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浔区图书馆

铜匠担的象征意义从前，南浔刘氏家庙威严、肃穆。正厅悬挂着清宣统皇帝所赐“承先睦族”九龙金匾一块，始祖居中（至刘镛止），左为昭位，右边穆位，供奉着刘家列祖列宗的灵牌。刘氏家族每年春秋两季祭祀。
  我记忆中的刘氏家庙却一直是破损不堪的。因此小莲庄作为旅游景点以后，只得关上家庙大门。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刘氏家庙正在修葺。“老南浔”都说，当年刘氏家庙里供着一副小小的铜匠担，还是金制品呢。据说当年刘家祖上是挑铜匠担为生的。但我总觉得，南浔“四象”之首刘家的发迹，似乎是一个谜。
  有一说太离奇，似乎有点不合情理。
  某天，刘镛挑铜匠担路过南浔土地庙，见一红一绿两个儿童，正坐在地上玩几只金元宝。刘镛看这两个儿童挺可爱，却完全不知道手里的东西有多大价值，心想自己是穷光蛋，就默默地挑担走开了。
  当他转身时，忽然觉得有人往自己的短布衫袋子里塞东西。回头一看，原来是那个穿红衣的儿童。正想开口，两个儿童都不见了。伸手往袋里一摸，原来是只金元宝。
  当天晚上，刘镛做了一个梦，梦见那个穿红衣的儿童，手里拿着只金元宝，突然变成了一绞蚕丝，接着又变成了无数金元宝。刘镛受这个梦的启发，就拿这只金元宝做本钱，做起丝生意来。后来，刘镛发了大财，果然赚回了无数只金元宝。
  也有一说太单调乏味，纯属是巧合。
  一天，他挑铜匠担在乡下摆渡口上岸时，不慎脚一滑，桥口（河埠）石头一跳，跳出一块砖头。刘镛见砖头被擦破处呈现金黄色，就带回家里。结果，发现这是一块金砖，从此发家。
  又有一说流传较广，与婚姻有关。
  很早以前南浔邢家最富，号称邢百万。邢家当家人邢赓星和无锡沈百万是结拜兄弟，往来十分密切。这一年，沈家太太带了14岁的独养女儿到南浔来看一年一度的贤圣会，看中了邢家丝行做生意的刘镛。
  但当邢赓星托账房先生出面说媒时，刘镛却连忙摇头说：“我爷是在绍兴挑铜匠担的，实在不敢高攀，也不敢自作主张。” 账房先生赶到绍兴，果然见到刘镛爷挑副铜匠担“叮当、叮当”在路上跑，就把来意对刘镛爷说了，刘镛爷自然高兴，一口应承。于是，由邢家出彩礼，让刘镛订了亲。
  刘镛19岁那年满师后，邢、沈两家就让他自撑门面。那时，正巧生丝出口困难，丝价跌了又跌，刘镛看准行情，就开门低价收丝。过了一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结束，上海口岸又开放了，丝价日日上涨，刘镛乘机把丝抛出，卖给外国人，大大发了一笔洋财。
  刘镛与沈家千金结婚后，沈家的财产也归了他，刘家就成了南浔首富。据说，无锡荣家，南浔刘家，是当时江南两家大户，而荣家的财产则不及刘家。
  另有一说，故事性更强。
  这一年春丝又上市，辑里丝源源不断地售向丝行。广行挂的牌价是每两丝价白银9分左右。南浔镇上各大小丝行交够京行摊派的任务后，就可卖给广行赚钱了。刘恒顺丝行的生意很好，忙到日落才打烊。
  这时候，刘镛夫妻俩就把几十包生丝装上板车，由伙计拉到一家最大的广行去。没想到广行收购价是每两7分银，这不是要亏本吗?“快！我们换一家！”刘镛主仆三人一连跑了好几家广行，气人的是完全统一口径，无一例外。
  刘镛一时火起，不卖了。
  回到家，刘镛饭也吃不下，发着呆不知怎么办才好。
  过了许久，沈氏忽然说道：“这样由人家说了算，总不是办法！广东人不是把丝拿到上海去卖吗？我们干脆也把丝运到上海去！” 刘镛想：“与其在家里被广东人掐死，不如到上海去闯荡闯荡。然而，这谈何容易！一无大资金，二无大丝船。”沈氏说：“本钱小可以小做，没有大丝船可以租农船或航船。” 刘镛终于鼓起勇气，第二天就临时租条航船，再雇两个伙计，日夜兼程去上海，整整三天三夜到达了上海十六镛。
  夫妻俩一上岸，就打听丝价，上海市面上南浔辑里丝每两价高达二两白银。
  “什么！二两？”刘镛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相当于南浔收购价的三倍。
  他大喜过望，忙把运来的辑里丝全部卖掉，换回了白花花的银子。沈氏笑得嘴巴也合不拢了，刘镛干脆把航船长期包了下来。这一季春蚕丝，刘恒顺丝行发了一笔大财。其他丝行纷纷前来打探行情，效法自运。刘镛开创了丝船贩运的先河，从此南浔辑里丝直销上海出口。广庄渐渐没了生意，广东商人陆续撤了回去，这是后话。
  还有一说，出于刘氏后裔之口。
  传说刘老爷为人忠厚，在南浔开丝行的时候，就常跟从上海来南浔收购辑里丝的外国人及洋行打交道。有一次，一家上海洋行老板来镇上办货，办完货却不慎把钱包遗留在刘氏的家里。刘镛见钱包里有巨款，就赶紧设法找到了失主。
  洋行老板甚为感动，认定此人可靠，从此便和他做生意，并向他提供大批货款，用于收购生丝，同时鼓励他走出南浔，到上海发展……果然好人有好报，刘家从此发迹，几十年后终成千万富翁，名列“四象”之首。
  上述几种民间流传虽有不同，但大体已勾勒出刘家老爷的人格精神——勤劳、聪明、能干、诚信。这倒与史实基本符合。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刘镛是从一位普通老百姓跃为江南巨富的。也许刘镛的儿子刘锦藻建造刘氏家庙，是为了让后代缅怀先辈的那种精神，不要忘记过去。可见，刘氏家庙里供着的那副铜匠担，似乎就是刘氏家族人格精神的象征。
  “一把尺”量出的家业 我曾参与编写《中国近代最大的丝商群体——湖州南浔的“四象八牛”》一书，沈梦月女士曾给我看过《南浔刘氏墓志铭》、《刘通奉家传》、《南浔刘氏支谱》等刘氏家族史料，我从中看到的是刘氏创业的坎坷艰难，仿佛字里行间浸透着血汗与泪水。
  刘镛（1826—1899），名介康，字冠军，一字贯经，浙江湖州南浔人。刘氏祖籍上虞，据说是大败以“平均”、“冲天”为称号的唐末黄巢农民起义军之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的后代。刘巨容十六世孙刘子荣佐朱元璋打天下，冲锋陷阵，立下汗马功劳，为明太祖青睐，封官授爵，刘氏开始中兴。清康熙时，二十四世祖尚贤公始迁南浔，居住在泰安桥边的丝行埭。至刘镛已是二十九代后人。其祖父、父亲及叔伯都是丝行雇工。刘镛15岁时，就到南浔一家绵绸布庄学生意。学徒先做佣人，洗衣、烧饭、劈柴、挑水、打杂、领孩子、倒夜壶，一天忙到晚，夜里只能睡在低得直不起腰的小阁楼上。吃饭只能在师傅们之后，抢着扒几口，往往吃到的是剩菜冷饭，有时才吃几口，那边一喊，你就得丢下饭碗去干活。当时，绵绸布庄比一般行业相对好些，学徒拜师后，如同药材店、茶食店等称先生一样，是属于“长衫班”的。刘镛从一年杂工、二年帮工、三年后做“下手”能够拿起一把尺丈量绵绸、布匹起，开始丈量着自己未来的路。但他辛苦一天却只得十文点心钱，即使像他师傅，年收入也不过百缗（一千文为一缗，百缗为一分银）。因此，他早有心机想“跳槽”，改学丝业。三年后，年仅17岁的刘镛由叔祖达泉公介绍，到谈德昌丝行当伙计，待遇比绵绸布庄已高出很多，年酬洋银10元，年底老板因他勤快能干还奖励洋银6元。
  在谈德昌丝行4年里，由于刘镛聪明好学，已悟出了丝行经营之奥秘。那时的欧洲各国已经意识到上海开埠的真正价值，特别钟情南浔的辑里丝，纷纷到上海落脚，年出口达到八九万包，其中得利之丰，岂能不让刘镛怦然心动？他要闯出自己的事业，就必须摆脱受雇打工的束缚。
  那年除夕夜，窗外鞭炮声声，星光格外灿烂。
  在谈德昌丝行老板的家里，圆桌上摆满了丰盛的佳肴——“四全”（全鸡、全鸭、全鱼、全蹄），“六冷盆”（爆鱼、白斩鸡、盐水虾、白肚、芹菜、酱肉），“八热炒”（炒鱼块、全家福、茹菇炒鸡、冬笋炒肉丝、糖醋排骨、韭菜炒蛋、素三鲜、生煎肉饼），外加一盆元宝蛋、一只丝粉菠菜蛋球大暖锅等。谈老板请伙计们吃年夜饭，喝酒、猜拳、行令，热闹非凡。
  此时，刘镛端起酒杯，说：“谈老板，承蒙照顾，我敬您一杯！” “干杯！”谈老板红光满面，一饮而尽。
  “谈老板，我真是对不起您啊！”刘镛又端起酒杯，“来，再敬您一杯！” “干杯！”谈老板脸露惊讶，问道：“此话啥意思？我不懂！” “实不相瞒，”刘镛坦然地表明，“谈老板，我虽心存感激，但为了养家活口，多挣点钱，只好另谋出路了。” “什么？你不想在我这里做啦？”谈老板心里虽有些不悦，但嘴上还是说得很漂亮：“不行！不行！我无论如何要你留下来！或者请你再考虑一下，尽量留下来怎么样？工钱么，可以商量……” “不不不！我主意已定，只好说声告辞了！”刘镛又端起满满的酒杯，毕恭毕敬地说：“谈老板，我再敬您一杯！” “来！干杯！” 话已公开挑明，谈老板也无话可说了。
  好大胆的刘镛又一次炒了老板的“鱿鱼”。
  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六月，刘镛东凑西借，筹集到2000银元，与同乡邢赓星、张聿屏合伙开起了丝行。刘镛在创业的历程中，既没有南霸天似的横行霸道，也没有黄世仁般的欺男骗女，正因为他讲究信誉，恪守商德，与邢合伙业丝近20年，都由他“一手出纳，比析肆，发梳眉列，无所遮蒙，人以为难”。更难能可贵的是邢赓星死后，刘氏的家业已远远超过邢家，但他不忘邢家的恩德，仍亲理出纳，邢家只是坐享其成；斥资析产时，刘镛也毫无私心。刘镛的良好商德主要得益于伯舅王父的熏陶。后来，刘记丝行几乎遍布南浔镇，而且家家门庭若市，刘镛仍亲自验丝、掌秤，王父就常在旁边观看，并劝告说：“经商者要目光远大，乡民辛苦累月，万万不可占其便宜。欺人就是欺己！”这些深切告诫，刘镛晚年回忆时，仍感动得流泪。
  吃苦耐劳、灵活果断是刘镛经营成功的另一秘诀。他常常天不亮就起身，忙到半夜还不得休息。咸丰元年（1851），刚刚死了父亲的刘镛跨入26岁的门槛，此时另一合伙人张聿屏突然撤资离去。一气一急，他病倒了。次年九月，刘镛完全背离了土地为他规定的传统主题，独自到上海滩闯事业，这是需要胆识和勇气的。到同治元年（1862），刘镛靠经营辑里丝发迹，家产已十分雄厚，不仅捐了蓝翎光禄寺署正，且看好在上海购地建屋。也就是这一年，曾国藩在上海招商运盐，刘镛就不失时机地投了盐业，不久又开设典当，继而涉足商界其他领域。同治二年（1863），刘镛38岁时，曾受到浙江巡抚左宗棠的委托，乘船赴浙江严州（今建德、桐庐、淳安），去办理那里的盐茶等商务。那时左宗棠的“楚军”虽已打败了太平军，但境内仍很不平静。刘镛路过富阳时，双方打得正急，枪弹密如雨点，别人都主张调转船头逃回去，但他下令把棉被浸入水，覆盖在船上，总算侥幸过了此关。到达严州时，谁知战后尸骨遍野，一片狼藉。刘镛赶紧把经商的钱拿出来救济灾民，施衣给药，掩埋尸体。归途中他突发疟疾，再加上乘船去上海劳顿不堪，结果大病数月，差点儿丧命……可见刘镛创业不仅艰难，而且充满坎坷、风险。到了晚年，他的家产已高达2000万两。
  “而能以风义自树立于当时者”，在浙江，只有杭州的胡光墉、宁波的叶澄衷可与他相比。
  而今，站在南浔古镇那镌刻着岁月痕迹的石桥上，眺望悠悠长流的碧水，耳畔仿佛隐约传来那丝市的熙攘声。刘镛发迹的话题引我沉思，给我启迪。不论中国还是外国的创业者，个中的精英无一不是从艰难困苦中闯出来的。刘镛曾训诫其子女说：“汝于钱财出入，寸宜宽，尺宜紧。寸不宽，则所得者分，而必为众怨之的；尺不紧，则所失者寸，而即为启侮之由。谚云：贪小失大。又云：无思无算第一穷，常言均有至理，汝其毋忽。”有人曾概括地说，刘镛年轻时开始与“一把尺”打交道，最后靠这“一把尺”量出了偌大家业。这真是人生哲学的格言警句。
  积德行善的刘镛刘镛发迹后，虽有家产千万，但平时生活却很节俭，以普通人的心态和朴素的生活哲理坦然处之。即使患了胃病，也不诊治，直到晚年时才在家人的劝告下服些人参等补品。他有了钱财以后，帮困扶贫，积德行善，其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地位；二是造福桑梓，留给子孙。
  刘镛一生虽多次捐官，但又很节制，甚至对儿辈也是如此。如光绪二十年（1894），儿子刘锦藻考中第52名进士，有人劝刘锦藻乘机捐资，求取高官厚禄。但刘镛已看到清廷的衰败现象，反而提醒刘锦藻：“祖上虽富，应留给子孙，万万不可自己用尽！希望你谦和待人，谨慎持家，弘扬祖业，不要追求高官厚禄。”刘锦藻听从父训，也就放弃了这次难得的机会。
  《先考通奉府君年谱》记载着这样一件事：刘镛的孙子刘承干刚满月时，全家人对这个最早出世的隔辈男孩视为掌上明珠，准备大大庆贺一番。从坐“月子”开始，每天家里人来客往，十分闹猛，盼着吃这场满月酒了。但刘镛却心静如水，出乎意料地表了一个态：“满月酒不摆了，这钱用于赈灾吧！” 众人哗然，但又不好直说。这时候，长女和女婿蒋锡绅天天回娘家看望弟媳妇，闻此消息，立即告诉刘安澜的岳父邱仙槎、刘锦藻的岳父金桐及徐氏等。他们一起前来劝说刘镛：“刘家添了孙子，这满月酒是不能不摆的！对吗？” “这可是祖上显灵，晚辈有望啊！” “亲家，你就缺这点钱吗？” 刘镛摇摇头，长叹了一声道：“我是从一把尺起家的，从一把尺看到世界上财富的诱惑的，尝试着去挣一点，没想到真的成功了。但是福也是祸，是祸躲不过……我只是希望小辈不要太奢华……”说到这里，他没有再说下去。
  其实他肚子里还有许多话要说，只是不好讲出来。
  原来一个月前，刘镛在上海的家里多喝了一点酒，躺在沙发上睡着了。
