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浔区图书馆

都说“水满则溢、月满则亏”，“新世界”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的鼎盛，进入30年代，邱家本想扩大业务，准备在原地再造新如今的上海新世界商城房，谁知却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房地之争，并直接导致了“新世界”的易主和衰落。故事还得从新世界游艺场的地皮说起。
   “新世界”早在建造之初就属于“租地造屋”，所以“新世界”的房屋和地皮分别归属于不同的业主（也就是说土地证和房产证属于不同的主人）。
  邱家在接办“新世界”后，成为房屋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可是地皮属于另一方——房产大王程霖生，属于租赁性质，并且需要支付昂贵的租金。这里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房地之争”的两位主角。
   房主方邱培琳（1902—1987），富三代，邱竹筠的长子，“新世界”的总经理，为父亲打理过不少的家族产业，是邱竹筠最为看重且委以重任的子嗣。
   【前尘往事】邱国骅：我父亲之所以能以总经理的身份坐镇“新世界”主要是依靠祖父的光环。当时张静江在多次资助孙中山后，已经手头拮据，力不从心。但他还是
  四处张罗筹款，继续资助孙中山，除了向张氏宗族借钱外，还在南浔“四象八牛”之间寻找支持，因为革命终究是要向外抛撒大量的金钱，需要有雄厚的财力和坚定支持革命的胸怀。祖父邱竹筠曾多次慷慨解囊，并以出口南洋的大纶丝厂收得的货款就地资助孙中山。在陈英士和蒋介石等人的眼中，邱竹筠也是一位对革命有功的商人，所以另眼相看。有了这一重背景，再加上祖父长袖善舞，为人谦和，因此各方均能相安无事。
   邱培琳父亲一生爱车、爱狗，年轻时体格强壮，曾在南京路“虹庙”前（现在是第一食品商店前）驾驶一辆摩托车，正面与一辆轿车相撞，人从轿车车顶翻过去在车后落地，站起来什么事也没有。他最爱的一条大黑狗（杜宾犬，给狗取的名字叫“U”）的来历有一段故事：当时上海的铁路局称作“两路局”（沪杭、沪宁），局长陈福海是父亲的朋友，有一天打电话来说北站的站台上，有一条大黑狗没有跟上主人，日夜在站台四周寻找主人，没有人敢靠近，知道你喜欢狗，可以来北站看看。父亲果然去了北站，而且喜欢上了这条大狗。这条狗在北站已经站了三天，又饥又渴，父亲拿着水和食物缓慢靠近它。说来也是缘分，狗居然都接受了，随后又跟着上了汽车，从此成了家中的一员。当时我们住在长吉里，那里地处西藏中路和北京路口，是上海唯一一条七叉路口，路上的汽车不断，但是这条狗居然能从众多的汽车声中分辨出父亲回家的停车声，快速从楼上跑下去迎接！若干年后，它即将老死前，挣扎着从楼下爬上楼，在父亲的床前，躺了下去，再也没有爬起来。
   在上海沦陷期间，有一个大汉奸潘三省，曾多次邀请父亲出来做“汪伪”的官员，父亲以“无此方面才能”婉拒。潘又请父亲代他管理其在沪西地区的娱乐业，包括一个大型赌场。因父亲曾经长期担任“新世界”总经理，无法再以“无此方面才能”作为理由拒绝，最后想出了一个办法，在南京西路（青海路附近）新华电影院东侧开设了
  一家公司门店——鲁意司摩洋行（经营一些尚能收集到的洋货），然后以“分身乏术，无力他顾”为由，拒绝了与潘的合作。
   按父亲的体质，本有望活到百岁，但可惜他不能控烟，抽烟量一年比一年厉害。由此引发肺部气泡逐渐失去了呼吸功能，吸膨胀后不能呼出空气，日子久了肺部膨胀，压迫心脏，造成肺功能衰竭，医学上称“肺心病”，无药可治。等到“烟”抽不成了，人的“大限”也就到了。
   地主方程霖生（1886—
  1943）是上海著名的房地产大王、现代著名民族资本家。其父程谨轩，原是木工手艺匠人，清咸丰、同治年间去上海谋生，曾拾得一包，内装巨额现钞和汇票，谨轩坐等失主并如数归还，失主是“礼和洋行”经理（德国人），以重金酬谢，谨轩坚辞不受，失主甚感激，就邀他至“礼和洋行”工作。由于程谨轩聪敏能干，又学会了几句简单的英语，很快进入了工作角色。他敏锐地意识到买地津屋出租，所得利润远较其他经营优厚，且无风险，所以把重点转向房地产业。当时的上海许多地方尚未开发，他即借助洋行的力量以低价买入荒地，后来随着上海城市建设的推进，不久即成为上海巨富。
