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浔区图书馆

“大象”起步于糕团店在南浔，“四象”之一张氏的财富虽不及刘家，但清末民初的风云突变，使张家生逢好运，成为拉着逊位皇帝的刘家无法可比的显贵。我从小就听到过这“四象”之一张氏起步于糕团店的传说，关于张颂贤这位人物自然有话要说。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读到了原南浔同乡会长林黎元的《张静江先生事略》一书。在这本小册子中，林黎元在第一回《丝盐起家的恒和世家》里写到了张氏祖先世居安徽省休宁县，明末兵荒马乱之际，携眷辗转避难到浙江，另一支到了江西。清康熙末年，在浙江的这一支张氏九龙派、渔滩派迁南浔。
  但张氏后人中还有一种说法，他们的祖先原在福建，大约在福州一带。不知哪一年中，有个来自高加索的犹太女人嫁到了张家，所以张氏血统中注入了犹太人的遗传基因。
  史载，张颂贤的曾祖父张振先始在南浔七里村定居，他和儿子张秀升初以弹棉花为业。至张维岳这一代在南浔附近开设糕团店，继而搬至南浔镇东栅吊桥堍，开了一家酱园店，后开始业丝。张维岳生有两个儿子，长子早天，次子就是张颂贤（1817-1892），字竹斋。也许是上海的开埠改变了张颂贤的传统思维方式，看到辑里湖丝出口走旺，价格走高，就聘请得力的丝通事，在南浔丝行埭和上海二洋泾桥的增泰丝栈内，分设恒和丝行：南浔行坐收，上海行与洋商打交道。由于他经营有方，广开业务，清咸丰初年已拥有雄资，遂成巨富。
   大凡读过中国近代史的人都不会忘记，晚清是封建社会极不光彩的尾声。
  两次鸦片战争给温顺的中国人一个事实：邪恶征服正义，野蛮吞噬文明，劫掠取得成功，走私贩毒合法，中国病入膏肓。评价这个时段，《清稗类钞》说：“天下糜烂几乎不可收拾。”就在张颂贤35岁的时候，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浙江沿海世乱不定，盐官逃跑，盐民得以自由运销，从而私盐充斥，官府特许专利的盐商称为专商引岸（引岸指食盐包销划定的地域）、盐商所持的盐引票（为包销食盐数量的凭证，每引为190公斤）失去传统保障，价值惨跌，大批盐商不是亏本，就是破产、倒闭。
  据说，杭州城内小粉墙，有一家杭州最大的盐号“朱恒源”，店里到处堆满了盐，却没有一个买主。朱老板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食不甘味，夜不入眠。他急的倒不是店里积压的这些盐，而是手中的那批盐引票。因为路人皆视盐引票为废纸，以为这清廷如同鸦片上瘾一看就没了气数，将来必定是太平天国军的天下了。而路过杭州的张颂贤却独具慧眼，登门上访。
  朱老板一见张颂贤进门正求之不得，脸上开始由阴转晴：“请坐！请用茶！” 张颂贤就座后，呷了口茶水，心里暗暗思忖：常言道“民以食为天”，食盐乃天下百姓之日常生活必需品，眼下盐业的混乱是暂时的，即使太平天国军坐江山，也肯定会将私盐收为官办的。而盐业经营历来被官府把持，只有经批准的民盐号才能发放盐引票。如今何不乘机买下一批盐引票，另辟一条财路。于是，就开门见山，切入主题：“我愿为你分忧排难，但不知贵店到底积压了多少盐引票？” 朱老板满脸忧愁，伸出双手示意道：“足足有这个数——10万张！” “喔唷唷，这可是天文数字啊！” “不瞒你说，我一年的本钱和货源可全压在这批盐引票上了。若是把盐提回来，哪有这么大的仓库可堆放？想把盐引票抛售出去没人要。眼看这10万张盐引票价值暴跌，再这样下去我的老本都会蚀光的！” 朱老板说得很恳切，眼眶里不觉湿润起来。
  张颂贤知道是时候了，就说：“朱老板，你不如把商号转让于我，这10万张盐引票我也全买下！” “不不！……这商号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啊！如果到我手中失去，不就成了败家子吗？……”朱老板的言下之意是：“我只想出售这10万张盐引票。” “这商场等于战场。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保住了老本，就保住了一切，保住了祖宗的一套，也就保住了自己。你说是吗？”张颂贤说得很坦率，
  一再提示对方莫让“良机”擦肩而过。
  朱老板哭丧着脸，不再开口。他感到自己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但撤退的步伐则开始错乱，心里的底线也冲开了一个缺口。
  沉默，令人尴尬的沉默，空气也似乎凝固了。
  张颂贤倒不失绅士风度，又呷了口茶水，劝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与其吊死在一棵树上，还不如退一步海阔天空。” 朱老板考虑再三，看来别无出路，无奈只好答应了。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张颂贤以10万银元将“朱恒源”盐号店和盐引票全部“吃进”，使张家除丝业之外，又诞生了一个“张恒源”盐号。
  对张颂贤来说，10万银元不过是牛身上拔根毛，无关痛痒，但买来“死货”或“废纸”是否会吃亏呢？手下人和朋友都替他担心。他却胸有成竹，叫人买进一批七石缸，把所有卸开的盐存入缸里，然后留下伙计守店，自己急赴上海，与洋商洽谈生丝贸易。随即又回杭州，将盐引票陆续提货，少量运到湖州、南浔销售，大部分则运往上海囤积起来。
  谁知，第二年黄梅季节一过，杭州老店七石缸里的散装盐全成了卤，急得伙计连夜发快信到上海。张颂贤却不以为然，回信比电报还简单：“不管是盐是卤，都放着！” 清同治三年（1864），太平天国军退出浙江，清王朝又恢复官盐买卖，盐区重新设官统制，盐引票一路飙升，小票（500斤）值500两，大票（1000斤）值1000两。向人出租一张小票一年也可赚500两银子。于是盐商们纷纷抬高市价。张恒源店里囤积如山的盐统统销完。张家的财富猛涨10倍，骤然成了浙江盐业的巨头。连李鸿章的亲家江苏宜兴任家（李鸿章最小的女儿嫁宜兴任德和，任家后代称其“九公公”、“九婆婆”）业盐，也要仰仗张家的鼻息了。
  这真是乱世之不幸，张家之大幸。连杭州老店里那溶化在七石缸里的盐卤也被豆制品同业会长看中，统统买下。原来做豆腐必需盐卤点化，但打了几年仗却把制卤耽搁了。这一下，张恒源的盐卤也卖了个好价钱，连七石缸也作了价。
  一部盐业史我查阅了有关张氏家族的史料，发现南浔“四象”之一的张颂贤后来掌有的盐引票，还远远不止此数。清同治初年，在浙江巡抚召集的盐商会议上，张颂贤在沸沸扬扬、众说纷纭的情势中毅然登场。由于他敢于揭露“私盐充斥，引滞课诎，商用愈病，浙西盐法大坏矣”的弊端，坦诚直言，击中要害，引起了强烈反响。巡抚看中了张颂贤的财力和才干，要他出来参与盐业整顿，并在会上动员各路盐商，如欲放弃的盐引票，一律可让给张公！如此一来，他共收购盐引票20万张，成为浙江盐业的最大垄断者，曾一度与“红顶商人”胡雪岩齐名。
  然而，盐引票只意味着得到了官方的许可证，而要真正赢利，就必须有效地遏制私盐的泛滥。张颂贤正式登场后，第一个亮相不是单枪匹马冲锋陷阵，而是召集各路兵马浩浩荡荡地进击——“连约诸商，变通成法。又下令江海、浦靖之巡为二，以分缉内地、外洋之私，并常、镇、苏、凇之廒为二，设帑引三万四千道，均于诸商轻课减价，以阴敌缘江并海之私。于是商利溢滋，官课以充，而公之家亦日以丰大。”（张謇《乌程张封公墓碣》）应该说，这是一场扭转浙江盐业混乱无序的大战。张颂贤的天才就在于他理性地审视浙盐的历史和现实，运筹帷幄，把握了商机，而不能把握商机的，都有可能被淘汰出局。
  张颂贤掌有了大批盐引票，就拥有了浙盐的半壁江山。他完全有实力和能力与官府达成默契，把刚柔兼济的才华和手段，恣肆张扬地发挥到了极致，居然成功地“怀柔”了诸商，加强了缉私，既保证了官府的税收，又使各地盐民、盐商生利，把走向结局的每一步都演绎得奇诡辉煌，令人心旌摇动而又不可思议。毋庸置疑，张颂贤在垄断性的浙江盐业中成了最大的既得利益者。
  他的第二个亮相就是不断地扩大包销范围，跨越浙北、苏南与皖南等地，并占有苏州、常州、无锡、镇江、太仓等府郡的引盐权。在湖州、嘉兴、新塍、苏州、无锡、常州、宜兴、镇江、溧阳、金台，以及皖南的芜湖、宣城、宁国、广德等地，都设立分支机构，称为“盐公堂”（因掌有专营引盐的各种特权，还有查缉和扣押私贩之权，故名）。在上海九龙路大庆里设立盐务总管理处，称“张恒源老账房”，由外甥李联仙任总账房，相当于总经理。原恒和丝行账房林梅生任协理，孙子张澹如为总管事，又得姻亲周湘舲的襄助，掌各地盐公堂大权。据原宜兴盐公堂吴馥荪老先生介绍，单是这些盐公堂在光复前，年销盐已超15万引。在产地向盐民收购盐每担仅2角，加上盐税与附加税，以及运输费和损耗费，每担成本至多4角，而盐公堂批售价每担达1元1角5分至1元2角。所以盐商包销食盐，扣除一切开支，赢利还是十分可观的。每到年终，总账房按盈利提成分红，视职务大小不同而有所区别，每人一份，皆大欢喜，因此被视为“金饭碗”。
  张氏盐公堂的特权和管理范畴，从某种程度上讲，颇有点类似现代的盐业专卖批发公司。不过，缉私盐（盐袅）也是充满危险的。据宋路霞《张静江家族百年轶事》一文所述，扬州的盐枭徐宝山曾拥有几千人的武装，与官府抗衡多年，民国后才被招抚。浙江沿海盐区一直是“事故多发地段”，残酷的暴力斗争时在升级。因此张颂贤第三个亮相就是为了要在浙江盐业垄断中求发展，非动用枪杆子对付盐枭不可。但一个商人，到哪里去弄这么多枪杆子？幸亏他儿媳的娘家是南浔“四象”之一庞氏，传奇式的人物庞云鏳靠经营丝业发迹后，与“红顶商人”杭州胡庆余国药店老板胡雪岩成了莫逆之交。
  胡雪岩结识左宗棠后，曾受托向洋商购买军火，以镇压太平天国军、陕甘少数民族起义及征讨新疆之用。庞云鏳因熟识一些洋商，受胡雪岩之托与洋商接洽，兼营军火生意，同时也暗中帮了张颂贤的大忙。当时张家的运盐船上都拥有武装力量，甚至洋枪洋炮，并竖立一面“张恒源盐号”的旗帜，盐枭和匪徒闻风丧胆，来来往往就平安多了。
  显然，这是一部纷纭繁复的张氏业盐发家史，一部惊心动魄、生生死死的人生活剧。其中一个生动的情节，就是积极发展与盐有关的加工业。据南浔老人回忆，到了张宝善这一代，张家或独资或合伙在南浔镇开办张恒泰、张恒昌、张元泰、张启泰、老裕泰等酱园，几乎垄断了南浔方园五十里各乡镇的食盐、酱、酱油和酱菜等的经营业务，而且发展到腌制业。此外，又在上海等地开设绸缎店、当铺、钱庄和通运公司，投资银行、置庄田、经营房地产等等。张家在祖籍徽州和江苏的常熟等地还购置了大量义田，仅登记在册的就有三四千亩。大上海电影院、杏花楼、一品香、金玉里、静安别墅……以及上海著名的园林——张园，都是张家的别业。
  我一直想，张颂贤作为张氏近代发家史上的一个关键人物，应该说是无可非议的。那么第二代的核心人物则是张宝善（1856-1926），字定甫。张颂贤生有二子，长子张宝庆，字质甫，20岁患怔忡病，先于其父亲5年而逝；次子张宝善自然就成为父亲生意上的帮手。他在举业上并不得意，仅以附贡生资格，得了户部贵州司郎中的空衔，但较早地接受和吸收西方的思想和文化，热心南浔团防和社会公益事业。南浔镇上有一条宝善街，据说是为纪念张宝善而改名的。张颂贤逝世后，他又独立支撑家族10年，至1903年兄张宝庆之子张钧衡32岁时分家，张宝善一房仍居住祖传老宅，经修缮、扩建，称东恒和。张钧衡则迁居南西街华家巷口，购进明末清初文学家董说（若雨）和“四象”之一顾氏的旧宅，经扩建后称南恒和。
  尊德堂张静江故居，又名尊德堂。宅后原“东墅”古园废址上所建的“东园”（又名绿绕山庄），以及毗邻的庞家的宜园，都已毁于上个世纪30年代的战火。只剩下半亩残荷，冷水白云，几块湖石带着凄凉的故事，遗落在湖心岛上的乱草杂树丛中，无言地诉说着岁月的沧桑。好在我看的不是园林，而在张静江故居，可以从中读到民国初年的一段真实历史。据他的侄子张乃风先生在《读丝随笔》一书中的回忆，现在的张静江故居只剩左前三进了，大概只是当年的十分之一而已。
  张静江故居两侧的封火山墙很有气势，高得实在难以想象。大门简朴无华，没有任何装饰，只在门额上刻有民国老人陈立夫的五个大字——张静江故居。黑色的大字镶嵌在花岗岩条石上，颇为醒目，但奇怪的是没有落款。这是20世纪90年代张宅开放之初，南浔镇政府通过张家的亲戚，转请寓居台湾的陈立夫老人题写的。但真正到了派用场的时候，陈立夫的题字下面却没有他的署名！其中奥秘，很值得深思。
  进门后，是轿厅，有一段石板过道，两边天井墙壁上的砖雕都是浮雕，生动精美。正厅上挂着清末张謇题写的“尊德堂”堂匾。张謇虽是清末状元，但和张静江的父亲志同道合，都是晚清的实业家，对中国近代民族经济的崛起曾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张宝善请张謇题写堂匾，彼此间文脉的相连是可想而知的。
  然而，我发现这“德”字中缺了“一”横，何故？南浔的老人说，张謇和宅主向世人昭示：尊德、积德是一辈子的事，没有完美的时候。寓意可谓深矣，这正是不完美中的最完美！中堂之画为谢公展的指画。两侧是孙中山的手书对联，墨迹气魄宏伟，对仗工整：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此联的由来有着一段历史掌故。
  1923年，为革命活动筹措经费而辛苦奔波的张静江因骨痛病增剧，在家养病，有时痛得在床上打滚。夫人朱逸民一边请医生治疗，一边四处打听新的疗法。孙中山闻讯后，特推荐留德名医李其芳为其电疗，劝张静江安心养病，还特地写信说：“……如能于一两月内痊愈，请兄与李君一齐来粤。至于医金药费由此间任担，兄不必再给也。”孙中山还对张说：“俾贵体恢复常态而再出为国尽力，这岂止是一人之幸，实为吾党之大幸也”，并手书此联，让人送到张府。可见张静江在孙中山心目中乃何等地位。观此联，下联中“四十州”即四十郡，《晋书·地理志》谓秦始皇初统一时，分全国三十六郡，后来南取数百越，置闽中、南海、桂林、象郡，共四十余郡。但自清代以来，多数学者都说秦末有四十余郡。因此“四十”与上联的“三千”一样，均表示多数。“一剑霜寒”，指剑刃锋利，青莹若霜雪，令人胆寒。这利剑与豪侠连在一起，正好切合张静江的处世为人，可谓惟妙惟肖，入木三分。
  翁同龢的抱柱联是：世上几百年旧家无非积德 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据说此联是张颂贤请翁同龢题写的，并恭恭敬敬地贴在正厅的抱柱上，作为张家的座右铭。这“读书”“积德”四字，既反映了张静江具有儒商的人文品性——读书、经商和积德，从儒入仕，代代相袭，也可以说覆盖了南浔乃至江南的商贾名流、文人学士的心智探求和理性嬗变之过程。至于读好书做什么？张静江肯定与翁同龢有不同的人生追求。也许在正厅侧厢里悬着的张静江送给世侄陈立夫的两副对联就是极妙的注解：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树好频移榻谢傅已登山这真是极富有讽刺意味也！张静江劝陈立夫恪守道义，读好书，写济世文章。还说树大了不要老呆在一处，应频频移窝。虽然感谢师傅的酒温还在，但你已登在师傅前面的山峰了。张静江可能没有料到他的把兄弟蒋介石恰比陈立夫更有悟性，得了真传，后来真正做到“树好频移榻，谢傅已登山”，不要他这位师傅加兄长了。
  走进二厅、三厅，扑面而来的是近现代史上伟人与名人们的遗迹和墨宝。
  其中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提供的张静江于辛亥革命、民国初期和北伐战争时期的历史照片和资料，有孙中山、宋庆龄、冯玉祥、何香凝、于右任、陈布雷、蒋介石等人的手札，有“尊德堂”家庭合影和朱逸民、陈洁如的生活照片，还有陈友仁提亲致张静江的手札和张静江子女的照片，张家的账本、寿礼簿、全福贴等等。可以说，差不多将影响着中国近现代史进程的孙中山等风云人物都凝聚在这里，上演了一幕幕惊天地泣鬼神的活剧，无处不闪射出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时代的碰撞闪光，使人有一种身临历史分界线的感觉。于右任的对联，不仅书法艺术造诣达到极高境界，且可称为醒世恒言：百炼此身成铁汉三缄其口学金人读此联，我觉得于右任是深知张静江的人品和性格的。如果对民国史稍作研究，就不难发现张静江和于右任是很好的朋友。1909年，于右任得到张静江的资助印行《民吁日报》，因宣传民主，鼓吹共和，抨击清廷的暴虐和腐败而被捕入狱。张静江多方营救，在于右任出狱后竟借用夫人姚蕙的私房钱，资助其创办《民立报》，于此可窥见他们肝胆相照的精神之一斑。因此，于右任送给张静江的这副对联很值得玩味，也足见于右任的个性特点及从政之道。
  上联是对张静江毅然投身民国革命的由衷赞扬，下联则是劝其沉默是金（这“金人”一词也含有“立地成佛”之意）。这种人生哲学的格言警句，也许是这两位挚友的共勉吧。
  让我感兴趣的是张静江故居前后两道大门背后都是构思别致、雕刻精细的砖雕，其一是周庆云应张颂贤之请，所题“有容乃大”四字，出自林则徐“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之诗句。其二是吴昌硕的小篆更胜一筹，“世守西铭”四字，也很有寓意，出自宋代著名理学家张载《正蒙乾称篇》。张载讲学关中时，常将“乾称篇”榜于东西两牖，并东曰：砭愚；西曰：订顽。程颐阅《正蒙乾称篇》东西牖后，为之改名：东铭、西铭。西铭即订顽，意在知化穷神，修心养性；主张天人一体，大君乃天地之宗子，民与同胞，物则吾兴。
  由此，我不禁想到，对于任何一个人物或群体来说，应当用历史的眼光去审理，不能过多地求全责备。历史评价总是有限的，而道德评价却有着相当久远的超越性。张静江这个名字，是与一个天崩地裂的历史的“夹缝”时代，与一代志士精英的探求、呼唤、抗争和彪炳千古的气节，与一个腥风血雨、洗涤乾坤的革命壮举和悲剧维系在一起的。虽然他有反对革命的一面，但他仗义疏财、不惜倾家荡产资助孙中山革命是历史定格的不朽壮举。在国民政府建立后非常短暂而相对稳定的一段时期里，他主持浙江建设，积极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从张静江的一生来看，这两个方面确是历史的客观存在，构成了评价这位民国奇人的最基本的依据，至今仍对我们有启迪的意义。因此，这座以徽派风格为主的江南大宅——张静江故居，无疑在中国民国史上耸起了一个相当醒目而值得深思的坐标！ 靑少年时代的张静江 在张静江故居，我犹如看到了他青少年时代的英姿笑影，而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竟一下子淹没了我。
  还是从张静江的身世说起吧。
  张宝善有七个儿子，老二张增澄（1877-1950），又名人杰，字静江，号饮光，别号卧禅，佛号智杰，人称他为“二先生”（南浔方言“二”读“义”）。
  他幼时聪慧过人，深受祖父张颂贤宠爱，请人给他看相，说他“八字”好，日后必成大器。但“八字”中“五行缺水”，又命中注定苦于奔波，故起名增澄，字静江。
  张静江的六弟久香在《二兄行述》一文中回忆：“二兄幼时，性殊顽劣，而智异常童。”在青少年时就好交友，尚豪侠，慕宋女词人李清照“生当作人杰”句，自名人杰成为他以后的官名。他秉性聪慧，有毅力，喜接受新事物，能孜孜自学，集思广益，常与人高谈阔论，头头是道，胸怀大志。