  恍惚间，忽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冲进门来，他定了定神，噢，是好友唐漾荷来了。怎么？竟这样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刘镛不由大吃一惊，连忙让座。
  但唐漾荷仍呆着，满脸愁容：“老兄，我已走投无路了，能否在你这里借住一阵子？” “我什么时候亏待过老弟，你说呢？” “唉唉，我心里非常清楚！实在无法可想了……” 刘镛对这位好友，一直是感激不尽的。因为他到上海做丝生意不久，就结交了这位人称“洋商舌人”（即丝通事）的徽州朋友，两人一见如故，成为至交。通过唐漾荷，刘镛认识了很多洋行老板，开始熟悉洋行内情。唐还帮助刘镛在经营上开拓发展。所以，眼下唐提出了这个要求，他略思考了一下，说：“那就到我老家南浔去吧。我有几个小辈在那里，我可以告诉他们，让你好好休养一段时间，读点书，怎么样？我的大女婿蒋锡绅是个藏书家，你可向他借几部好书。” “可我，还想留在上海……”唐漾荷无奈地说。
  刘镛朝唐漾荷望望，叹息道：“你留在上海，说不定又要栽在女人手里。” “说的也是，但没有女人怎么过啊？” “你这人真是本性难改，劣根未尽！” 话说到这个份上，唐漾荷面露愁容，说：“我去也……爹有娘有总归不如自有好……” 刘镛想再听他说下去，转眼却人影消失了。他忙追出门去，连连呼叫起来：“老弟，你回来！回来啊！” 忽听夫人在身边急呼：“老爷，你怎么了？你醒醒！醒醒！” 刘镛醒来，方知刚才做了一个梦。只见墙上那西洋自鸣钟“滴嗒——滴嗒”地响着，翻个身，又想睡去。这时桌上电话机响了，他伸手去接。是南浔来的电报到了公司，说他喜得孙子。再看那自鸣钟时间只过去几分钟。他纳闷了一阵，心想：“唐老弟托梦于我，莫非真是预兆？” 现在，他面对众位亲家和儿女，只好沉默。弄得别人都莫名其妙地呆在那里，不知说什么好。
  这个梦，刘镛到晚年才对孙子刘承干说。那时的刘承干遵照父训，寒窗苦读，一心想金榜题名，终因劳累过度而病倒了。刘镛从上海赶回，对孙子语重心长地说了这个梦。刘承干呢，虽然受到新文化思想的启蒙，但仍钻在“学而优则仕”的科举怪圈里不能自拔，并非对爷爷的话在意。直到科举废除之时，他才一梦醒来，觉得爷爷讲得对。这个梦的启发，也许对这位中国近代最晚的藏书家营造嘉业堂，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的。
  然而，刘镛造福桑梓也决非仅是那个梦之故。不过，有了孙子刘承干后，他募捐义举倒真的更大方了。不信，请看：光绪十二年（1886），江苏海门水灾，刘镛又捐巨款。
  光绪十五年（1889），浙江发大水，湖州受灾尤重。刘镛租了轮船向安徽芜湖购米万石，运到湖州救济灾民。当时怕买了米运不过来，刘镛是向旧友安徽巡抚沈秉诚求助，借炮船护送才成功的。
  光绪十六年（1890），春赈结束后，青黄不接之际创办平籴局，又集资固圩堤等。
  光绪十七年（1891），河北大旱，又捐大批棉衣赈灾。
  …… 刘镛对乡邻更是照顾有加，设立“扶贫基金”，给予老弱病残者计口授米，名曰“爱米”。到刘镛病逝，已施“爱米”近千石。他的行为影响了刘氏下一代及几乎所有的南浔“有钱人”。其子刘锦藻建立“孺嫠会”，给予“已经出学而身后无资者，丧不能葬者，孤子无力读书者，守节抚孤者”帮助。刘锦藻还设立义仓，俗称“积谷仓”，平时买谷储存，灾年赈济。为确保南浔及周边地区不再受水灾，刘锦藻与堂兄刘安涛等在义仓内筹设圩工局，旨在修建由于南浔地势低而易受水患的护堤工程。宣统元年（1909），后裔又遵照刘镛的遗嘱，为本族贫困者设立义庄。
  刘锦藻的爱国义举 刘氏四兄弟中，不能不提的是老二刘锦藻。
  由于老大刘安澜早逝，刘锦藻就成了“安”字辈的代表人物。刘锦藻（1862—1934），原名安江，字澄如，号橙墅，晚号坚匏盦，光绪甲午科进士。他虽称为“进士商人”，但具有维新思想，与状元张謇成为至交，还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张謇等创办的“强学会”关系密切，是其重要成员汤寿潜（康熙十八年进士）的挚友。“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临朝专政，清查“强学会”，汤寿潜逃出京都，秘密潜回杭城。刘锦藻却推荐他出任浔溪书院山长（相当于院长），传播新学。在刘锦藻的引荐下，汤寿潜结识了南浔庞莱臣、周湘龄、蒋汝藻、张钧衡等商贾名流。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的一天，刘锦藻乘船沿古运河到了湖州“海岛”（今湖州市人民广场一带），只见人山人海，抗议的口号声掀起滔天巨浪。
  这眼前的一幕，是因美国传教士恒特立等圈地建教堂，强占“海岛”，包括尊经阁、颜鲁公祠、曹孝子祠等屋地60余亩而起。但美国传教士却变本加厉地把强占土地扩大一倍，因此湖州所属七县（乌程、归安、安吉、武康、长兴、孝丰、德清）民众在此集会抗议。刘锦藻在江、浙、沪商界享有较高的声誉，虽常与洋人打交道，但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毫不含糊。他出轿后就发表了正气凛然的演讲，赢得掌声雷动，口号声一片。
  “不许美国传教士横行霸道！” “还我主权！” “还我‘海岛’！”…… 刘锦藻在民众的拥护下，即与张增熙（张静江长兄）、沈谱琴、俞恒农等几位代表向县衙要求丈量并归还土地。但知县朱某却称“力弱不敢受理”。
  有人劝刘锦藻“洋人连朝廷也不怕，还是算了”，也有人说，“你能挺身而出已足够了，何必死死不放……”也许是刘锦藻等人出于“牢记祖宗，不忘桑梓”的思想，后来又上诉浙江巡抚署、清廷总理衙门、美国驻沪领事馆、美国驻华大使馆，但均被以“洋人讼案”或“地方小事”为由一推了之，甚至不予理睬。据说刘锦藻、沈谱琴等还告至美国议会。光绪三十三年（1907）夏，以美国教会败诉而告终。刘锦藻、沈谱琴等在这场历时数年、几经周折的涉外诉讼中，不畏不私，不卑不亢，有理有节，有勇有智，体现了爱国爱民的思想和卓越的才华，开创了中国人在美国打赢官司的先例。
  刘锦藻最值得称道的是，阻止清廷把铁路权让给洋人的事。19世纪末，浙江掀起了全国发动最早、成效最大的拒款保路风潮，而这场风潮的发动者和组织者，就是以刘锦藻为首的湖州、南浔财团。光绪二十四年（1898），英国驻华大使向清廷提出由英商承造苏杭甬等五条铁路的要求，英商怡和洋行及汇丰银行与清铁路总办大臣盛宣怀秘密签订《向英提出借款修筑苏杭甬等
  五条铁路》草约，后因义和团的兴起，英国方面又未按约“从速”勘路，加上各地自办铁路的热潮风起云涌，迫使清廷迟迟未敢签订正约。七年后（1905），美国商人培坎又谋夺浙赣铁路权。是年7月24日，浙江11个府各行帮、家族巨头及其代表160人集会，确定自办铁路，推选汤寿潜、刘锦藻为浙江铁路公司正、副总理。南浔的张宝善（张静江之父）、张增熙（张静江长兄）和邢墭、邱炳圻、蒋汝藻等人为董事，周庆云和李松筠（湖州人）为监事。在浙籍京官军机大臣王文韶的支持下，清廷为缓解矛盾，批准江浙自办铁路，责成盛宣怀撤废草约。
  汤寿潜、刘锦藻采取认股和购股的方式，不仅倡议有钱人认购，而且动员“农工各界，缩衣节食，勉尽公义”。大家抱着一种爱国思想，“谓我工速，即外力无由内侵。”在浙江商股中最占实力的湖州财团内，南浔“四象”之首刘家为第一大股。由于刘锦藻及其家族的表率作用，南浔丝商竞相认股购股。全镇共认购者33户，其中刘家近20户，“四象”之一张家4户，“八牛”的邢家、金家、邱家、周家等多则3户，少则一户。刘锦藻曾说：“吾掷资此中，及招戚友之股，约近百万金。” 光绪三十三年（1907）九月，英国又对清廷施加压力，强迫清廷签订150万英镑借款合同，出卖路权。9月14日，时任浙江铁路公司副总工程师的汤绪（湖州人）开始绝食，29日身亡。由刘锦藻等倡办的浙江高等学堂学生邬纲、姚定生、叶景荣也相继效法殉路。汤绪等人殉路的义举，更加激起广大民众的爱国激情，声势浩大的拒款保路风潮席卷江浙。10月12日，汤寿潜、刘锦藻召开浙江铁路公司股东大会，成立“国民拒款会”（这是国内首次成立的群众性保路机构），通电全国，上书清廷，提出了罢市、抗租、抗旨等口号。江苏、安徽、福建、四川、广东、广西、湖北、湖南等14个省市48个府县纷纷向浙江铁路公司认股购股，“杭州的挑夫，上海的优伶，绍兴的饼师，甚至各佛寺的僧人，教堂的教徒以及拱寰桥的妓女，无不争相认股，连大中学生也当场将零用钱倾囊交出，用以购买售价五元一张的股票。”到1907年底，认购铁路股款高达2300万银元，几乎相当于英国借款数的两倍！此事震惊朝野，逼使清廷不敢贸然签约。
  光绪三十三年（1907），刘锦藻发起成立浙江兴业银行，集资100万股。
  其中主要股东庞元济、张澹如（张静江之弟）、周庆云等都是南浔人。谁也没有想到，这个为抵制洋人经济入侵而成立的银行竟成为我国最早的商办银行之一。它以振兴民族工商业为己任，中国近代比较著名的民族工商企业几乎都与它发生关系，很多企业得到它的支持，赖以摆脱困境。在汤寿潜、刘锦藻主持下，宣统元年（1909），沪杭铁路接轨通车了。沪杭铁路工费之低，工程质量之高，为中外所公认。平均每里工费不过1.8万元，仅及沪宁铁路工费的三分之一，而“平稳坚固，实较沪宁为胜”。郭沫若对此事的评价是：其后发生的推翻清政府统治导火线的四川保路运动，实际上是沪杭甬争路事件的复写和扩大。
  性情中人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刘镛去世，刘锦藻回南浔奔丧，为父守制三年。
  从此，他不再北返京城做官，挑起了主持家族事务的重担。《红楼梦》里讲“大有大的难处”，刘锦藻却不同凡响，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聪慧才干，把刘家治理得有条不紊，继承并拓展了父亲苦心经营创下的家业。甲午战争以后，刘锦藻受到时代新潮的冲击和影响，经营的理念和目光比其父超前、远大，不仅继续经营生丝出口贸易，而且开设扬州盐场，在南京、杭州、长沙、武汉等地投资铁路、茶叶、金融、船运、电力等实业，在南通购买大量海涂建垦牧公司。他与张謇合作，被清廷农工商部任命为上海大达轮船公司总理。在南浔，他还发起集资10万银元，投资浔震电灯公司，并开设刘振茂绸缎局等。
  然而，刘锦藻的骨子里仍流着文人雅士的血。他可称为性情中人，写诗吟词，著书立说，尤喜游览名山大川，广交要人贤达，寄情于山水自然美之中，追求一种纯静脱俗的境界。
  刘锦藻对于南浔的感觉自然是极好的。他在南浔构建了江南名园小莲庄。
  现在人们介绍小莲庄是经刘家祖孙三代40年的经营才建成的，这是对的。但真正构建小莲庄的主要人物应该说是刘锦藻。小莲庄整座建筑由园林、义庄和家庙三部分组成，占地27亩。园林分外园、内园两部分。
  说起这外园的由来，有一段悲惨的往事：光绪十一年（1885）开春，刘家庭院里的一棵梧桐树上，忽有喜鹊飞来筑巢。家里人都认为这是好预兆。谁知到了三月，乌鸦与喜鹊争巢，一只喜鹊不幸坠地而死。刘锦藻见了，心里暗暗惊慌：“这是凶兆，凶兆！”果然，这年的考试出了大事。
  时值农历七月，刘锦藻与兄长刘安澜（字观伯，号紫回）一起赴省城乡试。到了杭州，租一小屋住下，日夜习读不止。由于盛暑酷热，房间朝西，刘安澜渐感身体不适，但仍坚持读书。
  这可急坏了刘锦藻，忙请来医师给兄长治病。黄昏时，他见兄长醒来，劝道：“哥，这次乡试，你就不要参加了吧？” “不，不！好不容易等到这一天啊！” 刘安澜固执地摇摇头，转身又沉沉入睡，至半夜才醒来。刘锦藻忍不住说：“你病得这样，还是安心养病吧。” “不，不！十年寒窗岂能付之东流？” 刘安澜苍白的脸上沁出了冷汗，仍表示决不放弃这次乡试。因为他从小发奋读书，同治十一年（1872）补县学生，附贡生。光绪五年（1879）报捐工部郎中，虞衡司行走，这是个在掌管工程技术的衙门里类似秘书的小官。在京供职期间，他全力投入科举考试的准备，受到张謇赞扬。但他科场屡屡失意，这次乡试拼死也要一搏！ 八月初五，刘安澜未进考场就因病辞世，年仅29岁，成了科举制度的牺牲品。刘锦藻哭得不省人事，肝肠寸断…… 回乡治丧时，凭吊者如云。刘家哭声一片。刘安澜的妻子邱氏当场哭昏过去。
  丧事以后，刘锦藻为寄托哀思，收集兄长之诗文遗作，汇编成书。他征得父亲刘镛同意，于这年冬动工在小莲庄池畔筑屋，以厝伯兄刘安澜（紫回）之柩，后以挂瓢池为中心改建成外园。
  民国十三年（1924），刘锦藻又扩建内园，凿池栽芰，叠石成山，东坡青松，西坡红枫，既茂郁，又不阻挡视线，沿着环山三重的道路，越攀登越幽静，颇有唐诗人杜牧《山行》的意境。
  刘锦藻在《小莲庄记略》一文中说：因赵松雪（孟頫）有莲花庄，故曰小莲庄，并在西侧建义庄和刘氏家庙。荷花池西北角，还有一座二层楼“东升阁”，上海著名作家黄裳说它“颇像一座小型的教堂”。
  其实它外表似中国塔式建筑，但园内廊柱、吊顶、半琉形铁阳台、落地玻璃窗和红砖、白墙均为欧化，因此，仍是中西合璧的建筑。
  据“老南浔”说，小莲庄为刘氏夏季避暑赏荷、迎客游览休憩和每年春、秋两季的活动之处。这座园林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从远处看到近处，可以看到从总体到每一个细部都具有浓郁的文化气息。更在于它与中国近代构建最晚、结局最圆满的文化宝库——嘉业堂藏书楼组成了一座气势恢宏、价值连城的建筑群体，折射出中国江南文化的瑰丽之光，也体现了刘氏家族文人雅士的品格、情操和内涵。
