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计业态——经济社会篇

知识类型: 析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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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蜃蛟史话》 图书
唯一号: 112920020230002021
颗粒名称: 生计业态——经济社会篇
分类号: F127.55
页数: 66
页码: 67-132
摘要: 本章记述了蜃蛟村的农田耕作、草席编织、贸易集市、供销合作、交通运输、公共事业方面的具体内容。
关键词: 蜃蛟村 社会经济 贸易

内容

公共事业十里风送稻花香
  ——蜃蛟村的水稻种植
  直到当代的乡村企业兴起,土地耕作一直是旧时蜃蛟千年来的最主要生产方式。虽然蜃蛟村的耕田在历史的演变中时有稍稍的增减,但是基本的耕田面积保持在近一千亩。这是蜃蛟人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最重要资源。
  处于水网平原的蜃蛟村,种植业主要是水稻,其次才是席草、草子种和其他经济作物。关于蜃蛟村古代的水稻种植没有专门的记载,但是我们大致可以从鄞西平原的种植历史推断。最晚至宋代,这一带的水稻种植已经采用了间作制,也就是俗话所说的“早稻生晚青”的双季稻。在早稻的缝行间插种晚稻,同一块水田分两次插种、两次收割,但是有相当一段时间早晚稻共生。这在当时的中国农业中,算是比较先进的耕作制度。南宋开庆元年(1259),庆元(今宁波)知府吴潜出西门到宁波西乡视察农业情况,正是农历六月里,他看到了农田里“并岸低畴苗颔长,近陂高陇稻穗垂”(吴潜《出郊偶赋》)的间作生长的两种水稻:同一时间看到“苗”和“穗”。他在另一首诗里还说到了,“已卜晚青催出穗,且将早赤急舂粮。”(吴潜《喜雨》)“早赤”是早稻的品种,他说到晚青还没有长穗,赶快舂刚收的早稻谷。关于间作制,清光绪《鄞县志》说得更为明白:“鄞地稻收早熟,以清明前下种,芒种莳苗,稀行密莳,先莳早苗,旬日后复莳晚苗于行间。俟立秋成熟,割去早禾,乃鉏理培壅其晚者,盛茂秀实,然后收其再熟。”莳,就是移植、栽种的意思。文中的几个关键点是,芒种先种早苗,“行”要稀而密种,十余天后再在“行间”嵌种晚苗。立秋先割早稻,同时培育留下的晚稻,到“再熟”时收割。这是鄞县稻区当时的主要耕作制度,当然还有单早和中汛稻等,这种方式基本上保持到解放。从资料推算,丰歉兼平后,每亩水稻收谷大概在六百斤左右。蜃蛟的情况当亦如此。
  解放后,由于政府的倡导,对于提高土地的单位面积产量下了很大的功夫,这主要是从政策、耕作制度和水稻品种诸方面所作的努力。
  1955年推广连作稻,单产平均增加160斤左右,农民很受鼓舞。1956年却因特大台风使晚稻歉收,次年间作双季稻又有增加。其后连作稻连续三年丰收,间作稻又减少。但是连作稻要花更多的劳动力,并要经受更长时间的气候变化因素,间作与连作处于相互犹豫中。如1960年早稻烂秧、缺秧,推迟成熟期,晚稻播种又失季节,加上大跃进在劳动力上的“瞎指挥”高度,导致大面积减产。1964年后,由于早晚稻矮杆化品种(主要是矮脚南特、农垦58)的支持,使连作制得以巩固。至1971全部双季稻改为连作稻。
  以往本地早稻以早尖、早火稻等当家,建国初,引入早籼503,到1957年前后成为当家品种。以后因混杂退化,到1959年后,被南特号、陆财号、莲塘早替代。为防止水稻倒伏,1964年前后引种矮脚南特号,这种矮杆化的品种支持了连作制,使产量有明显的增长。1970年后,引进广陆矮4号,有耐肥、搞倒伏、抗病的特点,青杆黄熟,能稳产高产。1987年引进二九丰(305),熟期适中、米质好,宜作春花田早稻。
  晚稻品种,建国初以细杆晚青为主,辅之以红米晚稻。1956年引进晚梗老来青,连作晚稻主要是红须梗。1960年引进农垦58,有杆矮、穗多、耐迟栽、产量高的特点。同期也搭配过太湖青、红壳糯等。1969年后连续四五年,中粳、糯、早籼等品种繁多,一时无当家品种。1971年后引入晚粳农虎6号,成熟期与农垦58相似,有株型紧凑、结实率高、耐肥耐寒、抗倒伏、高产的特点,在其后的六七年里成为当家品种。1982年后引入秀水48,此后又引种秀水11。在晚稻引种中,还引种过台中育、祥湖等其他品种。
  杂交稻:鄞县在1976年起引入杂交籼稻作山区中讯稻栽培,后在早晚稻茬口均有种植。2000年以后,其株高、穗大、粒多、高产优势逐渐显露,品种有大穗型梗杂甬优系列的6号、12号等。2008年洞桥镇梁桥畈的示范坊甬优12号晚稻,经省农业厅专家组验收,平均亩产798.15公斤,其中1.21亩高产攻关田亩产836.69公斤,刷新全省单产历史记录,目前,洞桥镇种粮大户许跃进,创单产每亩1000公斤的历史记录。
  国家的粮食政策也对种植业起到了引导作用。建国初,由供销社代办粮食收购,不定任务,农村余粮或售给供销社收购点,或可自行上市。1953年12月,粮食局统一收购农村余粮,严禁私商自由经营粮食,粮食购销纳入国家计划,俗称“统购统销”。1955年,实行粮食定产、定购、定销到户,俗称“三定粮”。其做法是,按照略低于前几年平均产量定产,核定留粮标准,以人均486斤提留口粮;肉猪每头可提留饲料粮100斤,母猪提留300斤,耕牛每头提留15斤,每亩留种12斤,此外在余粮中提留4%左右作为村社会余粮,其余由国家定额收购。定购三年不变。人民公社成立后,实行高额征购,恰逢“三年自然灾害”,生产队粮食极为紧缺。1964年丰收,农村余粮恢复增产增购,适当提高口粮水平,1965年征购任务又改为一定三年,后因文革而延长至1970年,从1971年起一定五年。到1982年实行粮食征购、销售、调拔包干。第二年,实行“联产承包”,农民种粮积极性大为提高,甚至出现“卖粮难”。1985年,改粮食统购为合同定购,合同定购外的粮食可以自由流通,形成定购与市场流通的“双轨制”。
