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浔区图书馆

我年少时读《三国演义》，至今仍印象最深的还是第一回里的几句话：“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历史的衍变也确是如此。辛亥革命前后所出现的人和事，真犹如我在乡下看到的一场场草台戏，各式各样的人物，进进出出，好不热闹。而在南浔刘家众多的各种人物中，颇有戏剧性变化的角色还是刘锦藻。
  查考有关刘锦藻的史料，我发现他与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的两个代表人物张謇、汤寿潜是知己知音，从彼此几十年的交往中，可以看到心心相印的地方。如张謇大办实业，大多与刘锦藻“粘”在一起。凡刘氏在苏北的家产，无不与张謇有关。而在著书立说方面，刘锦藻则与汤寿潜更贴近些。要不，为何甲午战争以后，目睹清廷惨败，被迫订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刘锦藻竟会步汤寿潜之后尘，决心“以前车之鉴，诫告后来者”？于是博览群书，择要辑录，在汤寿潜编成《三通考辑要》一书七年后，刘锦藻编成《清续文献通考》初稿，共320卷，记录了乾隆五十一年（1786）以后至光绪三十年（1904）间的所有内政、外交之事。宣统二年（1910）呈送清廷，末代皇帝溥仪极赞赏他的治学精神，赐其内阁待学士衔。为何他们选择的课题都是封建朝廷的典章制度呢？显然，“心有灵犀一点通”，他们的拳拳之忱，都已刻到历史的深处——呼唤“立宪”去了。
  不过，刘锦藻与张謇、汤寿潜也有不同处。如1912年1月1日，孙中山成立南京临时政府，张謇、汤寿潜作为立宪派代表进入九人组阁名单。然而，刘锦藻却在辛亥革命前后，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裂变。虽然他早期具有维新思想，在“拒款保路风潮”中始终与张謇、汤寿潜站在斗争的前沿，但他的精神世界与“皇恩浩荡”有扯不清的关系，渴望与失望，投机与不屑，感恩戴德是刘锦藻生活中绕不过去的坎。可悲的是，清廷灭亡后，他无法斩断那根深蒂固的“皇权”情结。由于他的进士及第，改变了刘家以前有财无禄的商贾形象，不仅父亲，连曾祖父、祖父都成了光禄大夫，而且曾祖母、祖母、母亲也皆封为一品夫人。可见，刘锦藻完全继承了父亲的衣钵，使家族门楣的荣耀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因此，他在刘氏家庙门前耸起了高高的两座石碑坊，一为“积善”牌坊，一为“贞节”牌坊，四柱五楼，均用青石雕刻而成。尤为正楼额坊上悬雕龙牌匾，象征皇帝至高无上权威的“圣旨”高高在上俯视众生。这不是刘锦藻“皇权”情结的最好诠释和补充吗？ 也许这种“皇权”情结就是刘锦藻终究成为清朝遗老的精神支柱之一。辛亥革命的枪声，使刘锦藻的“皇权”梦幻化作肥皂泡影，但他寓居上海，“不食周粟”，与诸遗老“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地仍效忠溥仪小朝廷，而换来的也无非只是几顶空衔——“特赏头品顶戴，封荣禄大夫，授奉政大夫工部虞衡司郎中”。此后，刘锦藻不甘心安居一陋，又用了很大的精力和时间钻到故纸旧籍堆中，为那个已寿终正寝的满清王朝大书挽歌。在他看来，清代早期鼎盛繁荣，但乾隆以后却一朝不如一朝，威严的宫廷丑态百出，尊龙天子们抽大烟的、染性病的、尿裤裆的，大清王朝的速朽如同治皇帝的花柳病，即说亡就亡。至光绪、宣统之际，外侮内患交困，固守成法已不足持，于是维新派力主变法。然而，“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清廷却更加腐败，终于导致皇室灭绝。他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骤更祖宗成宪”，故而努力搜集、梳理这一时期的典章制度，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上接《清文献通考》，著成《清续文献通考》，记述了晚清120多年典章制度的递嬗剧变，成为“十通”之一，增至400卷。初版铅印本于1921年问世，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影印本。此外，他还著有《南浔备志》、《坚匏盦文抄》、《新政附考》、《律赋》、《南浔刘氏支谱》、《陆放翁年谱》、《尺牍与楹联》等。
  《清续文献通考》是刘锦藻平生著述中最重要的巨著，虽不能与《通典》、刘家圣旨牌坊《通志》等相提并论，但以私家之力，经20多年辑成此书，足见其用心之良苦。
  可以说，这是一部从典章制度中研究晚清兴衰的重要历史文献。其主要特点有三个方面：一是资料丰富。该书是“十通”中除前“三通”外，所收文献资料最为丰富的一种。二是该书最后四考，即《外交考》、《邮传考》、《实业考》、《宪政考》，对于研究清末政治、经济、外交的发展变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三是对某些重要典章、制度等，均加按语。这些按语，既反映了刘锦藻的忧患意识，又暴露出骨子里还是遗老。当然，《清续文献通考》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但总的来说，这是一部历代文献中较为有用的政书。正如陆润庠的序言所说：“纲罗考订，一朝典章制度灿然大备。” 看来历史上的改朝换代都不是由文人雅士来完成的。文人雅士的使命似乎永远是忠诚和报效。据说刘锦藻的上述案头功课，很大一部分是在杭州西子湖畔完成的。他有时住在西湖北部刘承干的留余草堂，但大多还是住在坚匏别墅。不过，在外面看多了愁云冷月，寒骨鬼唱，干戈低吟，再回到书斋与稿笺厮守，在碧桃与枫叶间排遣苦闷，倒也是美事。只是他举目河山，苍茫万感，思念王室，少不了痛哭淋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