  与南浔小莲庄相比，坐落于杭州西子湖畔的坚匏别墅，则更显得小巧而精致，贴山而合水，清雅而幽绝。它是刘锦藻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辟地营造的另一别业。因主人晚号“坚匏盦”，故名“坚匏别墅”。它南临西湖，北依保俶，占地虽数亩，但小中见大，移步换景。园内建筑依山取势，一方临湖的荷花池碧波澄静，颇有桃花源的灵气神韵，回廊环绕，花木扶疏，曲径通幽，很有个性、很有境界、很有江南风情韵味……正屋楼台的铁栏皆用“坚匏”篆字铸成，与嘉业堂藏书楼的“希古”、“嘉业”篆书木格花窗似有异曲同工之妙。左进为“无隐隐庐”，壁间嵌有名人石碑。楼西有小亭，滨湖处称“东泠”，与“西泠”隔水相望，遥相呼应。因为西湖对岸有个刘庄（即毛泽东主席到杭州时常住之处），坚匏别墅便无形之中得了个雅号“小刘庄”。刘锦藻听到这个雅号后，很不高兴，就把坚匏别墅改称小莲庄。这也体现了刘锦藻不甘居人下的性格。
  刘锦藻也许没有想到，外人对他把坚匏别墅改称为小莲庄却根本不买账。1928年5月27日，著名学者俞平伯到此浏览，写下一篇美文《坚匏别墅的碧桃与枫叶》，文中曰：“十分春色，一半欠枝头，一半欠尘土，亦唯其如此……春色的确有十分，决非九分九。”俞平伯的美文一传开，刘锦藻读到后，虽然对俞夫子不称小莲庄颇为不悦，但也不得不被这位红学家流金溢银、神采飞扬的文笔所倾倒。他也许还没有想到，几十年过去后，著名园林专家陈从周也步俞后尘，风尘仆仆地赶到杭州，悄悄地欣赏过这个平静超逸可居可望的庄子。上个世纪90年代在西湖边摇船的一位老艄公曾回忆说，陈从周教授乘船游西湖时，听到南浔刘锦藻把坚匏别墅改称小莲庄的趣闻逸事后，竟哈哈大笑！大概他认为名称不过是一个符号罢了，何必斤斤计较呢？也许刘老爷子头脑里的中国文人的传统观念太深了，因而固执地抱着“生不改姓，死不改名”这本老皇历不放，才会如此呢！陈从周则从建筑学的角度，写下了一篇《西湖小刘庄》的美文。此文的结尾是：“小刘庄占地小，楼小，庭院小，假山小，花木楚楚有致，故名小刘庄，而可望西湖，小中见大，其突出在一小字，我爱小刘庄。” 可喜的是，刘锦藻构建的南浔小莲庄、西湖坚匏别墅至今仍保存完好，已成为中国江南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遗产。不过，遗憾的是他在青岛营造的另一园林“静寄庐”却早已不复存了。
  “皇权”情结我年少时读《三国演义》，至今仍印象最深的还是第一回里的几句话：“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历史的衍变也确是如此。辛亥革命前后所出现的人和事，真犹如我在乡下看到的一场场草台戏，各式各样的人物，进进出出，好不热闹。而在南浔刘家众多的各种人物中，颇有戏剧性变化的角色还是刘锦藻。
  查考有关刘锦藻的史料，我发现他与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的两个代表人物张謇、汤寿潜是知己知音，从彼此几十年的交往中，可以看到心心相印的地方。如张謇大办实业，大多与刘锦藻“粘”在一起。凡刘氏在苏北的家产，无不与张謇有关。而在著书立说方面，刘锦藻则与汤寿潜更贴近些。要不，为何甲午战争以后，目睹清廷惨败，被迫订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刘锦藻竟会步汤寿潜之后尘，决心“以前车之鉴，诫告后来者”？于是博览群书，择要辑录，在汤寿潜编成《三通考辑要》一书七年后，刘锦藻编成《清续文献通考》初稿，共320卷，记录了乾隆五十一年（1786）以后至光绪三十年（1904）间的所有内政、外交之事。宣统二年（1910）呈送清廷，末代皇帝溥仪极赞赏他的治学精神，赐其内阁待学士衔。为何他们选择的课题都是封建朝廷的典章制度呢？显然，“心有灵犀一点通”，他们的拳拳之忱，都已刻到历史的深处——呼唤“立宪”去了。
  不过，刘锦藻与张謇、汤寿潜也有不同处。如1912年1月1日，孙中山成立南京临时政府，张謇、汤寿潜作为立宪派代表进入九人组阁名单。然而，刘锦藻却在辛亥革命前后，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裂变。虽然他早期具有维新思想，在“拒款保路风潮”中始终与张謇、汤寿潜站在斗争的前沿，但他的精神世界与“皇恩浩荡”有扯不清的关系，渴望与失望，投机与不屑，感恩戴德是刘锦藻生活中绕不过去的坎。可悲的是，清廷灭亡后，他无法斩断那根深蒂固的“皇权”情结。由于他的进士及第，改变了刘家以前有财无禄的商贾形象，不仅父亲，连曾祖父、祖父都成了光禄大夫，而且曾祖母、祖母、母亲也皆封为一品夫人。可见，刘锦藻完全继承了父亲的衣钵，使家族门楣的荣耀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因此，他在刘氏家庙门前耸起了高高的两座石碑坊，一为“积善”牌坊，一为“贞节”牌坊，四柱五楼，均用青石雕刻而成。尤为正楼额坊上悬雕龙牌匾，象征皇帝至高无上权威的“圣旨”高高在上俯视众生。这不是刘锦藻“皇权”情结的最好诠释和补充吗?也许这种“皇权”情结就是刘锦藻终究成为清朝遗老的精神支柱之一。辛亥革命的枪声，使刘锦藻的“皇权”梦幻化作肥皂泡影，但他寓居上海，“不食周粟”，与诸遗老“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地仍效忠溥仪小朝廷，而换来的也无非只是几顶空衔——“特赏头品顶戴，封荣禄大夫，授奉政大夫工部虞衡司郎中”。此后，刘锦藻不甘心安居一陋，又用了很大的精力和时间钻到故纸旧籍堆中，为那个已寿终正寝的满清王朝大书挽歌。在他看来，清代早期鼎盛繁荣，但乾隆以后却一朝不如一朝，威严的宫廷丑态百出，尊龙天子们抽大烟的、染性病的、尿裤裆的，大清王朝的速朽如同治皇帝的花柳病，即说亡就亡。至光绪、宣统之际，外侮内患交困，固守成法已不足持，于是维新派力主变法。然而，“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清廷却更加腐败，终于导致皇室灭绝。他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骤更祖宗成宪”，故而努力搜集、梳理这一时期的典章制度，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上接《清文献通考》，著成《清续文献通考》，记述了晚清120多年典章制度的递嬗剧变，成为“十通”之一，增至400卷。初版铅印本于1921年问世，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影印本。此外，他还著有《南浔备志》、《坚匏盦文抄》、《新政附考》、《律赋》、《南浔刘氏支谱》、《陆放翁年谱》、《尺牍与楹联》等。
  《清续文献通考》是刘锦藻平生著述中最重要的巨著，虽不能与《通典》、刘家圣旨牌坊《通志》等相提并论，但以私家之力，经20多年辑成此书，足见其用心之良苦。
  可以说，这是一部从典章制度中研究晚清兴衰的重要历史文献。其主要特点有三个方面：一是资料丰富。该书是“十通”中除前“三通”外，所收文献资料最为丰富的一种。二是该书最后四考，即《外交考》、《邮传考》、《实业考》、《宪政考》，对于研究清末政治、经济、外交的发展变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三是对某些重要典章、制度等，均加按语。这些按语，既反映了刘锦藻的忧患意识，又暴露出骨子里还是遗老。当然，《清续文献通考》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但总的来说，这是一部历代文献中较为有用的政书。正如陆润庠的序言所说：“纲罗考订，一朝典章制度灿然大备。” 看来历史上的改朝换代都不是由文人雅士来完成的。文人雅士的使命似乎永远是忠诚和报效。据说刘锦藻的上述案头功课，很大一部分是在杭州西子湖畔完成的。他有时住在西湖北部刘承干的留余草堂，但大多还是住在坚匏别墅。不过，在外面看多了愁云冷月，寒骨鬼唱，干戈低吟，再回到书斋与稿笺厮守，在碧桃与枫叶间排遣苦闷，倒也是美事。只是他举目河山，苍茫万感，思念王室，少不了痛哭淋漓…… 不俗的刘梯靑清康熙二年后，南浔镇花园弄边的封火山墙里留下的一块大宅旧址总让人毛骨悚然，无人问津。过了很多年以后，这旧址却突然卖掉了，并建起了一座中西合璧的新宅，由南、北、中三部分组成。
  新宅主人曾扬言要与张家（石铭）别“苗头”（攀比），你建西洋楼，我建红房子。中部建筑以传统儒家文化思想理念的厅、堂、楼、厢为主体；南、北部中式建筑却融入了西班牙式建筑，其中北部两幢通体红色的西洋式砖楼尤为壮观；东面沿河的半圆形石驳岸别具一格，各幢建筑前后左右间隔空间疏离得当，不同于张宅以备弄、角门、耳门连接，回廊一边朝向天井，还采用电灯照明（自备发电机）。从巴洛克式的柱头造型到木质百叶窗，从欧式彩色玻璃到法国进口的马赛克、壁炉，无不体现出18世纪“西风东渐”的演变。据“老南浔”菊人伯回忆，承造此宅的是南浔的“邬记木作”，这里原有一网球场，边上一角是奶牛场；东面河边的钟楼上曾有一口很大的西洋自鸣钟，远近都能听见它的钟声。
  新宅主人当时约30多岁，浓眉大眼，留着长须，常穿一身长袍，似乎与红砖、罗马柱不属于同一时代。他每次进进出出，总有一些意味深长的目光若隐若现地跟随着他。终于有一天，邻居告诉他，这封火山墙里死过许多人！被满门抄斩！株连九族！京城派来的官兵在此掘地三尺，挖掉墙脚，夷为平地…… “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
  你们说这地方不吉利，我占过卦，是大吉签！住在这里是大大的吉利！” 听的人呆住，问：“怎么会大大的吉利？” “我请风水先生看过这里的风水，大难过后必定大发！中国老百姓有句老话：富不过三代，而穷也不过三代。想想也是，几千年弹指一挥过去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至今依然走着这一怪圈。不知何日才真正能遁出此风水八卦，从历史的怪圈中走出？照此逻辑，这旧址上死掉的那些人，他们没有享受的寿命和福气，都会统统留给以后住的人的！也许这就是福不过三代，祸也不过三代……” “咳咳，你真的不害怕？” “我久闯江湖，混迹官场，见多了世态炎凉，风波艰险不可畏也！” 好！出语不凡，落地有声。听的人目瞪口呆，心里却不得不暗暗佩服。其实境由心生，很多恐惧和不安的情绪，都是人们在习惯或习俗的框框里面，给自己预先框死了的。新宅主人识破了这个秘密，便闯入禁区，来了一个逆向思维的自我化解。
  这位新宅主人，就是南浔“四象”之首刘镛的老三刘安泩（1876-1950），字渊叔，号梯青，为宋氏所生，以“崇德”名世。光绪十五年（1893）秀才，直隶省候补道员，钦加三品衔。因劝办山西赈捐，奏保二品顶戴，赏戴花翎，特赏头品顶戴，正一品封典。他17岁时与河南特用道姚宝勋之女完婚，生有
  二子（承棨、承柟）三女（承新、承宜、承明）。12年后姚病故，又娶宁波“中国地皮大王”周湘云之三女为妻，另纳陶氏。又有三子（承柱、承桐、承栋）六女（承文、承玉〈早殁〉、承铭、承鈫、承钰、承钧）。
  其实购买旧址前，刘梯青早已查过有关史料。元末明初，南浔达官弟子华宏纲在此建一园林，名“小桃园”。旁边有一小巷，就是花园弄。至明末时为富户庄允城（廷鑨之父）居住，内建“百尺楼”为读书处。清初发生的那场血雨腥风的最大文字狱，那场由《明史辑略》一书缘起，最后以一大堆人头和浩浩荡荡流放者作结的文坛士殇，使这里抹上了一层浓重的悲剧色彩，大大强化了后300年南浔文化的“政治免疫力”。
  我想，刘梯青阅读这起惨不忍睹的江南书祸，是需要有相当的心理承受能力的。他的意气风发构成了一种深沉的反弹力，用自己的双肩顶开了血腥的闸门。但沉重之门非刘梯青的铁肩所能承受。他侧耳细听，那深埋的地基下，还回响着庄氏
  一家的哀鸣。他看到了腐朽，看到了这个没落王朝的毒瘤，看到了几千年封建专制的狰狞嘴睑。他要用自己的安居之巢来填平这个病态社会的丑恶，连同他新思想的渗入，来淡化那暴虐岁月留下的记忆。
  好个不俗的刘梯青，竟然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从钱氏购地筑屋，光绪三十四年（1908）竣工。大宅称刘氏梯号，老百姓则叫它红房子。因他有“述袭为园之志，抱守古迹之心”，沿承“小桃源”之意，园林改名“留园”，正好“留”与“刘”同音。陆树藩《留园记》写道：“春之日，惠风和畅，花香木茂，好鸟时鸣；及乎夏季，池上荷花盛开，红白相间，妙香扑鼻；秋则筱烟蕉露，爽气逼人；冬则风雪之中，离落横枝，梅花索笑，四时乐赏于此，俱具清明幽雅之娱，无繁华绮靡之留……”遗憾的是，20世纪30年代留园后一部分赠予外甥徐氏，故称“徐家花园”，但毁于抗日战争期间，至今仅存荷花池了。
  刘氏梯号修复后开放的第一天，我与老同学顺泉兄跨过重重的石库大墙门，走进了这座老房子。透过那些西式的罗马柱和红砖砌成的高墙，我怀着极大的悲悯之情，凝视前人们面对的那片苦海，那片黑暗，那片血雨腥风，心想当年刘梯青不知如何体悟这样的生存空间，伴随他度过的，一定是那一个个孱弱生命的凄惨呻吟。
