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浔区图书馆

邱莘农（1887—1955），名炳耀、一作炳垚，字莘农，邱家男孩子中排行老九，是邱仙槎最小的儿子。父亲去世时，他只有3岁，所以母亲高太夫人从小就当心肝宝贝来养着。与两个哥哥不同，邱家的老七和老九，长大之后一直在上海经商，两人分到的产业也集中在十里洋场，所以南浔人对他们知之甚少。而邱莘农又是兄弟中最默默无闻的一位，一生也只有原配一位夫人，虽然有两个儿子，但让我们记住他名字的却是他唯一的女儿和女婿。
   邱莘农的烦恼
  20世纪80年代初，在上海的邱莘农后人突然接到电话，说是有一笔邱莘农名下从美国来的4万美金的款项，要他们前去办理认领手续。
  4万美金在那个年代简直就是一笔巨款，当时能出个万元户就相当于现在千万富翁，怎么会突然有这么一大笔钱从天而降？又来自美国？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刚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洗礼的邱家后人噤若寒蝉，心中充满疑惑和矛盾。
   邱仙槎九子邱炳耀（莘农）邱莘农在公益慈善方面也非常热心（南浔顾影轩摄影）原来，随着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美国政府逐步对中国大陆居民1949年以前在美国银行的各类存款、股票实行解冻，所以才有了这笔大外飞来的巨款，为了寻找邱莘农的后人，有关部门也曾致函南浔询问情况，以至南浔人也知道了这件事。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周子美在写给南浔文史老人朱从亮先生的信函中，就提到：关于外国有些工厂发行股票，其股票可以在市场上流通买卖，我想邱氏或在当时买下一些美国公司股票，这些股票每年要付息。几十年未取，当然为数可观。或者邱氏将一些股票存在银行保管，在“反右”时被没收，现在发还，可以向美国收取股票股息，积了几十年，所以数目不小耳。邱氏子女很少在外国居住，绝不是在纽约投资在某 《申报》上邱宅丢失财物的启事某工厂的。邱氏子弟也有不少我所不了解、不认识的。
   究其原因，邱莘农也是一个经商好手。兄弟分家后，在上海经营丝绸和房地产，他一生无大起大落，富足而稳定，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公私合营仍富足有余，据说每季度可拿定期五六百元。
  1916年，邱家老九邱莘农搬到七姐夫沈氏在上海的产业——泥城桥长吉里六号居住，与七哥邱竹筠相邻而居，至此在上海定居下来。在上海期间，他和邱竹筠一起投资金融期货、新世界等，并购入不少企业股票，那4万元美金即来自股票（大约是美国纽约某橡胶公司的股票）的收入。
   有钱人不愁吃穿，但哲学家说，矛盾是普遍存在的，邱莘农也有自己的烦恼，他的烦恼来自家庭。
  1914年的《申报》连续报道了邱莘农家中失窃的消息，价值约
  四千余元。计被盗去：黄皮包一个，金刚钻戒指一只，珍珠心一条计珍珠十一粒，珍珠一百粒一包，湖珠别针一只，新珍珠十三粒，中间梅花两边蝴蝶翡翠，红包十余包，海棠花珠押发一支，四周小圆珠中嵌大精圆珠嵌宝赤金钮六粒，三红三蓝玻屏堂，彩散珍珠均在内约值七八百元，灰色格子黑点外国绸棉袍一件。巡捕房很快就破了案，这次的窃贼系惯犯，不久即被法办。后来，这类事件又发生了，还越闹越大，说起来一言难尽，这让邱莘农头痛不已。
   都说人在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烦恼。到了儿女长大成人，孙辈陆续出生的时候，邱莘农的烦恼又来了——孙子迟迟不到。
   邱莘农共有两子一女。长子邱丕承（培基），女儿邱辉，次子邱培瑛（培熊），三个孩子各相差邱莘农长子邱培基（丕承）邱丕承（前排右三）在圣约翰中学读书期间非常活跃
