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曙区图书馆

日伪时期纪事
  1941年4月20日，日军第5师团第9旅团强攻宁波，宁波城沦陷。中国守军194师退鄞西，暂编32师一团退余姚。日军随即进攻鄞西，鄞西平原沦陷。10月，汪伪和平救国军暂编陆军第10师谢文达部到宁波，势力随之渗透乡间。伪军37团张侠魂部一个营部和一个连驻扎到蜃蛟村，设营部在榠樝东庙，连部在裕成里。蜃蛟村沦为汪伪统治区。
  在鄞西平原沦陷的时候，鄞江桥的第七区区长郭青白发了一票国难财，他收编了194师溃退的散兵，拉起了一支地方武装。这支草头王的部队，填补了沦陷区与游击区之间的空白地带，因此引起了两方面的注意。一方面，退守宁海的宁波专员俞济民想控制它以壮大自己的羽翼，给郭部一个“宁波自卫总队第二支队”的番号；另一方面，中共鄞县县委也决定改造这支部队，为鄞西的抗日发挥作用，于是通过关系将党员林一新、沈韵芳、葛维裘、张拔、严培远等人先后介绍到郭部的政训处。
  秋季，日寇向鄞西发动扫荡，“自卫第二支队”副支队长邢云鹤经不起日伪的引诱带一个大队向黄吉林日军投降，日伪又利用邢云鹤向郭青自诱降，鄞西形势十分微妙。中共鄞县县委分析了这支土顽当家，散兵地痞组成的队伍，认为改造争取极不容易，决定利用郭部的灰色外衣，拉一支自己的武装。为了不暴露意图，政训室主任林一新向郭青白提出，建立一个独立分队来保卫支队部的安全。林一新办事精干，郭青白对他十分信任，很快，郭答应了这个要求。
  5月1日，警卫独立分队在梅园乡宝岩寺后山成立了。这是一支由党员邵一萍掌握的梅园乡自卫队和严培远掌握的蜃蛟乡自卫队联合组成的队伍，二十余名战士都是贫苦农民出身。鄞奉特派员秘密动员了一批贫苦农民参军，很快扩编为一个中队，林一新担任中队长，共产党员徐婴担任指导员。下属的三个排也均由党员任排长，中队秘密成立了党支部。警卫独立中队逐步深入到沦陷区的前虞、横涨桥一带，并渡过奉化江到东钱湖畔，逐步扩大了自己的影响。
  九月，警卫中队开赴奉西山区，在朱洪山的动员下，奉化壶村自卫队员携枪来参军，返回途中，又一举包围姚南的柿林自卫队，这支自卫队原系我地下党秘密掌握，战士们趁机反戈，编为一个排。鄞奉特派员认为，扩大部队的时机到了。
  十月里，秋高气爽，警卫独立中队开赴樟村梅岙整休。中共浙东区委派王厚生、陈展达等干部充实到部队，林一新征得郭青白的同意，将部队扩编为一个大队，公开的番号是“宁波自卫总队第二支队特务大队。”林一新任大队长，下辖二个中队。部队处处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准则，对老百姓秋毫无犯，群众亲热地称他们为“阿拉林大队”。
  1943年春天，四明山的新四军决定对宁波郊区的日伪发起局部进攻。四明山上的主力三支队在林达支队长率领下进入鄞西山区。为了打好这一仗，三支队决定与郭青白联合行动。
  郭青白很想向林达炫耀一下自己的实力，欣然答应分攻合击，双方商定，三支队负责攻击望春桥守敌，拔除该地据点以威慑宁波城守敌；郭陪部则负责攻击蜃蛟弄的伪军，摧毁尚未完全筑好的碉堡。
  蜃蛟弄与望春桥之间，日伪较大的据点是黄古林，要牵制黄古林之敌，使其既不能增援望春，又不能反压蜃蛟，有一个办法，是攻击蜃蛟东面接近黄古林的伪军石马塘据点。这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成败的关键全在于能否迅速解决蜃蛟弄的守敌。郭青白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林一新率领的特务大队。中共鄞奉县委秘密在凤岙上下陈山区设立了被服厂和修械组，以补充林大队的装备。这时候，浙东区党委又派遣红军干部出身的李明安插到特务大队当副大队长。部队更是如虎添翼。
  二月的夜间寒气逼人。各部队根据预定方案踏着月色出发了。三支队向望春桥日伪据点发起了猛烈进攻。特务大队也奋力向石马塘伪军发起攻击，这时候，奔袭蜃蛟据点的郭青白忽然改变了主意，在不到蜃蛟三里的地方就地乱放了一阵枪后，撤回了沿山驻地。他有他的打算。
  郭青白撤出战斗以后，蜃蛟据点的伪军就调转枪口，从背面包抄林一新的特务大队。腹背受敌之际，林一新特务大队撤出了战斗。这似乎是一个信号：郭青白已把特务大队看成了异己力量。
  果然，三月里情况发生了变化。郭青白把特务大队与支队的重机枪中队合并为第六大队，任命重机枪中队的队长陈炳奎为大队长，林一新贬为副大队长。这显然又是一个信号。
  八月底，特务大队接到通知，全支队开赴龙观天井岙集训。鄞奉县委通过内线了解到，郭青白将在天井岙集结重兵消灭特务大队。皖南事变的惨案将再次发生。县委决定把特务大队从郭青白部拉出来。
  9月5日，林一新抢先一步把部队从天井岙拉到红岭，成了中共领导的公开队伍。郭青白机关算尽，反赔了林一新一挺重机枪。
  这支神秘的队伍，终于亮相了。
  日寇在闻江岸清乡
  闻富章
  前闻江岸村地处四明山余脉锡山东麓，依山旁水，村前有条前塘路，村后有条后塘路，两条塘路殊途同归于石马塘桥。是西边的梅园、建岙、樟村四明山根据地向东通往敌占区黄古林、石碶、宁波的水陆交通咽喉要地，是各种政治势力的角逐之地。共产党领导的三五支队、抗日游击队、地下党，他们是劣势，处于秘密或半公开状态活动，白天隐敝在山区，夜间出来开展工作，被当地老百姓称作为“里路”；山区与平原交界处有国民党的地方武装、杂牌军和附属于国民党的由闲杂人员组成的“游击队”，被人们称作“游吃队”；还有土匪；广大平原的村镇、县城是日伪的势力范围。因而前闻江岸成为各种政治势力角逐的边缘交叉地带，情况十分复杂。
  1941年4月20日，宁波沦陷。当月27日，日军成立“宁波乡镇联合会”这给本来不太平静之地更是乱上添乱。日军驻军宁波，派兵把守鄞西重镇鄞江桥悬慈，派伪军许阎王营长屯兵鄞江桥的四明会馆，蜃蛟弄、黃古林、凤岙市等地都驻有伪军，形成对四明山根据地的包围之势。闻江岸作为咽喉之地，常有被冠名为“和平军”美称的伪军、汉奸、各种便衣人员相继出没。当时处于国共合作抗日时期，时有联合，时有斗争，双方各有游击队，所以游击队成为日伪军袭击的目标之一。
  1941年日军疯狂扫荡四明山抗日游击队，烧、杀、枪，无恶不作。5月31月火烧大皎。同年农历十二月初二日深夜二点多钟，四十余名日本兵在汉奸的带领下突然包围了前闻江岸村庄，封锁了路口要道，点燃多处火堆，巡逻在村内的主要道路上捕捉早起的行人。有个宁波人，因兵荒马乱到乡下来做旧衣裳买卖生意，旧时称作“撮衣摊”。他准备去前虞〓赶早市摆摊，因天气寒冷，二手抱腹在露天茅厕方便，被巡逻的日本兵看见，以为在掏什么傢伙，上前一刺刀把其脸面挑开，血流满面，被押解到“天门堂前”的道地里，派人看守。天刚蒙蒙亮，日本兵跟着保长、甲长，挨家挨户驱赶村民，不分男女老幼病残，一个不留，生病的、行动不便的叫家人背上，被押解到“天门堂前”道地集中。乡亲们不知发生了什么，抖抖瑟瑟紧挨在一起。
  原来，汉奸在村里看到白天有生面孔的人进出，起了疑心。前半夜刚把“派谷”送到“里路”交接地梅园陆贵桥，下半夜鬼子突然进村清乡。
  日军如临大敌，草木皆兵，在“天门堂前”的四个出入口站立着上了刺刀荷枪实弹凶神般的日本兵，在道地上架起了机枪，把战战兢兢的人们压向一边。日军官拖着几乎垂地的长长指挥刀在人群前面来回走动，在寻找什么？凶神般的眼睛扫射着人们的一举一动。约有二百多个乡民呆呆地站立着，胆战心惊、瑟瑟抖动在寒风中，连平时贪玩好动的小孩躲闪在大人身后。当时我还“躲”在母亲的肚子里，差二个月，尚未出世，日本兵唯恐我娘的衣内藏有什么武器，不敢大意，摸了摸娘的肚子是真的，才放了我母亲。父亲多次对我讲起过这段中国人恥辱的历史。过了一会儿，日军官见无动静，示意翻译发话，要人们交出游击队员。喊了几遍，人群依旧鸦雀无声，此时上来几个皮笑肉不笑的日本兵，在人群中拉出十来个小孩，装作笑嘻嘻地把糖果往小孩手中塞。翻译又发话了：“小孩的，不要怕，帮皇军找出游击队”，想从小孩口中寻找线索。因当时游击队多处于地下或半地下状态，他们的政治面面貌和活动一般老百姓是不太了解的，也不会去打听而自找麻烦。只有保长和几个管事的略知一些，更何况是儿童。小孩子二眼直愣愣地望着手中的糖果低头发呆。敌人找不到线索，就把人群排成一排长队，依次从闻立信大门前走过，让躲在楼上的汉奸辨认。楼上的汉奸头戴面纱向下张望，时而挥手示意，看到生面孔的就挥左手，被带到南面墙边，由日本兵看守。分辨结束，有七、八个人被分离。
