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浔区图书馆

“溪上玉楼楼上月，清光合作水晶宫。”世界文化遗产地南浔古镇，位于上海以西、太湖南岸、运河之畔的杭嘉湖平原，一座沉浸在稻香渔歌中的水乡名镇，素有“丝绸之府、鱼米之乡”的美誉。
   有人说，江南古镇大同小异，但财富与文化使南浔古镇拥有了无与伦比的文化积淀，就像一位大家闺秀，面容总比小家碧玉多一点优雅和气度。这一切都源于一根细细的银丝，因为这个地方在一百多年前是全球生丝贸易的集散中心。
  19世纪是清王朝多灾多难、被动挨打的年代，民不聊生、战火纷飞，尤其是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严重威胁到了王朝的统治和封建经济秩序。但对于南浔和整个邱氏家族而言，却是一个天赐良机。
  1840年的鸦片战争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上海开埠后，一大批南浔人利用“天时、地利”将家乡生产的辑里湖丝贩售沪上，执上海对外生丝贸易之牛耳，在短短几十年间就崛起了以“四象八牛
  七十二金黄狗”为代表的中国近代最大的丝商群体（史称“浔商”），创造了一个富可敌国的神话，邱氏家族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战火中崛起的“浔商” 丝绸、茶叶、瓷器，中国古代对外贸易最重要的三大商品，其中以丝绸最为著名，驰名中外的“丝绸之路”即以其命名。而在我国近代生丝外贸中，湖丝一直是出口大宗，最好的蚕丝产自浙江湖州一个名叫南浔的小镇。
   邱家发家致富的源头——辑里丝 “浔沪丝路”图上海外滩等待出口的生丝晚清南浔首富、邱家姻亲“刘三东家”刘镛这个地方盛产一种叫“辑里丝”的土丝，因其具有“细、圆、匀、坚、白、净、柔、韧”的特点，而被称为“丝中极品”，明清两代已成为皇家贡品，蜚声四海，衣被天下。清代的内务府就规定：皇帝的龙袍和皇后的凤衣必须要用南浔所产的辑里湖丝织造。每当土丝上市时节，苏州、杭州两织造局也专门来浔收购蚕丝。清康雍年间郑元庆《湖录》描述了当时的场景：“小满之日必有新丝出，谚云小满见新丝。”每年四月小满，缫丝车动，家家户户缫成丝，远近商客纷纷来到南浔镇上进行生丝贸易。
   总体而言，从明末至清末上海开埠之前，南浔辑里丝主要还是内销，少量也由广州海路出口。主要途径是通过本地广帮收购，南浔镇上就专门设有“广行”，以招接广东客商贩丝出洋。当时的广州是清政府官方指定的贸易港口，所买货物以江浙丝货为重点。那时，清廷对丝货禁限极严，只允许特权商人进行有限贸易，尤其是禁销头蚕湖丝。由于巨大利润的诱惑，私商走私辗转贩运头蚕丝者日众，其数量也相当可观。他们从湖州贩丝后，驾“漂洋船”冒险运到广州和香港，私卖给外商。与此同时，南浔本地人也开始从事此项贸易，南浔丝商梅月槎、张佩绅的祖上就冒险开过“漂洋船”，装运辑里湖丝至广州售与洋商出口。
   鸦片战争后，清朝被迫实行“五口通商”。1843年，上海开埠后迅速取代广州成为进出口贸易的中心，进而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对外贸易格局。以上海为口岸，在江南地区形成了一个以杭州府、湖州府、嘉兴府为主的倒三角的生丝贸易区域，而南浔正是这个三角区域中产量最大的一个中心。当时一批南浔丝商以上海开埠为契机，利用塘运河的地缘和辑里湖丝的业缘优势，贩丝沪上，白手起家，直接与洋商发生贸易关系。由此，从南浔到上海的生丝出口路线——“浔沪丝路”形成。
