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浔区图书馆 内容
嘉业堂藏书楼园林中有一荷花池，四周堆叠的太湖石假山形似腾飞的龙、奔驰的马、报晓的鸡、顽皮的猴等十二生肖。一朵朵荷花在田田碧叶的映衬下向阳绽开，白的似素云，红的如彩霞，清风送来缕缕幽香……这一切似乎都在竭力赋予一种生命与感情、人与自然的融合，让我不禁想起同乡文友国擎、景华《垂虹熙南浔》一书中的一段话：《国语·齐》说：“负任担荷，服牛轺马，以周四方。”《左传》也说过：“殷受命咸宜，百禄是荷。”而《文选·东京赋》中不是有那句“荷天下之重任，匪怠皇以宁静”吗？哦，我明白了。
植荷，示意来者当肩承国家之重任，天下才兴旺也！ 步入荷池中“明瑟”亭小坐，环顾池两边各有亭一座，即“障红”和“浣碧”。明瑟，《水经注·济水》有“池上有客亭，左右楸桐，负日俯仰，且对鱼鸟，水才明瑟”句。浣碧，意指洗美玉也。何谓障红？漳水有清、浊两河，合汇于大名县。红，可作“工”解。此时，忽闻虎啸声起。循声过去，只见一群游客聚在那块约两米多高的太湖石前，争相上前对石上一小孔吹气。吹着，便有虎啸声传出。石上镌阮元篆书“啸石”两字，其下复有张廷济（叔末）题句。阮元，是清乾隆年间进士，体仁大学士，曾任两浙总督。此石原为阮元故物，置在西湖中间三墩之一的阮公墩上，后被人偷卖给南浔朱宏茂植于述园。刘承干造此园时，朱氏又卖给刘家。
书楼的设计很新颖，根据藏书的特殊需求在形制、材料等方面作了变通，为中西合璧的回廊式两层建筑，看似简单，却藏巧于拙，玄虚莫测。进得门去，只见一个占地两亩的四方天井，主体由前轴七间两进和左右厢房各六间组成，楼上楼下共有书库52间，书架上堆满尘封的故事。所有的楼、堂、斋、室都陈列着大理石屏风、书桌、天台几和香妃榻等红木家具，一派清代厅堂的风格。
边走边看，我不觉来到正对进门处的嘉业厅。抬头看，“钦若嘉业”九龙金匾高高悬着，是清宣统皇帝溥仪所赐。据说那上面的字是溥仪的老师陆润庠所写。但匾上没落款，题于何年不详。如是陆润庠捉笔，应是辛亥革命后至1919年间。“钦若嘉业”是汉碑《华山碑》上的一句话。原文：“君到，钦若嘉业，遵而成之。”1917年，溥仪又复赐“抗心希古”九龙金匾。“抗心希古”，出典是嵇康《幽愤诗》里的一句。
嵇康长得很帅，当了魏宗室的女婿后，反对司马昭改魏称帝，屡召不赴。
他完全不理会种种传世久远、名目堂皇的教条礼法，厌恶官场仕途，追求一种摆脱约束、回归自然、享受悠闲的人生境界。他把庄子哲学人间化，因此也诗化了，很有道理。
嵇康长期隐居在河南焦作的山阳，后来到了洛阳城外竟开了个铁匠铺，与他的好友、文学家向秀一起打铁。正这么叮叮当当地打铁时，忽然来了一列华贵的车队，为首的是朝廷宠信的钟会。但嵇康却不理会。
他抡锤，向秀拉风箱，旁若无人。
钟会很尴尬，只能悻悻回去。
然而，对嵇康来说，真正能从心灵深处干扰他的，是朋友。这样的事情，不幸在他和好友山涛之间发生。当时朝廷要山涛推荐一个合格的人继任他的官职，他真心诚意地推荐了嵇康。但嵇康却立即写了一封绝交信给山涛（《与山巨源绝交书》）。
嵇康还写过另一封绝交信给吕巽。但仅为此，他被捕了。
理由很简单：他是不孝者的同党。
一个“不孝者的同党”，该如何处罚！ 这时候，司马昭所宠信的钟会求见，说：嵇康是条卧龙，不能为你服务，就不必留他。司马昭便下令把他杀了。杀他的时候，3000多名太学生发起营救。史称他为第一位学生运动领袖。