  七八岁。长子邱丕承，生于1904年，长得人高马大，玉树临风，一看他的圣约翰中学的毕业照就知道笔者所言非虚，他的颜值当个电影明星肯定没有问题。事实也是如此，在圣约翰读书期间他就是学校里的明星，什么足球队队长、同乡会副会长、铜管乐团领队、学生会干事，处处都有他的身影，因为家中有钱、为人慷慨，所以朋友也非常多。1926年的《约翰年刊》中有一段关于他的描述：邱君，吴兴南浔人也。状貌魁梧，恭俭有礼，历任校中运动干事，成绩楚楚，人咸钦服，善交际、多感情，同学中无论新旧鲜不识者。课余饭罢，邱君之室常满焉，好修洁，明窗净几，清晰无尘，花草重围，如入芝兰之室。
  性恋家，每星期六常独驾一车绝尘而归，亦可想其天伦之乐矣。
   作为有钱人家的长子，家中自然希望他早日成家立业，为家族开枝散叶，所以他在圣约翰读书期间就已成婚。可是他和夫人一连邱莘农的合家欢（20世纪40年代）后排右起：李青、邱培瑛、李荫轩、邱丕承、赵德贞、邱辉、许念增、邱慧宝中排右起：邱莘农、邢守信、邱国荣前排右起：邱慧敏、邱慧英、许倍生了三个孩子，全部是女孩。要是当下，家中有三朵金花，父母一定乐开了花，但在旧社会，家里没有男孩等于断了香火，需要从家族当中承继男孩过来。
   还好，邱莘农还有一个儿子。邱培瑛要比哥哥小十多岁，邱莘农好不容易等到小儿子结婚，儿媳妇生下来的却还是孙女，邱莘农只有干着急。直到20世纪40年代，邱莘农的孙子邱国荣出生，这个姗姗来迟的孙子让邱莘农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一年后，邱家为了庆祝孙子周岁，专门拍了这张合家欢，影像留下了邱莘农的欣慰和邱培瑛的笑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内的政治、经济情况大变，许多富商一时都觉得无法适应，邱莘农的烦恼又来了。
  20世纪50年代，当时政府要求百姓上上缴枪支，邱丕承本来就喜欢舞刀弄枪，与原来国民党的运输队杨团长又是好友，所以家里的手枪还不止一把。据邱氏后人回忆，邱丕承的枪交是交了，但没有全交，本来还想留作纪念及防身之用。起初，他没有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后来屡屡传来有人因为没有上缴枪械被判刑入狱的消息。
  这下，邱丕承就急了。本来枪和金条藏在楼板底下，他觉得这也不安全，万一被查到可不是闹着玩的。这时，居委会里突然来检查（估计是仆人说出去的），邱丕承就索性把枪扔到了水井里（据说是一支“白朗宁”手枪）。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不久就东窗事发，警察局来抓人，邱莘农一下子就病倒了。
   相对而言，最让邱莘农省心的还是他的女儿。邱辉17岁时就嫁给了李荫轩，夫妇俩的生活虽然平淡却十分和谐。李荫轩爱好收藏，为人又低调忠厚，刘承幹称赞他“人虽年轻，但却仍有旧道德”，日记里还记录了当年到他家观其藏品的情景：邱丕承（培基）一家李荫轩邀往晚餐，嘱丕承表弟至新乐村陪往荫轩家中，寅叔母舅亦在座，此外为许子青、李子美夫人及九舅母、荫轩夫人、邱丕承表弟等。荫轩出示所藏官印，如两江、云贵总督，伊犁将军，湖南巡抚等印及拓本，并言宫中妃嫔所用牙牌银牌、景泰蓝牌、太监苏拉所用木牌形式不
  一，并观所藏字画及愚荃公画像，目不暇接。荫轩可谓留心文献者。…… 接下来的故事，要从这位邱家的女婿讲起。
   邱培瑛（培熊）的儿子邱国荣和女儿许倍收藏家李荫轩夫妇为了一睹邱辉（1912—2012）捐赠的李荫轩旧藏，笔者曾两次专程前往上海博物馆闻名遐迩的青铜器展厅。在为数众多的青铜器藏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国人的捐赠，其中杞伯壶、纪侯簋、厚趠方鼎、鲁侯尊、小臣单觯等珍品的标签上都标注有“李荫轩先生邱辉女士捐赠”字样。
   李鸿章的五弟李凤章晚清重臣李鸿章李荫轩先生是晚清重臣李鸿章的侄孙，其祖父李凤章是“李中堂”——李鸿章的五弟，也是兄弟中最富有的一个，民间有“鹤章最勇、凤章最富”的说法。然而，如此显赫的家庭背景，并没有影响李荫轩一贯低调的作风。他一生淡泊名利，不事张扬，所以关于他的名字和事迹，外界很少人知道。唯一一篇比较系统介绍其生平事迹的文章出自其子李青之手。
