少，并常记慈母教导，待人接物要和气，要帮助人，要宽恕人，要体谅人。对自身要节约，切勿浪费。努力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 顾乾麟21岁时与南浔“四象”之首富刘家千金结婚。她叫刘世明，是个知书达理的贤妻。但婚后未满三月，慎太夫人不幸患腹癌。母亲病危时，顾乾麟与妻子双双割股煎药，亦未见效。他认为“割股疗亲”的做法“虽为愚孝，实为尽人子之心耳”。他说：“人生在世应当牢记父母养育之恩。子女自出生之日到成人以后，必须以孝敬父母、侍奉双亲为应尽责任。即使我国许多伟人，每当他们诞辰或忌日时，人民群众往往集会纪念，永志不忘。何况养息自己的生身父母。……在我一生事业中，始终把孝亲作为百事之首。”对这种“愚”行，他从不告诉别人。后来他堂姐撰文提及此事，方为人知。
慎太夫人病故后，遗体放在医院的停尸房里。可怜顾乾麟夫妇身边无一人协助，想把母亲遗体移回家中大殓。
然而，伯父闻知后竟将大门锁上，冷冰冰地丢下一句话：“你母亲遗体不可入门！” “为什么？” “人死乃晦事也。” “百事‘孝’为先，我求你了，伯父！” “不行不行！”“生母养育之恩，……” “不行！就是不行！” 顾乾麟欲哭无泪，心在颤抖。他在伯父面前长跪不起，恳求准许他把遗体抬进大门。
伯父仍不答应。
“姆妈，儿送你回家……”顾乾麟痛心到了极点，毅然抱起母亲遗体，从边门缓缓地走进家中，边走边哭：“儿送你回家！送你回家！……回家！” 在场的人哭声撼地动天。
伯父默然，也无法阻拦。
顾乾麟流着眼泪把母亲遗体放在床上，然后向伯父跪拜。
“侄儿尽孝，恳求宽恕！” “哼！” 伯父怒目相视，扬长而去：“百无禁忌，如有灾难，由你一人承担！” “好！如有灾难，就由我一人承担！” 顾乾麟泪似泉涌，字字从淌血的心底喷出，化作春风千里彩霞万道。
直面深明孝道的顾乾麟，我不禁引起思考：孝究竟是什么？孝是一种世上真诚的“至情”，一种不可菲薄的传统美德。当然，不同时代的人对孝有不同的理解和诠释。现在这样的“至情”并不多见，但这样的人还是有的，即对父母、兄弟、姐妹、亲友、同胞以及世人都抱有真诚的“至情”。可以说这种“至情”是一种人类最接近天性的感情的升华，是一种中华民族文明的表现。顾乾麟先生不愧为恪守这种“至情”的典范！其母后来“落叶归根”亦葬于湖州道场山，与父亲叔蘋合墓，感受故乡泥土的芬芳和亲人的祝福。每当清明，顾乾麟夫妇总是携子孙辈及叔蘋同学返回故乡上坟。直到他晚年时，虽患有骨刺，步履艰难，但在父母坟前还是忍痛跪拜，思念双亲痛苦祈祷。那不是真诚的“至情”的喷发，人类天性的震荡，文明美德的张扬吗?灵感之花 顾乾麟与怡和洋行的结缘得益于一次偶然的灵感。那时，他含辛茹苦的10年过去了。正如《伊索寓言》有一句名言：“人们的灾祸常成为他的学问。”债台高筑的怡和源打包公司终于在风雨飘零中扭亏转盈，还清了全部债款，可以告慰于先父之亡灵了。
1936年某日，英商怡和洋行总经理西门·凯瑟克到怡和源打包公司巡视，见到顾乾麟年少诚恳勤劳守信，脸上露出了含蓄的微笑。突然，他发现打包公司的场地上堆满了雪白雪白的棉花，就问：“顾老板，你能分别棉花的品质和等次吗？” “我能分别。” “你干这一行有几年了？” “已多年了。” “好好。” 西门·凯瑟克又仔细察看了正在打包的棉花，发现它们不掺一点水，质量是上等的。
“你可供应怡和纱厂吗？” 西门·凯瑟克故意用英语提问，没想到顾乾麟也用英语回答：“可以！我可以供应上等质地的棉花。” “你知道怡和纱厂的规模有多大？” “怡和纱厂拥有25万枚纱锭，6000多台布机，对不对？” 西门·凯瑟克笑了。此时，他正为怡和纱厂收购棉花之事而发愁呢。他打量着眼前的这位高大英俊的中国青年，话语里充满了友爱：“顾老板，我们交个朋友吧？” “那实在太感谢了。”看来顾乾麟生得一副福相，总是遇到好人。这次交谈虽很平淡，一问一答之间，却使他的命运之帆高扬。
第二天，顾乾麟就接到了西门·凯瑟克的电话，成为供应怡和纱厂棉花和销售棉纱棉布的代理人。他随即在山东、陕西、浦东等产棉地区设立棉花收购站，采取直接收购原棉、优质优价、杜绝掺水掺假等办法，然后打包供应纱厂，使得怡和纱厂“吃”饱原料，所产的“五福”、“牧羊”牌纱畅销市场，彼此“双赢”。因此，顾家又发了起来。父亲说的“一个人不能无钱，不过钱要赚得正大”这半句话已初步兑现了。那么，这后半句话，即钱要“用得光明”又摆在面前了。“不要被钱利用，要利用钱”，“得之于社会的，必须还之于社会！”
1939年，怡和源打包公司要招聘5个练习生。登了广告，谁知收到的申请书达200多份，经过考试，录取了5名。而够得上录取资格的人相当多，因名额有限而无法能录取。顾乾麟找来几个本来可录取而未录取的人谈话。
“功课这样好，为什么不继续上学？”他问。
回答是一致的：“没有办法，家庭困难，不能继续升学，要找工作谋生。” 望着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蛋，他沉默了。想起自己的身世，不也是一样吗？17岁时为生活所迫，没有读完中学，受尽了失学的痛苦煎熬；想起父亲平生最同情人，做了许多好事反而负了一身债。但这并不意味着父亲失败了，因为他的心上永远铭刻着父亲的遗命——“得诸社会，还诸社会”。于此，他的灵感之花已经开出一道美丽的虹彩，镶嵌在他心中那水晶般蔚蓝色的天空。
顾乾麟在上海《申报》、《新闻报》上刊出一条狭长条子的启事，设立“叔蘋高初中学生奖学金”（简称“叔蘋奖学金”），以造就本埠贫寒男女中学生或高小毕业生之无力担负学费以继续升学者。启事中还说明了一整套完整的培育人才的方式、方法、方案：凡高初中生成绩优良、品行优良、无力升学者，凭学校证明书，经考试合格后，便可得到一学期之学杂费。如下学期考试成绩平均达到85分以上者，可再得一学期奖学金。依次类推，直到中学毕业，以至大学毕业。奖学金管理处设在上海北苏州路912号怡和打包公司。
这狭长条子的启事，犹如缠绵的春雨，点点滴滴滋润着清寒弟子贫瘠的心田！叔蘋奖学金感人至深处，不仅仅在于培育人才，还在于创始人的至爱之心，这是他成为万世师表的缘由。
第一期学生徐济民，虽学业名列前茅，因家境贫寒，无法上学，忽见报上启事就立即报考，结果获得了奖学金。他以连续10年的奖学金读完中学，毕业于同德医学院。后任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教授，附属第九医院内科主任医师，教学、科研、著作、科普等均成绩不凡，擅长心血管病的诊断和治疗。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曾多次获上海市科技进步奖，成为上海市第一位著名的医学科学专家。
