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浔区图书馆

“十里南京路，一个新世界。”上海新世界游艺场是民国时期与“大世界”齐名的著名娱乐场所，承载着十里洋场和几代上海人的人文记忆，它的幕后总裁来自南浔邱家，可以说是邱家最精彩的一个创造。
   作为邱氏兄弟中经商最成功的一位，他拥有的资产不下百万，是上海滩上可以呼风唤雨的人物。他长袖善舞、交际广阔，涉足缫丝业、金融期货、房地产、矿业、交通运输、娱乐业等多个行业，在黑白两道的朋友也非常多。同时，他又为人低调，从不显山露水，就连最著名的新世界也由长子出面经营，所以大家都对他知之甚少，他就是邱家的老七、“新世界”的主人——邱竹筠。
   长袖善舞邱竹筠邱炳均（1881—1941），字竹筠，一作卓英，以字行，邱仙槎第
  七子。
   邱家作为丝商巨贾，经商本来就是第一“职业”和看家本领，在邱家的众多子孙中，邱竹筠是商业领域最耀眼的明星，可是他的成功并非唾手可得、从天而降，而是经历了风雨，交够了“学费”。
   邱竹筠很早就离开南浔赴沪经商。俗话说，商场如战场，无风
  三尺浪。年纪轻轻的邱老七在经商之初遇到过不少麻烦，比较大的
  一次风浪是辛亥革命前夕的那场巨大股灾——橡胶风潮。
  100年前的那个盛夏，一场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中国上海股市崩盘。春天的时候，这座城市仿佛服下了大补春药，充满了亢奋。这剂春药，就是橡胶股票。
  20世纪早期，橡胶作为工业原料在许多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尤其是当时的新兴产业：汽车工业领域。各个工业国家的橡胶进口量大增。但是由于受到生长周期、气候以及土壤等原因的制约，橡胶的生产规模在短期内无法扩大，导致伦敦市场上的橡胶价格迅速上涨。
  1908年为2先令每磅，1909年猛涨到10先令磅，1910年4月达到了每磅12先令5便士的高价。伦敦橡胶股票随之水涨船高。
   国际金融资本纷纷在适合橡胶邱仙槎七子邱炳均（竹筠）老地图显示邱竹筠在南浔也有房产生长的南洋地区设立橡胶公司，由于上海是远东的金融中心，于是将总部设在上海，其中有很多是皮包公司。上海的橡胶公司纷纷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大肆招徕资金。
   一家名为兰格志（Langkate）的橡胶公司，在上海的股市画出了一道雄起的陡峭阳线，高耸入云，全球瞩目，引领大盘齐齐飙升。
  兰格志股票面值仅100两，却迅速被拉抬过了1000两大关：仅仅一个月间，又迅速翻了一番。
   有的华人和外国人，唯恐失去大好的发财机会，纷纷抢购橡胶股票。上海有钱人竞相购买，一些公馆太太小姐换首饰、卖钻戒，转买股票，如痴如狂。有了钱，还要四面八方托人，才能买到股票。
  抢购狂潮让很多人一夜暴富，更加激起了人们的投机欲望，以至于股票的实际价格超过票面价值数倍，甚至数十倍。
   据上海商务总会估计，在橡胶股灾爆发之前，华人大约买了
  80％，在上海的外国人抢购了20％。很多华人不满足于在上海抢购，还调集资金到伦敦。华商在上海投入的资金约2600万至3000万两，在伦敦投入的资金约1400万两。这已经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4500万两白银的资金总额已经接近当时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结果上海这个远东最大的金融中心已经无资可融，市面上的流动资金，尤其是钱庄的流动资金，都被橡胶股票吸纳殆尽。
  1910年6月，世界橡胶的最大消费国美国由于橡胶价格过高而对橡胶实行限制消费的政策，7月开始，伦敦股市暴跌，上海橡胶股票随之狂跌。中国钱庄损失惨重，损失超过千万两之巨，其中元正、兆康、谦余三大钱庄合计欠银700余万两，先后倒闭，随之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金融风暴随着到来。
