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浔区图书馆 内容
抗日战争初期，南浔镇上的一场大火，从东栅头一直烧到南栅头，据说烧掉房屋约5000间。“四象”之一庞家的宜园、张家的东园（绿绕山庄）等
三大花园都被烧光，只留下一棵紫薇树，一道长堤，一个空空荡荡的“孤岛”；适园中唯有假山没有烧掉，留下的是一片片石磊磊葛蔓蔓……但嘉业堂藏书楼历经兵燹和动乱，却依然如初，这确是一个难解之谜。
要破解这个谜，还得从满铁大连图书馆说起。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得到中东铁路的经营权，便在1907年成立了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会社下属的资料机构就是后来的满铁图书馆。当时一个名叫松崎鹤雄的日本人，是研究汉学和中国古籍的高手。他久闻南浔嘉业堂的盛名，并与刘承干有所往来。日本学者柳大藏在《满铁调查部内幕》中介绍以“满洲建国，亚洲开放”为目的“大雄峰会”头目笠目时说：“笠目在满洲有两个知己，即松琦和桔朴，他们是满铁的特约人员，松琦是圣海舟的门徒，受海舟之命早已来到中国，以研究汉学和古典书籍入手，掌握了中国社会的奥秘。”这就是说松琦到中国是负有特殊使命的。他做过满铁大连图书馆的顾问，曾为搜集中国珍籍四处奔走。在满铁图书馆的内部刊物《书香》（1938年10月）上，登载着原满铁大连图书馆馆长沛沼介写的一篇文章。此文透露一事，当时满铁大连图书馆嘱松崎鹤雄，他就打电话给他的内弟、嘉兴地区日本侵华驻军守备队长牧二郎少将，让他把嘉业堂的藏书全部“保护”起来，然后伺机调离出来。可见早在1938年嘉业堂就被日军“保护”起来，实际上是一种控制。这种“保护”，暗藏着一个文化掠夺的阴谋。不过，这个阴谋最终未能得逞罢了（张廷银《藏书研究应注意图书聚散中的文化展示》，2003年5月3日《光明日报》书评版）。2006年10月20日，我在陪同央视《走遍中国》摄制组拍摄嘉业堂藏书楼时，凑巧遇见了旅顺博物馆副馆长、研究员王若。他说，20多年前就发现了满铁大连图书馆保存的有关史料，因为几年前看到社会上对此有些误导，于是就写了《嘉业堂未毁之谜》，对张廷银的文章作了些补充（2003年12月8日《文汇读书周报》），如大连满铁图书馆收存嘉业堂藏书楼的《永乐大典》44册，等等。
有一种说法，即日军侵入南浔的第二天，就在熊熊大火燃起时，一伙日军进了藏书楼。走进正厅，抬头见一块九龙金匾，带队的军官没有了昔日的疯狂与狰狞，“啪”地一个立正，敬礼。金匾上，末代皇帝溥仪赐予的“钦若嘉业”四个大字清晰耀目。当时溥仪已成为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可能是日军表面上有些顾忌，因此没有贸然下手。这让刘承干认为，是“龙恩”震慑住了日本军人。正如他在《求恕斋日记》所言：“并见今上御匾，行立鞠躬，颇客气。” 当然，也有人说刘承干深知日本人收藏书籍之习惯——好全部而恶残本，就将大量珍本抢救运沪，而从无法运走的整部书籍中抽走了第一册，秘藏在南浔的别墅——求恕里的天花板上面，以免被日本掠夺。解放后，刘承干将这些隐藏之首本悉数归入藏书楼完整配套。于是就有了嘉业堂藏书楼“覆巢”下仍有完卵的奇迹。1951年11月19日，刘承干把藏书楼全部捐献给浙江省图书馆。应该说，这些举措与刘承干当年聚书时“保存国粹，匹夫有责”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我手头有一篇题为《关爱藏书楼情切切——周恩来批示复印件在南浔展出》的报道，这是2003年初我与记者一起采写的。相关链接是解放前夕，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周恩来，曾给进军江南的九兵团一份专电，要求保护南浔嘉业堂和宁波天一阁。陈毅司令员还在戎马倥偬之际亲自走访了藏书楼。1949年5月7日，周恩来又致信中宣部，对南浔嘉业堂和太原普善寺的接收与保护作出重要批示。据藏书楼负责人郑兴宝先生介绍，他们是在《周恩来文化文献》中获悉此重要批示的。在省有关部门的帮助下，几经周折，终于获得了此重要批示的复印件，并立即展出。
据嘉兴的沈如淙先生追忆，当时嘉兴县刚解放，县委接到省委、地委转来的中央指示，即派嘉兴独立营第一连，连夜赶到南浔执行任务。第二天，时任嘉兴县委副书记的杨铭、沈如淙到南浔检查藏书楼的保卫工作，研究警卫措施。