第二期学生汪家鼎，因抗战后父亲失业，一家兄妹四人都读不起书。他看到报上启事，就去投考，幸被录取了。大妹汪雪瑛第三期招生时也考上了。
后来二妹意瑛、三妹云瑛也都考上了。一家兄妹四人，学费书费全由顾乾麟先生包了。半个世纪后，汪家鼎是上海市纺织纤维检验所副所长、高级工程师；大妹雪瑛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研究员，中国物理学会理事、副秘书长，长期从事学术管理工作；二妹意瑛为高级工程师，先后在北京化工学院、北京化纤学院、北京服装学院任教，研制成功的“可溶性涤纶色母粒”，填补了国内空白；三妹云瑛现在北京石油学院任教，1985年后改做科研管理工作。
《国际商报》首任总编马玫丽，当年家庭贫困，也是看到报上启事，考取了叔蘋奖学金，才念完高中、大学的。她16岁参加地下党，是从事新闻工作
50多年的高级编辑，享有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在纪念叔蘋奖学金50周年之际，她发表了一篇题为《人间至爱》的长篇通讯，字里行间浸透了真挚的情感，生动地反映了顾乾麟先生“至爱”的内心世界。
从1939年到1949年，叔蘋奖学金共办了20期，累计得奖同学1100余人。
为了培养他们成为杰出人才，不仅对初、高中及大学同学发给奖学金，还对考取国外留学的同学发给旅费、服装费，并在其他需要时给以资助。顾乾麟以个人的财力，资助那么多学生上学，这在当时的上海是首屈一指的。正如《人间至爱》的作者马玫丽所言，顾先生洒向人间的都是爱。只有通过“悟性”去接近他的灵魂，才能领略和品味其精神世界的内核，神奇力量的源泉。他的爱有崇高的目的，引导人们去追寻更崇高的生活，达到更深层次的人类之爱心和对人生奥秘更热切的探索。他的爱就像博大精深的传世经典，从中可以获取无穷无尽的精神营养和人格力量。
“叔蘋”的课外天地 正当顾乾麟用生命的彩线，细细密密地编织着“得诸社会，还诸社会”的爱心大网时，战争和坎坷也接踵而来，无情地破坏了上海的环境和人们的心态。
先是日军包围“孤岛”；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沦陷。
上海英商怡和公司财产被日军查封冻结，而作为“怡和”代理人的顾乾麟所经商的棉花、棉纱及资产也遭日军查封冻结。他不能眼看成绩优异的同学再度失学，就变卖部分流动资产。妻子刘世明深明大义，将自己珍藏的首饰出售，帮助他续办奖学金。此时，申新纱厂董事长荣鸿元毅然伸出援助之手，约他一起合营“大华行”，由他代理申新纱厂的“双马”等名牌纱布，这才使他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
抗战胜利后，经历了八年离乱的流浪少年儿童从四面八方进入上海，在大街小巷涌现。这些孩子大多在十三四岁至十七八岁之间，战争中失去父母，或骨肉离散找不到亲人而流离失所，但又无事可做，衣食两缺，逼得铤而走险，效作鼠窃狗盗，沦为丐童、小偷、雏妓……蓬头垢面，衣着破烂，过着流浪生活。当时上海著名漫画家张乐平笔下的《三毛流浪记》，就是这些孤苦孩童的逼真写照。为此，上海市建立了难童收容所，邀请了一位刚从苏联考察归来的儿童教育专家周祖望任所长。
有一天，周祖望所长见到了顾乾麟。顾先生一把握住了周祖望的手说：“年轻人，你办的是好事，是真正的教育事业，我支持你！”当即，他俩就驱车到了位于西郊漕河泾的上海难童收容所。这里抗战前是上海监狱，上海沦陷后被日本人作为驯马场，占地近200亩，建筑都已年久失修，破损不堪。
顾乾麟在周祖望的陪同下，向孩子们问长问短，问寒问暖。傍晚时，他到食堂看孩子们就餐，吃的是青菜麦糊；又回到卧室，见到孩子们睡的是泥地面，非常潮湿，不少人染病不起，患皮肤病的人更是不知其数。不知不觉间，他的视线模糊起来，一颗颗晶莹的泪珠夺眶而出…… “周所长，我想提个建议行吗？” “行，行，顾先生有什么话尽说无妨！” “我建议难童收容所改名为难童教养所，你说怎么样？” “哈哈！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周祖望笑着说，抗战时他大学毕业，在安徽任皖南社会服务处总干事时，曾为一部彩色影片《神父麦克沃》所感染。这是一个年青神父和30多个犯罪儿童的故事。他从此萌生了要办一所特殊的学校的理念。此刻，听了顾乾麟的建议，旨在加强对孩子们的教育和谋生技能的培训，他兴奋极了：“好！我立即汇报，改名上海难童教养所！” 临走时，顾乾麟紧握周祖望的手说：“我一定要大力帮助你！” 那天夜晚，顾乾麟回家后就向夫人刘世明倾诉了他的心事。他说：“可怜天下父母心，眼下这些流浪儿童没爹没娘，虽然被收容了，但生活在这样的地方怎么不让人心疼呢？” “你想为孩子们造一幢大楼？” “对！” “那经费如何着落？” “我想搞义演筹措……” “太好了！多请一些京剧泰斗联手登台。” 顾乾麟望着春风满面的夫人刘世明，心里更充满了自信。不久，他邀请梅兰芳、周信芳、俞振飞、姜妙香等京剧名家和工商界朋友，以及上海各报记者参观难童收容所。他当即与梅兰芳商量，两位急公好义的人一拍即合。接着，又邀请梅兰芳、周信芳等大师举行午餐会，共商义演。梅兰芳说：“看了这群可怜孩子的住宿环境，就是多唱几台戏，也是愿意的。我已多年不唱，这次就唱一出吹腔戏《贩马记》，吧！”就这样，梅、俞、姜等几位大师以《贩马记》压轴，多次登台义演的顾乾麟和夫人刘世明扮演了《斩黄袍》中的赵匡胤和陶三春。那次被誉为“一戏惠千人”的盛举，一切开支均由顾先生承担。梅兰芳敌伪时期蓄须明志，多少人抢着看他重新粉墨登台。票价虽很高，但预售一开始就告客满。著名戏剧家田汉对梅博士剃须演出有七律之赞：
八载留须罪歌舞，坚贞几辈出伶官；轻裘典去休相虑，傲骨从来耐岁寒。
这笔捐款盖起了一幢五层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楼房。新楼缺少设备，顾乾麟又出面募捐，荣鸿元、荣鸿三、荣鸿庆三位著名民族实业家捐款完成了设备和装修。为解决难童的服装费用问题，顾先生还组织了义演和球赛。
当时外地难民如潮水般涌入上海，平民百姓得了急病，无钱进医院，猝死是常事。为此，顾乾麟苦苦思索着“良方妙药”，自述“想了几昼夜，想出了办救助贫民的急病贷金”。他邀请申新纱厂荣鸿元及其他挚友，集资成立了上海急病医药贷金社（一年后改名为上海急病助金社），约定40所医院、几十位名医，专门抢救急病者，所有费用全由助金社支付；所需办理的日常事务一律由叔蘋同学业余承担。据统计，从1946年到1949年5月，二年半时间内，从死亡线上抢救出7000多贫苦急病患者的生命。
