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浔区图书馆

中国传统的书画收藏家，大多有两样东西必不可：一是文化，二是金钱。
  可谓虚实相宜，刚柔相济，阴阳相生，相辅相成。这是一种互补优势，一种人文情结，而不是简单的实用性或兴趣爱好所能概括的。只有两者兼备，才算具备了近代书画收藏家的完美性格。庞莱臣的事业成功，原因恐怕也在这里。
  谈到庞莱臣的实业，我便想起光绪季年庞莱臣受清廷批准赴日本考察实业，获悉法国里昂丝绸市场畅销日本匀细厂丝，价格也高，而中国辑里丝虽色白质韧，但粗细不匀，已降为杂丝。他在震惊中引起深长的思索，痛感引进国外先进的缫丝技术改良中国丝已成为迫不及待的课题。如果不采用机器缫丝，则辑里丝在日本丝进击面前会败得更惨。因此，他回国后不遵父训，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与杭州丁丙合资30万两，在杭州创办世经缫丝厂，为浙江民族资本产生阶段著名企业之一。次年又与丁丙合资8万两在塘栖创办大纶制丝厂，1928年扩资改为崇裕丝厂。同年集资12万元创办南浔机器缫丝厂。他还涉足棉纺业，于1896年在杭州与丁丙集资40万两，在杭州创办通益公纱厂，这是当时杭州最大的企业之一，1902年转让给李鸿章儿子李经方接办。1918年庞莱臣等发起创办浔震电灯有限公司。
  在上海等地区，庞莱臣则大量投资近代企业。1904年，外甥张静江家在上海创办龙章造纸厂，与他有着直接的关系，这是上海最早的三家造纸厂之一。当时集资38万两，加上官方的6万两，总共是44万两。工厂占地60亩，主要引进全套美国造纸设备，日产纸10吨。据史料记载，该厂以生产洋毛边纸、洋连史纸、油光纸为主，质量是很不错的。这就是为什么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上海的造纸厂仅有三家工厂，而且还不断改组或更易业主，无新厂建立的原因。庞莱臣在上海收买外商正广和汽水公司大量股票，投资中国银行和浙江兴业银行，并在苏州办纱厂和印染厂。他还在杭州、苏州开办典当，在苏州、上海拥有大量房地产。当时上海庞怡泰账房有赵尘府、陆聪训等人。
  据庞增祥老人回忆，祖父庞莱臣在上海牛庄路的旧居（据说他在北京路长康里亦居住过），后因四大公司（大新、新新、先施、永安）相继建成开业，祖父庞莱臣迷信风水之说，认为四大公司均为西洋建筑，高楼上有塔楼，塔尖高耸，破坏风水，因此另择别地建造新宅。新宅建成，即举家前往成都路世述里居住，直到驾鹤西去。牛庄路旧宅改为“三星舞台”，抗战胜利后改名为中国大戏院。
  在南浔，庞莱臣继承父业经营庞滋德国药店和庞怡泰酱园，账房有刘吉生（刘怡和之父，人称三老爷）、张玉琪、章城士等人。当差有张祥福（小名阿祥）等六七人。当时的庞滋德国药店开设在庞家老宅门埭（现东大街），后面是药店仓库。据南浔老人沈菊人回忆，这家国药店的店名，出自庞宅的一副对联：
  树德莫如滋，
  唯善以为宝。
  庞滋德国药店自制丸散、膏药、饮片，冬季代煎膏方，各类药材齐全，制作精细。头刀师傅专切天麻、附子、黄连、西洋参、广一金等名贵药材，二刀师傅切些金石斛、为胡等，三刀师傅专切草药。而头刀师傅又是炒、晒、磨、切、片的管理者。每种药称好后必须互相核实盖章再包扎成宝塔状。因此，俗称“药店倌算半个郎中”。
  庞莱臣还热心办慈善事业。在抗战前穷苦人无钱赎药的，可到账房里讨个“经折”，到庞滋德赎药记上一笔，分文不收，被传为美谈。1937年11月，当抗日战争的炮火逼近南浔时，大批民居、老字号被焚。因东栅庞滋德店屋已毁，庞莱臣就暂借南栅徐家弄口邱宅营业，后来又搬到南东街南安桥北堍，人称“南庞滋德”。庞莱臣看到南浔药业之首“方大全”（宁波人）老字号被毁后，就于1939年买下了“方大全”国药店（宝善街）地皮，经扩建重开庞滋德老字号。整个店堂好不气派，柜台角有两块黑底金字“琪花瑶草”“益寿延年”的竖牌，靠墙壁有一副银杏木对联：“水清鱼避影，松静鹤留声”，为翁同龢所书。1946年，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亲书“庞滋德”金字招牌，挂在正厅，犹如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见证了庞家的乡情、慈善和诚信。
  这家南浔镇唯一幸存的老字号国药店，至今仍风采依旧。
  庞莱臣还与杭州丁丙、南浔张宝善捐资在西湖昭庆寺重建戒坛，又以余力建法寿堂，赎还放生地，共费8万余元。民国十二年（1923）重修南浔至湖州的荻塘，庞莱臣是修塘董事会董事，不仅捐了款，还建议全部石砌，用水泥封合，到民国十七年（1928）竣工，费用最后尚缺三万余元，悉由庞莱臣承担。他还在南浔办了育婴堂，直到解放前夕结束。为提倡国学，庞莱臣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在他的住宅内创办国学讲习社，由著名汉学家王文濡负责，继由曹砺金（一名元晋）主持。抗日战争南浔沦陷前迁校于上海爱多亚路（金陵东路）960号庞宅复课，1941年日军进入租界时停办。
  谈庞氏兴办实业却说到了慈善和教育事业，也许离题了，赶紧打住。我想，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文人与商人并非是截然分离、互不搭界的两个群体，事实上这两者往往是交叉的、重叠的。中国文人最美丽的梦想，便是智勇双全，文韬武略，或者是文化与经济双翼饱满。某种程度上经济比文化还管用。试问，在现实的世界里，如果缺少了经济这一翼，光靠文化这一翼，你怎么能在辽阔无际的艺术天空中自由地翱翔？荷兰画家凡·高是19世纪末后印象主义画派先锋代表，但他长期生活在贫困的厄运之境，不就像鸟儿缺少了另一翼吗？可以骄傲的是，中国历史上确实有那么一大批文人既精通文墨，又善长经商。也许人们称誉庞莱臣为南浔儒商的典型代表诚不为过。
  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今社会里，“财气”有时甚至比“才气”更为重要。
  在现代传煤非常发达的信息时代，在外来文化和价值观念步步逼近的今天，还有多少人在守望传统，守望精神的家园，守望中国文化那片令人心醉、又令人担忧的绿洲呢？恕我坦言，在撰写庞莱臣这个人物的过程中，我内心折射和透析出很深的感触和体验，就是两个字：担当。经济也好，文化也好，其精髓恰恰是这两个字。我思考了很久，只能作这样的判断，不论当时的庞莱臣出于何种心态，也不管他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他实际上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忠诚来摆脱命运的播弄，以精神的高昂来护佑古代的艺术瑰宝。他作为中国书画的宗教般的信徒，实实在在地担当起中国古代书画收藏的重任，竟然打下了一片永恒的书画江山。对于今天的中国文人，特别是有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的文人来说，只有练就一副过硬的肩膀，才能担当起新世纪的重托，才能真正成为先进文化的实践者和创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