   邱竹筠正是元正钱庄的东家之一，当时这个钱庄的股东有三人，陈逸卿占六股，邱问庵（“邱奕茂”后人邱培英）、邱竹筠各占2股，累计欠银200万两。也就是说在这次风潮中，邱竹筠一下子就损失了40万两白银之巨（我们知道，邱氏分家后，邱竹筠等每人分到遗产50多万两）。
   受这次风潮影响的南浔富户还有不少，损失最大的是刘家三房的刘梯青，他的德源钱庄也在随后倒闭，亏银超过100万两白银。
  40万两白银“学费”可谓天价，幸亏邱家家境殷实，邱竹筠还是挺了过来。有了这次的教训，他开始把更多的资金投向实体经济和新兴行业。最著名的、又收益丰厚的要数湖州的陇山弗石矿和杭州太子湾的石英矿。
   关于这两个矿的资料非常稀缺，而且矿场早已无处可觅踪迹，笔者花了很大力气，终于在《重修浙江通志》和《两广地质调查所年报》上找到了陇山弗石矿的详细资料，前者明确指明矿主就是邱炳均（竹筠），后者则有十分详尽的文字介绍，让我们可以大致了解这个矿的基本情况，这里择要录之：陇山弗石矿现由兴业弗石矿公司从事开采，该公司于民国五年八月成立，有矿区面积五十八亩一分五厘，全在小陇山。现在山上遗弃之旧矿坑甚多，该矿坑深浅不一，或掘在红土层中，或掘在矿脉中。小陇山顶有两旧坑满积雨水，于将来开采工程中，妨碍实多，该公司现正设法引去积水。公司现在之三矿井，乃去年八月间重新开凿者也。
  1.矿场设备。公司对矿场上之设备尚属稍具规模，矿井下均用电灯。矿井所用支柱均为杉木，直径二十公分左右，长自一点七一公尺至二公尺。每左右两支柱之上下均有横木相连。在第二井中每横木中间且有四支柱，隔成三空间，预备将来由中间运矿石。两边为通风及行人用，横木之长自一点七四公尺至三点四公尺，每前后两支柱相离约四八公分采矿用器物甚为简单，为一端尖一端扁平之斧，长约一公尺之钢条鑽，长方形头之锤，及鸭嘴状铲。
  现在出铲不甚多，均用筐挑出井外，第二井中因其东南高处有满储雨水之旧矿坑，西北邻近王家潭，曾出水少许，现均用桶挑出井外。
   该公司办事处前临小河，于河边设有小引擎及唧筒各湖州陇山弗石矿的办公场所湖州陇山弗石矿选料场
  一，吸取河水、引至木架上冲洗已选出之矿石因引擎及唧筒太小，收效不大洗矿场后为选矿场，无甚设备，只雇人分矿与石而已。
  2.采掘及选矿现在该公司只有矿井三；第一矿井及第三矿井均凿在红土层内，第二矿井开在流纹岩中，沿矿脉之走向前进。第一、第三两井，因矿块分布不匀，只有任人工任意采掘。第二井因有矿脉可循，且有人指导，故较有规则。唯指导者不明矿床成因，殊非适宜也该等矿井之倾斜度为二十度至八十度，高宽同前节述之支柱及横木，第一井深达三十四公尺，第二井深十九公尺，第三井深十四公尺。工人在井中就将矿块击破，略加选择，将矿石及脉石或红土分别挑出井外，再以手车将矿石运至选矿场，击碎而选之，选后运至洗矿场加以洗涤，是为净矿。
  净矿平均直径约十公分，至红土及脉石等则均置井口外，第一井口西之两小山头，全为是项红土堆积而成。
  3.产额及销路。现在三井每月可出净矿一百吨至
  一百五十吨，有时可至二百吨。第一、第三井因矿块分布不均匀，每月产额至无定。第二井比较为有规则，现又遇更富矿脉，则产额必可增加也销路只限于上海，公司亦只就陇山本地售出，计每吨净矿售大洋十二元左右。由陇山至上海水运费每吨净矿大洋二元，归买矿人支出闻矿至上海后，均转销至法国云
  4.营业及劳资。公司自去年八月起至现在于第一、第三两井已费一万二千余元，第二井已费三千元，现在每月一切开支合计约需三千余元。而每月售矿所得只得
  一千八百元左右，此等数目均为公司所言，恐不可靠也。
   三井矿工合计百余，计每名每天工资大洋六角，伙食由公司供给，工作日夜两班，每班每日或每夜工作十小时
  5.矿量估计。矿场成因既异，则矿量之估计方法亦随之而不同，兹分为矿脉及矿块两种估计如下：矿脉…… 矿块…… 两项储量合计得一百零一万公吨，惟全陇山区内之储量，当不止此数。兹比较陇山全区及该公司矿区之大小，弗石矿脉在矿区外露出之情形，以及矿区外含弗石块红土层之分布状况，则陇山全区之弗石总储量至少有