  在蜃蛟,水稻种植最主要的当家肥料紫云英。民国《鄞县通志》说:“紫云英即四乡所种的草子也,深秋撒之,三月开花……割后水淹之,用以肥田。”草子在清末已经广为种植。蜃蛟一般约有八成的稻田冬种草子,春刈去肥田。除草子外,还曾探索过两种其他的绿肥,其一是绿萍,1962年县里从温州引入,能增肥、改土、灭草、经邱隘横泾试种后,于1966年推广到本村。推广绿萍同时,大搞土杂肥,推广三熟制,春粮20%左右,主要为大小麦;早稻面积85%——88%之间;晚稻种植面积95%——98%之间,大田亩产达到千斤大关。由于养萍、倒萍技术不能很好掌握,以后被弃之。另一是革命草,又称水花生。本是水滨野草,1912年曾遍地旺发,此年正好发生辛亥革命,而水花生的花蕾(软头)为红色,开花黄心,以“黄心、软红”,暗合革命党领导人黄兴、黎元鸿,乡人称奇,称为革命草。鄞西农民素有捞草肥田的做法,合作化时期就有意养植革命草,最多的时候号称“大河两边青,小河满天星”,至1977年前后种养最旺,后因与绿萍类似的原因,于1980年后放弃。其他的有机肥主要是人粪便、厩肥,河泥也是一个重要的肥种,此外的有机肥料有堆肥(焦泥灰)、沤泥和草浆泥,以及菜饼、豆饼等饼肥。磷肥中的骨粉用得不多,钾肥主要是草木灰。1962年后,无机肥料中的氮肥尿素首先受到青睐,村中也称“肥田粉”,所谓各种奖售中的化肥,主要是指尿素;化学磷肥主要是过磷酸钙,也有化学钾肥使用。
  蜃蛟地区农田的主要病虫害,曾经以蝗虫为主,俗称谷蜢,后普遍使用有机氯农药,于1962年后基本绝迹。其次是螟虫,有大螟、二化螟、三化螟,采用高效农药防治后,得以控制。其他有稻纵卷叶螟、稻飞虱、纹枯病、白叶枯病等。为防治病虫害,曾经采用撩卵块、割稻根株、点灯诱蛾,上世纪五十年代曾喷洒“六六六”药粉(C6H6C16)杀螟虫、蝗虫,用有机汞“西力生”防稻瘟病,六十年代用“敌百虫”(C4H8O4C13P)、“乐果”(C5H12O3NPS2)防治虫害。1965年后曾使用高效高毒的“甲基1605”(C8H10O5NPS)防治螟虫,也用过甲氯杀螟粉、乙氯杀螟粉。1971年以后,逐步以“稻瘟净”(C11H17O3PS)、“多菌灵”“克瘟散”(C14H15O2PS)代替“西力生”防治稻瘟病;用“杀枯净”“叶青双”防治白叶枯病。1983年,有机氯农药停用。1984年开始用“三环唑”“富士一号”防治稻瘟病,防治纹枯病则改用“井冈霉素”。
  传统种稻之艰辛,有“三弯腰”之称。所谓三弯腰,即水稻的插秧、耘田、收割均需弯腰作业。以后农业机械发展,插、收渐用机械作业,唯耘田无法以机械代替。1985年前后,开始采用化学治草,和要是用“治草醚”(C12H7O3C12N)、“杀草丹”等。
  1995年,蔺草大盛,蔺草制品厂到村里租田种植蔺草,村中的80%土地都用于种植蔺草,因为季节等原因,村里农户遂放弃早稻,只种一季晚稻。近几年,打理推广多种经营,扩种经济作物,种粮面积锐减。由于推广先进技术,引进优良品种,合理灌溉施肥,及时防治病虫害,单季晚稻单产大大提高,低的亩产也有一千四五百斤,高的亩产达一千八百余斤。
  地珍当推草一根
  蜃蛟的主经经济作物——席草
  蜃蛟的大田种植,以水稻为大宗,席草次之,这是村里的主要经济作物。
  席草,古称蔺(Schoenoplectus trigueter(L.)Palla),属莎草科(Cyperaceae)莎草属。蔺分为咸水草与淡水草两种,咸水草生长于海滨,通称咸草或灯心草,品质较粗硬,昔日杂货店与市场商贩常用来作捆绑货物用。淡水草则是宁波人所说的席草,草茎圆滑细长,粗细均匀,壁薄芯疏,软硬适度,而且纤维长,富有弹性,抗拉性好,色泽鲜艳,清香浓郁,是极佳的天然绿色植物纤维之一。蔺是一种多年生沼泽草本。历史上的蜃蛟村处于广德湖、小江湖两个古湖泊之间,湖沼地区正是古蔺草生长的环境。席草尚有品种细分,有尖头长种、圆头长种、半长种、糯米饭种和侏种,以糯米饭种为上品。
  在计划经济、以粮为纲年代,一般早稻种植面积要求占耕地面积87%,席草的种植面积限制在7%,不得突破,此外草籽田1%,专用下连作稻秧田5%%,为解决下连作稻秧田面积不足,采用种“早翻早”,或席草提早割翻秧田。席草的前作为中汛稻或者熟期较早的晚稻,每年的八、九月份,单季的中汛稻或早熟晚稻收割进仓后,农民就忙碌席草的种植。席草为无性繁殖,用草茎育苗,育苗的方法有母株高割和两段移栽两种,然后分枝植于浅水田中。席草田多选在沿河岸,不但排灌方便,而且还有利于罱河泥做基肥。席草苗要勤灌浅溉,泥不见天。一个月后耘田施肥,到立冬开始排水搁田。正如农谚所说:“冬勿燥,春勿爆”,也就是说,冬天不搁田、燥田,春天就不会爆根、分蘖。搁过田的席草分蘖棵株大,而且更加挺拔。
  就像冬小麦和草子一样,席草也是越冬作物。如果在冬天里,到蜃蛟村周围的田野里走过,能看到冬天那萧索的平畴上的片片绿洲,那就是傲霜斗雪的席草。走近那些刚刚长出来的草苗,看上去稀稀落落、甚至憔悴发黄,然而细察后,却能看到嫩绿的草针已经钻出了泥土,它们顽强地生长在冬天的田野里,柔柔的青苔正呵扶在草针的周围。
  春暖花开后,席草会长得很快,田野开始被染成片片墨绿。清明时节就可以为席草灌水、除杂草,并且要打草脑,这样做能使席草长得整齐。接着便是施肥,一般用厩肥或粪便这些农家肥,有条件的也买菜饼、豆饼作肥料。席草有很强的分蘖能力,在和煦的春风中,长得欢快引人。长到五月初,草梢上就开出了淡黄色的小花,散发出迷人的馨香。这时候,水田里的稻禾一片嫩绿,一派田园牧歌的景观。
