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浔区图书馆 内容
清康熙二年后，南浔镇花园弄边的封火山墙里留下的一块大宅旧址总让人毛骨悚然，无人问津。过了很多年以后，这旧址却突然卖掉了，并建起了一座中西合璧的新宅，由南、北、中三部分组成。
新宅主人曾扬言要与张家（石铭）别“苗头”（攀比），你建西洋楼，我建红房子。中部建筑以传统儒家文化思想理念的厅、堂、楼、厢为主体；南、北部中式建筑却融入了西班牙式建筑，其中北部两幢通体红色的西洋式砖楼尤为壮观；东面沿河的半圆形石驳岸别具一格，各幢建筑前后左右间隔空间疏离得当，不同于张宅以备弄、角门、耳门连接，回廊一边朝向天井，还采用电灯照明（自备发电机）。从巴洛克式的柱头造型到木质百叶窗，从欧式彩色玻璃到法国进口的马赛克、壁炉，无不体现出18世纪“西风东渐”的演变。据“老南浔”菊人伯回忆，承造此宅的是南浔的“邬记木作”，这里原有一网球场，边上一角是奶牛场；东面河边的钟楼上曾有一口很大的西洋自鸣钟，远近都能听见它的钟声。
新宅主人当时约30多岁，浓眉大眼，留着长须，常穿一身长袍，似乎与红砖、罗马柱不属于同一时代。他每次进进出出，总有一些意味深长的目光若隐若现地跟随着他。终于有一天，邻居告诉他，这封火山墙里死过许多人！被满门抄斩！株连九族！京城派来的官兵在此掘地三尺，挖掉墙脚，夷为平地…… “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
你们说这地方不吉利，我占过卦，是大吉签！住在这里是大大的吉利！” 听的人呆住，问：“怎么会大大的吉利？” “我请风水先生看过这里的风水，大难过后必定大发！中国老百姓有句老话：富不过三代，而穷也不过三代。想想也是，几千年弹指一挥过去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至今依然走着这一怪圈。不知何日才真正能遁出此风水八卦，从历史的怪圈中走出？照此逻辑，这旧址上死掉的那些人，他们没有享受的寿命和福气，都会统统留给以后住的人的！也许这就是福不过三代，祸也不过三代……” “咳咳，你真的不害怕？” “我久闯江湖，混迹官场，见多了世态炎凉，风波艰险不可畏也！” 好！出语不凡，落地有声。听的人目瞪口呆，心里却不得不暗暗佩服。其实境由心生，很多恐惧和不安的情绪，都是人们在习惯或习俗的框框里面，给自己预先框死了的。新宅主人识破了这个秘密，便闯入禁区，来了一个逆向思维的自我化解。
这位新宅主人，就是南浔“四象”之首刘镛的老三刘安泩（1876-1950），字渊叔，号梯青，为宋氏所生，以“崇德”名世。光绪十五年（1893）秀才，直隶省候补道员，钦加三品衔。因劝办山西赈捐，奏保二品顶戴，赏戴花翎，特赏头品顶戴，正一品封典。他17岁时与河南特用道姚宝勋之女完婚，生有
二子（承棨、承柟）三女（承新、承宜、承明）。12年后姚病故，又娶宁波“中国地皮大王”周湘云之三女为妻，另纳陶氏。又有三子（承柱、承桐、承栋）六女（承文、承玉〈早殁〉、承铭、承鈫、承钰、承钧）。
其实购买旧址前，刘梯青早已查过有关史料。元末明初，南浔达官弟子华宏纲在此建一园林，名“小桃园”。旁边有一小巷，就是花园弄。至明末时为富户庄允城（廷鑨之父）居住，内建“百尺楼”为读书处。清初发生的那场血雨腥风的最大文字狱，那场由《明史辑略》一书缘起，最后以一大堆人头和浩浩荡荡流放者作结的文坛士殇，使这里抹上了一层浓重的悲剧色彩，大大强化了后300年南浔文化的“政治免疫力”。
我想，刘梯青阅读这起惨不忍睹的江南书祸，是需要有相当的心理承受能力的。他的意气风发构成了一种深沉的反弹力，用自己的双肩顶开了血腥的闸门。但沉重之门非刘梯青的铁肩所能承受。他侧耳细听，那深埋的地基下，还回响着庄氏