于此，我想起《圣经》里的一句话，“爱是无可比的”。民谚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浮屠就是佛塔，就是无可比的爱，七七四万九千级的高塔穿越云霄，把无可比的“爱”大写在万里长空，就连“普度众生”的神仙大佛也为之倾倒、惊叹！ 义务警察 顾乾麟的《我之一生回忆录》中有一组照片，反映了他的义务警察生涯。
从1929年到1949年的20年时间中，他连升十级，从一名义警到小警士，到副巡长、巡长、见习警长、副警长、警长、督察长、助理总巡、副总巡，一直到被任命为义务警察副总监，为义警中的最高职位（总监之职按例由当时的警察局长兼任），在他属下共有12000多名义警。
当时上海号称“冒险家的乐园”，有公共租界（也称英租界）和法租界两地。三名“大亨”实为流氓头子，包办烟（鸦片烟）、赌、娼，勾结巡捕房，作奸犯法，肆意横行。有个艺人常春恒，唱戏走红以后，因为换舞台，损害了原老板（大亨）的利益，就被那个老板雇人枪杀了，一时间弄得演艺圈人心惶惶，几乎没有人敢登台。连京剧名演员周信芳也不得不拜法租界的一号大亨黄金荣为师以避灾。另一个姓范的，花了10万银元，买得一日知县之职。
上任一天，因为签了一张准许开跑马场的公文，霎时地价大涨，此人从中捞了一笔钱财，真可谓“七品小县令，十万雪花银”。
面对十里洋场官、盗串通，大亨、流氓勾结的现状，顾乾麟更坚定了做义务警察的信念。有一天夜晚，他惊慌失措地回到家里，一直闷闷不乐。夫人刘世明敏感到他内心的忧虑、急躁，就说：“唱段京戏，解解闷？” 顾乾麟闭着眼睛，摇摇手。“那么，上舞厅去潇洒一回，好吗？” 顾乾麟苦笑笑，又摇摇手。
刘世明忙沏了一杯浓茶，递到丈夫身边，轻声说：“莫心烦，喝茶，喝茶。” 顾乾麟抬头望着刘世明，自然领会夫人的一片心意，便尽量平静了一下情绪，边呷茶边叙说了刚才见到的惊心动魄的一幕。
原来他干义警几年后，与警察局的人已很熟。也许是偶然的巧合，他无意间走进“包打听间”，目睹了惨无人道的酷刑，顿时大惊失色！最厉害的是“三上吊”，即把犯人反手吊起，用夹板，即用两块硬板将犯人夹住，上面立一大汉，在板上蹦跳；还有灌水等等。
“这不是逼供信吗？” “正是！犯人到了那里，没有一个不招供的。因此，也不乏有屈打成招的。” “罪过，罪过也！阿门……” 顾乾麟心里猛地颤抖，只觉得脑子里一片混浊，不禁叹息了一声：“唉，这世道，暗无天日啊！” 夫人刘世明见他疲惫不堪的神色，就劝说道：“别多想了！还是早点回房休息吧。” “嗯，嗯。” 顾乾麟拖着沉重的双腿，一步一步走上楼梯，走进卧室。但他无论如何也睡不着。恍惚中，又仿佛见到了“包打听间”的酷刑，耳听犯人撕心裂肺的惨叫，他充满了恐惧，奔跑着，呐喊着…… “你醒醒！醒醒！”夫人刘世明被他的梦呓吓得六神无主，连连摇着顾乾麟的肩膀。他惺忪地睁开眼睛，满头冷汗，脸色铁青，仿佛生了一场大病。凝视着窗外黑暗的世界，他痛感恶势力如此狠毒，自己实在是无力回天，只能尽力而为了。
然而，生活给了他特别的恩赐——让他出任了公和祥码头的经理。当时的公和祥是上海最大的码头仓库，不论世界各地大小邮船或货船，都停舶在这个码头上。但是，上海恶势力纠集码头黑帮，大肆进行偷窃，弄得国外轮船运到我国的货物到埠后，常常发现缺少，所以进口货定价每天要加1.5％至2％以偿付保险公司的盗窃保险费。由于他当时在义务警察任职，立即采取了铁的手腕，加强了码头的警卫，使黑帮分子闻风丧胆，再也不敢猖狂。于是，进口货物减少了损失，保险费亦由1.5％降低到0.5％，间接地支持了进口贸易的发展。中国纺织公司曾发函致谢，赞扬公和祥码头的管理。
顾乾麟感到了欣慰，受到了鼓舞，他义无返顾了。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日军侵占上海，租界成为孤岛。10月26日大场失守后，江湾、闸北守军陷于日军的两面包围。第三战区令第88团主力撤至苏州河以南，留部分兵力在闸北牵制日军。第524团副团长谢晋元自告奋勇担当重任，当即被委任为团长，指挥一个加强营计410多人，对外仍用团的番号，于当晚转移至新垃圾桥北的四行仓库坚守数十日，多次粉碎了日军的进攻。外国记者通过英租界驻军送进一张纸条，问：“四行仓库守军兵力多少？” “800人！”谢晋元未加思索就回答。之后，“八百壮士”的英名传遍了上海。
上海支援的救亡团队送物资过桥到四行仓库进行接济。顾乾麟当时是总警司，每天率义警在上午6时至8时守桥，就一概予以放行。上海救亡团体通过英租界驻军协助，将食品装进布袋，用绳子抛向大楼墙跟，守军在楼底层挖墙洞抢运食品，虽阵亡三人，但官兵们倍受鼓舞。当晚，谢晋元召集全体官兵说，爱国军人要抱定必死之决心，血战到底！不成功便成仁！并要求大家留简单遗书通知家中，写好后集中起来设法送出去，以表示不惜牺牲之决心。
29日，日军已全部占领苏州河以北地区，但位于苏州河北侧的四行仓库仍巍然屹立。听到谢晋元率部粉碎了日军第六次进攻的消息，顾乾麟和广大义警精神倍增，与上海民众誓作“八百壮士”的坚强后盾！当时有一位女学生杨慧敏，冒着生命危险冲过苏州河，将一面国旗献给守军。谢晋元含泪对她说：“勇敢的同志，你给我们送来的岂仅仅是一面崇高的国旗，而是我们中华民族誓死不屈的坚毅精神！”并下令立即升旗。
望着四行仓库楼顶上迎风飘扬的国旗，人们纷纷奔走相告。正在守桥的顾乾麟热泪盈眶，从模糊的视线中，仿佛看见了一团不屈的烈火熊熊燃烧着，蔓延着，疯狂地灼疼着他的心，禁不住率义警们举手致礼…… 续办奖学金改革开放的春风掠过大江南北，摇落了香港黎明前的苦寒。1982年6月，承上海市为龙柏饭店开张之邀请，顾乾麟夫妇回内地观光。他们把对叔蘋同学的思念压在心底，生命又跃向新的起点。坐在飞机上，凭窗凝视，顾先生心如海燕，在波涛汹涌的大海、在电闪雷鸣的云层中翱翔。
思绪回溯到1949年5月，顾乾麟携家移居香港。离沪之日，他在图书馆与叔蘋同学们告别。一种难以控制的激情，使他的声音不寻常：“请你们安心读书，我会拿出钱来供你们继续攻读的。我希望能早日返沪，如一时不能前来，盼望与你们经常通信。” 言毕，顾先生泪流满面。
同学们纷纷表示，一定要不辜负顾乾麟先生“得诸社会，还诸社会”的教诲，读好书，为社会尽绵薄之力。很多同学流下了泪水…… 眼望同学们依依不舍地为自己送行，顾乾麟留下了无限眷恋的目光，心里感到莫大的慰藉。他在上海办叔蘋奖学金已10年，识别人才，就像他识别棉花那样重要、细致。他没有忘却父亲的遗言，没有虚度年华，有了钱就为社会办学，可以说问心无愧。