  当时上海流传着程谨轩占有“二条龙”：一条“龙”是从河南路的抛球场至西藏路，新世界正好地处这个地段；另一条“龙”是从新世界至卡德路及石门二路一带。程霖生继承父业，因上海日趋繁荣，地价猛涨，收进房地租极多，被称为上海“地皮大王”，是上海最富有的华人之一。
   “人有旦夕祸福，月有阴晴圆缺。”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程霖生由于标金及投资失败，经济上大受影响。根据1931年程氏债权人集团对其负债清理的账目显示：当时程氏以其房地产抵押的负债计规银1437万余两，信用借款负债达631万余两，合计逾2069余万两之巨。由于程氏的欠款，绝大部分来自金融界，一旦程霖生无力归还，无形中将影响到银钱业的流动资金，甚至会波及房地产及整个工商业界。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场“房地之争”上演了。“新世界”当时定期订立租约时，业主为程霖生、程季氏、程祖懋三人签名，租约共二十余条，其中最重要之规定是：委托通和洋行经营该地，但该地上之建筑格式、方法，或建筑之变更等最终须得地主同意。时间到了1933年春天，因程氏产权变更，该地完全归程霖生个人所有。1934年，邱家与程家的合同到期。地主程霖生遂于三月间通知“新世界”总经理邱培琳，并取消通和洋行的代理经营权。
   据邱培琳之子邱国骅先生回忆：当时程霖生急需资金，所以“新世界”租约到期后，他希望邱家买下“新世界”的地皮。我父亲和祖父觉得九一八事变之后，中日的战事已越发吃紧，此时花费巨额现金买下一块黄金地段的不动产并非明智之举。
   一方是为了回收资金还债而急于卖地，一方是觉得形势堪忧而不愿出手。邱家 “新世界”大门从跑马厅俯视“新世界”的背后是湖州籍民国元老，程家的背后则是洋行和银行，双方闹得不可开交，最终只能到法院通过司法途径解决。
   这场房地之争的官司拖了很长时间，前后历时长达3年之久。
  到了1937年，新世界游艺场再也无法经营了（同年11月上海沦陷、
  12月南京沦陷），这也成了邱家的一桩伤心。
   【前尘往事】邱国骅：1936年，日本侵华的企图已越发明显，全面抗战一触即发，国军的精锐部队也开始向上海、南京集结。父亲和祖父认为：一旦战事全面爆发，上海的地产和房产必将暴跌，新世界游艺场也自然无法经营，所以邱家顺水推舟，最终结束了“新世界”的经营。
  至此，一场长达三年的房地之争就此平息。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上海、杭州、南京等地相继沦陷，邱家看似全身而退，背后却是“一把辛酸泪”。
   对邱家而言，新世界游艺场的停业只是伤心事之一，随后而来的国难家仇，才是更沉重的打击。当时的大纶丝厂，论规模和设施均为一流，但被日本人劫掠一空，把设备运往日本。邱家经营的石英矿和石灰矿，也因中日之间的战事而停工。随着日本侵略者的入侵，所到之处不是破坏就是抢掠，因而全部停顿。投资买的证券、股票、债券，不是贬值就是变成了废纸，大量的房产烧的烧，炸的炸，总之损失惨重。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曾经给邱氏家族发来文函，就政府赔款问题要求遭受日寇侵占的厂商向政府申报，但可惜邱家族人间意见不一邱培琳长子邱国镛邱培琳之女邱国仪结婚照（主要是申报项目、金额，以及将来的分配等问题），纠缠不休、互相牵制，最后错过了申报时间而落空！ 现在不少学者把浔商的衰落归咎于其投资领域的封建性和过多的非生产性支出，笔者认为恐怕没有这么简单。浔商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恐怕很大程度上也有战乱等不可抗力。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国仇家恨，真正是大时代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