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曙区图书馆

蜃蛟村
  从今天得到的资料看，在全国合作化运动全面进入高级社阶段以后，毛泽东考虑到当时以大兴水利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建设需要办大社。1958年3月，中央政治局成都会议提出“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论点，各地农村开始了小社并大社的工作，出现了“共产主义公社”和“集体农庄”等形式。当年7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明确提出“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8月初，毛泽东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后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并指出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各地遂掀起办人民公社的热潮。当月的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全国迅速形成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热潮。
  鄞县在1958年当年即兴起创办人民公社，县内以11个人民公社取代原行政区的建置，全县建立了旭光（原大嵩区）、天童（原天童区）、东风（原邱隘区）、东钱湖（原钱湖区）、红旗（原横溪区）、燎原（原姜山区）、鄞钢（原鄞江区）、上游（原望春区）、四明山（原樟水区）、卫星（原古林区）、红色（原望春区凤岙地区）等公社。这就是后来所称的“大公社”。鄞江区之所以改为“鄞钢”，不仅取其谐音，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大跃进中，国家对钢铁工业的重视，整个工业“以钢为纲”。
  人民公社提出了“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办社方针，实际上是对农村原各类合作经济实行全面的社会主义履行，并进行一体化的整合和领导。按照“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的行动原则，新建立的大公社相当于一个团的军事编制，下设大队，相当于一个营。鄞钢公社下设洞桥、光溪、清源、百梁、马湖、蜃蛟、梅园、仲夏等8个大队，显而易见，原来的建丰乡又按建立前的小乡编制分为仲夏（前虞〓地区）和蜃蛟两个独立建制。蜃蛟大队在大公社成立之初称为卫星大队，而蜃蛟村为连的建制，故初称为“照明连”。也就是说，原来的蜃蛟村在人民公社运动中被改组为鄞钢公社卫星大队照明连。这就体现了“组织军事化”的要求。村党支部也于此年底成立，原高级社的政治指导员陈云良担任党支部书记。
  人民公社的最大特点称为“一大二公”。大是指规模，公是指生产资料，它再不像合作化时期，承认各农户入社的包括土地、耕牛等生产资料的原所有权，并有一定的按资产分配的因素。公社化后，生产资料自然地改造为公社所有（实际上成为社会所有），所有社员由公社提供劳动机会，在统一的安排下从事集体劳动。这种“乌托邦”式的新型社会组织，在上级强大的宣传引导下，一段时间让农民们兴高采烈地接受了。这种宣传的要点，一是是通过一系列的本地远景规划的图解，让农民想像马上可以实现“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和“耕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之类的现代生活将立刻实现，二是同时开展的大跃进运动，报道各地“放卫星”的奇迹，诸如某地水稻亩产突破万斤，从而让人们相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现实可能。高密度介绍的奇迹故事，不容人们去细细思量到底是否可能就已经接受，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仿佛指日可待。
  生活集体化的最大特点是村中建立大食堂，家家户户自己分灶做饭的历史暂告段落。其次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主要劳动力尤其是青年民兵集体睡在一起，以便凌晨广播一响，或者村里吹军号后统一起床出工。蜃蛟村的大食堂办在航船埠头的民宅里，不久搬到魏家祠堂。村里抽调一批农民成为食堂的饮事员，由周云良为食堂主任。大食堂购置巨锅制成巨大的塘镬用来蒸饭，烧煮这样规模的大锅饭非一般稻草灶可行，于是建造了可以燃烧砻糠的大型砻糠灶。食堂里集中了许多从农家征集的八仙桌，“照明连”的300余户农民都在这样的同一个大食堂吃饭。当然食堂里不可能容纳上千人的用膳，就允许各家到食堂打饭到家里吃。当时的响亮口号是“鼓足干劲搞生产，放开肚皮吃饱饭”，于是家家拿出最大的容器来食堂打饭，包括脚缸、饭搭、果桶、脸盆，兴高采烈地过起了“吃饱制”的日子。当然到食堂来吃饭的资格是参加集体劳动，食堂门口有一块饭牌，每户户主都在上面有一个写了名字的竹筹子，如果这一天没有参加劳动，这一家当天的饭筹就被吊销，食堂只凭饭筹方可打饭。这种放开肚皮吃饭的方式终于使当家的领导人深感忧虑，不久就增加一道手续，在以户挂饭筹的基础上，每月又以人分饭票。这样，适当控制了用餐的饭量。