  日本兵如临大敌，端起明晃晃的刺刀把这几个人团团围住，在不远处还架有机枪。日军官瞪着三角眼，歹毒的目光扫射着这几个人的一举一动，又像在地上寻找绣花针似的，尖利的目光凝视着每一个人的脸部表情。全场鸦雀无声，看不出破绽。过了一会儿，日军官叫保长辨认，保长看了后回答说是“良民”。日军官用狠狠目光投向保长，似乎怀疑保长在撤谎。保长又看了看还是说“良民”。日军官恼羞成怒，瞪起三角眼，蹦起满脸横肉，扬起右手左右开弓，僻里啪啦打了二十几个耳光，保长被打得满嘴是血，眼冒金星，脑袋嗡嗡作响，还是说“良民”。日军官歇斯底里发作，抓起屋边一根扁担，搁在保长的脖子上来回抽动，嘴里不断发出“死啦！死啦！”的吼叫声。保长横下一条心，还是说“良民”。又说：“我用头来担保没有游击队”。日军官没办法只得放下保长，把这几个人挨个儿搜身检查，並仔细察看每个人的头部是否有帽圈的痕迹，右手食指是否有老茧，看小腿是否有绑带的痕迹。最后，把怀疑的目标集中在一个叫施将法的人身上，他头有帽圈的影子，右手食指有老茧，日本兵把他按住。保长见状，忍着疼痛，带血的觜巴吃力地忙对翻译说：“他是做衣裳的裁缝师傅，一年四季戴帽子，手拿针线吃百家饭。”日军官不信，当即叫人取来布料、剪刀、针线。只见他熟练地拿剪刀裁布，穿针引线利索地缝纫起来，日军无奈，只得放人。折腾了一上午，捞不到半根稻草，无可奈何，只得草草收场，不了了之，日本兵走啦！临走时把一杆带有血腥味的太阳旗塞给保长，以示“皇军”的存在，表示警告。
  当时确有几名游击队员在场，总算有惊无险，他们回到各自的住处，取了武器匆匆地离开了多事之地。是保长的不忍心，老百姓的沉默，小孩子的发呆，是自己的镇定，拯救了他们，终究逃过一劫。闻江岸村庄也避免了一场“火烧大皎”灭顶之灾的重演。保长闻在光得到了人们的赞赏，都说保长是条硬汉，是个好保长。
  保长回到家中，把藏在瓦片中的“派单”取出烧毁。事后，有人问起此事，他苦笑说：“我已把命豁出去了，不忍心说，这个‘二面保长’太难当了。”
  土地改革纪事
  根据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和政务院颁布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同年8月鄞县土地改革指挥部在华山乡（今姜山镇）搞土地改革试点，废除封建土地制度，没收、征收地主、富农多余的土地、耕牛、农具和房屋家具，分给无地无产或少地少产的农民。在试点的基础上，从10月开始，全县分批开展土地改革。
  1951年2月，县土地改革工作队由王庆祥带队来到蜃蛟，同来的还有谢世清、鲍林飞等共五人。鲍林飞是鄞江鲍家坎人，县政府在那里刚刚完成土地改革第一阶段的搞点。所谓搞点，就是作为个案先行一步，以求取经验。当时全村总计有1650余亩土地，农业有口约有500余人，土地改革有目标是将这些土地平均地重新分配。
  土改工作队经过调查摸底，即召集以后定为雇农、贫农、下中农的一些贫穷农家到林家〓召开动员大会，会上反复讲述“到底谁养活谁”这个主题，进行思想洗脑。动员大会上成立了蜃蛟村农会和村委会，由魏永方当农会主任，周阿贞任村长。
  农会建立后的第一件事情是划分阶级成份。根据蜃蛟村的土地情况，县里确定以每户占有土地40亩为界线，40亩以上的划为地主。这条界线也视各地情况有变化，比如梅园多山，就定30亩为界线。对蜃蛟村而言，40亩以下，20亩以上的，如果自己也参加劳动则定为富农。20—10亩为中农，10亩以下为下中农，只有少量土地的为贫农，没有土地只能富家打长年或短工的为雇农。
  这里有几个特殊情况需要说明，一是旧时有工商业者有买地作退身之用的，自己不种田，只租给他人耕作，收取租谷，承租人也有分散转租多人的，这就是所谓“田脚”（所有权）和“田面”（经营权）分离。承租人虽然没有土地的所有权，但有经营权，这样的承租人在土改中则定为大佃农，其政治待遇等同于富农；而拥有“田脚”的工商业者，如果土地超过40亩，则称工商地主。另一情况是公堂土地，旧时各家族都拥有祭祀田，所有权属全族共有，由各房每三年轮值耕种，各房又有各户轮值。族里约定上缴一定的谷物后，其他收成均归轮值人家。如果轮到的哪一户，耕种的公堂土地又超过40亩的，则土改中就定为公堂地主。第三种情况是土改政策规定“看三年”，即以土改当年为界，前三年中曾占有过量土地的，尽管在土改前已经变卖，还得追诉而定为地主、富农。
  过量的土地占有必然会雇用劳动力耕种，雇工就形成了剥削，土地改革的要点是以土地占有量来确定“剥削”程度。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消灭这种剥削，并铲除形成剥削的土地基础——通过土地的平均分配来消灭过量占有土地而雇工剥削的现象。
  工作队和农会查清全村的土地情况后，根据上述原则，划定全村的阶级成份。蜃蛟村1650余亩的土地总量中，占有最大的为周信田，约100余亩，周翁泰次之。这样，共划定地主14户，富农4户，大佃农5户。其余皆为中农以下，包括下中农、贫农和雇农，雇农约为70户。此等农户约占全村的70％。
  23户地主、富农、大佃农，实际上是当时村里的殷实人家，由于经济原因，往往也参与村里事务。阶级成份划定后，他们的财产将被剥夺，从此不能乱说乱动。这些殷实大户划分成份后的情况如下：
  周信田、周翁太、周武定、周升章、周仁生、周东升、周长令、周仁定、周象山、周诗真（暴发户）、魏毛宁、魏阿康、魏成林（暴发户）、徐竹青划为地主。
  周小庆、周华良、魏根宝、魏根良划为富农；
  周亦成、周诗槐、周亨松、周财章、周美福划为大佃农。
  在划定的地主中，实际上根据土地标准有2户不应划为地主的，但考虑了政治因素。周诗真虽然只有20亩土地，但他曾当过国民政府的乡长；魏成林虽只有土地十余亩，但他在历史上当过保长，而且他们对土改都有抵触情绪。这些人当时就被定为“暴发户”，以后一并纳入地主的范畴。阶级成份划分的后果，使这些人与日后的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分子一起，成为村里被监督、被虐待、被专政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包括他们的家属、子女甚至近亲戚都受到诛连，在劳动岗位、分配待遇、子女读书、就业、参军和其他政治待遇上，都受到种种限制，成为社会上实际存在的“贱民”。这一现象直到30年后的1983年，右派分子和其他“四类分子”全部摘帽，他们才享受社会应有的公平。
  土改时评定“暴发户”并非是经济概念，是政治危险分子的代名词。1950年10月，鄞县实行土改，当时国民党退居浙江沿海岛屿，常扰乱海防；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和特务潜伏大陆散布谣言，扰乱人心。老百姓不敢分地主的土地和财产，怕国民党卷土重来，人心惶惶。有的人对共产党的新政权和土改政策不理解，有的人对共产党不满，甚至有抵触情绪，散布不满言论。如果国民党卷土重来，某些人就会暴发出来，是一种政治上的危险分子，所以称为“暴发户”予以打击。
  对于土改的第一阶段来说，划定阶级成份的现实意义在于确定剥夺土地的目标。即剥夺地主的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蜃蛟村根据1650亩的土地总量和需要分配的500名农业人口，确定的土地分配标准是人均3亩土地。地主按每户的实际人口，每人保留3亩，其余分配给其他缺地农民。具体的分配标准是这样的：贫农和雇农人均无偿分配3亩，如果是光棍的则可分配6亩，其中包括3亩“老婆田”；中农人均分配2.8亩。富农没有分田的资格。分配后剩余的土地作为机动田，分配给村里的非农业人口。
  地主当然不会甘心自己的土地被白白地分掉，这就需要有血腥的暴力行动。当年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及时地配合了土地改革。蜃蛟村当时有周××、魏××、周××三个地主确定为打击的典型。前两人被突然逮捕押解到区委所在地鄞江桥，先关在如松大屋里，后周××就在鄞江桥被枪决。魏××押回蜃蛟后，与周××一起在办学堂的裕成大屋前被枪决。枪决他们的理由是负有人命血债，土改工作队有权直接终审判决他们的生死。今天人们冷静地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发现他们的所谓人命血债是这样形成的，因为这三人都当过保长，当时保长的任务之一就是完成“壮丁”名额。所谓壮丁，即是送去当兵的青壮年。这三个人的罪行或过错是同样的，他们不忍看到同村同族的人送上战场，于是就做了手脚，把到村里来做手艺的外地工匠抓去充数。结果这些当了国军的工匠不幸战死，死者的家属前来告发，这就成了“人命案”。这事情今天看来有些说不通，共产党的土改工作队积极地为被解放军击毙的国军士兵报仇伸冤。但是当时的形势需要这种蹊跷，因为正需要有这样的倒霉蛋开刀，不开杀戒不成气候。
