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浔区图书馆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终结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对于华夏子民而言，真是“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
   在这个变局当中，以张静江为代表的浔商毁家纾难、自我革新，积极支持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关于南浔人支持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的事迹，在不少出版物当中被屡次提及，因此许多人早已耳熟能详，但具体的细节却并不多见，而新近出版的刘承幹《求恕斋日记》犹如一扇天窗，为我们带来了一米阳光。
  1911年农历九月初五：“今日在义仓会议筹办团防事宜，予以彼未来邀，故尔不往，我家惟颂叔到场。闻所议之事，因莱臣于昨夜到镇，今晨已用庞氏专轮去接费毓卿，夜间可到此矣。推举庞莱臣为总董，张定甫、邢植之、张石铭、梅祗安、庄士先、沁园（金焘，笔者注）、冰壶（邱炳华，笔者注）两母舅、本生父亲（刘锦藻，笔者注）为议董（尚有二人记忆不清），张弁群、淡如、邢聚之、梅祗荷、吴彦臣、屠辅清、张青士、寅叔母舅（邱炳圻，笔者注）、颂叔为办事董事（尚有一人记忆不清）。”
  1911年农历九月初九：“……此番邱冰壶母舅发起创办商团，随即卸肩作罢，宋毂宜等为事已发表，断难中止，决计办理，即托余往询。刘溥翁可否备贾讬为购办枪械……”
  1911年农历九月十一：“……今日午后开商团大会在报国寺举行，余不往，祝厚斋前去。傍晚，厚斋回，知：到者甚众，举定梅祗荷为正团长，张弁群、邱伟如为协团长，邢聚之为会计长……”
  1911年农历十二月十二日：“……忽有张静江、沈虬斋、杨谱笙、王开訚（即沪都督代表者）上台宣告云：现在中央政府成立，一切款项须解政府，由总统分派，宗旨忽变，甚深骇异，且谓此时款项支绌，欲写巨款，当场发出专簿。本生父亲（刘锦藻，笔者注）即以十万元写之；张石铭拟写一万而静江自写五万（定甫出名），石铭无法，只得亦写五万元；庞莱臣写洋一万元，申明伊尚有放出款项七万元，如能索取，当可助作军饷；莱臣为静江舅氏，先期运动，故得无言；清臣（庞青城，笔者注）宣告已助军政府五万元……” 我们可以从这几则日记当中获取不少信息。第一，支持辛亥革命的南浔人，张静江大约是始作俑者（孙中山称他为“革命圣人”，并手书“丹心侠骨”相赠，后文还会提到），但绝对不是他一个人的力量，而是整个浔商群体，其中恐怕也离不开邱家的幕后支持。据邱氏后人回忆，张静江曾不止一次到邱家募集革命和建设经费，邱家每一次都慷慨解囊。第二，辛亥革命前后，以绅商为代表的政治力量对地方自治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里提到的“团防”和“商团”与邱冰壶以及邱家有着重要关联。
   南浔的团防由来已久，在辛亥革命风起云涌之际，原来由绅商募捐而建的团防局被废除，守土派“为地方自卫之谋”而组建“民团公所”。民团合并了南浔原来的水师防营、盐捕营、原团防营，并另招募团丁共约400人。“所有设施均按旧时常规，分驻四栅，昼 《求恕斋日记》中关于南浔辛亥革命前后的记录邱冰壶等南浔绅商哀悼陈英士的悼文夜巡逻”，军饷由刘、张、庞、邢、邱等五大家族筹划。
   在民团成立后，南浔商团也随即成立。南浔商团仿上海万国商团形式，最早由邱冰壶发起，后来因他另组“南浔商余体育会”而交由梅履中（祗荷）以及本家兄弟邱镕经（伟士）筹办。这个商团有团员数十人，枪支弹药购自上海制造局，也有一定政治背景，当时巡街护巷，甚得民心。与前者不同的是，南浔商团在政治上更倾向于革命派。
   加上邱冰壶自办的“南浔商余体育会”，辛亥革命前后，南浔有
  三支团练武装力量，可谓“风起云涌，一时称盛”。
   由于这三支队伍均不归湖防节制，湖州县府嗤鼻为“家兵编练也称防，保卫民团势太张”，对此甚为不满。浙江军政府对此十分警觉，考虑到民团公所与汤寿潜的关系，商团与陈英士、张静江的关系，浙江军政府认为这些团队实际是地方“扩大力量，有所企图”。
  1913年8月中旬，浙江都督朱瑞于派遣叶颂清部以出巡为名，包围民团驻地，强行解散了民团，守土派“诸绅相顾错愕，弗敢抗，遂遵令遣散。次日，商团亦宣告停办，自行缴械。乡团又继之”。只有邱冰壶的商余体育会安然无恙，体育会何以能够保留？这个“例外”是邱少爷留下的一个谜。
   民团和商团的解散，是民国初期地方社会与国家的第一次交锋。民国初期地方自治虽然在外形上导入了近代地方自治制度，但是基本承袭了国家与社会相互分离的旧有模式。
   在政府解散了民团后，鉴于地方“保卫形势日益严峻”，庞莱臣等人联名呈报县府要求增设地方警察四十名，经费则由地方自行负担，县府通过派遣警佐的方式初步控制了察部队。1915南浔商会会长庞赞臣
  1916年，张静江（右二）陪同孙中山在海宁观潮年，南浔镇根据民国《地方保卫团条例》成立了新的保卫团。至此，以浙江军政府为代表的国家权力完全控制了南浔的地方保卫组织。
   此后，邱冰壶以及整个邱氏家族仍与新的保卫团保持了良好的友谊与互动。后来继任保卫团长（也叫“团总”）的熊秀楚还是邱冰壶的徒弟，所以邱家的笺园和抛球场也成了地方各界“大员”经常光顾的“会所”。刘承幹的日记里也有详细的记载：……至抛球场应常品莲（水警区长）、季小波（统捐局长）、江仲权（煤油税局长）、蒋竹卿（电报局长）、李子龙（警察局长）之邀…… ……同至抛球场团拜公宴各机关也…… ……晚应冰壶、寅叔两母舅之招至抛球场，同坐者常品莲、季小波、童树棠…… ……而商会又有条来邀，余五时至抛球场一议…… 在我看来，邱冰壶是典型的乡绅，他扮演的角色“绅”大于“商”，在辛亥革命前后及此后的一段时间内为维持南浔的地方自治，邱大少爷确实有许多往事值得大书特书。
   乡绅其实是旧社会非常重要的一股力量，往往是统治者和农民之间的桥梁。
   有人认为，乡绅阶层始终是儒家文化最可靠的信徒，特别是在朝代更替时，乡绅捍卫儒学的决心和勇气更胜官吏一筹。而随着乡绅群体的消失，乡村失去了传统文化的传承人，失去了文化领袖和灵魂，没有了指导和提升文化教育的导师，乡村的凝聚力也随之消失。所以，当下农村的复兴，恐怕也需要类似的力量。
   “修、齐、治、平”是每一个士子的理想，邱大少爷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