   相较于广州而言，随着“浔沪丝路”的开通，湖丝贸易的运输成本大大下降（大约只有原来的十分之一），便利的交通条件，促使生丝售价下跌，从而外销量大幅增加，因此辑里湖丝很快就占据了欧洲市场。有资料统计：从1844年到1847年的4年中，出口欧洲市场的中国生丝的总数为58773包（每包约80斤），其中辑里丝约有32365包，平均每年出口8089包，占上海生丝出口总数的55.1％，每包价格银210两至480两。从1844年到1847年，仅4年时间，南浔出口生丝从2896包迅速增长到13426包，其速度之快、所占比例之高令人瞠目。
   大利所在，趋之若鹜。在这种情况下，整个南浔，乃至湖州及周边一带都出现了一股贩丝热。当时的分工相当明确，丝商们在南浔设“坐庄”，负责向当地农民收购生丝。据统计，南浔镇上全盛时期有实力的丝行不下三四十家。在上海设“行庄”，专门将生丝卖给外商出口。葛元熙的《沪游杂记》中记载了光绪二年（1876）上海
  75家丝行丝栈的名称与地点，其中十之七八为南浔人所开设，几乎垄断了上海的蚕丝贸易。所以，南浔和南浔商人掌握了中国蚕丝贸易的话语权，一跃成为全球蚕丝贸易的交易中心。
   这些丝商“以低价向农民购丝，以高价售之于上海洋行。一转手，巨富可以立致。……于是小富者一跃为中富，中富者一跃为巨富，一时崛起者甚众”。温丰《南浔丝市行》有生动的描述：“小贾收买交大贾，大贾载入申江界。申江鬼国正通商，繁华富丽压苏杭。
  番舶来银百万计，中国商人皆若狂……”如此的场景岂有不富的道理?很快，南浔镇成了江南富商大户汇聚之地。文献上描述：“计南浔一镇，以丝商起家者，何止数百户，举其著者，竟有‘四象、八牯牛、七十二只焦黄狗’之称焉。”乍一听，很多人会一头雾水，什么“象”“牛”“狗”?其实，象、牛、狗是南浔人的形象比喻，是以动物身躯的大小形容当地富户财富的多少，象最大，牛次之，狗最小，用之替代豪富、巨富和大富之家。据统计，南浔的富户足有七八十家之多，所世界文化遗产地——南浔古镇，也是近代中国最富有的一个镇（高兴明摄）以南浔民间有“四象八牛七十二金黄狗”之谚，足以证明其密度之高。
   这个富商群体就是“浔商”。他们究竟拥有多少财富？历来说法不一，但一般认为“象”指拥有财产100万两白银以上的豪富，
  50万两白银以上的称为“牛”，30万两白银以上的称为“狗”（另一说是：500万两以上为“象”，100万两以上为“牛”，30万—50万两为“狗”）。有人做过估算，全盛时期南浔商人群体的财产总额达
  7000万两白银之巨，与晚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大体相当（19世纪
  90年代初，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只有7000万两白银左右；1894年前，本国产业资本投资总额仅有6000万两左右），是名副其实的富可敌国。无疑，“浔商”是中国近代最大的丝商群体，这个群体的兴起，是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而这一富豪阶层一经崛起，便对湖州乃至中国最富庶的江浙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变迁产生了重大影响。
   以一个镇的财富与一个国家相提并论，南浔可真是牛气冲天，而邱家就是“象”“牛”“狗”通吃的家族。
   小小的蚕宝宝怕是做梦也不曾想到，它吃进去的桑叶、吐出来的白丝，却纺织出了精美绝伦的绸缎和绸缎般富有光彩、似诗如画、如梦似幻的一个传奇古镇！ 仙槎二叔的致富路径邱姓一般认为是由丘姓避讳而来，最早一支丘姓源出姜姓。姜子牙封于齐而都营丘，其支庶居于营丘者，遂以丘为氏，世居扶风。
  邱姓旺出河南，在南北朝后，才逐步由中原和北方移入江南。
   南浔邱氏家族的先世也来自中原地区，祖籍河南商丘，北宋年间因战乱而南迁到浙江杭州，后经宁波四明山辗转至湖州德清一带，直到清康熙年间始迁祖邱山启才由石门白马塘（今桐乡）迁到浙江湖州南浔定居。到了邱家的发家人邱仙槎（迁浔第七世）这一代，早已是南浔的资深居民。
