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浔区图书馆 内容
我抚摸着锈迹斑驳的平桥铁栏，凝视着南浔文化的封面——嘉业堂藏书楼。从外表看，这座建筑与这里的江南大宅没有什么区别，总体是灰色调的。
所不同的是，四周一泓绿水呈带状环绕，寓肃穆的书楼于精美的园林之中，其结构很有特色，处处散发着浓浓的书香。
穿过古朴的大门，遇到藏书楼的负责人郑兴宝先生。问起刘承干的刻书情况，他给我讲了一件往事：就在嘉业堂大兴土木之时，上海滩上发现了天一阁的藏书，原来是由于天一阁主人的疏忽，被与上海滩的不法书商有勾结的小偷夜里钻了空子。幸亏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出巨资买下了天一阁的这些藏书，转藏于“涵芬楼”。虽然“涵芬楼”后来毁于日军的炸弹，但张元济的抢救行为，无疑给了刘承干深深的告诫。
刘承干曾对朋友说：天灾人祸，有时不可避免。我要把善本珍本赶快刻出来，使不经见之籍“为千百化身，以公诸天下后世”。为此，聘请著名学者和名匠刻工，刻印了许多古籍，不少是海内孤本。正如缪荃荪指出的，重孤本是刘承干刻书的一大特点。有些孤本到了他手里已零帙断纸，凌乱不堪，如果没有他的抢救，这些珍贵的罕见之籍恐怕早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了。
校勘细致、刊刻精工、书品考究是刘承干刻书的第二大特点。凡刻印之书，事先必请专家鉴定推荐，然后由最权威的学者校正定稿，再请专家作跋，说明刊刻书籍的源流及其价值，才正式刻印。自1913年至1933年的近20年内，他刻印的《嘉业堂丛书》、《吴兴丛书》、《留余草堂丛书》、《希古楼金石丛书》、《求恕斋丛书》以及单印本《影宋四史》、《旧五代史》、《章氏遗书》等，均用红梨木雕板，刻法精湛，字迹清晰，所用纸张绵薄坚韧，共200多种，约3000卷，数量之巨，为近代所罕见。刻印的古籍中，有不少被清廷列为禁书，如明末文人遗著《安龙逸史》、《闲渔闲闲录》、《翁山门外》和《三垣笔记》等。
刘承干对待私家藏书的开明态度，体现了对历代藏书家深锁秘守、惟恐人知的观念的超越。他刊刻古籍并不以盈利为目的，起初皆无偿赠送，后因求书人太多，才定价出售，但对友人仍无偿送之。为此，专门雇了一名职员，负责邮寄，甚至连邮费也不收。试问，即使在当今社会，有谁赚了钱，还会如此去传播这文明的种子呢？嘉业堂的藏书虽然不是公开阅览的，但由于刘承干的慷慨大度，仍接待过不少慕名前来的专家、学者。如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北京图书馆馆长袁同礼等，都先后到此参观，并由书楼招待住宿；江苏省图书馆馆长柳诒征到了这里，见到钞本《明实录》，大喜过望，即派人前来抄录一部；湖北学者徐行为，为了抄书，竟在书楼中一住就是数月，连膳宿都免费供应。日本几位汉学家曾来信委托嘉业堂请人代抄一部《宋会要》和其他书籍，也全部照办。刘承干不仅允许抄书，还同意别人借去翻印。他的这种文化精神、人格精神，真有点“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的味道，是深受中外学者所青睐的。
说到这里，郑兴宝先生兴致勃勃地给我讲述了一则关于鲁迅先生与嘉业堂的故事。
1934年5月的一天下午，鲁迅收到了许寿裳寄来的《嘉业堂刻印书目》（周子美编纂），从中发现了自己所需要的书籍。在此之前，鲁迅仅购过5种刘氏刻书。刘承干刻书，尤其清代禁书，引起鲁迅的关注。于是他欣然前往上海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刘承干府上去买书。他找到了门牌号码，便上前轻轻叩门。
“请问，主人在家吗？” 没有回音。
大门上开了一个小方洞，里面有中国门房、中国巡捕、白俄镖师各一位。
巡捕问：“先生，你来干啥？” “我来买书。” “买书？不凑巧，账房先生出去了。” “那么，其他人管不管？” “没有人管。明天再来罢。” “我住得远，能否让我等一会儿？” “不行！” 巡捕说罢，大门上那小方洞关上了。
鲁迅没法，只好悻悻回家。
过了两天，鲁迅又到了那里，但回答更让他失望。
巡捕说：“书都没有了！卖完了！不卖了！” 鲁迅又讨了个没趣。不过，也没有第三次再去买书了（此后，通过周建人夫妇及张梓生，鲁迅又购买了16种刘氏刻书）。
按鲁迅的“绍兴师爷”式的脾气（施蛰存语），当时本该要骂山门的。这刘家既不是衙门，又不是洋人，其大门为何这么难进？可是鲁迅没有发脾气，倒是在《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一文中说了不少好话：“……因为实在回复的斩钉截铁。现在所有的几种，是托朋友去辗转买来的，好像必然是熟人或走熟的书店，这才买得到。”鲁迅还说：“《安龙逸史》大约也是一种禁书，我所得的是吴兴刘氏嘉业堂的新刻本。他刻的前清禁书还不止这一种，屈大均的又有了《翁山门外》；还有蔡显的《闲渔闲闲录》，是作者因此‘斩立决’，还累及门生的，但我仔细看了一遍，却又寻不出什么忌讳。对于这种刻书家，我是很感激的，因为他传授给我许多知识——虽然从雅人看来，只是些庸俗不堪的知识。”鲁迅在给杨霁云的信中说：“……有些书则非傻公子如此公者是不会刻的，所以，他还不是毫无益处的人物。”
所不同的是，四周一泓绿水呈带状环绕，寓肃穆的书楼于精美的园林之中，其结构很有特色，处处散发着浓浓的书香。