  也许是顺泉兄敏感到我的情绪，就说：“这里曾是清代最大的文字狱——庄氏明史案的发生地，若设立一个永久性的纪念标志，该多有意义！” 我很赞成他的想法，问道：“那纪念标志，设在哪里最好？” 顺泉兄略加思索，说：“是否设在‘百尺楼读书处’这个地方？因为书籍是永远灭不绝的！只要有人类的存在，就有文明的渴望。文明化的形象之一，就是以书籍为代表的文化，书籍播散着知识分子的灵魂，推动着人类社会的文明化进程！” 时代的清醒者我对刘氏梯号（红房子）产生兴趣，还因为看到过一些资料：辛亥革命爆发以前，刘梯青已看透世事浮沉，淡泊人生，有了退归林下之意。置身于他的清醒书屋的时候，我想：退归是一种清醒，一种觉醒；退归也是一种抗争，一种对世俗的蔑视！我仿佛看见这位南浔刘氏三少爷飘然步入江南水乡一片茂盛的竹林，在小鸟的啁啾声中化成一枝翠绿的竹子……顺着刘梯青的思路，我感觉到他也许在官场上幡然醒悟了，这些年的心血抛错了地方，对朝廷抱有希望是一生的残酷，走吧，这不是你的舞台。人性深处的某种固执和坚守，是刘梯青所要寻找的。或是他在商场上遇到什么挫折和失意，身心疲倦了，故要返回江南小桥流水的故里，读读书，喝喝茶，弹琴下棋，学书习画……他内心艳羡的是一种退而思过、归而思进的生活，那才是他精神上的寄托，才是他灵魂的归宿。
  可刘梯青的退归林下只能是短暂的，却终于未能实现他长久的心愿。刘氏家族的传统性格有明显的优点和缺点，每到一定的气候，一定的环境，就会鲜明地表现出来。刘梯青不再犹豫徘徊了，于是苦心固守钱庄、典当，在上海、杭州等地经营房地产。据民国十七年（1928）四月出刊的《上海总商会会员表》，当时最大的16家房地产大户中，刘梯青与其弟刘湖涵、侄子刘承干等名列前茅，在刘氏发家史上也算是空前绝后了。然而，南浔“四象”之首刘家衰微的现象已日趋明显。刘梯青冷静下来悟出了“变则存，不变则亡”的哲理，冲破家族的传统理念，与西洋人合资在南方经营橡胶园。民国十六年（1927），刘梯青与亲戚庞赞臣、同乡张伯琴等集资28万两，在浙江余杭塘栖创办了崇裕丝厂（解放后，改称杭州新华丝厂），有职工1340人，厂区面积42亩，引进了意大利式五绪坐缫机492台，年产白厂丝10多吨。到1936年，又引进日本的先进设备，年产白厂丝40余吨，主要销售到欧洲、北美洲以及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在国际市场上享有盛誉，为当时浙江乃至全国一流的缫丝出口企业。当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和金融业产生之际，只有刘梯青这样的清醒者，才及时将商业资本转化为近代产业资本，成为南浔刘氏办厂第一人！ 刘梯青是从南浔的红房子（刘氏梯号）走出去的，他在杭州、上海等地新造的房子大多也是中西合璧的风格，在众多建筑中鹤立鸡群，让人耳目一新，“洋房子”这个名称，想必就是那时叫出来的。这种“洋房子”远不只是栖身那样简单，它所盛载的，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可以说南浔人每一幢“洋房子”的落成，都是儒商传奇的开始，一座成功人士的纪念碑。因此，它在建筑学上，具有一种标本意义，背景是清末民初，风格为中西合璧，具有那个时代的人文气息。何况，以它为线索，轻轻拨开岁月的迷雾，透过记忆的蛛丝马迹，还可寻觅到不少鲜为人知的故事残片和历史的影子。只要看看刘梯青在杭州的“洋房子”就可发现，几乎都充满异国风情，体现了中西文化的沟通融化。他在西湖边的孤云草舍，初看是一幢三层三开间的欧式古罗马建筑，高大的阶石，拱形的门窗，红瓦圆柱和铁栏杆，线条流畅，装饰华丽，但实质上仍包含了许多中式建筑的元素。这幢别墅取名“孤云草舍”，则是因为斜对面的孤山上，原敬一书院的墙壁上写“孤山一片云”五个大字，不知何人所题。可见名字是中为洋用，建筑却是洋为中用，真是别出心裁的中西合璧。此宅现为杭州新新饭店的西楼，已列为杭州市文物保护单位。当时刘梯青长住上海淮海路上海新村，曾将此宅借给湖州同乡朱家骅使用。
  1936年，朱家骅任浙江省政府主席，依山傍湖的孤云草舍便成了官邸，车水马龙，络绎不绝。
  刘梯青在杭州湖滨路上另有一座别墅——小方壶斋。据说是因他的一件青铜器藏品而得其名。它三面环以马路，一面临西湖。院中有一幢主楼、五幢小楼，还有停车场、网球场、假山、池塘等。主楼距西湖不过百米，推窗就可望见张静江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时耸立在那里的“西湖博览会”牌坊。抗日战争期间，刘梯青携全家躲在上海租界避难，小方壶斋只留佣人看守。日军一个将军看中了这里的风水，此宅便成了日军驻杭司令部。后来，日军在地下室发现了刘梯青收藏的大批青铜器和瓷器。据说，其中有一个金铸菩萨，约半米高。解放后，小方壶斋被国家征用，前几年在杭州城市改造中被拆掉。现在这旧址上建造了一座杭州最豪华的五星级宾馆——杭州凯悦大饭店。
  还是让我们再看看刘梯青的姻亲网络吧。他与刘锦藻是同父异母，而刘锦藻与盛宣怀在“保路风潮”中是冤家对头，但刘梯青的大儿子刘承棨（俨延）却娶了盛宣怀之六女盛静颐为妻。盛宣怀曾任清铁路总办大臣、邮传大臣等职，1911年9月6日为铁路借款收为国有，致激众怒，经资政院弹劾，被革职，永不叙用，居宅被革党一把大火焚毁……而当时寓居上海的刘锦藻在报上看到这则关于刘梯青的亲家盛宣怀的消息后，竟急得昏死过去，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盛宣怀于1916年故世后，在包括盛静颐在内的8个女儿的据理力争下，每个女儿分到盛宣怀的半份遗产，即使半份遗产也是一个天文数字——150万银元，一时间盛静颐成了百万富姐。她生有两个女儿，即刘世琳（嫁中央银行人事部长陈某）和刘世青。后来，不知为何她又离开刘家，成为难解之谜。刘梯青的女儿刘承新嫁上海总商会创办人、中国通商银行总董严筱舫（信厚）的孙子严智多，生有两女，一个叫严仁美（现年86岁，上海市徐汇区政协委员），另一个叫严仁芸，嫁杜月笙的长子杜维翰。刘梯青另一女儿刘承铭嫁晚清军机大臣徐用仪的后代，刘承文则嫁上海四大颜料大王奚家公子奚士青。
  希望工程在刘湖涵后人手中铸成 我始终认为刘湖涵的精彩是个创造，金钱一旦与爱心融合，“希望工程”便在后代人手中铸成——“刘湖涵教育基金会”、“刘湖涵教育奖励金”的设立，使本来已被岁月尘封的南浔“四象”之首刘家又成为世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刘安溥（1891—1974），字和盦，号湖涵。国子监生，候补道员，钦加三品衔，赏戴花翎，立堂景德。或许是出生较晚之缘故，刘湖涵似乎已有了现代人的婚姻观念，一生只娶朱氏一妻（海盐同治进士朱丙寿之女），且只生一子。他自幼体质较差，喜欢看书，收藏字画，且心地善良，凡有人向他求助，总是欣然允诺。据说刘镛临终前，嘱咐刘家总账房刘安仁今后就做四房的管家后，深情地朝儿孙们望了许久，挣扎着仰起身来，说：“湖涵，湖涵！你过来……” 刘湖涵慢慢地走到刘镛床前，双膝跪地，伸出一双小手拉住了父亲的双手。
  刘镛感觉到那双小手要指望他什么。他朝小儿子望了一眼，说：“湖涵呀……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懂吗？” 刘湖涵点点头。
  刘镛凄楚地笑了，目光转向湖涵的母亲，一字一句地说：“安仁，是我家的功臣……用人者，诚信为天！你要记住尊重至上，尊重至上啊！”一颗颗豆大的泪珠从刘镛的眼睛里夺眶而出，滴在刘湖涵那张开的嘴唇上。
  刘湖涵抖动了两下嘴唇，将它吸吮干净。
  “湖涵，听姆妈的话，乖！” “嗯。” 刘镛深深点了一下头。良久，他对儿孙们一再叮嘱……突然语塞，昏迷不醒，永远闭上了那双曾经洞察风云的眼睛…… 据刘家后人说，刘湖涵在原上海同孚路（现石门一路）的那座很大的花园洋房，是为独养儿子出世建造的。因为他40岁上喜得贵子，喜悦之情是无法言传的。这居宅有三层门，就像个巨大的保险箱，小孩是绝对出不了门的。刘承桓的童年，就是在这小天地中度过的。一种被困锁在四面红砖高墙之中的压抑感，让他喘不过气来，所以他常常跑到花园里，渴望看到哪怕仅一草一木的自然景观，渴望能呼吸到哪怕一丝一缕的新鲜空气。到了他该读书的年代，家里办了一所小学，最多时有12名学生。但到上中学的时候，刘承桓便开始反抗，终于获得了自由。他可以走出刘氏大门，去看看外面七彩缤纷的世界了。
  也许刘湖涵的确有点“呆”，但“呆人自有呆人福”，因为他的管家刘安仁是极贴心极能干的。据南浔老人回忆，刘安仁性格内向，平时话语不多，总是一袭长袍，举止文雅，但聪慧过人，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故刘湖涵的家业照样很兴旺。这位秀才出身的管家，满腹经书，写得一手好字，又极重视儿女教育。民国十五年（1926），他的儿子刘承棫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谢辞高薪的聘请，毅然回南浔中学任教，取得刘家的大力支持，仅刘湖涵就捐助（浙江省二五库券）5万元。三年后，刘承棫又出任该校校长。
  民国十七年（1928）刘安仁病逝后，经刘湖涵再三邀请，1932年刘承棫辞去南浔中学校长之职，赴上海接了父亲的班。在他的管理下，内外账务有条不紊。刘景德在上海金融界亦信誉卓然。1948年，南浔浔中学濒临困境，他代表堂叔刘湖涵将苏州典当的部分银饰捐给学校。可以说，他是南浔中学创建过程中的“功臣”。刘安仁不属刘镛这一房，是刘镛兄弟的后代，南浔人称“小刘家”，他的孙女即是“叔蘋奖学金”创始人顾乾麟的夫人刘世明，可见其家重教崇文之盛。
  1980年，西装革履的美籍华人刘承桓从美国“飞”到上海，找到了上海市政府有关部门，说是为了中国现代化建设培养人才，发展教育事业，促进中美知识界、文化界的友好交流，也为了纪念他那含辛茹苦数十载的父亲，在上海设立“刘湖涵教育基金会”。他先在上海卢湾区少年宫、托儿所、英语夜校及市妇联保育员培训班捐资20万元，1990年在家乡南浔镇又创办“刘湖涵教育奖励金”，用于每年一次的评奖活动。同年，还将有关部门落实政策归还给他的大批古籍、碑帖捐给湖州书库，所赠22种235册线装古籍，竟有21种为明代珍品刻本；所赠318种484册碑帖，大多是上始于殷商、下至明清的名碑。它们的收藏，给湖州图书馆无善本古籍的历史画上了句号。其间，上海市市长汪道涵在锦江俱乐部会见了他，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张承宗在静安宾馆宴请了他。《南浔镇志》新编本还将他列入了“名人传”。
  其实刘承桓也并非是富商和企业家。对他来说，能出巨资创办“刘湖涵教育基金会”和“刘湖涵教育奖励金”，确是难能可贵的。这位刘氏家族“承”字辈的小弟弟，1930年出生于上海，1948年在上海大同中学附中毕业后，即赴香港和美国读书，长期从事多肽类药物开发工作，现为美国PUBUE大学有机化学专业的高级研究员，是美籍华人中有一定知名度的科学家。远在大洋彼岸美国的刘承桓无时不在关注大洋此岸祖国的建设。他说：“我前半生已为美国作出了贡献，下半生要为祖国和家乡的教育事业作些贡献。”从这重教强国的拳拳之心中，可以看到刘氏家族旧时的慈善义举已注入新的含义，有了质的飞跃，升华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诚如佛家弟子所言：“一个人最大的财富就是子女”，从刘承桓到“刘湖涵教育基金会”和“刘湖涵教育奖励金”，你能说刘湖涵父子的精彩不是个创造吗？南浔文化里有一种品质就是成熟的精神。刘湖涵父子的慈善义举则是映着这种品质的一朵美丽的小浪花，在历史的长河中奔腾不息——晶晶亮。
  也许不论天上人间，他俩不仅血脉相连，而且有着心灵的交流和默契。
  嘉业堂门前的联想 我站在嘉业堂藏书楼门前的平桥上，不由产生了一种近似朝圣的心理。
  眼望着清静而优雅的园林，耳闻远处市井喧嚣的噪声，思泉涌流。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古国之一，它创造了象形文字，创造了简帛，又创造了纸和印刷术，这本来应该由此催生一个书籍的海洋，传播华夏文明。但是，长期的封建统治者几乎不间断地迫害文人，野蛮的战火又接连不断地焚烧着纸页，无边的愚昧更是时时蚕食着易碎的智慧，这不是历史的悲哀吗?只要是民族的智者，就会对书籍的保存产生一种强烈的渴望。他们知道，只有书籍，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是人类文明的太阳。只有书籍，才能让悠远的历史连成的缆索，成为知识分子的灵魂。可以说，书籍是知识分子的生命和精神的象征！可是，历代很多文人学士终年辛苦地抄书、藏书，但清贫的读书人到底能抄、能藏多少书？而这些书又怎会历经几代而不流散呢？当然，宫廷里有很多书，但往往毁于改朝换代之际。因此，历史的重托常常只能指望一些非常特殊的人物来承载。这种人最好是达官显贵，有足够的财力能搜集书籍，有极高的文化素养能管理好藏书，有超前的理念和谋划能使藏书代代相传…… 南浔“四象”之首刘家，就出了这样一位藏书家刘承干（1882-1963），字贞一，号翰怡，晚年自称嘉业老人。幼年就读于南浔镇浔溪书院，年青时考取秀才，候补内务府卿。因刘镛的长子刘安澜（紫回）29岁故世后，刘承干便以“承重孙”的身份继承了长房的家产（堂名尊德）。这就为他的藏书提供了充裕的财力基础和搜罗空间。清廷废除科举后，刘承干“学而优则仕”的迷梦彻底破灭，便以极大的傻劲钻进了书籍的王国，潜心于学术和收藏、刻印古籍。