   【前尘往事】邱国廉（邱仙槎曾孙）：幼年在家乡乘凉的时候，听老辈们说：邱氏原籍河南商丘，当时祖传的箱笼上还有“商丘”的字样。宋朝金兵南侵时，从商丘举家南迁，到了江南水乡——南浔，留恋不舍，就在这里定居下来，并以丘为姓。到了清朝雍正年间，皇帝在“大成至圣先师”衔上面加了“万世师表”，也就是帝王的师表，打破了君不拜臣的旧例。当时“丘”家有个人在京做小官。在奏章中仍用丘字署名，雍正帝看了大发脾气说：“哪一个大胆，敢用孔圣人的名讳为姓，岂有此理，还不快改过来！”此人诚惶诚恐，当即在“丘”字边上加了一个“耳”，即成后来的“邱”。
   其实，南浔的邱氏的确来自北方北宋末年，金兵南侵，侍郎邱景随宋高宗赵构南渡，遂居临安（今杭州）。
  邱景的后裔中有的迁居浙东的四明山地区，繁衍成宁绍一带的邱氏家族；有的迁徙到浙西的吴兴、德清一带。清朝康熙年间，邱山启从白马塘（今桐乡石门一带）迁居南浔镇定居，始落浔籍，至乾隆年间已有族人一百多人，蔚为大族。至邱仙槎发家致富时已传至第七世（参见第252页附录1邱氏世系表）。
   邱仙槎（1830—1889），清封资政大夫，名其梁，字仙槎，家中兄弟五人，他排行老二。
   其实邱仙槎并非家族中最早业丝之人，早在他的父祖时代就已开设“邱启昌”丝行经营辑里湖丝。“邱启昌”堪称南浔的老牌丝行，“四象”之首刘镛的父亲就曾在“邱启昌”打工，刘镛也在邱家的发家人邱仙槎画像（杨奕绘）邱家丝行当过伙计，只是当时还是小本买卖。邱仙槎的父亲邱学泗（鲁溪）也去广州做过生意，把生丝藏在鱼肚子里，混在海产中，才得以过关。但是海路行船有很大风险，不但困难重重，搞不好还有性命之虞，所以后来就没有继续。
   大凡一个人要成功，除了自己的主观努力之外，客观机遇也非常重要。到了邱仙槎继承祖业经营丝行后，正值五口通商、上海开埠，这对于南浔人而言，实在是一个发财的良机。
   有人会说，蚕丝生意人人可做，为什么只有南浔丝商强势崛起，占据了上海生丝贸易的半壁江山？南浔人有自己的秘诀，不信请看：——邢赓星家族利用放信鸽传递丝价信息，在电报没有普及之前，这个办法可以先人一步掌握消息，据此决定自己丝行收购和销售的价格。
   ——庞芸皋家族与红顶商人胡雪岩合作收购生丝，又为左宗棠置办军火，具有很深的政治背景。
   ——金竹庭家族赴沪做“丝通事”（从事蚕丝贸易的翻译和中间人），掌握了买家与卖家的双方信息和资源，一定程度上可以左右买卖是否成功。
   ——顾福昌家族从“丝通事”逐渐转型成为洋行买办，成为洋商和中国商人之间的经纪人，具备了更多更大的话语权。
   ——周昌大家族在无意当中发明了“辑里干经”，改良了辑里土丝的品质，因而大受欢迎，获利无数，并使得辑里土丝得以“延寿
  五十载”。
   …… 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那么，问题来了，邱仙槎又是怎么发家的呢？南浔民间流传着
  一个邱仙槎获得王老五的意外之财致富（另一说是意外获得江洋大盗的财产）的传说。
   传说归传说，邱仙槎的墓表给出的说法是：“初，湖州产丝，甲宙合，集中于南浔，粤寇躏浙西，丝阻绝不得通。先生方贾海上，笔者（左一）采访邱家后人邱国盛先生（右二）乃潜运所产丝间道走贼中，习泰东西情变而消息之。”这句话其实非常重要，一语道出了邱家老太爷的致富“秘籍”。
   【前尘往事】邱国盛（邱仙槎曾孙）：王老五的故事是老百姓编出来的，邱仙槎一向为人低调，所以外人不知他发家的过程。据说当年曾有一个被清政府通缉的反清志士，是邱仙槎的朋友，后被官府捕杀，邱仙槎曾冒险出资设法营救，可惜没有成功，所以民间才有一些捕风捉影的传说。据祖父讲，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清军和太平军战事激烈，而上海和南浔之间的地区分属不同政权控制，两军对峙造成“丝路”的间歇性中断。一面是上海因缺少货源而丝价大涨，一面是南浔的湖丝因无法外运而丝价大跌。