是啊，他是带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沪赴港的，心里牢牢地记着一句话：“得诸社会，还诸社会。”因而，他有一个永远美好的愿望…… 然而，顾乾麟抵港后，由于所带资金有限，只能处处节省，维持家用。一家六口住的是两间小屋，他们夫妇和三个儿子各住一间，两个儿子睡上下铺，女儿只得在校住宿。过了两个月，他看到了上海解放后一切正常，想急于回上海，并已订好了返沪船票。忽闻国民党飞机轰炸吴淞口，黄浦江暂时封港，他只好留在香港了。这一留就是33年。
当时暑假一过又将开学，顾乾麟马上筹集了一笔钱，汇到上海叔蘋奖学金管理处，这就是第20期奖学金，并附去一信说，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汇款了，嘱大家好自为之，必须勤学，学成之后以服务社会为前提。
1951年，他又给北京上大学的叔蘋同学寄去一笔港币，并嘱收款人将汇款及时分到经济困难的叔蘋同学手中。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去香港后，他手头的关于叔蘋奖学金的各种会讯、照片、名单等等，被视为“一生最珍贵的收藏”。每当想念同学时，就取出这些“珍藏”，重温旧情，无时不以同学为念也。
其实，了解顾乾麟先生的人，深知他不愿做混迹在商场上嘶鸣或噤声的蝉，愿意去做在蓝天上高飞欢唱的云雀！哪怕是遇上暴风骤雨，也绝不超低空翱翔…… 此时，难忘的回忆被打断。飞机穿过云层，沐浴着灿烂的阳光，飞达上海，徐徐地在机场着落。顾乾麟夫妇春风满面，神采奕奕，健步走出机舱。第一眼见到的就是前来欢迎他的上海市有关领导和叔蘋同学们。
簇簇鲜花，饱含深情。
握手、拥抱。
“顾先生！” “顾师母！” “真叫人做梦也想不到，今天我们又见面了！……” 同学们欢呼雀跃，喜逐颜开。
顾乾麟一个个摸着他们的头：“你们还是那副老样子！我多么想念你们！这句想讲了33年而未讲成的话，今天终于脱口而出了！我是多么高兴呀！”
33年前年青有为的同学，如今大多已两鬓微染秋霜。他们仔细端详着顾乾麟夫妇，额上的皱纹刻下了岁月的沧桑，但那舒心的微笑依旧充满温馨。此刻，哪一个人会不打开回忆的“闸门”呢？当年的情景又在眼前闪现，阳光亲缘织成的叔蘋网又在心中萌动、升华。是的，过去的事，有些如一缕轻烟飘然而去，了无履痕；而有些却镌刻心碑，永远难忘。顾乾麟先生创办叔蘋奖学金的义举，虽历经岁月的考验却愈来愈显示其内涵的光辉和魅力。难怪上世纪60年代初，陈毅元帅受周恩来总理委托，在上海邀请文艺界部分名人举行的座谈会上，得知顾乾麟当年兴学办学、创办叔蘋奖学金的事迹后，就深为感动地说：“要把这位顾先生请来，我要推他上座，向他三鞠躬致敬！” 现在，顾乾麟先生终于回来了。这是他阔别内地33年后第一次回到上海，回到家乡。从这一天起，他就想着一件事：在内地续办叔蘋奖学金。1986年先在上海的中学选了三所学校设奖。1987年在北京又选了三所中学。1989年，在湖州也选了学校。后来逐步扩展，到1997年，三地设奖中学共达34所。大学除上海第一医科大学外不设奖，但中学得奖学生毕业后考上大学如仍符合条件还可继续得奖。于是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宁波、厦门、长沙等城市中一些著名大学，如清华、北大都有了叔蘋奖学金得奖学生。叔蘋人称这些得奖者为“新同学”。
但也有人说，目前中学生学杂费一般家庭都能负担，对贫困生还设助学金，叔蘋奖学金续办的意义何在？他们不理解，今天的叔蘋奖学金与过去有所不同，经济上的资助已不是最主要的。由于叔蘋奖学金在国内外的影响，以及老一代叔蘋同学创造的事业和境界，使获得学生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荣誉感。
他们都很喜欢叔蘋同学会这个团结友爱的新集体。这个集体的凝集力、辐射力，就是顾乾麟先生一贯倡导并力行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一人有难众人帮助的互相友爱的情谊。
于此，我想到：有了钱如何用？现实生活中有两种人：一种是致富忘本，吃喝玩乐，营造别墅，甚至包“二奶”；另一种是致富溯源，富而思进，为民办事，造福后代，为美好的事业鞠躬尽瘁，无怨无悔，死而后已。
顾乾麟选择了后一种。
中国古代的管子有句名言，叫做“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顾乾麟用他捐献个人财富与办奖学金的不朽义举，实践了这一至理名言。顾乾麟与“恰和”合作60周年盛会顾乾麟举家移居香港后，继续与怡和公司合作，还与合伙人创办了金星纺织厂（后改组为联业纺织有限公司），又创办了顾氏公司，并先后担任香港怡和有限公司棉花纤维贸易部经理、董事局顾问。他仍在香港热心当地社会公益事业。1963年被选为华东三院癸卯年总理。1964年又被选为总理，在此期间曾多次组织京剧义演，所得收入悉数用于华东三院添置病床，扩建院房。
1986年12月8日，香港怡和公司董事局举行盛大酒会庆祝与顾乾麟先生合作60周年。当顾乾麟夫妇跨入宴会厅时，霎时迎来了许多热情的目光，礼仪的笑容。西门·凯瑟克一把握住他的手，用英语笑说：“祝我们的友谊如日中天！祝你和你的夫人万事如意，健康快乐！” 顾乾麟握紧了对方的手，很快用汉语笑道：“尊敬的西门·凯瑟克先生，我也和您一样，祝我们的事业万古长青！祝您和您的夫人心想事成，白头偕老！祝你们一家和睦、幸福、进步！” 酒会开始后，500名贵宾分别用中、英、日、德等语言，盛赞了顾乾麟先生与怡和公司友好合作60周年。
“恭喜！恭喜！凯瑟克先生！” “恭喜！恭喜！顾乾麟先生！” “珠联璧合，黄金搭档！” “怡逢花甲，和好万年！” “知己知音，天长地久！”…… 掌声如雷响起。西门·凯瑟克夫妇和顾乾麟夫妇如沐春风，环场一周，频频举杯，向各国商人、朋友亲切致谢。
当他们走到香港汇丰银行、渣打银行的朋友身边时，顾乾麟心情异常激动。
他17岁加入怡和公司，30岁即1940年与上海汇丰银行及麦加利银行（后为渣打银行）开户以来，一直到香港，都保持着友好往来，始终恪守“一诺千金”的信誉。1980年汇丰银行董事长沈弼爵、渣打银行总经理白郎先生约请香港各方人士，设宴庆祝，并各赠银盾一具，为银行最长久守信用的客户。
此刻，顾乾麟夫妇双双举杯表达了共同的心声。
