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浔区图书馆

镜头切换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三月的巴黎，张静江从南浔返回通运公司。一日，他和助手周菊人正在办公室里，突然收到一份电报。
  周菊人打开电报，惊讶地说：“二先生，这电报真奇怪！” “为什么？” “只有一个字母。” “哪个字母？” “C。” “快！快把电报给我！” 张静江激动地接过电报，趔趄地走到东窗眺望。霎时，就像寒冬盼来了太阳，就像沙漠中寻到了绿洲，心中充满了理想的希冀。他神采飞扬地对周菊人说：“按电报上的地址，立即汇三万法郎。” 原来，同盟会总部经费枯竭，四处筹款无着。孙中山窘迫中想起在法国轮船上邂逅的张静江，便对黄兴谈起，想往巴黎发封电报。黄兴听说张静江是清使馆的官员，大感疑惑，不相信世上会有这样的人。但孙中山按张静江的地址发出一电，上写“C”，时隔不到20天，果然他没有失言。孙中山和黄兴惊喜过望，此事在东京的同盟会传为美谈，有人说这是“天佑”。
  次年3月，孙中山为筹集广东及云南革命起义所需款项，又先后以“A”和“E”致电张静江。不久，一万法郎如期汇到。但那5万法郎却耽搁了些许日子。因为通运公司已难以承担沉重的革命经费支出而出现资金困难，巴黎总店的经费也悉数挪空，张静江无奈从美国、英国两家分公司暂借了一些钱，才凑足5万法郎汇到东京。
  孙中山在风起云涌的反清革命浪潮中，得到张静江这样一位慷慨解囊者资助，瞬时元气大振。事后，他曾让胡汉民代笔函谢张静江，并详述了军事行动及其款项开支情况。张静江当即复信说：“……余深信君必能实行革命，故愿尽力助君成此大业。君我既成同志，彼此默契，实无报告事实之必需。若因报告事实而为敌人所知，殊于事实进行有所不利。君能努力猛进，即胜于作长信多多。”孙中山读罢张静江的复信，深为感慨。觉得此人胸怀磊落，慷慨大义，只尽疏财之义务，不问应享之权利，实为平生所罕见。以后孙中山有急事需求援，张静江总是如期按数汇到。1908年，张静江接到孙中山催汇巨款的电报，即决定变卖通运公司下属的开元茶店以筹款项，但还没有找到买主，起义就失败了。后来这家“日进斗金”的茶店终于卖了出去，他当天就将大部分款项汇给了孙中山。1909年，他为摆脱经济困难，曾计划筹组通义银行，却未能实现。所办的《新世界》等刊物，也因赔累太多而于1910年5月停刊。周谷城在《中国通史》中引用孙中山的话说：“自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当时出资最勇最多者，张静江也，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孙中山与张静江初识时即称他为“奇人”，后称他为“民国奇人”，以后称“革命圣人”，并以“丹心侠骨”四字相赠。
  就当时的中国而言，清帝大厦将倾，是由于根基已先坏掉。疮伤、溃痛，体内业已糜烂。国家机器出了毛病，导致军队与官衙用不同的方式向商人勒索。而洋人的生意则以强权压榨。处于历史“夹缝”中的中国商人几乎都遭遇困厄，渴望世道改变。对于新的革命曙光出现时，他们的热情不比赤贫的平民阶层弱。但商人擅长运用价值观念均衡世事，因此在谁也无法预测到新革命的未来之时，敢于冒险支持革命的人则是微乎其微。多数人还在犹豫、徘徊和观望。中国商人的悲剧是易成为一种“叶公好龙”式的精神奴隶，不知自己是在悖谬之中。而张静江出于对祖国和人民的挚爱，接受欧洲新思潮的影响，如此执着地资助孙中山反清革命，不啻是一种时代的大手笔。事实上，张静江亦非一直是富翁。因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所需的款项是巨大的，张静江不得不凭他的信誉和影响，动用各种社会关系捐款借贷，并且鼓励和拉进南浔的富商都进入了这场革命。1912年1月，孙中山组建临时政府时，自然想到了张静江，欲请他出任财政部长。张静江却执意不愿为官，恳请中山先生收回成命。但临时政府财政异常困难时，张静江又一次挺身而出，约请南浔同乡褚民谊，以商人名义捐款10万元。这次捐助，是民国初期捐款最大的一宗，对当时政局的稳定，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是时，南京政府还向日本借款30万元，但日方要求需有中国国内有资财实力的人担保，张静江与江浙财团大亨朱葆三等人做了财产担保。与此同时，张静江一直未间断对北方革命党人的经济援助。
  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改组同盟会为中华革命党，对张静江来说又是一个珍贵的历史镜头。孙中山委任张静江为财政部长。作为孙中山的忠诚追随者，张静江违背了“只出力，不为官”的诺言，毫不迟疑地复电东京，答应出任财政部长。但当时张静江在巴黎不能到任，由财政次长廖仲恺全权代理。1917年1月3日，张静江通电各地的报告说，他仅以书信或电报形式向华侨借款集资一项，达英镑111万元，日元174万元，另借日本久原房私人款80万，犬冢信太郎15万，山田纯三郎5万，还有国内借款若干。后来，他在巴黎的通运公司终于被拖垮了，上海马斯南路的6幢花园洋房也卖掉了，换成了革命活动的经费。
  当孙中山的军政府成立后经费异常困难的时候，张静江想到了另一条生财之路，即开办一个证券物品交易所，敛集钱财。1920年2月4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由虞洽卿任理事长，常务理事有周佩箴、闻兰亭、郭外峰、盛正华、周湘舲等人，张静江为总监察。当时交易所门庭若市，股票行情不断上涨，获利颇丰，可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凭空发了大财”。张静江自己的一块资本运作叫“恒泰”经纪字号，亦称恒泰记，委托侄儿张秉三和陈果夫为经纪人。戴季陶、蒋介石先后在所内任职，蒋还当过拍板，拿过津贴。张静江的目的是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筹集资金，至少每月约一万至二万元划拨广州军政府。1921年，张静江还与人合资经营了“利源号经纪人营业所”；1923年，他还委托严益斋经营了“恒慎号经纪人营业所”。到1931年，张家大房（南号）的东南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也加入了证券公司的业务系统。虽然张静江参与创办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后来因亏损停业，但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证券物品交易所，也是中国证券业的“开山鼻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