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浔区图书馆 内容
1851年，英国伦敦首届世博会喜讯传来，中国唯一获金奖的“荣记”湖丝，就是南浔辑里丝。清丽雅致的南浔竟然蕴含着如此丰厚的文化沉淀？人们顿时把好奇的目光投向这片丰润的泽国。
让我们拂去岁月的尘埃，推开一扇扇凝重的大宅门，将历史的镜头拉至世人的眼前…… 南浔是水做的，而丝是水养的春风，细雨，绿柳，红花。
那是怎样一个世界啊，是无数水的精灵营造了那温柔多情的南浔。小船穿过一座又一座石拱桥，仿佛从一个开满鲜花的月亮到另一个开满鲜花的月亮……伫立于宋代始建的通津桥上，俯视乌瓦粉墙、高低错落的江南大宅和民居，那依水的廊屋有“一落水”、“二落水”，也有用过街楼顶兼作廊棚的，宛如仙女舒展的手臂轻轻地将河水环抱起来，把江南水乡那种浓浓的韵味发挥到了极致。那被称为水阁、水榭式的房屋可临窗观景，这就是所谓的“枕水人家”。半扇木格窗，窗格子里，花影扶疏，暗香浮动，不时传出那红男绿女的嗲言细语，这一切，不正是在帮助我们解读江南古镇由传统步入现代的历史吗?是的，宋水依依，明清风韵，烟雨水乡，这就是璞玉般的南浔。
早在四五千年前，南浔的先民就在这块土地上耕作、渔猎、生息。在吴越争战之时，这里成了兵家眼中的“门户”。南宋淳祐季年（1252）建镇以来，南浔已是“耕桑之富，甲于浙右”。明万历至清中叶为雄镇阶段，辑里丝声名鹊起，可谓“无尺地之不桑，无匹妇之不蚕”。当辑里丝成为湖丝的冠冕之后，不仅湖属各地所产之丝均冠以“辑里”之名，甚至杭州、嘉兴、海宁等地及南浔镇毗邻的江苏省属县、镇之丝也竞相采用“辑里”之名。明中叶后，尤其是清代，辑里丝实际上成了湖丝的代名词，据说“且四川、湖北、江苏及山东亦有此称”。
可以说南浔的辉煌是建筑在小小的蚕宝宝结成的一颗颗蚕子上的。
南浔是水做的，而丝是水养的。
孕育南浔的“母体”，是太湖水网之域。南浔地处太湖之南，河流纵横，密如蛛网。古运河（荻塘）似一条碧玉锦带萦绕于南浔古镇的腰际；来自浙北天目山的东苕霅之水，流经漾、荡、河、港，与南来之水合流，逐渐澄清，水清如镜。那水曾沾染过绝代佳人的秀色，相传西施入吴途中曾在此洗去故国的脂粉，美丽从此便在浔溪灵动起来。高铨在《吴兴蚕农》中写道：“丝由水煮，治水为先，有一字诀，曰：清，清则丝色洁白。”过去人们对生丝质量好坏的评断，最简单的办法是用铜钿挂在所缫的一根丝上，越能承重、韧性越强的丝则为上品。南浔辑里村早有“水重丝韧”的传说，该村穿珠湾、西塘桥河之水，不仅甚清，而且水中矿物质较别处要丰富得多，比其他地方的每一桶（10斤）水必重二两，所缫的一根丝亦可多挂两枚铜钿而不断…… 我很想探求辑里丝发迹之谜，便与人称“南浔通”的振荣老弟聊天。我问：“辑里丝名甲天下，除了天时地利人和之外，还有什么奥秘？”他想了想，对我说：“依我之见，辑里丝的成功，主要有三条奥秘：第一是蚕农总结了‘凡蚕之性喜温和’的经验，精心护养和抚育了一种极优良的蚕种——莲心种。此种所产蚕茧小似莲实，所缫之丝纤度细、拉力强、色鲜艳、解舒好。第二是由于改进了缫丝工艺和操作技术，即鲜茧生缫、冷盆低温、定粒缫丝、添绪塔头、勤换塔头、卷绕压稳、炭盆干燥、环境清洁。第三是将缫丝车从单绪手摇改进为三绪转轴脚踏，这在没有机器缫丝的年代是比较先进的……”我沿着这三条奥秘的思路，品味着形成辑里丝“细、圆、匀、坚、净、柔、韧”等特点的个中原委，透明的质感就在历史的烟尘中流淌出来。
我们的小船缓缓地漂着，流水仿佛无言地讲述着南浔豪门的故事。
元末明初，南浔竟出了一个富可敌国的江南首富沈万三（原名富，字仲荣，又称三秀）。相传元代至正二年，南浔遭受洪灾，穷苦难民纷纷逃荒。
他父亲沈祐在下葬老母后，摇了一只破渔船，带着四个儿子，一路飘零，最后落脚周庄。关于沈万三的发迹，历来就有不同的“版本”，即聚宝盆说、点金术说、汾湖陆氏说、通番说等。其中“通番说”似乎可信。历史学家吴晗说：“沈万三一家之所以发财，是由于做海上生意。”遥想当年沈万三就是漂洋过海的冒险家，用中国的丝绸、茶叶等与外商做生意，发了大财。也许郑和七次下西洋亦是步他的后尘。至于他后来触怒明太祖朱元璋被充军云南，客死边陲，葬于周庄银子浜，就无须我再赘述了。