   李荫轩（1911—1972）李荫轩1911年生于上海，自幼喜好文物古玩，常年勤于考古学、掌故学、鉴别学，通于中外历史，使得他的收藏有很高的文化底蕴。李先生一生不求名利显达，将毕生的精力献给了考古、收藏、保护文物他热爱一切古物纵然是那些残铜废石亦从不舍弃，他把“抱残守缺”当作自己的座右铭。
   邱莘农的女婿李荫轩收藏家李荫轩、邱辉夫妇李荫轩为了收藏常常是节衣缩食，近乎废寝忘食他从十几岁便开始收藏中国历代钱币，从收得邓秋枚藏币开始，所收集历代各种类型的钱币十分齐备，其中尤以南宋的“大宋通宝当拾”“临安府行用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以及元代“至正权钞伍分”等为稀有珍贵钱币此外，李先生还收藏欧洲、美洲等国外古币、徽章。其中包括古希腊、罗马币等藏品共达30000余枚。在钱币收藏中，李先生别号称“选青草堂” 李荫轩约从1930年开始收藏中国古代青铜器，一生的收藏品共达200余件。这些藏品的文字考据和鉴别都是十分精到，几乎没有可疑之品。他曾在破残古屋的墙隅边得到吴方彝盖，别人都以为是赝品，经李先生考证是因火烧所致李先生一生所藏的珍贵名器有小臣单觯、鲁侯尊、厚趠方鼎等数十件。在青铜器收藏家中，李先生的别号称“鄙斋”。
   此外，李荫轩对其他各类文物也有收藏。能归类出一定数量的有秦汉铜镜、古钱范、秦汉砖瓦、历代印玺、元代的铜权、明清符牌以及古版书籍等。在这些文物中有汉印“居巢侯相”“乐昌侯印”，堪称鸦片战争重要文物的清代银币“广东水师提督”，明代建文款的“吏部稽勋司郎中朝参牙片”，明正德款的“养鹰营铜牌”以及清乾隆“太上皇帝御赐养老银牌”等，均为珍品。
   李荫轩收藏的这些文物几十年来一直保存完好，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了免遭日本侵略者的掳毁，他花了很大的精力，终使这些文物没有散落。“文化大革命”期间为了这些珍贵文物不遭毁坏，李荫轩将全部重要收藏交给了上海博物馆保存，使这些文物得以保存至今。此外，他多年积累的手稿，以及如清宫印等一些零星的重要文物均已散失，这是令人惋惜的。
   李荫轩是国内重要的文物古玩收藏家和鉴赏家之一。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李荫轩频频出现在上海古玩市场上，他斯斯文文，一身书卷气，丝毫没有给人财大气粗的感觉，看到喜齐妇鬲（李荫轩、邱辉捐赠）欢的东西，总是态度温和地和老板讨价还价，看到好的，则不惜重金购得。潘祖荫攀古楼的珍贵藏品，有一些就是李荫轩买去的。
  他手中有重复的东西，有时也会放入古董市场。无论是购进或卖出，给人的感觉总是静悄悄的，在市肆不作多留，看准就买，买了就走。古董店的老板有了好的东西，想上门为他通风报信却很困难，他常常是不留姓名，不留地址，是一位神秘的收藏家。
   清嘉庆提督广东水师总兵官印（李荫轩、邱辉捐赠）【前尘往事】邱辉（邱仙槎孙女、邱莘农之女、李荫轩之妻）：我们家住在乌鲁木齐南路，和谢稚柳先生是对门邻居，站在谢先生的阳台上可以看到我们家的花园。一家三口，再加上一个保姆，生活是很平静的。老先生（李荫轩）欢喜古董，尤其欢喜青铜器，购买回来后，总要在家忙上一阵，把青铜器放在桌子上，又是刷，又是抹，处理完毕，再将铭文上的字临摹下来，翻书查对，寻找依据，断定年代和记载的事件。五六十平方米的房里，摆满了他心爱的宝物，青铜器、古钱、古籍书，那里是他的天地后来儿子大了，也和他爸爸一样，父子俩一起查书，
  一起讨论，常常要弄到深更半夜。我只站在旁边看着，与其说看青铜器，不如说我是看他们父子俩的高兴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博事业百废待兴，李荫轩的收藏引起了上海博物馆的注意，从1955年到1961年，上海博物馆花了六年的时间来寻找这位神秘的李先生。后来上海博物馆的领导专程上门拜访他，希望能征集到他的藏品。经过双方的友好协商，上海陆续征集到了三件青铜器。这三件青铜器中，一件有一大篇铭文，系未见著录的新器，铭文内容记载西周厉王率领军队东征淮夷的事，是极具历史价值的文物。