南浔附近的匪特并不甘心失败。就在第一连进驻小莲庄第三天下午，一连文书沈向荣（中共党员，崇明人），在藏书楼通往市街的弄口突然遭到两名土匪袭击，两匪扑向沈夺枪，沈奋勇反抗，力拒两匪。他们见夺枪不成，即向沈连开数枪，沈当场牺牲。连队闻讯，立即追捕两匪。在当地农会干部（其中有一女同志）、群众协助下，两匪当天被捕获，关在一间靠河民房内。夜间一匪跳窗逃跑，落入河中淹死；另一匪被押送至嘉兴独立营营部，审讯后，报经上级批准处决。在审讯中得知两匪系国民党潜伏下来的马文龙匪部残匪。烈士鲜血洒典籍，藏书楼被保护下来了。
十年浩劫，南浔也饱受沧桑。当时我在嘉业堂附近一所中学任教，看到它终年铁门紧闭，显得神秘兮兮的。很多次，我和友人不得其门而入，往往只能徜徉在香樟树成行的石板路上，倒也别有一番滋味。后来才意识到，正因为它铁门紧闭，才躲过了动乱的厄运。这不能不归功于一个把生命与藏书楼连在一起的人，他的名字叫汤福璋，是省图书馆派到南浔的一个普通管理员。他从杭州调来，一家四口甘居寂寞，长守数十万卷古籍，并精心保养，没有一日懈怠。老汤虽然不是学者，但他深知嘉业堂中这些古籍价值连城，就摆出一副“大革命”的架势，用石灰和黄泥涂没了一切显山露水的真迹，再用红漆大书特书标语口号，使藏书楼成了“红色的海洋”。给他壮胆的还有嘉业堂周围的农民兄弟，他们让他准备好一只脸盆和一根桑柴头，只要有紧急情况就登楼以击盆为号，农民兄弟就赶来帮助。
有一次，一群红卫兵团团围住了嘉业堂。
老汤急中生智，开口操起杭州官话说：周总理曾指示南下大军保护藏书楼，陈老总也来视察过。他千方百计把红卫兵阻挡在外面。
“冲！冲进去！”红卫兵大声嚷道。
老汤挺身挡住铁门，冷静地望了一眼红卫兵，说：嘉业堂是浙江省图书馆的古籍部，里面藏的全部是中国的古书，这些古书很珍贵，很有价值，你们千万不要乱来。（上个世纪）50年代为了查找中印边界某种珍贵史料，中央让北京、上海、南京等一些图书馆查找，后来却在嘉业堂里找到了好几份哩！…… 红卫兵听了这些道理，又望望门里的“红海洋”，才半信半疑地离开了这座抹着神秘色彩的藏书楼。
现在，老汤早已远行。
他从未认为自己是“功臣”，但南浔人永远记着他！ 凡是爱书的人，都不应该忘记他！
三大花园都被烧光，只留下一棵紫薇树，一道长堤，一个空空荡荡的“孤岛”；适园中唯有假山没有烧掉，留下的是一片片石磊磊葛蔓蔓……但嘉业堂藏书楼历经兵燹和动乱，却依然如初，这确是一个难解之谜。
要破解这个谜，还得从满铁大连图书馆说起。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得到中东铁路的经营权，便在1907年成立了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会社下属的资料机构就是后来的满铁图书馆。当时一个名叫松崎鹤雄的日本人，是研究汉学和中国古籍的高手。他久闻南浔嘉业堂的盛名，并与刘承干有所往来。日本学者柳大藏在《满铁调查部内幕》中介绍以“满洲建国，亚洲开放”为目的“大雄峰会”头目笠目时说：“笠目在满洲有两个知己，即松琦和桔朴，他们是满铁的特约人员，松琦是圣海舟的门徒，受海舟之命早已来到中国，以研究汉学和古典书籍入手，掌握了中国社会的奥秘。”这就是说松琦到中国是负有特殊使命的。他做过满铁大连图书馆的顾问，曾为搜集中国珍籍四处奔走。在满铁图书馆的内部刊物《书香》（1938年10月）上，登载着原满铁大连图书馆馆长沛沼介写的一篇文章。此文透露一事，当时满铁大连图书馆嘱松崎鹤雄，他就打电话给他的内弟、嘉兴地区日本侵华驻军守备队长牧二郎少将，让他把嘉业堂的藏书全部“保护”起来，然后伺机调离出来。可见早在1938年嘉业堂就被日军“保护”起来，实际上是一种控制。这种“保护”，暗藏着一个文化掠夺的阴谋。不过，这个阴谋最终未能得逞罢了（张廷银《藏书研究应注意图书聚散中的文化展示》，2003年5月3日《光明日报》书评版）。2006年10月20日，我在陪同央视《走遍中国》摄制组拍摄嘉业堂藏书楼时，凑巧遇见了旅顺博物馆副馆长、研究员王若。他说，20多年前就发现了满铁大连图书馆保存的有关史料，因为几年前看到社会上对此有些误导，于是就写了《嘉业堂未毁之谜》，对张廷银的文章作了些补充（2003年12月8日《文汇读书周报》），如大连满铁图书馆收存嘉业堂藏书楼的《永乐大典》44册，等等。