穿过古朴的大门，遇到藏书楼的负责人郑兴宝先生。问起刘承干的刻书情况，他给我讲了一件往事：就在嘉业堂大兴土木之时，上海滩上发现了天一阁的藏书，原来是由于天一阁主人的疏忽，被与上海滩的不法书商有勾结的小偷夜里钻了空子。幸亏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出巨资买下了天一阁的这些藏书，转藏于“涵芬楼”。虽然“涵芬楼”后来毁于日军的炸弹，但张元济的抢救行为，无疑给了刘承干深深的告诫。
刘承干曾对朋友说：天灾人祸，有时不可避免。我要把善本珍本赶快刻出来，使不经见之籍“为千百化身，以公诸天下后世”。为此，聘请著名学者和名匠刻工，刻印了许多古籍，不少是海内孤本。正如缪荃荪指出的，重孤本是刘承干刻书的一大特点。有些孤本到了他手里已零帙断纸，凌乱不堪，如果没有他的抢救，这些珍贵的罕见之籍恐怕早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了。
校勘细致、刊刻精工、书品考究是刘承干刻书的第二大特点。凡刻印之书，事先必请专家鉴定推荐，然后由最权威的学者校正定稿，再请专家作跋，说明刊刻书籍的源流及其价值，才正式刻印。自1913年至1933年的近20年内，他刻印的《嘉业堂丛书》、《吴兴丛书》、《留余草堂丛书》、《希古楼金石丛书》、《求恕斋丛书》以及单印本《影宋四史》、《旧五代史》、《章氏遗书》等，均用红梨木雕板，刻法精湛，字迹清晰，所用纸张绵薄坚韧，共200多种，约3000卷，数量之巨，为近代所罕见。刻印的古籍中，有不少被清廷列为禁书，如明末文人遗著《安龙逸史》、《闲渔闲闲录》、《翁山门外》和《三垣笔记》等。
刘承干对待私家藏书的开明态度，体现了对历代藏书家深锁秘守、惟恐人知的观念的超越。他刊刻古籍并不以盈利为目的，起初皆无偿赠送，后因求书人太多，才定价出售，但对友人仍无偿送之。为此，专门雇了一名职员，负责邮寄，甚至连邮费也不收。试问，即使在当今社会，有谁赚了钱，还会如此去传播这文明的种子呢？嘉业堂的藏书虽然不是公开阅览的，但由于刘承干的慷慨大度，仍接待过不少慕名前来的专家、学者。如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北京图书馆馆长袁同礼等，都先后到此参观，并由书楼招待住宿；江苏省图书馆馆长柳诒征到了这里，见到钞本《明实录》，大喜过望，即派人前来抄录一部；湖北学者徐行为，为了抄书，竟在书楼中一住就是数月，连膳宿都免费供应。日本几位汉学家曾来信委托嘉业堂请人代抄一部《宋会要》和其他书籍，也全部照办。刘承干不仅允许抄书，还同意别人借去翻印。他的这种文化精神、人格精神，真有点“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的味道，是深受中外学者所青睐的。
说到这里，郑兴宝先生兴致勃勃地给我讲述了一则关于鲁迅先生与嘉业堂的故事。
1934年5月的一天下午，鲁迅收到了许寿裳寄来的《嘉业堂刻印书目》（周子美编纂），从中发现了自己所需要的书籍。在此之前，鲁迅仅购过5种刘氏刻书。刘承干刻书，尤其清代禁书，引起鲁迅的关注。于是他欣然前往上海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刘承干府上去买书。他找到了门牌号码，便上前轻轻叩门。
“请问，主人在家吗？” 没有回音。
大门上开了一个小方洞，里面有中国门房、中国巡捕、白俄镖师各一位。
巡捕问：“先生，你来干啥？” “我来买书。” “买书？不凑巧，账房先生出去了。” “那么，其他人管不管？” “没有人管。明天再来罢。” “我住得远，能否让我等一会儿？” “不行！” 巡捕说罢，大门上那小方洞关上了。
鲁迅没法，只好悻悻回家。
过了两天，鲁迅又到了那里，但回答更让他失望。
巡捕说：“书都没有了！卖完了！不卖了！” 鲁迅又讨了个没趣。不过，也没有第三次再去买书了（此后，通过周建人夫妇及张梓生，鲁迅又购买了16种刘氏刻书）。
按鲁迅的“绍兴师爷”式的脾气（施蛰存语），当时本该要骂山门的。这刘家既不是衙门，又不是洋人，其大门为何这么难进？可是鲁迅没有发脾气，倒是在《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一文中说了不少好话：“……因为实在回复的斩钉截铁。现在所有的几种，是托朋友去辗转买来的，好像必然是熟人或走熟的书店，这才买得到。”鲁迅还说：“《安龙逸史》大约也是一种禁书，我所得的是吴兴刘氏嘉业堂的新刻本。他刻的前清禁书还不止这一种，屈大均的又有了《翁山门外》；还有蔡显的《闲渔闲闲录》，是作者因此‘斩立决’，还累及门生的，但我仔细看了一遍，却又寻不出什么忌讳。对于这种刻书家，我是很感激的，因为他传授给我许多知识——虽然从雅人看来，只是些庸俗不堪的知识。”鲁迅在给杨霁云的信中说：“……有些书则非傻公子如此公者是不会刻的，所以，他还不是毫无益处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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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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