明清时代，南浔出了“温、董、纪、陆”四大望族，即明万历大学士温体仁，明嘉靖礼部尚书董份，而纪、陆两家都是在外省任二、三品大员，声势显赫。史载，纪氏先祖纪秀自汴迁金陵，元代迁居南浔，在纪家坝（现泰安路、永安路附近）原有御书阁、文昌阁、纪氏宗祠。据陆氏后人提供的家谱，南宋时御史大夫陆淳（盛）始迁南浔，至清代出了康熙进士陆士渭、乾隆进士陆嵩高。陆氏在南东街余祥弄内建一宗祠，曾有清封疆大吏、湖广总督张之洞题“不负堂”匾额。另有范仲淹、朱熹等后裔也为南浔名门世家。董份故居至今仍保存完好，董氏“四进士”祠、收租粮船仓潭码头等遗迹则尚待开发……这四大望族中有不少达官、富商、文人，或亦官亦商、从商崇文之士。因此，可以说“温、董、纪、陆”四大望族，也肯定与辑里丝有关。
有人说，南浔是富商之都、望族之地，随便走进那一扇石库墙门，不是儒商名流的厅堂，便是举人秀才的书斋，就连压在樟木箱底的老式丝绸料子背后，也让人感悟到千年文脉的韵味。也有人说“三百年出英雄”这句话，或许真的在南浔得到了佐证。否则，为什么南浔近代史上又出现了俗称“四象八牛七十二小金狗”的丝商望族世家？…… 我和友人侃侃而谈，沉醉于史海钩沉而忘却了沿途美景。我真想告诉一切关心南浔的朋友们：这里是一个江南豪门的长篇传奇，一个水乡古镇的无尽之谜，一个古老而美丽的永远！ 明代“三阁老”推荐辑里丝关于南浔辑里丝的源流，我曾作过一番初步考证。相传螺祖是轩辕氏之妻，发明植桑养蚕，始传天下。浙江的湖州是中国最早的蚕桑丝绸产地之一，据考证，钱山漾文化遗址发掘的绢片、丝带和稻谷等，距今已有4700多年历史。而蚕丝发达的湖州，恐怕还以南浔辑里丝为最。但遗憾的是现在的辑里村已几乎寻觅不到当年的踪影了，甚至连温阁老坟前那对石人石马也不见了。
但震亚兄（原浔中校长）却不同意我的观点。他说，辑里村的穿珠湾、西塘桥河水很清，他年青时摇船过桥，发现水流很急，只有把住舵顺流而下才能通过。否则，不是船撞，就是舟覆，十分危险。受震亚兄的启发，我又一次去辑里村，果然发现那里河水依然清澈，田野风光依旧。
辑里村姓温的人很多，承他们告知，南浔辑里丝（又名辑里湖丝）之名，即以村名名焉。辑里原为淤溪俞塔村，又名七里村。
清康熙年间温斐忱《朝列大夫长史公家传》写道：七里，元代已有村落。
明代大学士温体仁的祖先于元末迁居于此。元末至正十六年（1356）至二十六年（1366）间，朱元璋的大将耿炳文守长兴，太原儒生温祥卿逃乱至长兴，受耿炳文推荐，献策于明太祖，佑耿炳文，居于长兴。其侄温琏（号清乐）“复由长兴迁乌程之七里”。
还有比这记载更早一点的是，清顺治八年（1651）蔡弈深的《温文忠墓志铭》说：“讳亮者，复迁乌程之淤溪，再传百岁翁清乐公琏。”可见当时“七里”又称“淤溪”。明代，“七里”还与“俞塔”并称。淤溪为村东息塘在穿珠湾附近分流至村的一条支流，是以溪名村。清康熙以前，“淤溪”一度与南浔、马腰、乌镇并称为镇。淤溪镇即七里村，“有居民数百家，市廛栉比”。塘桥即西塘桥，在村西跨淤溪，则村用桥名。据《七里村志》记载，七里之称，缘于西至马腰、北距南浔皆七里，故而得名。
据村上姓温的老人回忆，明崇祯年间温阁老雅化“七里”之名，故称“辑里”。这一称呼的雅化，意味着辑里丝已成为当时上流阶层眼中的珍宠。关于这“辑”字，我的文友嵇发根先生《苕边考辨集》一书写道：《说文解字》“东和，辑也”；《六书故》“合材为车咸相得，谓之辑”；《玉篇》“和也”；《正韶》“睦也”；《康熙字典》“又与集通”……总之，都是合起来的意思。这与三四颗茧子合一绪为细丝、十余颗茧子合一绪成“串五丝”等，是脉络相通的。温阁老改村名，应该说是与“七里丝”有关的，但温斐忱是温阁老的后裔，为何在他的《七里村志》却未提及此事？大概因为温体仁在朝时名声不好，故避而不谈？倒是南浔人范颖通的《研北居琐录》作了注解：“雪（息）荡、穿珠湾，俱在（南浔）镇旁，近辑里村，水甚清，取以缫丝，光泽可爱，所谓辑里湖丝，擅名江浙也。” 写到这里，我想起南浔的一句民谚“七里三阁老，十里两尚书”。此谚说的是明末万历、天启、崇祯三朝，南浔出了三位阁老，分别居住在浔溪、马腰、辑里三个地方，因相距七里（或作九里），故称“七里三阁老”。三阁老虽是同乡，且都任过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但史界评价却判如天壤。最好的是朱国祯，史家称他“处逆境时，独能不阿，洁身引退。性直坦率，虽位至辅伯而家业肃然”，南浔故居犹如寻常百姓家。魏忠贤窃取大权时，朱国祯与其格格不入，遭排挤回归故里。回南浔后关心乡情民情，创议均田均役，提议修荻塘（古运河）。晚年著述有《皇明纪传》、《涌幢小品》、《大政记》等，其中《涌幢小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给予高度评价：“其是非不甚失真，在明季说部之中，尤为质实。”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涌幢小品》中称赞：“湖丝惟七里丝尤佳，较常价每两必多一分，苏人入手即织，用织帽缎，紫光可鉴，其地在南浔七里，故以名。”这是“七里丝”之名，最早见于史籍的记载。
