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浔区图书馆 内容
光绪一十八年（1902），张静江在父亲鼓励下，经岳丈姚菊岐的牵线搭桥，以一等商务参赞身份随清廷驻法国公使孙宝琦于10月14日乘新铭船由天津至上海，稍留即转法国邮轮安南号出发，同行的有商务随员李煜赢（石曾）、夏坚（字坚仲）等20余人。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颠簸，安南号终于到达法国马赛。他们换乘夜火车于12月17日到巴黎。
初到巴黎，李石曾研习农业，张静江则热衷实业。居法一年后，张静江考察了欧洲市场，仿照国外洋行的模式，以侨商身份留居巴黎，与助手周菊人筹办通运公司，并回国募款及招股。但那时就中法贸易而言，只有法国人到中国来办公司，而未有中国人到法国去开商行的，人们还不敢贸然投资，张静江惟有求助于父亲。张宝善觉得儿子开办跨国公司乃大义之举，就出资30万元，运销茶叶、绸缎、地毯、漆竹、牙器以及名贵古董、书画、玉器、瓷器等至法国。通运公司最初设在巴黎马德兰广场4号。
巴黎号称世界“花都”。沿着著名的香榭丽舍大街走到尽头，马德兰广场有一座相当大而著名的天主教堂，面对大街顶头的公台则是更大的广场，左边斜对着教堂的四号院就是通运公司的两间门面，两间之中有一个临街供顾客出入的门，门旁左右玻璃窗前陈列着中国货物的样品。当时中国古董文物书画等走俏欧洲市场，这正对张静江的胃口，驾轻就熟，生意火爆得出人意料，不仅打破了日本商人长期垄断欧洲市场中国古玩业的局面，更重要的是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在此期间，张静江得到上海二舅庞元济的帮助，由其兄张弁群负责国内货源的筹措、运输等事务，兄弟俩联手打天下，可谓内应外合，配合默契。第二年冬，张静江又在英国伦敦和美国纽约开设了两个分公司。在美国纽约第五大道660号（后迁至东57街5号）的分公司一直经营到1963年，姚蕙的弟弟姚叔莱主持业务长达50多年，足见其与张静江情谊之深厚。
张静江还从通运公司茶叶部延伸业务，在巴黎最繁华的意大利街上开设了具有中国古典传统特色的开元茶店。开元，意指开创新纪元。茶店陈设豪华，但不失雅致，充满着中国民族风情，堪称巴黎茶店中独一无偶。到开元茶店，可以品茗休闲，还能了解中国茶文化的历史沿革，因此为中外游客必到之处，也是巴黎知识界、文化界交流的高级沙龙。张静江还趁牛奶涨价、供应紧张之际，开办了价廉物美的豆浆公司，深受巴黎市民的欢迎。可以说张静江在巴黎得天时地利之助，是大赚法国钱的中国第一人！ 那时的张静江究竟是什么模样呢？李石曾在《谈卧禅》中有一段生动的描述：“初识卧禅不过24岁。他的眼镜和皮鞋都与普通人不同，其镜片不仅特别厚，而且不均匀，其皮鞋之特殊，类似缠小脚妇女所用的黑高底，即脚与鞋底之间置一木块，因其足患风湿病而变形。所以他的眼镜和皮鞋，别人是不能借用的。张静江虽视力差，但他能骑自行车过巴黎最热闹的街市。普通人有时还觉得有点怕，而他居然能之，也可看出张静江有非常的毅力。”也许是张静江的命运中注定会有几次奇遇，如同他在当年宴会上初遇李石曾而带其赴法之行一样，1903年在法国又遇到了吴稚晖。这一相遇非同小可，使张静江摇身一变成为无政府主义的狂热鼓吹者。据李力经回忆，吴稚晖终年布衣大褂，手携雨伞，说话无遮拦。李石曾亦是一样的落拓不羁，蓄着满口大胡子。
1905年，被誉为“旅法三剑客”的张静江与吴稚晖、李石曾，联合陈璧君、蔡元培、褚民谊等在巴黎成立世界社，出版《新世纪》周刊、《新世纪丛书》和大型知识性画报《世界》，开中国人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先河。刊物中所载文章广泛介绍世界各国革命的壮举，猛烈抨击清朝封建专制制度的弊端，号召进行社会革命，这些恰与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主张呼应，使反清革命的声浪更加高涨。自然所有这些刊物、报纸的刊印、发行的钱，都由张静江掏腰包。为此，他还不远万里，两次辗转于新加坡、香港等地，亲自筹办印刷器材，并将中文字模和中文排字工带回巴黎。也许，谁也没有想到，100年后的1月2日，一本发黄的旧杂志在中国兰州的拍卖会上竟引起新闻界的关注，这本起拍价高达10万元的杂志就是张静江等人创办的《世界》。