西门·凯瑟克是个高大英俊的英国人，头发略呈棕黑色，西装革履，胸佩一枚红花，与苗条、机灵的娇妻十分匹配。他望着顾乾麟夫妇与香港汇丰银行、渣打银行的朋友们互相敬酒致意的场面，不由得勾起了沉重的回忆。
60多年前，他的祖辈漂洋过海到了中国，认识了南浔顾氏，至今已有几代人的渊源。1936年，西门·凯瑟克与年轻的顾乾麟偶尔邂逅，没想到与顾氏怡和源公司竟“一见钟情”。从此，顾乾麟就成了他的挚友，在风风雨雨的商海浮沉中肝胆相照，建立了比金子还珍贵的异国情谊！
1941年冬天，日军偷袭珍珠港，向美、英、法宣战。上海的美、英、法国人被迫交出一切权力，财产被查封冻结；每月只发少量生活费；上街时需臂戴红布；后来又一起被关进了集中营，过着地狱般的生活。那时，英国怡和公司总经理戈登想起了中国朋友顾乾麟，就上门拜望，希望顾先生尽可能设法送衣食包给“怡和”的同事，以解他们在集中营的饥寒之苦。顾先生在自己所经营的棉花、棉纱等货物、资产亦被查封冻结之际，毅然伸出援助之手。从此每月送衣食包265只，赠与英国“怡和”难友，一直送了两年多，到太平洋战争胜利为止。
回想到这里，西门·凯瑟克和妻子站了起来，虔诚地举杯向顾乾麟夫妇敬酒：“顾先生，刘夫人，为我们永恒的友谊干杯！” “干杯！” 顾乾麟先生显然动了感情，一连喝了三杯洋酒。他改用中国绍兴黄酒回敬西门·凯瑟克夫妇，说：“我终生难忘啊，难忘与怡和公司大海一样深的情谊！” 西门·凯瑟克满脸红光，开心地笑了，不知为什么回忆的“屏幕”上闪现出生死存亡的一幕——那年的一天下午，顾乾麟先生正在上海圆明园路“大华行”工作，突然来了两个全副武装的日本宪兵，带了一个翻译，进门就厉声喝道：“跟我们到宪兵队走一趟！”当时顾乾麟先生真是魂飞天外，无奈只能随他们到了北四川路日本宪兵队，即被打入囚牢。
当夜审问，说有五个英国人折断铁丝网从集中营逃了出来。“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 一连串的提问，得到的都是顾乾麟“不知道”的回答。但宪兵队还是不相信，因为他们分析弄断铁丝网必须用锉刀或锯子，怀疑顾乾麟在衣食包中夹带进去，帮助英国人逃走的。于是被用刑逼供两天，到第三天才释放回家。
顾乾麟一进家门，见妻子、儿女正急得大哭。后来得悉是中立国瑞士总领事馆郭纳（Mr.FONTONEI）保释他才出狱的。他正告日本宪兵队，说自己所送的衣食包均经过瑞士领事馆转手，保证从未夹带什么利器，因此才获得自由…… 西门·凯瑟克回忆到这里与夫人情不自禁地频频举杯，向所有到会的贵宾再次致意：“为顾乾麟先生与我们怡和公司的友好合作60周年干杯！” “为友谊干杯！” “为未来干杯！” 宴会厅里狂欢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飞鸿传情如果说那充溢着校园馨香的琅琅书声是顾乾麟须臾难离的生命进行曲的话，那么，他周围的叔蘋同学们更是这支进行曲的欢跃之音符。
他迷书声，因为他爱同学。
在香港的几十年中，他的身心仍沉浸在叔蘋同学们中，他在同学们中间，如水得鱼；同学们在他身边，如鱼得水。
清晨，顾乾麟在香港普鲁贤经公寓所在的半山腰做完自由气功，回到四楼居所用毕早餐，9时许，坐车去写字间。
公司离他家不远，仅十几分钟就到了。他的写字台右边的墙上，贴满了照片。这是1949年离沪赴港时随身携带并珍藏至今的叔蘋老同学照片，现在又增添了许多新同学的照片。每当思念他们时，他就走到墙前，细细端详着那一张张熟稔的面容。瞬间，那一张张笑脸似乎都“活”了，那一双双眼睛仿佛又“亮”了：“顾先生，你好！” “同学们，好！” 顾乾麟揉揉眼睛，怀疑自己在做梦。但直觉告诉他，这不是梦幻，分明就像在眼前一样…… 这是裘苑，她在上海市第三女中高一读书时，被上海团市委命名为“少年爱迪生”。几年来，她的创造发明先后荣获“亿利达青少年发明奖”、“成人业余发明二等奖”等，她的作品在全国中学生中第一个获得了专利权。
这是蔡群，上海外国语学院的应届毕业生，从中学起连续获得叔蘋奖学金。1989年在“托福”考试中，她以距满分680分（世界上尚无一人达到过）仅差三分的成绩，在国内历年参加“托福”考试的学生中一举夺魁。
这是刘轻扬，她的父母是京津两地的下乡知青，他们带着她在一个偏远地区艰辛地生活了十几年，直到1990年才回到北京。自从她进北京八十中学以后，便对“叔蘋奖学金”有所了解。“得诸社会，还诸社会”这短短八个字包容了人间多少真、善、美的内涵，体现了顾先生多么博大的胸怀，多么热诚的博爱，也感召了她一颗年轻的心。从此，她立志要成为“叔蘋”一员，用自己的爱与付出去回报社会。…… 多么好的叔蘋同学！几乎每一位新老同学都有一段值得浓墨重彩的历程。
顾乾麟回忆到这里，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打开阳台门，俯瞰中环市容，顾盼着邮差的到来。这是老习惯了。每天上午，他第一件事就是让秘书将邮差送来的邮件中叔蘋同学的来信挑选出来，然后细细阅读。自从1982年回内地与叔蘋同学重逢后，同学们寄给他的信日益增多。特别是元旦、春节以及他的生日，来自世界各地的贺卡似漫天雪花，数不胜数。每天，他都要秘书按照他口授之意，给各位同学回信，并亲自过目、签名，有时觉得余言未尽，就动笔写上几句。
飞鸿传情，使顾乾麟与叔蘋同学心心相连，朝夕相伴。自回内地续办奖学金以来，现已形成中学、师范、大专、大学、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的完整系列，奖学金规模远远超过解放前。在美国纽约州圣罗士学院，也设立了叔蘋奖学金。到本书写作时，该奖学金累计总得奖学生已增至6000余人。
虽然续办的奖学金不再是一笔给予清寒子弟继续求学的资助，而是一种对于品学兼优拔尖学生的奖励，但它“得诸社会，还诸社会”的宗旨不变。这些叔蘋新同学一点不小看这点钱，而是视它“比金子还贵重”！他们称叔蘋家庭是“一个没有污染的净土，净化着我们的心灵”，“这里没有邪恶，没有丑陋，我们是兄弟姐妹”。还称叔蘋家庭是“阳光亲缘织成的网，顾爷爷就是那网心的太阳”！ 顾乾麟先生用清泉一般深沉的构思，用树林一般葱郁的意境，陶冶了叔蘋同学几代人的情愫。他如此无微不至地关怀叔蘋同学们，同学们又何尝不时刻眷恋着顾先生呢？1987年元旦，上海、北京叔蘋同学会的40名理事和老同学代表，赴港探望顾乾麟夫妇时，大家像年轻时那样表演节目，唱啊，跳啊，笑啊，几十年前的情景又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他们看到顾先生为了续办叔蘋奖学金，不仅在经营上特别谨慎，日常生活中更是勤俭节约的典范。