  1966年的夏季，“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和所有收藏家的命运
  一样，李荫轩也遭遇了被抄家的劫难。当年曾采访过邱辉的老作家、老记者郑重先生曾记录了老太太在20世纪90年代接受采访时的回忆：【前尘往事】邱辉：抄家那些日子，每天都心惊肉跳，不知什么时候会有人冲来抄家。一天，一群红卫兵果然冲了进来，他们不懂，一见这么多稀奇古怪的古董，连声嚷鲁侯尊（李荫轩、邱辉捐赠）着是“四旧”，又摔又砸。那些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孩子，把我家老先生多年收集来的西洋瓷器，从阳台上扔下去，那摔碎的声音使老先生心痛得发抖。还有好多古钱，红卫兵一掰就碎，他们也觉得好玩，竞相比赛，许多青铜器也都推倒，乱扔乱放，满屋子都是他们闹了一阵，没有找到什么反动的东西，就把我和老先生分开关在两个房间里，趁没人看守时，我们从各自的房里跑了出来，四目相对，面面相觑。这时老先生突然对我说，打电话给博物馆，让博物馆的人来保护这些文物。他说着走了出去，穿过草坪，向装有电话的房间走去我一步也不敢离开，看着他的背影，担心到了极点，不知他这一去，要是被红卫兵发现了，会带来怎样的后果过了一会儿，老先生回来了，悄悄地对我说：“打好了！”这时我心中的一块石头也落地了，焦虑的心情也缓解了许多。不久，博物馆的人就来了，尚业煌、李鸿业也来了，虽是认识的，这时也不敢说话。这时，房管所也来了许多人，老先生所在的单位属于房管系统。其实，我也不知道老先生收藏有多少东西，我们看也不想看，管也不想管了，就躲在自己的房间里。这次抄得非常彻底，从头一天下午一直抄到第二天中午，用两辆大卡车才拉完。
   李荫轩的收藏主要是青铜器，其中有铭文记载的周成王时代平灭商纣王之子武庚叛乱的小臣单觯、记载周康王命明公领军伐东夷之战的鲁侯尊等，都是流传有绪的名件，也是博物馆想要得到的。
  除了青铜器，还有古钱、金表、图章、金币及外国古董。那金币都是外国纪念币，都是一些国家国王的纪念节日或纪念大典的纪念币，不是杂乱无绪，而是按年编号成为系列。博物馆都逐一登记造册，给李荫轩留了一份，给他所在的单位留了一份，博物馆留了一份，而且说明是代为保管。当时认为不属于文物的纪念金币被房管所拿去了。后来又被认定为文物，又要回存放在博物馆。当他们离开的纪侯簋（李荫轩、邱辉捐赠）时候，李荫轩只是说：“东西放在博物馆最放心。” 没过多久，红卫兵便把李荫轩夫妇赶出了自住的洋楼，住进了对面低矮的汽车间，将洋楼变成了红卫兵司令部。小楼后来又被工人造反派第二次抄了家。不过，这次再没有“四旧”可供砸烂，只有上次“漏网”的皮大衣之类，被他们席卷一空。
   “文化大革命”期间，李荫轩一度回到徐汇区房地局接受“监督劳动”。“解放”以后，他又开始收藏香烟牌子，他早已无力收藏国之重器，那些青铜器已然成了他梦中的思念之物。因此他开始喝酒，一喝就是一大杯葡萄酒。1972年，李荫轩因脑溢血与世长辞。
   就这样，李荫轩的藏品在上海整整保存了十多年。直到十一届十三中全会之后，国家拨乱反正，落实政策，这批文物又发还到李荫轩夫人邱辉手中。当时李荫轩已过世，所以才有了本书开头的那次捐赠。
   【前尘往事】邱辉：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在加拿大定居的儿子要我移民到那里去，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我们就这一个儿子。但我几次申请出国护照都没有批准。党的三中全会之后，落实政策，我拿到了去加拿大的护照。
  正在这时，落实文物政策，博物馆代为保管的东西要发还。我家老先生于1972年去世了。如何处理这件事，没人好商量。正当我进退两难的时候，尚业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李荫轩先生的朋友，笔者注）来了，我就和他商量。他总是希望这批东西能卖的就卖，能捐的就捐，放在家也没有什么用处。那时我已经无家可归了。“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被扫地出门，寄住一位亲戚家里，地方很小，即使这批东西发还给我，又往哪里放？想想尚业煌的话也有道理，这样，我就把东西捐献给了上海博物馆。
