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浔区图书馆

邱炳圻（1878—1968），字寅叔，排行老六。从小用功读书，写得一手好字，他本一心准备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却由于种种原因走得并不顺利。
  1895年，年仅18岁的邱寅叔考中了秀才。为了早日走上仕途，他改走捷径，捐官至工部督水司主事、四品员外郎。后来，陕西铜官县出缺，但他因嫌远而并未到任。紧接着，上面又点了个差事——随慈禧的御前女官德龄公主赴法国任使馆参赞，这可是个不错的差事。可中国人有句老话：“父母在，不远游”，邱母高太夫人不希望儿子上演“游子吟”，极力反对，所以只能作罢。看来，邱家用金钱来铺仕途，拿银子打水漂不心疼！ 再往后，邱寅叔又被点了福建省闽清县知县。朝廷的人事安排也不是闹着玩的，已是一辞再辞，这次可必须到任。这样，他顶着邱仙槎六子邱炳圻（寅叔）邱寅叔夫人邱李氏（李长女）《闽清县志》中关于邱炳圻担任县令的记载司局级的头衔，高职低就，远赴福建当起了七品县令（相当于现在的县长或者县委书记）。
   他这个官当得怎么样？是政绩卓著，还是乏善可陈，我们不得而知。但据邱家后人回忆，就在邱寅叔上任后不久，他就遇上了一个棘手的案子——一件与洋人有关的教案。
   当时教会的力量很大，甚至可以干涉政府事务。而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因为一败再败于西方列强，对洋人十分惧怕，使得洋人的气焰更加嚣张，一般的地方官员更是避之不及。
   血气方刚的邱寅叔身上涌动的是大家公子任性、执拗的血。他的老爸曾雇洋人给自己“打工”，洋人是用来吓唬别人的，怎么会吓倒自己？他偏要碰这个案子，秉公办理，依法断案。
   洋人见邱寅叔如此较真，便试图通过贿赂打通关节。不想这个富家子弟出身的闽清知县不缺钱花，不为所动。一时间，邱县令的上司与同僚也都来做他的工作，可他却刚正不阿，仍不买账。这下，洋人动真格了，美国驻福州领事亲自到闽清交涉，并经省里默许，终以领事裁判权了结此案，将惹祸教民暂予保释。
   事情至此，得罪了上司，惹怒了洋人，25岁的邱寅叔只得主动请辞。在他离任之前，他还不忘把他任职以来的所有俸禄1900余两白银如数交出，并自掏腰包凑齐2000两全都捐给闽清县。
   也许正是他表现出来的不妥协，有些像民众希望的正义感。也许是任性驱使的不贪财、不恋官的率性作派，让人有点儿感动。闽清官民人等竟燃放鞭炮夹道为他送行。
   【前尘往事】邱国瑞（邱寅叔之孙、邱仲夔之子，93岁）：祖父邱寅叔在就任闽清县知县前，像所有新上任的县官一样要觐见皇帝，祖父曾和我讲起过这个事情。大致情形是这样的：先是由每个省组织官员赴京，到京城吏部报到后，再去觐见皇帝。一大早天色还没亮时，所有新上任的官员就开始准备，排队进入紫禁城，由太监领着十个人一班进去给皇帝磕头，那时候磕头是真的五体投地，只邱寅叔孙邱国瑞一家人听见皇帝讲了一句话，磕好头后退出来。当时紧张得全身发抖，头根本都不敢抬起来看，所以光绪皇帝到底长什么样子，祖父说他根本都不知道。
   闽清教案风波很能体现他的气节他是出钱去闽清县做县令的，在他上任不久，就发生了一起与洋人有关的教案起因是一个普通百姓被一个教民欺负，教民靠着外国牧师或神父撑腰在当地横行霸道、肆意妄为，祖父就按规矩处罚了那个教民这时外国牧师就出来为教民出头。祖父说到底是一介书生，没有什么政治手腕，做官信奉的是孔夫子道理，外国人怎能干涉中国的内政？所以他偏不买账。那个牧师见硬的不行，就用软的，企图贿赂他。但他弄错了，邱炳圻是花了钱来做这个官的，家里不缺钱，于是就弄僵了。后来这事弄到省里，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个官自然也做不下去了。祖父在福建大约当了一年多的官，其间的俸禄他分文不取，又自掏腰包凑齐2000两，全部捐给了闽清县里，祖父是为民申冤，所以他离任时当地百姓放鞭炮欢送他是确有其事的。弃官后，他就回南浔，他把做官时的行头，包括轿子，服饰，回避、肃静等牌子都带回老家了。那个轿子我小时候还见过，就停在轿厅里面。后来我听大哥说，这些行头是祖父出钱买的。
   经历了“教案风波”，邱寅叔对时局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所以辞官回乡后，他开始将大量资金投入实业救国的大潮中去。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浙江铁路公司的创办。故事可以上溯至19世纪末。
  1898年，英使窦纳乐向清廷请准由英商承造苏杭甬甬等五条铁路之权，英商怡和洋行据此与清铁路总办大臣盛宣怀秘密签订草约，拟向英借款修筑苏杭甬铁路。然在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下，清廷一直未敢签订正约。