  二百五十万公吨。
   【前尘往事】邱国骅（邱仙槎曾孙、邱竹筠之孙、邱培琳之子，85岁）：父亲（邱培琳）在打理祖业——湖州北门外的汤家潭陇山弗石矿时，总不会忘了打猎，看到他在整理猎枪子弹，就知道他即将去湖州了。我印象最深的是去邻近的长兴打野猪时，必须装弹，看他一门心思地操作，把针线用的顶针桩子模样的铅弹装入猎枪弹中（内有三个螺旋形刀片）。据说猎物中弹后，中弹的入口很小，但子弹在猎物体内高速旋转切割，从而形成一个很大的伤口，军事上称之为“达姆达姆弹”。再凶悍的野猪，也是一弹毙命，就是打老虎、狮子，也可以用这种弹药。但是我从未看到他打到过野猪，打到野鸭却是常有的事，吃着他打到的野鸭，有时候还能咬到铁子。当地的猎户打野鸭，买不起猎枪和正规的猎枪弹，都是使用土枪，自制黑火药。自制铁子更是一绝，把烧红的铁水浇在
  一个转动的南瓜上（瓜皮上有蜡质层）成为无数细小的滚珠，掉入下面的水缸中，使用时从枪的前面倒入火药和铁邱竹筠之孙邱国骅湖州陇山弗石矿的矿洞子，把成本降到最低。我们小时候也去过湖州的矿场，从湖州有水路直通陇山下的汤家潭，那里筑有一幢6室的小洋房矿业是名副其实的“实体经济”，矿业的开发给邱竹筠带来了滚滚财源。接下来他又掉转船头，投资物券期货交易。
   民国初年，物券投资还是一个新兴领域，各类交易所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邱家自然不会错失商机。邱竹筠曾参与投资了上海的很多交易所，其实就是参股的经纪人，其中由他占主导地位的，是一家名叫“东方物券交易所”的机构。
   这个交易所的地址就在邱家办的新世界游艺场自由厅的楼上，与众不同的是，它是与洋人合办的，所以是呈准意大利总领事馆注册后才发给营业执照。董事长叫Mr.F.P.Musso，副董事长是邱竹筠，执行董事是石运乾和Mr.P.G.Galoina，邱莘农等人担任监察，股额
  一共150万元，共有90个经纪人，1921年10月10日正式开幕，11月1日正式营业。
   东方物券交易所几乎所有股东清一色都是中国人，只有董事长东方物券交易所刊登的大幅广告杭州余杭塘栖大纶丝厂旧址和执行董事两人是外国人，这很有可能是出于“运作需要”，幕后真正的操盘手恐怕正是副董事长，这也许正是邱竹筠的高明之处。
  背后的用意无须赘言，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你懂的！” 东方物券交易所的具体运营情况我们不得而知，就连邱家后人也说不清楚。
  他们口中时常被提及的一个与邱家有关的企业是杭州的大纶丝厂。丝业是邱家掘得的第一桶金，投资丝厂理所应当。这个丝厂位于余杭塘栖镇，其实是南浔富户联合投资的项目，而邱家出资方主要是老六邱寅叔和老七邱竹筠。
   大纶丝厂原是南浔庞莱臣的产业。1922年，庞莱臣由于醉心于书画鉴赏，无心经营实业，故以十万两白银之价将大纶丝厂的产权卖给了邱家和叶琢堂（南浔其他几户大户也是股东）。邱、叶买进大纶之后，恰逢日本遭受横滨大地震，日本的蚕丝生产上海新世界游艺场旧影遭受灭顶之灾，于是，邱、叶看准形势，着手扩建了新的缫丝车间，当年就获利不少。该厂原料专收太湖地区蚕丝纤度细匀的莲心种三眠蚕茧，并以“金、银、红、蓝”四种颜色的商标来区别厂丝的等级，缫9/11条份的“金银鹤”牌细丝，畅销欧美，获利甚厚。该厂所产“仙鹤牌”细丝还在民国18年（1929）“西湖博览会”上获优等奖，所以一度效益还算不错。抗日战争时，工厂被日本侵略者占为军营，所有机械设备被日本军队掠劫一空。如今，其厂房遗址仍存，已被列为工业遗产保护对象。