  张静江的豪侠仗义，在南浔几乎妇孺皆知。光绪十三年（1887）农历正月二十五，南浔丝行埭的水师统带管火药库不幸爆炸，酿成大火，为南浔历史上有名的火烧张公馆事件。同年12月的一天傍晚，11岁的张静江放学后，正和几位同学在街头玩耍，突然，看到宝善街屋顶上冒出一团浓烟，翻滚升腾，接着火光冲天……“快救火！快救火！”紧接着响起敲锣声。小静江与几位同学冲向火海，都被呛人的浓烟逼了回来。他的上衣被烤焦了，就脱下外裤，浇上水，继续灭火。忽听到二楼传出女孩啼哭的声音，小静江咬咬牙冲进内屋，用湿裤子驱赶火焰，不顾一切向楼上冲去。他跨上楼板，抱起蜷缩在床边的女孩，这是个不到二岁的女孩。此刻，楼梯“叭叭”两声断裂，已没有退路。他急中生智，推开北窗，扔下了没有烧着的棉被，抱着女孩纵身向棉被上跳了下去。啊，女孩获救了！但小静江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摔坏了左腿，而且是粉碎性骨折…… 这场大火，因沿街两边大多是灯烛炮仗店，又时值隆冬，北风呼啸，火势蔓延很快，烧掉房屋200余幢。张家虽然没有殃及房子，却祸及了儿子。看着躺在床上的小静江，庞夫人伤心透了，开始吃素念经，烧香拜佛，祈祷老天保佑。张宝善深感老式的喷水筒和水桶、盆罐，根本无法对付蔓延的大火，就设法购买了一部“小洋龙”——进口的手揿筒式抽水救火机，成立了南浔镇消防史上第一支救火队，张静江等弟兄，也与张氏酱园的青壮职工一起参加。在此后多年中，每次火灾，张恒和的“小洋龙”总是争先出龙，最后收龙，受到乡人称赞。
  光绪二十年（1894）三月二十五日，18岁的张静江乘船去上海。在江苏吴江的平望过桥洞时，拖船在激流漩涡的冲击下，与石桥墩猛撞，船身倾斜进水下沉……张静江幸得船主帮助脱险，爬上了客轮。他见同船上的妇女幼童仍在舱中，情况十分危急，就一脚踏上座椅，大声疾呼：“谁能救出一人，我愿谢银100两！”船上的水手和青壮年都知道张静江说话算数，纷纷下水救人，12个老弱妇幼全部脱险，免除了一场悲剧事故。张静江当即写下12张答谢纸条，并事后如数发送谢银，其中有两人救一人的，那两个人各得银子100两。为报答那位船主，每逢年关，还让船主到东恒和账房领取年赏200元，直到他去法国才终止。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次年秋天的一个星期天，张静江像往常一样兴高采烈地骑马回家，跳下马鞍的时候，右腿突然猛烈地抽筋疼痛，像拴上一块千斤巨石，怎么也挪不开步了。他滚倒在地上，急得嚎啕大哭。
  “天兮，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张宝善悲悯地仰问苍天，苍天无语。他四处访求名医，都诊断儿子患的是骨痛病，是不治之症，终身为跛。“阿弥陀佛，这是张家哪辈子作的孽！”庞夫人听着这犹如五雷轰顶的消息，整整哭了三天三夜。她做梦也不会想到，张家的儿女竟如此少年多灾！4年前，大儿子弁群首次参加乡试，在考场突发眼疾，被迫中断考试，从此放弃举业，先后到上海、北京、广州等地求医一年多，不仅无药可治，而且左眼几乎失明。
  张宝善眼看国内无望，便通过一位法国朋友的帮助，送弁群到巴黎医治。现在，弁群眼疾未愈，还躺在巴黎医院的病床上，静江又莫名其妙地陡发骨痛病，双腿不能行走。
  “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你快发发慈悲，救救我的儿子吧！”庞夫人竟在佛像前长跪不起，哭得死去活来。
  张静江痛苦地躺在床上，两眼直愣愣地盯着天花板。心想：难道这是天公和命运在故意戏弄我吗？不！孟子早就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也许早年饱经风霜苦，日后方能吐清香。想到这里，张静江霎时心平气顺，豁然开朗，反倒安慰父母，安慰前来探望他的亲朋好友。
  从此，张静江忍痛割爱，告别了舅舅庞莱臣赠送他的那匹朝夕相处的白马，放弃了梦寐以求的爱好，闭门苦读，潜心书画，书从李北海、赵孟頫，画仿董其昌、王鉴，长进很快，造诣很深。后来受到大师徐悲鸿、吴昌硕的肯定。他20岁时，与苏州姚蕙成婚。姚蕙为前清翰林授山东学台姚菊岐（丙然）之女。姚菊岐是晚清高阳相国、军机大臣李鸿藻的门生，非常喜欢这个腿跛的女婿。姚夫人比张静江小两岁，温柔贤淑，擅长文学，学问极佳，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对张静江的事业和生活都给予最充分的理解和支持。婚后第二年就有了长女蕊英，接着又有了二女芷英和三女芸英，后来又有了四女荔英，五女箐英，被誉为南浔镇上有名的“五朵金花”。
  巴黎之行光绪一十八年（1902），张静江在父亲鼓励下，经岳丈姚菊岐的牵线搭桥，以一等商务参赞身份随清廷驻法国公使孙宝琦于10月14日乘新铭船由天津至上海，稍留即转法国邮轮安南号出发，同行的有商务随员李煜赢（石曾）、夏坚（字坚仲）等20余人。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颠簸，安南号终于到达法国马赛。他们换乘夜火车于12月17日到巴黎。
  初到巴黎，李石曾研习农业，张静江则热衷实业。居法一年后，张静江考察了欧洲市场，仿照国外洋行的模式，以侨商身份留居巴黎，与助手周菊人筹办通运公司，并回国募款及招股。但那时就中法贸易而言，只有法国人到中国来办公司，而未有中国人到法国去开商行的，人们还不敢贸然投资，张静江惟有求助于父亲。张宝善觉得儿子开办跨国公司乃大义之举，就出资30万元，运销茶叶、绸缎、地毯、漆竹、牙器以及名贵古董、书画、玉器、瓷器等至法国。通运公司最初设在巴黎马德兰广场4号。
  巴黎号称世界“花都”。沿着著名的香榭丽舍大街走到尽头，马德兰广场有一座相当大而著名的天主教堂，面对大街顶头的公台则是更大的广场，左边斜对着教堂的四号院就是通运公司的两间门面，两间之中有一个临街供顾客出入的门，门旁左右玻璃窗前陈列着中国货物的样品。当时中国古董文物书画等走俏欧洲市场，这正对张静江的胃口，驾轻就熟，生意火爆得出人意料，不仅打破了日本商人长期垄断欧洲市场中国古玩业的局面，更重要的是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在此期间，张静江得到上海二舅庞元济的帮助，由其兄张弁群负责国内货源的筹措、运输等事务，兄弟俩联手打天下，可谓内应外合，配合默契。第二年冬，张静江又在英国伦敦和美国纽约开设了两个分公司。在美国纽约第五大道660号（后迁至东57街5号）的分公司一直经营到1963年，姚蕙的弟弟姚叔莱主持业务长达50多年，足见其与张静江情谊之深厚。
  张静江还从通运公司茶叶部延伸业务，在巴黎最繁华的意大利街上开设了具有中国古典传统特色的开元茶店。开元，意指开创新纪元。茶店陈设豪华，但不失雅致，充满着中国民族风情，堪称巴黎茶店中独一无偶。到开元茶店，可以品茗休闲，还能了解中国茶文化的历史沿革，因此为中外游客必到之处，也是巴黎知识界、文化界交流的高级沙龙。张静江还趁牛奶涨价、供应紧张之际，开办了价廉物美的豆浆公司，深受巴黎市民的欢迎。可以说张静江在巴黎得天时地利之助，是大赚法国钱的中国第一人！ 那时的张静江究竟是什么模样呢？李石曾在《谈卧禅》中有一段生动的描述：“初识卧禅不过24岁。他的眼镜和皮鞋都与普通人不同，其镜片不仅特别厚，而且不均匀，其皮鞋之特殊，类似缠小脚妇女所用的黑高底，即脚与鞋底之间置一木块，因其足患风湿病而变形。所以他的眼镜和皮鞋，别人是不能借用的。张静江虽视力差，但他能骑自行车过巴黎最热闹的街市。普通人有时还觉得有点怕，而他居然能之，也可看出张静江有非常的毅力。”也许是张静江的命运中注定会有几次奇遇，如同他在当年宴会上初遇李石曾而带其赴法之行一样，1903年在法国又遇到了吴稚晖。这一相遇非同小可，使张静江摇身一变成为无政府主义的狂热鼓吹者。据李力经回忆，吴稚晖终年布衣大褂，手携雨伞，说话无遮拦。李石曾亦是一样的落拓不羁，蓄着满口大胡子。
  1905年，被誉为“旅法三剑客”的张静江与吴稚晖、李石曾，联合陈璧君、蔡元培、褚民谊等在巴黎成立世界社，出版《新世纪》周刊、《新世纪丛书》和大型知识性画报《世界》，开中国人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先河。刊物中所载文章广泛介绍世界各国革命的壮举，猛烈抨击清朝封建专制制度的弊端，号召进行社会革命，这些恰与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主张呼应，使反清革命的声浪更加高涨。自然所有这些刊物、报纸的刊印、发行的钱，都由张静江掏腰包。为此，他还不远万里，两次辗转于新加坡、香港等地，亲自筹办印刷器材，并将中文字模和中文排字工带回巴黎。也许，谁也没有想到，100年后的1月2日，一本发黄的旧杂志在中国兰州的拍卖会上竟引起新闻界的关注，这本起拍价高达10万元的杂志就是张静江等人创办的《世界》。
  1912年至1913年，张静江热心俭学，与李石曾、吴稚晖、陈仲英、张继、褚民谊又先后发起筹办了留法、留英俭学会，留英俭学会设在上海法租界嵩山路吉羊里43号，留法俭学会设在北京安定州内方家胡同。此时的张静江已成为巴黎华侨中从事社会活动的核心人物。
  张静江的巴黎之行，是一段关于跨国经商的传奇经历，更是一段关于生命和意识的觉醒时期。可以说，巴黎是他人生旅途中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驿站。伫立在巴黎的塞纳河畔，远眺大洋彼岸的中国，这位南浔的儿子忧心如焚，只恨报国无门。他从甲午战争以后，就对清王朝的腐败无能深感不满，此时又受到法国盛行的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很快就成为一名无政府主义的信徒，一名激进的反清革命倡导者。他以中国无政府主义的“宣讲师”自居，经常在旅欧华人中发表反清言论。但由于他当时有清使馆随员的特殊身份，听者都怀疑他别有用心，不敢与他交往。尽管受到不少冷遇，孤独的“宣讲师”却依然如故，倡言革命，寻找知音的热情丝毫未减。一次，他陪同驻法公使孙宝琦到比利时参观列日城博览会，又是逢人大谈反清革命的道理，结果被当地留学生中的革命党人误以为奸细，差一点遭到殴打，幸亏有使馆侍卫保护，他一阵急走才得以逃脱。张静江这段狂热而孤独地宣扬革命的经历，带有那个时代渴望革命又找不到具体道路，并深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的许多反清志士的共性。当时，这些反清志士的宣传鼓动，虽然在加剧旧秩序的崩溃和扩大革命影响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但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很幼稚。因而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容易倾向真正具有政治素质和高尚人格的革命领袖。所以，直到张静江遇到了孙中山，他的革命热情才找到了真正的寄托。
  邂逅孙中山 日出沧海，金碧辉煌。海水湛蓝，一望无垠。海鸥贴着水面飞翔，嬉戏着追逐晶莹的浪花…… 这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张静江乘法国轮船赴某地。他瘦削的脸上似乎平淡无奇，但内心深处却巨澜翻卷。因为刚才无意间他从两位船上侍者的谈话中获悉孙中山恰巧就在这条船上，便在甲板上寻找起来。
  突然，那两位船上侍者擦肩而过。张静江觉得面影好熟，如梦初醒，赶快回身追了上去。他因腿疾行走不便，脚下发出很大的声响，这使两位侍者不得不警觉地停步。
  “先生，你有事吗？”其中一个侍者问。
  “对不起，”张静江气喘吁吁地说，“我想冒昧地打听一下，孙中山先生住在几号客舱？” 两位侍者惊愕地望望张静江，交换了一下眼色。其中一个侍者习惯性地耸耸肩，摇摇头：“很抱歉，我们不能泄露客人的住舱号，这是船上的规矩。” 张静江无奈地呆立着，深邃的目光穿过镜片定格在大海的远处。耳听海浪有节奏地拍击船板的音响，他心潮起伏，遐思联翩。想起近日与哥哥张弁群在巴黎的会面，两人谈得最多的就是孙中山。他神秘兮兮地告诉哥哥张弁群，他在巴黎读到了一本前所未有的好书——《孙逸仙》，彻夜未眠，恨不得立即飞到这位中华民族革命的先驱者身边…… 这时，一阵海风把张静江从冥思中摇醒。他在甲板上边走边找，几乎找遍了每一个地方，却始终没有见到孙中山。他有点沮丧地回到客舱，打开随身携带的小皮箱，小心翼翼地从箱底夹层处取出一份发黄的报纸——1896年11月7日的《时务报》，该报头版头条转载了美国《纽约时报》关于孙中山伦敦蒙难的消息。“我不能错过这千载难逢的天赐良缘，一定要找到孙先生！一定！”他激动地凝视着孙中山的照片良久，然后藏好了旧报纸，走出了客舱。张静江迎着柔软的海风，跛着腿走在前甲板上，又东找西寻起来。忽见那两位船上的侍者闪到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身边，说了几句话，便悄悄地离去了。
  那位中年男子转过身来，张静江眼前一亮，只觉得热血上涌，心跳加快。
  这不是报刊上刊登过照片的孙中山吗？那张面容是他熟稔的。他疾步奔了过去。
  那位中年男子正是中国现代革命领袖孙中山。他在舱内思考同盟会的建设事项，对同盟会章程中有关“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这十六个字纲领作了详尽的诠释。他欣然命笔写下：“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重任！”抬头看舱外彩霞满天，就走出客舱来散步。刚才两位船上的侍者告诉他有位中国青年急于要见他。
  孙中山望着一位身穿考究的长衫、戴着金丝边眼镜的陌生青年跛着腿向自己奔来，下意识地朝旁边的同伴使了个眼色。
  “孙先生，您好！ 孙中山略迟疑了一下，即想回避。
  张静江却双手一拱，说：“你不必瞒我，我知道你就是孙文。你不要以为我是反对你的，我却是最赞成你的人！”他抑制了一下激动的情绪，自我介绍道：“我叫张人杰，字静江，浙江湖州南浔人也……”说到这里，他留意了一下四周，压低了声音：“我很想与孙先生谈谈，聆听你的教诲，不知方便否？” 孙中山点了点头，笑说：“人杰先生！教诲未敢，请到客舱里去谈吧。”就因为孙中山这一声“人杰先生”，从此在国民党内，几乎有身份的要人，都称张静江为“人杰先生”。
  于是两人一前一后，进了孙中山的客舱。
  张静江坦诚自白，令孙中山耳目一新。未料张静江话题陡转，谈到了革命活动经费这个敏感的问题。但孙中山考虑到张静江是清廷驻法国公使孙宝琦的商务随员，想起伦敦蒙难的前车之鉴，就婉言道：“人杰先生的一片忠心诚意，孙文深为感动。不过……” “孙先生！”张静江从对方的眼神中，发现孙中山还不信任自己，便说：“不知孙先生是否还记得前年冬天在法国，你的一批重要文件失而复得之事？” “怎么？你也知道此事？”孙中山惊讶地打量着眼前这位年轻人。
  “是的——”张静江略为停顿了一下，说，“不瞒孙先生说，在下不仅知道，而且参与了对此事的处理。” 原来，光绪三十年（1904）秋天，孙中山到美国宣讲反清革命，但每到一处均遭保皇党的蓄意破坏。当时，兴中会美国分会的同仁便建议他到欧洲去。这年冬天，孙中山来到法国，住在巴黎利俟尼街的瓦克拉旅馆。未料法国分会中的几名叛逆者，乘孙中山外出之机，窃取了同盟会照书等一批重要文件，向清廷驻法公使孙宝琦告密。凑巧，张静江正好在孙宝琦身边，终于说服了这位开明的驻法公使，即命手下将这批重要文件原封不动地送回瓦克拉旅馆。
  孙中山听罢张静江告知的那段不寻常的往事后，恍然大悟，就不再心存戒心，两人谈得很深。孙中山认为眼前这位29岁的跛腿青年思想开放，观念超前，具有强烈的反清革命意识，就直言相告自己这次赴欧的目的，以及革命活动经费的筹措计划。此时，不觉窗外已红日高照，烟波浩淼。
  “孙先生！”张静江极恳切地说：“听了你的话，我更深信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近几年来，我在法国经商，获资数万，愿为孙先生提供经费援助。如革命需要，请随时电告，我当悉力支持。”说着，留下两个地址，与孙中山相约通电暗号，电文以“ABCDE”五个英文字母表示不同的法郎数码：A为一万元，B为二万元，C为三万元，D为四万元，E为五万元。张静江还写了一封信交给孙中山，介绍他去美国时，可到纽约市第五街566号通运公司，领取活动经费三万元。孙中山到纽约后果真拿到了这笔钱。
  从此，张静江卷进了扑朔迷离、惊心动魄的政治漩涡，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 倾家荡产资助反清革命 镜头切换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三月的巴黎，张静江从南浔返回通运公司。一日，他和助手周菊人正在办公室里，突然收到一份电报。
  周菊人打开电报，惊讶地说：“二先生，这电报真奇怪！” “为什么？” “只有一个字母。” “哪个字母？” “C。” “快！快把电报给我！” 张静江激动地接过电报，趔趄地走到东窗眺望。霎时，就像寒冬盼来了太阳，就像沙漠中寻到了绿洲，心中充满了理想的希冀。他神采飞扬地对周菊人说：“按电报上的地址，立即汇三万法郎。” 原来，同盟会总部经费枯竭，四处筹款无着。孙中山窘迫中想起在法国轮船上邂逅的张静江，便对黄兴谈起，想往巴黎发封电报。黄兴听说张静江是清使馆的官员，大感疑惑，不相信世上会有这样的人。但孙中山按张静江的地址发出一电，上写“C”，时隔不到20天，果然他没有失言。孙中山和黄兴惊喜过望，此事在东京的同盟会传为美谈，有人说这是“天佑”。
  次年3月，孙中山为筹集广东及云南革命起义所需款项，又先后以“A”和“E”致电张静江。不久，一万法郎如期汇到。但那5万法郎却耽搁了些许日子。因为通运公司已难以承担沉重的革命经费支出而出现资金困难，巴黎总店的经费也悉数挪空，张静江无奈从美国、英国两家分公司暂借了一些钱，才凑足5万法郎汇到东京。
  孙中山在风起云涌的反清革命浪潮中，得到张静江这样一位慷慨解囊者资助，瞬时元气大振。事后，他曾让胡汉民代笔函谢张静江，并详述了军事行动及其款项开支情况。张静江当即复信说：“……余深信君必能实行革命，故愿尽力助君成此大业。君我既成同志，彼此默契，实无报告事实之必需。若因报告事实而为敌人所知，殊于事实进行有所不利。君能努力猛进，即胜于作长信多多。”孙中山读罢张静江的复信，深为感慨。觉得此人胸怀磊落，慷慨大义，只尽疏财之义务，不问应享之权利，实为平生所罕见。以后孙中山有急事需求援，张静江总是如期按数汇到。1908年，张静江接到孙中山催汇巨款的电报，即决定变卖通运公司下属的开元茶店以筹款项，但还没有找到买主，起义就失败了。后来这家“日进斗金”的茶店终于卖了出去，他当天就将大部分款项汇给了孙中山。1909年，他为摆脱经济困难，曾计划筹组通义银行，却未能实现。所办的《新世界》等刊物，也因赔累太多而于1910年5月停刊。周谷城在《中国通史》中引用孙中山的话说：“自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当时出资最勇最多者，张静江也，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孙中山与张静江初识时即称他为“奇人”，后称他为“民国奇人”，以后称“革命圣人”，并以“丹心侠骨”四字相赠。