  农谚说:“小暑割草,大暑割稻”。小暑是割席草的时节,长得好的席草从草脑绿到草根,粗细调匀挺拔,这就可以准备收割席草了。割席草须选睛天,因为晴天好晒草。有经验的老农,天不亮就到路边,一摸草田边的草叶,如果上面打了很重的露珠,便知道是晴天,这就趁晴开镰。早晨太阳出来的时候,河塘、晒场、裕成小学前的操场里一片墨绿。席草以一丛为一组,撒开后就像一把打开的折扇,一片片扇面拼成一片墨绿色的鱼鳞状图案。村里晒不下的时候,会用田庄船或拖拉机把席草运到鄞江桥的沙滩里去晒,蜃蛟人叫“水草上滩”。睡草摊晒在沙滩上,上有六月如火骄阳的暴晒,下有炽热的沙滩卵石烘烤,水草水份快速蒸发,席草色泽一致,青翠碧绿,草农俗称“抲翠鸟”。一般晴朗天气,需二天晒成,这是草中上品。
  席草从秧苗移栽到收割约260天,农谚有“生在重阳,死在端阳”的风趣说法,生动地描述了席草的一生。种席草是为了织席,这才是蜃蛟村民另一个谋生的手段。
  1973年,在古林俞家和栎社横涨桥首次引种日本蔺草,后因加工机械缺乏而中断。1978年,由廖承志作为“中日友好草”再次引进832棵,引种在集士港卖面桥获得成功,由于外贸渠道打开,县内开始大面积种植。1980年,蔺草在蜃蛟引种成功,从此逐渐取代本地席草,织席也开始机械制作的时代。到1995年,蔺草种植大旺,由蔺草织品厂租田种植,村里的八成稻田均改种蔺草,水稻也因此放弃早稻而单一种植晚稻,稻乡遂成草乡。
  冰玉珍珠葡萄果
  先说葡萄的功效与作用有哪些?我国历代医药典籍对葡萄的药用均有论述。中医认为,葡萄味甘微酸、性平,具有补肝肾、益气血、开胃力、生津液和利小便之功效在炎炎夏日食欲不佳者,时常食用有助开胃。葡萄含糖量高达10%-30%,以葡萄糖为主。葡萄中的多量果酸有助于消化,适当多吃些葡萄,能健脾和胃。一、葡萄有抗疲劳的功效:葡萄中含有矿物质钙、钾、磷、铁、蛋白质以及多种维生素B1.B2.B6.C和P等,还含有多种人体所需的氨基酸,常食葡萄对神经衰弱、疲劳过度大有裨益。二、葡萄有补血的功效:把葡萄制成葡萄干后,糖和铁的含量会相对高,是妇女、儿童和体弱贫血者的滋补佳品。
  从中医的角度而言葡萄有舒筋活血、开胃健脾、助消化等功效,其含铁量丰富,所以补血。三、葡萄不但具有广泛的药用价值,还可用于食疗:头晕、心悸、脑贫血时,每日饮适量的葡萄酒2-3次,有一定的治疗作用;干葡萄藤15克用水煎服可治妊娠恶阻。四、现代医学研究表明,葡萄还具有防癌、抗癌的作用。五、葡萄可用来酿酒:然而,葡萄的巨大经济价值主要在于酿酒,全世界80%的葡萄都用于酿酒。但是,随着人们保健意识的增强,消费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葡萄被酿成果汁,成为味美多效的营养保健果品。其不但能治疗多种疾病,直接饮用葡萄汁还有抗病毒的作用。
  鄞县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引种葡萄,以鲜食为主。当时总面积不到6.67hm2葡萄生产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特别是设施栽培推广以后,葡萄产业发展迅猛,2012年发展到671.2hm²,产值从4.5万元/hm²,到18.75万元/hm²,成为全区主要水果品种,其发展速度位居各类水果之首,鄞县也成为全市有名的优质葡萄产区。
  蜃蛟村在2000年起开始葡萄种植是天台人梁国汀,面积约12亩,此后杨义吉(后注册成立“宁波市鄞州丰硕果蔬专业合作社”)、陈金良、王积伟(后注册成立“宁波市鄞州蓝宝石果业专业合作社”,后转让给林忆聂)等向农户租赁土地,种植葡萄,主要品种有:夏黑、美人指、郁金香、甬优1号(鄞红1号)。现全村葡萄种植面积240亩,亩产值15000元,总产值360万元。
  
  农事沧桑数机具
  ——蜃蛟村的主要农具和农业机械
  毕其工必先利其器,百业皆同此理。蜃蛟村千百年的农业生产,也形成了一整套农业生产工具。传统农具虽然简单,但都十分实用,农民皆能娴熟掌握和使用。农业机械的引进,增强了生产能力,也取代了一部分传统农具的作用,但并未能全然取而代之。记录这些农具,实际上是记录一种生活方式,因为经历过的生活方式都是令人怀念的。
  传统农具按功能,可以分为整地、戽水、中耕、种植、积肥、收获、加工七大类,此外尚有些归不了类型的其他农具。蜃蛟村的传统农具以水稻种植为特点,也涉及席草、油菜、大小麦和蔬菜的种植。分类于下:
  一、整地农具
  木犁
  犁的起始可追溯到春秋时期,其时已用牛拉犁耕作,战国时期已出现铁制的耕犁。本地可以查考的木犁使用历史,起码可达宋淳化五年(994),是历史悠久的翻耕农具。犁身由木头制成,犁冲成弓形,犁柄可灵活上下调节,下面安装铁制的犁壁和犁头,这一部分俗称“犁镵头”,也称“铧犁镵”。结构基本与宋代的“曲辕犁”无异,以耕牛为动力,日可耕田3—4亩。
  耙
  水田平整农具。可考证在南宋时代已经应用。以木制偏“曰”字型耙架,安装前后两排铁制耙刀,俗称“耙齿”,以牛拖,用于犁耕后的水田平整。
  锄头
  西周以前基本是石锄,也有极少数的铜锄,战国时期已运用铁锄。俗称“耜头”,北方称为“镢头”,可用于挖、削、碎、敲、钩、拉、推等整土动作,是农家最常用的农具。分平锄、板锄、阔板锄、小锄头等。可考证在汉武帝时期(前140—前87)已经应用,由此也可见是本村最古老的农具。
  
  铁耙
  又称“四齿耙”、“钉耙”。铁齿竹木柄。用于碎土、翻土、平土、覆土、出肥等。与锄头合称“耜头铁耙”,为最基本和最有代表性的农具。据考出现于宋代,辽、金人称“铁塔”。也有上千年的使用历史。
  坑锨
  一种撬,用于铲坑挖沟或挖塘。与“阐刀”配合,在掏河中是主要工具。
  阐刀
  铁头木柄阔口直插刀,用于切土起孔,与坑锨配合。
  横刀
  铁制双面刀,配长木柄。用于割草子(紫云英),“横”是动作,使用时来回横削,所以叫横刀。
  二、戽水农具
  龙骨水车
  这是传统农具中机械因素使用最多的农具,也是蜃蛟所处的水乡平原上最主要的取水农具。龙骨水车最早由东汉末年毕岚发明,以畜力、人力和风力作动力汲水。蜃蛟的龙骨水车主要是“水车”和“牵车”两种,水车有车盘,用牛拉,而牵车无车盘,只用侧钩连接后双手拉动,一般用于池塘、水沟,灌溉零星小块地田。