   【前尘往事】邱国骅：我所知道的祖父的产业只是部分，除了众所周知的“新世界游艺场”之外，塘栖有“大纶丝厂”，湖州陇山有弗石矿，杭州太子湾有石英矿……记得有一个老账房先生曾对我说过：“你祖父的理财能力特别强，如果他再晚去世十年，那么‘四象’的位置将会倒过来！”正如您在“新世界”一文所述，他在社会上很吃得开，也很会想办法例如每年的蚕茧上市时，农民只要银元，所以必须从上海运送数十万枚银元到湖州南浔，途中必须经过太湖这个土匪云集之地。为了确保银元安全送达，专门请军队用汽艇队武装押运，每艘汽艇的船头和船尾都架上了机枪。我父亲（邱培琳）在多年后回忆此情景时说：他每逢登上汽艇时总有些担忧——怕汽艇在银元的重压下会使船底壳脱落！ 毋庸置疑，邱竹筠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据说他全盛时曾有资产
  三四百万。长袖善舞、八面玲珑、交游广阔这些光鲜的词语只能让我们知道一个生意场上的邱老板，而邱氏后人的回忆则可以让我们更多地了解他的家庭生活：【前尘往事】邱国骅：我的祖母，我们称呼为“好亲婆”，抽大烟，瘦骨如柴，烧香拜佛她生有五子二女，住在二楼东厢房，手握大量珠宝等财物，因此珠宝商、古董商在祖父去世后，几乎踏破了门槛。她的贴身女佣有一次给她晒被子时，一颗硕大的金刚钻戒从被中飞出，幸好被人发现，否则她本人恐怕还一无所知呢！家中各房均传说：此位女佣不知吞没了多少财宝！最为不幸的是祖母本人在自家人面前，总是哭穷，不欢迎家中人去她屋中，但是外来的骗子云集，花言巧语，想着法儿去骗她的钱。汪伪政府倒台前，人们都知道“储备券”即将成为废纸，千方百计想法将手中的储备券换成“硬通货”或者各种商品。但祖母身边无人指点她，且由于多年的哭穷，不认为她尚拥有大量珍宝，从而使这一些“中间商”得逞，逆世道而为之，将“硬通货”换成了“废纸”。“文化大革命”时，里弄干部来抄家，打开祖母的红木大厨，里面塞满了如同方凳一般大小的成捆的“储备券”和“金圆券”，令这些里弄干部大惊失色，咋舌不已！ 祖父为人宽厚，在“修身”“齐家”这两方面，应该说是做得很不错的。他的朋友很多，黑道、白道、军、政、商都有，乃至上海市长和许多政商名人都是他的座上宾。在我的记忆中，从未看到过族人之间及下人之间有什么争吵打闹的事情，主仆之间还比较融洽。在长吉里老宅厨房旁边有一间下人的休息室和一间男仆的卧室，里面放了四五张双层床，我很喜欢在晚上钻到这两间屋中去，听他们讲天南地北的事，祖父对待仆人也比较优厚。厨房中除了中菜大厨，还有一位专门负责做西菜和西点的厨师。
  我父亲从他那儿学了一手西菜、西点活，我也因此耳濡目染，再加上一点遗传基因，在后来的年月中成为亲友中公认的“厨房高手”。在三年困难时期，我用破砂锅代替烘箱，铝饭盒当作蛋糕模具，烘烤出像模像样的开花蛋糕，令亲友和邻居们佩服不已。
  1941年，身患肾病的邱竹筠在上海病逝。直到他去世之前，还在为自己事业的恢复生产和经营奔劳。
   作者陆剑（右）2017年夏天采访邱家后人邱炜（左）十里南京路，一个新世界
  2017年3月31日，百年老店上海“大世界”重新对外开放，一时间万人空巷，也勾起了人们对另一家老字号——“新世界”的回忆。位于上海南京路、西藏路口的新世界游艺场和新世界饭店，是十里洋场闻名遐迩的娱乐场所，堪称上海娱乐业的一面旗帜，和“大世界”一样，当年都是上海的地标性建筑。
   “新世界”建于1914年，1915年8月落成开业，分南、北两个部分，地下有地道相连。内设剧场、影院、书场，每日上演京剧、上海“新世界”旧影滑稽戏、双簧和地方戏曲，另配弹子房、溜冰场各一所，还设有商场、餐厅、茶室和儿童游乐设施。因设施齐全、项目繁多，“新世界”迅速成为上海滩最为著名的娱乐场所。
  1917年，“新世界”因创办人经润
  三病故，由他的妻子汪国贞接手，“新世界”的营业因此大受影响。屋漏偏逢连夜雨，此时大股东黄楚九又退出另建大世界游艺场，自此，上海滩形成了“新世界”与“大世界”两强竞争的格局。
  1918年前后，邱竹筠出巨资盘下“新世界”，成为“新世界”新的主人（真正登记的法人是他的儿子邱培琳）。
   邱氏父子很有经营头脑，接办“新世界”后，动了很多脑筋，使日见萧条的经营状况很快得到改观。
