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浔区图书馆

2015年12月27日，在杭州西泠印社秋季拍卖会上，吴昌硕致亲家的两封信札从5万元起拍，受到多位买家的追捧，以至一路走 吴昌硕写给亲家邱陶庵夫妇的信札高，最终以三倍的价格16.1万元成交（含佣金）。信札的内容如下：
  1.亲家太太妆鉴：得手示，敬悉一是。缶前以耳病甚剧，兹已出脓将尽，痛亦稍止，可望全愈。小女尽可从缓省视，且内人一时不赴苏州陶翁想安善，养婿有家书来否，念念。复请坤安。姻弟吴昌硕顿首。
  2.陶翁亲家惠鉴：得示动止如常，甚慰。弟五月间在车中一跌至今尚未全愈，老苦亦如兄也。承惠蟹醋美味，恐弟不能食之，孤负孤负。养和兼事将来定有进步，闻之欢喜。稍养几时，当为六十老翁画佛，断不食言也。专谢复颂，秋祺。缶弟顿首。九月十四日。
   吴昌硕是我国晚清民国时期著名国画家、书法家、篆刻家，“后海派”代表，杭州西泠印社首任社长，他集“诗、书、画、印”于一身，融金石书画为一体，被誉为“石鼓篆书第一人”“文人画最后的高峰”。在绘画、书法、篆刻上都是旗帜性人物，在诗文、金石等方面均有很高的造诣，被誉为海上画派的领袖人物。
   显然，两封信是吴昌硕写给儿女亲家夫妇的，这里的“陶翁”指的就是邱陶庵（邱炳蓉），是邱家老
  四房邱子璘（邱其相）的后代。所谓的“养婿”就是指邱陶庵的儿子邱培涵——邱家又一位读书好手，一百年前的“海归”。
   邱培涵（1889—1960），字养吾，早年毕业于上海邮传部高等实业学科预科（南洋中学）。1909年，清华学堂招考首批庚款赴美留学学生（系清华使用美国退还当年庚子赔款的款项），邱家少爷以优异的成绩在全国的“海选”当中脱颖而出，最终成为清华首批留洋的47名学生之一（考试成绩名列第39名）。
   在清华大学的校史馆里，有一张珍贵的旧影，是当年清华首批留洋学生与老师的合影，为了便于辨认其中人物，照片提供者特意在照片上标注了说明。其中的26号即当时刚满20岁的邱培。其实，这张照片中的2号也是南浔人，名叫谢兆基（绳祖），同样也是邱家的姻亲——南浔“七十二狗”之首谢家的后代。谢家在上海创办
  1909年首批清华庚款留美学生与老师在京合影（26号为邱培涵，2号为谢兆基） 中年邱培涵了著名的中华第一针织厂，“菊花牌”袜子曾畅销大江南北。四十七人中占其二，足见当时南浔富商后代留洋已蔚然成风。
   邱培涵到了美国后，先是就读于科兴学院（高中），1914年获康奈尔大学农科学士学位，1915年又获威斯康辛大学商科硕士学位。
  当年即学成回国。据邱氏后人回忆，在美留学期间邱培涵经常画画，因为学农科时课程要求画植物画，加上受家庭影响，所以绘画成了他的终身爱好，并在绘画方而有相当的造诣。
   其实，早在出国留学之前，邱培涵就已经结婚，他在绘画方面的爱好恐怕也与丈人和夫人有关。邱夫人的名字叫吴丹姮（1888—
  1921），字次蟾，是艺术大师吴昌硕唯一的女儿（其长女早逝）。
   吴昌硕45岁时老来得女，因为此女诞生于八月望日，且又貌美
  1909年邱培涵与科兴学院同学合影（后排左三） 吴昌硕、吴丹妲父女合作砚台秀雅，父母就给她取名为丹妲——长生不死的妲娥（嫦娥），中国的月亮女神。可见昌硕先生对幺女之珍爱。
   据吴有斐先生撰文介绍：受到父亲影响，吴丹妲自幼不喜胭脂而爱翰墨。昌硕老人亲自教她断文识字，临碑习帖，所以她也擅隶书，笔迹苍劲横肆，颇有乃父遗风。吴昌硕58岁时曾作的一诗，题为《石友以残拓礼器碑寄赠女儿次蟾，时次蟾年十三岁》，诗云：“拓残韩叔节，惠重沈休文。拜启封题墨，扪知柤梪芬。怜儿不识字，依我学书裙。饿隶谈生活，全家卧白云。”字里行间流露出这位慈父的舐犊深情。
   邱培涵回国后，先是在北京大学任教，之后又去当外交官，吴丹妲也一同前往北京定居，所以吴也略通西文。文首的两封信札应该写于这一时期。
   大画家齐白石曾回忆当年访邱培涵北京寓所的情景：“四月廿六日，吴缶老后人东迈与陈半丁访余。后余至兵部洼半壁街五十六号邱养吾家，访东迈也。见邱家有缶老画四幅。”齐白石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邱家收藏吴昌硕的画还有很多，只是大部分都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当中被抄走，不知去向。
   邱与吴的这桩婚事，一个“海归”，一个才女，应该是天作之合。谁知，吴丹在1921年临产妊娠的过程当中，因遭遇难产而突然去世，年仅33岁。听邱家后人说，过去家中有其夫妇的合影，“身着洋服，可漂亮了……”可惜时移世易，难得的一帧照片也无踪影了。
   一下子丧妻又丧子，这个打击对邱培涵很大，所以在此后的好多年，他一直都没有续弦。直到1930年，才在家人的一再劝说下，与唐琴南结婚（不久离婚）。1936年，邱培涵又与富商之女许秀珍结婚，生下一子邱国柱。邱国柱曾谈到一段父亲鲜为人知的往事： 父亲后来从商，担任上海英商保险公司（永明保险公司）的华方经理，1942年因风湿性关节炎需要使用拐杖行走而退休，1960年病逝于上海。母亲曾在上海经营富丽绸缎呢绒商店，1949年后，出任静安区纺织品区店副经理，是上海市的人民代表、静安区工商联的副主委。
  1937年日本侵略军侵占上海时，邱培涵举家从虹口区大路新村的家逃难到中山公园。后来听说日本占领军宣布允许中国人回家取家产，于是邱培涵就开车回家，谁知走到四川路桥时，却有日本军队持上着刺刀的枪站岗，并规定每一个中国人过桥时必须向其脱帽鞠躬行礼。邱培涵看到这种情况十分气愤，掉转车头就走，家也不回了。邱培涵后来常常对儿子说：“宁可不要家产，也不能去给日本人行礼。” 看来，邱培涵的书没白读，洋墨水也没白喝。
   邱家因姻亲关系而衍生的人脉关系网络更加庞大。我想，无论官宦世家也好、书香门第也罢，在动荡不安的晚清和民国时代，拥有这样广阔的姻亲和关系网络，多多少少会对邱家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