  因此谁能将生丝运到上海就可以一本万利，太公邱仙槎是利用枪船以及雇洋人运输生丝从而发家致富的。
   咸丰年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对于江南地区而言，绝对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南浔同样也受到了影响。
   咸丰十年（1860）二月，为牵制清军包围天京，李秀成竟奇袭杭州，宁国、广德随之陷落，人心动摇。新闻纷纷报道若长兴陷落，湖州将成为下一个攻击目标，一时间混乱四起，“士民携家眷躲避乡里，或避走上海。数日间，迁去者十之六七”。其时，湖州尚未陷落，太平军以杭州为目标南下，
  一时战火远离湖州，然而月末杭州即沦陷，作为湖州和嘉兴之间门户的南浔也岌岌可危。为保障南浔的安全，乡绅温金叔提倡团练，于西栅祗园寺设立保安局，雇枪船首领沈荣、吴长林聚枪船近百艘，保卫南浔的安全。
   枪船是装有私制的刀枪、火药的划船，是一支不可小视的民间武装力量。其首领聚泊赌船，演剧日夜不辍，招徕匪徒，开设赌场，玩一种叫作“花会”的赌博游戏，因此被称为枪匪或赌匪。吴长林是咸丰六七年间震泽镇的赌匪首领，沈荣亦以“严墓沈三”而闻名。
  咸丰八九年间保安局为维护当地治安，招抚二人入局。枪船虽受雇于保安局，插上保安旗帜，偶尔也插上府县正堂的旗，其首领领抚部鹾使（盐运使）头衔，也是保安局治理当时乱局的无奈之举。保安局雇佣枪船的理由是“祗羁縻枪匪俾无为贼，非能使之御寇也”。
  同时，保安局也花钱请枪船押运货物。
   四月，忠王李秀成相继占领常州、苏州，浙江巡抚王有龄分别向温金叔和湖州守将赵景贤颁赐令箭，作为湖州城镇团防的领袖，命令温在南浔严加防范，因此，保安局迁移至东栅的极乐寺。但是，
  六月十一日，当太平军进入临近的震泽，南浔商人即逃往乡间和上海租界避难，保安局的枪船勇亦大部分逃散。六月十二日，南浔镇遭太平军的初次进攻，太平军从保安局所在东栅开始袭击西、南、北三栅，四栅民家均被烧毁，保安局被焚，局内办事温金叔也因此战死。
   邱仙槎曾孙邱国廉夫妇此后，保安局局务由另一位乡绅邱笠亭接替，这个人正是邱仙槎的兄长，邱学泗（鲁溪）的长子。
   邱笠亭再次招抚沈荣、吴长林，并在马家港东藏寺再次设立保安局，试图进一步加强地方防卫力量。可是不幸的是，马家港的保安局在此后的战事当中也被烧毁。不得已，邱笠亭索性将保安局移至位于西栅丰年桥边的邱宅内。至此，该局任务仅限于为“斯时局中枪船仅探震泽消息，保卫丝商出境之用”。当时，保安局雇佣枪船的目的主要为利用枪船摆脱太平军耳目。
   到了咸丰十一年（1861）末，南浔镇被太平军攻陷。南浔镇于咸丰十一年十二月（1862年1月）下旬以后，至同治三年三月初（1864年4月）的两年多时间内一直处于太平军的占领之下。
   太平军的到来，并没有想象中的焚掠，南浔驻军守将詹天燕在马家港打出安民告示，并开始举乡官、造户册、发民户门牌等乡村统治措施。据文献资料显示，当时英国外交当局考虑到生丝贸易受此打击将有停滞的危险，特派伦敦传导会宣教士JosephEdkins到苏州与忠王李秀成交涉，这次交涉恐怕有了效果。
   不久，太平军即出台了保护生丝贸易的政策，詹天燕在南浔南栅蒋家桥设丝捐局，四栅另设分卡收税，并在四栅设官丝行四家：西栅为庄恒庆、李恒鼎，北栅为吴晋昌，南栅为卜同昌，其他各行经官丝行保结后方可营业。凡交易的生丝每包八十斤需捐洋十六元外，加零费洋八元，这笔钱实质上是给了太平军。丝商获得的利益则是——“丝船往沪，用枪船队送至盛泽外”，沿途得到太平军保护。
  这里的西栅庄恒庆丝行就是邱仙槎的岳父家所开。
   可在出了盛泽之后，后半程的运输线路也不太平，主要是关卡林立，遇到关卡就必须按照生丝数量多少来缴纳税金。为了逃避这种税金，丝商们想尽了各种办法，其中之一就是把船边走道上的竹柱子挖空，将一部分生丝藏在里面。如此一来就可以少缴一部分税金，而藏在竹子里的丝就叫“走私丝”。