  三声枪响立刻使其他地主肃然无声，分田的工作就十分顺利地得以进行。到了当年的春耕，该分到土地的农民都分到了土地，土地在新主人的手中开始第一年的播种。而对于土地改革的目的来说，从此蜃蛟村里没有人可能因占有过量的土地而需要雇工了，作为封建剥削的基础被彻底铲除。
  剥夺地主的土地只是剥夺了他们的一部分财产，因为他们手中还有另一部分的财产，那就是房屋。土改政策规定，地主的房屋也列入剥夺和分配的范围。对于这一政策，蜃蛟村当时是这样执行的，地主除自己实际居住的房屋外，其他一律分配给贫苦农民。单身的光棍优先，他可以在全村的范围内指定需要哪一家地主家的哪一间房屋，因为苦大必然仇深，仇深必须优先偿还。然后是雇家，原则上分配原有东家的房屋。在执行过程中，由于贫雇农需要的房屋要求质量高，原先规定地主们实际居住的那些正房，就被赶出而住到偏房小屋，腾出正房分配给贫雇农。
  地主需要剥夺的最后一部分财产是他们的动产，除基本的锅灶床被外的所有可以搬动的东西，这些物品统称“浮财”。全村地主的“浮财”统一集中到学校前面的操场，包括大至眠床柜厨、桌椅板凳、衣物细软、缸彭器皿。规定所有有分配资格的贫雇农自己到操场里去挑，喜欢什么拿什么，但不能不拿，不拿的人是“唯恐国民党回来报复”，实际上是对共产党新生政权没有信心。于是所有“浮财”都被顺理成章地分配了，有些人搬去大厨，拉开抽屉发现暗格里还有金器；有些不忍下手的，则只顺手提了一只酒埕了事。
  1950年9月，古林区人民政府和象南乡人民政府相继成立。孟庆礼任区委书记，区长姓赵，区政府设在宋严王村庄；乡政府设在唐家，乡长马云章，全乡设八个村，前后闻江岸、石马塘西街为象南乡三村。
  当年9月在南下干部竺队长（土地改革工作队队长）领导下，象南乡实行和平土地改革搞点，简称“土改”。土改评定阶级成份的政策主要依据以户为单位占有土田（地）的多来划分阶级成份的。土改时全村有耕田九百余亩，按土改时三年占有土田的平均数满30亩的可被评为地主。拥有所有权的田为“大田”按实计算，拥有长期耕种他人田地权利的田称为“地脚”折半计算。此外对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少、雇工人数、剥削程度、民愤等综合因素来评定阶级成份。当时领导土改的工作队有认定和批准权。当年闻江岸村被评为地主的有闻春明、闻祥民、闻汇定、闻同福、闻阿福、闻月宰、工商地主闻维藩；富农闻善岳、陈圣章；大佃农闻仲民。被评为地主、富农、大佃农的户享受按人头人均土田应得外的多余土地分给无田少田的雇工、贫农。地主的多余农具亦被没收分掉。地主居住的正屋不动，多余的其他房屋分给无房的贫雇农。多余的家俱亦分给贫雇农。
  作为封建剥削制度的祠堂族田、各个房派的祭祀田、追远小学的租田、水龙会田、碾子会田等的非个人土地都视为剥削制度的范畴之内的地田200余亩于以没收，分给无田、少田的村民。
  1951年8月土改复查结束，鄞县县长张剑飞依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二十七条“保护农民已得土地所有权”之规定，颁发浙江省鄞县土地房产所有证。
  土地改革深刻的历史影响则不仅仅在于分田分房分财产，当时的政策是年满18岁的，个人就确定阶级成份，地主和富农（大佃农）则成为剥削分子；不满18岁的则依据家长的成份，成为家庭出身。这一划分在日后近30年的阶级斗争时代中，成为了划分人们阶级等第和社会地位的依据。剥削阶级分子天经地义地是监督、管制、斗争和打击的对象，这些人包括地主、富农（大佃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1957年以后产生的右派分子，统称“五种人”或“地、富、反、坏、右”。其次是他们的家眷，包括妻子儿女，属于剥削家庭出身。这些人在日后的劳动岗位、劳动报酬、读书权利、参加政治活动权利和其他一切权利上，都受到严格限制。这种歧视还会像和尚的袈裟一样代代相传，这就宣布了这些旧时代有头有脸的人物和家庭，将在新的制度下沦为“贱民”而永世不得翻身。反之，在“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打击地主”的政治方针下，贫下中农的权利被大大张扬，他们在其后的近30年中，真正成为党和国家的依靠对象和农村中的真正主人，他们在村里享有一切当时的人们引以自豪政治待遇。
  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宣布上述人等享有宪法所规定的一切公民权。于是，一场连续了近30年的阶级歧视和类“种姓”制度终于结束。
  互助合作化纪事
  蜃蛟村
  1951年的土改第一阶段在清明前后基本结束。分到土地的农民开始春耕。分得土地的农民往往由于资金和生产资料不足，可能会导致再卖地、雇工或借高利贷导致剥削的现象。根据中央“组织起来，发展生产，走共同发展道路”的指示，在当年5月里，鄞县县委在云龙乡顿岙村指导办起第一个互助组，取得成功经验后在全县推广。
  农村中向来有以工换工，或者以耕牛、农具换工的协作方式，这种自发性的生产协作成为号召建立互助组的基础。经过发动，村里开始出现自愿组合的互助组，一般5—6户农户为一个组合。基本按同一个赶水车头的灌溉范围为基础自愿结合。互助组有两种形式，一是在农忙或者需要协作时组成的临时互助组，临时协作结束，相互结算后宣告解散；一种是常年互助协作，除了生产协作外，在分配时提留一部分资金用于购买农具、耕牛，并栽种多年生经济作物作为互助组集体所有。开始时以临时性的互助组为主。1952年，县委按照“积极引导，典型示范、稳步前步”的方针，制订了互助组发展规划，并召开全县互助组代表会，这次会议上县委同时要求供销社和银行给予互助组以种子、肥料、农药和资金上的支持。
  1953年，县里在发展互助组中发生了贪多求快的偏向，在一种政治强势下蜃蛟村里的大多数农户都参加了互助组，并盲目并大组，这必然地影响了生产资料有优势的中农的利益。到了9月，县委发现这种情况，提出纠偏，一部分互助组解散。
  1954年根据县里的安排，村里开展“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教育，认为组织互助组是农村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于是互助组再度兴起。互助组总体上没有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但其生产方式上蕴含了集体经济的因素，也确实解决了个体生产中一些解决不了的问题，尤其是有些以前没有土地的雇农，综合经营土地的能力比较弱，互助合作。
  考虑到此阶段农村经济的发展中，比较重要的问题是兴修水利、农田基本建设和先进农业技术的采用，互助组的形式和能力有着很大的局限性。根据浙江省委《关于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的报告》，1954年县委派工作组引导鄞县第一个互助组即云龙顿岙蒋普福互助组建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当时采取的方式比较谨慎，坚持农民自愿入社，办社的条件要经过宁波地委的审查和批准，县委并要求人民银行县支行从生产、供销、信用三个环节支持初级社。当年秋冬，县委组织了两期规模巨大的“农业合作社骨干训练班”，共有2357人参加。1955年春夏，村里先后办起了几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有周阿根、魏善良为负责人的“人一社”，陈云良、杨福美为负责人的“利一社”，魏永方、魏才根为负责人的“东方社”，周云良、谢宝水为负责人的“西方社”。初级社在兴修水利、改变耕作制度、试种连作稻等方面，比互助组更具有组织优势。
  由于社会主义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原则，考虑到初级社实行的土地入股分红，使社员劳动力的付出与分配的报酬不成比例，1954年底，县委在涵玉乡石山弄村（在今五乡镇）搞试点，通过低级社并社的方式，联合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社实行“包工、包本、包产”的“超奖减赔”的责任制。石山弄高级社在政府的支持下，积极采用先进农业技术、选用优良品种、改双季稻为连作稻，利用荒山弃坡种植水果和经济作物，第二年获得丰收，向国家交售余粮30万斤。这就大大坚定了县委发展高级社的决心。适逢1956年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全县从1月份起迅速开始大规模的并社升级。