《幽愤诗》写于狱中，诗中说自己早孤，靠兄长与母亲教育，不听话也不尊重先生，好老子、庄周学说，攻击孔子。“爰及冠带，任宠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嵇康的这种性格与生活方式葬送了他的生命，仅活了40岁。临刑前目观日移，索琴弹之。刑场上一片寂静，神秘的琴声铺天盖地。一曲《广陵散》是生命的绝响。这是何等的悲壮和苍凉，足够中国的文化人思考好几个世纪。据说他游洛西时，暮宿华阳亭，引琴闲弹，是夜有人闻琴声而至，授此曲。如此一释，溥仪的居心不是昭然若揭吗？可见刘承干以“遗老”自居，对清朝末代皇帝五体投地，感激涕零，不是没有思想渊源的。当然，旧臣不事新主，而用心拯救文化遗产，也不失其道义也！…… 前进东侧为“宋四史斋”，由吴昌硕篆额。前进西侧为“诗萃室”，曾放着一本由刘安澜与刘承干合编的《国朝诗萃》。当时《国朝诗萃》正本由刘安澜所编，刘承干编的是续本。楼上正厅称“希古楼”，匾额系郑孝胥所题。两侧为“求恕斋”、“黎光阁”。楼下走廊左右壁间嵌有文徴明的《两桥记》和《辞金记》两块书碑，行书直写，笔迹流丽隽逸，苍润秀雅。
我想起南浔同乡、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曾称誉嘉业堂藏书楼是20世纪初的“摩登”，觉得此话很有哲理。细细咀嚼这“摩登”一词，本是当时上海滩上的一个时髦用语，现在用来概括嘉业堂的建筑特点，总结它保护设施的优势，倒也是十分贴切的。藏书楼四周有一道碧水环绕，起到了防火的“断层”作用。每个书库均装有玻璃、铁皮两层窗户，珍藏之书盛于书柜中，柜内复衬夹板，也是防潮的措施。泄水的管子砌在廊柱中间，出口处又临近室外阴沟处。令人惊奇的还有房屋采用砖木结构，但走廊的立柱、横梁均为钢筋水泥混凝土浇制。楼下的地坪用砖窑烧制的青方砖铺就，而且间间不同。方砖之下，又用瓦钵铺垫，瓦钵下铺一尺多厚的细沙，故地下潮气无法上升。就连室外的大天井，也用水泥浇成方块，不仅采光通风，而且可供晒书之用。当时还专设消防室，配有震旦灭火机。“其设备周至，公家图书馆对之有愧色矣”（张岑《南浔刘氏嘉业堂观书记》）。但是，光凭这些保护设施还远远不够，因为水、火、虫子、战争、时间等等，都是它的“克星”。
由于刘承干处于动荡不安的时代，加上家道中落，日本军队的入侵又打碎了南浔优美宁静的生态，抗战前其镇库之宝宋刻《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宋刻本中的珍本《鹤山先生大全》、《窦氏联珠集》、《永乐大典》残本、《宋会要》稿本及《明实录》抄本等皆已易主。但大批古籍的流失是在抗战爆发之后。1937年“八·一三”上海事变，11月日军占领南浔，嘉业堂危在旦夕。刘承干将大批珍贵书籍陆续运往上海。刘承干流散之藏书，除部分被私家购去外，大部分归北京、大连、上海等地各类图书馆入藏，其中卖给中央图书馆的那批书，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经“文献保存同志会”郑振铎、徐森玉、叶恭绰等人设法，将那批书运到香港，谁知不久香港沦陷，这批书与他们为中央图书馆抢救的其他大宗珍籍，被日本人劫往东京，直到抗战胜利后才被追回。
我在惋惜刘承干藏书散失的同时，更为郑振铎、徐森玉等努力保护嘉业堂的藏书而感到欣慰。书楼始成之日，刘承干为此记文，诫其子孙不得损毁失散。谁知刘氏却自聚自散，真是殊为可叹！书楼的衰败固然有主人的责任，更主要的却是历史的必然。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中国大乱之时，也是从封建走向共和的转型之期，随着封建帝制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基础的瓦解和崩溃，传统藏书楼自然难逃衰败的命运。