  根据人民公社“五位一体”的设想，村里的学校、医院、供销社、所有零售商店都被纳入公社统一经营，泥、木、铁、漆、篾等各业工匠也被组织起来成立公社的农具厂（以后成为了综合社），公社又办起畜牧场。继承了蜃蛟高级农业合作社的基层组织形式，全村农民继续编为9个生产小队，与高级社时期基本上没有变化，只是将原来的大队改称为小队。根据“老年像黄忠，青年像赵云，妇女要像花木兰”的形象说法，村里的妇女劳动力也被组织起来，单独成立连下属的“排”，称为“木兰排”。9个小队的基本情况表
  为贯彻国家的《农业纲要》四十条，公社发起大修水利，除了各地传统的掏河、罱河泥外，村里根据公社的指示，无偿抽调大批劳动力，自带粮食、被铺、工具，去鄞江西南山区修建卖柴岙库和岙大里水库，也到宁波西郊去建造姚江大闸。这种无偿的劳动，被称为“统一平调”。为了开山筑坝的爆破需要，各村又应命制造土硝。命令认为农村中的百年老墙（尤其是龙骨墙）中的老砖里有琉硝的成份，可以通过浸泡和蒸溜得到芒硝的结晶，于是村里的大批龙骨砖墙都被拆毁，采用这种砌墙方式的大多为明清时代的历史建筑，历史为现实的狂热付出了代价。拆下来的老砖先被敲击或粉粹成小块，然后浸泡到水中，使芒硝的成份溶解于水，然后用大铁锅来熬制。当成批成批的柴火终于把铁锅里的“硝汁”熬干，一般只能在锅底看到白花花的一层物质，大约不到数克。这种劳命伤财的成果往往被名为“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敲锣打鼓送到公社“报喜”。与制土硝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大炼钢铁，各家的废铁都被无偿征集到公社的“小高炉”去炼钢，这些“废铁”甚至包括农家的铁锅、铅皮墙门上的铁钉，村里最“洋派”的建筑桂房天井里的铁花栅也被拆除送去投入炉火。但是这些高炉最终未能炼出钢来，只是把各种铁器熔化为一团团铁渣，其被扩大后的数量写入汇报材料了事。
  被组织起来并且被安排得团团转的农民，根本不可能利用农闲从事副业生产，因此村里的十天两市的集市贸易也就自然瓦解。
  这种狂热而紊乱的局面到当年的冬天开始冷却，首先是村里的粮食经不起放开肚皮的吃法，入冬以后食堂停止烧饭只能吃粥了。在“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影响下，农民的积极性大受挫折。
  当年11月中央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开始逐步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次年，公社之下的大队改设为管理区，管理区下设耕作队（生产队）。蜃蛟村遂改称为蜃蛟管理区蜃蛟耕作队。上年狂热的“大跃进”逐步得到了控制，农村基本上回到了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经济思路。但是在上年留下的“共产风”“浮夸风”和“瞎指挥”作风的遗毒在继续影响，强行推广“小株密植”，由于耕作队规模过大，生产派工继续“大呼隆”，1960年又遇早稻烂秧、缺秧，推迟成熟期，晚稻播种又失季节，导致大面积减产，于是开始了所谓1960—1962年的“三年自然灾害”，后称“三年暂时困难”。由于得不到最低水平线的粮食供应，更谈不上蔬菜和油料，田里的水稻长得像香梗，荒年景象的稻蕈遍地丛生，百姓开始挖红刺根、狼蓟根、“三十六桶”（石蒜）等有一定淀粉含量的野生植物，种养小球藻、蕉藕等提取淀粉充肌，许多人得了浮胖病，甚至饿死。这期间的1959年3月，又动员农民支援宁夏，县里在鄞钢公社搞点，村里有周春山、唐阿海、周惠定等人移民到宁夏。大食堂到1960年已经无法维持，终于宣布解散，蜃蛟村又恢复各家各户自己立灶做饭的时代。
  1961年春，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俗称十六条，明确了在现阶段人民公社实行“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制度，公社也基本恢复到原来乡的规模，这就是后来所称的“小公社”，原大公社成为行政区。原来划归大公社的供销社、信用社和全民、大集体企业，均归还原系统。蜃蛟管理区成为蜃蛟公社，蜃蛟耕作队改组成为蜃蛟大队。同属蜃蛟公社的有13个大队，蜃蛟公社设在本村桂房，蜃蛟大队的大人部兼会计间设在下祠堂崇本堂。生产大队作为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自负盈亏，并直接支配大队的土地、牲畜、农具和劳动力。林阿宝和周阿根为大队党支部负责人，魏根定为大队长，负责生产，副大队长由周明法和魏云飞担任。蜃蛟大队下属共分6个小队。
  1962年9月，中央第八届十中全会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俗称的“六十条”，这一文件在两个月后已经贯彻到蜃蛟村，六十条被印成整张纸的形式，张贴在大队部可供群众细阅。这一《修正草案》进一步规范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做法，但对于蜃蛟的农民来说，最大的利益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劳动成果不被平调“共产”有了政策保障，二是恢复了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后一举措直接促使在次年恢复了中断近五年的集市贸易。大跃进式的生产与管理方式终于最后结束，农业生产基本恢复正常，虽然在管理上依旧集中、单一，分配上以“按劳”与“按需”相结合的办法，依旧带着浓重的平均主义特点，但与狂燥的公社化初期相比，村里算是过上了正常的日子。