  首先是对硬件设施进行扩容提质。在原址对面新建北部游乐园，设上海“大世界”旧影邱竹筠长子邱培琳一家（后排左起邱国镛、国仪、国骅）大剧场、说书场、布篷献艺场、自由厅和跑驴场等，另筑水池、土山、亭台、小桥，营造良好的环境氛围，使得“新世界”的活动项目更加丰富、时尚、刺激，更具现代感。其次是改善服务、延长产业链条。将南楼改造成用餐、住宿为主的新世界饭店，二楼、三楼改建成旅馆，仅保留底层的皇后剧场，使“新世界”形成了游、玩、吃、喝、购、憩一条龙服务。第三是对活动项目进行巧妙的配置。根据游客需求，对游乐园的空间进行合理分割，并经常举办书画展、诗会、影展等活动，吸引不同阶层、爱好的市民前来参观。一时间，游客纷至沓来，就连鲁迅、郭沫若等名家都光顾“新世界”。刘承幹的日记中就多次出现前往“新世界”吃饭、游艺、观剧的记录。邱家一系列的改革举措，使得“新世界”重获生机，业务蒸蒸日上，开创了上海现代城市游乐园的新型经营模式。
   当下，各类海选、选秀节目可谓风起云涌、遍地开花，什么“中国好声音”“我是歌手”“超级男生”“电影奥斯卡”……一个接着一个，其实早在近一个世纪前，邱竹筠、邱培琳父子就在“新世界”举办了中国最早的电影博览会，并成功地打造了中国最早的“影后”，堪称中国选秀活动的创始人。
  1926年8月14日，历时一个月的电影博览会在“新世界”揭幕，关于这次活动的宗旨，“新世界”在发布的《电影博览会章程》中宣称：“提倡电影事业，联合各公司出品，作大规模之宣传，裨发挥互助之精神。”具体的内容是：“联合海上三十五家影片公司，选择新出品，分期开映，每天准映六大巨片，珠联璧合，斗异争奇，开海上影戏未有之奇观。” 当时上海较有影响的电影公司几乎都参加了这次博览会，如邱竹筠三子邱培瑚圣约翰大学毕业照“明星”“神州“上海”“民新”“大中华百合”“国光”“友联”“新人”“孔雀”“开心”等，它们各自提供了自己的得意之作以“斗异争奇”，其中有明星的《空谷兰》《冯大少爷》，神州的《花好月圆》《难为了妹妹》，大中华百合的《采茶女》《透明的上海》，国光的《松柏缘》，三星的《觉悟》，友联的《秋扇怨》等；另外还放映了著名导演刘别谦执导的德国影片《昏王艳妇》，由滑稽大王罗克主演的美国影片《怕难为情》等。
   “新世界”为扩大这次活动的影响，展开了一系列宣传攻势：除在《申报》《新闻报》上大做广告外，还出版了五期《电影博览会特号》，并在场内陈列所映影片的剧照和海报，而“电影女明星选举”则可说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选举启事》是一篇古色古香的韵文，表白其初衷是：“庶使银幕隽材得表公正之评判，银灯韵事永留艳影于人寰。”
  9月17日下午，选举揭晓仪式在“新世界”北部自由厅举行。为示公正，“新世界”请了张崇鼎、唐行健两位律师做公证人，还临时邀请两位游客上台监察开票过程。选举结果，十二位当选女明星依次是：张织云、徐素贞、殷明珠、徐素娥、丁子明、黎明晖、杨耐梅、王汉伦、宣景琳、毛剑首届电影博览会评选出来的影后前“三甲”张织云、徐素贞、殷明珠（自上而下）新世界“花国总统”选举宣传品佩、林楚楚、韩云珍；最终张织云以2146票力压群芳，成为中国最早的“影后”。
   因此类活动在当时尚属首次，新鲜又有趣，所以博览会期间前来观看电影和投票选举的人络绎不绝，好评如潮，新世界进入最为辉煌的时期。
   有了这次电影博览会的成功经验，“新世界”又进行了一次“花国大总统”的选举。1932年12月，上海市总商会、律师公会、会计师公会在新世界游乐场联合举办“救济东北难民游艺会”。为了吸引观众，会间举办各种戏曲演出，邀请了全市著名演员参加，同时为了借助海上“名花”的力量以促进捐款，别出心裁地仿照清朝末年和北洋军阀时代的做法，再度举办“花选”，即选举“花国大总统”。“花选”实际就是烟花女子的选美，她们视为了不得的盛事。
  因为一旦入选“大总统”“副总统”或是“花国总理”，身价顿时倍增，等于无形的广告。
   这次评选活动的大会委员会也是阵容空前，有王晓籁、杜月笙、“新世界”的广告 “新世界”内的演出虞洽卿、顾嘉棠、温建刚、耿熹基等大腕。那时王晓籁是市总商会会长，温建刚是公安局长，耿嘉基是市政府的秘书。有这些人到场，就有了几分官方选美的意味，加上新闻媒体的炒作，其影响可想而知。
