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浔区图书馆

我曾参与编写《中国近代最大的丝商群体——湖州南浔的“四象八牛”》一书，沈梦月女士曾给我看过《南浔刘氏墓志铭》、《刘通奉家传》、《南浔刘氏支谱》等刘氏家族史料，我从中看到的是刘氏创业的坎坷艰难，仿佛字里行间浸透着血汗与泪水。
  刘镛（1826—1899），名介康，字冠军，一字贯经，浙江湖州南浔人。刘氏祖籍上虞，据说是大败以“平均”、“冲天”为称号的唐末黄巢农民起义军之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的后代。刘巨容十六世孙刘子荣佐朱元璋打天下，冲锋陷阵，立下汗马功劳，为明太祖青睐，封官授爵，刘氏开始中兴。清康熙时，二十四世祖尚贤公始迁南浔，居住在泰安桥边的丝行埭。至刘镛已是二十九代后人。其祖父、父亲及叔伯都是丝行雇工。刘镛15岁时，就到南浔一家绵绸布庄学生意。学徒先做佣人，洗衣、烧饭、劈柴、挑水、打杂、领孩子、倒夜壶，一天忙到晚，夜里只能睡在低得直不起腰的小阁楼上。吃饭只能在师傅们之后，抢着扒几口，往往吃到的是剩菜冷饭，有时才吃几口，那边一喊，你就得丢下饭碗去干活。当时，绵绸布庄比一般行业相对好些，学徒拜师后，如同药材店、茶食店等称先生一样，是属于“长衫班”的。刘镛从一年杂工、二年帮工、三年后做“下手”能够拿起一把尺丈量绵绸、布匹起，开始丈量着自己未来的路。但他辛苦一天却只得十文点心钱，即使像他师傅，年收入也不过百缗（一千文为一缗，百缗为一分银）。因此，他早有心机想“跳槽”，改学丝业。三年后，年仅17岁的刘镛由叔祖达泉公介绍，到谈德昌丝行当伙计，待遇比绵绸布庄已高出很多，年酬洋银10元，年底老板因他勤快能干还奖励洋银6元。
  在谈德昌丝行4年里，由于刘镛聪明好学，已悟出了丝行经营之奥秘。那时的欧洲各国已经意识到上海开埠的真正价值，特别钟情南浔的辑里丝，纷纷到上海落脚，年出口达到八九万包，其中得利之丰，岂能不让刘镛怦然心动？他要闯出自己的事业，就必须摆脱受雇打工的束缚。
  那年除夕夜，窗外鞭炮声声，星光格外灿烂。
  在谈德昌丝行老板的家里，圆桌上摆满了丰盛的佳肴——“四全”（全鸡、全鸭、全鱼、全蹄），“六冷盆”（爆鱼、白斩鸡、盐水虾、白肚、芹菜、酱肉），“八热炒”（炒鱼块、全家福、茹菇炒鸡、冬笋炒肉丝、糖醋排骨、韭菜炒蛋、素三鲜、生煎肉饼），外加一盆元宝蛋、一只丝粉菠菜蛋球大暖锅等。谈老板请伙计们吃年夜饭，喝酒、猜拳、行令，热闹非凡。
  此时，刘镛端起酒杯，说：“谈老板，承蒙照顾，我敬您一杯！” “干杯！”谈老板红光满面，一饮而尽。
  “谈老板，我真是对不起您啊！”刘镛又端起酒杯，“来，再敬您一杯！” “干杯！”谈老板脸露惊讶，问道：“此话啥意思？我不懂！” “实不相瞒，”刘镛坦然地表明，“谈老板，我虽心存感激，但为了养家活口，多挣点钱，只好另谋出路了。” “什么？你不想在我这里做啦？”谈老板心里虽有些不悦，但嘴上还是说得很漂亮：“不行！不行！我无论如何要你留下来！或者请你再考虑一下，尽量留下来怎么样？工钱么，可以商量……” “不不不！我主意已定，只好说声告辞了！”刘镛又端起满满的酒杯，毕恭毕敬地说：“谈老板，我再敬您一杯！” “来！干杯！” 话已公开挑明，谈老板也无话可说了。