  旧时临河的水田边上,都搭有四根立柱搭建、上盖伞状稻草披、四周无遮拦、可挡日避雨的“车头厂”,旁边往往种一棵苦楝树或乌桕树用以蔽荫。一道河岸,两边常常有数个绿荫车头,成为平原上的一道风景。草亭里装有车盘,是动力部分,然后变速、传动后到岸边通向水中的龙骨水车车身提水。
  水车的结构十分有意思。基本可分为动力、变速、传动装置、车体提水装置和水面接触调节装置三大部分。
  动力、变速、传动装置由天心承撑车盘构成基本装置,天心和天心紧承住车盘,2米左右直径的车盘有八根撑档作为车辐,连接外圈圆盘,圆盘上有88个齿,称为“操子”,操子起挨动“旱搭”齿轮的作用。车盘是接受牛力转动的受动装置,由一根挨单接出,固定牛体的部分由牛轭、水牛印单或黄牛肚下带绳组成,还有配上牛的一副眼罩,使牛能集中精力。车盘的转动用地轴传动出去,搁地轴的轴承称“大锚挨”、“小锚挨”,它把地轴的两端固定,把地轴挨住,起到泊锚的作用。地轴两边安装同轴的两个齿轮,与车盘齿合的叫“旱搭”,有18个齿,与车盘的84齿构成1∶4.7的变速,也即是大车盘转一圈,地轴转4.7圈。拉动提水龙骨的齿轮称“水搭”,有13个齿,主要是与提水的车板龙骨的长度吻合,一齿与一个车板结构配合。“旱搭”和“水搭”是套在地轴两端传动装置的二只木齿轮,与车盘齿轮搭档的称为“旱搭”,与水车龙骨搭档的称为“水搭”。这样,年力通过变速、增力后达到了车体。
  车体提水装置的外形是一个长条的滑道和固定结构,真正提水部分是由车板和“车骨老鼠”组成的板式提水链,“车骨老鼠”的传动链与主动的“水搭”齿轮配合,拉动提水车板,每一块车板都会“刮”进一些水,沿着车体滑道在传动链的作用下往上提水。车体浸入水中的部分与传动链配合的另有一个7齿齿轮,称为“淹水猫”,这是一个木质被动齿轮,三分之二淹入水面下,三分之一露在水面上,它是由龙骨的凹凸背部带动的传动齿轮,使龙骨完成360度急转弯,把河水括入水车凹槽内,起到提水的作用,并维护传动链的正常循环运动。
  水车的车头以一张车板被水面淹没为宜,因水面的水位有上升下降的不同变化,因此要设一个车头与水面接触调节装置。这一装置是一个“开”字形的“车搁牌楼”,“水搁牌楼”比较高档,装有滚桶、绞关和水横杠。绞关是一个可调节的限位装置,可根据水面调节车体与水面的关系;水横杠是车体的抬托装置,而滚桶是一个控制车体升降的辘轳,滚缠在上面的铁丝拉动水横杠,达到车体升降的目的。车体入水部分的外围又装有一个“水套”,一般就像是一圈竹编的鱼栅,用于隔离外部的水草和漂浮物进入车体的提水滑道。最多采用的是简单的车头与水位调节装置,用二根木棒或竹竿当“车椿”,插入河底,在二根“车椿”的水面间插入一根横档,用绳索活结套住,能控制车头的一张车板始终淹死在水面下,使车头适应水位的升降而升降。
  除了传动轴的轴瓦和轴头使用铁箍外,龙骨水车全部由木质制成,而它的齿轮传动、轮轴、变速、传动链、辘轳和限位杆等的机械构造的使用,在传统农具中堪称最复杂和最精细。
  三、中耕除草农具
  对于水稻而言,中耕就是耘田。蜃蛟村与鄞西平原稻作地区一样,在水稻前期株体比较短小的时候,耘田都只用双手来完成,没有工具。“两腿屈膝跪稻田,弯腰弓背背朝天,双手糊泥摸六株,十指除草护苗儿,衣衫湿透汗满面,水粘虫触蚂蟥叮,一季收获耘三遍,耘田是个苦差使。”农民跪在水田里,跟插秧时一样,每六株作为一条作业行,因此种田人自嘲为“摸六株”。但是当水稻长高后,跪耘比较困难时,就要借助工具。
  耥
  又称“落地耙”。竹柄木头,头如一木框架,大小可入稻丛间,也有安装竹齿、铁齿,有的装有水刮轮,用来勾拉杂草。用来耥耘稻间泥草,使之溷溺。20世纪50年代,当收割完早稻后留下晚青(即晚稻),落地耙在空行间来回耥动,起到除草糊泥作用。
  推苗
  一般当水稻耘到第三遍,其时禾苗长大,可触及人面,很难作业。于是采用一个竹编的缺半球形网架,挂于作业者脖颈,推动前面稻株斜伏,这就在人的脸前形成一个保护格网,以便作业。是人工耘田时的辅助工具。推苗也用作席草田工具。
  四、种植农具
  麦起孔
  木柄铁头,头为圆椎体。点播麦子时,用圆椎体的头部在地里打点开洞,将麦种撒落洞中。俗语有:“头像麦起孔,讨饭路路通。”
  埭头绳
  一种用棕丝绳或塑料绳制成的粗3—4毫米、长约80—100米的长绳,在稻田种植秧苗时用来限定的一个操作单位“一埭”的标杆绳。
  五、积肥农具
  罱篰
  俗称河泥夹,在罱河泥时用于取泥的工具。篰体如竹编的对覆土箕,各装一根操纵竹杆,插入河底后使之对夹,将河底肥沃的浮泥夹入篰中,带水取到河泥船中。
  铣盘
  木制的锨撬,又称河泥铲,用于掏河泥壅田。
  便桶
  双耳木水桶,耳中使竹提梁,以插扁担。用于装粪便浇地。此为农家最常用的农具之一,因此人们想到农民形象时,或背锄头,或挑便桶担。
  料勺
  长竹柄有嘴木桶形水勺,掏肥料、施肥料农具。
  铡刀
  又称绞刀,切草用具。
  撩筛
  俗称“撩汉”,筛篰竹编,加长竹柄,捞水草、孵块之类的农具。
  六、收获农具
  沙尖
  新月形木柄铁刀,刃口有锯齿,宋代时称“艾”,手工割稻用具。
  镰刀
  木柄铁刀,刃口无齿,弯曲似月牙状,手工割草专用农具。
  稻桶组合
  稻桶为木制倒四棱台形,两边有木质耳饰,为拉动时的着力点,底部有两条木滑撬。内装木框竹栅的稻床,称“侧里”;三面安装竹编围屏,称“遮扬”(旧时手工割稻,掼稻把时搞搞举起,重重掼在稻桶内的“侧里”上,为不让飞扬的谷粒飞溅到稻桶外,在稻桶的三面用竹片编制的围屏把飞溅的稻谷挡住的工具叫“遮扬”);面前有竹编接斗,称“稻桶下巴斗”。用于水稻手工脱粒。
  风箱
  木制手摇鼓风机与盛谷斗、控制阀、限位器、接斗等构件组合而成,是机械成份较高的传统农具,用于净谷。
  扬谷筛
  竹制筛子,俗称“筛谷寨”。一般吊在竹三脚架上,利用风力扬谷。