  就当时的中国而言，清帝大厦将倾，是由于根基已先坏掉。疮伤、溃痛，体内业已糜烂。国家机器出了毛病，导致军队与官衙用不同的方式向商人勒索。而洋人的生意则以强权压榨。处于历史“夹缝”中的中国商人几乎都遭遇困厄，渴望世道改变。对于新的革命曙光出现时，他们的热情不比赤贫的平民阶层弱。但商人擅长运用价值观念均衡世事，因此在谁也无法预测到新革命的未来之时，敢于冒险支持革命的人则是微乎其微。多数人还在犹豫、徘徊和观望。中国商人的悲剧是易成为一种“叶公好龙”式的精神奴隶，不知自己是在悖谬之中。而张静江出于对祖国和人民的挚爱，接受欧洲新思潮的影响，如此执着地资助孙中山反清革命，不啻是一种时代的大手笔。事实上，张静江亦非一直是富翁。因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所需的款项是巨大的，张静江不得不凭他的信誉和影响，动用各种社会关系捐款借贷，并且鼓励和拉进南浔的富商都进入了这场革命。1912年1月，孙中山组建临时政府时，自然想到了张静江，欲请他出任财政部长。张静江却执意不愿为官，恳请中山先生收回成命。但临时政府财政异常困难时，张静江又一次挺身而出，约请南浔同乡褚民谊，以商人名义捐款10万元。这次捐助，是民国初期捐款最大的一宗，对当时政局的稳定，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是时，南京政府还向日本借款30万元，但日方要求需有中国国内有资财实力的人担保，张静江与江浙财团大亨朱葆三等人做了财产担保。与此同时，张静江一直未间断对北方革命党人的经济援助。
  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改组同盟会为中华革命党，对张静江来说又是一个珍贵的历史镜头。孙中山委任张静江为财政部长。作为孙中山的忠诚追随者，张静江违背了“只出力，不为官”的诺言，毫不迟疑地复电东京，答应出任财政部长。但当时张静江在巴黎不能到任，由财政次长廖仲恺全权代理。1917年1月3日，张静江通电各地的报告说，他仅以书信或电报形式向华侨借款集资一项，达英镑111万元，日元174万元，另借日本久原房私人款80万，犬冢信太郎15万，山田纯三郎5万，还有国内借款若干。后来，他在巴黎的通运公司终于被拖垮了，上海马斯南路的6幢花园洋房也卖掉了，换成了革命活动的经费。
  当孙中山的军政府成立后经费异常困难的时候，张静江想到了另一条生财之路，即开办一个证券物品交易所，敛集钱财。1920年2月4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由虞洽卿任理事长，常务理事有周佩箴、闻兰亭、郭外峰、盛正华、周湘舲等人，张静江为总监察。当时交易所门庭若市，股票行情不断上涨，获利颇丰，可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凭空发了大财”。张静江自己的一块资本运作叫“恒泰”经纪字号，亦称恒泰记，委托侄儿张秉三和陈果夫为经纪人。戴季陶、蒋介石先后在所内任职，蒋还当过拍板，拿过津贴。张静江的目的是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筹集资金，至少每月约一万至二万元划拨广州军政府。1921年，张静江还与人合资经营了“利源号经纪人营业所”；1923年，他还委托严益斋经营了“恒慎号经纪人营业所”。到1931年，张家大房（南号）的东南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也加入了证券公司的业务系统。虽然张静江参与创办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后来因亏损停业，但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证券物品交易所，也是中国证券业的“开山鼻祖”。
  袁世凯窃权以后光绪三十二年（1906），张静江于返国途中在新加坡加入同盟会（第二年在香港养病时履行入会手续），成为同盟会会员。当时同盟会在国外活动地域较广泛，亦较秘密，需要有一个联络中心。张静江建议，把这个联络中心设在巴黎的通运公司。孙中山考虑到通运公司在国内上海有总公司，在美国纽约、法国巴黎、英国伦敦有分支机构，且属于私人企业，对外业务亦有信誉，利用通运公司打掩护作联络点，非常理想，就采纳了张静江的建议。张静江还把其兄张弁群（上海通运公司总经理）、舅父庞青城（上海中国银行董事）介绍给孙中山，发展为同盟会会员。
  辛亥革命前夕，张静江受孙中山之托，从巴黎回到上海，与宋教仁、廖仲恺、陈英士、蔡元培、庞青城、周柏年、周佩箴等人，在上海公共租界马霍路德福里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陈英士任会长。陈英士在上海攻打制造局时，周柏年负责刻制光复军大印，周佩箴秘密联络，张静江负责供应。他们到处张贴光复军布告，为攻打制造局、光复上海大造声势，敢死队所需费用，半数由庞青城资助。据李力经回忆，张静江为攻打制造局策划军需供应两天两夜未合眼。
  1911年11月4日上海光复后，经张静江、庞莱臣、王一亭（又名王震，湖州人）等的活动，取得虞洽卿、朱葆三、李平书等地方势力及江浙财团的支持，陈英士出任沪军都督，为孙中山巩固了上海这块革命的重要阵地。11月5日杭州光复，经张静江和南浔同乡周佩箴、庞莱臣等活动，得到了陈英士、虞洽卿及浙江金融界和盐商的支持，汤寿潜出任浙军都督。1911年11月17日，经浙江省军政府都督汤寿潜同意，南浔设市政府，下设民政、财政、教育等科，市政府设在义仓。但三天后，南浔设市因不合条例规定而天折。这历时70小时的一段插曲，在外人和后人看来，似乎有点盲目可笑，甚至荒诞，但真正了解南浔的人则会作出截然不同的诠释。也许这是以张静江为首的南浔人的共同心愿，或是缘于他们对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立下的汗马功劳，孙中山在写《建国大纲》时就曾表过态，建国后南浔应成立特别市。应该说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的角度来考察，南浔在历史上都有不同寻常的地位。民国以来第一次在乡镇行政区域建制上出现“市”，就是南浔。虽然这“市”只是昙花一现，毕竟是有过的辉煌，能载入史册。
  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不久即被袁世凯窃取。张静江追随孙中山反袁，号召“二次革命”，与庞青城等鼎力支持陈英士就任讨袁军总司令。1913年7月22日，讨袁军攻打江南制造局，张静江奋不顾身上前线。8月2日，孙中山去日本后，“二次革命”的余波亦销声匿迹。袁世凯开始疯狂迫害革命党人，视上海为“重灾区”，“务必严加搜捕，斩尽杀绝”。那天夜已深沉，张静江心急如焚地坐在家里客厅的沙发上，急约陈英士会面。约定时间已过去两个多小时，还不见陈英士的踪影。
  突然，虚掩的门被推开，陈英士像一股旋风似的冲了进来。
  “英士老弟，你快到租界去避避风头，以防不测！”张静江忧心忡忡地说。
  “人杰兄，你也到租界去避一避！”陈英士听了，反劝一句。
  “不，我不能走！如果我走了，革命党人到哪里去找组织呢？” “这里太危险了！” “中国有句老话，台风的中心最安全……” “你不走，我也不走！” “英士老弟！你是袁世凯通缉的上海首要人物，再也不能迟疑了，快到租界去。”张静江说，“我有江浙财团的撑腰，估计他们暂时还不会对我动手。”其实他心里何尝不知道，自己随时都有被捕或遭暗杀的可能。但为了革命大业，他决心铤而走险。任凭陈英士磨破嘴皮，张静江就是不肯撤退。就这样，张府又一次成为革命党人在上海的秘密联络点。
  张静江设法将陈英士等人安排到租界内藏匿以后，就利用自己名门世家的声望和种种社会关系，掩护革命党人，有的资助生活，有的馈送旅费，并花钱疏通日本商人，将一大批革命党人化装成日商的随从或职员，逃亡日本。为此，他有时被弄得囊中羞涩，还几番病倒，却不顾病魔缠身，甚至拄着拐杖出没于公馆豪门、工厂店铺、车站码头…… 据林黎元《张静江先生事略》一书回忆，反清反袁时期，张静江与陈英士在上海从事革命秘密活动，为避人耳目，有时借四马路（今福州路）惠乐里的长三堂子（高级妓院）或浙江路清和坊的长三堂子怡静别墅，以打牌吃花酒为名，进行秘密集会和串联。表面上似乎花天酒地，醉生梦死，其实不然。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就散布流言蜚语，造谣中伤，挖苦陈英士是洋梅（梅毒）都督，说张静江沾染上花柳病成了跷脚。后来张静江的足疾恶化成下肢几乎瘫痪，更有人把谣言作为依据，广为流传，使不明真相者对张静江产生了误解。李石曾在《谈卧禅》一文中说：“卧禅在少年时经过不少醉里梦死的上海生活，可以说是出污泥而不染。”于右任在《民立七哀诗》中评价陈英士：“十年薪胆余亡命，百战山河吊国殇；霸气江东久零落，英雄事业自堂堂。”这是对陈英士、张静江的公允评价，也可看作“为天下惜人才，为万世存正论”的定格。
  我一直认为张静江是清末民初中国商人中最具有独特价值，甚至是一个奇迹般的人物。在那样一个特殊裂变和动乱的历史年代，他追随并鼎力相助孙中山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是矢志不移的。民国诞生以后，他与那些居功自傲索官敛财的“开国元勋”截然不同，在人品操守方面亦有其可圈可点之处。1925年3月，孙中山病重时，商谈后事以及签署遗嘱，张静江时刻不离孙中山的左右。他还任孙中山葬事筹备委员及南京孙中山陵园管理委员会常务委员，负责中山陵园与中山纪念堂的设计和建造。中山陵园不少重要题词，均为张静江之手迹。孙中山若九泉之下有知，我想，也会感激这位知己知音的。
  为陈洁如做红娘张静江的发妻姚蕙逝世后，他娶了小他25岁的常熟大家闺秀朱逸民。朱逸民未嫁时与陈阿凤同在蔡元培创办的爱国女校读书。放学后，她俩常在一起做功课。两家相距不远，都在上海西藏路上，中间隔了一条弄堂。朱结婚后，阿凤便成了张府的常客。她虽只有14岁，却高挑出众，明眸秀发，看上去像个大姑娘。张静江视她为亲生闺女。
  1919年暑假的一天，蒋介石随孙中山等人到张府做客，偶遇陈阿凤就一见钟情，便托朱逸民代为转达对陈小姐的爱慕之心。1921年9月7日，陈父因病去世，蒋介石竟穿了孝服上门凭吊。阿凤只想读书不想出嫁，蒋介石越是追得起劲，她越是回避。后来朱逸民到陈家正式说亲，仍遭阿凤拒绝，其母也一再表示不赞成这门婚事。蒋介石闻悉后不免沮丧，张静江劝他另做打算。谁知蒋介石被情所困：“此生不娶阿凤，何以为趣？”于是朱逸民再访陈家，但阿凤仍不松口。她想起先生的主意，对陈吴氏说：“伯母，侄女明白你的心思。蒋先生确有许多不配阿凤之处。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蒋先生如此倾慕，我劝你是否再考虑考虑？”话说到这个份上，陈吴氏才轻轻应了一声。
  张静江得知陈家的态度有所松动，便亲自上门拜望。陈吴氏受宠若惊，差点儿掉泪了。原来她按照当时流行的做法，请了一名“包打听”（私人侦探）调查蒋介石的身世，结果更让人失望。蒋介石早有一妻毛福梅，还有一妾姚怡诚，现在却死盯住阿凤不放。所以，她很想听听张先生怎么说。
  张静江敏感地觉察到陈吴氏的心思，便说：“介石发妻已皈依佛门，与世隔绝。那是蒋母一手包办的婚姻，她长蒋四岁，又缠小脚，虽生一子，却无爱情可言。侍妾姚氏，后来嗜赌，引发了许多矛盾，长住苏州，近日已接受了一笔离异补贴，从此放弃对蒋的任何要求。”说着，张静江拿出了姚氏签署的双方结束关系的具结书，递交陈吴氏过目。陈吴氏虽是知书达理的女性，但仍拿不定主意。她说：“张先生美意，我心存感激。是否容我再与阿凤谈谈，然后给你一个肯定的答复？” 蒋介石从广西返沪后，朱逸民喜滋滋地告诉他：“这个红娘总算做成了。
  阿凤这死丫头松口啦！”张静江说：“介弟，你可得向我保证，今后不能亏待阿凤啊！”蒋介石马上一个“立正”动作：“我发誓，永远爱她！”为使勉强从命的阿凤相信自己的真诚，蒋介石还咬破手指写下血书。张静江接着就安排蒋介石与阿凤见面，然后两人一起到张府。据说当时张静江正在客厅里陪着孙中山、戴季陶谈话，孙中山看着低头站在面前的阿凤说：“你长得这么高了，我差一点认不出你啦！”说着，他问蒋介石：“你们结婚的日子定了没有？” “还没有。” “既然相爱，就结婚吧！”孙中山说完，又转向阿凤：“祝你俩白头到老，天长地久！”……1921年12月5日，在上海永安公司大楼“大东饭店”大厅内，蒋介石与陈洁如（此名系蒋为阿凤所改）正式结婚，由张静江作证婚人。她后来成了蒋在黄埔军校当校长时的随军夫人。至1926年北伐时，她又移居北伐军驻沪沪联络站。北伐胜利后，蒋就在她处居住。
   谁知6年后，蒋介石却违背了当初的承诺，又要为“革命”另择新欢——弃陈洁如而娶宋美龄。张静江内心觉得对不起陈家母女，但无奈之下还是同意了蒋、宋联姻。因为蒋介石与宋美龄已在一条江轮上，谈成了这笔“革命婚姻”的交易，宋美龄不愿看到陈洁如以蒋夫人身份留在上海，蒋介石则以“离开五年”为约，请陈洁如暂时回避。
  1927年8月19日，陈洁如由张静江的长女蕊英、五女箐英陪同上了“杰克逊总统号”邮轮，离开上海，安全抵达美国旧金山。陈洁如在美国定居后，除了蒋介石一次给她10万大洋外，每月生活费仅175元。这点钱对既要读书、又要生活的陈洁如来说是不够的。为此，她多次写信给张静江和朱逸民，请“月老”代索生活费。她在给朱逸民的信中说：“爱姐姐呀，为何我这样没有眼睛的去爱了这样一个没良心的东西，破碎了我的青春尚要来这样的摆弄我，真使我有冤无处可诉。”“想起往事，泪下如注，使我毛骨悚然也，我心成片而哀痛，有谁来爱怜我……爱姐姐呵，为何世界上的男子这样黑良心，自我离祖国以来，一个字的音信亦没有，你想要气死人吗？”……此时，张静江幡然醒悟，眼眶里盈满了愧疚的泪水。
  1933年，陈洁如结束了海外生涯，秘密返回上海。“七七”事变后，隐居到法租界重庆南路“巴黎新村”。1941年12月，她外出购物时偶与陈璧君邂逅，陈璧君力邀她加盟“曲线救国”，并许诺她为侨务委员会副主任，被她婉言拒绝。后经顾祝同设法，陈洁如秘密赴四川，隐居在重庆吴公馆，凑巧与陆军大学官邸很近。蒋、陈旧情复燃，重温鸳梦。宋美龄得知后，与蒋介石大吵了一场。民间曾传言蒋介石另有新欢的陈小姐，是川军某高级将领的七姨太，又说是陈布雷的千金等等，其实是以讹传讹。
  解放后，陈洁如留在上海，被选为卢湾区政协委员，政府每月给其相当于中央政府部长级工资的生活费。1961年12月，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她赴京，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在西花厅宴请她，陪席的有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徐冰和廖承志夫妇。席间，她提出移居香港的请求，周总理亲自予以批准。次年，她孤身赴港，改名陈璐，住在铜锣湾德新街，闭门隐居，直到1971年溘然长逝，终年65岁。在她最后几年人生的岁月里，她更加保持着平静和沉默。我想陈洁如的沉默和婴儿的啼哭恐怕是一回事，都反映了对生活的无奈与抗争。不过，后者面对朝阳将发泄呼了出来，前者面对夕阳把发泄咽了回去。
  看到陈洁如临终前致蒋介石的最后一封信，谓：“三十多年来，我的委屈唯君知之。然而，为保持君等家国名誉，我一直忍受着最大的自我牺牲，至死不肯为人利用。”此时，笔者顿悟陈洁如的一生，不禁心灵震撼。也许她心里的底线是一种对传统婚姻的固守，或与政治有关，为此她做到了一生的约束，虽充满怨恨，却只能如履薄冰。
  政治生涯的严重败笔孙中山逝世后，张静江转而扶持蒋介石，进入了政治生涯中严重失误的阶段。当然，这既有特定的历史原因和历史条件的制约，也有个人主观因素的影响。蒋介石原是陈英士麾下一位得力亲信，张静江和陈英士都是支持孙中山革命的亲密战友，既是同乡，又有金兰之盟。陈英士遭袁世凯暗杀后，蒋介石十分悲痛，他失去的不仅是兄长、密友和导师，而且是个人前途至关重要的保护人。在寻找新的依靠的时候，他自然把目光投向了张静江。张静江对蒋介石也早有结纳之意，孙中山在广州任大元帅，张静江就把蒋介石推荐给孙中山，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张静江力举蒋介石任校长。可以说，张静江对这位盟弟也像对孙中山一样，都是在其最困难的时候大力相助的，因而蒋介石感佩盟兄“不出微言，使闻者自愧”，对其怀有“敬惮之心”，视张静江为“恩人”、“导师”。当时，张静江对蒋介石与各派政治力量的角逐尤为关注，惟恐盟弟会陷入进退失据的窘境，遂三下广州，扮演起军师的角色。1926年5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张静江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蒋介石称这位盟兄为国民党元老，功勋卓著，当之无愧。
  这是张静江政治生涯的顶峰。按理说，张静江应该隆重庆祝一番。然而，他却淡然处之。因为这并不是他甘愿所走的一步。为了稳定风雨飘摇的局势，为了介弟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他只是暂且当个过渡者。1926年7月6日，张静江以足残不能站立行走为由，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提出辞呈，改选蒋介石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但在北伐期间，中央主席仍由张静江代理，坐镇广州，成为后方策划反共阴谋的核心人物。蒋介石对盟兄“北伐之际，居守中枢”、“倡言清党”，以及帮助自己奠定朝基的“功绩”更是感激不已，称之为“安尼斯仗”之人。
  当然，张静江对于国民党内的分裂，也一直是有看法的。但当时已造成骑虎难下之势，他感到自己跟着蒋介石竟然骑到了虎背上，不禁哑然失笑。为了顾全大局，他力求不宜同武汉公然闹翻，希望宁汉两方（一方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一方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和解，避免党内两个派系分道扬镳。可惜汪精卫这次并不买账，决心不弃汉赴宁，受制于蒋。宁汉的分流完全公开化了，张静江也只能徒叹奈何！ 就在蒋介石以闪电式的动作，悍然于1927年发动“四·一二”军事政变的那个晚上，当他回到夫人陈洁如处的时候，正遇上张静江造访。