   南浔镇丝行在太平军的进攻下，以保安局为中心，借枪船之力赴上海买卖。占领期间，在占领守将的保安局与官丝行的协力下，邱仙槎雇洋人运生丝（杨奕绘）维持湖丝贸易发展。而邱仙槎一方面有保安局长兄邱笠亭的帮助，另一方面又有岳父家庄恒庆官丝行的支持，真是八面玲珑、左右逢源。这样一来，“邱启昌”丝行生丝运输问题就应迎刃而解了。
   更让人叫绝的是，邱仙槎还在这样的乱世中想出了一个妙计——雇洋人运送湖丝。商人的精明让他在南浔丝价大跌时大量收苏州南部运河上厘卡购，冒险家的胆量让他想招把收购的大量湖丝运到上海，兵家的诡道让他借洋人一用，狐假虎威，一路畅通。这其中最关键的环节，
  一是信息，二是运输办法。因为当时无论是清军，还是太平军，对洋人都有所忌惮。看准了这一点，邱仙槎在上下打点疏通之后，雇
  一名洋人随运丝船同行，这名洋人不必做任何事，只消在船只经过清军或太平军的关卡时，往船头一站——他的金发、碧眼和大鼻子就是通行证。洋人每跑一趟船就赏给五百大洋作为酬谢。
   过五关，斩六将，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海外商争市湖丝，岁盈且数十万，南浔之贸丝者日隆，隆起自先生始也。”在南浔寻以低价买进生丝，涉险运到上海后再以高价售出，每年数十万白银进账，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对于南浔丝商而言显然是个战略机遇期，银子就像滚雪球一样成倍增加，邱仙槎也因此迅速致富。
   邱仙槎何以能在乱世之中独善其身、发家致富？笔者曾就这个问题请教于他的曾孙邱国盛先生。老先生的回答简单而精辟：“信誉为本、广交朋友、重情重义。” 信誉为本这一条自然头等重要。据邱老先生回忆，在沪时，邱仙槎曾与别人合伙办钱庄。由于具体经办人不熟悉钱庄的经营之道，受货款倒账之累，钱庄倒闭。
  在合伙人无力归还客户存款的情况下，他独力将客户存款全部归还。为此，他损失巨大，亏银达四五十万两。这一举动使他因祸得福，在商界信誉卓著，更多的人愿意和他做买卖，生意反而更加红火，从此商誉斐然。
   广交朋友这一条在今天看来仍然十分重要，多一个朋友就多一个办法，多一条门路。
  邱仙槎之所以能为人所不能邱仙槎的好友、巨商徐润为——利用洋人运输生丝，与他广阔的社交网络不无关系。他与人为善、广交朋友，与轮船招商局会办徐润、军火商杨启棠、买办陈煦元以及许多洋人都是好友，与巨富刘镛、军机大臣许庚身、实业家李垲、丝通事金桐又是姻亲，可以说强大的人脉关系为邱家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至于重情重义这一条，也有据为证。除了前文已提到过的营救反清义士之外，他的姐姐在太平天国之乱后无家可归，邱仙槎出资重建其家并每月都要去探望；姐姐去世后，为其营葬并扶助其家人。
  蒋氏外甥重病时，邱仙槎为之料量医药，陪伴病榻数日，犹如慈父
  一般。他还对有学问、有本事的人十分尊重。其子邱寅叔的老师叫朱吟梅，是南浔西郊聚马村人，因来往不便，常常要在邱家用膳。
  对于老师所用的饭菜，他特意交代厨师要“开小灶”，并认为合格后才嘱咐下人送去……所以后人评价他：“自奉约矣，而见义勇为，虽千金弗少吝。” “象牛”之争
  1889年夏天，刚过完60大寿的邱仙槎突然病逝。老太爷一向身康体健，到底是生了什么病以致一病不起？据邱氏后人回忆，老太爷是死于“搭背”，也就是所谓的“背疽”。
   疽（jū）：中医指局部皮肤肿胀坚硬而皮色不变的毒疮。有头疽生于背部者，就是背疽，即西医外科感染之痈。在现代医学看来，是背部发生了大面积急性化脓性感染，是金黄色葡萄球菌侵入多个相邻的毛囊及其所属皮脂腺或汗腺导致的。如今治疗起来并不困难，用抗菌素和动手术排出脓液，即可望痊愈。但在以前，却是一种可怕的疾病，得了之后往往致命，秦末的范增、三国刘表、唐朝孟浩然、南宋宗泽等名人就死于这个绝症。邱仙槎的同乡好友兼亲家金竹庭之夫人冯氏，也是因为患了背疽而在同一年去世。