  簟
  竹篾编织的晒谷垫。因在农村中需求量尤高,所以称编簟的篾匠为“簟匠”。
  摊谷耙
  T字形木制推耙,用于摊平、翻晒谷物。
  拉草耙
  长柄竹编,形如手掌,手于勾聚柴草、翻晒谷物。
  稻叉
  木柄铁叉,用于扎稻草、堆草篷。
  畚箕
  竹篾编簸箕,用于畚谷、簸谷、扬糠皮。
  稻绳缚
  用双股稻草编制的草绳称“稻绳缚”,俗称“稻绳婆”,用于缚扎席草把。用两束稻草的草尖对接成结的称为“稻草缚”,用于缚稻草把。用络麻编制的绳子,一端系有“鹿角”的叫“稻机绳”,可捆扎稻草把成捆,在两捆的稻草把中间插入一根长扁担,就可挑起成担的十把稻草。也有用络麻编成,头上装柴叉“鹿角”,用于钩固。“缚”音读如“婆”。
  七、加工农具
  碾子
  旧时在下桥头南、卖柴弄后塘路口、魏家祠堂边等处设有碾子,本村碾子均有圆形石碾台,正中立木转轴,连接木碾架,碾架上安装石碌碡,用牛拉着转圈,用来谷物去壳,或碾精米。邻村还有无碾台的碾子,地上安装石碾槽,碾架上安装巨大的直立滚动的石碾盘,功能与有碾台的碾子相同。前、后闻江岸有四部碾子。有碾台的称“滚碾”,只有碾槽没有碾台的碾子称“槽碾”,滚碾后于槽碾,较复杂,但功效较高,便于操作。
  捣臼
  块石凿成,内心为类抛物面,舂米工具。配石榔头,木柄嵌半球型石头子,用来舂米。
  石磨
  石制下磨盘固定不动,凿有齿槽,有接粉槽圈和出粉嘴;石制上磨盘为正圆形,也有齿槽,以磨心与下磨盘锲合。上磨盘装木耳柄,中有圆孔。可插入磨担。磨担为“丁”字形木架,两端用绳吊在屋梁上。为谷物粉碎工具。
  木砻
  可以理解为木磨,破谷壳取米器具。上下臼接触面嵌有齿状硬木条,上臼中间有喂谷器,可推动,下臼固定不动。借臼齿搓擦,使稻谷壳、米分离。分离后的谷壳称砻糠。
  谷箩
  用毛竹的经架纬丝编成的底方而小、上口圆而大的盛谷容器。上口装有四个箩攀,可系上二根箩头绳,是盛粮食用的器具之一,可用扁担挑。
  米箩
  有内外两层,外层如谷箩,内层用竹篾编成更紧密不漏的内胆,用于盛米。米箩配有箩头盖。
  白篮
  一种直径近两米的扁平的大米箩,用于盛米晒粉。
  团匾
  竹篾编织成的晒匾,比箩头盖略大,用于晒粮食豆类。
  米筛
  竹丝编的网格圆盘,筛孔过糠秕,以净白米。
  糠筛
  网格竹丝,用于过滤砻糠。
  纱筛
  以纱网为筛格,用来过滤面粉。
  
  八、其他农具
  土箕·土施
  竹编的盛土农具,竹绳短提把的为土箕,用铡钩钩住后肩挑,主要用于挑土;竹条长提把的为土施,可直接用扁担挑,主要用于挑厩肥牛粪。
  秧络
  习惯上承作“草络担”或“草络架”。木架底,装竹条提把,肩挑运输,用于运担拔起后的秧苗,也用于挑稻草、席草。
  秧田矮凳
  单面板独脚凳,凳脚插入秧田泥中保持不倒,拔秧时用。也有正反双面板三脚凳,正面用于坐,反面板插入秧田泥以增大接触面,从而减少压强而防止陷入。
  扁担
  主要有毛竹扁担,是村中最主要的肩挑农具,也有木条制作的扁担,称树扁担,扁担两头套上铁勾的称为“老鸦扁担”。用竹杠两头削尖的称为“充担”另有一种两个尖的木扁担称“充担”,用于挑柴。
  朵柱
  一头制成元宝隼的木条,与扁担配合,用于挑担时分力和支撑。
  摇扇
  搓草绳工具。由双摇扇与单摇扁配合,前者固定在板凳上,后者独木支撑。
  草鞋耙
  丁字木架,直杆有倒铡钩可固定于凳子横头,横杆安竹齿,用于钩草经线,因如反向的钉耙而名。用于打草鞋。
  田庄船
  农用木船,又称农用船,人力摇橹前进。旧进农民都会摇船,是蜃蛟村田作的主要运输工具。1973年船装抽水机出现后,利用抽水机出水管向后出水产生反冲力推动船体前进,可以独行,也可拖其他农船。1978年购入挂桨机后成为机动船。
  九、农业机械
  双轮双铧犁
  铁制双轮犁架,装有双铧,用两头牛拉。犁沟深浅可调节,日可耕亩。1956—1958年推广到村里。后因犁体笨重,功效不佳,被弃止不用。因此有童谣唱道:“双轮双铧犁,摆在弄堂里,小孩当马骑”。
  手推割稻器
  又称手推快速收割器,木柄滑泥板上相向安装一对刃口带齿的镰刀,原理如沙尖,上装有护稻栏。单列连株收割。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推广,因不便使用而弃止。
  抽水机
  打水机,机站、船机、电动机
  打稻机
  脱粒工具。
  轧米机
  砻谷工具。
  拖拉机
  1969年,第四生产队购入工农—7型手扶拖拉机一台,生产队选拔青年学习驾驶技术,周厚良、周福根、毛连根、周根华经培养成为村里的第一代机手。1973年底,大队购入一台工农27型轮式拖拉机,农忙时耕耙土地,农闲时用于搞运输,先后由魏明芳、陈恩娣、周永固、周永法担任机手。1978年实行大队核算后,购入宁波拖拉机厂生产的东方红24型轮式拖拉机,耕田而兼搞运输,先后的机手有周家方、周恩伟、陈忠华、鲁阿毛。再以后,又购入东风、工农12型拖拉机多台,并成立大队机耕队,先后由周锦发、魏云根担任队长,机手有魏夫银、陈忠华、虞志龙、周安国、周信国、鲁阿毛、陈忠华、周家方等。在1984年的农村联产承包里,拖拉机也承包给个人经营,但产权仍为集体所有。1985年深化改革,原集体所有的拖拉机都作价给个人经营。此后,村中新增的各类拖拉机(包括船式拖拉机)都由个人投资,为农田耕作提供服务,形成一批农机专业户。
  插秧机
  2007年,徐海夫购入延吉产插秧机一台。
  收割机
  1978年实行大队核算后,由大队购入6台手扶式稻麦割晒机,分给全大队下属的6个生产队使用。1996年,徐海夫购入湖州130联合收割机一台。此后,叶松根、徐海夫又先后购入湖州130和虹桥150联合收割机各一台。
  挂桨机
  20世纪80年代始购入,安装在农用船的船尾部,挂桨机实际就是涡轮机,当涡轮的叶片在水中转动时产生向后的压力(推力),在推力的反作用下产生反冲力,推动船前进。
  农用汽车