  两人隔桌对坐，沉默良久。
  张静江轻叹一声，打破了沉默：“介弟，汪精卫恐怕对你这个总司令不太放心？” 蒋介石闻到了盟兄话里有话的火药味，说：“这正是我的一块心病，请二兄拿个主意。” “忍！”张静江点燃了一支雪茄烟，边抽边思索。突然，他瞪了蒋介石两眼，用食指在桌面上缓缓地写了四个字。
  蒋介石双眼一眨不眨地跟着张静江的食指在动。
  “你再写一遍！” 张静江又用食指划了一遍。
  “以退为进？”蒋介石盯着张静江问。
  “对！你应当退居幕后，先稳住汪精卫，这才是上策。” “难啊！……” “我看也没有什么难嘛！汪精卫最怕什么？还不是怕你手中握着数十万的兵权！为了让他放心……你先做个姿态给他看看……” “这个姿态怎么做呢？怎么个做法才能使他相信呢？” “是否这样——你先发个通电，号召全体国民革命军官兵拥护他汪精卫。” 蒋介石似乎开窍了，颇有些激动地说：“我，我怎么把这着棋忘了呢？” 张静江觉得言已尽此，遂起身告辞。但蒋介石没有像往常那样送客。张静江走到门口时，回头望见这位雄心勃勃的盟弟已合下双目，神情木然地坐着，一动也不动。
  次日，蒋介石就拟就了号召全体国民革命军官兵服从中央、服从汪精卫的通电，并立即公布于世。
  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公开发表下野宣言。这使我们不能不想起4个月前张静江劝导蒋介石“以退为进”的政治策略。从蒋介石做出“这个姿态”到半年后重又复出的历史事实，不难悟出其中的奥妙所在。
  张静江紧步蒋介石后尘，马上与胡汉民、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国民党元老离开南京返回上海。虽然张静江也退出政治舞台，但他的退出仅是职务上的，他仍在为盟弟“以退为进”操心，包括参加各派为政治角逐而召开的种种会议。可以说，当时的中国风云变幻，瞬息万变。应当大书特书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发动了“八一”南昌起义，毛泽东在湘赣边界发动了“秋收起义”。共产党人在中国社会最黑暗的岁月之中，首先在敌人控制薄弱的地区进行武装斗争，而且先在山区农村开展起来，在中国革命史上掀开了新的一页。然而，深知“以退为进”真谛的蒋介石一方面让张静江、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去对付汪精卫，另一方面却在宋子文的支撑下在日本建立了一个新的联合体系——以英、美等国为背景，以江浙财团为依托的蒋、宋、孔为支架的蒋氏王朝的“基石”。此时，老谋远虑的张静江为盟弟极力拉拢北方的军队实力派冯玉祥。这正中蒋介石的心怀，也许是他们的不谋而合。毋庸置疑，张静江是蒋介石1927年“以退为进”的主要智囊人物。
  其实蒋介石只有在危难之中才真正需要这位盟兄，而张静江则总是鼎力相助的。在后来的“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被扣于西安，南京的国民党要员们各怀心曲，政坛一片混乱。陈果夫于危急中与CC派骨干商议，提出“中央必须有重心，其重心人物在此时以张静江先生为最宜”，于是就派人将已很少过问政事的张静江从上海接到南京，再次坐镇“中枢”，支撑蒋氏王朝度过危局。只是由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蒋介石迅速返回南京，这才使张静江失去了为他“献替”的最后一次机会。
  向亲戚借钱我在参观南浔张静江故居时，曾见到过蒋介石向张静江借钱的收据（复印件）。据南浔老人回忆，民国十年（1921）下半年，蒋介石因证券交易失败，以回老家守孝为借口，避居在南浔张恒和内，常与人打麻将消遣。辛亥革命后，张静江最初住在上海南京路西藏路的大庆里，后迁至成都路的广仁里，不久又迁居武定路的鸿庆里，最后才搬到南京路的花园洋房。在大庆里时，蒋介石常来向他借钱，每次二三百元不等，可是从来没见他还过。其他借钱人戴季陶、于右任、孙科、宋子文等大抵也是如此。后来这些“呆账”常年“挂”着成了财务上的累赘，张静江便吩咐道：“我看这些都是烂账，算了吧，不必再记，把它全部勾销了吧！” 张静江当财政部长的时候，得悉革命活动经费困难，曾风尘仆仆赶回南浔。老家张恒和那一转弯便可见到的保留着明清时代建筑遗韵的沿河民居群落——百间楼，依然是那么熟稔和灵气，但他无心浏览这如诗如画如歌的美景，回到家后，就去拜望南浔“四象”之一的庞家。庞莱臣是张静江的娘舅，一见外甥开口道：“静江此次回乡，是否为了借钱？”张静江望着一直仗义疏财的舅舅，一时竟没有勇气回答。庞莱臣见外甥不开口，便问：“直说吧，你要多少？” “50万？” “行！”庞莱臣立刻到钱庄取钱。
  张静江当场写下借据，庞莱臣连忙推辞：“外甥借款，何必出借条。” “不！桥归桥，路归路——”张静江答道：“这借条你要存放好，等革命成功之日，一定如数奉还！” 从娘舅家出来，张静江准备去借的第二家是堂兄张石铭。他想，娘舅庞莱臣如此慷慨大方，嫡亲堂兄定会更加热心帮助。于是就派一名伙计，带着他的亲笔信和借据去借款。
  伙计去了好久还不回来，张静江等得不耐烦了，正要出门时，忽见伙计垂头丧气进来。他劈头就问：“钱借来了吗？” “没有。”伙计边摇头边答：“老夫人不肯。” 原来大伯早已病故，张石铭虽已立业成家，但家里其实是由母亲桂太夫人一手操权。伙计向张石铭禀明来意后，张石铭立即向母亲请示，桂太夫人竟一口回绝。张石铭再三劝说，桂夫人就是不允。
  张静江听罢，就急冲冲直奔张石铭家。堂兄张石铭开正门相迎，与张静江在“懿德堂”大厅对坐。未等张静江开口，张石铭就请出了桂太夫人。
  桂太夫人明知侄儿的来意，却像没事一样叫佣人沏茶，端上水果点心，与张静江寒暄起来。
  “伯母！”张静江心急如焚，抽动了一下嘴角道：“侄儿今来是想跟您借一笔钱，待革命成功后归还。” “你的来意，我已知道。”桂太夫人轻叹一声，说：“这些年来，你大伯撒手归西，我造桥、盖庙、铺路，为乡亲们出的钱还少吗？” 张静江显示出内心的焦虑和不安，说：“伯母，侄儿向你借钱，不是去吃喝嫖赌，而是为革命筹集军饷。将士在前线饮风餐霜，流血流汗，缺吃少穿，你家比我家富，放着不借是何道理？” 桂太夫人盯了张静江一眼，不再言语。
  张石铭深恐母亲气伤身体，想着如何缓和一下气氛。他忙剥了两只橘子，递到母亲和堂弟手上，说：“拳头朝外伸，胳臂往内弯。自家人，莫伤和气，莫伤和气。” 桂太夫人支吾着：“静江，你借多少？” “50万。” “什么？……” “伯母，有借有还，而且付利息，保证你不会吃亏的。” “不不不！”桂太夫人头摇得像货郎鼓似的：“静江呀，你倾家荡产支持孙中山，伯母从来没有说你的错！但你向我借这么多钱就不对了，难道真想把你石铭哥的家底也掏空吗？谁知道你们那个革命是怎么回事？要是不成功叫我怎么办？” “伯母——”张静江猛地从腰间掏出手枪，“啪”的一声重重地压在借条上：“今天你借也得借，不借也得借！” “侄儿呀，你不要动武，再慢慢商量嘛！”桂太夫人是聪明人，忙改口道：“我一个妇道人家，又年老多病，不懂什么军机大事，只知与石铭苦守家业。
  不过，大家都要精忠报国。侄儿既是为了革命，我岂有不借之理？！” “那好，请伯母马上取钱，静江还要赶回前线。” 桂太夫人无奈之下，只得叫管家办了50万元的汇票。张静江当即把借据交给了桂太夫人：“伯母，你放心！革命胜利之日，头一笔要还的钱就是你家。” 张静江在老家筹足100万银元就返回上海。北伐胜利后，张静江派人将100万银元连同利息送回南浔，归还给娘舅庞莱臣和堂兄张石铭，取回了这两张借据。如今，这两张借据都存放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值得一提的是，我在南浔张静江故居，还看到张静江当初向南浔“四象”之首刘镛的四公子刘湖涵及张叔驯等人的借据（复印件）。而这些借据的原件存放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有人说，这些借据是真实的，而这些故事却是民间文学的“版本”了。
  这使我想起鲁迅先生有关历史的一个观点，大意是你如果想要了解到一点真相，也许在野史中更有可能找到。在此意义上说，我觉得我所记述的口碑文字，尽管展示的只是偶然的一鳞半爪，但或许可以让我们更好地寻觅到张静江人格精神之必然的内涵。
  搞经济建设我对同乡文友建智兄《张静江传》（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版）一书提出的观点颇有同感，即把“1928年前的张静江作为上篇来谈，而下篇是1928年后的张静江。上篇是搞政治的张静江，下篇是搞经济建设的张静江”。
  孙中山逝世后，张静江虽是参与国民党核心决策的人物，但从本质上来讲，他是位商人，更富有经商才能。毛泽东曾说：“张静江帮助蒋介石搞‘清党’，但他有经济眼光，经济头脑活络！”（《纵横》1999年第11期）张静江竭力主张按孙中山遗志，转入建设，得到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张继、于右任等元老的支持。1928年2月，国民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决议，成立建设委员会，直属国民政府，由张静江任委员长。据说，他是经过一番角逐才获得这个职位的。他直言不讳地说：“总理（指孙中山）提过的，革命就要建设，不建设，革命就要失败。因此，我党政军都可不管，惟有建设，我是一定要干的。” 显然，张静江大有施展一番抱负的雄心壮志。他从发展基本建设着手，以铁道、电气、通讯和水利等为主，积极筹备，集人才、定计划、设机构、筹经费，强调勤俭快速办事。先发展电力，接办首都（南京）电厂，解决城市用电，工业随之兴起。继办戚墅堰电厂，为发展工业和农田水利创造条件。接着发展通讯，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建设委员会筹建全国无线电台，还创办了国际无线电台，使电讯不再操纵于外人之手，挽回了损失。又着手解决了煤炭开发问题，与开发地方资源结合，接办长兴煤矿和馒头山煤矿，创办了淮南煤矿公司等。他还兼顾交通运输，创办了江南汽车公司、淮南铁路公司等。建设委员会自1928年开始至1938年结束，在经费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张静江仅领公款十余万元，而为国家创造财产达5000余万元，为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写下了东方神话。
  大规模的建设需要大笔的资金，张静江则采取多种办法筹集资金：（一）在田赋和营业税项下附加地方捐。按业主田亩数和店主营业额计征，故只增加有田有资本者的负担。（二）发行地方债券。如筹建农业银行，发行债券50万元；筹办自来水公司，发行债券250万元；为筹集建设资金，发行建设公债1000万元。以上均以田赋附加建设特捐作抵，还有年息8厘，故得到持券人的信任。（三）向银行贷款，年息高达1分1厘，并以赋税作抵，部分以企业财产作抵。
  张静江在1927年7月27日浙江省政府正式成立时，就兼任了省政府主席，次年3月省政府改组时再次兼任主席，但一直是徒有虚名，直到1928年
  10月13日才正式就职。面对捉襟见肘的浙江财政，他走马上任的翌夜，再也无法入睡。推窗眺望星空下影影绰绰的西湖，脑际便跳出了宋代的一首《别西湖》的诗：“闻说西湖可乐饥，十年劳我梦中思。湖边欲买三间屋，问遍人家不要诗。”突然，他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意念和设想：如何运用西湖这个得天独厚的载体，挖掘浙江丰富的财富矿藏？霎时，他脑海的屏幕上闪亮出无数的信号，编织着最美的“东方纽约”之梦。
  于是，他的第一步就是“发展交通，开发地方”，建立了全省电话网，筹办杭州电厂，兴筑杭长线、杭平线、杭徽线等公路。修筑杭江铁路，又制作钱塘江大桥的规则。需要特别指出的是，1929年他在杭州成功地举办国际性的西湖博览会，开中国历史的先河。首届西湖博览会的宗旨是：“提倡国货，奖励实业，振兴文化。”西湖博览会分八馆二所三特别处，即革命馆、博物馆、工业馆、农业馆、丝绸馆、教育馆、艺术馆、卫生馆，特别陈列所、参考陈列所，及铁路陈列处、交通部电信陈列处、航空陈列处。博览会范围包括断桥、孤山、岳王庙、北山、宝石山麓与葛岭沿湖地区，面积达5平方公里，参展商品达14.76万件。博览会自1929年6月6日开幕，历时137天，接待国内外团体1000多个，参观者达2000万人，创下了当时中国博览会之最，西子湖畔出现了前所未有之盛况。在张静江的倡议下，西博会举行了“杭州市各界拒毒运动宣传大会”，特邀驻比利时公使王景岐、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作了演讲。张静江还亲临会场，在讲话中喊出了“没有毒品的世界就是天堂”这一响亮的口号。在那较为动荡的年代，在没有一分钱经费的情况下，要举办如此空前浩大的博览会，实非易事。张静江以超前的经济眼光、活络的经济头脑，才成功地完成了这一创举。蒋介石为西湖博览会题写“恢张蠡策”四字以示祝贺，借《史记·货殖列传》范蠡经商致富的典故，以表鼓励振兴工商之意。
  张静江还借西湖博览会之机会，在体育方面搞了两项当时轰动全国的活动：一是创办浙江省国术游艺大会；二是承办第四届全国运动会，辟杭州梅东高桥军营操场为大会会场，聘请蒋介石为名誉会长，戴传贤为会长，何应钦、张静江为副会长，参赛者有天津、河北、四川、北平、绥远、青岛、辽宁、湖北、哈尔滨、江西、福建、山东、湖南、浙江、南京、安徽、江苏、广东、神户华侨、香港、上海、山西共22个地区，男女运动员1630人。通过这两项盛大的体育活动，旨在主张国强必须民健，德智体三学并兼，同时把浙江推向全国，让国内人民能进一步认识浙江，吸引外地人来浙江投资，扩大贸易往来，促进浙江经济社会发展。
  西湖博览会的成功，谱写了张静江主持浙江经济建设的新篇章，而留给我们的思考更有长远的意义。当时有评论家在报刊上撰文，称誉张静江在建设上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晚清的张之洞和张謇。如果要写清末民初的建设史，致力于实业的“三张”中，荣登榜首的自然非张静江莫属。然而，历史的遗憾是，正当张静江为“东方纽约”之梦殚精竭虑之时，因与蒋介石产生分歧，最终导致他打造杭州、建设浙江的雄才大略无法实施，成了一枕黄粱。这正如李石曾婉劝他所言，中国的事太复杂，由不得你的理想主义驰骋。战事不断，少有宁日，许多建设计划，只能束之高阁了。
  与蒋介石分道扬镳孙中山逝世后，张静江在致力于建设的过程中，与蒋介石的矛盾逐渐激化。张静江以元老自居，我行我素，不仅敢不买政府的账，即使是蒋介石的意见有时也不放在眼里。蒋介石原拟以路矿权利向德国借款，从杭州建造浙赣铁路通至南昌，一次建成重轨。而张静江则着眼于牟取高额利润和早些还本，坚持主张先造杭州至江西一段，由他向银钱业借款建造轻轨，认为这样成本低，客货运输费收入短期内即可偿清借款，于是执意动工而置蒋介石的主张于不顾。同时，他对浙江的公路建设也未能与蒋介石的“军事计划”相配合。蒋介石令浙江省首先建造浙赣连接及浙东、浙南山区公路，而张静江出于对实利的考虑，先以全力建成杭州至绍兴的一段公路，成为全省惟一盈利的公路。这都使蒋介石大为恼火。
  这时，张静江与国民党内的一些新贵的矛盾也在滋长。走英美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是张静江的政治理想。他认为只要全力发展资本，国民党的统治即可巩固，因而把戴季陶从理论方面歪曲孙中山的主张，陈果夫鼓吹的“合作运动”、“二五减租运动”等统统视为多余，致使陈果夫通过省党部推行“合作运动”和“二五减租”方案在浙江一筹莫展。
  此外，张静江在浙江省政府内也四面树敌，他曾因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兼《杭州日报》（民国）社长胡健中发表不利于自己的文章而擅自将其逮捕，结果遭到国民党中央和行政院的电斥；为在省府内争权夺利，他与原来的同乡亲信、省民政厅长朱家骅反目成仇，并借故将其免职。
  张静江的政治独立性越来越难见容于心胸狭隘的蒋介石。蒋介石在统治集团的权力再分配中，必然要以牺牲旧的经济势力为前提，血缘姻亲的利益远比异性昆仲的情谊重要。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地位不断上升，张静江的地位则日趋下降，因而其政治上的失意也在劫难逃。1930年，蒋介石派戴季陶、陈果夫、陈布雷去劝张静江“自动”辞去浙江省政府主席职务。张静江闻言后恼羞成怒，嚷道：“我偏不辞职，叫他免我的职好了！”经劝说，张静江赶到河南去见正在前线督师（当时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在进行中原大战）的蒋介石以解释误会。这时，蒋介石正同陈立夫在前线司令部内议事，一听是张静江求见，皱了皱眉头，对副官吼道：“你去告诉张人杰，我不想见他！” 副官转身欲走，陈立夫连忙喊了一声：“慢。”然后回过头来，劝蒋介石道：“总司令，人杰先生确有许多过分之事，但他毕竟是党国元老，还是见他一面如何？” “娘希匹！”蒋介石满睑怒气：“他就晓得倚老卖老，专门与中央对抗！他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中央主席？” “总司令，人杰先生与那些拉帮结派、另立中央、专门以军事力量跟你对抗的党国元老相比，是否有本质上的区别？再说，你如此对待他，传出去，也不太好吧？” 陈立夫的这番话，引起了蒋介石的深思。良久，他才勉强地说：“那就见一见他，看他有什么话好说！” 此时，张静江在二道警戒线外早已等得不耐烦了。一进大门，见蒋介石端坐在那里，他就怒不可遏地嚷道：“好哇，你现在的架子这样大了，我从前去见总理也没有这么难！” 这一嚷，把蒋介石的火气又撩了上来。如今已胜券在握，可谓踌躇满志，怎能容忍有人与自己唱对台戏？他“呼”地站起来，亦勃然大怒道：“我看你在浙江要独立了，等我把阎、冯打下去以后，再来打你，你等着吧！”说罢，一个转身疾步离去。
  张静江猛觉心里发寒，愣立着不知所措。如今的蒋介石已不再是那个仰仗他这个盟兄接济并满脸虔诚地乞求指教的“三弟”了，早年对“良师”的敬意也早已变成至尊者对老臣的不耐！张静江不识时务地倚老卖老，其结果是“患难至交”险些成了冤家对头。
  我想，中国历代以官本位为特色的专制统治，犹如咆哮的洪流，几乎将所有醒着或睡着的大小官员裹挟而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大概张静江也不能例外。无奈，他只好满腹怨恨黯然返回浙江。一路上，张静江心中的悲悯和凄凉自然是难以言述的。回到杭州的第二天，就遵旨“自动”辞去浙江省政府主席职务。很多人当官其实没有太大的本事，无非是揣摩上司，投其所好。以张静江对反清革命的特殊贡献和智商，本来可以在民国的官场上玩得相当潇洒。