然而，另外二位阁老却颇不光彩。马腰的沈㴶，任翰林时为魏忠贤之弟子，入阁后密结魏阉，狼狈为奸，史书说其劣迹多多，但在明史中总算列入一般大臣传。而温体仁则贬入奸臣传了。崇祯朝内外交困，那亡国之君又多疑无常，频频换相，17年中竟换了50个内阁大臣。惟温在位最长，达8年之久。此人并非良臣，相反是“专务忮刻，陷灭异己”，“结缘于朝仕”，累遭弹劾，但崇祯却认为他最孤立，不结党，反而“责言者以慰体仁”——可谓昏君遇上了“好相”。
但史书又多次说温“少有贪墨之事”，可见“好相”又并非“贪官”。查史料中，我惊奇地发现一个有趣的细节：“温体仁在帝后前大肆宣扬南浔辑里丝，内宫及诸织造局，均选辑里丝为上品丝织原料，声誉遂大扬。”据传清王朝内务府规定，凡皇帝和后妃所穿的龙袍凤衣，必须用辑里丝作为织造原料。清康熙、乾隆两位皇帝的龙袍就是指名用辑里丝织的。《徐愚斋日记》说，英国女王维多利亚过生日，有人把南浔辑里丝作为礼品献上而获奖励。1910年，南浔辑里丝在南洋劝业会上有13个品牌分别获一、二等商勋及超等、优等奖；1911年，在意大利工业展览会上，南浔辑里丝各类产品均获金奖；1915年，南浔辑里丝与贵州茅台酒同获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金奖；1926年，南浔辑里丝在美国费城博览会上夺得多项大奖，其中“四象”之一顾氏、“八牛”之一周氏获一等奖。殊不知，这辑里丝的名牌效应竟和温阁老扯上了一点关系。看来奸臣有时也有好的一面，至少他推荐辑里丝是功不可没的。也许他的动机只是为了讨好皇帝，但歪打正着，客观上起到了提升辑里丝品牌知名度的作用。
当然，南浔辑里丝的发展，是一代又一代南浔人执著追求而写就的历史篇章。
我记上那位同乡温阁老这一笔，只能是“钩沉”，决非“窃以为”，更不是为奸臣平反。我只想考证一下辑里丝的沿革，寻找出“财富之镇”的源头，以及南浔近代史上“四象八牛七十二小金狗”丝商群体的兴衰轨迹。
上海开埠后，南浔丝商群体崛起南浔名门望族的脉气一直极旺盛，靠经营蚕丝业发家的富商群体到底有多庞大，宋、明代已难以辨考；清代时南浔居民已大多经营丝业，如邢家是从清初开始八代业丝的浮华世家。
那条名叫丝行埭的街上，所有的店铺、货架上，都满满地堆放着一捆捆、一包包、一绞绞的原料生丝。埭，即坝。称为埭的坝是大堤，是可以作为固若金汤的大堤。顾名思义，丝行埭是东方丝市的一条大堤！每天清晨，这街上就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但与求售生丝的农民的激情相比，店内的伙计却冷静而镇定，形成了有趣的对照。售丝者中声音最响亮、最尖锐的，大概要算那些妇女了。但伙计们却依然应付裕如，不管对方的吵闹和喧哗，始终保持着一种幽默，不时爆发出笑声来。一切都似乎进展得很顺利。不知不觉间，一个个协议达成了。生丝成交后，农民就满脸笑容地离开了热闹的街市，有辑里丝荻伦敦首届世博会金奖的得主、广东籍沪商徐荣村的上了面馆，有的去了茶楼…… 这是清初南浔丝市盛况的生动写照。
然而，到了公行制度时期（1757-1842），对外贸易只限于广州，著名的十三行更是记录了早期商人对外贸易的足迹。南浔丝商已不满足于丝行埭上坐商经营的现状了，尽管他们并不知道一两生丝由广行收购后转手卖给洋人能获利多少，但他们相信这利肯定很高。否则，广州人会不远千里来此开广行收购吗？可要把广行赚的那部分利拿回来也并不容易，你敢于海运生丝南下广州吗？“老南浔”回忆说，当年唐家兜的那家张源泰丝行，是后来成为“八牛”之一张佩森家的。