  为了推动农业生产合作化向高级阶段发展，1956年合并原蜃蛟乡和仲夏乡（乡政府在前虞〓），成立了建丰乡，乡公所设在蜃蛟村老街长埭屋旁原周心田土改时被没收的大宅，这使蜃蛟村有政治地位更加突现，合作化的步伐也须更加迅速。
  在这种形势下，蜃蛟村原有的四个初级社，加上茂林、吴家庄两个邻村的初级社，在1956年的春季也迅速合并为“陈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俗称“陈新大社”）由林阿方担任社长，陈云良担任政治指导员，后者的职务相当于日后的村党支部书记。为管理方便，大社的原蜃蛟村部分，由陈云良、周阿根负责。
  在这次迅速的并社升级中，上级强调了“批判资本主义”的方式，对一些原先有较多土地、农具等资产入社的“富裕农民”所心存疑虑的现象，开展了积极的批判，使他们在村里孤立起来，给他们以政治上和面子上的难堪，这就有效地使一些中间状态的农民选择了入社。也就是说，几乎全村有条件的人都成了高级社的社员。高级社规定年满16岁的劳动力均可入社，后来变成了均应入社，地主、富农、大佃农视其表现，经乡人民政府批准，可以成为社员或候补社员。建立高级社后耕地归社，耕牛和大型农具折价入社，社员不再土地分红，都按劳取酬，按劳动底份分摊股份基金，但给社员留一定数量的自留地，并在不妨碍合作社的集体生产前提下，可以开展织席、养猪等家庭副业。
  陈新大社的规模过于庞大，三村联合、土地分散不利于管理，一年后的1957年，大社解体，蜃蛟村单独建立“蜃蛟高级农业合作社”，陈云良继续担任蜃蛟高级社的政治指导员。蜃蛟高级社其分9个生产大队，35个生产小队。
  高级合作社的建立，一度被美化为幸福生活的象征。当时有一首歌曲在村里广为传唱：
  清清小河旁，有个幸福庄，
  苍松翠竹长，稻田肥又壮。
  自从办起了合作社，生活日日长，
  丰衣又足食呀，歌儿响四方。
  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一个更为高级公有化的组织形态，正马上改变高级合作社，那就是一年多后的人民公社。
  闻江岸村
  1952年在乡政府的领导下，象南三村根据自愿互补的原则组织了第一个临时协作单位——五助组，水章夫为组长，成员有闻其民、闻恒甫、闻康宝、丁庆曾等。1953年农村开展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教育，闻江岸又增加了三个互助组。闻马林为组长，成员有闻云土、闻裕定等；闻兰生为组长，成员有郑志康、闻桂法等；唐福年为组长，其成员有闻福生、虞朋年等。
  1954年冬，闻江岸村闻其明、闻恒甫、闻马林、闻美田、汪阿夫、唐福年等自背铺盖到天童寺参加鄞县县委召开的声势浩大的农业合作社骨干训练班。次年春天在三个互助组的基础上以土田相对集中相连的组建三个初级社：前侧角民丰社，社长闻其民，副社长闻恒甫；后侧角三联社，社长闻马林，副社长闻美田；后闻江岸三益社，社长汪阿夫，副社长唐福年
  1956年撤销象南乡，并为建丰大乡，为加快发展农业合作社步伐，全县开展并社升级运动，三个初级社合并为三丰高级社，社长汪阿夫，乡干部陈贵能任政治指导员。当时分成四个队，一队队长闻富康，二队队长郑志康，三队队长闻兰生，四队队长唐福年。
  人民公社化纪事
  蜃蛟村
  从今天得到的资料看，在全国合作化运动全面进入高级社阶段以后，毛泽东考虑到当时以大兴水利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建设需要办大社。1958年3月，中央政治局成都会议提出“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论点，各地农村开始了小社并大社的工作，出现了“共产主义公社”和“集体农庄”等形式。当年7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明确提出“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8月初，毛泽东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后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并指出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各地遂掀起办人民公社的热潮。当月的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全国迅速形成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热潮。
  鄞县在1958年当年即兴起创办人民公社，县内以11个人民公社取代原行政区的建置，全县建立了旭光（原大嵩区）、天童（原天童区）、东风（原邱隘区）、东钱湖（原钱湖区）、红旗（原横溪区）、燎原（原姜山区）、鄞钢（原鄞江区）、上游（原望春区）、四明山（原樟水区）、卫星（原古林区）、红色（原望春区凤岙地区）等公社。这就是后来所称的“大公社”。鄞江区之所以改为“鄞钢”，不仅取其谐音，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大跃进中，国家对钢铁工业的重视，整个工业“以钢为纲”。
  人民公社提出了“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办社方针，实际上是对农村原各类合作经济实行全面的社会主义履行，并进行一体化的整合和领导。按照“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的行动原则，新建立的大公社相当于一个团的军事编制，下设大队，相当于一个营。鄞钢公社下设洞桥、光溪、清源、百梁、马湖、蜃蛟、梅园、仲夏等8个大队，显而易见，原来的建丰乡又按建立前的小乡编制分为仲夏（前虞〓地区）和蜃蛟两个独立建制。蜃蛟大队在大公社成立之初称为卫星大队，而蜃蛟村为连的建制，故初称为“照明连”。也就是说，原来的蜃蛟村在人民公社运动中被改组为鄞钢公社卫星大队照明连。这就体现了“组织军事化”的要求。村党支部也于此年底成立，原高级社的政治指导员陈云良担任党支部书记。
  人民公社的最大特点称为“一大二公”。大是指规模，公是指生产资料，它再不像合作化时期，承认各农户入社的包括土地、耕牛等生产资料的原所有权，并有一定的按资产分配的因素。公社化后，生产资料自然地改造为公社所有（实际上成为社会所有），所有社员由公社提供劳动机会，在统一的安排下从事集体劳动。这种“乌托邦”式的新型社会组织，在上级强大的宣传引导下，一段时间让农民们兴高采烈地接受了。这种宣传的要点，一是是通过一系列的本地远景规划的图解，让农民想像马上可以实现“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和“耕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之类的现代生活将立刻实现，二是同时开展的大跃进运动，报道各地“放卫星”的奇迹，诸如某地水稻亩产突破万斤，从而让人们相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现实可能。高密度介绍的奇迹故事，不容人们去细细思量到底是否可能就已经接受，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仿佛指日可待。
  生活集体化的最大特点是村中建立大食堂，家家户户自己分灶做饭的历史暂告段落。其次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主要劳动力尤其是青年民兵集体睡在一起，以便凌晨广播一响，或者村里吹军号后统一起床出工。蜃蛟村的大食堂办在航船埠头的民宅里，不久搬到魏家祠堂。村里抽调一批农民成为食堂的饮事员，由周云良为食堂主任。大食堂购置巨锅制成巨大的塘镬用来蒸饭，烧煮这样规模的大锅饭非一般稻草灶可行，于是建造了可以燃烧砻糠的大型砻糠灶。食堂里集中了许多从农家征集的八仙桌，“照明连”的300余户农民都在这样的同一个大食堂吃饭。当然食堂里不可能容纳上千人的用膳，就允许各家到食堂打饭到家里吃。当时的响亮口号是“鼓足干劲搞生产，放开肚皮吃饱饭”，于是家家拿出最大的容器来食堂打饭，包括脚缸、饭搭、果桶、脸盆，兴高采烈地过起了“吃饱制”的日子。当然到食堂来吃饭的资格是参加集体劳动，食堂门口有一块饭牌，每户户主都在上面有一个写了名字的竹筹子，如果这一天没有参加劳动，这一家当天的饭筹就被吊销，食堂只凭饭筹方可打饭。这种放开肚皮吃饭的方式终于使当家的领导人深感忧虑，不久就增加一道手续，在以户挂饭筹的基础上，每月又以人分饭票。这样，适当控制了用餐的饭量。