   患背疽，最重要的就是忌口，特别是在饮食上忌饮酒和食海鲜之类的荤腥、辛辣刺激的食物，同时还要保持心情的愉悦。这种病往往容易复发，且越是天气炎热越是容易发作和蔓延。1889年的夏天非常炎热，老太爷患病后郎中千叮万嘱要其注意饮食，可是老太爷认为自己身体一向康健，所以稍有好转就吃了易发的食物，病情
  一下子又严重起来，加上后来一系列并发症，在那个医疗条件有限的年代，中医们都束手无策，不久就去世了。
   谁知，消息一经传出，马上成为当地百姓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
  聚焦点并不在邱家老太爷去世这条消息本身，而是他去世后关于他遗产的臆测流言和各种八卦消息，因为其财产之巨，远远超过了人们的预期。那么老太爷究竟有多少财产?自从太平天国失败，退出南浔，迄至同治末年，南浔有四大富户，也就是早期（同治年间）的“四象”。当时南浔流传着一句顺口溜：“顾六公公朱九伯，仙槎二叔伢三哥。”用来形容这四户最有钱的人家。顾六公公指的就是顾福昌，因他排行第六；朱九伯指朱兆传，他是家中的老九；仙槎二叔是邱仙槎，他是家中次子；伢三哥指刘镛，因他是刘三东家。“顾”“朱”“邱”“刘”是南浔早期的“四象”，这样的排序当然也是有讲究的，一方面“公公”“伯伯”“叔叔”和“哥哥”从年纪上是有长幼之分的，顾福昌比刘镛年长将近三十岁，基本就是一代人的年龄差；另一方面，自然是以财产的多寡而定。据南浔老人回忆，早期的“四象”财产多则七八十万两白银，少则四五十万两白银（同治年间），邱家在南浔四大富户中排名第三。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斗转星移，此消彼长，各家各户各有盈亏，到了光绪年间，顾氏、朱氏败落，刘氏跃居为首富，张颂贤、庞芸皋又
  一跃而起，取代了“朱”“顾”两家，形成了“刘”“张”“庞”“邢”“邱” 南浔邱氏惇仁堂东号老宅“唯适之安”门楼
  五大家的局面。随着财富的累积，入选的标准也随之水涨船高，超过了百万（光绪年间）。
   刘大钧的《吴兴农村经济》记载：例如家产在百万以上者，据闻计有五家，曰刘氏，曰张氏，曰庞氏，曰邢氏，曰邱氏；然则可称为“象”者，其数实五而非四矣。又如“象”之中，或谓邱氏仅
  100万、庞氏160万，邢氏400万，而张氏则1200万，刘氏则2000万，其相去甚远，故有以刘张二氏别名之为“狮”者。
   照此说法，邱家和邢家应属于豪富——“象”的级别。但有人对此表示质疑，认为顾家发迹最早，虽然家业中落，社会声望和影响却远远超过邢家和邱家，主张顾家仍列入“四象”，排名第
  四。何况，清末民国初时南浔有一民间谚语：“刘家的银子，张家的儿子，庞家的面子，顾家的房子。”可见当时的南浔“四象”应为“刘”“张”“庞”“顾”四大家族。
   【前尘往事】邱国盛（邱仙槎曾孙）：邱仙槎在世时至少有300万两白银的财产（约占晚清政府一年财政收入的4％，笔者注）。300万两这个数字是通过反推法测算出来的，因为当时财产分成6份，每份50多万。他为人低调节约，藏富不露富，所以南浔人并不知道他有多少财产，只知道他在南浔开“邱启昌”丝行，在上海拥有的产业根本不为人知。直到他死后邱炳华奢侈浪费，大肆挥霍败家，大家才知道邱府财富巨大。以至于当时有“死掉一个邱仙槎，吓坏一个南浔镇”的说法。
   至于“八牛”究竟指哪几家，历来亦说法不同。《吴兴农村经济》中列“梅、金、谢、张、蒋、顾、李、桂”八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年的调查资料中列“邱启昌、梅恒裕、邢正茂、邵森大、朱宏茂、周申昌、张源泰、金嘉记”八家。南浔文史老人林黎元先生生前所撰《南浔史略》（油印本），去“朱”列“陈”，因为清光绪时朱宏茂丝行已倒闭，后来朱氏连述园快阁也卖给了梅家，而陈裕