他的祖上就是开辟南浔丝业海运的先驱。也有人说，“八牛”之一梅家开设的梅恒裕丝行，创始人梅鸿吉，幼年家贫，从其姑丈起业丝，早年也是坐漂洋船海运生丝到广州的。初次冒险时，张家只能用船装上数百包生丝，外用咸菜、香大头菜作掩护，同时备足粮食、腌肉和淡水，往返时装运干货海鱼（白银藏于鱼腹），没想到竟安然无恙，获了大利。这件事默默地改变着南浔丝商的观念和经营模式，虽然出海的途径很多，但一些“弄潮儿”却常从海宁乍浦港出发，进入杭州湾，南下广州，经公行之手或直接与洋商交易，辑里丝已外销印度、缅甸、埃及、叙利亚等国。虽然有过惊涛、险滩、风暴的袭击，也有过海盗劫掠，但他们终究凭漂洋船开辟了一条“南浔——广州”的海运生丝之路。
1840年，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帷幕。所谓近代史，就是跟上世界潮流，寻求和踏上现代化道路的历程。英国人的坚船利炮在中华帝国的城垣上轰开了一个缺口，被震醒了的南浔人通过这个缺口，睁开朦胧的睡眼，去窥视外部精彩而无奈的世界。南浔几乎与上海同步，从被动开放到主动开放，创造出了卓然不绝的奇迹。他们接住了“上海开埠”这一时代抛来的“绣球”，在那场江南农村从经济上“包围”大上海的潮流中，凭借得天独厚的辑里丝，从家乡的青石板路走向大上海，与洋行做生意，不久就占领了欧洲市场，在中国出口丝贸易中居举足轻重的地位。上海开埠的最初4年，南浔辑里丝在上海生丝出口中平均占55％。1847年，辑里丝占上海出口丝贸易总量的63.3％。据《广州海关十年（1882-1891）报告》：“直到1870年为止，从上海出口的丝完全是辑里丝。” 清同治、光绪年间（1862-1875），南浔镇上崛起的丝商群体包含了太多的神秘，俗称“四象八牛七十二小金狗”，以三种动物身躯之大小，比喻丝商财产之巨细也。
《中国近代最大的丝商群体——湖州南浔的“四象八牛”》一书写道：“他们的财产究竟各有多少，民间说法不一，一般认为‘象’指拥有财产百万两以上的豪富，50万至百万两者称为‘牛’，30万至50万两者称为‘狗’。
在被称为‘象’的刘、张、庞、顾四家中，刘家财产达2000万两，张家1200万两，因而也有被尊称为‘狮’的。被称为‘牛’的有邢、周、邱、陈、金、张、梅、蒋八家。照此估算，他们的财产总额当在6000万至8000万两。这是令人吃惊的数字，因为19世纪90年代初，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只有7000万两左右；1894年前，本国产业资本投资总额仅有6000万两。” 当然，南浔丝商群体的财产只是个概数，因为有谁会对外宣布自己的家产有多少呢？何况当时中国还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
从19世纪七八十年代到20世纪初，南浔“四象八牛七十二小金狗”的经营领域大为拓展，除丝业外，又向金融业及盐务、房地产等广泛投资。“四象”之首刘家的实业还走向了全国，除了丝业、典当、房地产，还投资船运、电力、铁路、茶叶等。“四象”之一的张家也延伸到其他产业，如绸缎店、当铺、钱庄和通运公司，还投资银行、置庄田、经营房地产等，至20世纪初，张家财产在上海富豪排列中名列第三，其中张石铭1921年前后就拥有上海滩价值500万的地产。“四象”之一顾家购买了当时上海唯一的外洋轮船码头——金利源码头，并建造堆栈与洋商结纳，独占上海进出口货物的装运和打包业务。难怪有人说，明末清初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和清末民初民族工商业的繁荣，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上海还不能称为繁华鼎盛的年代，南浔已形成中西合璧的富商文化，深藏于高高的封火墙内的欧式洋楼，教堂与寺庙、道观并存，江南丝竹与交谊舞交融，法兰西玻璃、印象派地砖、意大利壁炉、英格兰自鸣钟、西班牙罗马柱……在这里演绎着现代海派的休闲时尚。要知道江南的豪门究竟富到什么程度，去看看南浔就明白了。这里不仅有着他们精心营造并遗存至今的“一是水二是丝三是书”的泱泱景观，也有着他们创造财富、积累财富的经典秘诀，更有着“财富之镇”的崛起，对湖州、乃至中国最富庶的江浙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变迁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如传言：“湖州一个城，不及南浔半个镇。”