  根据人民公社“五位一体”的设想，村里的学校、医院、供销社、所有零售商店都被纳入公社统一经营，泥、木、铁、漆、篾等各业工匠也被组织起来成立公社的农具厂（以后成为了综合社），公社又办起畜牧场。继承了蜃蛟高级农业合作社的基层组织形式，全村农民继续编为9个生产小队，与高级社时期基本上没有变化，只是将原来的大队改称为小队。根据“老年像黄忠，青年像赵云，妇女要像花木兰”的形象说法，村里的妇女劳动力也被组织起来，单独成立连下属的“排”，称为“木兰排”。9个小队的基本情况表
  为贯彻国家的《农业纲要》四十条，公社发起大修水利，除了各地传统的掏河、罱河泥外，村里根据公社的指示，无偿抽调大批劳动力，自带粮食、被铺、工具，去鄞江西南山区修建卖柴岙库和岙大里水库，也到宁波西郊去建造姚江大闸。这种无偿的劳动，被称为“统一平调”。为了开山筑坝的爆破需要，各村又应命制造土硝。命令认为农村中的百年老墙（尤其是龙骨墙）中的老砖里有琉硝的成份，可以通过浸泡和蒸溜得到芒硝的结晶，于是村里的大批龙骨砖墙都被拆毁，采用这种砌墙方式的大多为明清时代的历史建筑，历史为现实的狂热付出了代价。拆下来的老砖先被敲击或粉粹成小块，然后浸泡到水中，使芒硝的成份溶解于水，然后用大铁锅来熬制。当成批成批的柴火终于把铁锅里的“硝汁”熬干，一般只能在锅底看到白花花的一层物质，大约不到数克。这种劳命伤财的成果往往被名为“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敲锣打鼓送到公社“报喜”。与制土硝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大炼钢铁，各家的废铁都被无偿征集到公社的“小高炉”去炼钢，这些“废铁”甚至包括农家的铁锅、铅皮墙门上的铁钉，村里最“洋派”的建筑桂房天井里的铁花栅也被拆除送去投入炉火。但是这些高炉最终未能炼出钢来，只是把各种铁器熔化为一团团铁渣，其被扩大后的数量写入汇报材料了事。
  被组织起来并且被安排得团团转的农民，根本不可能利用农闲从事副业生产，因此村里的十天两市的集市贸易也就自然瓦解。
  这种狂热而紊乱的局面到当年的冬天开始冷却，首先是村里的粮食经不起放开肚皮的吃法，入冬以后食堂停止烧饭只能吃粥了。在“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影响下，农民的积极性大受挫折。
  当年11月中央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开始逐步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次年，公社之下的大队改设为管理区，管理区下设耕作队（生产队）。蜃蛟村遂改称为蜃蛟管理区蜃蛟耕作队。上年狂热的“大跃进”逐步得到了控制，农村基本上回到了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经济思路。但是在上年留下的“共产风”“浮夸风”和“瞎指挥”作风的遗毒在继续影响，强行推广“小株密植”，由于耕作队规模过大，生产派工继续“大呼隆”，1960年又遇早稻烂秧、缺秧，推迟成熟期，晚稻播种又失季节，导致大面积减产，于是开始了所谓1960—1962年的“三年自然灾害”，后称“三年暂时困难”。由于得不到最低水平线的粮食供应，更谈不上蔬菜和油料，田里的水稻长得像香梗，荒年景象的稻蕈遍地丛生，百姓开始挖红刺根、狼蓟根、“三十六桶”（石蒜）等有一定淀粉含量的野生植物，种养小球藻、蕉藕等提取淀粉充肌，许多人得了浮胖病，甚至饿死。这期间的1959年3月，又动员农民支援宁夏，县里在鄞钢公社搞点，村里有周春山、唐阿海、周惠定等人移民到宁夏。大食堂到1960年已经无法维持，终于宣布解散，蜃蛟村又恢复各家各户自己立灶做饭的时代。
  1961年春，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俗称十六条，明确了在现阶段人民公社实行“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制度，公社也基本恢复到原来乡的规模，这就是后来所称的“小公社”，原大公社成为行政区。原来划归大公社的供销社、信用社和全民、大集体企业，均归还原系统。蜃蛟管理区成为蜃蛟公社，蜃蛟耕作队改组成为蜃蛟大队。同属蜃蛟公社的有13个大队，蜃蛟公社设在本村桂房，蜃蛟大队的大人部兼会计间设在下祠堂崇本堂。生产大队作为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自负盈亏，并直接支配大队的土地、牲畜、农具和劳动力。林阿宝和周阿根为大队党支部负责人，魏根定为大队长，负责生产，副大队长由周明法和魏云飞担任。蜃蛟大队下属共分6个小队。
  1962年9月，中央第八届十中全会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俗称的“六十条”，这一文件在两个月后已经贯彻到蜃蛟村，六十条被印成整张纸的形式，张贴在大队部可供群众细阅。这一《修正草案》进一步规范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做法，但对于蜃蛟的农民来说，最大的利益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劳动成果不被平调“共产”有了政策保障，二是恢复了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后一举措直接促使在次年恢复了中断近五年的集市贸易。大跃进式的生产与管理方式终于最后结束，农业生产基本恢复正常，虽然在管理上依旧集中、单一，分配上以“按劳”与“按需”相结合的办法，依旧带着浓重的平均主义特点，但与狂燥的公社化初期相比，村里算是过上了正常的日子。
  魏利定曾支援安徽帮助当地种植水稻。1964年起，生产队开始提存储备粮，从事工副业的社员交费记工，参加生产队分配。1968年，魏根定、虞财信与村学校教师徐仁江一起到山西昔阳的大寨大队参观，以推动“农业学大寨”的工程。1970年初，魏根定调到鄞江综合社工作，大队长改由周明法担任。1970年5月修皎口水库。1974年推广小靳庄经验。1975年普及大寨县。1976年9月，悼念毛泽东逝世，同年10月，庆祝粉碎“四人帮”。
  从1978年起，随着农村改革的进行，原生产小队核算制改为大队核算制度，目的是为了推进生产责任制，逐步开展联产承包，为此次年调整生产小队的规模，由原6个小队调整为11个小队。其基本的划分是：原一队划分为1队和11队；原二队划分为2队和7队；原三队不变；原四队划分为4队和8队；原五队划分为5队和9队；原六队划分为6队和10队。
  到1981年，生产队的规模再次缩小，原11个生产队的格局调整为26个，其具体的调整方法，是每个队分解为若干小队，再统一编号。
  原一队划分为1队和17队；原二队划分为2队和13队；原三队划分为3队、12队、25队和26队；原四队划分为4队和16队；原五队划分为5队、21队和22队；原六队划分为6队和19队；原七队划分为7队和14队；原八队划分为8队和15队；原九队划分为9队、23队和24队；原十队划分为10队和20队；原十一队划分为11队和18队。
  1982年11月起，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生产小队组织形态基本瓦解。1983年“四类分子”全部摘帽。同年实行政社分设，重新建立乡政府作为政权的基层单位，村里建立群众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下设村民小组，分别管理本村、组范围内的各种社会事务，作为集体资产的拥有者和管理者，村里保留了经济合作社的名义。延伸了22年的“蜃蛟大队”格局终于恢复为村落组织形式，蜃蛟村进入了新一轮的发展阶段。
  闻江岸村