1912年至1913年，张静江热心俭学，与李石曾、吴稚晖、陈仲英、张继、褚民谊又先后发起筹办了留法、留英俭学会，留英俭学会设在上海法租界嵩山路吉羊里43号，留法俭学会设在北京安定州内方家胡同。此时的张静江已成为巴黎华侨中从事社会活动的核心人物。
张静江的巴黎之行，是一段关于跨国经商的传奇经历，更是一段关于生命和意识的觉醒时期。可以说，巴黎是他人生旅途中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驿站。伫立在巴黎的塞纳河畔，远眺大洋彼岸的中国，这位南浔的儿子忧心如焚，只恨报国无门。他从甲午战争以后，就对清王朝的腐败无能深感不满，此时又受到法国盛行的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很快就成为一名无政府主义的信徒，一名激进的反清革命倡导者。他以中国无政府主义的“宣讲师”自居，经常在旅欧华人中发表反清言论。但由于他当时有清使馆随员的特殊身份，听者都怀疑他别有用心，不敢与他交往。尽管受到不少冷遇，孤独的“宣讲师”却依然如故，倡言革命，寻找知音的热情丝毫未减。一次，他陪同驻法公使孙宝琦到比利时参观列日城博览会，又是逢人大谈反清革命的道理，结果被当地留学生中的革命党人误以为奸细，差一点遭到殴打，幸亏有使馆侍卫保护，他一阵急走才得以逃脱。张静江这段狂热而孤独地宣扬革命的经历，带有那个时代渴望革命又找不到具体道路，并深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的许多反清志士的共性。当时，这些反清志士的宣传鼓动，虽然在加剧旧秩序的崩溃和扩大革命影响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但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很幼稚。因而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容易倾向真正具有政治素质和高尚人格的革命领袖。所以，直到张静江遇到了孙中山，他的革命热情才找到了真正的寄托。
初到巴黎，李石曾研习农业，张静江则热衷实业。居法一年后，张静江考察了欧洲市场，仿照国外洋行的模式，以侨商身份留居巴黎，与助手周菊人筹办通运公司，并回国募款及招股。但那时就中法贸易而言，只有法国人到中国来办公司，而未有中国人到法国去开商行的，人们还不敢贸然投资，张静江惟有求助于父亲。张宝善觉得儿子开办跨国公司乃大义之举，就出资30万元，运销茶叶、绸缎、地毯、漆竹、牙器以及名贵古董、书画、玉器、瓷器等至法国。通运公司最初设在巴黎马德兰广场4号。
巴黎号称世界“花都”。沿着著名的香榭丽舍大街走到尽头，马德兰广场有一座相当大而著名的天主教堂，面对大街顶头的公台则是更大的广场，左边斜对着教堂的四号院就是通运公司的两间门面，两间之中有一个临街供顾客出入的门，门旁左右玻璃窗前陈列着中国货物的样品。当时中国古董文物书画等走俏欧洲市场，这正对张静江的胃口，驾轻就熟，生意火爆得出人意料，不仅打破了日本商人长期垄断欧洲市场中国古玩业的局面，更重要的是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在此期间，张静江得到上海二舅庞元济的帮助，由其兄张弁群负责国内货源的筹措、运输等事务，兄弟俩联手打天下，可谓内应外合，配合默契。第二年冬，张静江又在英国伦敦和美国纽约开设了两个分公司。在美国纽约第五大道660号（后迁至东57街5号）的分公司一直经营到1963年，姚蕙的弟弟姚叔莱主持业务长达50多年，足见其与张静江情谊之深厚。