  好大胆的刘镛又一次炒了老板的“鱿鱼”。
  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六月，刘镛东凑西借，筹集到2000银元，与同乡邢赓星、张聿屏合伙开起了丝行。刘镛在创业的历程中，既没有南霸天似的横行霸道，也没有黄世仁般的欺男骗女，正因为他讲究信誉，恪守商德，与邢合伙业丝近20年，都由他“一手出纳，比析肆，发梳眉列，无所遮蒙，人以为难”。更难能可贵的是邢赓星死后，刘氏的家业已远远超过邢家，但他不忘邢家的恩德，仍亲理出纳，邢家只是坐享其成；斥资析产时，刘镛也毫无私心。刘镛的良好商德主要得益于伯舅王父的熏陶。后来，刘记丝行几乎遍布南浔镇，而且家家门庭若市，刘镛仍亲自验丝、掌秤，王父就常在旁边观看，并劝告说：“经商者要目光远大，乡民辛苦累月，万万不可占其便宜。欺人就是欺己！”这些深切告诫，刘镛晚年回忆时，仍感动得流泪。
  吃苦耐劳、灵活果断是刘镛经营成功的另一秘诀。他常常天不亮就起身，忙到半夜还不得休息。咸丰元年（1851），刚刚死了父亲的刘镛跨入26岁的门槛，此时另一合伙人张聿屏突然撤资离去。一气一急，他病倒了。次年九月，刘镛完全背离了土地为他规定的传统主题，独自到上海滩闯事业，这是需要胆识和勇气的。到同治元年（1862），刘镛靠经营辑里丝发迹，家产已十分雄厚，不仅捐了蓝翎光禄寺署正，且看好在上海购地建屋。也就是这一年，曾国藩在上海招商运盐，刘镛就不失时机地投了盐业，不久又开设典当，继而涉足商界其他领域。同治二年（1863），刘镛38岁时，曾受到浙江巡抚左宗棠的委托，乘船赴浙江严州（今建德、桐庐、淳安），去办理那里的盐茶等商务。那时左宗棠的“楚军”虽已打败了太平军，但境内仍很不平静。刘镛路过富阳时，双方打得正急，枪弹密如雨点，别人都主张调转船头逃回去，但他下令把棉被浸入水，覆盖在船上，总算侥幸过了此关。到达严州时，谁知战后尸骨遍野，一片狼藉。刘镛赶紧把经商的钱拿出来救济灾民，施衣给药，掩埋尸体。归途中他突发疟疾，再加上乘船去上海劳顿不堪，结果大病数月，差点儿丧命……可见刘镛创业不仅艰难，而且充满坎坷、风险。到了晚年，他的家产已高达2000万两。
  “而能以风义自树立于当时者”，在浙江，只有杭州的胡光墉、宁波的叶澄衷可与他相比。
  而今，站在南浔古镇那镌刻着岁月痕迹的石桥上，眺望悠悠长流的碧水，耳畔仿佛隐约传来那丝市的熙攘声。刘镛发迹的话题引我沉思，给我启迪。不论中国还是外国的创业者，个中的精英无一不是从艰难困苦中闯出来的。刘镛曾训诫其子女说：“汝于钱财出入，寸宜宽，尺宜紧。寸不宽，则所得者分，而必为众怨之的；尺不紧，则所失者寸，而即为启侮之由。谚云：贪小失大。又云：无思无算第一穷，常言均有至理，汝其毋忽。”有人曾概括地说，刘镛年轻时开始与“一把尺”打交道，最后靠这“一把尺”量出了偌大家业。这真是人生哲学的格言警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