让我们拂去岁月的尘埃，推开一扇扇凝重的大宅门，将历史的镜头拉至世人的眼前…… 南浔是水做的，而丝是水养的春风，细雨，绿柳，红花。
那是怎样一个世界啊，是无数水的精灵营造了那温柔多情的南浔。小船穿过一座又一座石拱桥，仿佛从一个开满鲜花的月亮到另一个开满鲜花的月亮……伫立于宋代始建的通津桥上，俯视乌瓦粉墙、高低错落的江南大宅和民居，那依水的廊屋有“一落水”、“二落水”，也有用过街楼顶兼作廊棚的，宛如仙女舒展的手臂轻轻地将河水环抱起来，把江南水乡那种浓浓的韵味发挥到了极致。那被称为水阁、水榭式的房屋可临窗观景，这就是所谓的“枕水人家”。半扇木格窗，窗格子里，花影扶疏，暗香浮动，不时传出那红男绿女的嗲言细语，这一切，不正是在帮助我们解读江南古镇由传统步入现代的历史吗?是的，宋水依依，明清风韵，烟雨水乡，这就是璞玉般的南浔。
早在四五千年前，南浔的先民就在这块土地上耕作、渔猎、生息。在吴越争战之时，这里成了兵家眼中的“门户”。南宋淳祐季年（1252）建镇以来，南浔已是“耕桑之富，甲于浙右”。明万历至清中叶为雄镇阶段，辑里丝声名鹊起，可谓“无尺地之不桑，无匹妇之不蚕”。当辑里丝成为湖丝的冠冕之后，不仅湖属各地所产之丝均冠以“辑里”之名，甚至杭州、嘉兴、海宁等地及南浔镇毗邻的江苏省属县、镇之丝也竞相采用“辑里”之名。明中叶后，尤其是清代，辑里丝实际上成了湖丝的代名词，据说“且四川、湖北、江苏及山东亦有此称”。
可以说南浔的辉煌是建筑在小小的蚕宝宝结成的一颗颗蚕子上的。
南浔是水做的，而丝是水养的。
孕育南浔的“母体”，是太湖水网之域。南浔地处太湖之南，河流纵横，密如蛛网。古运河（荻塘）似一条碧玉锦带萦绕于南浔古镇的腰际；来自浙北天目山的东苕霅之水，流经漾、荡、河、港，与南来之水合流，逐渐澄清，水清如镜。那水曾沾染过绝代佳人的秀色，相传西施入吴途中曾在此洗去故国的脂粉，美丽从此便在浔溪灵动起来。高铨在《吴兴蚕农》中写道：“丝由水煮，治水为先，有一字诀，曰：清，清则丝色洁白。”过去人们对生丝质量好坏的评断，最简单的办法是用铜钿挂在所缫的一根丝上，越能承重、韧性越强的丝则为上品。南浔辑里村早有“水重丝韧”的传说，该村穿珠湾、西塘桥河之水，不仅甚清，而且水中矿物质较别处要丰富得多，比其他地方的每一桶（10斤）水必重二两，所缫的一根丝亦可多挂两枚铜钿而不断…… 我很想探求辑里丝发迹之谜，便与人称“南浔通”的振荣老弟聊天。我问：“辑里丝名甲天下，除了天时地利人和之外，还有什么奥秘？”他想了想，对我说：“依我之见，辑里丝的成功，主要有三条奥秘：第一是蚕农总结了‘凡蚕之性喜温和’的经验，精心护养和抚育了一种极优良的蚕种——莲心种。此种所产蚕茧小似莲实，所缫之丝纤度细、拉力强、色鲜艳、解舒好。第二是由于改进了缫丝工艺和操作技术，即鲜茧生缫、冷盆低温、定粒缫丝、添绪塔头、勤换塔头、卷绕压稳、炭盆干燥、环境清洁。第三是将缫丝车从单绪手摇改进为三绪转轴脚踏，这在没有机器缫丝的年代是比较先进的……”我沿着这三条奥秘的思路，品味着形成辑里丝“细、圆、匀、坚、净、柔、韧”等特点的个中原委，透明的质感就在历史的烟尘中流淌出来。
我们的小船缓缓地漂着，流水仿佛无言地讲述着南浔豪门的故事。
元末明初，南浔竟出了一个富可敌国的江南首富沈万三（原名富，字仲荣，又称三秀）。相传元代至正二年，南浔遭受洪灾，穷苦难民纷纷逃荒。
他父亲沈祐在下葬老母后，摇了一只破渔船，带着四个儿子，一路飘零，最后落脚周庄。关于沈万三的发迹，历来就有不同的“版本”，即聚宝盆说、点金术说、汾湖陆氏说、通番说等。其中“通番说”似乎可信。历史学家吴晗说：“沈万三一家之所以发财，是由于做海上生意。”遥想当年沈万三就是漂洋过海的冒险家，用中国的丝绸、茶叶等与外商做生意，发了大财。也许郑和七次下西洋亦是步他的后尘。至于他后来触怒明太祖朱元璋被充军云南，客死边陲，葬于周庄银子浜，就无须我再赘述了。