有一种说法，即日军侵入南浔的第二天，就在熊熊大火燃起时，一伙日军进了藏书楼。走进正厅，抬头见一块九龙金匾，带队的军官没有了昔日的疯狂与狰狞，“啪”地一个立正，敬礼。金匾上，末代皇帝溥仪赐予的“钦若嘉业”四个大字清晰耀目。当时溥仪已成为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可能是日军表面上有些顾忌，因此没有贸然下手。这让刘承干认为，是“龙恩”震慑住了日本军人。正如他在《求恕斋日记》所言：“并见今上御匾，行立鞠躬，颇客气。” 当然，也有人说刘承干深知日本人收藏书籍之习惯——好全部而恶残本，就将大量珍本抢救运沪，而从无法运走的整部书籍中抽走了第一册，秘藏在南浔的别墅——求恕里的天花板上面，以免被日本掠夺。解放后，刘承干将这些隐藏之首本悉数归入藏书楼完整配套。于是就有了嘉业堂藏书楼“覆巢”下仍有完卵的奇迹。1951年11月19日，刘承干把藏书楼全部捐献给浙江省图书馆。应该说，这些举措与刘承干当年聚书时“保存国粹，匹夫有责”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我手头有一篇题为《关爱藏书楼情切切——周恩来批示复印件在南浔展出》的报道，这是2003年初我与记者一起采写的。相关链接是解放前夕，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周恩来，曾给进军江南的九兵团一份专电，要求保护南浔嘉业堂和宁波天一阁。陈毅司令员还在戎马倥偬之际亲自走访了藏书楼。1949年5月7日，周恩来又致信中宣部，对南浔嘉业堂和太原普善寺的接收与保护作出重要批示。据藏书楼负责人郑兴宝先生介绍，他们是在《周恩来文化文献》中获悉此重要批示的。在省有关部门的帮助下，几经周折，终于获得了此重要批示的复印件，并立即展出。
据嘉兴的沈如淙先生追忆，当时嘉兴县刚解放，县委接到省委、地委转来的中央指示，即派嘉兴独立营第一连，连夜赶到南浔执行任务。第二天，时任嘉兴县委副书记的杨铭、沈如淙到南浔检查藏书楼的保卫工作，研究警卫措施。
南浔附近的匪特并不甘心失败。就在第一连进驻小莲庄第三天下午，一连文书沈向荣（中共党员，崇明人），在藏书楼通往市街的弄口突然遭到两名土匪袭击，两匪扑向沈夺枪，沈奋勇反抗，力拒两匪。他们见夺枪不成，即向沈连开数枪，沈当场牺牲。连队闻讯，立即追捕两匪。在当地农会干部（其中有一女同志）、群众协助下，两匪当天被捕获，关在一间靠河民房内。夜间一匪跳窗逃跑，落入河中淹死；另一匪被押送至嘉兴独立营营部，审讯后，报经上级批准处决。在审讯中得知两匪系国民党潜伏下来的马文龙匪部残匪。烈士鲜血洒典籍，藏书楼被保护下来了。
十年浩劫，南浔也饱受沧桑。当时我在嘉业堂附近一所中学任教，看到它终年铁门紧闭，显得神秘兮兮的。很多次，我和友人不得其门而入，往往只能徜徉在香樟树成行的石板路上，倒也别有一番滋味。后来才意识到，正因为它铁门紧闭，才躲过了动乱的厄运。这不能不归功于一个把生命与藏书楼连在一起的人，他的名字叫汤福璋，是省图书馆派到南浔的一个普通管理员。他从杭州调来，一家四口甘居寂寞，长守数十万卷古籍，并精心保养，没有一日懈怠。老汤虽然不是学者，但他深知嘉业堂中这些古籍价值连城，就摆出一副“大革命”的架势，用石灰和黄泥涂没了一切显山露水的真迹，再用红漆大书特书标语口号，使藏书楼成了“红色的海洋”。给他壮胆的还有嘉业堂周围的农民兄弟，他们让他准备好一只脸盆和一根桑柴头，只要有紧急情况就登楼以击盆为号，农民兄弟就赶来帮助。
有一次，一群红卫兵团团围住了嘉业堂。
老汤急中生智，开口操起杭州官话说：周总理曾指示南下大军保护藏书楼，陈老总也来视察过。他千方百计把红卫兵阻挡在外面。
“冲！冲进去！”红卫兵大声嚷道。
老汤挺身挡住铁门，冷静地望了一眼红卫兵，说：嘉业堂是浙江省图书馆的古籍部，里面藏的全部是中国的古书，这些古书很珍贵，很有价值，你们千万不要乱来。（上个世纪）50年代为了查找中印边界某种珍贵史料，中央让北京、上海、南京等一些图书馆查找，后来却在嘉业堂里找到了好几份哩！…… 红卫兵听了这些道理，又望望门里的“红海洋”，才半信半疑地离开了这座抹着神秘色彩的藏书楼。
现在，老汤早已远行。
他从未认为自己是“功臣”，但南浔人永远记着他！ 凡是爱书的人，都不应该忘记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