他家仅住公寓房子的一个楼面，陈设简单。他身上穿的还是70年代的西装，里面的的确良衬衫已洗得像薄纸，每次到上海开会总是戴着同一条领带……当时香港天气骤冷，顾乾麟立即吩咐送各位同学一件羊毛衫御寒。看到他身上穿的旧毛衣，同学们的眼眶湿润了：“顾先生，你也该换一件新羊毛衫了！” 窗外柔软的春风正轻轻地吹拂，老树枝上又绽新绿。顾乾麟的目光落到了墙上的那副对联上：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宜自勉，岁月不待人。
这是他的自勉之诗。是啊，顾先生要操心、要办的事情太多了。除参加上海市政协全会外，在上海、北京、湖州、南浔等地都有一摊子事情等着他去办理。因此，无论是他启人深思的教育思想，还是他至真至爱的人格品行，都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 人称顾乾麟先生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却总觉得还缺少点“情”和“味”。同学们不是砖瓦木石，不是钢筋水泥，他们是活生生的精灵。培养他们不比设计一座高楼、一项工程容易啊！ 不同。就像砖瓦的切割和细胞的分裂——我想啊想啊，始终没想出比老师更贴切的称号来。
是啊，山岚因他透出神秘，山花为他展开妩媚，山月为他化深幽，叔蘋同学们的心田上，因他而抽芽返青！ 亲切会见顾乾麟创办“叔蘋奖学金”为我国国家领导人所称颂，为中央和地方新闻媒体所赞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大公报》等多家报纸，《瞭望》、《人民画报》、《中华英才》等刊物，纷纷作了报道。中央电视台放映了《奖学育人》专题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叔蘋桃李情》广播连续剧。作家、诗人徐迟在《文汇报》笔会副刊发表专访文章《得诸社会，还诸社会——记教育家、企业家顾乾麟先生》。
且摘录《叔蘋奖学金建立60周年大事记》（叔蘋奖学金基金管委会编印，
1999年8月）有关文字如下：
1986年
5月11日晚上，全国政协副主席吕正操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并宴请顾乾麟和夫人刘世明，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沙里参加会见。吕正操热情赞扬顾先生创办的“叔蘋奖学金”对国家、社会所做的贡献。吕正操说，在中国办教育的人都是桃李满天下，他们都会名留青史的。
1987年顾乾麟荣任上海市政协特邀委员，4月赴沪出席上海第六届六次政协会议。
5月，全国政协副主席吕正操、杨成武，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李定，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主任彭友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沙里分别会见顾乾麟。
5月18日，国务委员、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姬鹏飞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顾乾麟。
20日，顾乾麟接受了辽宁省国际人才交流协会的聘请担任名誉顾问。1988年
4月14日下午，全国政协副主席谷牧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并宴请顾乾麟和夫人刘世明。谷牧对他说“感谢你在教育事业上所做的贡献。”
5月11日，顾乾麟和夫人偕家麒夫妇等赴美国纽约州首府奥尔巴尼接受圣罗士学院授予的荣誉文学博士称号。
1989年
5月2日，北京市人民政府聘请顾乾麟为北京市教育局顾问。
5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会见顾乾麟夫妇及其次子顾家麟。
胡启立对他创办叔蘋奖学金所做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胡启立：你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服务的一生，奉献的一生。你的伟大人格感人至深。在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中，你为中国人民和中国建设培养了大量人才。你的智力投资的收益是不可估量的。你培养的人才分布在全国各地，已成为今天建设祖国的重要领导干部。
5月18日，浙江省湖州市隆重集会授予顾乾麟“湖州市荣誉市民”称号。
他接过证书后致答词：“1948年，吴国祯市长要授予我上海荣誉市民称号，因为他很快调离上海，没有实现。想不到今天我又成为家乡湖州市的第一个荣誉市民。”他表示“感到万分荣幸”，“极为感谢”。
1991年
4月26日，顾乾麟在上海市政协第七届四次会议上当选为市政协常务委员。
1994年2月14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偕夫人周寒琼
1988年4月，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亲切接见顾乾麟先生女士在京华胜地钓鱼台国宾馆宴会大厅里，会见并宴请他的老师、叔蘋奖学金创办人顾乾麟和夫人刘世明女士。
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孤岛”一夜之间沉没。钱其琛当时为初三学生，不愿留在上海当亡国奴，乃向年长进步学生打听投奔抗日根据地之路。得到的答复是无论什么地方都能抗日，都能革命；大同附中二院将开设高中部，要他考进去加强进步力量，这就是革命工作。但当时米珠薪桂，学费如何着落？1942年夏，他在考入大同附中高中时，考取了第六期“叔蘋奖学金”。这年10月，钱其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全校第一名党员，当时他只有14岁。依靠顾先生的资助，读完三年高中。1945年夏毕业时适逢抗日战争胜利，他就转到中学党组织系统工作，从此一直在党的领导下为人民服务，为祖国效力。50年后，钱其琛仍难以忘怀自己为革命作贡献的文化基础，是在三年高中时打下的。而在当年如果没有顾乾麟先生创办的奖学金资助，他是难以完成学业的。