  1957年——1958年，全国农村开展大规模的农地水利基本建设运动，需要土地连片，人员集中，资金集中，以便管理。出现了小社并大社，转为人民公社，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作的一项重大的决策。在运动中刮起“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情况，出现了过急、过猛的冒进问题，社会进入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时期。蜃蛟被并入“鄞钢公社”，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推行组织军事化，生产集体化。闻江岸的三丰高级社解体，改为卫星大队所属的“革新连”。连里组织“木兰排”，集体做席“放卫星”。1959年仅延续四个生产队规模，改耕作队为生产小队。
  公社化推行一平二调政策，生产资料归公社所有，干部统一调配，林家〓人林阿宝调到闻江岸当书记，蜃蛟弄人周吉相当会计。人员统一调动，有到鄞江承建修建卖柴岙水库、岙大里水库，有去宁波承建修建姚江大闸，有的被调到教导营，也有被抽到鄞钢公社文工团演戏，搞宣传，也有被分配到畜牧场工作的等等。
  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在大跃进头脑过热的瞎指挥下，大搞劳民伤财的大办钢铁，坟砖、龙骨砖炼土硝。搞不切实际的技术革新，“高笼头密闭车”、“绞盘深耕犁”、“一牛拉双车”等。大括浮夸风，“人有多大胆，田有多大产”。大唱高调，提出“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在祠堂内办起大食堂。它违背了生产关系要与生产力相适应的关系，违背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违背民意的瞎指挥，给国家造成重大创伤，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
  1961年，党中央及时拨正航向，纠正人民公社三大一公的错误，中央发布《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简称“十六条”，调整生产队规模，改三丰耕作队为三丰大队，大队长林友康（别名林阿六），下设十二个生产队，各队队长如下：1队闻金世、2队赵阿九、3队闻富康、4队闻马仁、5队闻裕定、6队郑志康、7队闻云土、8队闻马林、9队郑尧土、10队闻兰生、11队闻再昌、12队闻信宰。
  次年又颁发《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六十条，大张旗鼓进行宣传，并张榜公佈，让广大农民了解，稳定人心，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逐步克服了天灾人祸对国民经济造成的极大困难，使遭受严重摧残的农村、农业、农民的经济得以逐步恢复。
  1966年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生产队规模又一次调整为四个生产队，各队队长如下：1队赵阿九、2队郑志康、3队闻兰生、4队唐福年。
  1978年原有的生产队核算改为大队核算，闻信宰任大队长（任职至1980年）推广生产责任制，每个队又分为二个队。原1队队长闻和平，分为1队、5队，队长分别为闻林宝、闻小校；原2队队长闻信芳，分为2队、6队，队长分别为闻根敖、闻定昌；原3队队长董水根，分为3队、7队，队长分别为闻志祥、闻春芳；原4队队长戴国栋，分为4队、8队，队长分别为闻阿尧、闻国柱。
  1982年实行联产承包到户，长达28年的集体生产模式和分配形式土崩瓦解。
  1983年实行政社分设，延续22年的三丰大队的建制名称改为闻江岸村。
  “文化大革命”纪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始于1966年5月“五一六”通知，终于1976年10月粉碎四“四人帮”，为期10年5个月。“文革”至今已有整整50年，其影响与教训极为深刻。从当前社会看，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曲折的复杂的，只有不断的改革才能实现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农村文化大革命没有上层建筑那样的两条路线的针锋相对的激烈斗争，也没有象城市、工厂那样停工闹革命，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场面，农村的文化大革命是比较朴实的，农村始终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以“粮为纲”发展农业生产的大方向不变。
  红卫兵进村
  1966年一批红卫兵小将汇集北京天安门广场，受到毛主席的接见，进行大串联，点燃了全国文化大革命的烈火。3月一队头戴红星八角绿军帽，身穿绿军装，手臂戴红袖装，领队手扛一杆红旗进村宣传、传达最高指示。农村“文革”是从破“四旧”开始的，社会上掀起冲了击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群众运动。以贫下中农协会、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小组成员为主，有团支部配合组成的破四旧运动在闻江岸村展开，选择七、八户四旧比较典型的户开始清理。处理了含有龙凤图形的家具、“黄色书画”、宾盆篮之类的旧生活用具，捣毁了庵堂的神像，砸坏了一些迷信品物件等等。之后每户村民自行清理，焚烧了各种迷信物品，处理了大量的旧书刊，有的用斧头把七弯眠床的虎头脚削平，把墙门的砖雕、石雕图案敲掉……，破坏了部分工艺品和文物，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但是，在破四旧的滚滚洪流中用巧妙的办法对闻氏宗祠内的所有木雕木刻进行了妥善保护；并冒着被扣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的危险，把珍藏在祠内的一套十本家谱加以密保，保护了文物免遭破坏。
  大字报批斗走资派
  1966年6月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简称“清阶运动”，把革命目标指向地富反坏右及投靠过日伪和蒋家王朝时期带有政治历史污点的人。清阶领导小组由治保、民兵、贫协委会人员组成，对他们进行政审、游街、批斗。闻江岸村有一个日伪时期在古林区区公所当过文书的人（当时伪区长施佑民）被当时的形势吓倒，于当年农历七月三十日自杀。1966年10月中央开展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把矛盾指向“资产阶级司令部”。不久，农村运用大字报形式批判“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推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大搞“资本主义复辟”的群众运动，批判对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支部书记。1967年1月上海市造反派组织率先全国夺了上海市领导大权。随后在全国各地的行政机关被层层夺权，农村的当支部书记成为走资派的代表靠边站，被戴高帽遭批斗。随之党组织停止活动，由贫协会主持村的日常工作。
  基层革委会成立
  “文革”开始后，由于党组织受到冲击而停止活动，各级书记靠边站，一时成了无政府状态。为落实上级革委会“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1968年4月蜃蛟公社革命委员会成立。按上级要求原蜃蛟公社武装部长傅阿毛拿总，抓革命；原公社负责生产的虞财新主管生产；其余组成人员，名额到村，无记名选举产生。翁姚大队李志淼，蜃蛟大队江圣德、施友娣，三丰大队闻富章，前虞大队虞海根、杨金友，茂林大队林福财九人组成。1968年7月，三丰大队革委会经全体贫下中农协会选举产生，经公社革委会批准如下：主任闻富章、副主任闻金昌、委员闻三年、闻恒甫、闻信芳。在上级革委会的领导下开展学习“老三篇”、学习毛主席语录、“斗私批修”运动。运用“讲用会”形式，开展“比学干帮”、大做好事的活动，一心为公的好事层出不穷；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大抓阶级斗争，批斗黑六类；又开展发杨自力更生精神，大造大寨田，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农业学大寨”运动。