  1907年，湖州陆心源皕宋楼被日本东京岩崎氏之静嘉堂文库购去，刘承干震惊之余引起理性思考。他痛惜官场的黑暗与混乱，欲在刘氏家族所崇尚的儒家观念范畴中去探求文化的定位，寻找“李愿避世，乱治不闻”的陶渊明式的隐居生活。1910年参观南洋劝业会时，别人是“瑰货骈集，人争趋之”，而刘承干却独步状元坊书店，遍览群书，满载而归。之后，当地书贾携书前来找他者络绎不绝。当辛亥革命的烽火燃起时，刘承干又乘大批古籍抛出之际，先后“照单全收”买下了甬东卢氏“抱经楼”、独山莫氏“影山草堂”、仁和朱氏“结一庐”、丰顺丁氏“持静斋”和太仓缪氏“东仓书库”等十余家的藏书。江阴的缪艺风（参议）和诸暨的孙问清（太史），还将他们手中的宋元精刻版本卖给了他。
  鲁迅在《阿Q正传》中说：“……革命党要进城，举人老爷到我们乡下来逃难了。”辛亥革命期间，南浔也有革命党进城的，可镇上的官宦富商却大多往上海跑，躲在外国租界里避难。他们几乎都恪守“大隐于市，小隐于乡”这一条生存哲学，意指大灾大难来了，就逃到都市（上海）避难；小灾小难时，却在乡野（南浔）隐居。此时，刘承干收购到的大量书籍，堆放在上海的寓所如山一般。他毕竟与鲁迅“未庄”上的举人老爷不同，文化人始终不肯安分的灵魂促使他想营造书籍的安居之所，虽不像《韩非子·刘储说左上》里的楚人那样做精美的兰木柜装置，但也得考虑如何才能保存好这些精神的“财富”。我们如穿透那历史的烟云，可以想象并追溯，从清代中叶起，南浔镇上就有刘桐的眠琴山馆、蒋汝藻的密韵楼、张钧衡的适园“六宜阁”、严之照的芳草馆、庞元济的“半画阁”重楼、周梦坡的梦坡室等私家藏书楼，当时南浔藏书之富，珍本之多，不仅为湖州之冠，且名满江浙，蜚声海内。但到了民国期间，这些藏书楼已被岁月的风雨摧残殆尽，只留下些许意味深长的思考，在文化的课题里周旋不散。
  “窃好斯文”的刘承干鉴于前人藏书“聚而旋散”的教训，并受苏东坡所说李公择的书不藏在家中而藏在原来住过的寺庙僧舍的启发，遂于1920年初冬破土，1924年岁尾竣工，在南浔刘氏家庙、义庄旁边建造了嘉业堂藏书楼。
  当时的刘承干，在上海滩几乎成了一种名为“脉望”的蛀书虫，十里洋场的每个角落乃至江南偏僻之地，他无时不在寻觅中国古书的魂灵。累计集书约60万卷，18万册。他的收藏不仅典籍宏富，而且精椠秘笈，世间不经见之书插架森森。宋椠元刻、稿抄本及地方志的大量收藏，可以说是其三大特色。据华东师大周子美教授（曾任藏书楼编目主任）生前回忆，刘承干曾给他算过一笔账：建造书楼12万，购地20万，聘人编、校、抄、鉴定等10万，总计80万。可见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私家藏书最多，花费精力、金钱最多的一个”。
  半个世纪之后，刘承干的一位孙女留学德国，看到慕尼黑图书馆里藏有线装书，就问：有没有中国嘉业堂刊刻的书？工作人员说：没有！因为嘉业堂的刻印本太贵，不是按册计价，而是按页计算的。可见其影响远非那个“80万”了。但是，现在有人说，一张光碟可以存入一座巨大的图书馆，藏书楼还有存在的必要吗？潜台词似乎是：不光藏书楼没有必要存在，别的许多东西都可以不必存在了。我认为，在文化信息密集的网络时代，藏书楼的重要意义已不是以书籍的实际内容给社会以知识，而是作为中国古典文化的象征存在着，让人联想到一个古老民族对于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是何等的悲怆和神圣。
  我仰视着藏书楼门额上的大字，怎么会不充满对先贤的敬重？今天的读书人，在生命本质上也可算现代文化的建设者，但从遗传因子来说又属于传统文化的孑遗，因此或多或少可以称为嘉业堂藏书楼精神的繁衍者。我站在那里，怯步不前，不断拷问心扉：你为此做了些什么？你到底是属于哪一种文化心态的书生？刘承干的开明 我抚摸着锈迹斑驳的平桥铁栏，凝视着南浔文化的封面——嘉业堂藏书楼。从外表看，这座建筑与这里的江南大宅没有什么区别，总体是灰色调的。
  所不同的是，四周一泓绿水呈带状环绕，寓肃穆的书楼于精美的园林之中，其结构很有特色，处处散发着浓浓的书香。
  穿过古朴的大门，遇到藏书楼的负责人郑兴宝先生。问起刘承干的刻书情况，他给我讲了一件往事：就在嘉业堂大兴土木之时，上海滩上发现了天一阁的藏书，原来是由于天一阁主人的疏忽，被与上海滩的不法书商有勾结的小偷夜里钻了空子。幸亏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出巨资买下了天一阁的这些藏书，转藏于“涵芬楼”。虽然“涵芬楼”后来毁于日军的炸弹，但张元济的抢救行为，无疑给了刘承干深深的告诫。
  刘承干曾对朋友说：天灾人祸，有时不可避免。我要把善本珍本赶快刻出来，使不经见之籍“为千百化身，以公诸天下后世”。为此，聘请著名学者和名匠刻工，刻印了许多古籍，不少是海内孤本。正如缪荃荪指出的，重孤本是刘承干刻书的一大特点。有些孤本到了他手里已零帙断纸，凌乱不堪，如果没有他的抢救，这些珍贵的罕见之籍恐怕早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了。
  校勘细致、刊刻精工、书品考究是刘承干刻书的第二大特点。凡刻印之书，事先必请专家鉴定推荐，然后由最权威的学者校正定稿，再请专家作跋，说明刊刻书籍的源流及其价值，才正式刻印。自1913年至1933年的近20年内，他刻印的《嘉业堂丛书》、《吴兴丛书》、《留余草堂丛书》、《希古楼金石丛书》、《求恕斋丛书》以及单印本《影宋四史》、《旧五代史》、《章氏遗书》等，均用红梨木雕板，刻法精湛，字迹清晰，所用纸张绵薄坚韧，共200多种，约3000卷，数量之巨，为近代所罕见。刻印的古籍中，有不少被清廷列为禁书，如明末文人遗著《安龙逸史》、《闲渔闲闲录》、《翁山门外》和《三垣笔记》等。
  刘承干对待私家藏书的开明态度，体现了对历代藏书家深锁秘守、惟恐人知的观念的超越。他刊刻古籍并不以盈利为目的，起初皆无偿赠送，后因求书人太多，才定价出售，但对友人仍无偿送之。为此，专门雇了一名职员，负责邮寄，甚至连邮费也不收。试问，即使在当今社会，有谁赚了钱，还会如此去传播这文明的种子呢？嘉业堂的藏书虽然不是公开阅览的，但由于刘承干的慷慨大度，仍接待过不少慕名前来的专家、学者。如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北京图书馆馆长袁同礼等，都先后到此参观，并由书楼招待住宿；江苏省图书馆馆长柳诒征到了这里，见到钞本《明实录》，大喜过望，即派人前来抄录一部；湖北学者徐行为，为了抄书，竟在书楼中一住就是数月，连膳宿都免费供应。日本几位汉学家曾来信委托嘉业堂请人代抄一部《宋会要》和其他书籍，也全部照办。刘承干不仅允许抄书，还同意别人借去翻印。他的这种文化精神、人格精神，真有点“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的味道，是深受中外学者所青睐的。
  说到这里，郑兴宝先生兴致勃勃地给我讲述了一则关于鲁迅先生与嘉业堂的故事。
  1934年5月的一天下午，鲁迅收到了许寿裳寄来的《嘉业堂刻印书目》（周子美编纂），从中发现了自己所需要的书籍。在此之前，鲁迅仅购过5种刘氏刻书。刘承干刻书，尤其清代禁书，引起鲁迅的关注。于是他欣然前往上海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刘承干府上去买书。他找到了门牌号码，便上前轻轻叩门。
  “请问，主人在家吗？” 没有回音。
  大门上开了一个小方洞，里面有中国门房、中国巡捕、白俄镖师各一位。
  巡捕问：“先生，你来干啥？” “我来买书。” “买书？不凑巧，账房先生出去了。” “那么，其他人管不管？” “没有人管。明天再来罢。” “我住得远，能否让我等一会儿？” “不行！” 巡捕说罢，大门上那小方洞关上了。
  鲁迅没法，只好悻悻回家。
  过了两天，鲁迅又到了那里，但回答更让他失望。
  巡捕说：“书都没有了！卖完了！不卖了！” 鲁迅又讨了个没趣。不过，也没有第三次再去买书了（此后，通过周建人夫妇及张梓生，鲁迅又购买了16种刘氏刻书）。
  按鲁迅的“绍兴师爷”式的脾气（施蛰存语），当时本该要骂山门的。这刘家既不是衙门，又不是洋人，其大门为何这么难进？可是鲁迅没有发脾气，倒是在《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一文中说了不少好话：“……因为实在回复的斩钉截铁。现在所有的几种，是托朋友去辗转买来的，好像必然是熟人或走熟的书店，这才买得到。”鲁迅还说：“《安龙逸史》大约也是一种禁书，我所得的是吴兴刘氏嘉业堂的新刻本。他刻的前清禁书还不止这一种，屈大均的又有了《翁山门外》；还有蔡显的《闲渔闲闲录》，是作者因此‘斩立决’，还累及门生的，但我仔细看了一遍，却又寻不出什么忌讳。对于这种刻书家，我是很感激的，因为他传授给我许多知识——虽然从雅人看来，只是些庸俗不堪的知识。”鲁迅在给杨霁云的信中说：“……有些书则非傻公子如此公者是不会刻的，所以，他还不是毫无益处的人物。” 近代传统藏书楼绝唱嘉业堂藏书楼园林中有一荷花池，四周堆叠的太湖石假山形似腾飞的龙、奔驰的马、报晓的鸡、顽皮的猴等十二生肖。一朵朵荷花在田田碧叶的映衬下向阳绽开，白的似素云，红的如彩霞，清风送来缕缕幽香……这一切似乎都在竭力赋予一种生命与感情、人与自然的融合，让我不禁想起同乡文友国擎、景华《垂虹熙南浔》一书中的一段话：《国语·齐》说：“负任担荷，服牛轺马，以周四方。”《左传》也说过：“殷受命咸宜，百禄是荷。”而《文选·东京赋》中不是有那句“荷天下之重任，匪怠皇以宁静”吗？哦，我明白了。
  植荷，示意来者当肩承国家之重任，天下才兴旺也！ 步入荷池中“明瑟”亭小坐，环顾池两边各有亭一座，即“障红”和“浣碧”。明瑟，《水经注·济水》有“池上有客亭，左右楸桐，负日俯仰，且对鱼鸟，水才明瑟”句。浣碧，意指洗美玉也。何谓障红？漳水有清、浊两河，合汇于大名县。红，可作“工”解。此时，忽闻虎啸声起。循声过去，只见一群游客聚在那块约两米多高的太湖石前，争相上前对石上一小孔吹气。吹着，便有虎啸声传出。石上镌阮元篆书“啸石”两字，其下复有张廷济（叔末）题句。阮元，是清乾隆年间进士，体仁大学士，曾任两浙总督。此石原为阮元故物，置在西湖中间三墩之一的阮公墩上，后被人偷卖给南浔朱宏茂植于述园。刘承干造此园时，朱氏又卖给刘家。
  书楼的设计很新颖，根据藏书的特殊需求在形制、材料等方面作了变通，为中西合璧的回廊式两层建筑，看似简单，却藏巧于拙，玄虚莫测。进得门去，只见一个占地两亩的四方天井，主体由前轴七间两进和左右厢房各六间组成，楼上楼下共有书库52间，书架上堆满尘封的故事。所有的楼、堂、斋、室都陈列着大理石屏风、书桌、天台几和香妃榻等红木家具，一派清代厅堂的风格。
  边走边看，我不觉来到正对进门处的嘉业厅。抬头看，“钦若嘉业”九龙金匾高高悬着，是清宣统皇帝溥仪所赐。据说那上面的字是溥仪的老师陆润庠所写。但匾上没落款，题于何年不详。如是陆润庠捉笔，应是辛亥革命后至1919年间。“钦若嘉业”是汉碑《华山碑》上的一句话。原文：“君到，钦若嘉业，遵而成之。”1917年，溥仪又复赐“抗心希古”九龙金匾。“抗心希古”，出典是嵇康《幽愤诗》里的一句。
  嵇康长得很帅，当了魏宗室的女婿后，反对司马昭改魏称帝，屡召不赴。
  他完全不理会种种传世久远、名目堂皇的教条礼法，厌恶官场仕途，追求一种摆脱约束、回归自然、享受悠闲的人生境界。他把庄子哲学人间化，因此也诗化了，很有道理。
  嵇康长期隐居在河南焦作的山阳，后来到了洛阳城外竟开了个铁匠铺，与他的好友、文学家向秀一起打铁。正这么叮叮当当地打铁时，忽然来了一列华贵的车队，为首的是朝廷宠信的钟会。但嵇康却不理会。
  他抡锤，向秀拉风箱，旁若无人。
  钟会很尴尬，只能悻悻回去。
  然而，对嵇康来说，真正能从心灵深处干扰他的，是朋友。这样的事情，不幸在他和好友山涛之间发生。当时朝廷要山涛推荐一个合格的人继任他的官职，他真心诚意地推荐了嵇康。但嵇康却立即写了一封绝交信给山涛（《与山巨源绝交书》）。
  嵇康还写过另一封绝交信给吕巽。但仅为此，他被捕了。
  理由很简单：他是不孝者的同党。
  一个“不孝者的同党”，该如何处罚！ 这时候，司马昭所宠信的钟会求见，说：嵇康是条卧龙，不能为你服务，就不必留他。司马昭便下令把他杀了。杀他的时候，3000多名太学生发起营救。史称他为第一位学生运动领袖。