这位中国近代最晚的藏书家所面对的正好是现代图书馆的兴起，新科技和现代印刷术的广泛应用这样一种新格局。那种古老传统模式的专藏不用、重藏轻用的封建藏书楼已丧失了生存的土壤和条件。可以说嘉业堂代表了中国封建藏书楼的终结，其藏书的聚散兴衰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植荷，示意来者当肩承国家之重任，天下才兴旺也！ 步入荷池中“明瑟”亭小坐，环顾池两边各有亭一座，即“障红”和“浣碧”。明瑟，《水经注·济水》有“池上有客亭，左右楸桐，负日俯仰，且对鱼鸟，水才明瑟”句。浣碧，意指洗美玉也。何谓障红？漳水有清、浊两河，合汇于大名县。红，可作“工”解。此时，忽闻虎啸声起。循声过去，只见一群游客聚在那块约两米多高的太湖石前，争相上前对石上一小孔吹气。吹着，便有虎啸声传出。石上镌阮元篆书“啸石”两字，其下复有张廷济（叔末）题句。阮元，是清乾隆年间进士，体仁大学士，曾任两浙总督。此石原为阮元故物，置在西湖中间三墩之一的阮公墩上，后被人偷卖给南浔朱宏茂植于述园。刘承干造此园时，朱氏又卖给刘家。
书楼的设计很新颖，根据藏书的特殊需求在形制、材料等方面作了变通，为中西合璧的回廊式两层建筑，看似简单，却藏巧于拙，玄虚莫测。进得门去，只见一个占地两亩的四方天井，主体由前轴七间两进和左右厢房各六间组成，楼上楼下共有书库52间，书架上堆满尘封的故事。所有的楼、堂、斋、室都陈列着大理石屏风、书桌、天台几和香妃榻等红木家具，一派清代厅堂的风格。
边走边看，我不觉来到正对进门处的嘉业厅。抬头看，“钦若嘉业”九龙金匾高高悬着，是清宣统皇帝溥仪所赐。据说那上面的字是溥仪的老师陆润庠所写。但匾上没落款，题于何年不详。如是陆润庠捉笔，应是辛亥革命后至1919年间。“钦若嘉业”是汉碑《华山碑》上的一句话。原文：“君到，钦若嘉业，遵而成之。”1917年，溥仪又复赐“抗心希古”九龙金匾。“抗心希古”，出典是嵇康《幽愤诗》里的一句。
嵇康长得很帅，当了魏宗室的女婿后，反对司马昭改魏称帝，屡召不赴。
他完全不理会种种传世久远、名目堂皇的教条礼法，厌恶官场仕途，追求一种摆脱约束、回归自然、享受悠闲的人生境界。他把庄子哲学人间化，因此也诗化了，很有道理。
嵇康长期隐居在河南焦作的山阳，后来到了洛阳城外竟开了个铁匠铺，与他的好友、文学家向秀一起打铁。正这么叮叮当当地打铁时，忽然来了一列华贵的车队，为首的是朝廷宠信的钟会。但嵇康却不理会。
他抡锤，向秀拉风箱，旁若无人。
钟会很尴尬，只能悻悻回去。
然而，对嵇康来说，真正能从心灵深处干扰他的，是朋友。这样的事情，不幸在他和好友山涛之间发生。当时朝廷要山涛推荐一个合格的人继任他的官职，他真心诚意地推荐了嵇康。但嵇康却立即写了一封绝交信给山涛（《与山巨源绝交书》）。
嵇康还写过另一封绝交信给吕巽。但仅为此，他被捕了。
理由很简单：他是不孝者的同党。
一个“不孝者的同党”，该如何处罚！ 这时候，司马昭所宠信的钟会求见，说：嵇康是条卧龙，不能为你服务，就不必留他。司马昭便下令把他杀了。杀他的时候，3000多名太学生发起营救。史称他为第一位学生运动领袖。
《幽愤诗》写于狱中，诗中说自己早孤，靠兄长与母亲教育，不听话也不尊重先生，好老子、庄周学说，攻击孔子。“爰及冠带，任宠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嵇康的这种性格与生活方式葬送了他的生命，仅活了40岁。临刑前目观日移，索琴弹之。刑场上一片寂静，神秘的琴声铺天盖地。一曲《广陵散》是生命的绝响。这是何等的悲壮和苍凉，足够中国的文化人思考好几个世纪。据说他游洛西时，暮宿华阳亭，引琴闲弹，是夜有人闻琴声而至，授此曲。如此一释，溥仪的居心不是昭然若揭吗？可见刘承干以“遗老”自居，对清朝末代皇帝五体投地，感激涕零，不是没有思想渊源的。当然，旧臣不事新主，而用心拯救文化遗产，也不失其道义也！…… 前进东侧为“宋四史斋”，由吴昌硕篆额。前进西侧为“诗萃室”，曾放着一本由刘安澜与刘承干合编的《国朝诗萃》。当时《国朝诗萃》正本由刘安澜所编，刘承干编的是续本。楼上正厅称“希古楼”，匾额系郑孝胥所题。两侧为“求恕斋”、“黎光阁”。楼下走廊左右壁间嵌有文徴明的《两桥记》和《辞金记》两块书碑，行书直写，笔迹流丽隽逸，苍润秀雅。