明清时代，南浔出了“温、董、纪、陆”四大望族，即明万历大学士温体仁，明嘉靖礼部尚书董份，而纪、陆两家都是在外省任二、三品大员，声势显赫。史载，纪氏先祖纪秀自汴迁金陵，元代迁居南浔，在纪家坝（现泰安路、永安路附近）原有御书阁、文昌阁、纪氏宗祠。据陆氏后人提供的家谱，南宋时御史大夫陆淳（盛）始迁南浔，至清代出了康熙进士陆士渭、乾隆进士陆嵩高。陆氏在南东街余祥弄内建一宗祠，曾有清封疆大吏、湖广总督张之洞题“不负堂”匾额。另有范仲淹、朱熹等后裔也为南浔名门世家。董份故居至今仍保存完好，董氏“四进士”祠、收租粮船仓潭码头等遗迹则尚待开发……这四大望族中有不少达官、富商、文人，或亦官亦商、从商崇文之士。因此，可以说“温、董、纪、陆”四大望族，也肯定与辑里丝有关。
有人说，南浔是富商之都、望族之地，随便走进那一扇石库墙门，不是儒商名流的厅堂，便是举人秀才的书斋，就连压在樟木箱底的老式丝绸料子背后，也让人感悟到千年文脉的韵味。也有人说“三百年出英雄”这句话，或许真的在南浔得到了佐证。否则，为什么南浔近代史上又出现了俗称“四象八牛七十二小金狗”的丝商望族世家？…… 我和友人侃侃而谈，沉醉于史海钩沉而忘却了沿途美景。我真想告诉一切关心南浔的朋友们：这里是一个江南豪门的长篇传奇，一个水乡古镇的无尽之谜，一个古老而美丽的永远！ 明代“三阁老”推荐辑里丝关于南浔辑里丝的源流，我曾作过一番初步考证。相传螺祖是轩辕氏之妻，发明植桑养蚕，始传天下。浙江的湖州是中国最早的蚕桑丝绸产地之一，据考证，钱山漾文化遗址发掘的绢片、丝带和稻谷等，距今已有4700多年历史。而蚕丝发达的湖州，恐怕还以南浔辑里丝为最。但遗憾的是现在的辑里村已几乎寻觅不到当年的踪影了，甚至连温阁老坟前那对石人石马也不见了。
但震亚兄（原浔中校长）却不同意我的观点。他说，辑里村的穿珠湾、西塘桥河水很清，他年青时摇船过桥，发现水流很急，只有把住舵顺流而下才能通过。否则，不是船撞，就是舟覆，十分危险。受震亚兄的启发，我又一次去辑里村，果然发现那里河水依然清澈，田野风光依旧。
辑里村姓温的人很多，承他们告知，南浔辑里丝（又名辑里湖丝）之名，即以村名名焉。辑里原为淤溪俞塔村，又名七里村。
清康熙年间温斐忱《朝列大夫长史公家传》写道：七里，元代已有村落。
明代大学士温体仁的祖先于元末迁居于此。元末至正十六年（1356）至二十六年（1366）间，朱元璋的大将耿炳文守长兴，太原儒生温祥卿逃乱至长兴，受耿炳文推荐，献策于明太祖，佑耿炳文，居于长兴。其侄温琏（号清乐）“复由长兴迁乌程之七里”。
还有比这记载更早一点的是，清顺治八年（1651）蔡弈深的《温文忠墓志铭》说：“讳亮者，复迁乌程之淤溪，再传百岁翁清乐公琏。”可见当时“七里”又称“淤溪”。明代，“七里”还与“俞塔”并称。淤溪为村东息塘在穿珠湾附近分流至村的一条支流，是以溪名村。清康熙以前，“淤溪”一度与南浔、马腰、乌镇并称为镇。淤溪镇即七里村，“有居民数百家，市廛栉比”。塘桥即西塘桥，在村西跨淤溪，则村用桥名。据《七里村志》记载，七里之称，缘于西至马腰、北距南浔皆七里，故而得名。
据村上姓温的老人回忆，明崇祯年间温阁老雅化“七里”之名，故称“辑里”。这一称呼的雅化，意味着辑里丝已成为当时上流阶层眼中的珍宠。关于这“辑”字，我的文友嵇发根先生《苕边考辨集》一书写道：《说文解字》“东和，辑也”；《六书故》“合材为车咸相得，谓之辑”；《玉篇》“和也”；《正韶》“睦也”；《康熙字典》“又与集通”……总之，都是合起来的意思。这与三四颗茧子合一绪为细丝、十余颗茧子合一绪成“串五丝”等，是脉络相通的。温阁老改村名，应该说是与“七里丝”有关的，但温斐忱是温阁老的后裔，为何在他的《七里村志》却未提及此事？大概因为温体仁在朝时名声不好，故避而不谈？倒是南浔人范颖通的《研北居琐录》作了注解：“雪（息）荡、穿珠湾，俱在（南浔）镇旁，近辑里村，水甚清，取以缫丝，光泽可爱，所谓辑里湖丝，擅名江浙也。” 写到这里，我想起南浔的一句民谚“七里三阁老，十里两尚书”。此谚说的是明末万历、天启、崇祯三朝，南浔出了三位阁老，分别居住在浔溪、马腰、辑里三个地方，因相距七里（或作九里），故称“七里三阁老”。三阁老虽是同乡，且都任过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但史界评价却判如天壤。最好的是朱国祯，史家称他“处逆境时，独能不阿，洁身引退。性直坦率，虽位至辅伯而家业肃然”，南浔故居犹如寻常百姓家。魏忠贤窃取大权时，朱国祯与其格格不入，遭排挤回归故里。回南浔后关心乡情民情，创议均田均役，提议修荻塘（古运河）。晚年著述有《皇明纪传》、《涌幢小品》、《大政记》等，其中《涌幢小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给予高度评价：“其是非不甚失真，在明季说部之中，尤为质实。”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涌幢小品》中称赞：“湖丝惟七里丝尤佳，较常价每两必多一分，苏人入手即织，用织帽缎，紫光可鉴，其地在南浔七里，故以名。”这是“七里丝”之名，最早见于史籍的记载。