一家的哀鸣。他看到了腐朽，看到了这个没落王朝的毒瘤，看到了几千年封建专制的狰狞嘴睑。他要用自己的安居之巢来填平这个病态社会的丑恶，连同他新思想的渗入，来淡化那暴虐岁月留下的记忆。
好个不俗的刘梯青，竟然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从钱氏购地筑屋，光绪三十四年（1908）竣工。大宅称刘氏梯号，老百姓则叫它红房子。因他有“述袭为园之志，抱守古迹之心”，沿承“小桃源”之意，园林改名“留园”，正好“留”与“刘”同音。陆树藩《留园记》写道：“春之日，惠风和畅，花香木茂，好鸟时鸣；及乎夏季，池上荷花盛开，红白相间，妙香扑鼻；秋则筱烟蕉露，爽气逼人；冬则风雪之中，离落横枝，梅花索笑，四时乐赏于此，俱具清明幽雅之娱，无繁华绮靡之留……”遗憾的是，20世纪30年代留园后一部分赠予外甥徐氏，故称“徐家花园”，但毁于抗日战争期间，至今仅存荷花池了。
刘氏梯号修复后开放的第一天，我与老同学顺泉兄跨过重重的石库大墙门，走进了这座老房子。透过那些西式的罗马柱和红砖砌成的高墙，我怀着极大的悲悯之情，凝视前人们面对的那片苦海，那片黑暗，那片血雨腥风，心想当年刘梯青不知如何体悟这样的生存空间，伴随他度过的，一定是那一个个孱弱生命的凄惨呻吟。
也许是顺泉兄敏感到我的情绪，就说：“这里曾是清代最大的文字狱——庄氏明史案的发生地，若设立一个永久性的纪念标志，该多有意义！” 我很赞成他的想法，问道：“那纪念标志，设在哪里最好？” 顺泉兄略加思索，说：“是否设在‘百尺楼读书处’这个地方？因为书籍是永远灭不绝的！只要有人类的存在，就有文明的渴望。文明化的形象之一，就是以书籍为代表的文化，书籍播散着知识分子的灵魂，推动着人类社会的文明化进程！”
新宅主人曾扬言要与张家（石铭）别“苗头”（攀比），你建西洋楼，我建红房子。中部建筑以传统儒家文化思想理念的厅、堂、楼、厢为主体；南、北部中式建筑却融入了西班牙式建筑，其中北部两幢通体红色的西洋式砖楼尤为壮观；东面沿河的半圆形石驳岸别具一格，各幢建筑前后左右间隔空间疏离得当，不同于张宅以备弄、角门、耳门连接，回廊一边朝向天井，还采用电灯照明（自备发电机）。从巴洛克式的柱头造型到木质百叶窗，从欧式彩色玻璃到法国进口的马赛克、壁炉，无不体现出18世纪“西风东渐”的演变。据“老南浔”菊人伯回忆，承造此宅的是南浔的“邬记木作”，这里原有一网球场，边上一角是奶牛场；东面河边的钟楼上曾有一口很大的西洋自鸣钟，远近都能听见它的钟声。
新宅主人当时约30多岁，浓眉大眼，留着长须，常穿一身长袍，似乎与红砖、罗马柱不属于同一时代。他每次进进出出，总有一些意味深长的目光若隐若现地跟随着他。终于有一天，邻居告诉他，这封火山墙里死过许多人！被满门抄斩！株连九族！京城派来的官兵在此掘地三尺，挖掉墙脚，夷为平地…… “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
你们说这地方不吉利，我占过卦，是大吉签！住在这里是大大的吉利！” 听的人呆住，问：“怎么会大大的吉利？” “我请风水先生看过这里的风水，大难过后必定大发！中国老百姓有句老话：富不过三代，而穷也不过三代。想想也是，几千年弹指一挥过去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至今依然走着这一怪圈。不知何日才真正能遁出此风水八卦，从历史的怪圈中走出？照此逻辑，这旧址上死掉的那些人，他们没有享受的寿命和福气，都会统统留给以后住的人的！也许这就是福不过三代，祸也不过三代……” “咳咳，你真的不害怕？” “我久闯江湖，混迹官场，见多了世态炎凉，风波艰险不可畏也！” 好！出语不凡，落地有声。听的人目瞪口呆，心里却不得不暗暗佩服。其实境由心生，很多恐惧和不安的情绪，都是人们在习惯或习俗的框框里面，给自己预先框死了的。新宅主人识破了这个秘密，便闯入禁区，来了一个逆向思维的自我化解。