  蜃蛟村最早购入汽车的是虞志国,虞志龙兄弟于1983年购入“解放牌”141货车。1987年大队五金厂(鄞县软管软轴厂)购入江苏丹阳产“鹰牌”双排小货车,高咪毛担任驾驶员。
  以织助耕话席乡
  闻名遐迩的黄古林草席,其真正的主要产地,集中于今天古林镇及周边的几个大村落,蜃蛟即是其中重要的产地。
  根据民国二十二年(1933)《鄞县县政府调查表》记载,鄞县境地内的织席之乡,有今集士港镇的集士港、青垫、卖面桥、十三洞桥,今古林镇的蜃蛟、西洋港、张家葑、戴家、鹅颈块俞家、布政市、白象桥,今横街镇的横街、新丰桥、象鉴桥,今洞桥乡的沙港口、洞桥头,今石碶街道的车何〓、雅渡、横涨桥和今鄞江镇的沿山边家,以上共20个大村落和一些周边自然村。该调查表对蜃蛟的经济描述为:“以农产为大宗,席次之,生计尚稳定。”而对黄古林的记载是:“地当市镇,大宗席子多于此捆载输出”,也就是说,黄古林的镇头上自己不产席,而是草席的商品集散地,鄞西的草席多先集中于此,然后捆载输出外埠。这就构成了一个“收购中心”加一个“生产网络”的有机产销格局。由于这个原因,在市场上卖的宁席都叫黄吉林草席,就像著名的“宣纸”
  并非产于宣城,而是宣城边上的泾县,但是宣城则是宣纸的著名集散地,泾县纸就以“宣纸”闻名。
  细察上述生产草席的乡村,其地理分布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明显的“环广德湖”特点。广德湖是鄞西平原上的历史古湖泊,它的基本位置,大约东起望春桥,西及林村,南过黄吉林北,北至高桥。面积约为东钱湖的三倍,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准太守楼异之请,废湖为田,以“湖田”新增的赋税,以供明州水军军费和高丽使接待之用。由此看来,真正属于湖中心的望春山、白岳山、夹塘以北地区的“湖田”村落,并没有织席的传统。可见鄞西的织席,形成于广德湖被填湮之前,也就是北宋政和年间之前。
  直至改革开放初期,蜃蛟村中依旧是家家席机,户户织声,极盛时全村有上百张席机。作为家庭主要副业,织席在蜃蛟已经是世代相传的家庭式手艺。织席俗称做席,两个人搭对,在一个井字架构成的席机前,一人抲扣,一个添草,错经穿纬,配合默契。做席的多为女人,也有男的插短帮忙。在一般的季节里,席机多放置在堂前或者檐宸口,不但光亮通风,而且席机聚在一起,做席人还可相互聊天解闷。堂前里三四张席机一摆,便是女人的天下;檐宸口放置的席机,也可隔着明堂高声聊天。只有寒冷的冬天,人们才会把席机搬到堂屋里,搭对的两人依旧可以漫无边际的闲聊。做席是一种生态,它造就了蜃蛟或者鄞西女人特殊的社会地位和性格。在业农为主的旧时,男人种田管一个米缸,而做席的女人每一集市都有新席卖出,也保证了席乡人家的下饭篮四季翻新。这种以织补耕的生态,使蜃蛟或者西乡的女人们比东乡女人更有成就感和话语权,加之她们在席机边练就的对话能力,使席乡妇女几乎个个敢说也能说会道。因此鄞县的民谚说:“西乡多怕老婆”,这从旧时蜃蛟也能领略此番风情。
  一条好的草席,既硬则而不会漏水,小孩在席子上即使撒尿也不会漏下去,又清凉透气,皮肤感触后有特别舒适的感觉,故草席编织能千年不衰。宋宝庆《四明志·叙产》载:“席,江东多席草,人业于织,著名四方,曰明席”。其书《市舶》中记“高句丽国”条中,出口商品中有“席”。或说在唐开元间已有草席出口,未查到直接证据。宝庆志载其时江东地区多有织席而未记西乡,这并不说明西乡没有编织,反之在蜃蛟芦家桥出土的新石器遗址,已经有花纹显著的芦苇编织,说明此地编织的历史。1954年周恩来总理参加日内瓦会议时,特带去40条鄞西草席赠送国际友人,也可见草席堪称“国粹”。
  草席就其席筋大类,可分为白麻筋和络麻筋。白麻筋席又称“洋花”,以苎麻制作席筋也即经线,苎麻坚韧,席筋就可以打得比较细,加之选草也更精细,编成的席子就比较平滑舒服美观,这就使“洋花”席成为上品席。但是苎麻产量少且价格高,草席的成本和卖价也就高,成为草麻中的奢侈品。大宗的草席则用络麻(黄麻)制作,按其规格,又粗分为麻端、大席和小席。麻端的规格都在60襻以上,包括60襻、61襻、62襻、64襻、66襻。所谓“襻”,就是经线的根数。席至66襻为最大规格,即五尺幅宽,而60襻就是四尺半门幅。少于60襻的再分为大小席。在编织方法上,又可分为双草席和单草席,由于一根席草的根部和草脑尖的颜色不一样,单草席会形成自然的花纹肌理,因此又叫“花席”。
  做席看似简单,其实有许多工序。草席的基本材料是席草和麻,编织之前,先得作一番处理和准备。先说处理麻,要经历浸麻、刨麻头、蓖麻、打席筋四道工序,目的是为了打成席筋。打筋车是一种三脚纺车,直接用纺线拉动发力。白天做席时,打筋车放出席筋,在席机上敷成经网;晚上不做席时,织女们就忙着打席筋,打筋车摇摇晃晃地陪伴着席乡女人们熬尽一个个夜晚,因此俗谚风趣地称打筋车是“日里席机头,夜里活狲头”。席筋是基本的经线,为了加大草席边上经线的强度,还得打夹筋、搓麻鞭。
  然后是处理席草,也就是准备好合格的纬线。需要有拔草、抖(音透)草、褪草壳、拣黄草、浸草。因为草席两边需要有草制的经线称“边省”,所以还得搓边省。旧时席乡孩子放学回家,不是褪草壳、搓边省,就是割猪草,帮助父母做些力所能及的辅助活。
  经过上面的12道工序,经纬线都准备停当,就可以正式织席了。
  先上席机。席机是一个竖立着的“井”字型木架,由两根席机屋柱支起上梁和下梁,下面由石磉的席机脚固定。作为经线的席筋穿在一个叫“扣”的木制控制器上,“扣”的奇妙之处就在于利用经线槽的不同深浅和控制器的位置角度,把相邻的经线交叉分开。穿送纬线也就是席草的工具是一根头上有夹口的竹鞭,因为用于添草而称“添鞭”,把一倒一顺的两根席草在手的控制下,分别把草根部分送到草席的两边位置。每进一根草,纬筋交叉换位一次。做席的基本动作就是“穿纬、压纬、错纬”如此不断地反复,也就是抬扣、送草、压扣并换角度。整条席子做成,织成的席面需在席机上移动二次位置,以便让做成的席面移到席机的背面去,把新的纬线移到工作面上来。这个程度就动作而言叫作“揿席”,而就过程又称为“移”,是织席工作量的一个单位,比如说“上午只做了一移席”。随着织席过程,工作面的高度不断变化,人们很聪明地发明了“三翻凳”,利用一条凳子三个面的不同高低,设计成三翻三坐的特殊工作凳,以适合织席的工艺。