然而，另外二位阁老却颇不光彩。马腰的沈㴶，任翰林时为魏忠贤之弟子，入阁后密结魏阉，狼狈为奸，史书说其劣迹多多，但在明史中总算列入一般大臣传。而温体仁则贬入奸臣传了。崇祯朝内外交困，那亡国之君又多疑无常，频频换相，17年中竟换了50个内阁大臣。惟温在位最长，达8年之久。此人并非良臣，相反是“专务忮刻，陷灭异己”，“结缘于朝仕”，累遭弹劾，但崇祯却认为他最孤立，不结党，反而“责言者以慰体仁”——可谓昏君遇上了“好相”。
但史书又多次说温“少有贪墨之事”，可见“好相”又并非“贪官”。查史料中，我惊奇地发现一个有趣的细节：“温体仁在帝后前大肆宣扬南浔辑里丝，内宫及诸织造局，均选辑里丝为上品丝织原料，声誉遂大扬。”据传清王朝内务府规定，凡皇帝和后妃所穿的龙袍凤衣，必须用辑里丝作为织造原料。清康熙、乾隆两位皇帝的龙袍就是指名用辑里丝织的。《徐愚斋日记》说，英国女王维多利亚过生日，有人把南浔辑里丝作为礼品献上而获奖励。1910年，南浔辑里丝在南洋劝业会上有13个品牌分别获一、二等商勋及超等、优等奖；1911年，在意大利工业展览会上，南浔辑里丝各类产品均获金奖；1915年，南浔辑里丝与贵州茅台酒同获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金奖；1926年，南浔辑里丝在美国费城博览会上夺得多项大奖，其中“四象”之一顾氏、“八牛”之一周氏获一等奖。殊不知，这辑里丝的名牌效应竟和温阁老扯上了一点关系。看来奸臣有时也有好的一面，至少他推荐辑里丝是功不可没的。也许他的动机只是为了讨好皇帝，但歪打正着，客观上起到了提升辑里丝品牌知名度的作用。
当然，南浔辑里丝的发展，是一代又一代南浔人执著追求而写就的历史篇章。
我记上那位同乡温阁老这一笔，只能是“钩沉”，决非“窃以为”，更不是为奸臣平反。我只想考证一下辑里丝的沿革，寻找出“财富之镇”的源头，以及南浔近代史上“四象八牛七十二小金狗”丝商群体的兴衰轨迹。
上海开埠后，南浔丝商群体崛起南浔名门望族的脉气一直极旺盛，靠经营蚕丝业发家的富商群体到底有多庞大，宋、明代已难以辨考；清代时南浔居民已大多经营丝业，如邢家是从清初开始八代业丝的浮华世家。
那条名叫丝行埭的街上，所有的店铺、货架上，都满满地堆放着一捆捆、一包包、一绞绞的原料生丝。埭，即坝。称为埭的坝是大堤，是可以作为固若金汤的大堤。顾名思义，丝行埭是东方丝市的一条大堤！每天清晨，这街上就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但与求售生丝的农民的激情相比，店内的伙计却冷静而镇定，形成了有趣的对照。售丝者中声音最响亮、最尖锐的，大概要算那些妇女了。但伙计们却依然应付裕如，不管对方的吵闹和喧哗，始终保持着一种幽默，不时爆发出笑声来。一切都似乎进展得很顺利。不知不觉间，一个个协议达成了。生丝成交后，农民就满脸笑容地离开了热闹的街市，有辑里丝荻伦敦首届世博会金奖的得主、广东籍沪商徐荣村的上了面馆，有的去了茶楼…… 这是清初南浔丝市盛况的生动写照。
然而，到了公行制度时期（1757-1842），对外贸易只限于广州，著名的十三行更是记录了早期商人对外贸易的足迹。南浔丝商已不满足于丝行埭上坐商经营的现状了，尽管他们并不知道一两生丝由广行收购后转手卖给洋人能获利多少，但他们相信这利肯定很高。否则，广州人会不远千里来此开广行收购吗？可要把广行赚的那部分利拿回来也并不容易，你敢于海运生丝南下广州吗？“老南浔”回忆说，当年唐家兜的那家张源泰丝行，是后来成为“八牛”之一张佩森家的。
他的祖上就是开辟南浔丝业海运的先驱。也有人说，“八牛”之一梅家开设的梅恒裕丝行，创始人梅鸿吉，幼年家贫，从其姑丈起业丝，早年也是坐漂洋船海运生丝到广州的。初次冒险时，张家只能用船装上数百包生丝，外用咸菜、香大头菜作掩护，同时备足粮食、腌肉和淡水，往返时装运干货海鱼（白银藏于鱼腹），没想到竟安然无恙，获了大利。这件事默默地改变着南浔丝商的观念和经营模式，虽然出海的途径很多，但一些“弄潮儿”却常从海宁乍浦港出发，进入杭州湾，南下广州，经公行之手或直接与洋商交易，辑里丝已外销印度、缅甸、埃及、叙利亚等国。虽然有过惊涛、险滩、风暴的袭击，也有过海盗劫掠，但他们终究凭漂洋船开辟了一条“南浔——广州”的海运生丝之路。