  魏利定曾支援安徽帮助当地种植水稻。1964年起，生产队开始提存储备粮，从事工副业的社员交费记工，参加生产队分配。1968年，魏根定、虞财信与村学校教师徐仁江一起到山西昔阳的大寨大队参观，以推动“农业学大寨”的工程。1970年初，魏根定调到鄞江综合社工作，大队长改由周明法担任。1970年5月修皎口水库。1974年推广小靳庄经验。1975年普及大寨县。1976年9月，悼念毛泽东逝世，同年10月，庆祝粉碎“四人帮”。
  从1978年起，随着农村改革的进行，原生产小队核算制改为大队核算制度，目的是为了推进生产责任制，逐步开展联产承包，为此次年调整生产小队的规模，由原6个小队调整为11个小队。其基本的划分是：原一队划分为1队和11队；原二队划分为2队和7队；原三队不变；原四队划分为4队和8队；原五队划分为5队和9队；原六队划分为6队和10队。
  到1981年，生产队的规模再次缩小，原11个生产队的格局调整为26个，其具体的调整方法，是每个队分解为若干小队，再统一编号。
  原一队划分为1队和17队；原二队划分为2队和13队；原三队划分为3队、12队、25队和26队；原四队划分为4队和16队；原五队划分为5队、21队和22队；原六队划分为6队和19队；原七队划分为7队和14队；原八队划分为8队和15队；原九队划分为9队、23队和24队；原十队划分为10队和20队；原十一队划分为11队和18队。
  1982年11月起，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生产小队组织形态基本瓦解。1983年“四类分子”全部摘帽。同年实行政社分设，重新建立乡政府作为政权的基层单位，村里建立群众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下设村民小组，分别管理本村、组范围内的各种社会事务，作为集体资产的拥有者和管理者，村里保留了经济合作社的名义。延伸了22年的“蜃蛟大队”格局终于恢复为村落组织形式，蜃蛟村进入了新一轮的发展阶段。
  闻江岸村
  1957年——1958年，全国农村开展大规模的农地水利基本建设运动，需要土地连片，人员集中，资金集中，以便管理。出现了小社并大社，转为人民公社，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作的一项重大的决策。在运动中刮起“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情况，出现了过急、过猛的冒进问题，社会进入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时期。蜃蛟被并入“鄞钢公社”，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推行组织军事化，生产集体化。闻江岸的三丰高级社解体，改为卫星大队所属的“革新连”。连里组织“木兰排”，集体做席“放卫星”。1959年仅延续四个生产队规模，改耕作队为生产小队。
  公社化推行一平二调政策，生产资料归公社所有，干部统一调配，林家〓人林阿宝调到闻江岸当书记，蜃蛟弄人周吉相当会计。人员统一调动，有到鄞江承建修建卖柴岙水库、岙大里水库，有去宁波承建修建姚江大闸，有的被调到教导营，也有被抽到鄞钢公社文工团演戏，搞宣传，也有被分配到畜牧场工作的等等。
  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在大跃进头脑过热的瞎指挥下，大搞劳民伤财的大办钢铁，坟砖、龙骨砖炼土硝。搞不切实际的技术革新，“高笼头密闭车”、“绞盘深耕犁”、“一牛拉双车”等。大括浮夸风，“人有多大胆，田有多大产”。大唱高调，提出“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在祠堂内办起大食堂。它违背了生产关系要与生产力相适应的关系，违背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违背民意的瞎指挥，给国家造成重大创伤，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
  1961年，党中央及时拨正航向，纠正人民公社三大一公的错误，中央发布《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简称“十六条”，调整生产队规模，改三丰耕作队为三丰大队，大队长林友康（别名林阿六），下设十二个生产队，各队队长如下：1队闻金世、2队赵阿九、3队闻富康、4队闻马仁、5队闻裕定、6队郑志康、7队闻云土、8队闻马林、9队郑尧土、10队闻兰生、11队闻再昌、12队闻信宰。
  次年又颁发《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六十条，大张旗鼓进行宣传，并张榜公佈，让广大农民了解，稳定人心，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逐步克服了天灾人祸对国民经济造成的极大困难，使遭受严重摧残的农村、农业、农民的经济得以逐步恢复。
  1966年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生产队规模又一次调整为四个生产队，各队队长如下：1队赵阿九、2队郑志康、3队闻兰生、4队唐福年。
  1978年原有的生产队核算改为大队核算，闻信宰任大队长（任职至1980年）推广生产责任制，每个队又分为二个队。原1队队长闻和平，分为1队、5队，队长分别为闻林宝、闻小校；原2队队长闻信芳，分为2队、6队，队长分别为闻根敖、闻定昌；原3队队长董水根，分为3队、7队，队长分别为闻志祥、闻春芳；原4队队长戴国栋，分为4队、8队，队长分别为闻阿尧、闻国柱。
  1982年实行联产承包到户，长达28年的集体生产模式和分配形式土崩瓦解。
  1983年实行政社分设，延续22年的三丰大队的建制名称改为闻江岸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