  上述做席的动作,又需经历攀边省(加强筋)、穿席筋、“抬扣、送草、压扣、折(音郁)边”的不断反复、揿席、以及做成后的割边、络席头、割席头这样的10余道工序。割席头割剩下的席筋头叫“纱骨头”,用于搓麻鞭。
  成品的草席再经过漂席、扎席、擦席,就可以上市去卖。旧时黄吉林的席行会每逢市日到集上来收购,街上收购草席的地方专门被叫作“席行基”,村里一度也有草席收购的“东兴行”代理商。建国以后统一纳入供销社收购。榠樝东庙在建国后改作专门从事草席后期加工的排席工会,以后有段时间就在榠樝东庙收购草席。
  集市收购草席按质量分为甲、乙、丙、丁四等,用猪鬃印直接打在草席的角上。做到甲等很不容易,一般的质量多为丙等,被人们戏称为“大丙”,谐音大饼。因为席的质量区别,村里就自然形成了一批能够达到甲等的做席能手,村里一致公认的做席能手如汪美宝、方秀凤、郁福娣、周小英、虞香娣、李玉仙等,她们所做的席子代表了蜃蛟草席的水平。很显然、,做席主要是女性的工作,这些能手自然也都是女性,但是男子中也有做得好的,如周成方。闻江岸的织席能手有闻裕定、虞金英夫妇,胡根娣、闻爱娣、徐大香、高爱娣等。
  1984年鄞县引种日本蔺草成功,外贸渠道也随之打开,这种蔺草适宜用机器编织,又有海外销路,于是在鄞西大加发展。这也自然在冲击了传统草席业,加之席乡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年轻女性大多进厂务工,传统织席也就后继无人。从此绵延千年的手工织席萎缩,至1995年,蜃蛟村最后一家织席户为周志吉家。闻阿祥、徐秀宝夫妇于2014年上半年因身体欠佳才停止编织草席,是为闻江岸最后一家织席户。在农村劳保获得后,从此不再织席,因此织席不再是村里的副业,唯有喜好者慕名定做,还偶有机声。今村里偶有人种植本草,但再不做席。织席工艺,几乎失传。
  西街晓市说繁荣
  集市和街道,很能看出村落在所在地区的地位和知名度。是有集市的地方,是一个小区域的中心,一个人口稠密的大村,无集市的村落就是这些大村的卫星村。集市的频率又是区别大村等级的标志,有的十日三市,为巨镇;有的十日两市,为大镇;有的则十日一市,为小镇。蜃蛟十日中有农历四、九两日成集市,这在锡山之麓算得上是一个大镇。
  有集市的村镇必有街道,就像没有集市的村落只有小店而没有街道一样。蜃蛟称集市为“市日”,街道不仅是“市日”时摊贩铺展摆开的地方,更是没有市日的平时保持着一定市面的地方。蜃蛟村的“街里”从蜃蛟弄桥(上桥头)开始向北直到“尊大门”前的荷池,长约150米。《蛟川周氏宗谱》说:“两旁列肆,为邻近诸村落购买米酒油盐之地。逢四九市期,聚集尤众。族人翅泰君《市场记》所谓‘虽不能并驾于鄞江、古林,而比之桃浦、石马塘,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唯道路不甚宽广。故迩年来另拓小菜场。”可见街不但是本村的贸易中心,也是邻近诸村日常货物的供给中心。
  每逢农历四、九,也即是初四、初九、十四、十九、廿四、廿九,这是蜃蛟村的市日。这天一早,邻近的商贩都会来赶集,但更多的是本村和邻村的农民自产自销的蔬果田作货和家禽。渔民(俗称拘鱼人)也摇着小划船靠上埠头,挑上来刚刚捕得的鱼鲜。农民和渔民主要提供“下饭”腥素,但凡民间日用的货色,如桶钵锅镬、瓷陶碗盏、布匹鞋袜、针线彩丝、筲箕竹篮、香烛锡箔等,集市上都一应俱全,这些都是赶集的小贩们的货品,此外,卖梨膏糖、看西洋景、卖烂泥膏药、做猢狲戏、吹糖孩、变戏法、“大雨伞”拔牙齿之类的江湖艺人,也会赶来逢场作戏。蜃蛟人称此为“市日街头”。这些农渔商贩的摊头,都摆在店铺的门前,店家不但不会干涉,反为提供矮凳、排门板用来搭摊头,还供茶水,甚至落雨天还会张布篷、借雨伞。店家往往认为,摊贩能接人气,也会把生意引进店来。市日常常从凌晨开始,到八、九点钟基本结束。在此期间,街上人流滚滚,水泄不通,称为“轧市日”。虽说人满为患,但都是乡邻亲眷,所以相互谦让谅解,如果有人要挑一担粪便或赶一头牛过街,只要么喝大家当心,众人自然都会让行。
  集市的货物在一个区域里循环。据民国二十年记载,当时的蜃蛟为十天四市,市日分别在农历一、四、七、九,这种集市密度在鄞县其他地方很少见到,足可见蜃蛟在鄞西集市贸易中的地位。但这一市期与周边的黄古林(三、七、十)、凤岙市(二、八)、石马塘市(一、六)、前虞市(二、五)中有两天重复,在商贩的流动中反而会引起混乱。以后改为十天二市,才与周边村镇之间形成了合理的基本循环:三、七、十黄古林、二、五、八前虞〓、四、九蜃蛟弄,一、六石马塘。这就在每十天里,构成了“石马塘—前虞〓—黄古林—蜃蛟弄—前虞〓—石马塘—黄古林—前虞〓—蜃蛟弄—黄古林”这样的一个循环。小贩们每天都有集可赶,农民和渔民如果有新鲜的腥素,又正好不遇本村的市日,也可到邻村去赶集。象蜃蛟这样的村子,如果有贵客上门而正好那天不是自己村的市日,也可到邻村的市日里去采购,只要起个早。至于一般农民,他们在日复一日单调的田作劳动中,市日的那半天,实际上是他们的休息日,以此调节生活的节奏。对于蜃蛟这样的席乡来说,市日那天也是草席收购的日子,卖了草席就有了下饭钱,正好从集市里买些菜肴回来。因此,蜃蛟村的农家,常常是“男人管米缸,女人管菜篮”,生活比较活络,女人的地位也比较高。