现在师生久别重逢，倍感亲切。作为学生的钱其琛对教师的敬爱之情溢于言表，他亲切地为老师顾乾麟宽衣、让座，使周围的人很感动。席间，顾先生将两枚精致的叔蘋同学会会徽赠给钱副总理和夫人，欢迎他们成为叔蘋同学会会员。钱副总理赠送顾先生一本《钓鱼台诗汇》，并在书的扉页上亲手题写了“顾乾麟先生钱其琛1994年2月14日”。当顾先生向钱副总理追忆他40年代创办和维持叔蘋奖学金的艰难经历时，钱副总理热情称赞这远在50多年前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希望工程”，为我国的教育事业立了功；并称赞顾老师于80年代在上海、北京和故乡湖州三地续办叔蘋奖学金，为国家民族再作贡献。
1997年国庆之夜。钱其琛副总理又与顾乾麟老师长时间聚于钓鱼台，用上海话娓娓交谈。
“您身体好吗？” “坐飞机还可以吗？” “记得1994年我们在这里见过面，一起吃饭的，还见到您夫人——顾师母！”…… 当得知顾先生1995年又出资1000万港元设立了叔蘋奖学金基金会，钱副总理高兴地说：“真不错！叔蘋奖学金要继续不断办下去！现在叔蘋奖学金桃李满天下，各行各业都有。”对顾先生58年来坚持教育事业表示感谢，赞誉他为“科教兴国”所作的不懈努力。钱副总理偷快地从顾先生手中接过嵌有叔蘋奖学金得奖同学会会徽的景泰蓝纪念盘，回赠了两本邮票集，一本是
1996年中国邮票，一本是浦东开发的纪念邮票。然后俯身向着老师说：“我们一起拍个照！”握别时又连声说：“顾老师，多多保重！”
三次邂逅 我第一次见到顾乾麟先生是1988年4月22日，上午。他和夫人刘世明，以及叔蘋同学会一行20余人，应邀参观访问了南浔中学。
当时已79岁的顾乾麟先生是香港怡和有限公司董事局顾问、顾氏有限公司顾问。这次返回内地是出席上海市政协会议的。他回到阔别60年的故乡，就在南浔中学欢迎会上激动地说，虽然年轻时比较少回南浔，但对家乡的感情一直很深。他和夫人刘世明，都兴高采烈地自我介绍：“我是湖州南浔人。” 说起南浔中学，与刘家结缘甚早。打开南浔中学60多年的史册，就可以看到有关刘世明的叔叔刘季雅的记载：1925年至1932年，刘季雅曾任南浔中学校长，1944年至1945年任南浔中学校董，1946年至1949年任南浔中学名誉校长。如今，顾乾麟夫妇在该校设立叔蘋奖学金，又一次体现了他们继承祖辈意愿，继往开来，发展家乡教育事业的拳拳之心！顾乾麟先生说，昨天，他们参观访问了当年举办叔蘋奖学金的湖州中学、湖州三中，并祭奠了父母之墓。今天回到家乡，与南浔中学师生欢聚一堂，喜悦之情是难于言表的。
下午，顾乾麟夫妇一行游览嘉业堂藏书楼和小莲庄。当年离别故乡还是
19岁的姑娘，如今已78岁的刘世明女士是嘉业堂藏书楼创始人刘承干的侄女。这次旧地重游，勾起她半个世纪前的回忆，感喟深沉地说道：“几十年过去了，还保护得这么好，真是不容易啊！” 顾乾麟触景生情，笑了。
有人问他：“顾先生，你南浔话讲得来吗？” “我讲得来的。”他随即用浓重的乡音风趣地说：“跑到南浔南栅南安桥头，南货店里买包南瓜子。” 有人又问他：“顾先生，南浔‘野荸荠’橘红糕，你还记得吗？” “哦，橘红糕，我记得的。我小时候最喜欢吃橘红糕。”他操着南浔话笑道：“小小的，圆圆的，淡红色的，吃起来，蛮香蛮糯蛮甜的。” 逗得四周荡开了一阵朗笑。
在藏书楼的啸石前，刘世明女士嬉语了一句：“啥人能上去吹得响？” “我来试试看！” 一位叔蘋老同学奋勇而上，可惜只吹出个低音。
“我来！” “我来！” 好几位叔蘋老同学又上去，都不得要领。直到最后一位新同学方吹出了老虎般的声音，宏亮而悠远，婉转而清新，仿佛传来了千年古镇历史的回响。
顾乾麟忘情地开怀大笑：“哈哈，真有趣！想不到这次在家乡看到了交交关没有见过的东西，开心得来！”浓重的乡音萦绕着游子的深情。
走过藏书楼园林中的石桥时，南浔镇一位领导人指着桥上盘根错绕的紫藤开出的淡红色小花，对顾先生夫妇说：“这美丽的花朵也像是在欢迎你们呢。” 顾乾麟幽默地回答：“因为我们是湖州南浔人！” 老俩口借助照相机在紫藤下保留了这永久的美好回忆…… 当天夜晚，我撰写了题为《得诸社会，还诸社会——顾乾麟夫妇还乡纪实》一文，刊于《南浔通讯》1988年5月版（总第10期）。
我第二次见到顾乾麟先生是1989年5月17日下午。时逢叔蘋奖学金创办
50周年，他出席了故乡人民在南浔小莲庄举行的祝寿会。湖州市、南浔区、镇领导及各界人士数百人挤得“退修小榭”满满的，其中叔蘋同学100余人。
“退修小榭”厅堂中央高挂一个金色的“寿”字，上面是一条“热烈祝贺顾乾麟八十寿诞暨与夫人刘世明六十年钻石婚”的大红横幅，气氛异常热烈。
南浔原德泰顺制革厂职工袁兴宝等18位京剧票友演出了《蟠桃祝寿》等节目，顾先生笑说：“我也要上场演唱。”其儿、媳见他年事已高，都劝他说：“不要上场了，就在原位子上唱罢。”但他固执地说：“不，我要上场，与琴师讲一下。” 当时的琴师是南浔镇京剧队长蒋增增，见顾先生跑上场，就很礼貌地站起来：“顾先生，你唱啥？” “我唱《华容道》。” “《华容道》是红生戏，南浔票友没有人唱，我勿曾拉过……” “勿搭界，勿搭界。” “顾先生，你唱啥个板？” “西皮流水板。” 顾乾麟接着说：“我先唱给你听听。”说毕，就低声哼了几句。
“好好，我有数了，有数了！” 蒋增增立即示意京剧票友，锣鼓打个闪锤之后，京胡就按F调拉了起来。
顾先生一开口就引来了满场喝彩。他不愧是京剧名票，字正腔圆，韵味隽永，不时激起如雷的掌声，使祝贺会达到了沸点。
我第三次见到顾乾麟先生，是在颖园饭店，具体日期已记不清了。他因病坐了轮椅，几位叔蘋同学推着他从大门缓缓地抬进了一辆大巴。车子开动了，他还在车内向送行的当地领导和乡亲们频频挥手致意。目送着大巴远去，我只能在心里默默地祈祷：“顾先生，愿你健康长寿！” 叔蘋奖学金成就展览馆 叔蘋奖学金成就展览馆坐落在南浔镇小莲庄原义庄桂花厅和忠孝祠内。
随着这个古镇的对外开放，该馆已成为一处新的人文景观。
展览馆四周绿木森森，花香鸟语，假山莲池，碑坊曲径，飘溢着历史文化沉淀的灵秀之气。大门上挂着原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题写的“叔蘋奖学金成就展览馆”匾额。大门对面的粉墙上书有“得诸社会，还诸社会”八个大字和叔蘋同学会会徽。