  《幽愤诗》写于狱中，诗中说自己早孤，靠兄长与母亲教育，不听话也不尊重先生，好老子、庄周学说，攻击孔子。“爰及冠带，任宠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嵇康的这种性格与生活方式葬送了他的生命，仅活了40岁。临刑前目观日移，索琴弹之。刑场上一片寂静，神秘的琴声铺天盖地。一曲《广陵散》是生命的绝响。这是何等的悲壮和苍凉，足够中国的文化人思考好几个世纪。据说他游洛西时，暮宿华阳亭，引琴闲弹，是夜有人闻琴声而至，授此曲。如此一释，溥仪的居心不是昭然若揭吗？可见刘承干以“遗老”自居，对清朝末代皇帝五体投地，感激涕零，不是没有思想渊源的。当然，旧臣不事新主，而用心拯救文化遗产，也不失其道义也！…… 前进东侧为“宋四史斋”，由吴昌硕篆额。前进西侧为“诗萃室”，曾放着一本由刘安澜与刘承干合编的《国朝诗萃》。当时《国朝诗萃》正本由刘安澜所编，刘承干编的是续本。楼上正厅称“希古楼”，匾额系郑孝胥所题。两侧为“求恕斋”、“黎光阁”。楼下走廊左右壁间嵌有文徴明的《两桥记》和《辞金记》两块书碑，行书直写，笔迹流丽隽逸，苍润秀雅。
  我想起南浔同乡、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曾称誉嘉业堂藏书楼是20世纪初的“摩登”，觉得此话很有哲理。细细咀嚼这“摩登”一词，本是当时上海滩上的一个时髦用语，现在用来概括嘉业堂的建筑特点，总结它保护设施的优势，倒也是十分贴切的。藏书楼四周有一道碧水环绕，起到了防火的“断层”作用。每个书库均装有玻璃、铁皮两层窗户，珍藏之书盛于书柜中，柜内复衬夹板，也是防潮的措施。泄水的管子砌在廊柱中间，出口处又临近室外阴沟处。令人惊奇的还有房屋采用砖木结构，但走廊的立柱、横梁均为钢筋水泥混凝土浇制。楼下的地坪用砖窑烧制的青方砖铺就，而且间间不同。方砖之下，又用瓦钵铺垫，瓦钵下铺一尺多厚的细沙，故地下潮气无法上升。就连室外的大天井，也用水泥浇成方块，不仅采光通风，而且可供晒书之用。当时还专设消防室，配有震旦灭火机。“其设备周至，公家图书馆对之有愧色矣”（张岑《南浔刘氏嘉业堂观书记》）。但是，光凭这些保护设施还远远不够，因为水、火、虫子、战争、时间等等，都是它的“克星”。
  由于刘承干处于动荡不安的时代，加上家道中落，日本军队的入侵又打碎了南浔优美宁静的生态，抗战前其镇库之宝宋刻《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宋刻本中的珍本《鹤山先生大全》、《窦氏联珠集》、《永乐大典》残本、《宋会要》稿本及《明实录》抄本等皆已易主。但大批古籍的流失是在抗战爆发之后。1937年“八·一三”上海事变，11月日军占领南浔，嘉业堂危在旦夕。刘承干将大批珍贵书籍陆续运往上海。刘承干流散之藏书，除部分被私家购去外，大部分归北京、大连、上海等地各类图书馆入藏，其中卖给中央图书馆的那批书，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经“文献保存同志会”郑振铎、徐森玉、叶恭绰等人设法，将那批书运到香港，谁知不久香港沦陷，这批书与他们为中央图书馆抢救的其他大宗珍籍，被日本人劫往东京，直到抗战胜利后才被追回。
  我在惋惜刘承干藏书散失的同时，更为郑振铎、徐森玉等努力保护嘉业堂的藏书而感到欣慰。书楼始成之日，刘承干为此记文，诫其子孙不得损毁失散。谁知刘氏却自聚自散，真是殊为可叹！书楼的衰败固然有主人的责任，更主要的却是历史的必然。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中国大乱之时，也是从封建走向共和的转型之期，随着封建帝制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基础的瓦解和崩溃，传统藏书楼自然难逃衰败的命运。这位中国近代最晚的藏书家所面对的正好是现代图书馆的兴起，新科技和现代印刷术的广泛应用这样一种新格局。那种古老传统模式的专藏不用、重藏轻用的封建藏书楼已丧失了生存的土壤和条件。可以说嘉业堂代表了中国封建藏书楼的终结，其藏书的聚散兴衰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古镇文明史上的奇迹抗日战争初期，南浔镇上的一场大火，从东栅头一直烧到南栅头，据说烧掉房屋约5000间。“四象”之一庞家的宜园、张家的东园（绿绕山庄）等
  三大花园都被烧光，只留下一棵紫薇树，一道长堤，一个空空荡荡的“孤岛”；适园中唯有假山没有烧掉，留下的是一片片石磊磊葛蔓蔓……但嘉业堂藏书楼历经兵燹和动乱，却依然如初，这确是一个难解之谜。
  要破解这个谜，还得从满铁大连图书馆说起。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得到中东铁路的经营权，便在1907年成立了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会社下属的资料机构就是后来的满铁图书馆。当时一个名叫松崎鹤雄的日本人，是研究汉学和中国古籍的高手。他久闻南浔嘉业堂的盛名，并与刘承干有所往来。日本学者柳大藏在《满铁调查部内幕》中介绍以“满洲建国，亚洲开放”为目的“大雄峰会”头目笠目时说：“笠目在满洲有两个知己，即松琦和桔朴，他们是满铁的特约人员，松琦是圣海舟的门徒，受海舟之命早已来到中国，以研究汉学和古典书籍入手，掌握了中国社会的奥秘。”这就是说松琦到中国是负有特殊使命的。他做过满铁大连图书馆的顾问，曾为搜集中国珍籍四处奔走。在满铁图书馆的内部刊物《书香》（1938年10月）上，登载着原满铁大连图书馆馆长沛沼介写的一篇文章。此文透露一事，当时满铁大连图书馆嘱松崎鹤雄，他就打电话给他的内弟、嘉兴地区日本侵华驻军守备队长牧二郎少将，让他把嘉业堂的藏书全部“保护”起来，然后伺机调离出来。可见早在1938年嘉业堂就被日军“保护”起来，实际上是一种控制。这种“保护”，暗藏着一个文化掠夺的阴谋。不过，这个阴谋最终未能得逞罢了（张廷银《藏书研究应注意图书聚散中的文化展示》，2003年5月3日《光明日报》书评版）。2006年10月20日，我在陪同央视《走遍中国》摄制组拍摄嘉业堂藏书楼时，凑巧遇见了旅顺博物馆副馆长、研究员王若。他说，20多年前就发现了满铁大连图书馆保存的有关史料，因为几年前看到社会上对此有些误导，于是就写了《嘉业堂未毁之谜》，对张廷银的文章作了些补充（2003年12月8日《文汇读书周报》），如大连满铁图书馆收存嘉业堂藏书楼的《永乐大典》44册，等等。
  有一种说法，即日军侵入南浔的第二天，就在熊熊大火燃起时，一伙日军进了藏书楼。走进正厅，抬头见一块九龙金匾，带队的军官没有了昔日的疯狂与狰狞，“啪”地一个立正，敬礼。金匾上，末代皇帝溥仪赐予的“钦若嘉业”四个大字清晰耀目。当时溥仪已成为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可能是日军表面上有些顾忌，因此没有贸然下手。这让刘承干认为，是“龙恩”震慑住了日本军人。正如他在《求恕斋日记》所言：“并见今上御匾，行立鞠躬，颇客气。” 当然，也有人说刘承干深知日本人收藏书籍之习惯——好全部而恶残本，就将大量珍本抢救运沪，而从无法运走的整部书籍中抽走了第一册，秘藏在南浔的别墅——求恕里的天花板上面，以免被日本掠夺。解放后，刘承干将这些隐藏之首本悉数归入藏书楼完整配套。于是就有了嘉业堂藏书楼“覆巢”下仍有完卵的奇迹。1951年11月19日，刘承干把藏书楼全部捐献给浙江省图书馆。应该说，这些举措与刘承干当年聚书时“保存国粹，匹夫有责”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我手头有一篇题为《关爱藏书楼情切切——周恩来批示复印件在南浔展出》的报道，这是2003年初我与记者一起采写的。相关链接是解放前夕，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周恩来，曾给进军江南的九兵团一份专电，要求保护南浔嘉业堂和宁波天一阁。陈毅司令员还在戎马倥偬之际亲自走访了藏书楼。1949年5月7日，周恩来又致信中宣部，对南浔嘉业堂和太原普善寺的接收与保护作出重要批示。据藏书楼负责人郑兴宝先生介绍，他们是在《周恩来文化文献》中获悉此重要批示的。在省有关部门的帮助下，几经周折，终于获得了此重要批示的复印件，并立即展出。
  据嘉兴的沈如淙先生追忆，当时嘉兴县刚解放，县委接到省委、地委转来的中央指示，即派嘉兴独立营第一连，连夜赶到南浔执行任务。第二天，时任嘉兴县委副书记的杨铭、沈如淙到南浔检查藏书楼的保卫工作，研究警卫措施。
  南浔附近的匪特并不甘心失败。就在第一连进驻小莲庄第三天下午，一连文书沈向荣（中共党员，崇明人），在藏书楼通往市街的弄口突然遭到两名土匪袭击，两匪扑向沈夺枪，沈奋勇反抗，力拒两匪。他们见夺枪不成，即向沈连开数枪，沈当场牺牲。连队闻讯，立即追捕两匪。在当地农会干部（其中有一女同志）、群众协助下，两匪当天被捕获，关在一间靠河民房内。夜间一匪跳窗逃跑，落入河中淹死；另一匪被押送至嘉兴独立营营部，审讯后，报经上级批准处决。在审讯中得知两匪系国民党潜伏下来的马文龙匪部残匪。烈士鲜血洒典籍，藏书楼被保护下来了。
  十年浩劫，南浔也饱受沧桑。当时我在嘉业堂附近一所中学任教，看到它终年铁门紧闭，显得神秘兮兮的。很多次，我和友人不得其门而入，往往只能徜徉在香樟树成行的石板路上，倒也别有一番滋味。后来才意识到，正因为它铁门紧闭，才躲过了动乱的厄运。这不能不归功于一个把生命与藏书楼连在一起的人，他的名字叫汤福璋，是省图书馆派到南浔的一个普通管理员。他从杭州调来，一家四口甘居寂寞，长守数十万卷古籍，并精心保养，没有一日懈怠。老汤虽然不是学者，但他深知嘉业堂中这些古籍价值连城，就摆出一副“大革命”的架势，用石灰和黄泥涂没了一切显山露水的真迹，再用红漆大书特书标语口号，使藏书楼成了“红色的海洋”。给他壮胆的还有嘉业堂周围的农民兄弟，他们让他准备好一只脸盆和一根桑柴头，只要有紧急情况就登楼以击盆为号，农民兄弟就赶来帮助。
  有一次，一群红卫兵团团围住了嘉业堂。
  老汤急中生智，开口操起杭州官话说：周总理曾指示南下大军保护藏书楼，陈老总也来视察过。他千方百计把红卫兵阻挡在外面。
  “冲！冲进去！”红卫兵大声嚷道。
  老汤挺身挡住铁门，冷静地望了一眼红卫兵，说：嘉业堂是浙江省图书馆的古籍部，里面藏的全部是中国的古书，这些古书很珍贵，很有价值，你们千万不要乱来。（上个世纪）50年代为了查找中印边界某种珍贵史料，中央让北京、上海、南京等一些图书馆查找，后来却在嘉业堂里找到了好几份哩！…… 红卫兵听了这些道理，又望望门里的“红海洋”，才半信半疑地离开了这座抹着神秘色彩的藏书楼。
  现在，老汤早已远行。
  他从未认为自己是“功臣”，但南浔人永远记着他！ 凡是爱书的人，都不应该忘记他！ 为遗老而遗老
  1911年的辛亥革命，使忠于清廷的刘承干胆战心惊。世受“皇恩”的他，仍钻在死胡同里，以柔弱之躯托起了一个中国文人的悲剧性造型，成为典型的清朝遗老。宣统皇帝垮台以后，他却从不承认中华民国，一直沿用宣统年号。据说还保存着那套清朝的官服。他在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开设一家“源丰”当铺，店堂正中高悬一块匾额，正中“源丰”两字为刘承干亲笔所书，左下角写着“大清宣统壬戌年”七个小字（其实应是民国十一年）。每次当铺开门之时，他总是头戴西瓜皮帽子，身着长衫马褂，脑后拖着一条长辫子，活脱脱的一副“老复古”怪样。
  据“老南浔”林黎元先生生前回忆，刘承干平时爱与一些遗老遗少信札往来，所写日期，也一律引用宣统年号。对于他的复古行为，众人背地里笑他。他有时听到，也不当回事。店内有一朝奉，曾当面劝道：“老爷，你这复古之举，说不定会成为不良之徒陷害你的一个把柄。可要当心呀！” 刘承干却说：“我没有私仇冤家，怕什么？” 这朝奉再三相劝：“老爷，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但刘承干却不以为然，我行我素。
  刘氏家大业大，妻妾众多。其中有个四姨太正当妙龄年华，耐不住寂寞，常借故外出游玩。凑巧，遇到一个小白脸，两人眉来眼去，一拍即合，勾搭上了。那小白脸外表道貌岸然，实际上却是上海滩某流氓头子的徒孙。他对四姨太说：“你留点心，找刘老头一个破绽，敲他一笔钱，你就离开他，我们做一对长久夫妻。” 四姨太一口答应，在刘府和当铺里到处找破绽，终于看到了悬挂在“源丰”当铺店堂上的那块匾额。她立即赶去告诉小白脸。两人一合计，四姨太就捏造了一封刘承干的亲笔信，上写“大清宣统丁卯年”（其实应是民国十六年），就以此为借口，要挟脱离关系，并在姘头流氓的策划下，串通了司法人员，以“复辟满清”之罪名，欲把刘承干告上法庭。
  刘承干莫名其妙，急得团团转。
  那朝奉劝道：“老爷，上法庭可不是闹着玩的，还是快把这匾额摘下来吧？” 刘承干想想也觉得有些头绪，点了点头，“好！你马上把这匾额摘下来毁掉！” 刘夫人听说后却不屑一顾，说：“这打官司的事，应找我父亲，快去北京。” “不不！让我再想想，想想！……”刘承干心急如焚，说不下去了。因为他夫人是清光绪年间进士钱绍祯的女儿，钱绍祯曾任清廷兵部郎中、湖北襄阳道台。辛亥革命后，他看破红尘，辞官回乡，一心一意举办慈善事业，颇得当地百姓的好感。到了民国，钱家又出了两个大官，一个是民国总理钱能训，一个是驻法国大使、国民党外交部次长钱泰。可刘承干惧怕事情真相败露，会引来岳父、内弟责怪，故未去北京。
