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浔区图书馆

光绪三十二年（1906），张静江于返国途中在新加坡加入同盟会（第二年在香港养病时履行入会手续），成为同盟会会员。当时同盟会在国外活动地域较广泛，亦较秘密，需要有一个联络中心。张静江建议，把这个联络中心设在巴黎的通运公司。孙中山考虑到通运公司在国内上海有总公司，在美国纽约、法国巴黎、英国伦敦有分支机构，且属于私人企业，对外业务亦有信誉，利用通运公司打掩护作联络点，非常理想，就采纳了张静江的建议。张静江还把其兄张弁群（上海通运公司总经理）、舅父庞青城（上海中国银行董事）介绍给孙中山，发展为同盟会会员。
  辛亥革命前夕，张静江受孙中山之托，从巴黎回到上海，与宋教仁、廖仲恺、陈英士、蔡元培、庞青城、周柏年、周佩箴等人，在上海公共租界马霍路德福里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陈英士任会长。陈英士在上海攻打制造局时，周柏年负责刻制光复军大印，周佩箴秘密联络，张静江负责供应。他们到处张贴光复军布告，为攻打制造局、光复上海大造声势，敢死队所需费用，半数由庞青城资助。据李力经回忆，张静江为攻打制造局策划军需供应两天两夜未合眼。
  1911年11月4日上海光复后，经张静江、庞莱臣、王一亭（又名王震，湖州人）等的活动，取得虞洽卿、朱葆三、李平书等地方势力及江浙财团的支持，陈英士出任沪军都督，为孙中山巩固了上海这块革命的重要阵地。11月5日杭州光复，经张静江和南浔同乡周佩箴、庞莱臣等活动，得到了陈英士、虞洽卿及浙江金融界和盐商的支持，汤寿潜出任浙军都督。1911年11月17日，经浙江省军政府都督汤寿潜同意，南浔设市政府，下设民政、财政、教育等科，市政府设在义仓。但三天后，南浔设市因不合条例规定而天折。这历时70小时的一段插曲，在外人和后人看来，似乎有点盲目可笑，甚至荒诞，但真正了解南浔的人则会作出截然不同的诠释。也许这是以张静江为首的南浔人的共同心愿，或是缘于他们对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立下的汗马功劳，孙中山在写《建国大纲》时就曾表过态，建国后南浔应成立特别市。应该说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的角度来考察，南浔在历史上都有不同寻常的地位。民国以来第一次在乡镇行政区域建制上出现“市”，就是南浔。虽然这“市”只是昙花一现，毕竟是有过的辉煌，能载入史册。
  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不久即被袁世凯窃取。张静江追随孙中山反袁，号召“二次革命”，与庞青城等鼎力支持陈英士就任讨袁军总司令。1913年7月22日，讨袁军攻打江南制造局，张静江奋不顾身上前线。8月2日，孙中山去日本后，“二次革命”的余波亦销声匿迹。袁世凯开始疯狂迫害革命党人，视上海为“重灾区”，“务必严加搜捕，斩尽杀绝”。那天夜已深沉，张静江心急如焚地坐在家里客厅的沙发上，急约陈英士会面。约定时间已过去两个多小时，还不见陈英士的踪影。
  突然，虚掩的门被推开，陈英士像一股旋风似的冲了进来。
  “英士老弟，你快到租界去避避风头，以防不测！”张静江忧心忡忡地说。
  “人杰兄，你也到租界去避一避！”陈英士听了，反劝一句。
  “不，我不能走！如果我走了，革命党人到哪里去找组织呢？” “这里太危险了！” “中国有句老话，台风的中心最安全……” “你不走，我也不走！” “英士老弟！你是袁世凯通缉的上海首要人物，再也不能迟疑了，快到租界去。”张静江说，“我有江浙财团的撑腰，估计他们暂时还不会对我动手。”其实他心里何尝不知道，自己随时都有被捕或遭暗杀的可能。但为了革命大业，他决心铤而走险。任凭陈英士磨破嘴皮，张静江就是不肯撤退。就这样，张府又一次成为革命党人在上海的秘密联络点。
  张静江设法将陈英士等人安排到租界内藏匿以后，就利用自己名门世家的声望和种种社会关系，掩护革命党人，有的资助生活，有的馈送旅费，并花钱疏通日本商人，将一大批革命党人化装成日商的随从或职员，逃亡日本。为此，他有时被弄得囊中羞涩，还几番病倒，却不顾病魔缠身，甚至拄着拐杖出没于公馆豪门、工厂店铺、车站码头…… 据林黎元《张静江先生事略》一书回忆，反清反袁时期，张静江与陈英士在上海从事革命秘密活动，为避人耳目，有时借四马路（今福州路）惠乐里的长三堂子（高级妓院）或浙江路清和坊的长三堂子怡静别墅，以打牌吃花酒为名，进行秘密集会和串联。表面上似乎花天酒地，醉生梦死，其实不然。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就散布流言蜚语，造谣中伤，挖苦陈英士是洋梅（梅毒）都督，说张静江沾染上花柳病成了跷脚。后来张静江的足疾恶化成下肢几乎瘫痪，更有人把谣言作为依据，广为流传，使不明真相者对张静江产生了误解。李石曾在《谈卧禅》一文中说：“卧禅在少年时经过不少醉里梦死的上海生活，可以说是出污泥而不染。”于右任在《民立七哀诗》中评价陈英士：“十年薪胆余亡命，百战山河吊国殇；霸气江东久零落，英雄事业自堂堂。”这是对陈英士、张静江的公允评价，也可看作“为天下惜人才，为万世存正论”的定格。
  我一直认为张静江是清末民初中国商人中最具有独特价值，甚至是一个奇迹般的人物。在那样一个特殊裂变和动乱的历史年代，他追随并鼎力相助孙中山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是矢志不移的。民国诞生以后，他与那些居功自傲索官敛财的“开国元勋”截然不同，在人品操守方面亦有其可圈可点之处。1925年3月，孙中山病重时，商谈后事以及签署遗嘱，张静江时刻不离孙中山的左右。他还任孙中山葬事筹备委员及南京孙中山陵园管理委员会常务委员，负责中山陵园与中山纪念堂的设计和建造。中山陵园不少重要题词，均为张静江之手迹。孙中山若九泉之下有知，我想，也会感激这位知己知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