1840年，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帷幕。所谓近代史，就是跟上世界潮流，寻求和踏上现代化道路的历程。英国人的坚船利炮在中华帝国的城垣上轰开了一个缺口，被震醒了的南浔人通过这个缺口，睁开朦胧的睡眼，去窥视外部精彩而无奈的世界。南浔几乎与上海同步，从被动开放到主动开放，创造出了卓然不绝的奇迹。他们接住了“上海开埠”这一时代抛来的“绣球”，在那场江南农村从经济上“包围”大上海的潮流中，凭借得天独厚的辑里丝，从家乡的青石板路走向大上海，与洋行做生意，不久就占领了欧洲市场，在中国出口丝贸易中居举足轻重的地位。上海开埠的最初4年，南浔辑里丝在上海生丝出口中平均占55％。1847年，辑里丝占上海出口丝贸易总量的63.3％。据《广州海关十年（1882-1891）报告》：“直到1870年为止，从上海出口的丝完全是辑里丝。” 清同治、光绪年间（1862-1875），南浔镇上崛起的丝商群体包含了太多的神秘，俗称“四象八牛七十二小金狗”，以三种动物身躯之大小，比喻丝商财产之巨细也。
《中国近代最大的丝商群体——湖州南浔的“四象八牛”》一书写道：“他们的财产究竟各有多少，民间说法不一，一般认为‘象’指拥有财产百万两以上的豪富，50万至百万两者称为‘牛’，30万至50万两者称为‘狗’。
在被称为‘象’的刘、张、庞、顾四家中，刘家财产达2000万两，张家1200万两，因而也有被尊称为‘狮’的。被称为‘牛’的有邢、周、邱、陈、金、张、梅、蒋八家。照此估算，他们的财产总额当在6000万至8000万两。这是令人吃惊的数字，因为19世纪90年代初，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只有7000万两左右；1894年前，本国产业资本投资总额仅有6000万两。” 当然，南浔丝商群体的财产只是个概数，因为有谁会对外宣布自己的家产有多少呢？何况当时中国还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
从19世纪七八十年代到20世纪初，南浔“四象八牛七十二小金狗”的经营领域大为拓展，除丝业外，又向金融业及盐务、房地产等广泛投资。“四象”之首刘家的实业还走向了全国，除了丝业、典当、房地产，还投资船运、电力、铁路、茶叶等。“四象”之一的张家也延伸到其他产业，如绸缎店、当铺、钱庄和通运公司，还投资银行、置庄田、经营房地产等，至20世纪初，张家财产在上海富豪排列中名列第三，其中张石铭1921年前后就拥有上海滩价值500万的地产。“四象”之一顾家购买了当时上海唯一的外洋轮船码头——金利源码头，并建造堆栈与洋商结纳，独占上海进出口货物的装运和打包业务。难怪有人说，明末清初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和清末民初民族工商业的繁荣，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上海还不能称为繁华鼎盛的年代，南浔已形成中西合璧的富商文化，深藏于高高的封火墙内的欧式洋楼，教堂与寺庙、道观并存，江南丝竹与交谊舞交融，法兰西玻璃、印象派地砖、意大利壁炉、英格兰自鸣钟、西班牙罗马柱……在这里演绎着现代海派的休闲时尚。要知道江南的豪门究竟富到什么程度，去看看南浔就明白了。这里不仅有着他们精心营造并遗存至今的“一是水二是丝三是书”的泱泱景观，也有着他们创造财富、积累财富的经典秘诀，更有着“财富之镇”的崛起，对湖州、乃至中国最富庶的江浙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变迁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如传言：“湖州一个城，不及南浔半个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