我想起南浔同乡、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曾称誉嘉业堂藏书楼是20世纪初的“摩登”，觉得此话很有哲理。细细咀嚼这“摩登”一词，本是当时上海滩上的一个时髦用语，现在用来概括嘉业堂的建筑特点，总结它保护设施的优势，倒也是十分贴切的。藏书楼四周有一道碧水环绕，起到了防火的“断层”作用。每个书库均装有玻璃、铁皮两层窗户，珍藏之书盛于书柜中，柜内复衬夹板，也是防潮的措施。泄水的管子砌在廊柱中间，出口处又临近室外阴沟处。令人惊奇的还有房屋采用砖木结构，但走廊的立柱、横梁均为钢筋水泥混凝土浇制。楼下的地坪用砖窑烧制的青方砖铺就，而且间间不同。方砖之下，又用瓦钵铺垫，瓦钵下铺一尺多厚的细沙，故地下潮气无法上升。就连室外的大天井，也用水泥浇成方块，不仅采光通风，而且可供晒书之用。当时还专设消防室，配有震旦灭火机。“其设备周至，公家图书馆对之有愧色矣”（张岑《南浔刘氏嘉业堂观书记》）。但是，光凭这些保护设施还远远不够，因为水、火、虫子、战争、时间等等，都是它的“克星”。
由于刘承干处于动荡不安的时代，加上家道中落，日本军队的入侵又打碎了南浔优美宁静的生态，抗战前其镇库之宝宋刻《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宋刻本中的珍本《鹤山先生大全》、《窦氏联珠集》、《永乐大典》残本、《宋会要》稿本及《明实录》抄本等皆已易主。但大批古籍的流失是在抗战爆发之后。1937年“八·一三”上海事变，11月日军占领南浔，嘉业堂危在旦夕。刘承干将大批珍贵书籍陆续运往上海。刘承干流散之藏书，除部分被私家购去外，大部分归北京、大连、上海等地各类图书馆入藏，其中卖给中央图书馆的那批书，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经“文献保存同志会”郑振铎、徐森玉、叶恭绰等人设法，将那批书运到香港，谁知不久香港沦陷，这批书与他们为中央图书馆抢救的其他大宗珍籍，被日本人劫往东京，直到抗战胜利后才被追回。
我在惋惜刘承干藏书散失的同时，更为郑振铎、徐森玉等努力保护嘉业堂的藏书而感到欣慰。书楼始成之日，刘承干为此记文，诫其子孙不得损毁失散。谁知刘氏却自聚自散，真是殊为可叹！书楼的衰败固然有主人的责任，更主要的却是历史的必然。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中国大乱之时，也是从封建走向共和的转型之期，随着封建帝制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基础的瓦解和崩溃，传统藏书楼自然难逃衰败的命运。这位中国近代最晚的藏书家所面对的正好是现代图书馆的兴起，新科技和现代印刷术的广泛应用这样一种新格局。那种古老传统模式的专藏不用、重藏轻用的封建藏书楼已丧失了生存的土壤和条件。可以说嘉业堂代表了中国封建藏书楼的终结，其藏书的聚散兴衰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