  但是，洋溢着独立人格和意志的张静江与寡道负义的蒋介石怎能不发生深刻而又剧烈的冲突呢？因此，本来不愿做官的张静江终究要被挤压出局了。凭心而论，他对权力并非有太多的奢望和留恋，倒是为自己亲手绘制的建设家乡的宏伟蓝图的夭折而痛心疾首。“东方纽约”之梦，只能让后人去梦想成真了。
  张静江被迫辞去浙江省政府主席后，名义上仍是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的委员长，但由于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已通过一项议案：“建设委员会应将属于各部主管事业分别交各部接管”，使建设委员会的职权大为削弱。1931年10月，南京政府又成立了以宋子文为首的全国经济委员会，建设委员会更是名存实亡。从此，张静江就成了有职无权的摆设。也许这真是印证了古人所云：“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蒋介石的疏远，权力的丧失和痼疾的日趋严重，使张静江意志消沉，渐渐地离开了政治舞台，以书画弈棋养生。一日，他在某报上看到：政治是什么东西？有人说，世上有两样最脏的东西：一个是政治，另一个就是女人的□□□。偏偏这两样东西男人都爱。（当然，也有人不赞成这种观点——笔者注）……看到这里，张静江哈哈大笑，回到南浔就讲给乡人听，并对那些因为听了他的话掏腰包资助国民革命而险些破产的南浔大户深致歉意。每当看到年轻的部属和亲友，他常说：“不要做官，没有做头！”——我想，他终于说出了心里一直想说的这句话。
  风烛残年
  1937年4月，张静江的同乡老友戴季陶因旧疾发作，便到了杭州。张静江说：“杭州来往朋友太多，不宜养病。还是到我的老家南浔去吧。”戴季陶欣然应允。于是他们乘坐快艇返回故乡。一路上，张静江情不自禁地勾起了对南浔的回忆。民国初期，袁世凯疯狂迫害革命党人，湖州、南浔的白色恐怖相当猖獗。浙江都督朱瑞奉了袁世凯的密令，派旅长叶颂青带兵到湖州、南浔，召集地方乡绅，出示朱瑞手谕，通缉陈英士、张静江、庞青城和周柏年等人，解散地方团防，收缴枪支弹药，分别抄了他们的家，并查封了庞青城的浔溪造纸厂。当时的南浔，听到张静江的名字，几乎被视同为洪水猛兽，尤其是张、庞、周等人的亲朋好友都受了牵连，因而有的族人竟联名上书当地政府，驱逐他们出族，生怕杀头、坐牢…… 然而，历史有时也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幻。国民党北伐胜利后，张静江回到了南浔。当年名列“乱党”之列的“通缉犯”一下子成了政府大员，当他的汽艇一进南浔的市河，震天撼地的鞭炮声就骤然响起。未等他上岸，一大群乡绅、长者和官员就簇拥在他老家东恒和门口，敞开怀抱热情欢迎这位游子的归来。平时清静的“尊德堂”（张家的客厅）由于他的回归，高朋满座，蓬荜生辉，一扫昔日沉闷的气氛，变得热闹非凡。宴席上，满面春风的张静江慷慨陈词地宣传孙中山的革命主张，频频端起酒杯道：“父老乡亲们啊，革命就是破坏工作，现在破坏成功，我要开始建设了，请诸位多多帮忙，我敬大家一杯！”……抑或正是张静江的豁达宽恕，让当初联名上书的族人内心自责，无地自容了。第二天，张静江就到张家祠堂祭吊了列祖列宗和发妻姚蕙的灵位。
  张家祠堂的奇特之处，在于它里面有一小西洋厅，还有一小后花园。据说张静江每次回乡寻根祭祖，总要在这小西洋厅内住上一天。关于姚蕙之死，有人说她在纽约发生车祸而早逝，也有人说她在巴黎的公园里带孩子玩耍时，居然被树上掉下来的枯枝砸死，而在场的其他人却都安然无恙。为永远纪念这位贤妻，张静江就花重金定制了一具水晶玻璃棺材殓葬她。当姚氏的遗体运回故乡安葬时，曾停厝于张家祠堂内。在清末那个时代，水晶玻璃本来就是稀罕的舶来品，平常人家连看也没有看见过，何况用水晶玻璃做棺材殓葬。这件事，一时轰动乡里，传为奇闻，也体现了张静江对姚氏的无尽思念。
  现在，张静江陪同戴季陶回到南浔，再一次住进了老家。尽管南浔的父老乡亲仍像十多年前那般盛情，但张静江的心境却与往日大相径庭，异常凄凉和颓丧。一日，他和戴季陶对坐西厅，凝视着窗外细雨缠绵，嗟叹不已。戴季陶似乎猜到了他的心思，便说：“人杰兄，天地茫茫，世事沧桑。今日你我聚此，不知明日何方？” “传贤兄——”张静江恍惚间回忆如烟往事，犹如品味一杯苦酒，语气里不免含着伤感：“明日的我，肯定是要做寓公了，你当然是回南京去了。” “人杰兄，别这样说！”戴季陶揶揄道：“你还是堂堂的建委头头嘛！” “这是虚职。”张静江长叹一声，冷冷一笑：“介石不是早就设了个‘经委’？我已没有实权了。” 戴季陶默默地品茗，不敢附和。
  “算了，不谈这些！”张静江话题陡转，说：“我倒想问你一个问题，你的‘特别外交委员会’，为什么对日本人那么妥协？” “我反对你用妥协一词！”戴季陶立即反驳：“我是因时制宜，量力而行。” “屁话！”张静江显得忿忿然：“面对日本侵略者的进攻，政府竟一退再退，一让再让。作为特别外交长官，你无法推委这历史责任。” “人杰兄，这是一种误解！”戴季陶略微提高了声调：“中国对日本，是弱国对强国……” “我不听！”张静江几乎喊了起来：“收起你的那套妥协论吧！……” 僵局，令人尴尬而无奈的僵局。
  正是佐证了“话不投机半句多”这句俗语，两位老友都清楚彼此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是很难沟通的。在这位被人尊称为“张公”、“静老”的元老面前，久经世故的戴季陶自然是避开锋芒，自打圆场。张静江却情绪更加低落，隐约间他意识到自己似乎已到了风烛残年，能干大事的日子是屈指可数了。
  张静江本来打算在南浔多呆几天，陪陪这位同乡老友，浏览一下南浔“四象”之首刘氏的嘉业堂藏书楼和小莲庄，顺便再到戴季陶的故里——湖州的戴山乡去。但此刻他完全失去了兴致，便借口杭州有事要处理，向戴季陶告辞。戴季陶自然心里有数，也就不再挽留。从此，两人天各一方，大路朝天。
  张静江的夫人朱逸民见此不愉快的僵局，就劝张静江先到莫干山去玩上一两天，放松放松心情。因为张静江与朱逸民十分恩爱，在西湖边的葛岭筑有别墅，取名“静逸”，就是用夫妻二人名字中各取一字，合起来定的名。至今那别墅还依然屹立，主建筑为两幢欧式风格的小楼，若站在阳台上可远眺美丽的西子湖。他们还特地在莫干山修建了一座精巧雅致而别有风味的避暑别墅，亦称“静逸庐”，以作永恒的纪念。也许张静江敏感到这是最后的一次了，所以他和朱逸民在莫干山“静逸庐”玩得特别开心，仿佛回到了童年时代，一切的烦恼瞬间便烟消云散…… 回杭州的路上，仍下着缠缠绵绵的细雨。张静江沉浸在断断续续的往事回忆之中，神志恍恍惚惚。看来，天下最理解他心的女人，恐怕只有两位。第一个夫人姚蕙，全力支持他资助孙中山革命；第二个夫人朱逸民，在他致力于经济建设时，帮助他在采矿、造铁路、建公路等事业上取得成功，还帮助他在创办国营工业的同时发展股份制私营工商业。此刻，朱逸民劝说道：“与其这样，不如索性到国外养病去吧！”张静江没有直接回话，仍闭目养神。朱逸民边为他捶背边说：“你呀，就是断不了这凡根！”张静江睁开眼睛，说：“佛也讲求普度众生，我总觉得应该对老百姓有个交待！”猛然间，那种万念俱灰的意念又一次如寒流袭上张静江的心头。
  客死异乡
  1932年初，张静江在上海家中养病过春节时，爆发了“一·二八”抗战。
  他正在吃饭，听到日军侵袭闸北的广播后，猛然想起达尔文“弱肉强食”的哲言，目光透过镜片盯着桌上的一碗红烧肉，一反常态，掷筷而起，对天发誓：“今生今世，不再食肉！”从此，他吃斋茹素，诵经念佛。
  1935年春，张静江和朱逸民，以及吴稚晖、李石曾乘民生公司轮船由上海到四川。在过汉口时，他特地邀请了张岳军、张学良登船长谈，表示要团结抗日，彻底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的决心。过三峡时，张静江突发感冒，咳嗽不止，夫人朱逸民劝他戒烟。张静江说：“戒烟与戒肉不同，戒肉是为抗日，戒烟是为自己健康。”李石曾在旁边提议朱逸民也戒肉以交换张静江戒烟，结果这对伉俪一致同意。吴稚晖随即拿起笔在剩下的三支香烟上各写小字一行，交朱逸民保存，以示作证。从此，张静江真的戒烟了。
  次年8月，印光法师到上海，张静江立即登门拜访。他多年来对印光法师的禅理深为信服，两人的友谊极深。见面时，张静江不自觉地流露出政治上的落魄和对时局的忧虑，印光法师与他频频耳语。离别时张静江突然大哭，自觉大彻大悟。这位早年无政府主义的狂热信徒，浪迹欧美的阔佬，20世纪中国政坛的风云人物，花甲之年却在佛国空门找到了归宿。1937年底日军进犯南京，张静江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腿疾发作时几乎不能行走，精神委靡到了极点。在朱逸民的一再催促下，他携眷从上海乘轮船至香港。1938年3月，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张静江因病缺席，仍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8月，他离港赴欧，继而前往美国，寓居纽约治病。
  张静江虽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但始终关注着中国的抗战和世界风云的变幻。在鹿山养病期间，他着手筹备了一次国际性的大会，旨在向全世界呼吁和平，反对战争。但由于种种原因，大会筹备工作进展缓慢。直到1942年，张静江才在纽约寓所召开了首次“世界国际社会”大会，美国、法国及南美各国国际社团均派代表出席会议，一时冠盖云集，空前热烈。张静江被推选为大会主席，由李石曾代为主持会议。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派夫人前往祝贺，并主持了闭幕式。这是张静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享有在国际上从事公众事业的荣耀。
  张静江在美国养病之余，习书画画，读佛家《金刚经》，以抚慰他孤独而寂寞的灵魂。也许是那佛门的哲理和禅境，完全改变了他的人生。三年后，痼疾使张静江的双目失明，这世界于他已一片黑暗，只能以收听广播和吃斋念佛苦度残生。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广播“停战诏书”，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这给他带来欣慰，当即大喊：“拿酒来，我要开戒庆祝抗战胜利！” 张静江以惊人的意志和毅力，同疾病作了最顽强的抗争。在最后几年中，他整个躯体已成佝偻状，无法挺直，虽有药物治疗维持，但疼痛的发作常使他大汗淋漓，甚至有时在床上打滚。当时的张静江是在他女婿俞时中（乃琪的丈夫）的日夜照料中度过的。这位女婿是纽约名医，也是南浔乡人（其父俞浚民曾任浙江省土地局长）。1946年9月19日，居美的家人及亲朋好友欢聚一堂，为他70周年寿辰隆重地举办了庆贺活动。在国内，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重要人物均发去电报，老友吴稚晖、李石曾提笔撰文，深表祝贺。在上海的一批好友还发起一个庆贺他70寿诞的集会，与会诸友设寿册签名，寄往美国。当张静江收到签名寿册后，倾听朱逸民一一念着好友的姓名时，不禁老泪纷流，湿了衣襟。
  1948年5月1日，蒋介石在南京就任“总统”，特聘张静江为“总统府资政”。这对行将入木的他来说当然已没有任何意义。
  1950年9月3日，张静江溘然病逝于纽约寓所，终年74岁。国民党“中央党部”和蒋介石都纷纷电唁，并按台湾的“国民政府”领导人待遇汇寄治丧费。9月16日，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明令褒扬，国民党“中央党部”特设灵堂公祭。蒋介石臂戴黑纱，亲自主祭，亲书“痛失导师”的挽词，全体“中央委员”及“中央评议委员”陪祭，颇极一时哀荣。
  1956年9月19日，为张静江80诞辰纪念日。此前一日，世界社在台北市中山堂举行纪念大会，蒋介石又为其题词：“毁家纾难，以从事革命，踔厉无前，以致力建设，侠骨亲情，高风亮节，一代典型，邦人永式。”1966年9月19日，台湾各界人士在台北市温州街世界社举办纪念大会，并为张静江坐型铜像举行揭幕仪式，蒋介石的长篇书面颂辞称他“为赞襄革命而履险蹈危，为从事建设而殚精竭力”。这也许是这位盟弟对曾经鼎力帮助过自己雄踞国民党领袖、走上执政道路的“导师”和“恩人”的一种追思，一种忏悔吧！十朶金花关于张静江儿女们的生活，有关史料记述不多。他共有12个孩子，前妻姚蕙生了5个女儿；续弦朱逸民生了7个孩子，二男五女，即乃昌、乃荣、乃琛、乃琪等。另外，继配夫人尚未“归来”的“真空时期”，还曾与一女子生下一个女儿，只是这个女儿后来随其母离开了张家，一般人就不记得她了。张静江对儿女们都非常关心。年龄大些的5个女儿均生于法国和美国，擅长外语，又受生母姚氏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堪称“中西结合”式的大家闺秀。大女儿张蕊英嫁瞿濂甫，是川沙富商瞿谷卿之子，美国留学生；二女儿张芷英嫁周君梅（南浔丝商“八牛”之一周庆贤之子，周柏年之弟，英国留学生，曾任江南铁路公司总经理）；三女儿张芸英嫁中国第一代电影导演陈寿茵；四女儿张荔英嫁给了比她大30岁左右的陈友；五女儿菁英嫁著名病理学家林可胜。让她们的父亲感到意外的是，当北伐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内部出现宁汉分裂时，张静江是蒋介石的铁哥们儿，支持南京，力主“清党”，与武汉政府的宋庆龄、胡汉民、居正、陈友仁等决然对立；而他的“五朵金花”却都站在武汉一边，支持宋庆龄！她们中凡是后来留在大陆的，都与宋庆龄保持联系。
  大女儿张蕊英嫁得最风光，但婚后没几年瞿氏就露出真面目，导致两人分手。目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她毅然支持女儿瞿明明和朱英（原名瞿英英，参加革命后改名）加入了学校里的中共地下党。瞿明明和朱英都是上海市三女中的学生，瞿明明在高中时就加入了中共地下党，是该校的第二个党员。女儿们的活动并不瞒着妈妈，要参加重要集会时就不能正常读书了，学校规定必须有家长的支持，她总是有求必应。可惜她寿命不长，1950年因患急性脑炎去世，年仅50岁。二女儿张芷英是典型的贤妻良母。解放前夕，她和丈夫把4个子女送到美国读书，然后与孩子们团聚。她一生相夫教子，辗转各地，是丈夫的贤内助，也是孩子们引以为豪的母亲。
  三女儿张芸英自幼受过良好教育，三岁旅居法国。毕业于LoraceJulesFerry小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迁到美国，1924年毕业于纽约HoraceMann中学。同年回国，继续在上海中西女中补习过中文，后来在上海又师从Lazarev教授学习钢琴多年。走上社会后，她曾在女青年会、汇文中学以及清华大学等教钢琴多年，她的学生数以百计，有不少成了知名的作曲家、音乐学院的知名教授。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部做编辑15年中，她的工作一直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赞扬。退休后还在英语、法语方面教了不少学生，其中有准备出国交流的知名的医生和工程师，准备出国留学的大学生，甚至邻里的小孩子们。1998年4月14日病逝，终年95岁。张芸英的儿子陈平和陈鹏，都继承了父母的艺术细胞，喜欢音乐和美术。陈平幼时在上海读书，后来到清华大学上学，毕业后一直在北京。他先在歌剧院做音乐工作，1958年以后一直在人民音乐出版社做编辑工作；后任人民音乐出版社副总编辑。陈鹏是工艺美术家和美术教师，长期在北京汽车制造厂任工艺美术设计师。
  四女儿张荔英是个反传统的“侠女”，又是画家，还会骑马打枪，她与陈友仁的婚配情事充满风险，又不失浪漫，称得上是张家另一个“奇人”。据宋路霞《张静江家族百年轶事》一文所述，陈友仁是民国著名外交家，孙中山先生的英文秘书和外事顾问，参加过巴黎和会，还参加过孙中山与苏联特使越飞、孙中山与苏联顾问鲍罗廷、宋庆龄与斯大林等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曾任武汉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和1931年的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他在原妻阿加莎患癌症去世4年后，与张荔英（乔吉特）在巴黎结婚。关于他俩的婚事，外界有几种说法，误传是宋庆龄为之牵线搭桥，但事实上却不是如此。陈友仁在给女儿的信中解释了这件事：“我刚从诺曼底度蜜月回到巴黎，看到你八月份的来信。是的，我结婚了，但是你从报纸上所引述的报道有许多地方不正确。孙夫人并未‘安排’我的婚姻，因为乔吉特（张荔英）和我都不是喜欢这种办事方式的人。1928年我第一次去巴黎的时候，孙夫人写了一封信把我介绍给她，自那以后，我们就着手自己的准备。我们的婚姻是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因而自然没有政治上的考虑在内……乔吉特大约和你岁数一样大，比你稍许矮一点。她很可爱且富有个性并意志坚强。”张荔英当时已是巴黎一个很有前途的年轻画家，她嫁给陈友仁时，陈的政治生涯的巅峰期早已过去。“四一二”大屠杀之后，陈友仁曾把希望寄托于苏联，一心期盼斯大林出来干预中国的政局，把蒋介石赶下台，但斯大林却保持了沉默。因此，陈友仁只能流亡海外，他俩始终没有一个安定的地方，直到1931年才返回上海。他在国民政府外交部任外长，可是反蒋的立场不变，甚至参加了反蒋的福建政府。1933年11月，他与陈铭枢、李济深一起遭到蒋介石的通缉，只好再度流亡海外。这期间，张荔英给了丈夫最大的安慰。抗战爆发后，陈友仁去香港从事抗日活动，香港沦陷后被日军逮捕，并强迫移居上海，软禁于家中。1944年病逝，享年66岁。荔英遵其遗嘱，将他的骨灰撒入大海…… 张静江在外一向提倡自由、开放，但对三女儿芸英、四女儿荔英的婚事却不乐意。也许是他和陈友仁的政治观点大相径庭，抑或出于对荔英的疼爱，所以他曾反对荔英的婚事。然而他哪里知道，他那无政府主义的细胞，早已无形中传给了孩子们，张荔英决意“造反”，毅然选择了亲苏、亲共的反蒋死硬分子陈友仁，真是个敢为天下所不敢为的奇女子。现南浔张静江故居陈列厅里展示着陈友仁致张静江的提亲信函（复印件），于此可见一斑。
  小女儿张箐英，生于1910年，1952年后一直定居在美国印第安纳州艾尔卡特镇。她是位服装设计师，1931年在上海开始从事服装设计，1937年到纽约经营一家服装设计店。当时报纸称张箐英的服装设计“是中国的生活感觉，处处表现她的中国风格”，“是第一个中国专业服装设计师在纽约自己开业”。