  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运动
  “文革”初兴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全国出现了几乎人人学毛著，个个背语录的热烈场面。学习“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提倡为人民服务精神；提倡毫不利己、专们利人的精神提倡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配合学习雷锋好榜样的运动，开展大做好事不留名的活动，湧现了许多活学活用毛著的先进集体和个人，出现一心为公、正气向上的良好社会风气。后来被林彪反革命集团和“四人帮”利用，提出学毛著“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使学习毛选偏离了方向，凡是每篇文章、作报告，都要引用毛主席语录的的庸俗化现象。接着又人人佩戴毛主席像章，家家户户贴毛主席像，越贴多越对毛主席忠心，大搞挥动毛主席语录的“三忠于”活动，把毛主席神化，大搞个人迷信、个人崇拜。
  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
  中国农村经历了共产风，苏联逼债，又遭受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农业生产遭受重大的创伤，农民的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打击。在农业生产的最困难的时刻，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把穷山恶沟改造成层层梯田；又发扬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的典型被发现后，毛主席号召全国农村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大寨的自力更生精神极大地激励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在农村掀起了以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家家养猪、大结土杂肥的群众运动。全村挑平大小坟滩近百座，填河漕，新增耕田五六十亩，八百余亩的耕田得到平整，达到路直田方的标准粮田。疏河道，建水库，大搞土杂肥，增加土地肥力，推广优良品种。农业生产跃上新台阶，连年稳产高产，农民收入不断提高，生活不断改善，年年完成国家下达的粮食和生猪的任务，对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
  俱乐部纪事
  蜃蛟村
  20世纪后半叶，农村俱乐部是村里的一件热闹事。它的热闹不仅仅在于活跃农村生活，而且让青年人有崭露头角的机会。日后村里的许多干部和活跃分子，在他们的年轻时往往通过两条路使他们在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一是俱乐部，一是民兵组织。
  解放前农村的娱乐主要是祀庙敬神。在蜃蛟村，主要是榠樝东庙的演戏，每逢年节、农闲或正月十三神诞日（菩萨生日），村里就会请戏班子上演戏曲娱神。娱神是一种感恩，表达对神祗庇佑之恩的感激之情。多数的时候，村里的当事人请来城里或者外地的戏班子，一演常常是三天三夜。聪明的农家子弟通过对这些戏班的观慕，对自己的艺术能力暗中开蒙，他们常常模仿着学会了唱做念打，也知道一些手、眼、身、发、步之类的表演技巧。一些在民间流传的小戏剧本、剧目戏考，让年轻人开始学唱自己喜欢的剧目，蜃蛟人比较喜欢越剧，尤其是《梁祝》《珍珠塔》《碧玉簪》之类的剧目，往往深入人心。这一些，都对日后农村俱乐部的建立和演出活动提供了基础。
  配合土地改革和互助合作，1952年，蜃蛟村组织了早期的剧团，称“群乐剧团”，由本村周云良为团长，林家〓林阿宝为副团长，周永土为剧务主任，后台由陈世孟负责。当时村里比较活跃的青年如张华容、王志花、周仁娣、周绍良等，都具一定的艺术表演天赋，他们配合土改，演出街头小戏，这是蜃蛟村俱乐部的发端。从解放区传来的秧歌舞和腰鼓，在解放初期的蜃蛟村成为一种富有时代特色的群众性文化表演活动。与“群乐剧团”同时活跃在本地乡土舞台上的，还有前虞村的“醒民剧团”、翁姚、上下陈两村联合的“新圣剧团”、闻江岸的“三丰剧团”。在1951年4月发起的抗美援朝大宣传中，村里的演艺队的短剧和说唱，小学师生的宣传表演，扩大了运动在村里的声势。毕竟是农民的业务文娱，而且需要有组织者发心调排，此后群乐剧团一度停息，1956年，闻信法再度组织剧团，以反映青年踊跃响应征兵的戏剧《姑娘心里不平静》，一度使剧团重振。
  1958年的公社化运动中，蜃蛟村“群乐剧团”再度振兴。剧团的骨干人物周永土极具表演天赋和热情。这位自学成才的农民，是群乐剧团里的文武小生，团内陈世猛的老生、×生花的花旦均名闻方圆数十里。剧团在其后几年里排演了村民们喜闻乐见的越剧《双狮图》、《红鬃烈马》、《狸猫换太子》、《秦香莲》等剧目，不但在本村口碑不菲，而且被邀请到东乡各地展演，有时一演就是三天三夜。为了装备剧团的行头道具，村里砍伐了小魏家和魏家后门的百年古樟树各一棵，用以做樟木的行头箱。
  剧团在“三年暂时困难”时期偃旗息鼓，在吃饭也成问题的时候当然不可能有兴高采烈的演艺。但是在形势稍有好转的1964年，村里的好事者就开始筹划恢复文化活动。周永土、陈世猛、张姣丽等经验丰富的老演员，带起了村里的后起之秀崔松飞等一批年轻人，自发地排练了越剧《碧玉簪》。这一戏剧在魏家席行尖的晒场搭台演出时，村里村外的观众如云，一时传为盛事。这对刚刚从艰难的三年困顿中走出来的蜃蛟村民，不啻是一种鼓舞，也证明了农村需要文艺。《碧玉簪》后应邀到邻村翁姚演出，引起关注。其时全国文化正在大力倡导现代戏，因此区委觉得传统戏曲演出有悖时局，被劝阴停演。与此同时，农村俱乐部得以倡导，蜃蛟公社11个村（大队）均以团支部为中心建立俱乐部。
  附：京剧《沙家浜》的演出班子
  阿庆嫂：周秀娥饰；郭建光：汤耀芳饰；刁德一：周永定饰；
  胡传葵：闻永昌饰；沙奶奶：周海珠饰；刁小三：周书方饰；
  刘副官：周永良饰；沙四龙：周国平饰；卫生员：周福利饰。
  导演：胡辅导（蜃蛟小学教师）
  美工：闻子江（大队卫生室医生）
  京胡：周春园司鼓：魏阿龙
  闻江岸村
  清末民国初，经济基础较好、相对较为富裕的鄞西平原农村文化生活较为繁荣。既有小型的龙灯、马灯、船灯、文武走书、唱新闻等爱好者、表现者，又有大型的“行会”、社戏等文化活动的组织者、参与者。周边乡村的庙宇、祠堂都建有固定的戏台，如闻江岸祠堂就有一座能搭能拆的活动式戏台。每年都有敬神做戏的习俗，请外地的戏班“老大洪寿”“老王祺闯”“小王旗闯”“绍兴大班”“徽班”“的笃班”等来做戏。民国十一年（1922），闻氏宗祠晋主，祠堂及各房大摆酒席，宴请前来祝贺的远房宗亲及亲朋。各房派都不示弱，请戏班，搭戏台。祠堂、道地是搭戏台的首选，甚至利用河面搭建河台。整个村子有五个戏班并台演戏，各戏班都拿出看家本领，争妍斗奇，场面十分壮观，宴庆三日，热闹非凡。
  鄞西农村，一年四季都有戏：三四月“牛王戏”，五月“关帝戏”，六月夏夜“唱新闻”，七八月“龙王戏”；梅雨时节做“卖戏”，农闲季节听“走书”，遇到火灾做“谢火戏”，老板人家庆寿做“拜寿戏”，有违反族规民约的做“罚戏”，菩萨生日“庙会戏”，插空“帐头人孩木偶戏”。此外，有规模盛大的“行会”，龙舟比赛；春节期间民间的“跑马灯”“船灯”“龙灯”“舞狮”“跑大头”等。
  解放前，闻江岸年轻人曾组织过龙灯会、船灯会、跑大头的文艺群体。当年12岁孩童的闻信法扮演过“跑大头”中的小和尚角色。戴上眉开眼笑大大咧咧笑容可掬的面具，扮相惟妙惟肖。
  新中国成立后，闻江岸村的群众性文艺活动进一步兴起。1950年下半年配合土地改革，水章夫组织闻信法、邬立富、魏宝娣、张赛玉、沈美剑等人的宣传小分队，一支胡琴、一根长櫈、一副笃板就是演出的道具。演唱者往长櫈上一站，“的笃板”一响，快板上场，二胡一拉，曲子上场。有时二个宣传队员，头戴高高帽，帽子上写上“地主反动派”、“反革命”等字样，在字上打上红××，自己打锣“遊街”，配合土改进行演出。
  “文艺达人闻信法”