  刘承干无奈只好私下与对方妥协，被敲诈去10万多元。那个四姨太分得两万元，在南京路开了一家西餐馆。当时有个无聊文人，把这件事写成章回小说，在《新闻报》上刊登了一则预约出版章回小说《南浔一象记》的广告，霎时谣传四起，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刘承干不得不又派人与那个无聊文人谈判。起初，对方态度十分强硬，一定要敲诈一万元，后因前面的事态已经平息，才答应以8000元为价，一手交钱，一手交手稿。
  刘承干的遗老情结，更多的是表现在他与其他遗老的交往信件中，但可惜已找不到原始材料了。倒是他在所刊刻的古籍之序、跋中，我们可以更明显地看到这种难分难解的“皇权”思想，可谓“溶化在血液中”了。这些序、跋，有时埋怨辛亥革命使天地易位、纲弛纽解，有时哀叹时局沉沦、斯文扫地，有时则流露出失落者的病态心理……这不是一种奇怪的“刘承干现象”吗?我们很难弄清，这位清朝遗老究竟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复杂而又矛盾的心态？那按捺不住的“皇权”迷梦，既热烈，又痛苦；既享受，又煎熬；既作威作福，又战战兢兢。一方面是费尽心机地搜集和刊刻清朝禁书，对于清朝遗老又很同情和赞赏，而对清初的文字狱更为不满；另一方面又以清朝遗老自居，念念不忘复辟满清，声嘶力竭地为那个早已倾覆的封建王朝尽忠效劳。虽然斯人已杳，但读其所刊刻的古籍之序、跋，我不免临风怀想，遗憾、惆怅。
  呜呼，为遗老而遗老的刘承干也！ 刘承干虽多次助资捐官，得到的却是空头官衔，其实未曾正式出仕于清朝。但他心底深处是很有几分官瘾的，因为做官有做官的权威。苏东坡那种人格分裂的痛苦他大抵不会有，而张之洞的官场遭遇也许记忆犹新。一个出身于官府巨富的读书人，总期望能有所建树，在青史上留下点什么。经过短暂的消沉以后，所谓的“皇恩”意识便悄悄地复苏过来，终究使他成为政治上未能赶上时代的落伍者。1911年清帝逊位，时年30岁的刘承干在上海发起组织“淞社”，有三四十人定期雅集，与南北遗老频频往来，对溥仪忠仁不二。
  谁也没有料到其间他遇到了由北京流亡上海的许多前清遗老。这些因大清皇朝灰飞烟灭而失业的遗老，在痛骂时局沦丧、叹息生活无情之时，不得不变卖各种物品包括藏书。刘承干原来就“乐善好施”，便笑而收之。民国初期溥仪小朝廷的各种活动，刘氏几乎无不参与，无役不献巨金。如民国十一年（1922）溥仪大婚，刘承干代表南方遗臣离沪北上献礼，并受溥仪于养心殿召见二次。在京期间，刘承干特地前往崇陵拜谒，见陵树土木毁损，自愿与其父刘锦藻同担补种修葺之资，耗银二万余两。民国十七年（1928）东陵被盗，刘承干又进贡修复银两，后又进呈所刻古书。溥仪30岁生日，刘承干又携书籍物品，出关至长春祝寿，并进言“敬天法祖”。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就提到“1934年3月1日，我在东北为满洲傀儡皇帝，关内各地遗老如刘承干等，都寄来祝贺的表章”。1945年，溥仪为苏军俘虏，刘承干闻悉后大为震撼，即为反对引渡“奔走呼吁”……由此可见，尽管通往封建皇室的独木桥已经沉没，但内心深处还燃烧着光宗耀祖的熊熊烈火的清朝遗老们仍梦想挤过去，刘承干则是其中出类拔萃的代表人物。
  沒有梦幻就沒有悲剧美刘承干在深仁厚泽和冥古不化中完成了向清朝遗老的人格倾斜。他少长于南浔，民初移居于沪，其后虽每年还乡小住，并曾旅居苏州、杭州、青岛等地，长期居住地仍在上海。其所居住宅，起初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麦特赫斯脱路（现泰兴路）西边，上个世纪30年代以后，曾6次迁徙。这期间，虽然他既不善于经商，又不做官，但精神生活还是相当丰富的。现在看到的有关刘承干的一些老照片，几乎全是清一色的灰布长衫，让人的感觉是，这位清朝遗老一直生活在一种传统的、古老的程式里。然而，只要打开他的《求恕斋日记》（原稿60册），却发现他是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物，与几个“洋味”十足的弟弟截然不同，竟过着一种以“土味”为主的“中西杂烩”的生活。
  镜头一：1911年2月28日，刘承干出了家门，不坐轿车，却乘马车到了高德，请教西医配了一副墨晶眼镜，计大洋42元……是夜，他携陈姬，又乘马车至美斋馆吃夜餐，膳毕到北四川路看外国影戏，买的是二等票每张一元。
  外国影戏每放一片必有一段洋文介绍，可惜他看不懂。每放完一套，必有一对男女款步入池，翩然起舞。灯光柔和，舞步轻盈，舞姿优美，令人心旷神怡。
  镜头二：3月19日下午3时，刘承干与秘书坐马车到斜阳路西园，喜看文明结婚。镜头三：3月25日，刘承干与内子、徐姬游哈同花园。夜，在礼查饭店吃西餐。
  镜头四：在此前后，刘承干还游览了张园等，去江湾看飞机表演，去圆明园路看外国戏，去江苏吴江震泽镇看水上赛船。
  镜头五：…… 但这样的理解似乎还是不够的。因为刘承干毕竟不是一般的庸常之辈。几十年来，他为保护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做了那么大的事情，所体现的是一种超越金钱、超越时空的崇高的人格精神。他的悲哀是看不清神州大地上革命志士前赴后继的奋斗和雷霆万钧的枪炮声，唤起了一个古老民族的觉醒，也为病恹恹的中华文明争得了几分自信。南湖红船划出了惊天动地的第一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人民军队的节节胜利，彻底粉碎了遗老们的梦魇。这种两个时代战斗的烽火迫使他不能不感到一种面对翻天覆地的革命、变革、挑战而产生的危机，应该说他也有所触动，有所改变。当然，一个南浔旧官商的弟子，又是顽固的清朝遗老，终究被时代的滚滚洪流所席卷、所吞没，也是可以理解的。
  新中国诞生后，刘承干在家乡南浔及各地的田产、沪上房产等均归国有。
  嘉业堂藏书楼及藏书亦捐归浙江省图书馆，这是他无奈之余的明智选择。据南浔老人回忆，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时，客居上海的刘承干仍情萦故里，弘扬爱国爱乡的精神，牵头召集在沪的“四象八牛“的后裔，纷纷出资捐献，累计占南浔镇捐款总额的十分之一，这在当时确是不易的。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他的生活已并不富裕，沪寓藏书孑遗部分，陆续售出，以补家用。其时子女各自分居，初由一冯姓女子照料起居，后长期居住于姚姓过房女儿处（上海新闸路新乐邨10号）。
  刘承干的晚年生涯是孤独和寂寞的，却不改常度。每天观日落日出，看窗外人来人往，偶尔翻翻古书，听听音乐，正可以静静地反思人生的许多重大问题。他或许有满腔的怨愤和不平，说不尽的委屈和惆怅。当他营造中国近代最晚、藏书最多的嘉业堂藏书楼时，他曾经名声大扬，那可能是他一生中最为辉煌，也最为得意的日子。从本质上来说，刘承干的人格结构中多了些文人的“基因”，作为文人大抵都有鸿雁翱翔于万里长空的夙愿，认为这是一种人生的大放达，更何况是一个在十里洋场泡过的人，那种潇洒和浪漫自然是值得眷恋的。在中国，文人历来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离官僚阶层只一步之遥，所谓“寒窗苦读圣贤书，落难公子中状元”、“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是一幅“学而优则仕”通俗化的图解。但就绝大多数文人而言，这一步却关山重重，可望而不可及，甚至比登天还难。贴切地说，文人是一群“候补官吏”。因此，刘承干晚年盘桓在上海寓所里，先前的意气已荡然无存。很难设想，失却了昔日潇洒的身影和笑声，失却了夕阳下的眺望和夜雨中的苦吟，失却了书斋素笺上酣畅淋漓的诗迹，留下的只有湮没在世事代谢中的失落和凄凉茫然的叹息，已毫无文化的张力和灵气了。
  刘承干无法理解别人对他的不理解，也无法诠释他的悲悯、失望和彷徨。
  但他还在古籍、版本上做梦，梦是他人格精神的恣肆飞扬，此时心灵深处的企盼将冲决现实的种种樊篱而遨游八极，幻化出奇诡瑰丽的境界。然而，当他从迷梦中苏醒过来后，看到的却是一个暮年衰病的自我，一个穷愁寂寥的自我，一个生命已近尾声的自我。环顾四周，空空是也！仅二三个友人，偶尔稍稍过从。寓中所存古籍已寥寥无几，仅《嘉业堂藏书楼书目》、《嘉业堂藏书志》稿本及日记、函稿百十册，摩挲自娱，百感萦怀。没有面对明天的憧憬，只有一遍遍地咀嚼昨天的体味。轻轻拭去列祖列宗画像上的尘埃，一页页翻动着家史，辉煌与衰落，都已成为历史的陈迹。正如他在《嘉业老人八十自叙》一文中的独白：回首自少而壮而老，心事寒灰，一切如梦幻泡影。
  留下梦幻也好，留下泡影也罢，没有梦幻泡影就没有真正的悲剧美。至少它可以给后世留下一个丰厚悠远的想象空间，留下一个值得深思寻味的哲学命题。
  刘旭沧纵情走向死亡我观看刘旭沧先生摄影作品展的时候，顺着他文友的笔触，眼前不禁浮现出一幅人物速写：“不大不小的个子，一张清秀的脸，配上一副眼镜，行动谈话，温静文雅，完全是书生风度。艺术圈中的朋友大都认识他，而且也喜欢和他交往。”本来他可能一直活到中国的改革开放时期，但魔鬼却过早地夺取了他的生命，使他含冤而去。
  刘旭沧（承东，1913-1966），刘锦藻的第九个儿子，刘承干的弟弟。他的童年，是在南浔镇新开河的刘贻德大宅内度过的。离他家不远处的寸池潭口，有一家顾影轩照相馆，主人王时蔚，对摄影很有研究。刘旭沧从小就喜欢摄影，常去那家照相馆观看。有一次，他借了亲戚的一台相机（系柯达克折叠式白郎尼），用自己的糖果钱，购买了一个胶卷，开始试拍。冲洗后发现不清楚，又重拍，但仍不满意。就这样，大约拍了七八个胶卷。可惜亲戚的相机不能长期借用，因此他慢慢地节省糖果钱，几年后购买了一台较好的相机，但奇怪的是拍出来的照片反而不如从前。幸得朋友指导，才知相机愈佳，拍摄技术愈复杂。他渐入其门，并自学冲洗，废寝忘食，甚至连父母责怪也不顾，仍孜孜不倦。父母见他如此专心致志，也就顺其自然矣。
  刘旭沧后来随家人到了上海，居住在厦门路的贻德里大宅（刘锦藻一房于20世纪30年代迁往青海路），阅读了有关摄影的书刊画报，经常观摩各家摄影展览，结识了上海有名的摄影家郎静山，虚心探讨，刻苦钻研，在艺术上长进很快，不久即崭露头角。
  1932年，刘旭沧参加“三友影友”，曾为支援赈灾，在上海举办义卖影展，博得社会好评。1936年，与朋友合作创办《美术生活》月刊，担任编辑，并师从张充仁，潜心于艺术研究，如素描、粉画、水彩画、油画、雕塑等，无一不能，无一不精，但他所最钟情最精彩和最为人知的还是摄影。当时，他还是南方最早的摄影团体——华社的一员骁将。他依托深厚的传统文脉和开放意识，吸收了国画的表现手法，结合到摄影艺术中去，作品构图严谨稳实，细腻传神，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和魅力。
  彩色摄影在当时的欧美早已盛行，但在我国仍是空白。刘旭沧经数年攻关，构图命意，独具东方艺术之神韵。抗日战争以前，中国尚未有五彩感光纸可以印照，所以他刊登于《美术生活》上的彩照，都是用五彩纸打了灯光制的版。其作品还散见于《万象》、《良友》、《时代》、《文化》、《申报·画刊》、《时报·画刊》、《中国生活画报》、《中国影艺》、《星洲日报》等报刊。中国以艺术摄影参加国际沙龙而能占一席地位者，当以刘旭沧及郎静山、黄仲长等为最早。刘旭沧先后参加过美国芝加哥博览会上海影展、中国摄影学会影展、黄山名胜影展等，与张印泉筹办北平摄影学会，并举办了北平第一届摄影展。他用镜头与世界对话，作品曾选送英、美、法、德、日、瑞士等25个国家，让一个个定格的灵感走进295个国际沙龙影展，摘取桂冠54顶。
  还曾获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嘉奖，被吸收为英国皇家摄影家协会会员。
  担任过上海中青摄影学会指导，邦达广告公司经理，宇宙电影公司摄影师，先后拍摄过《琢玉》、《缝衣》、《爆竹》、《木偶》等彩色短片，在中国早期彩色电影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解放后，刘旭沧凭艺术家的良知，热情地投入到新生活中寻取镜头，拍摄了大量反映平民生活的作品，先后发表在《中国摄影》、《新闻摄影》、《大众摄影》、《人民画报》、《上海》等大型画册、报刊和专集上。他曾被北京有关部门请去拍摄大型画册《中国》，作为国宾的礼品，其中一幅名为《窥》的作品获《中国摄影》优秀作品奖。1961年，他和金石声在上海举办联合影展，展出他的新旧作品166幅。1956-1966年，每届全国影展，都有他的作品展出，在中国摄影界树起了一块南浔血统的影艺品牌。
  1956年中国摄影学会成立时，刘旭沧当选为常务理事及评选委员；1959年担任中国摄影学会上海分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1962年上海分会正式成立，他当选为副主席。1965年，他出席全国第三次文代会…… 然而，这位卓有成就的著名摄影家在“文革”初期就受到了残酷的迫害，被各种有名无名的“造反派”先后抄家达19次。据刘旭沧的子女回忆，那些日子里刘旭沧几乎都是在沉默中度过的。家里再也听不到娓娓动人的话语，再看不到和蔼可亲的笑容。女儿们每次回家，只见爸爸终日紧锁双眉，连最小的世琬也不敢多问一句话。虽然她们爱爸爸，相信爸爸，但所在组织反复教育她们要与爸爸划清界线，所以只能用茫然的、带着怀疑和恐惧的目光偷偷地看着那张最熟悉最亲切的面容。
