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浔区图书馆

1911年的辛亥革命，使忠于清廷的刘承干胆战心惊。世受“皇恩”的他，仍钻在死胡同里，以柔弱之躯托起了一个中国文人的悲剧性造型，成为典型的清朝遗老。宣统皇帝垮台以后，他却从不承认中华民国，一直沿用宣统年号。据说还保存着那套清朝的官服。他在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开设一家“源丰”当铺，店堂正中高悬一块匾额，正中“源丰”两字为刘承干亲笔所书，左下角写着“大清宣统壬戌年”七个小字（其实应是民国十一年）。每次当铺开门之时，他总是头戴西瓜皮帽子，身着长衫马褂，脑后拖着一条长辫子，活脱脱的一副“老复古”怪样。
  据“老南浔”林黎元先生生前回忆，刘承干平时爱与一些遗老遗少信札往来，所写日期，也一律引用宣统年号。对于他的复古行为，众人背地里笑他。他有时听到，也不当回事。店内有一朝奉，曾当面劝道：“老爷，你这复古之举，说不定会成为不良之徒陷害你的一个把柄。可要当心呀！” 刘承干却说：“我没有私仇冤家，怕什么？” 这朝奉再三相劝：“老爷，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但刘承干却不以为然，我行我素。
  刘氏家大业大，妻妾众多。其中有个四姨太正当妙龄年华，耐不住寂寞，常借故外出游玩。凑巧，遇到一个小白脸，两人眉来眼去，一拍即合，勾搭上了。那小白脸外表道貌岸然，实际上却是上海滩某流氓头子的徒孙。他对四姨太说：“你留点心，找刘老头一个破绽，敲他一笔钱，你就离开他，我们做一对长久夫妻。” 四姨太一口答应，在刘府和当铺里到处找破绽，终于看到了悬挂在“源丰”当铺店堂上的那块匾额。她立即赶去告诉小白脸。两人一合计，四姨太就捏造了一封刘承干的亲笔信，上写“大清宣统丁卯年”（其实应是民国十六年），就以此为借口，要挟脱离关系，并在姘头流氓的策划下，串通了司法人员，以“复辟满清”之罪名，欲把刘承干告上法庭。
  刘承干莫名其妙，急得团团转。
  那朝奉劝道：“老爷，上法庭可不是闹着玩的，还是快把这匾额摘下来吧？” 刘承干想想也觉得有些头绪，点了点头，“好！你马上把这匾额摘下来毁掉！” 刘夫人听说后却不屑一顾，说：“这打官司的事，应找我父亲，快去北京。” “不不！让我再想想，想想！……”刘承干心急如焚，说不下去了。因为他夫人是清光绪年间进士钱绍祯的女儿，钱绍祯曾任清廷兵部郎中、湖北襄阳道台。辛亥革命后，他看破红尘，辞官回乡，一心一意举办慈善事业，颇得当地百姓的好感。到了民国，钱家又出了两个大官，一个是民国总理钱能训，一个是驻法国大使、国民党外交部次长钱泰。可刘承干惧怕事情真相败露，会引来岳父、内弟责怪，故未去北京。
  刘承干无奈只好私下与对方妥协，被敲诈去10万多元。那个四姨太分得两万元，在南京路开了一家西餐馆。当时有个无聊文人，把这件事写成章回小说，在《新闻报》上刊登了一则预约出版章回小说《南浔一象记》的广告，霎时谣传四起，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刘承干不得不又派人与那个无聊文人谈判。起初，对方态度十分强硬，一定要敲诈一万元，后因前面的事态已经平息，才答应以8000元为价，一手交钱，一手交手稿。
  刘承干的遗老情结，更多的是表现在他与其他遗老的交往信件中，但可惜已找不到原始材料了。倒是他在所刊刻的古籍之序、跋中，我们可以更明显地看到这种难分难解的“皇权”思想，可谓“溶化在血液中”了。这些序、跋，有时埋怨辛亥革命使天地易位、纲弛纽解，有时哀叹时局沉沦、斯文扫地，有时则流露出失落者的病态心理……这不是一种奇怪的“刘承干现象”吗？ 我们很难弄清，这位清朝遗老究竟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复杂而又矛盾的心态？那按捺不住的“皇权”迷梦，既热烈，又痛苦；既享受，又煎熬；既作威作福，又战战兢兢。一方面是费尽心机地搜集和刊刻清朝禁书，对于清朝遗老又很同情和赞赏，而对清初的文字狱更为不满；另一方面又以清朝遗老自居，念念不忘复辟满清，声嘶力竭地为那个早已倾覆的封建王朝尽忠效劳。虽然斯人已杳，但读其所刊刻的古籍之序、跋，我不免临风怀想，遗憾、惆怅。
  呜呼，为遗老而遗老的刘承干也！ 刘承干虽多次助资捐官，得到的却是空头官衔，其实未曾正式出仕于清朝。但他心底深处是很有几分官瘾的，因为做官有做官的权威。苏东坡那种人格分裂的痛苦他大抵不会有，而张之洞的官场遭遇也许记忆犹新。一个出身于官府巨富的读书人，总期望能有所建树，在青史上留下点什么。经过短暂的消沉以后，所谓的“皇恩”意识便悄悄地复苏过来，终究使他成为政治上未能赶上时代的落伍者。1911年清帝逊位，时年30岁的刘承干在上海发起组织“淞社”，有三四十人定期雅集，与南北遗老频频往来，对溥仪忠仁不二。
  谁也没有料到其间他遇到了由北京流亡上海的许多前清遗老。这些因大清皇朝灰飞烟灭而失业的遗老，在痛骂时局沦丧、叹息生活无情之时，不得不变卖各种物品包括藏书。刘承干原来就“乐善好施”，便笑而收之。民国初期溥仪小朝廷的各种活动，刘氏几乎无不参与，无役不献巨金。如民国十一年（1922）溥仪大婚，刘承干代表南方遗臣离沪北上献礼，并受溥仪于养心殿召见二次。在京期间，刘承干特地前往崇陵拜谒，见陵树土木毁损，自愿与其父刘锦藻同担补种修葺之资，耗银二万余两。民国十七年（1928）东陵被盗，刘承干又进贡修复银两，后又进呈所刻古书。溥仪30岁生日，刘承干又携书籍物品，出关至长春祝寿，并进言“敬天法祖”。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就提到“1934年3月1日，我在东北为满洲傀儡皇帝，关内各地遗老如刘承干等，都寄来祝贺的表章”。1945年，溥仪为苏军俘虏，刘承干闻悉后大为震撼，即为反对引渡“奔走呼吁”……由此可见，尽管通往封建皇室的独木桥已经沉没，但内心深处还燃烧着光宗耀祖的熊熊烈火的清朝遗老们仍梦想挤过去，刘承干则是其中出类拔萃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