跨进门去，迎面安放着顾乾麟先生半身铜像，两道慈祥的目光充满着深情的爱意，仿佛亲切地与人娓娓细谈。馆内那一幅幅内容丰富的图片资料和实物，生动地展示了叔蘋奖学金创办人顾乾麟先生一生呕心沥血疏财克己育群英的感人事迹。那“以孝事亲”、“以诚待人”、“以信为本”、“以忍处世”十六字的人生哲学格言，充分反映了顾先生在多年生活和实践中总结提炼出来的一种理念。叔蘋展览馆如今已被列为湖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自1990年5月创建、2004年5月改建以来，至今参观者已有1845万余人次，其中包括了很多美国、德国、日本、瑞典、奥地利、澳大利亚、新加坡、韩国等外宾，或留言或留画，一致赞扬顾乾麟先生慷慨奖学为国育才的远见卓识与高尚品德。
1991年11月，78岁高龄的诗人、作家徐迟参观了展览馆，老人的心被顾乾麟先生“得诸社会，还诸社会”的精神深深打动，曾留下了“天下寒士尽开颜”之感。
步入二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1988年12月江泽民同志在叔蘋奖学金创办顾乾麟先生铜像叔蘋公遗训50周年之际的题词：“热心教育事业，培养建设人才。”这熠熠生辉的题词与窗外庭院里那两株月桂的馨香，将古镇南浔崇文重教的传统精神渲染得更加浓浓的。在这里，可以欣喜地看到叔蘋奖学金创办60多年来，受奖学生中许多眼下已成为各条战线和各行各业的杰出人才，其中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就有原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李淑铮、海军装备部部长郑明等。
有一位叔蘋同学设计的叔蘋奖学金同学会会徽，铭刻着顾乾麟先生为振兴中华、强我民族、培养青年的崇高理想和无私至爱，也道出了大家的心声。
图案含义：得诸社会，还诸社会——表明宗旨；巨树——象征“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树上五大洲——象征硕果累累，桃李满天下；书本与“叔蘋奖学”——象征叔蘋奖学金为国育才；腊梅——象征中华崛起及叔蘋之“岁寒而益芳”的刻苦奋斗精神。
展览馆内还悬挂着两幅谜语般的图画，这就是顾乾麟先生和夫人刘世明女士的标志。一幅画中画着一麒麟，意在取一个“麟”字，“三”是八卦中的“乾”卦，麒麟回头，取一个“顾”字，连起来就是顾乾麟。另一幅画中太阳和月亮是“日”“月”，加起来为“明”；中间一幅世界地图，取一个“世”字，把太阳和月亮的光辉永远地“留”在世上取一个“刘”字，合起来就是“刘世明”。承管理员介绍，这两幅互联图也是叔蘋同学设计的，可谓构思巧妙，意蕴悠远。
为使叔蘋奖学金持久地办下去，顾乾麟先生早在1991年就想到自己年事已高，趁在上海出席市政协七届四次会议的机会，在上海锦江饭店委托叔蘋同学会的宗必泽口述关于“叔蘋奖学金叔蘋奖学金标志事业继承人”的遗嘱，宗必泽遵嘱为顾老先生口述作了如下笔录：“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我妻刘世明是我创业治家的贤内助。四子一女都是高等学府毕业，均已成才。五子女均有各自的优点和特点，唯二儿家麒比较理解我的心情，能商量问题分析问题，并能很好处理问题。我已选定我的二儿家麒为我的继承人。
为了把奖学金继续办下去，在我身后会有一笔指定的足够款项留下办奖学金用，我将这笔款项交给我的继承人顾家麒负责管理，专款专用。”1995年10月15日，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会长谢丽娟在接见顾乾麟先生时，顾先生又将亲自签署的出资1000万港币作为上海教育发展基金会叔蘋奖学金的委托书交给上海市，接受委托的是谢丽娟。当时，顾先生的许多学生这样感叹：“他珍爱叔蘋奖学金的事业胜似自己的生命，像他这样热心祖国的教育事业，热爱自己所培养的学生，创办这样一种有独特风格并卓有成效的奖学金的人，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启来者。” 还是让我们再去看看顾乾麟先生的家庭吧：他的夫人刘世明于2005年1月2日在香港病逝后，叔蘋同学们在挽联上敬题：“高风亮节育三千子弟共弘扬叔蘋精神，侠胆柔肠罄一生心血都付与乾麟事业。”他的长子顾家振，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硕士，建筑师。次子顾家麒，是香港著名的泌尿科专家，曾是香港第一个为患者成功施行换肾手术的外科医生；他是英国皇家外科学院、爱丁堡皇家外科学院和美国外科学院三院院士，浙江省政协港澳委员。三子顾家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商科毕业，为香港顾氏公司执行董事。四子顾江泽民同志题词家麟，美国波士顿大学商科学士，亦是香港顾氏公司执行董事。一女顾文梅，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商科毕业，供职于英国剑桥图书馆。又有孙儿、孙女多人，长孙正诚，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毕业，荣获十项奖学金；次孙伟诚，加拿大西安大利略大学毕业，现在香港怡和公司工作；长孙女嘉玲，毕业于英国CHELSFA学院；次孙女嘉敏，毕业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其余皆在攻读。
当我正对刚才看到的那些历史照片、文稿沉思冥想之际，熙熙攘攘地又进来了一个参观团队，他们又将听导游讲顾乾麟创办叔蘋奖学金的故事。呵，顾先生虽然已驾鹤仙逝，但人们对叔蘋奖学金的事业却依然那么神往，依然是百读不厌，常忆常新。这使我想起一位捷克作家的话：“可是，如果我永远不能把我所爱的人看作已经死去，他的所在怎么表现呢？”此刻正好道出了大家的心声：顾先生还活着。他还活着，而且健康；他正健康，并且照耀。因为世上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乃是美好的灵魂，而那灵魂之光，还是“得诸社会、还诸社会”这一永恒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