  昨天刚刚开过批判大会，今天“造反派”又找上门来了。眼看着凝聚了毕生心血的影集、影作及所有的摄影器材，全被塞入麻袋，一袋袋地被拖走、烧毁……刘旭沧苍白的脸上阴云重重，浑身热血上涌，只觉眼前昏黑，头晕目眩，全身像一片孤叶，在狂风暴雨中飘飞，坠入无边无际的骇浪惊涛。
  他的精神崩溃了，犹如一头落入陷阱受伤的羚羊，被狠心的猎人捆住四肢，投入屠宰场，只能俯仰由人，不得动弹。
  是啊，历来的冤假错案都是不需要证据的！有时只要一句话，仅仅一句话就能置人于死地！沉默好久，刘旭沧喟然长叹：“也许这就是命运的嘲弄！”他不禁百感交集，怆然泪下。他让自己悄悄平息一下，给妻子和女儿们留下了最后的一封信…… 对于死，刘旭沧是有思想准备的。据说他是吞服“照片冲洗减薄液”而自杀的。纵情走向死亡，那也是一种人生的大手笔，可以毫无愧色地比之于未名湖畔老舍的身影。
  据他的女儿世琬医生说，爸爸一生摄影作品达19万张，在“文革”中全部被付之一炬。现在，在南浔刘承干别墅“求恕里”，设立了“刘旭沧摄影作品展馆”，首次推出100多幅珍贵的作品，也算是对这位中国现代摄影界的先驱性人物的一个纪念。这里虽然没有撕心裂肺的哭泣，但我不时从心底涌起悲愤、凄楚之情。也许这就是刘旭沧的人生风格。抑或这种风格佐证了一位哲人所思：“神圣伟大的悲哀不一定有一滩血一把眼泪，一位聪明的作家（或艺术家——笔者注）写人类痛苦或许是用微笑表现的。” 刘氏后裔 说起刘氏后人，我不由想起1983年的一个秋夜。听说《解放日报》资深记者许寅到了南浔小莲庄，我就匆匆赶去拜访。
  许寅也是湖州人，1946年进入《申报》，并成为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一直在《解放日报》当记者，从事文化界的采访、报道。承他介绍，我认识了《解放日报》名记者、全国政协委员陆诒（已故），《人民日报》驻上海首席记者、高级记者章世鸿，以及同乡老人刘訢万。许寅说，他们是应邀到《湖州日报》去讲课的，顺便陪同刘訢万到南浔看看老家，看看小莲庄和嘉业堂藏书楼。
  也许是乡情之缘，刘訢万老人与我谈得很坦然。他说，父亲刘承干共生六个儿子，长子、五子均已故，六子也在上海，三子50多年前去了德国，四子解放前移居台湾，至今下落不明。刘訢万（世煦）是次子，为元配钱夫人所生，按传统的说法，为嫡长子。他曾任浙江通志分纂和清史馆员，现为上海文史馆馆员。
  后来，我因一家刊物主编约稿，在撰写《“四象”后裔的故事》一文时曾通过电话采访了刘訢万老人。他说，小时候最早认得的便是“嘉业堂”三个字。
  因为1914年父亲刘承干在上海爱文义路（现北京西路）、麦特赫斯脱路（现泰兴路）两边，造了一所住宅（今北京西路小学所在地）。这所房子正中央挂着一块大匾，匾上有清逊位皇帝溥仪的启蒙老师、状元陆润庠手书的“嘉业堂”三字。1934年，刘訢万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学西洋文学，但心里却爱好中国古典文学，尤喜戏曲，是业余昆剧名家。初从施传镇学老生，复从赵阿四（桐寿）及许伯遒改习小生，又与俞振飞相友善，得俞亲授多年，工官生，唱法规矩、工稳，讲究出声、归韵，颇晓俞派唱法门径，世谓其是昆曲清工唱法最后一人。他虽然读的是“洋书”，但是直接受同乡、上海华东师大教授周子美生前的熏陶，小莲庄和嘉业堂藏书楼的影响远远超过圣约翰，所以生活把他塑造成
  一位中西学并举的老夫子。他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浙江兴业银行做事，仍在上海与母亲一起居住，对父亲的情况一直就所知不多。记得1946年他回到南浔，看到小莲庄经过战火后的残败景象，心情异常凄凉。1986年他重返故地，见小莲庄已修复，藏书楼保护完好如初，感到说不尽的喜悦。
  刘訢万还说，妻子李家瑛是他在圣约翰大学的同学，为李鸿章的曾侄孙女。十年浩劫期间，他家两大一小的房子一夜之间被“革”掉了，碑帖、字画、藏书等也被抄走了，夫妻俩和三个女儿挤在10平方米的储藏室里，对着小天井，白天也要开灯，而且一住就是17年！后来经过他的老朋友、《解放日报》高级记者许寅等人多次向上级有关部门奔走呼吁，引起了上海、北京、湖州等地有关领导的重视，1986年他家的住房问题总算解决了。
  刘訢万说到这里，话语里充满了深沉的感叹。他笑说，欣喜的是三个女儿如今都学有所成。大女儿刘泽珪，德国留学回来后任上海工业大学德语教；二女儿刘泽珺，是上海静安区教育学院的特级教师；三女儿刘泽明，为上海万国建设工程咨询顾问中心造价部副经理、工程师。至于刘家其他后人，据童立德、宋路霞《南浔小莲庄刘家》一书所述，刘毅堂（承果）是刘锦藻的小儿子，1926年生于南浔，长期随父母住在上海青海路105弄，与大哥刘承干相差44岁。他对父母可谓百依百顺，唯婚姻问题却截然相反，成了家庭传统的叛逆者。他曾与姐夫邱铁铮合伙开办了一家安达轮船公司，在长三角沿海一带跑货运。解放前夕，国民党部队到处拉夫拉船，把他们的船征用到台湾。1950年底，刘毅堂回上海耳闻目睹新中国的变化，接受了解放军的教育，即返回台湾，首先率船队回归上海。他曾连续三届当选为普陀区人民代表。
  刘镛二房后代中刘承材的儿子刘世熙（穆清），早年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政治经济系，与张静江的六弟张久香之女喜结良缘后赴法国深造，次年又留学英国、美国，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回国。其子刘伦毕业于台湾大学经济系，又留学美国，现从事保险业。刘伦之子刘忠铮毕业于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经济系，现从事律师职业。
  刘承本（厚丞）一房中，刘世然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建筑专家。刘世燧是美国加州洛杉矶大学天文学硕士，数十年来供职于喷气推进实验室和航天空间公司，主攻卫星利用方面的研究，综合研究卫星轨道理论与有关的天体力学。他发展和检验的“斜载频率方法”被用于“先锋号”木星飞船和金星火箭。1995年他应邀在北京师范大学讲学，被授予该校天文系荣誉教授称号。他儿子刘泽尧毕业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现在一家远程通讯公司任职。
  刘世然的另一个弟弟刘世远，从事航空与空间技术研究长达23年，其子刘泽圭是加州洛杉矶大学政治学学士。
  刘承槃（涧乐）一房中，刘世颎久居美国路易斯市，为化学博士，在孟山都公司从事研究工作28年，退休后又在私立林顿乌大学执教8年。他还是颇有影响的活动家，曾任华美协会副主席，创设商界顾问议会，并主持了第一届全美亚裔成就奖宴会。其妹妹刘世燂（丽娜）是台湾大学医学博士，专攻小儿心脏科；其丈夫擅长内科和肺科；加上二子一女均为医学博士，人称“医学博士之家”。
  刘旭沧的三个女儿都出类拔萃。大女儿刘世琬是北京第一医院内科的主任医生，北京市政协委员、原九三学社北京市主委；二女儿刘世鈖是学院高级教师；三女儿刘世鏣是雕塑家。
  远在美国洛杉矶的刘泽珍则是一个越剧艺术中心的主持人。刘毅堂（承果）的长子刘世襄，现任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副馆长，是一位业余从事印章雕刻艺术的研究者。刘春蕃（世炽）的儿子刘泽壎（宝琦）是一名广告公司的主持人、工程师…… 南浔刘家太庞大，后裔又太多了，凭我手中的一支拙笔和坐井观天的知识，以及零碎杂乱的资料，恐怕无法一一道尽。只能请刘氏后人和读者见谅了。
  刘氏女人南浔小莲庄里有一幢中西合璧的两层楼，名叫“东升阁”。清晨，站在此楼阳台上眺望，一轮旭日冉冉东升，十亩荷塘婆娑的绿叶间蒸发升腾起缕缕青淡的雾岚，小鸟的啁啾划破园林的恬静，让人仿佛飘然羽化如登仙境。旧时大家闺秀足不出户，紧锁深阁，无奈只有偷偷倚着暗窗口窥视热闹尘世，排遣郁闷。因此，刘氏女眷小姐来小莲庄游览，都喜欢在东升阁楼上休憩赏景，这算得上“女士专座”了，故俗称“小姐楼”。也许园林的造主已经意识到“女士优先”的西式绅士风度了。
  20世纪80年代末期，“叔蘋奖学金”创始人顾乾麟夫妇回故里时，我曾有幸陪同采访。顾乾麟夫妇坐在东升阁楼上，品茗谈笑，回忆往事，显得异常兴奋。事后，我听说顾乾麟先生是南浔“四象”之一顾氏的后代，年轻时看中了“四象”之首刘氏的总管刘安仁的孙女刘世明，就常常相约回到南浔小莲庄，两人“山盟海誓，锦书难托”，私定终身后花园，可称为南浔自由恋爱的开拓者。我想，这个爱情故事的起承转合，是够圆满的了。如果有机会采访本人，那内容和情节肯定是很感人的。但遗憾的是顾乾麟先生再次返乡时，已患病坐了轮椅。不久，又闻刘世明不幸中风……唯一令我欣慰的是顾乾麟夫妇用爱心构筑的以“叔蘋奖学金”命名的希望工程，早已在上海、北京、湖州、南浔等地开花结果。
  然而，每当我走出东升阁，至刘氏家庙门前的时候，心里却陡然升起另一种感觉。两座楼式石牌坊高高耸立着，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知道，这一贞节牌坊的建造是因为刘镛之长媳邱氏为丈夫29岁死后而守寡之故！邱氏夫人即南浔“八牛”之一、资政大夫邱仙槎之女，嫁刘镛长子刘安澜（紫回）为妻。婚后夫妻相亲相爱，在刘、邱两家传为美谈。刘安澜29岁时未进考场却因病而亡，带着未了之官梦离开了这个世界。邱氏夫人悲痛至极，天地动情。
  她从此守寡，禀性贤淑，言行有礼，既节且孝，一生乐善好施，造桥筑路，对家乡及各地灾民多有赈济，人称“慈善夫人”。所以，刘氏家庙门前的两座御赐牌坊上，都刻有她的名字。虽然刘镛可怜大媳妇“少孀又无子”，命锦藻将长子刘承干过继给她，但她很想突围走出刘家大院，却又如此深情地依恋这刘家大院，因为这御赐牌坊的每一块石头都铭刻了她的荣耀与悲哀。守着它使她心碎，离开它使她失落，而梦中回到它的怀抱里又令她心醉。从此孤独、寂寞和伤感就伴随她苦度终生。
  与刘家固守传统、足不出户的女人相比，刘镛三房刘梯青的周氏，可算是新潮的女性。她40岁左右嫁到刘家后，就一直住在上海南京东路鸿仁里。
  这位半老徐娘，风韵犹存，衣着时髦，打扮入时，凡出门大多自己开汽车。还嗜好京剧，喜欢捧角，社交甚广。上海滩京剧名角姚玉兰尚未唱红时就被周氏看中，一个羡其家财万贯，一个慕其艺程锦绣，一个是“玉兰，玉兰”叫得亲，一个是“干妈，干妈”喊得甜，结果周氏收了姚玉兰为干女儿，在社交圈里大加捧场。后来姚玉兰成了十里洋场的名角，与海上大亨杜月笙匹配，就是从刘家出嫁的。周氏晚年病重后，姚玉兰常来探望，情如亲生母女。周氏过世后，刘家在玉佛寺做佛事，姚还特地前往凭吊。
  从前南浔大户的婚姻制度甚为严格，事先过了“合八字”、“占卦”关，得吉无吉后尚有“定帖、相亲、插钗、双缄”等诸多程序，方可成亲，婚事历来讲究“门当户对”，尤为繁文缛节。她们的婚姻观，一类是传统型，如刘镛的三个女儿，由父母作主，个个嫁得风光。大女儿嫁南浔知名绅士蒋锡坤，二女儿嫁苏州大户沈氏，小女儿嫁清末一品大学士、太子少保、吏部尚书、嘉定徐颂阁的儿子徐华祥。另一类是叛逆型，如刘梯青二女儿刘承毅的大小姐严仁美，是上海滩的大美人。父母要她嫁给苏州大马家，但严仁美不肯，哭哭闹闹生了病。外公心疼外孙女，就叫她到杭州养病，并在小方壶斋边造了一个玻璃房子。严仁美就在“玻璃房藏娇”一年多，但回到上海后仍嫁给了苏州大马家。她为何屈从于父母，只能以“孝”字诠释了。然而，“强扭的瓜不甜”，严仁美几年后在新思潮的鼓动下，终于离开了苏州大马家。后来，嫁给了小港李家，与李祖敏相敬如宾，白头偕老。
  “刘氏女人”其实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除刘氏家族范畴内的女人，还应包括女佣、女仆、使女、女侍，或者像狄更斯笔下的养女，可以说有各种各样层次的女人，有各种各样性格的女人，千姿百态，也是一个大千世界。我始终在想，中国的旧小说，尤其是才子佳人式的小说，丫环作为主角颇多。《红楼梦》就是一部描写丫环的好小说，还有《西厢记》里的红娘，堪与《红楼梦》里的袭人、晴雯相提并论。我很同情《贾宝玉初试云雨情》回目里的那个可怜的袭人，她那种义务式的性服务，是由于“自知贾母将她给了宝玉，也无可推托的，扭捏了半日，无奈何，只得和宝玉温存了一番”，然而怎么能将“服务范围”扩大到如此程度呢？可见，《红楼梦》里的丫环虽然锦衣饫食，但终究还是奴才。因此，在讲究雄性精神的中国，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乃至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南浔的名门望族，包括刘氏女性在内的各色女人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什么时候能把目光投向这群女人呢？什么时候能把刘氏家族和南浔其他丝商巨富数百年的女性灵魂史袒示给现代世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