  1905年7月24日，江浙绅商160余人为抵制英国掠夺苏杭铁路主权和美国索要浙赣铁路主权，于上海集议，决定创设商办浙江铁路公司和江苏铁路公司，自筹资金筑路，由两公司分别先开工建筑沪嘉段和杭嘉段铁路。随即以军机大臣王文韶为首的一批浙籍浙江铁路公司有关奏折正在沪杭铁路上行驶的列车浙江兴业银行旧影京官声明支持浙路自办。
   清廷为缓和各方矛盾，批准浙人自办铁路的要求，授权汤寿潜、刘锦藻两人总理浙江铁路事宜，并责成盛宣怀与英方交涉废除草约。
   浙江铁路公司总理汤寿潜是浙江萧山人，而副理刘锦藻就是南浔“四象”之一、刘家的第二代代表人物，也是邱家的姻亲。在爱国爱乡情感的感召下，广大浙商和南浔富户都踊跃投资，很快就掀起了认股热潮。该公司集股的办法是以100元为一整股，共集股948万元。在筹集建路资金方面，刘锦藻刘氏家族为第一大股东，正如刘锦藻所言：“吾掷资此中，及招戚友之股，约近百万金。”其中邱家出资100整股以上的有1户，50整股以上的有2户，累计投资约
  3万元，邱寅叔就占了三分之一。除刘锦藻在公司任副理外，南浔的张宝善、张增熙、邢穗轩、邱寅叔等均被选为公司董事，周庆云、李松筠为监察员。
   邱县长不但为浙江铁路公司的建设出了不少钱，还出了不少力。
  当时负责经办公司具体事务的张元济（中国近代杰出的出版家、教育家与爱国实业家）就曾为公司聘请外国工程师之事致函邱寅叔，并请邱等婉劝总理汤寿潜同意他的建议，信是这么说的：前承枉顾，畅聆教益。病起后即诣河干奉访，而锦帆向浔溪进发。怅望无似。奉谆谕，督令元济赴杭为蛰公襄办公司庶务。词严意挚，不敢坚执成见。当请暂缓，稍将家事部署，到彼察视一月再筹办法，仰蒙俯允。现在舍间诸事渐将就绪，而日后即拟起程。惟昨得蛰公来函，有“江墅补正计划已定，成则为浙人吐气，败则牺牲名誉，亦聊以谢浙人。走固无颜留此，父老亦何词再援止乎？有能者替之，无论东西洋技师听其延订，于走无与”等语，展读之余，不禁叹息。去年元济首建雇用洋工程师之议，叠经在会董事赞成。迄后因事入京，蛰公复面属向孙慕韩、陈简始两君访问津榆、京张两路有无可聘之洋人今年正月十九日亦有拟聘用无约国工程师之语。不知此时何以忽改宗旨？元济愚见江墅路工若不雇用洋工程师，将来必有不妥之处。谋始不臧，后悔无及。元济此时若往杭州，必与蛰公首议及此，而意见既殊，定多阂隔，于公司实无裨益故拟从缓起程。惟大局攸关，难妄缄默，阁下同膺重任，应请婉劝蛰公俯从众论，即日延订洋工程师，整饬工政，以符前议而维全局，公司幸甚，浙省幸甚。肃此布达，祗请台安，伏维亮鉴。（1907年5月）为保证浙江铁路的顺利自办，1907年刘锦藻和邱寅叔等人发起成立了我国最旱的商办银行之一——浙江兴业银行，共集资一百万股。刘锦藻、周庆云、张澹如、邱寅叔、庞元济等为主要股东。该行以“振兴实业”为宗旨，业务很广，主要经营存、放、汇款业务，兼营储蓄、信托和仓库等业务，在1918年到1927年间五度位居全国各大银行之榜首。1915年，浙江兴业银行进行大改组，把全行的行政和业务中心移到上海，改上海分行为“本行”（后又称总行，改杭州总行为分行），与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新华信托储蓄银行合称“南四行”。这个银行其实就是浙江铁路公司的金融平台。
   就在浙江铁路公司各项工作大力推进之时，英商眼红了，通过英驻华大使与清外务部交涉，并威胁清廷“如仍袖手旁观，深恐两国纠葛，华英利益，均受巨亏”，企图胁迫清廷勒令浙路停工，与英方签订正约。
   清廷两难之下，提出所谓“两全之策”——“借款”与“筑路”分开，由清廷向英方借款，再转借两省铁路公司自筑铁路。而实际上将路权抵押给了英国。
   本年（1908年）3月6日，清廷不顾全国反对，令外务部、邮传部与中英公司签订沪杭甬铁路借款合同，款额为一百五十万英镑，实收一百三十九万五千镑，专作建造沪杭甬铁路购办车辆等用。利息五厘，每年交付一次，十年后逐年还本，三十年为限。11日，清廷令邮传部右侍郎盛宣怀为会办商约大臣赴沪办理商约，改沈云沛署理邮传部右侍郎。
   以汤寿潜为总理的“浙江国民拒款会”全体成员怒不可遏，通邱寅叔20世纪20年代在上海租住的别墅花园告各府州县人民：“木腐虫生，以借为夺，是可忍，孰不可忍！”多次致电军机处，谴责邮传部“掩耳盗铃”“不渴而饮鸩”，强烈要求把盛宣怀逐出邮传部。汤寿潜等甚至欲以辞职抗议对盛宣怀、汪大燮的任命，与清廷形成尖锐对抗。同时，汤寿潜与张謇合议，苏、浙两省铁路公司坚持不用部拨借款，利用英款不到位等违约行为，要求清廷废约、退款，撤回英国工程师。
   直到1909年8月，由江浙自办的沪杭铁路全线通车。汤寿潜、刘锦藻主持下的浙路公司以其资本之丰、工程之速、质量之优、造价之低、经营之卓著，被举为“商办之最”，开了我国商办铁路的先河。
   在邱寅叔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作为官员的“铮铮铁骨”和作为商人的“社会担当”，传递的是满满的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