   【前尘往事】邱国骅：“新世界”先后举办过上海市的“影后”“选美”比赛，德国的“海京伯”大马戏团表演等（用自己的海轮周游世界演出，在中国期间，就是在“新世界”演出）每逢大的节日，还举办“喝啤酒”大赛，人人都可以免费狂饮啤酒，据说每次都有一些外国人，狂饮猛灌，到最后躺倒在地，口中冒出的啤酒犹如喷泉！ “新世界”还饲养着少量动物。其中有一头老虎，因长期生活在铁笼中，四爪光是长而没有磨损，后来因弯曲生长，而反扣到脚掌里了，造成无法站立。结果兴师动众，设法将之麻醉了，请浴室的修脚师为之“修爪”。还有一头小豹，自小养大，与人比较亲善，每天在“新世界”开门营业之前，我父亲总要亲自把它放出来，让它遛跑一圈再进笼子。有一位外籍巡捕，十分喜爱它，而且喜欢抚摸逗它玩。他用手去拍它的爪子，豹也用爪子反拍人手，人感到害怕，本能地把手缩了回来，豹子以为有加害之举，突然间就把原本蜷缩着的爪尖伸直放出来，结果把人手抓得血淋淋的，可是那位巡捕还是乐此不疲。
   “新世界”还创办有专门的刊物《新世界报》。该报是中国新闻史上最早出现的、由游乐场出资创办的文化报，发行范围并不局限于游乐场内，而是面向社会公众，发行规模不亚于一般日报。
  其版面和内容独树一帜，且有所革新：初为4开4版一张，内设“言论世界”“邮电世界”“滑稽世界”“戏剧世界”“小说世界”“谈瀛世界”“文艺世界”等栏目；后改为对开半张2版，每期插画8幅，刊载游艺场节目表和戏目说明书，并不定期附送名流文士题词的单页画报1张。
   该报的宗旨是：“随时局之 《新世界报》“新世界”的交换券转移，近风云之迅速，有美必搜，闻风便录。”“言论世界”栏由郑正秋、杨尘因执笔，针对现实政治和社会中的丑恶现象，如张勋复辟、军阀专制统治等，每日撰写杂感三言两语，嘲讽辛辣。“新闻世界”栏专事报道戏剧界、体育界、出版界及票房界动态花絮和文化界各社会团体的组织章程、会规等。在郑正秋主持报社期间，辩论栏以“磨炼口才、切磋学艺”为宗旨，在五四运动前夕的新旧文化思想大激荡中，就戏剧界的现状与未来、剧目的现实意义、白话新体诗的实质等展开大讨论。批评封建守旧的文人，支持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人倡导的新文化。在五四运动期间，该报旗帜鲜明地支持学生、工人的罢课罢工运动，谴责北洋军阀政府镇压学生运动，揭露上海市总商会背叛学生运动的真面目。“游戏栏”发表大量以时事为主题的滩簧调、竹枝词、对联、小曲等。该报在创刊后
  一年中，曾连续举办过“新世界群芳选举大会”，并出售“百美图”，轰动一时。
   《新世界报》是一份规模较大、内容充实、历时较久的早期宣传新文化报纸，不仅在当时产生过较大影响，而且在近代和现代的同类报纸中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其首创的版式编排及其内容结构，为以后的同类报纸如《大世界报》《先施乐园日报》等仿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世界”改组为百货商场，并成为全国商业十强和上海最早上市的商业股份制企业。
  2005年，改建后的新世界城重新亮相，成为南京路上一座集购物、宾馆、餐饮、娱乐于一体的“生活茂”。
   如今，每当邱家的后人来到“新世界”，看着装饰一新的商城，自然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十里南京路，一个新世界。从1915年至
  2017年，它既是一部风雨长兴的企业奋斗史，又是一部波澜壮阔的上海商业史、娱乐业史。
  百年的风云砥砺，大浪淘沙，铸就了“新世界”的百年传奇。好一个新世界！ “房地之争”的台前幕后都说“水满则溢、月满则亏”，“新世界”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的鼎盛，进入30年代，邱家本想扩大业务，准备在原地再造新如今的上海新世界商城房，谁知却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房地之争，并直接导致了“新世界”的易主和衰落。故事还得从新世界游艺场的地皮说起。