  1945年3月8日，在纽约时装发布会上，她又是华裔设计结婚礼服的第一人，且采用中国古老服装的风格和款式。在经营服装设计的同时，受其父影响，她对中国的战争很关心，在美国经常参加募捐活动，就在一次募捐晚会上认识了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获外科、内科学士和哲学博士的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林可胜。1946年，张箐英回上海，与林可胜结婚。林可胜出生于新加坡，是一位爱国人士。他于1942年至1944年在美国受训，担任军医总视察，曾两度获美总统授勋。他是中国生理学会创办人，还兼任《生理学杂志》主编；1948年任国防医院院长、卫生部部长等职。其父亲林文庆，曾任厦门大学校长。1949年张箐英跟丈夫到台湾，一年后林可胜到美国伊利诺大学、克雷顿大学等校任教授，她就随同前往。1952年林可胜受聘印第安纳州艾尔卡特镇的迈尔斯药厂任职，从此箐英不再东奔西走，就在那里定居，并基本上停止了经营性的服装设计。但至今她的家庭仍反映着她独特的设计风格，如4个塑料框子拼成一个小方桌，用木板做成的沙发，配上亮丽色彩的棉布做椅垫，既实用又简单。1985年应WTRC电视台之邀作录像，在电视上教观众如何动手，设计制作自己喜欢的服装、首饰。她虽已高龄，但记忆力惊人，也不戴老花眼镜，可以在短时间内制作出一件件迷你型的时装，令众多观众折服。2005年辞世，享年95岁。张静江继配夫人生的5个女儿也个个聪慧能干，她们的海派生涯中各有各的故事。大姐乃琪大学时在RussellSage学院学习护理并获得学位，成为一位注册护士。毕业后不久，与俞时中结婚，到中国参加了中国医药中心的工作。两年后，她带着才两岁的儿子回到美国，在Florence林的协助下写了几本烹饪书。母亲故世后，她代替母亲成为家庭的凝聚核心，于2002年去世。
  二小姐乃恒终身未嫁，是一位有才华的艺术家，2004年久病后去世。三小姐乃理小时曾过继给父亲的好友、同乡朱家骅，直到17岁时才回到亲生父母身边。她是心理学学士，并在丹佛大学获得血液学的硕士学位。丈夫在丹佛有航空生意，而她则成了一名房地产经纪人。丈夫去世后，她在房地产界仍相当活跃。四小姐乃琛是学化学的，现住在缅因州一个靠近海湾的美丽的地方。五小姐乃珣（咪咪）上过罗得岛设计学校，教过书，结婚后也成了房地产经纪人，在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威治镇设有事务所。20年后，她业绩出众，搬到圣达非和姐姐乃理的公司合并。退休后，她在圣达非开了独此一家的烤鸭店。著名作家、美国多本中国菜烹饪书的作者Florence林曾说，在她吃过的北京烤鸭中，乃珣做的是色香味最佳。
  人才济济的望族关于张静江的家族，除了前面提及的“十朵金花”，还有不少人物值得一写。但限于篇幅只能有所选择了。而不能不说的是热心办学的张弁群、张乃燕父子。
  张增熙（1875-1922），字弁群，号查客，为张宝善的长子，张静江的长兄。光绪十七年（1891），张弁群考中秀才，因突发眼疾，未终场而退，后放弃举业，转辗求治无效，左眼几至失明，他赴法访求良医，同时考察欧美教育，接受了新思想。光绪二十八年（1902），张弁群眼病康复回国，在南浔住宅的东首办正蒙学社，聘双林曹砺金为主任，新塍彭周鼎为体育教师，朱家骅、张乃燕、叶楚伧等曾就读该校。办学五载，因不符当时学制，于光绪三十二年春停办。张弁群亦开创妇女教育之先河，仿上海蔡元培创办的爱国女校，利用原正蒙学社校址，办起了南浔历史上第一所女校——浔溪女校，聘石门徐自华为校长。同年秋，“鉴湖女侠”秋瑾从日本回国，经蔡元培等人介绍，到浔溪女校任教。因校董会鼓动部分家长排挤秋瑾，所以秋瑾执教一学期即离浔去沪，徐自华亦愤然辞去校长职务，不久浔溪女校也停办。光绪末年，张弁群在南浔洗粉兜张家宅的后面，创办了浔溪绸厂，但为时不久即停办。张弁群还在白鹇兜办起了阅报社，民国初期迁址东大街，后为他人接办。
  张弁群还爱好书画金石，精于鉴赏，尤擅书法，当时南浔曾以张弁群的书法和金绍城的国画为“双杰”。此外，张家在上海、美国纽约、法国巴黎和英国伦敦开办通运公司，张弁群任总经理。他因二弟张静江的关系，与孙中山交往密切，参加同盟会，支持孙中山民主革命。1917年得肺疾，1922年8月在南浔逝世，年仅48岁。张弁群之子张乃燕（1894-1958），字君谋，号芸庐。早年先后在南浔正蒙学社、杭州府中学堂、苏州大学读书。1913年赴欧洲留学，先后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和伦敦皇家理工大学、瑞士日内瓦大学研习化学。1919年获日内瓦大学理学博士学位，同年返国。1920年任北京大学化学教授，兼任北平高等师范学校及北平工业专门学校化学教授。1923年当选为浙江省教育会会长，兼任浙江省工业专门学校化学教授。1924年5月，应孙中山之聘出任广州大本营参议。孙中山采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广州召开国民党改组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张乃燕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1925年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1926年1月任广州国民政府参事，2月任外交部秘书，5月派为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同年为广东大学（后改为中山大学）校长。1927年4月，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11月兼任中央大学首任校长。1928年6月，任国民政府大学院参事。1929年至1930年两次兼任浙江省县长考试典试委员。1930年2月，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同年当选为国民会议代表。1932年1月，任建设委员会副委员长。1933年5月，任驻比利时国特命全权公使，并受建设委员会之托，考察欧洲各国建设事业。1935年5月，辞职回国，寓居上海养病，常与梅兰芳、俞振飞、徐悲鸿、齐白石等人友好往来。抗日战争期间，隐居上海，杜门不出，学画山水。他60岁生日时，因甲午年生，属马，徐悲鸿特赠他一幅骏马图为祝寿礼。1958年病逝于上海，终年65岁。生前著有《世界大战全史》、《欧洲大战史》、《芸庐历史丛书》、《有机染料学》、《药学有机砒化物》、《欧战中之军用化学》等。
  也许与张家东号大房充满文学和艺术的氛围有关，他们祖孙三代都当过校长。当然学校不一样，张弁群办的是小学，他的儿子张乃燕办的是大学，他的孙子张泽琳任职的是中学。
  张乃燕在家庭生活中有一大功劳，就是为两个妹妹张乃庄和张乃怡挑选了两个好丈夫。一个是张乃庄的丈夫乐文照，著名内科医生，曾任上海红十字会第一医院副院长及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理事；解放后任上海市卫生局顾问，上海市第二、三、四、五届政协委员。另一个是张乃怡的丈夫赵曾钰（真觉），上海交大毕业后，留学英国、德国和美国，是赵祖康、汪道涵的大学同学，曾任浙江省电话局局长、上海公用事业局局长。解放前去了美国，曾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河畔电子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他活到了100岁，1990年江泽民访美时在旧金山会见了他。
  张静江三弟张增鉴（1882一？），字澹如，是近代金融巨子。1907年他参与创办浙江兴业银行，为大股东，长期任该银行董事。同时，他又是大清银行上海分行大股东（辛亥革命后改为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积极支持1916年中行上海分行的抗“停兑”斗争。1921年参与发起成立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任理事。1921年在上海发起设立通易银行，任董事长。上世纪20年代，他还在汉口开设“易记”汉号，经营棉花业；又与宁波盛丕华在汉口开设武埠地产公司，经营房地产，拥有地产1000多亩。30年代前后，他在上海、武汉等地广泛投资贸易、银行、信托等企业，任华中营业公司、大中华公司、开元电气厂董事长，通汇信托公司常务董事，浙江兴业银行、华安银行、华业银行、上海绸业银行、东南信托公司、中一信托公司、上海信托公司、商办江南铁路公司、通运生丝贸易公司、五和精盐公司、长城唱片公司、普益经纬公司等董事，及嘉华银行上海分行参事。他还资助盛丕华等工商、知识界人士组织中产阶级爱国团体“中社”，并把上海威海卫路静安别墅作为“中社”会所。1939年投资开设红棉酒家，是上海民族工商业者“星五聚餐会”会所。
  张澹如也是我国围棋馆创始人之一，时有“北段南张”之称，北段即段琪瑞，南张即张澹如。
  其子振飞，留美经济博士。四弟墨耕（增翰），也是实业界能人，曾留学法国，回国后在上海开办大纶绸缎局，还参与合办过龙章造纸厂。其子欣三，留美农林学硕士。五弟让之（增谦）、六弟久香（增佩）、七弟镜芙（增华）亦是很有能耐、很有个性的人物。长至五同母所生，六、七庶出，昆仲皆从事实业。其子侄辈甚众，出类拔萃的人才不少，其中不乏海内外高科技领域的科研人员。
  如今活跃在中国大陆的张家后代中很多人都在为科技兴国大显身手。张乃骕是医学专家，张乃乾是高级工程师，百岁教授张乃凤是中科院著名土壤学专家（2007年2月病故），他的儿子张宁为国家农科院土壤肥料研究所研究员。张澹如的小儿子张振飞是电化学专家，还是张家创办的大纶冶炼厂的厂长。张乃琮是矿业专家。曾当过牛倌的张乃申的儿子钱宏诚是贵州省颇有影响的实业家…… 直面故居的沉思
  2004年的一个冬晨，我冒着寒风冷雨来到了张静江故居，思想却停留在30年前的另一个冬晨。同样的南浔，同样的灰色调，我在参观张静江故居时的心态却不一样。此刻，我撑着伞，伫立在石库门前，透过灰蒙蒙的雨帘，凝视着依水傍街的民居、店铺、高高的封火墙、桨声隐约的渔船和河埠浣洗的女人，动静结合，若幻若真，皆如烟凝，这是一种让人有些忧郁的景象，但萧瑟而并不死板，枯寂而并不衰败。不知为何，我却一直喜欢在这样的色调中寻觅如同南浔绣花锦菜一样温馨的乡情亲情。这亲情乡情，仿佛火的循环，又仿佛水的神谕。
  如时间一样流逝不止的浔溪水至今仍在不息地流淌。我真切地感觉到自己血脉的流动，是与浔溪水相通的。站在张静江故居暗淡无光的过道里，我想中国现代史上的民国时代，在历史的长河里只是短暂的瞬间，而南浔的张静江故居却是民国史上最为生动的人文缩影之一。因此，如何洞察和评价“民国奇人”张静江的人生轨迹，研究张静江的思想，依然是21世纪人们无法回避的存在与话题。
  直面张静江故居，我不禁陷入沉思：记得南浔解放后相当长的一段岁月里，这个老房子几乎成了被遗忘的角落。“文革”中它卖给了中东公司上海分公司，做了茶叶仓库。也许是茶叶的清香使它躲过了厄运，保存了自己本来的生命底色。那时正值青年的我，望着这大门禁闭的故居，别有一番苍凉之感在心头。回溯当年，据说那些“革命派”围绕这老房子而各执一词，争论不休。一方认为张静江是国民党的要人，这旧宅理应划入“横扫”之列；另一方却认为既然已卖给中东公司上海分公司，就该由他们负责“清理”。双方相持不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直到“武斗”时把此事“暂挂”处理。幸运的是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我们的曾一度得了妄想症的民族恢复了记忆，列祖列宗的文治武功不再一概抹杀，南浔镇政府和有关部门就赎回了这老房子的产权，经修缮后开放。当我第一次踏进这神秘的石库门时，心境之复杂是可想而知的。这复杂中，既有为某些历史人物死后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而悲哀，更有为我们民族的后代子孙的进步和文明而骄傲！ 如今，张静江死后已半个多世纪，围绕他展开的争论，也一直没有停止过。这位南浔先人身后的空虚寂寞，得不到正确的评价是可以理解的。过去曾长期受到有意无意的忽视，甚至贬低，这是有失历史公正的。可以说，浩如烟海的关于张静江的论述，不仅淹没了张静江，也将当代文史工作者的心胸塞得满满的喘不过气来。
  不去管这些吧。历史毕竟已把那沉重的一页艰难地翻了过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发展，人们已对他开始真正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也许，对一位过去曾经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作客观、公允的评价将取决于一个时代的道德标准与价值取向。
  张静江的一生，是充满传奇色彩的。他出生于南浔的富商世家，捐得二品候补道衔。光绪二十八年（1902），他以一等参赞之职随驻法公使孙宝琦赴欧，仕途一帆风顺，经商获利甚丰。他本来可以在清末的封建新体制内青云直上，成为一颗耀眼的明星。然而，像许多矢志救国的志士仁人一样，他从青年时代起就以振兴民族为己任，早年加入同盟会，具有强烈的反清革命意识，放弃了富裕的上层生活，一心追随并毁家纾难资助孙中山反对封建帝制走向共和。辛亥革命胜利后，他在上海与陈英士又响应孙中山“二次革命”的召唤，反对袁世凯复辟倒退，他的家族也惨遭袁世凯的通缉和抄家，但他矢志不移，无怨无悔。孙中山逝世后，张静江扶持蒋介石，甚至违背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参与“清党”，这是其政治上重重的败笔。虽然这与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条件有关，但也有不可推脱的个人主观原因。他虽多次涉足政坛，身居要职，但多半为了“护党救国”，并非出于个人的政治野心，不是那种专耍权术的政客，也不是中饱私囊的贪官。他平时过着简朴淡泊的生活，具有独立的人格精神。如果我们对张静江的人生轨迹进行历史审视和剖析，就不难窥测到1928年后至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前他的思想和行动。因为他在主持浙江政务，积极推进全国的经济建设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触犯了正在崛起的“四大家族”的利益，遭到“四大家族”和附和者的排挤和打击，这就必然造成与蒋介石分道扬镳了。
  我一直在想，张静江是一个中国近现代史上典型的早期资产阶级民族政治家、民主革命家、民族实业家的复合型人物。作为一个思想者，他早期是以鼓吹无政府主义而著称的一个思想相当激进的狂热者，也是民国史上颇有地位和影响的国民党元老之一。他不仅是一个思想开拓、观念超前的人，也是一个致力于经济建设最有成效的实践者。张静江是“中华第一奇人”（孙中山语），对于后人自然很有诱惑力，这要归于这个历史人物的神秘性。越是高层和核心的历史，就越神秘，以至于少数拥有特权的人被整理的某些历史时期的文字记述不多，甚至空白。张静江的思想相当庞杂，层面众多，内容丰富，因此对后人系统地研究他的人生轨迹和思想造成了一定的难度。
  我始终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漫长而坎坷的历程。而张静江称得上是民国时期经济建设的开拓和实践的先期代表。他一生所走过的道路，在经过历史的沉淀后，业已构成中华经济史上的重要内涵和底蕴。虽然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他在政治抉择上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与历史的局限，但人无完人，孰能无过？我的家乡父老将张静江故居修缮并开放，至今已成为民国旅游的一个亮点和卖点，这不啻是对这位南浔先人的展示或剖白。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在关于张静江这个人物的手稿杀青之际，不由想起德国著名哲学家伽达默尔的思想：他认为传统是需要通过活生生的诠释活动来延续和更新的。如果按照他的“另一种类型的认识”——即“实践智慧”的理念，也就是说，用一种生命体验的思维方式来理解、撰写历史人物，不知我在前面关于张静江的叙述中，是否在实践这一写作理念？张石铭与“贤內助” 从南浔“四象”之一张氏望族走出了两个赫赫有名的代表人物，一个是前面已讲述过的毁家纾难资助孙中山反清革命的反传统的“民国奇人”张静江另一个则是带着山海般的财富走向了书斋，是个传统的商人和文化人的张石铭。虽然张石铭的名气比不上张静江，但他在中国实业界和文化界也有很大的影响。
  我撰写《亦商亦官的张家》一文时曾考证，张钧衡（1871-1928），字石铭，号适园主人。他和张静江都是张颂贤（字竹斋）的孙子。其父张宝庆（字质甫），是张颂贤的长子。张石铭是张宝庆的独子，故为张颂贤的长子长孙。
  可惜他的父亲体弱多病，“年未三十，因得怔忡之疾，逐到沉绵不能治，卒年四十三”（缪荃孙《张封公家传》）。其父去世时，张石铭才16岁。因此，南恒和的大小家事其实仍由他的母亲桂太夫人掌握。1903年分家时，他已32岁，独自继承了大房的全部遗产，身价上千万，这使他收藏书画、建造园林大宅和兴办工商实体，都有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也许命运注定他很有福气。1889年，桐乡儒商徐焕漠之女徐咸安（字素莲）嫁给张石铭，又为他家添了几分才气。徐氏夫人不仅勤俭理家，而且是女诗人，只是到了张家后不大作诗了，所以南浔人也不知道她能写诗。
  我很理解张石铭，有个这样的“贤内助”，他更孜孜不倦地刻苦攻读，埋头钻研金石、书画、碑刻等，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中了举人。次年正月十八，大年还没过完，日军攻陷刘公岛，清王朝苦心经营数十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清政府的洋务运动也就此宣告破产。于是，李鸿章受托日本乞和。