张静江还从通运公司茶叶部延伸业务，在巴黎最繁华的意大利街上开设了具有中国古典传统特色的开元茶店。开元，意指开创新纪元。茶店陈设豪华，但不失雅致，充满着中国民族风情，堪称巴黎茶店中独一无偶。到开元茶店，可以品茗休闲，还能了解中国茶文化的历史沿革，因此为中外游客必到之处，也是巴黎知识界、文化界交流的高级沙龙。张静江还趁牛奶涨价、供应紧张之际，开办了价廉物美的豆浆公司，深受巴黎市民的欢迎。可以说张静江在巴黎得天时地利之助，是大赚法国钱的中国第一人！ 那时的张静江究竟是什么模样呢？李石曾在《谈卧禅》中有一段生动的描述：“初识卧禅不过24岁。他的眼镜和皮鞋都与普通人不同，其镜片不仅特别厚，而且不均匀，其皮鞋之特殊，类似缠小脚妇女所用的黑高底，即脚与鞋底之间置一木块，因其足患风湿病而变形。所以他的眼镜和皮鞋，别人是不能借用的。张静江虽视力差，但他能骑自行车过巴黎最热闹的街市。普通人有时还觉得有点怕，而他居然能之，也可看出张静江有非常的毅力。”也许是张静江的命运中注定会有几次奇遇，如同他在当年宴会上初遇李石曾而带其赴法之行一样，1903年在法国又遇到了吴稚晖。这一相遇非同小可，使张静江摇身一变成为无政府主义的狂热鼓吹者。据李力经回忆，吴稚晖终年布衣大褂，手携雨伞，说话无遮拦。李石曾亦是一样的落拓不羁，蓄着满口大胡子。
1905年，被誉为“旅法三剑客”的张静江与吴稚晖、李石曾，联合陈璧君、蔡元培、褚民谊等在巴黎成立世界社，出版《新世纪》周刊、《新世纪丛书》和大型知识性画报《世界》，开中国人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先河。刊物中所载文章广泛介绍世界各国革命的壮举，猛烈抨击清朝封建专制制度的弊端，号召进行社会革命，这些恰与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主张呼应，使反清革命的声浪更加高涨。自然所有这些刊物、报纸的刊印、发行的钱，都由张静江掏腰包。为此，他还不远万里，两次辗转于新加坡、香港等地，亲自筹办印刷器材，并将中文字模和中文排字工带回巴黎。也许，谁也没有想到，100年后的1月2日，一本发黄的旧杂志在中国兰州的拍卖会上竟引起新闻界的关注，这本起拍价高达10万元的杂志就是张静江等人创办的《世界》。
1912年至1913年，张静江热心俭学，与李石曾、吴稚晖、陈仲英、张继、褚民谊又先后发起筹办了留法、留英俭学会，留英俭学会设在上海法租界嵩山路吉羊里43号，留法俭学会设在北京安定州内方家胡同。此时的张静江已成为巴黎华侨中从事社会活动的核心人物。
张静江的巴黎之行，是一段关于跨国经商的传奇经历，更是一段关于生命和意识的觉醒时期。可以说，巴黎是他人生旅途中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驿站。伫立在巴黎的塞纳河畔，远眺大洋彼岸的中国，这位南浔的儿子忧心如焚，只恨报国无门。他从甲午战争以后，就对清王朝的腐败无能深感不满，此时又受到法国盛行的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很快就成为一名无政府主义的信徒，一名激进的反清革命倡导者。他以中国无政府主义的“宣讲师”自居，经常在旅欧华人中发表反清言论。但由于他当时有清使馆随员的特殊身份，听者都怀疑他别有用心，不敢与他交往。尽管受到不少冷遇，孤独的“宣讲师”却依然如故，倡言革命，寻找知音的热情丝毫未减。一次，他陪同驻法公使孙宝琦到比利时参观列日城博览会，又是逢人大谈反清革命的道理，结果被当地留学生中的革命党人误以为奸细，差一点遭到殴打，幸亏有使馆侍卫保护，他一阵急走才得以逃脱。张静江这段狂热而孤独地宣扬革命的经历，带有那个时代渴望革命又找不到具体道路，并深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的许多反清志士的共性。当时，这些反清志士的宣传鼓动，虽然在加剧旧秩序的崩溃和扩大革命影响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但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很幼稚。因而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容易倾向真正具有政治素质和高尚人格的革命领袖。所以，直到张静江遇到了孙中山，他的革命热情才找到了真正的寄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