   有一批东西，如十三斤纪念金币是卖给博物馆的。这时，尚业煌在这批金币上和我讨价还价，他这样做，是代表国家和博物馆的利益，我很理解，谈到最后，每斤以略高于银行的价钱进行收购，尚业煌表示无法再让步了。这样，我就只好对尚业煌说：“老尚，我一向看得起你，这些纪念金币既然是历史文物，你怎么把它当作散金来计算，你是收旧货的，收旧货也不能这样计算。”尚业煌不正面回答我，只是和我打哈哈看到尚业煌为难，我也就不计较，心想万贯家财都散尽了，不要再去计较纪念金币价格的高低了到了加拿大后，儿子媳妇待我很好，谈起国内的“文化大革命”，儿子不理解。特别是我把那样多的东西捐献了，儿子更不理解，儿子说：“妈，父亲遗留下那样大的家产，你怎么不和我说一声就捐献了呢？”博物馆给了我奖状，儿子不理解，几次问我：“为什么不给他留几件作为纪念呢？”我很理解儿子的心情，他自己就是搞青铜器的，有些器物不知抚摸过多少次，是有感情的，他要求留几件作为纪念，也是合情合理的这时，我才感到自己的疏忽，当时为什么没有想到给儿子留一份呢？想到这里，就感到我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博物馆，对得起自己，就是对不起儿子和媳妇，自己心里很不愉快，加上语言不通，没有熟邱辉在加拿大邱辉在捐赠仪式上的发言材料悉的朋友，生活也不习惯，虽然办了移民，已在加拿大住了六年，但我还是回来了，儿子苦苦要求我不要回来，说：“办好移民，生活有了保障，为什么还非要回去呢？” 就这样，20世纪80年代中期邱辉重新回到上海。当时遇到第
  一件困难的事情是没有地方住，不能老是住在亲戚家里，所以老太太又找尚业煌，要他向博物馆反映，想办法解决房子问题。
   此时，尚业煌已经从博物馆退休在家，博物馆哪里有房子给邱辉住？馆里的领导还是把这件事情交给尚业煌。老实说，大家都明确感到给邱辉解决住房问题是无望的，要尚业煌去办，只不过是聊尽人意罢了。不过，尚业煌却非常认真地去办这件事。他跑上海市侨务办公室，谈邱辉对博物馆的贡献。侨办的同志很热情，不久就带领尚业煌去看房子。一看，房子条件太差，离市区较远，一位老年人无法住。为了能使侨办把这件完满地解决，尚又奉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之命去找张承宗，张是政协主席，曾经担任上海市文管会主任。张承宗热心地给侨办的领导打了电话，请他们一定帮助解决好这件事，同时又叮嘱尚业煌：“这件事要盯着侨办，你辛苦一下，多跑几次。”于是，尚业煌就三天两头往侨办跑。侨办的同志很负责，市里领导作了批示，要房管局落实这件事。
   尚业煌拿到市里领导的批示，又去跑房管局，向房管局的同志叙说邱辉对博物馆的贡献。房管局的经办人说：“她对你们博物馆有这样的贡献，应该博物馆给她解决房子。”那时的上海，还没有商品房，还是统一分配，找一套住房虽然说不上比登天还难，确实是最难办的事情。尚业煌就每天去房管局软磨硬泡。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居然真的在市中心，离博物馆不远的地方，为邱辉找到了房子。老太太的晚年终于有了居所……
  2011年9月18日，上海博物馆在馆内举办了邱辉女士百岁寿宴，以此纪念大收藏家李荫轩与夫人邱辉对国家的重大捐献，表达对邱辉当年慷慨之举的感谢和崇敬，领导和馆内专家以及邱辉的亲友等40余人出席了寿宴。来，为国家做了好事，国家是不会忘记的。
  2012年初，邱辉老人在上海去世，距离她出生的1912年，正好一个世纪，整整100岁。
   如今，李荫轩和邱辉捐赠的青铜器，依然默默地躺在上海博物馆里。它们虽然不会说话，却已静静地存在了数千年，李荫轩和邱辉的名字必将和这些青铜器一起永载史册、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