   “新世界”早在建造之初就属于“租地造屋”，所以“新世界”的房屋和地皮分别归属于不同的业主（也就是说土地证和房产证属于不同的主人）。
  邱家在接办“新世界”后，成为房屋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可是地皮属于另一方——房产大王程霖生，属于租赁性质，并且需要支付昂贵的租金。这里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房地之争”的两位主角。
   房主方邱培琳（1902—1987），富三代，邱竹筠的长子，“新世界”的总经理，为父亲打理过不少的家族产业，是邱竹筠最为看重且委以重任的子嗣。
   【前尘往事】邱国骅：我父亲之所以能以总经理的身份坐镇“新世界”主要是依靠祖父的光环。当时张静江在多次资助孙中山后，已经手头拮据，力不从心。但他还是
  四处张罗筹款，继续资助孙中山，除了向张氏宗族借钱外，还在南浔“四象八牛”之间寻找支持，因为革命终究是要向外抛撒大量的金钱，需要有雄厚的财力和坚定支持革命的胸怀。祖父邱竹筠曾多次慷慨解囊，并以出口南洋的大纶丝厂收得的货款就地资助孙中山。在陈英士和蒋介石等人的眼中，邱竹筠也是一位对革命有功的商人，所以另眼相看。有了这一重背景，再加上祖父长袖善舞，为人谦和，因此各方均能相安无事。
   邱培琳父亲一生爱车、爱狗，年轻时体格强壮，曾在南京路“虹庙”前（现在是第一食品商店前）驾驶一辆摩托车，正面与一辆轿车相撞，人从轿车车顶翻过去在车后落地，站起来什么事也没有。他最爱的一条大黑狗（杜宾犬，给狗取的名字叫“U”）的来历有一段故事：当时上海的铁路局称作“两路局”（沪杭、沪宁），局长陈福海是父亲的朋友，有一天打电话来说北站的站台上，有一条大黑狗没有跟上主人，日夜在站台四周寻找主人，没有人敢靠近，知道你喜欢狗，可以来北站看看。父亲果然去了北站，而且喜欢上了这条大狗。这条狗在北站已经站了三天，又饥又渴，父亲拿着水和食物缓慢靠近它。说来也是缘分，狗居然都接受了，随后又跟着上了汽车，从此成了家中的一员。当时我们住在长吉里，那里地处西藏中路和北京路口，是上海唯一一条七叉路口，路上的汽车不断，但是这条狗居然能从众多的汽车声中分辨出父亲回家的停车声，快速从楼上跑下去迎接！若干年后，它即将老死前，挣扎着从楼下爬上楼，在父亲的床前，躺了下去，再也没有爬起来。
   在上海沦陷期间，有一个大汉奸潘三省，曾多次邀请父亲出来做“汪伪”的官员，父亲以“无此方面才能”婉拒。潘又请父亲代他管理其在沪西地区的娱乐业，包括一个大型赌场。因父亲曾经长期担任“新世界”总经理，无法再以“无此方面才能”作为理由拒绝，最后想出了一个办法，在南京西路（青海路附近）新华电影院东侧开设了
  一家公司门店——鲁意司摩洋行（经营一些尚能收集到的洋货），然后以“分身乏术，无力他顾”为由，拒绝了与潘的合作。
   按父亲的体质，本有望活到百岁，但可惜他不能控烟，抽烟量一年比一年厉害。由此引发肺部气泡逐渐失去了呼吸功能，吸膨胀后不能呼出空气，日子久了肺部膨胀，压迫心脏，造成肺功能衰竭，医学上称“肺心病”，无药可治。等到“烟”抽不成了，人的“大限”也就到了。
   地主方程霖生（1886—
  1943）是上海著名的房地产大王、现代著名民族资本家。其父程谨轩，原是木工手艺匠人，清咸丰、同治年间去上海谋生，曾拾得一包，内装巨额现钞和汇票，谨轩坐等失主并如数归还，失主是“礼和洋行”经理（德国人），以重金酬谢，谨轩坚辞不受，失主甚感激，就邀他至“礼和洋行”工作。由于程谨轩聪敏能干，又学会了几句简单的英语，很快进入了工作角色。他敏锐地意识到买地津屋出租，所得利润远较其他经营优厚，且无风险，所以把重点转向房地产业。当时的上海许多地方尚未开发，他即借助洋行的力量以低价买入荒地，后来随着上海城市建设的推进，不久即成为上海巨富。