这位新宅主人，就是南浔“四象”之首刘镛的老三刘安泩（1876-1950），字渊叔，号梯青，为宋氏所生，以“崇德”名世。光绪十五年（1893）秀才，直隶省候补道员，钦加三品衔。因劝办山西赈捐，奏保二品顶戴，赏戴花翎，特赏头品顶戴，正一品封典。他17岁时与河南特用道姚宝勋之女完婚，生有
二子（承棨、承柟）三女（承新、承宜、承明）。12年后姚病故，又娶宁波“中国地皮大王”周湘云之三女为妻，另纳陶氏。又有三子（承柱、承桐、承栋）六女（承文、承玉〈早殁〉、承铭、承鈫、承钰、承钧）。
其实购买旧址前，刘梯青早已查过有关史料。元末明初，南浔达官弟子华宏纲在此建一园林，名“小桃园”。旁边有一小巷，就是花园弄。至明末时为富户庄允城（廷鑨之父）居住，内建“百尺楼”为读书处。清初发生的那场血雨腥风的最大文字狱，那场由《明史辑略》一书缘起，最后以一大堆人头和浩浩荡荡流放者作结的文坛士殇，使这里抹上了一层浓重的悲剧色彩，大大强化了后300年南浔文化的“政治免疫力”。
我想，刘梯青阅读这起惨不忍睹的江南书祸，是需要有相当的心理承受能力的。他的意气风发构成了一种深沉的反弹力，用自己的双肩顶开了血腥的闸门。但沉重之门非刘梯青的铁肩所能承受。他侧耳细听，那深埋的地基下，还回响着庄氏
一家的哀鸣。他看到了腐朽，看到了这个没落王朝的毒瘤，看到了几千年封建专制的狰狞嘴睑。他要用自己的安居之巢来填平这个病态社会的丑恶，连同他新思想的渗入，来淡化那暴虐岁月留下的记忆。
好个不俗的刘梯青，竟然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从钱氏购地筑屋，光绪三十四年（1908）竣工。大宅称刘氏梯号，老百姓则叫它红房子。因他有“述袭为园之志，抱守古迹之心”，沿承“小桃源”之意，园林改名“留园”，正好“留”与“刘”同音。陆树藩《留园记》写道：“春之日，惠风和畅，花香木茂，好鸟时鸣；及乎夏季，池上荷花盛开，红白相间，妙香扑鼻；秋则筱烟蕉露，爽气逼人；冬则风雪之中，离落横枝，梅花索笑，四时乐赏于此，俱具清明幽雅之娱，无繁华绮靡之留……”遗憾的是，20世纪30年代留园后一部分赠予外甥徐氏，故称“徐家花园”，但毁于抗日战争期间，至今仅存荷花池了。
刘氏梯号修复后开放的第一天，我与老同学顺泉兄跨过重重的石库大墙门，走进了这座老房子。透过那些西式的罗马柱和红砖砌成的高墙，我怀着极大的悲悯之情，凝视前人们面对的那片苦海，那片黑暗，那片血雨腥风，心想当年刘梯青不知如何体悟这样的生存空间，伴随他度过的，一定是那一个个孱弱生命的凄惨呻吟。
也许是顺泉兄敏感到我的情绪，就说：“这里曾是清代最大的文字狱——庄氏明史案的发生地，若设立一个永久性的纪念标志，该多有意义！” 我很赞成他的想法，问道：“那纪念标志，设在哪里最好？” 顺泉兄略加思索，说：“是否设在‘百尺楼读书处’这个地方？因为书籍是永远灭不绝的！只要有人类的存在，就有文明的渴望。文明化的形象之一，就是以书籍为代表的文化，书籍播散着知识分子的灵魂，推动着人类社会的文明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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