  两个月后，李鸿章将《马关条约》文本送回北京，如无异议，只待盖上玉玺了。当时，正准备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正聚集京师，闻知丧权辱国的和约即将签订后，成堆成团的读书人的激情被点燃起抗争的烈火。康有为以一昼两夜写成一万八千字的上书折，提出“拒和”、“迁都”、“变法”三项主张，于5月2日向都察院递呈。此时的张石铭，深受维新思想的影响，毅然在万言书上签名，参与了“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性质，开创了中国读书人以群体力量干预政治，干预社会，推进国家民主进程的新纪元。维新党人正兴高采烈的当头，冷不防慈禧太后一巴掌过来，一百零三天的变法就此昙花一现。张石铭的思想开始错乱，心里却暗暗盘算：反正自己考进士已“名落孙山”，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张石铭日夜兼程秘密潜回南浔，徐夫人自然胸有成竹。当夜，与张石铭在书厅里对饮长谈。
  张石铭饮下三杯酒后，徐夫人叫丫环递上南浔特色糕点——“野荸荠”锭胜糕，笑呵呵地说：“夫君，先吃块点心，填填肚，定定心，再慢慢喝吧。” 张石铭点了点头，看着淡红色的“野荸荠”锭胜糕笑说：“贤妻，你是桐乡出名的才女，不知能否回答我，这点心为何叫锭胜糕呢？” “夫君，别为难我了。” “不不，我只是想听听你的高见……” “那好，我就恭敬不如从命！” 徐夫人眼光一闪，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说：“顾名思义，锭乃银锭也，意在恭喜发财。锭与定、胜与心，又都是谐音或近音字。相传锭胜糕原名定心糕，为南浔人女儿出嫁陪送的糕点，意在女儿能‘定心’地在婆家生活。总之，不论锭胜糕，还是定心糕，都是吉祥之辞。而此糕点，尤以南浔老字号‘野荸荠’茶食南货店为最佳。现在每逢男婚女嫁、生儿育女、逢年过节等喜庆日子，南浔人都要买‘野荸荠’锭胜糕，赠送亲友近邻，以示吉利好运。”说到这里，她话题一转，问：“夫君，不知你可明白我今夜用此糕点之含义否？” “贤妻，我自然明白你是为了鼓励我不可丧志，定下心来，讨个吉利，是不是？”张石铭喝了口茶水，继续说：“这次赴京赶考，可大开眼界！康有为、梁启超联合十八省在京举人聚集在宣武门南的达智桥松筠庵，在万言书上签名。松筠庵是当年冒死劾奏严嵩的谏官杨继盛的故宅，借此地进谏更添底气。
  万言书上一千三百多滚烫的名字，让都察院不敢代呈。” “这大清江山风雨飘零，看来气数已定。但凭几份狂书就想拯救天下，不是神经病，就是练功走火入魔了。夫君啊，你也不是不知道，真正具备治国品行与才能的是谭嗣同他们，康有为、梁启超只练就了一张嘴，别无他能，见事不妙，逃得比谁都快！” 徐夫人慷慨陈言，句句击在张石铭心上。他颇为伤感地叹了一口气，说：“我反复思考过了，母亲也希望我常侍身旁，不求俸禄养亲，还是回头走读书、经商之道吧！” “不过，这国家命运的大事可仍要关心啊！” “此言妙哉！我心里也正是这样想的。” 徐夫人端起酒杯，说：“来——干杯！” “干杯！”张石铭端起酒杯，一饮而尽。他抬眼望见灯光映照下夫人秀丽的倩影，醉意朦胧的笑脸上，两个甜甜的酒窝，更显得楚楚动人。霎时，他站了起来，在屋内踱起步来。他下意识地感到夫人的学识之广，见解之深，远非自己所能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实在是有点井底之蛙的感觉。
  从此，张石铭开始了新的生活。
  徐夫人的言行印证了时下流行的一句话：成功的男人背后有一个好女人。徐夫人身体一直欠佳，又含辛茹苦，生意上帮张石铭与账房一起打理，家务事与桂太夫人一起分担。后来分家时，桂太夫人自知年老多病，就让聪慧贤惠的媳妇一手操办，她终因劳累过度而早逝（张之续弦，也姓徐——笔者注）。张石铭整理徐夫人遗物时，才发现她嫁妆的箱底存放着一叠厚厚的诗稿，于是欣然命笔，亲题《韫玉楼遗稿》书名，铅印出版。这时人们才知徐夫人之作，决非偶然吟弄者可同日而语。
  适园述怀张石铭继承和弘扬祖业，在浙江、上海、江苏等地开办丝行、盐务、典当、酱园，经营码头、房地产和投资银行、钱庄等，又是中国早期进行外贸的商人之一。他本来并不想真正做官，就花点钱，捐了兵部车驾司候补、江苏道员等的名份，只要有书读，有画看，有石玩，有文朋诗友往来，就觉得此生足矣。他与国画金石大师吴昌硕，篆刻家丁辅之、王福庵等有文墨之交，为西泠印社的发起人和赞助人，至今西泠印社还留有他书写的对联石刻。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张石铭在南浔鹧鸪溪畔补船村原董说读书隐居处的丰草庵和黄叶台旧址，拓地30余亩，建造了一座比刘氏小莲庄、庞氏宜园规模更大的园林建筑，取名“适园”。郑孝胥所作的《适园记》碑文中云：“张子取‘季鹰适志’之语曰适园。”意指他不愿在外做官，宁愿要适合自己的心态和性情。陈其采《吴兴导游》写道：“外园石山之堆砌，尤极玲珑精致，回廊壁间，砌有历代名贤手迹碑刻甚多；内园有四面厅，厅前奇石数方，颇是古雅。又有玉兰树两株，为镇上最巨者。再进有一土山，结构自然，无雕凿痕，海棠篁桂，杂植其间，登眺四方，洞庭七十二峰，隐约可见。”著名作家徐迟在《废园》一文中，也对此作了生动的描述：“适园的假山特别高，上山的路径很曲折，要盘旋而上，全用太湖石假山垒成。一道清泉从高处流下来，沿着太湖石砌成的蜿蜒沟渠流过。有的地方很险要，架起了一道桥，从桥上正好看到一条瀑布飞溅而下。清泉从何而来呢？在山底下的背阴地方有一石室，其中放了一台水泵和发电机，一开动便可抽水上山，让清泉从山顶流下来。这也和网球场一样，是南浔花园里的洋玩意儿，在别处则哪里也没有见过的。适园里有许多亭台楼阁，绕着一个并不很大的湖有两座临水的精美楼台。相距不远，可以互相眺望，就成为年轻男女初次相亲的场所。这相亲指的是两人从来未见过的，经媒人约定时间，在这里初次见面之意，而不是别的。” 适园中还有“六宜阁”藏书楼，这是一幢古色古香的二层建筑，三面临荷池，一面通梅林鹤笼，清静雅致。张石铭早在中举之前就已开始藏书，至1916年编《适园藏书记》时，已聚书十余万卷。其珍秘藏书仅目录《适园藏书志》（缪荃孙编）就达16卷，其中著录宋刊本45部、元刊本57部、名人稿本及钞校本460部，基本上囊括了朱学勤的“结一庐”、张蓉镜的“小琅环福地”、吴骞的“拜经楼”、顾沅的“艺海楼”等旧家珍藏，其中有清乾嘉时期大藏书家黄丕烈亲笔校勘、题跋的所谓“黄跋本”，更是弥足珍贵。他还大量收藏古籍，搜刻旧本700余卷，为《适园丛书》，又选宋元本中尤佳的影印数种为《择是轩》丛书，并著有《古欢录》等稿待印。收藏了不少名家书画、碑刻，其中有晋、东魏、六朝及隋唐时代的一些墓志铭原石七八方，还有苏轼手书的《赤壁赋碑》、元赵孟頫手书的《胡笳十八拍碑》和苏东坡熙宁一年（1069）草书《表忠观碑》等。在适园的所藏珍本中，很多均有着时代的印记。如宋版本《东都事略》130卷，在目录后刻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两行牌记，正如时下通行的“版权所有，翻印必究”，可知我国对于著作权（或版权）的保护，起源甚早。此书曾为清代怡贤亲王收藏，因此有“怡府世宝”、“明善堂”、“安乐堂”等印记，后来流落到日本，被民国初年著名司法官兼收藏家董康发现买了回来，张石铭即以千元的代价购得。还有《北山小集》和《李贺诗歌编》，都是宋代人利用当时废旧的公文纸背面印刷的，上留不少关防失印，可见古人爱惜物力之精神，至今仍值得弘扬。值得一提的是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军侵占上海租界，当时东南各藏书家所藏古籍大量散失，驻沪的美国哈佛燕京学社、日伪的华北交通公司都在抢购。郑振铎根据张元济函告，十分关注张氏藏书，为免遭日军掠夺流往国外，经郑振铎、徐森玉等人的努力抢救，张氏藏书于1941年4月由当时的中央图书馆收购，运往重庆。可以说张石铭祖孙三代的这些藏书，几十年来一直是该图书馆最大宗且最完整的故家旧藏。若张氏祖孙三代人九泉下有知，也会了无遗憾的。
  1937年11月，日军从金山卫登陆后冲进了南浔，有人说是日军纵火；也有人说，在日军尚未侵入之前有一个真空时期，土匪乘机抢劫，抢过之后就放了一把大火，南浔适园连同宜园、绿绕山庄等园林和大批民宅惨遭厄运，烧的烧，盗的盗，拆的拆。毁灭是瞬间完成的。在硝烟烽火弥漫的战乱之中，这些南浔的园林有如砂器瓦罐一般脆弱。可以想见，这天倾地陷的瞬间会引发出多少可歌可泣的情节：死别与生离，崇高与卑劣，人情与兽性，在这一瞬间都凸现无遗。
  但这些毕竟已成为不可挽回的历史陈迹了。走在适园的废址上，我的心头涌动着一股巨大的惊悸。事实上，适园并不是一下子消失的。在我童年时代的回忆里，适园的楼台亭阁虽已没了踪影，但太湖石假山没有烧掉，在那里我仿佛进入了桂林山水，只见到石磊磊兮葛蔓蔓的一片荒凉景象。荷塘虽已一览无余，但池水仍清澈见底。遗憾的是十年浩劫期间，适园的太湖石假山统统被拆除，据说还用红漆标上编号，运到了杭州。只剩下一座美女照镜石，因巨大无比，无法盗卖，被推倒在地，显然已毁损，难以补天，现已移置南浔儿童公园荷池边。还有一座石塔，也因体积庞大，无法迁动。这石塔是张石铭为其母七十大寿于清宣统三年（1911）始建，至1919年建成的，以祈祷母亲长命百岁。
  石塔名为“长生塔”，为仿木结构楼阁式，六面七层，塔高三丈八尺，周长三丈六尺，塔身实心。塔顶为吴昌硕篆书塔名，以下为摹唐柳公权正书《金刚经》全部，系敦煌石窟拓本，故又称“金刚经塔”。康有为、朱祖谋、张謇、郑孝胥、罗振玉、周庆云等17位名人题写颂词，又有江苏金坛冯煦文、钱塘吴山监书的《乌程张氏石塔记》，缪荃荪文、钱文惠书的《适园金刚经塔记》。
  这石塔，犹如一支参天巨笔，把世上不朽的“孝”字写在历史的天空，至今仍为南浔一道亮丽的风景。
  我徘徊在长生塔前，徘徊在童年的岁月里，徘徊在古镇南浔的千年历史中。我在这适园旧址上，徘徊复徘徊，千思万绪涌上心来。1936年的中国园林经典著作《江南园林志》云：“南宋以来，园林之胜，首推四州，即湖、杭、苏、扬。而以湖州、杭州为尤。然湖州园林，实萃于南浔。”但南浔园林历经沧桑，大多毁于战火，至今保存完好的只有小莲庄、颖园了。这园林是优秀的建筑师和湖丝阿姐双手织制而成的锦绣河山，本是国宝级的艺术精品，我们如何忍心任其荒芜、凋零？南浔毕竟是文物之邦！ 懿德堂张石铭旧居，又名懿德堂，也有一段与张静江故居类似的经历，曾上演过一幕又一幕生活故事。它位于南浔镇南西街华家桥北首，与“四象”之首刘家毗邻。整座建筑被黛瓦青砖石库门组合的高围墙所封闭，既有晚清巨宅的传统，又有西欧法式洋房的新潮，是中西文化的有机结合，也是难以抗拒的现代工业文明的典型表现。
  张石铭旧居目前仅仅对外开放了整个院落的一半多，二楼及南部还未及修复。建筑群布置在三条纵轴线上，结构可以以南北或前后两种方式划分。南侧原为明末清初文学家董说“高晖堂”、“漆镜堂”等旧宅，张石铭于清光绪二十五年至三十一年（1899-1905）向董氏后人购得，遂与北侧一起改建（董说的父亲是明万历年间贡生，博学能诗。董说师承父风，十岁即能著文立说，诗书文乐礼经，无所不窥。25岁时，明亡，董说甘为遗民，皈依佛门，法名南潜）。北侧原为南浔“四象”之一顾氏旧宅。大厅腰门上有吴昌硕题写的“世德作求”匾额，进门即为门厅（轿厅），厅后天井两旁粉墙上嵌有四块青石浮雕，上刻福禄寿三星与八仙人物图案。就连下水道的盖头也雕着象征吉祥的石榴花。正厅上悬清末状元张謇书“懿德堂”匾额。“懿德堂”的由来，说的是张石铭对母亲十分孝敬，遵循古训“女子多德曰懿”，故而得名。抱柱联为郑孝胥所写：罗浮括苍神仙所宅，图书金石作述之林。
  据说，这大厅正梁中间一丈余的一段，曾经是用金箔包的，至于金箔何时被人弄走，不详。
  花厅的陈设，与主人的身份、修养、爱好有关。正中悬挂着“以适其志”匾额（仿制品），为康有为所书，出自张翰（字季鹰，江苏松江人，西晋文学家，齐王执政时任大司马）“人生遗得适志”之意。其时皇叔争权，祸难不断，史称“八王之乱”。张翰预见齐王将败，推托思莼羹，鲈鱼烩，即回故土。不久，齐王被杀。张石铭甲午中举，光绪二十一年（1895）四月参与康有为“公车上书”（主要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三项主张）。戊戌变法失败后，张石铭便聚集古书，收藏碑刻，养心修志，取适于己。张石铭的这段经历与张翰有点相似，故康有为所书“以适其志”是有所指的。抱柱联是“经济博通言达于行，家庭和乐质有其文”，则体现了主人经商治家处世的准则。
  而花厅、书斋的木雕可称为张氏旧居所有木雕之精华所在。谁说这里只是僵硬的木雕呢？这里分明洋溢着生命的激情。长窗裙板上刻“花卉博古”、“四时风情”等图案，长短窗的腰板上刻《西厢记》和《乐工图》，从张生游殿开始，到十里长亭送别，从郑氏堂上拷红娘，到张生月下跳粉墙，笙歌曼舞，短笛横吹，琴声悠扬，余音缭绕……仔细品读，犹如翻阅着一部部古典杰作。
  张石铭旧居以前后划分，第二进是堂楼，亦称女厅。砖雕门楼上有吴淦手书“竹苞松茂”四字。这里的梁枋、轩梁、荷包梁、坐头轩、雀替、纱帽翘、落地长窗等雕刻都很精美，引人入胜。尤为楼窗镶嵌法国进口的菱形刻花蓝晶玻璃，花式为四时花木果品，晶莹高雅，属中西文化结合的贵重工艺装饰品。1987年，老报人徐铸成来此参观时，赞不绝口。三进内厅两侧的漏明廊窗为木刻芭蕉叶状，玲珑剔透，栩栩如生，故称芭蕉厅。据说过去庭院中沿墙栽种芭蕉，供眷属观赏，亦收取花苞滴露，味甘芳香，有消暑开胃之功效，所以又名甘露厅。当初芭蕉厅里还有琅琊王洊所书《岳阳楼记》雕屏，可惜“文革”期间被木匠锯开修葺门窗了。庭院中还有一块形如苍鹰凌空腾飞状的英德石，名曰“鹰石”，乃江南罕见之珍品。
  张石铭旧居保存了那么多具有历史文化内涵和底蕴的建筑，仿佛组成了一条气魄恢弘的艺术长廊，让我感到一种灵魂的震撼和感悟。由此，亦体现出“浙商在业贾致富后”，注重“儿孙们读诗书”、“就儒业”的强烈愿望。著名作家徐迟在《江南小镇》一书中写道，从张石铭旧居到张静江故居，无不包含了“业贾致富”后，其子弟们必按封建传统的运转规律去“攀登门第”，而欲“攀登门第”必“就儒业”，然后再由“儒”入“仕”，由此循环不息的特征。
  让我惊奇的是，南侧的第四、第五进，可窥见大西洋的海风开始吹入东方传统的封火山墙内的“国粹”人家。初看其已全盘欧化，其实仍是中西合璧的建筑。它在中国文人追求的清高和抽象中融进一种18世纪西欧巴洛克的世俗和浪漫。1999年秋，我国著名古建筑家阮仪三教授陪同法国建筑家齐哈教授参观此宅，宾客们对法国西洋楼，特别是后园两个天井的红砖雕饰的门头大为惊叹，说这完全是法国图卢兹式的古典传统花纹，在中国的江南小镇上再现，真是奇迹。还有孤悬一墙角的莎士比亚笔下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时代的铜花栏杆、阳台，以及墙板背后的石砌秘密金库……难怪人们到此会发出惊叹——这哪里是南浔，简直如同当年上海的法租界，而法租界的洋房却未必能如此幽静和雅致！西洋楼前的庭院中栽着两株已有百多年树龄的广玉兰，花朵大，如白荷，故又名荷花玉兰，叶大茂密，引来鸟雀栖息，婉啼动听。据说这是石铭儿子的居室。由此可见张氏父子之间的“代沟”，也说明了当时开放的程度。石铭和他的子孙把巴黎的生活方式带进了这个尚未觉醒的田园诗般的江南小镇，从吊顶、百叶窗、栅栏，到蓝晶刻花玻璃、克林斯铁柱头等等，我仿佛看到了20世纪初南浔“西风东渐”演进的一个生动的侧面，听见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潮，巴黎圣母院的钟声，还有雨果笔下的潇洒而浪漫的情调……想象的灵感一下子激发出来了。在那个男子留着长辫、女人缠小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代，窗外广玉兰树下已飘溢着浓浓的咖啡香味了。柔和的灯光下，从巴黎归来的少爷小姐和当地的名流雅士、娥眉粉黛倾情约会，和着老式留声机播放的乐曲，轻歌曼舞，演绎着这个唐诗宋词般江南小镇上流社会的休闲时尚。
  桂太夫人与屺风塘桥民国十一年（1922）四月，桂太夫人渐感精神不支，自知离开人间已指日可待。张石铭忙把母亲从女厅楼上搬到芭蕉厅平屋居住，日夜守护在她身边。
  连日来，窗外细雨缠缠绵绵，点点滴滴敲打在庭院的芭蕉叶上，也湿润着桂太夫人如纸的心境。这使她想起李清照的一首词：“窗前谁种芭蕉树，阴满中庭，阴满中庭，叶叶心心，舒卷有余情。伤心枕上三更雨，点滴霖霪，点滴霖霪，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词作描摹了李清照当时生活境遇之孤苦寂寞，这倒与桂太夫人晚年的心态情致颇相吻合。因为张石铭之父早逝以后，内外事务均由桂太夫人一手治理，全家上下十分钦佩。她抚孤守节，女掌男权，自怨前世不修今世苦，中年丧夫，因此她痴心皈依佛门，乐善好施，修桥铺路，赈灾济民，是远近闻名的慈善阿太。但她生活在这么一座大宅中，当时也不允许有太多的社交，唯有常在芭蕉厅里看满是翠绿的芭蕉叶，以及那芭蕉上吐蕊的红花。此刻，桂太夫人听“枕上三更雨”，点点滴滴，怎么会不“叶叶心心，舒卷有余情”…… 那天黄昏，天穹如墨，阴雨阵阵，夹着惊雷闪电。桂太夫人躺在床上，心态却异常平静。突然，一道闪电映出她苍白的脸容，张石铭见了忙坐在母亲床边，低声说：“姆妈，你安心睡吧。” 桂太夫人仿佛预感到什么似的。她叫石铭坐在床沿上，气喘吁吁、断断续续地说：“儿呀，我是快要走了……我一生格守信誉，答应别人的事从不食言……唯有一事已无法如愿，所以常挂……心头……”说到这里，她忽然气息奄奄，双眼紧闭，安详仙逝。
  张家是南浔镇上的巨富，操办丧事自然非同一般。灵堂设在正厅，厅内一片素白。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当天夜里，门外急冲冲地奔来一人，30岁出头，披麻戴孝，直扑到灵前双膝跪下，连连磕头，痛哭流泪。守在灵桌旁的张石铭忙俯身搀扶他起来，一见面顿觉奇怪。张石铭搜肠刮肚细细想来，也想不起这个人是哪家亲戚或哪个朋友?那么，来人究竟是谁呢？他姓计，小名阿大，是距南浔古镇十余里外的横街神墩村人。原来神墩与邻乡水口交界处有一条很宽的大塘河，河上原有一座桥，始建年代失考。后来，这桥被毁，过往行人仅靠摆渡船过渡。河两岸无村无屋，加上人多船少，过一次河总要一两袋烟的功夫。碰到刮风下雨，乘摆渡船过河就更危险，不知有过多少翻船溺水事故。而计阿大种的田就在河东边，他心里想：“若能在河上重新架座桥，该有多方便安全！”有一日夜里，计阿大困在草棚里，忽见一位披头散发的女子，自称是附近一家农户的女儿，年方十七，尚未婚配，因渡船过河不慎落水身亡。她哭泣着说：“人死不能复生，我在九泉下拜托你办件好事，在这条大塘河上造一座石桥！”计阿大感到蹊跷，醒来才知是南柯一梦。因此，他主意已定，为了开个头，先把家中三亩地卖掉，得到150银元为造桥的素钿，再串村走户募集款子。乡亲们被计阿大热心造桥的精神所感动，都节衣缩食出钱支持造桥，尽管他四处奔波，一年下来只募集到造桥款8000银元。
  这时，神墩乡亲们想起南浔张家的“慈善阿太”，让计阿大出面去求援。
  计阿大赶到南浔张石铭家，从门后备弄进去，仆人便领他到了账房间。正好桂太夫人在花厅上和几位苏州来的亲戚聊天，她刚从杭州天竺寺进香回来，庙里的方丈和尚要她造桥修路，视言乡里。听到有人喧哗，叫仆人去一问，说是神墩来人写素修造石桥，账房先生写10两银子他嫌少。桂太夫人叫他进来面谈。