  闻信法世居闻江岸，从小热爱、喜爱文艺活动，富有文艺天赋，能说会唱，是位业余文艺的爱好者、演出者、组织者、领导者。是鄞县地区享有盛名的业余文艺骨干，既能表演，又能编导，业佘文艺生厓伴随其五十个春秋。1951年4月，三村（解放初期闻江岸的村名）办起业余剧团，水章夫任团长，不久闻信法任团长。以宣传小分队人员为骨干，新增邬玉意、闻绍棠、毛桂青、王爱云、邬企三等人组成业余剧团。配合土改、抗美援朝、宣传十大政策，演出《土地还家》《燕子泪》等剧目。1956年闻江岸（三村）并入建丰大乡，乡党总支书记陈世增任命闻信法负责组建“建丰乡业佘剧团”。通过关系从宁波市甬剧团拿到剧本《姑娘心里不平静》，先后抽调各村业余文艺骨干几次到宁波观摩该戏，边观摩，边排演，经过半个月的紧张艰苦的排练，终出成果，头场演出，一炮打响，得到乡民认同。
  1958年，闻信法、陈世孟等调到鄞钢大公社组建不脫产的“鄞钢文工团”，成员二十余人，闻信法为团长、陈世孟负责生产，团部设在洞桥“天王寺”。白天在洪水湾种田，晚上演戏，演出剧目以时装戏为主，有《斗私亭》、《五姑娘》、《徐双喜》、《红色种子》，清装戏《半巴剪刀》等。1960年困难时期文工团解散。
  1962年农村俱乐部兴起，开展办图书室，放电影等活动。次年盛行故事会，蜃蛟乡组织故事小组，在县文化馆的辅导下，闻信法技艺大进，讲故事与评话结合。有宣传英模人物故事《殷阿方事迹》，有侦探反特故事《四○七图纸》《二〇四案件》，有革命题材故事《江姐》《林海雪原》。能讲各种大小、长短故事150多只。成为鄞县最著名的故事员之一，凡是县、区、乡、村的各级文艺活动都有他的身影；乡、区、县召开大型会议总少不了闻信法到场助兴。1964年他被抽到鄞县文化部门，到各区巡迴演讲辅导。他讲的故事多次在县广播电台播放，成为全县男女老小人人皆知的大名人。
  1959年至1960年间，闻信法曾是宁波市唯一的、不脱产的“宁波市文联委员”，每月一次参加宁波市文联会议。1968年2月，浙江省第二次农村俱乐部业余文艺观摩演出在杭州举行，闻信法赴省城演讲了他的拿手好戏《清水保管员》故事，《浙江日报》《杭州日报》刊登了他的剧照。
  闻信法只有小学文化，模仿能力强，记忆力好，善于刻苦究研，悟性极高。热心于农村的文化事业，任劳任怨，组织各种文艺团体，既是演员，又是编导，既是组织者，又是领导者。积极配合党的各个历史时期，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是全县公认的喜闻乐见的一位活跃于农村的业余文艺工作者、表现者。
  推广“小靳庄经验”
  1974年6月，江青以“批林批孔”抓点为名，到天津市宝宝坻县小靳庄，树起了一个在农村进行“意识形态领域革命”的所谓“小靳庄经验”典型。1974年8月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大篇幅报道小靳庄的“办政治夜校”“农民写诗”“农民唱样板戏”等十件新事，小靳庄被塑造成文化革命或意识形态领域革命的典型，从此小靳庄经验风靡全国。蜃蛟大队也和全国各地一样，办起政治夜校，每星期二夜，每个生产小队一个故事员（故事员多为贫下中农代表，也有文化低的滥竽充数、白字先生的故事员），照书本宣读一下了事。此时，也有学校音乐老师教唱歌样板戏唱段的。大队俱乐部排练越剧《半篮花生》等以阶级斗争、活学活用哲学题材的小戏。主要演员：周永定饰小华爹，李彩华饰小华娘，周福利饰小华，汤召定饰东生。
  “文革”后，俱乐部逐渐转为“民兵青年之家”。80年代后期的文体活动、演出，由本地村民农闲逢年过节时邀请新昌、嵊县的戏班子来演出，多为越剧等传统古装戏。
  进入新世纪，各级政府十分重视农村文化事业建设。2006年3月，中共鄞州区委办公室鄞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关于实施“星光工程”加快村落文化建设的通知》，村三委会十分重视“星光工程”创建工作，先后建造4块篮球场（灯光球场一块）、综合文化活动室，设有图书阅览室，有乒乓球桌、台球等活动器具，安装4条体育健身路径，成立6个业余文体队伍，每年开展群众性文体活动10次以上。村的“星光工程”的创建工作得到上级认可，2006年12月，评为“星光工程”三星级村落（最高级別）。时任鄞州区委宣传部长王海娟、时任宁波市委宣传部长宋伟，分别于2007年12月6日、2008年4月15日来村考察调研文体工作，肯定村开展的文体工作。
  “天天系列”
  一项基层公共文化惠民工程，向当地的父老乡亲提供了舞台表演、文学艺术、电影、读书、科教、健身、娱乐等全方位的完善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村建有集“天天乐”“天天读”功能的娱乐中心，安装有一套价值6万余元、专门为乡村（社区）量身研发的个性化的音响产品“多功能全数字（5.1声道）电影、娱乐、会议系统”。该套系统集电影、会议、卡拉OK娱乐、教学等多种功能于一体，仅播放普通DVD碟片就能达到类似城市影院5.1声道影片的效果。中心建成后基层群众在家门口即可观看优质电影、接受免费培训、参与文化活动等。有可上网的31台电脑和3000册图书的“农家书屋”。
  蛟龙越剧团
  创建于2005年8月，前身为“蜃蛟村老年越剧团”。2009年8月筹集资金10万余元，添置舞台、看台、灯光、音响、调音台、字幕机等舞美设施齐全，表演基本功扎实，现有演职人员35人。剧团于2009年10月国庆60周年系列活动期间搭台首演大型神话越剧《劈山救母》，取得圆满成功。演出剧目有剧本戏《劈山救母》《三洞房》《金殿认子》《金殿抗婚》《何文秀》《梨花情》《珍珠塔》《情探》及《送凤冠》《十八相送》《楼台会》《书房会》《桑园访妻》《前见姑》等折子戏。年均演出20余场，受到当地观众的好评。曾邀请原区越剧团导演陈冠厚老师精心指导。剧团在2012年鄞州区业余戏曲团队第三次综合评估定级中被评为区三级业余戏曲团队。
  舞龙队
  蜃蛟村千年前即为蛟龙现身的地方，与龙有关的人文故事流传至今，村于2011年组建舞龙队，男女各一支，八节布龙，每支9人，共有队员30人，曾得到省级奉化布龙非遗传承人奉化市岳林街道周永根老师的精心指导。2012年5月23日首次舞进了在古林文化中心举行的“第九届席乡文体艺术节”开幕式的舞台上，以彩布双龙狂舞的形式出现，不仅开启了开幕式的热闹场面占领了整个舞台，同时也“俘虏”了一千多名台下观众的眼球，受到广大观众的热情掌声和好评。

【注释】 1．甲长：甲是旧时户籍的一种编制，若干户编作一甲。甲长是户籍编制最低一级的负责人，负责召集、摊派、管理甲内行政事务。 2．双面保长：保是户籍制度一种编制，若干甲编作一保。一般一个行政村设为一个保，保长一职由族人推选。保长是一个行政村事务的负责人。在敌我边缘地界，既要应付该地区行政管辖部门的事务，又要应付公开的、半公开的、甚至是秘密组织的事务，称为双面保长，更确切的讲应是多面保长。 3．派谷：以稻谷为筹码，按田亩分摊到户的一种摊派的社会负担。 4．里路：多指四明山区的共产党领导的三五支队、游击队的地下组织。 5．派单：分摊到田到户的社会负担的清单，多以稻谷为筹码。 【释疑】 1．汉奸究竟是谁？据事后分析。其时村有位18岁青年农民，娶了个外地女子，结婚只有几个月，对村里常住人不十分熟悉。一个伪军的张连长常来闻江岸，该女子贪图享受，与张连长有染。伪军连长唆使该女子看到有不太熟悉的生面孔进出村庄就报告，连长便向日本人告密，随即发生了下半夜日寇清乡。该女子自知此地不能久留，随即跟随伪军张连长而去。 2．游击队究竞是那一路人？当时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被称为“里路”，人少势弱，出来活动都是便衣，有事多是秘密找保长联系。而本地的国民党打着抗日旗号招收社会上闲杂人员，组织名曰“抗日游击队”。原鄞西地区伪区长吴保光自任大队长。这些游击队员不发军衣、军帽，脚无裹腿，只配短枪，在枪巴上系着红丝带，被称为“短枪组”。其核心组织称“政工组”，自称十弟兄，称吴保光大队长为先生。常向保长和大户人家要吃要喝，被贬称为“游吃队”。十弟兄中，有凤岙林村张碧建、宁锋潘家〓潘志荣、西杨里明堂张诺、横街大雷汪文奎、外地毕金伟、张阿祥等。后来潘志荣在石碶被日本军打死。日本投降后吴宝光被国民党任命为古林区区长，土田改革时吴宝光被人民政府镇压。 3．陆桂桥，在梅园，是四明山革命根据地边缘地带。当时白区的派单要在夜间送往革命根据地都在陆桂桥一带交货，为安全保密，白区的人是不能随粮食进入“里路”的。抵达陆桂桥的粮食由革命老区建岙的堡垒户挑往“里路”，一站接一站往四明山根据地送。 4．双面保长，名闻恭楣，生于1890年，为人正直。善于经商，见多识广。在日伪统治国共联合抗日期间任保长，为四明山革命根据地做过有益工作。1941年农历12月2日寇清乡时，冒着生命危险保护抗日游击队队员，避免了一场“火烧大皎”的重演。被村人称为最好的保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