  19世纪中晚期上海英租界地图，根据晚清旅沪文人葛元煦的《沪游杂记》记载，邱启昌字号在仁茂栈；邱奕茂字号在清远街；邱茂泰字号在顺号栈内邱仙槎画像（杨奕绘）昌在上海旗开得胜，资财雄厚。2001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最大丝商群体——湖州南浔的“四象八牛”》中，又去“邵”（邵森大家族）列“蒋”（蒋汝藻家族）。
   至此，现在比较官方且公认的“八牛”是邢、邱、梅、金、陈、张、周、蒋八大家族。
  看来，邱仙槎家族是游走于“象”“牛”之间的巨户，加上邱氏同族兄弟众多的“黄金狗”，邱家真可谓众星拱月、群星璀璨。
   邱仙槎通过蚕丝贸易发家致富后，很快就转营他业。究其原因，最重要的还是由于生丝贸易风险太大。今日一本万利，明日就可能倾家荡产，好比吃人之老虎，所以业界素有“白老虎可怕”之说（因生丝是白色的），许多丝业大佬都告诫后人“莫再经营蚕丝”。所以后来许多南浔富商纷纷转行。比如张家、刘家、周家转营盐业，顾家做航运和娱乐业，邢家主要做房地产和典当…… 邱老太爷也不例外，邱仙槎主要投资了两大领域：一是房地产业。上海原英商电车公司停车场的地皮、上海大统路同寿里、外滩的仁茂丝栈等，原来都是邱家的产业。后来邱家分家时，七房和九房分到的主要是上海的房地产。其次是旧式金融业，包括典当和钱庄，据统计邱家投资的典当有17家之多，在南浔富户之中仅次于邢家和刘家。比较有名的有：南浔镇的恒盛当、练市镇的汇贞当、新市镇的春生当、塘栖镇的仁泰当、平望镇的泰源当、双林镇的启泰当等。典当的资本一般在5万—15万之间，练市的汇贞当资本是8万，新市的春生当资本是13万。照此计算，再加上钱庄，邱家在典当、钱庄方面的投资就应该超过二百万元，“邱百万”应是名副其实。
   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进行多元化投资，降低经营风险，是大家都懂得的道理。这条方针后来被继续执行，他的后人除了继承上海常德路原英商电车公司的地皮也是邱家的产业民国时期的南浔电话号码簿（内有邱宅及邱家钱庄电话）祖业之外，投资的领域较老太爷更为广泛，比如矿业、纱厂、娱乐业、铁路交通、证券金融等，这些都是后话。
   古人云：“达则兼济天下。”邱仙槎对于家乡的慈善、公益事业南浔师善堂征信录（邱仙槎行善的记录）也非常热心。翻开《南浔镇志》，可以发现不少老太爷办善事的记录：
  1865年，联合其他丝商，成立南浔丝业公会；
  1865年，出资赞助南浔师善堂；
  1868年，出资赞助育婴堂；
  1870年，出资为广大幼儿种牛痘防范疾病；
  1875年，出资资助贫寒学子业儒赶考（宾兴）；
  1889年，浙江水灾，当时邱仙槎已经病重，在病榻上他仍叮嘱儿子们要出巨资赈灾。后来朝廷颁以“乐善好施”牌匾，以示褒奖。
   …… 不能泽被苍生，也应该泽被乡里，这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读书人的理想。所以他去世后，世人评价道：“一以振兴商务为亟……使乡人蒙业而休，以有今日之富庶，先生之力为多。”看起来，邱仙槎的口碑还真不错。
   对于整个邱氏家族而言，邱仙槎确有开山之功。“邱启昌”本来只是南浔乡间的一家普通丝行，正是邱仙槎把它一步一步做大做强，实现了质的飞跃，最终成为南浔的一头“大黄牛”。不仅如此，在他的带动下，同族的“邱奕茂”“邱茂泰”“邱荆记”“邱天成”等亦相继崛起，个个都成了“金黄狗”（七十二狗），邱家也因此成了南浔富户最多的家族，开启了邱氏家族百家传奇的大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