  桂太夫人问：“此桥有多大？” 计阿大说：“我家住计家浜，离桥只有五里路，河面有五丈多宽，造三孔环桥，要有上万银元才能动工，实在无法可想，才走到南浔镇来的。” “这造桥善事是菩萨保护的。”桂太夫人见计阿大非常焦急的样子，宽慰道：“现在你可先用募到的8000银元排场起来，缺少的银元全部由我包下来。” 计阿大欢天喜地，请石匠，购石料、木料，在二月十八日开工。到四月间，突然传来南浔张家桂太夫人故世的噩耗，仿佛晴空响起霹雳。这下计阿大急坏了，既为这位慈善阿太哀痛，又为造桥之事可能会夭折而伤心，就连夜赶到张家，在桂太夫人灵前痛哭磕头…… 张石铭是个孝子，听计阿大讲明原委，叫账房先生一问，才知母亲生前曾答应过写素捐款的，但多少数目却不知道。这时几位苏州亲戚来吊孝，也为此作证，桂太夫人确实亲口答应全部包下造桥银两的。此刻，张石铭想起母亲临终前未说完的话，恍然大悟，原来这就是母亲生前未了的一件心事。他问清了造桥筹备、开工等情况，就说：“你放心！桥可以照旧造，银两不够由张家负担。”为恐口说无凭，张石铭叫计阿大拿缘簿来，提笔写了造桥余缺银两全部包下的字据，并且还要买田亩归还计阿大。计阿大一再不肯接受。
  计阿大谢过张石铭，又在桂太夫人灵前痛哭磕头一番，才告辞出门。他刚走到门口，忽见一人擦肩而入，顿时大吃一惊：此人不是横街的张财主吗？今日为何也来吊孝？原来计阿大与张财主为造桥募款发生过一番争执。张财主曾在神墩村，当着众乡亲的面说：“你这穷小子如果能造成这座大桥，那桥上的石栏杆我包了。” “此话当真？”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何以为证？”“乡亲作证！”计阿大望着张财主得意忘形的蠢样，心里暗暗高兴…… 正因为有过这一段情节，计阿大此刻看见张财主来张府吊孝，便起了疑问。果然不出所料，张财主也为造桥募款之事而来。他先到桂太夫人灵前哭拜，张石铭就拉他到厢房小坐。谈到计阿大募款造桥之事，张财主恶意中伤，造谣说：“计阿大是神墩出名的无赖，这个人是靠不住的，谁要是给他银子，等于抛在河港里。” 丧事完毕后，张石铭即派账房先生到横街神墩村踏访。账房先生回来禀报，当地乡亲们一致反映计阿大热心老实，是个道道地地的种田人。张石铭又请人去神墩实地勘察、设计，并吩咐账房先生把造桥所需款子写了一张银票给计阿大送去。
  这座石拱桥终于造了起来，横街张财主也只好出钱造了石栏杆。因这里的塘原名启丰塘，故桥称启丰塘桥，村中父老感激桂太夫人母子为乡亲造福建桥，故改名屺风塘桥。这“屺”字，出自《诗经》“陡彼屺兮，瞻望母兮”，意指他（石铭）登上无草木的山顶，盼望见到已去的母亲。遗憾的是，2003年7月27日上午，此石桥被一艘货船撞塌，甚为可叹！这一事件引起了当地社会各界的关注，也提出了如何保护古桥的凝重思考。
  上海绑票案民国十四年（1925）八月，张石铭携夫人徐氏从青岛游玩返回上海，带回了一位男青年。此人姓范，名耕农，自称是从湖州到青岛去找事做的。当时范耕农在远洋轮船码头上遇见张石铭后，就拉他们到迎松客栈住宿。每日出门或返客栈，范耕农总是在门口迎送，甚为殷勤，张石铭不禁对其产生了一丝好感。半月后，张石铭返沪前夜，经范耕农的再三恳求，就把他带回上海府中，安排在总账房中任司账。范耕农学过管账，嘴甜，脚勤，会办事，字也写得好，且有礼貌，所以张石铭视他为亲信。
  时流如矢，一年过去，又是盛夏。
  某日，天气闷热难熬。黄昏时，张石铭走出书斋去散步，出门时碰到范耕农。
  “老爷，天快黑了，你到哪里去？” “我到太昌公司看牌去。” “我陪你去。” “不用了。范耕农，今天的账记好了吗？” “还没有。老爷，那我去记账了。”…… 夜11时，张石铭驱车回家时，路过离宁波路不远的一个公园。这里假山玲珑，曲径通幽，花木扶疏，晚风徐徐吹来，顿觉凉快舒服。
  不觉间，夜幕如网开始降临。公园里行人少了，唯有回归树林的鸟雀一阵短暂的啁啾雀跃……张石铭车行在树林外的马路上，霎时白天埋头读书的疲劳烟消云散，仿佛心灵上的一丝尘埃也被倏荡殆尽…… 淡月挂上了树梢，繁星闪烁着无数只眼睛，旺弄口的夜色朦朦胧胧，四周静得让人害怕。
  突然有柴担横在车前，使车不得不停下。后面一辆黑色汽车飞快地驶到他眼前，车内钻出两个持枪的彪形大汉，上车就把电线切断，用手枪对准司机。
  “糟了！——”张石铭本能地敏感到自己的危险，出车拔腿急跑。
  “站住！”身后传出厉声断喝。
  “站住！” “你再跑，我们开枪了！” 张石铭咬紧牙关，不顾一切地狂奔。
  “砰！——砰！——” 两声清脆的枪响，划破寂静的夜空。
  张石铭忽觉肩部一麻，重重地摔倒在地上，殷红的血染红了短衫。他挣扎着爬起来，想夺路再逃。不料，那两个持枪的大汉挡住了去路，一左一右把他夹往汽车中。
  “救命啊！救命——”喊声未落，他的嘴巴已被毛巾塞住。汽车风驰电掣而去，很快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之中…… 时近半夜，徐夫人不见张石铭回房，问佣人：“老爷哪里去了？”佣人们都说不知道。
  范耕农从账房里出来，答道：“太太，吃了晚饭后，我遇到老爷，他说到太昌公司去看牌。” “快！快到太昌公司去找！”徐夫人急忙吩咐。
  佣人们正要出门，突然电话铃响起。徐夫人拿起话筒，吓了一跳：“徐夫人，张石铭先生现在我处，准备好钞票，马上放人，否则撕票。” 显然，这是一起绑票敲诈案。
  徐夫人边哭边与儿子芹伯等商量对策，家里乱成一团。
  这时，范耕农说：“太太，我受张府恩惠，老爷有难理应挺身而出——让我去找到他们面谈。好吗？” “这就辛苦你了，只要老爷安全回来，花点钞票不要紧。”徐夫人说完，叮嘱道：“不过，你也要小心行事！” “是。” 范耕农出了张府，直到十多天后才回来。徐夫人和儿子等人涌到他四周。
  “耕农，老爷可好？” “太太放心，老爷虽肩上挨了一枪，伤势不轻，但问题不大。只是他们说，时间已过十多天，要交10万了。” “恐怕家里拿不出10万现金。” “太太，我对他们也这么讲。但他们说，老爷家的财富是继哈同、孙伯昭之后，位居上海老三，会拿不出10万现金？” “姆妈，家里现金不够，去银行提取。” “对对，我真是吓昏了。耕农，你再辛苦跑一趟，答应他们10万。” 范耕农又出门，回来说：“太太，他们说与老爷讲定了，要价20万。” “好好，就20万。”徐夫人立即叫儿子芹伯去兴业银行提钱。然后，叫范耕农去交款。
  这天张府上下都处于极端焦急和忧虑之中，仿佛热锅上的蚂蚁。一直等了十几天，张石铭才在范耕农的陪同下回到了张家…… 此事对张石铭打击太大，回家后曾对夫人说过：“要谨慎用人！”徐夫人是个聪慧而有修养之女性，早对范耕农有了疑惑，就处处格外留神，终于后来真相大白。原来张家账房不乏精明能干之人，就在筹款赎人之际，与兴业银行主要股东庞莱臣、刘锦藻、周庆云等商量，为了能查出绑票元凶，他们采用了兴业银行发行的全部联号新钞票，并暗中向警察局报案，注意追踪这批联号新钞票的流通情况。张石铭的堂弟张静江是国民党元老，闻悉此案后特地亲自到巡捕房和警察局，要求全力侦查。一次，兴业银行上海分行发现有人来存款，钞票全新并联号，马上告诉了大股东刘锦藻，刘锦藻即派人跟踪，并上报警察局。警察局也极重视，由此顺藤摸瓜找到了线索，查出了绑票的主谋者是上海的流氓头子黄金荣、杜月笙等人。但这批人的黑势力遍布上海滩，警察局也不敢得罪他们，案子只好不了了之。
  而那个范耕农，正是黄金荣、杜月笙一伙的爪牙，是蓄意打进张府的内奸。张石铭虽精通文墨，又擅长经商，但思想上却不注意防范，结果让范耕农钻了空子，酿成了轰动上海滩的绑票案。
  义仆谢茂松张石铭自从回家后，精神一直郁郁闷闷。他肩上的枪伤虽说后来治好了，但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常心怀惊悸，甚至有时夜里还哭醒来好几回，以致引发了心脏病。一年后又突发中风，不幸于1928年去世，享年56岁。
  张石铭辛亥革命后避居在上海租界内，仍以读书、校书为乐，还与缪荃孙等人结成淞社和希社，钻研书法、碑刻、金石，他的住宅一直文化气息很浓。但此时的张府哀乐声声，哭泣不断，灵堂里摆满了花圈，上海实业界和文化界的很多头面人物都前来凭吊。因为张石铭生前为家乡南浔老百姓积善行德，做了不少的好事，故南浔育婴堂、养老院、施药局、平价借米局等社会公益部门，都派员专程赶来凭吊。
  育婴堂的挽诗云：最难堪者比呱呱，坠地便成失母雏。保赤心诚如己出，胜他七级造浮屠。
  养老院的挽诗称：解衣推食感频仍，减算延龄恨未能。我辈获生公遽逝，始知天道竟难凭。
  施药局的挽诗是：贫病交侵百虑煎，死生呼吸更谁怜？于公种德传千古，幸有高风绍昔贤。
  当时北伐甫定，万事纷乱，连堂弟张静江都没有送祭幛。但张石铭若活着也没想到的是，那位他并未结识的国民党新贵蒋介石，却特地送了一个祭幛，上写“星陨少微”，可见其用心良苦也。
  张府上下连佣人也哭成一团，悲痛之情，感天动地。张石铭是举人富商，一贯提倡传统儒家的治世观念，性情温和，从不强求于人，生前对待家中佣人和自家人一样。他常对家人说：“他们离开了自己的父母妻子来我家做事，已经很可怜了，不能要求过高。”一旦佣人有难相求，他总是设法帮助；即使佣人做错了事，也不当众责骂，常常是与佣人谈谈心，聊聊家常话，晓之于理，动之于情……可以说他是一位真正情感型的家长。据说张石铭逝世后，仍睁双目不闭。按传统的说法，他还有悬心之事。儿子芹伯等见状，抹了把脸上悲痛的泪水，哽咽着说：“阿爸，你安心上路吧，你的事业，你的家业，我等儿孙们必将弘扬光大！……”徐夫人见此情景，哭得分外伤心：“夫君，你放心去吧！去吧！”伸手轻轻抚摸，使张石铭安详地合上双目。瞬间，阳光渐敛，阴霾骤起，张府儿孙与佣人同悲。
  正当众人在张石铭灵前凭吊之际，张府有一名叫谢茂松的老仆颤颤抖抖地走到灵前，三跪九拜，哭得像个泪人。他嘴里进出一连串不知是哭是泣的声音：“太夫人走了，东家走了……老仆也不想活了，当从吾主于地下……”这哭泣声如平地旋起透心凉的冰风，使所有人的眼里都闪过悲悯和凄凉，所有的目光都齐刷刷地投向这位老仆。
  “人死不能复生，谢老伯伯请起……”徐夫人过来劝慰道。
  “老仆也不想活了，当从吾主于地下……” “谢老伯伯，请起……”张石铭之子芹伯也过来劝慰。
  老仆不答。
  陡地，他呼地站起，两眼直定定瞪着张石铭遗像，一片死寂。
  其实也难怪这老仆！他是江苏吴江震泽乡下人，年少时就入张府，后来是上海云南路张家的裕德里看里弄的守门人。他几十年如一日，勤恳踏实，忠于职守，桂太夫人和石铭先生对他信任有加，事无巨细，悉委其办理。因此，张石铭逝世后，他如五雷轰顶，痛不欲生。主人大殓入棺之日，老仆谢茂松更哭得死去活来，颤巍巍尖声喊道：“东家，你不能走啊，你不能走！……”随着众人一片哭泣呼喊，他跌跌撞撞地追着那出葬船而去…… 当天夜里，谢茂松竟自缢而死。
  他在住所的桌上留一封遗书告其家属子女：“我死非受人逼迫，我自思受张氏恩惠数十年，难以报答，故愿死后至阴曹仍服侍太夫人和东家，你们切不和张家纠缠。否则为不孝！” 读着这样的遗书，张家子女们也伤心大恸，即为他赶制寿材，并厚加丧葬之礼。南浔人都称谢茂松为张家义仆。据南浔民间老书法家黄舆说，当时南浔两位有名的教师沈凤喈、刘书绅同挽张石铭的一副对联，对此事可以作证：神墩启丰桥，工未竣，克承母志，孝思不匮，永锡尔类；老仆谢茂松，殓之日，归竟自缢，恩意既溥，乃见斯人。
   （这对联中“孝思不匮”和“恩意既溥”都是引用《诗经》上的典故——笔者注）。
  面对谢茂松之死，我心里有一种难言的隐痛。在痛惜和同情之余总有一种沉重的困惑。因此，面对着那个悬梁自尽的身影，我只得悄悄地背过脸去。
  其实又何必背过脸去呢?谢茂松虽然死了，但他那独特的人格力量却震撼着后人的心灵。当然，这种愚忠循礼式的做法是不足取的，可他用生命写下的这个句号，倒是对中国封建传统道德观的一种诠释，值得我们深思。一个大写的“义”字，可以说概括和涵盖了传统儒家对主人，乃至所有朋友之间的尽忠效劳和道德行为之规范。在他的身上，呈现出一种相当复杂的历史和道德评判的二重奏，在20世纪初的社会环境下依然达到了封建时代所能达到的极限点。“士为知己者死”，之所以有那么多的先人为此矢志不移，也许其源盖出于此。
   三代著名收藏家张石铭有11个儿女，五男六女，其中原配夫人徐氏生三男四女，继室徐氏又生二男二女。五个儿子是：长子乃熊、四子乃骅、七子乃骥、八子乃骙、十一子乃骃。他家不仅是名重一时的儒商巨富，还出了三代著名收藏家——藏书家张石铭、张芹伯，古钱大王张叔驯，书画收藏家和鉴定家张葱玉。
  长子张乃熊（1891-1945），字芹伯，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秀才。他传承其父的版本目录之学，广为搜集善本，是著名藏书家，也是书画鉴赏家和收藏家。据《芹圃藏书志》记所藏善本有宋本88种、元本74种、明本407种。尚有清乾、嘉年间最著名藏书家黄丕烈校并题跋的所谓“黄跋本”101部，还收藏了董肇镗手书孤本《南浔浔镇志》，简称《董志》（未刊印传世，遭散失）。
  张珩（1914-1963），字葱玉，又字希逸。其父张乃骅（字仲平）也是书画爱好者，又精于版本目录之学，但因乘船由沪返乡途中失足，溺水早逝。所以
  1931年兄弟析产时，由他的儿子葱玉继承，当时仅17岁。旧时大家族析产非同小可，像张家这样的大户谁也讲不清到底有多少财产，结果请来经济界著名人士张文进进行财产评估。张文进最后讲了两句话：除去常熟、苏州的田亩、盐厂、房产及家藏字画书籍不算，仅上海的房地产和其他产业估资达2000万元，但同时负债900万元，说是指地皮生意被“套”住的部分。这样，五房分家各得200万元。小小年纪的张葱玉顿时成了百万豪富。
  张葱玉自幼追随父、叔所好，经常与庞元济和刘承干往来，故精通版本目录之学和金石书画鉴赏之术。他的收藏较之他的前辈们略有差异，藏书固然不少，铜瓷器、古钱等都玩过，然而最有成就的则是古画。早在1934-1946年间，张葱玉曾两度受聘为北京故宫博物馆鉴定委员。他在上海寓所珍存名画古籍之室，取名“韫辉斋”。张葱玉收藏的珍贵名画，最负盛名的是唐代张萱的《唐后行从图》轴（绢本设色）和唐代周昉的《戏婴图》卷（绢本设色），以及大宗元人绘画。张萱是盛唐朝代的宫廷画家，擅长人物画，尤工仕女题材，常以宫廷游宴为题作画。这幅《唐后行从图》即是皇后宫廷生活的写照，各式人物几十人，面目不一，栩栩如生，极为名贵。周昉是唐代最有代表性的人物画家之一，他画人物“衣裳劲简，彩色柔丽”，所画仕女，多为浓丽丰肥之态，题材亦多表现贵族阶层的生活。这幅《戏婴图》相传是清末宫廷中流出，张葱玉花重金从北京买来的。其他著名的古画还有：宋代易元吉的《獐猴图》、金刘元的《司马槱梦苏小》卷，元钱选的《梨花鸠鸟图》，元李珩的《墨竹图》卷，元赵雍的《清溪渔隐图》轴，元李遵道的《古木丛篁图》轴，元颜辉的《钟馗出猎图》卷（达14页，纸本水墨），元赵原的《晴川送客图》轴，元方从义的《武夷放棹图》轴等。展卷处处朱印累累，有的画卷历代古人题识长达数页，可知皆为流传有绪的珍品。至于明代的唐寅、文徴明、仇英、姚绶、文嘉惠、董其昌，以及清代王时敏、王鉴、石涛、吴伟业、渐江、王原祁、龚贤等人的作品就更多了。
  张葱玉收藏的古籍，有来自祖父张石铭和叔父张乃熊的，也有得自松江韩氏“读书有用斋”及南浔蒋汝藻“密韵楼”的藏书，以宋元古本和精钞名校居多，还藏有自明朝景泰年间（1450-1456）迄民国二十七年（1938）的时宪历书约200册之多，至为珍贵。
  张葱玉的收藏屡聚屡散，来去匆匆，主要原因是他酷爱赌博，但赌技又不高明，结果就只能“坐吃山空”。他曾经创下一夜之间输掉上海一条弄堂房产的“豪赌”纪录，甚至上海“大世界”的那块地皮也是从他手上输掉的。他有一位朋友说：“张葱玉打牌性太急，坐不定立不安的，如何能赢？”更要命的是他财大气粗，输掉后还无所谓，举手投足令人瞠目！而张家的账房多为年轻的“老臣”，见他如此挥金如土，又急又气，只是毫无办法。房产卖得差不多了，自然要殃及他收藏的书画。他手中的珍贵名迹，大多卖给了广东人谭敬。他的好友郑振铎见此甚为惋惜，于1947年为他编印出版了一部《韫辉斋藏唐宋以来名画集》，共有其藏画精品七十幅，并为之作序。
  1950年，张葱玉被聘为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顾问。同年，由郑振铎推荐，调北京国务院文化部文物局，任文物处副处长，兼文物出版社副总编辑。
  1962年，文化部组织了以他为首的书画鉴定小组，一年多时间，在全国各地鉴定书画近10万件之多，从中发现了许多湮没已久的书画珍品。《怎样鉴定书画》，就是他应文博工作者的要求所做的几次讲演，经记录整理而成的；而他的《两宋名画册说明》则是对宋代60幅画作出的精深鉴定。他的一手绝妙的瘦金体因偶然之机会，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有一次，张葱玉陪客人参观中国历史博物馆，意外地发现自己用过的毛笔、砚台和书就的公文原件一起被陈列在玻璃橱里，感到非常高兴。他曾立志把自己的经验和心得进行科学的总结，把传世的重要书画作一次全面的整理著录，数年中亲自抄写，每至深夜，已积至数千件，约计二三百万字。可惜这些计划未能实现。他在48岁时就告别了人世，安葬于八宝山。好在他留下的文稿《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历经劫难还是被保存下来了。2000年，文物出版社将其影印出版，煌煌13巨册，成为他留给后人最宝贵的财富。“北张南谢”是人们对书画鉴定界两位大师的尊称，即北方张葱玉，南方谢稚柳。
  张乃骥（1899-1948），字叔驯，号齐斋，是张石铭的第七个孩子，即张葱玉的叔叔，也是中国收藏史上有名的大家。他家学渊源，耳濡目染，见多识广，精于鉴别，又性好古玉古泉，而嗜古泉尤酷，大力搜索，不吝巨资，各地奇珍，多为所获，藏泉之富，甲于东南，与寓津门之方药雨（即方若），并驾齐驱，时人号为“北方南张，盖今世之两大家也”。但所谓“北方”的方若，最后把藏品卖给了陈仁涛，而“南张”即指张乃骥。“北方”以刀布集胜，“南张”以圆泉见长，所藏有后梁乾化年间（911-913）刘守光所铸的应天元宝背万，及应圣元宝背十，皆为海内孤品。又得南唐李煜前朝，大约公元937年前所铸的王莽四眼“大齐通宝”，为古钱币五大珍稀品之一，故其室名为“齐斋”。1926年他创古泉社于沪上，邀金山程吴泉氏董其事，尝发行《古泉杂志》一期。1936年上海各古泉家，创古泉学会，邀张乃骥任副会长；翌年改选，任会长。但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刊物遂停。1938年，他全家到了美国。他曾经有一段非常红火的时代，主要是投资股票获益。但脱离了华夏文化的生活土地，尤其不幸的是遭遇了美国二战之后那场股灾，他在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打击，无法再继续收藏生涯。因生活所迫，他出让了他的古玉，但始终舍不得出让他的宝贝古钱。据朱从亮《南浔文献新志纪余》所载唐某重印《石化杂咏序》云：“张氏藏泉，身后流落美国，并拓本亦少有传者，窥见为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