  当时上海流传着程谨轩占有“二条龙”：一条“龙”是从河南路的抛球场至西藏路，新世界正好地处这个地段；另一条“龙”是从新世界至卡德路及石门二路一带。程霖生继承父业，因上海日趋繁荣，地价猛涨，收进房地租极多，被称为上海“地皮大王”，是上海最富有的华人之一。
   “人有旦夕祸福，月有阴晴圆缺。”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程霖生由于标金及投资失败，经济上大受影响。根据1931年程氏债权人集团对其负债清理的账目显示：当时程氏以其房地产抵押的负债计规银1437万余两，信用借款负债达631万余两，合计逾2069余万两之巨。由于程氏的欠款，绝大部分来自金融界，一旦程霖生无力归还，无形中将影响到银钱业的流动资金，甚至会波及房地产及整个工商业界。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场“房地之争”上演了。“新世界”当时定期订立租约时，业主为程霖生、程季氏、程祖懋三人签名，租约共二十余条，其中最重要之规定是：委托通和洋行经营该地，但该地上之建筑格式、方法，或建筑之变更等最终须得地主同意。时间到了1933年春天，因程氏产权变更，该地完全归程霖生个人所有。1934年，邱家与程家的合同到期。地主程霖生遂于三月间通知“新世界”总经理邱培琳，并取消通和洋行的代理经营权。
   据邱培琳之子邱国骅先生回忆：当时程霖生急需资金，所以“新世界”租约到期后，他希望邱家买下“新世界”的地皮。我父亲和祖父觉得九一八事变之后，中日的战事已越发吃紧，此时花费巨额现金买下一块黄金地段的不动产并非明智之举。
   一方是为了回收资金还债而急于卖地，一方是觉得形势堪忧而不愿出手。邱家 “新世界”大门从跑马厅俯视“新世界”的背后是湖州籍民国元老，程家的背后则是洋行和银行，双方闹得不可开交，最终只能到法院通过司法途径解决。
   这场房地之争的官司拖了很长时间，前后历时长达3年之久。
  到了1937年，新世界游艺场再也无法经营了（同年11月上海沦陷、
  12月南京沦陷），这也成了邱家的一桩伤心。
   【前尘往事】邱国骅：1936年，日本侵华的企图已越发明显，全面抗战一触即发，国军的精锐部队也开始向上海、南京集结。父亲和祖父认为：一旦战事全面爆发，上海的地产和房产必将暴跌，新世界游艺场也自然无法经营，所以邱家顺水推舟，最终结束了“新世界”的经营。
  至此，一场长达三年的房地之争就此平息。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上海、杭州、南京等地相继沦陷，邱家看似全身而退，背后却是“一把辛酸泪”。
   对邱家而言，新世界游艺场的停业只是伤心事之一，随后而来的国难家仇，才是更沉重的打击。当时的大纶丝厂，论规模和设施均为一流，但被日本人劫掠一空，把设备运往日本。邱家经营的石英矿和石灰矿，也因中日之间的战事而停工。随着日本侵略者的入侵，所到之处不是破坏就是抢掠，因而全部停顿。投资买的证券、股票、债券，不是贬值就是变成了废纸，大量的房产烧的烧，炸的炸，总之损失惨重。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曾经给邱氏家族发来文函，就政府赔款问题要求遭受日寇侵占的厂商向政府申报，但可惜邱家族人间意见不一邱培琳长子邱国镛邱培琳之女邱国仪结婚照（主要是申报项目、金额，以及将来的分配等问题），纠缠不休、互相牵制，最后错过了申报时间而落空！ 现在不少学者把浔商的衰落归咎于其投资领域的封建性和过多的非生产性支出，笔者认为恐怕没有这么简单。浔商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恐怕很大程度上也有战乱等不可抗力。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国仇家恨，真正是大时代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