  卖柴弄是市日的延伸和尾声。街道自荷池一折,其后即转北向。此段自桂房起,直至后塘路,市期多集柴草,以补作为燃料的稻草之不足。柴草的来源,多为梅园、芝山等沿山一带的山民斫柴卖到平原地区以互通有无。作为街市的直接延续,又以柴草、柴爿、竹编器具如土箕、扫帚、畚斗为主,故称卖柴弄。《蛟川周氏宗谱》说:“吾族近山而处,所谓芝山、锡山、湖后山、建岙诸山皆不出十里内外。山中人以采薪为业者,每当四九市集,无不负荷而来,弄长约数十丈,皆垣墉,盖甃甓为之者。山人之薪即排列于左右墙根,采购者观物论价,咸交易于其地,此名之所由来也。今于蛟川之西新辟市场,则也移而他往。”实际上到解放后,此弄近桂房部分逢集仍为柴市,也卖筲箕饭篮。直至八十年代后,由于燃料变化,农民也多烧石化气,少有卖柴者。
  小菜场:集胜桥西堍,占地一亩有余。“由集胜桥会十二柱合资百二十元所价买。开辟之时,又构东向市面上房十余间,租与他人营业。于是,四九市期两街不至于拥挤。”五十年代填市漕成空地而改为小菜场后,其地另构屋所,成为供销社生产资料部。
  席市场:在上桥南堍,正蛟川取弯处,砌石坎,铺成石板空场地一块。《周氏宗谱》说,“本镇市集向有草席这买卖。旧有市场占地不甚广阔,往往拥挤。民国十年,逢英公于开辟小菜场外,复经营扩展此场,并建众乐亭于其南。族人翅泰君有《蜃蛟弄市场碑记》。”“众乐亭”是一座石四柱的凉棚屋,于市场之西南,枕河,并非精致的亭台。建立的目的,是因为“先时四九市集,未及黎明,山中及邻村诸织户如芝山、建岙、翁氏、姚氏者,披星戴月负荷而来。偶值天雨,一无庇荫,大有淋漓尽致之概。自此亭建后,当鸡鸣月落时,托足有所矣。……以之名亭,谁曰不宜?”可见为邻村赶集者有一个歇脚避雨之外。
  没有集市的常日,店铺支撑着蜃蛟村街上的市面。基本的店铺的南货店、国药店、百货店、咸货店、大饼店、饮食店、剃头店、弹花店、鞝鞋店、裁缝店、豆腐店、肉店和水果摊。
  传统的老店有:天德堂中药店、顺兴南货店、三八咸货店、永年剃头店、弹花店、大饼店、裁缝店、鞝鞋店、水果店。
  建国后的村集市,曾经经历了“三落四起”的过程。建国初,农副产品由供销社购销,集市衰落。1956年月10月开放农村集市,市日再度兴起。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后,农村消灭了农民自产自销的基础,货物由公社统一调拨购销。1961年末,由于农副产品奇缺,允许农民副业的剩余产品自由交易,以通有无,集市再度兴起。但1966—1976年间,集市虽然存在,上市产品却控制甚严,集体生产的农副产品和社员个人的粮、油、草席均不准上市,集市上的交易冷落。1979年初,再次开放集市,允许粮、油、竹木等货物和小商品交易,取消对白肉、水产的限制,集市再一次兴旺。
  1990年,蜃蛟村在裕成前面修建新的月台式小菜场,市场用地1736㎡,其中棚屋403㎡,形成天天市。据《鄞县志》1990年统计,蜃蛟新市场日均摊位200个,日上市人数2000人,年成交60万元。
  供销社的起承转合
  1950年上半年,鄞县在姜山建立县供销合作社,吸收社员股份。也鼓励各地建立分社,以募集100股股本金为基本要求。古林龚家率先在鄞西地区建立供销合作社,这对蜃蛟村是一个启发。当时蜃蛟村周华良、周小青、王岳定、周明甫、周庆生五个人发起,筹集社员股份120股,申报成功,成为鄞西地区第二家建立的乡村供销社。供销社初为股份制商业企业,建立社员代表会作为董事机构。于是在当年的7—8月间,蜃蛟供销社利用周氏的老祠馀庆堂开业。因为周小青做过生意,是合适的主持人选。供销社先为长丰米店代收稻谷,并开始配置百货、食品,设柜台零售。年底,又在前虞建立分社。
  当时,政府倡导建立供销社,用意于以此调度控制农村的市场经济,故先前几位发起者因土改后的阶级成份并不是党的“依靠对象”,不能继续主持业务。为了加强领导力量,复员军人周永福被派到供销社,次年,古林基层社建立,派沈继林到蜃蛟供销社负责,张伟哉任会计。蜃蛟供销社成立于1953年5月,由乡政府牵头、民营商业自愿参加,周边乡民(蜃蛟、闻江岸、林家〓、吴家庄、张马、干唐、车家、下周漕、上下陈、芦家桥、翁姚、湖汇山)入股,每户出资2元一股股金,年底供销社发放肥皂、火柴等作为股民入股的发红,各村一名村干部参加供销社理事会。
  供销社在导向农村经济方面立刻起到了杠杆作用。1951年起,供销就开始收购草席,1952年起草子种由省供销社下达指标,乡村供销社操作。草席和草子种是蜃蛟除水稻外的两大重要经济来源,供销社实际上利用政策优势,控制了蜃蛟村的基本经济格局,而粮食则在1953年12月实行“统购统销”由国家通过粮管所严格控制。1957年草席、草子种列入二类农副产品,由供销社统一经营,供销社将投售任务下达给农业合作社,完成投售任务后家业社方能自售。至此,供销社和粮管所成为乡村粮食和经济作物的唯一出路通道。
  蜃蛟是鄞西草子种的重要产地。在“三年经济暂时困难”时期,根据政府的调控措施,1961年起草子种抵粮食统购任务,1斤草子种抵2斤粮食。1962年起,对草席、席草、草子种实行奖售,每100斤席草奖售化肥6公斤、布票0.8米;草子种每100斤奖售稻谷300斤,这实际上是鼓励发展经济作物平衡粮食歉收的措施,供销社起到了政策杠杆作用。此后,化肥在农村日益紧俏。1964年供销社实行600公斤草子种奖售化肥50公斤的奖售政策。至1979年,每收购100斤草子种奖售化肥300斤,草席则奖售香烟。1980年起,草席和席草实行派购,价格由省供销社制订。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化,1983年,草子种改为三类农副产品,由产销双方签订合同;1984年3月,草席和席草也改为三类农副产品,可自行购销。再其后,农村出产基本实行市场经营。
  供销社在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上曾一度担当了重要角色,主要的手段是通过“凭票供应”。因为供销社成为乡村中几乎是唯一的商业机构,余下的合作商店只是它的统一政策下的副助机构,它就完全可以做到这种调控。1954年9月15日起棉布凭票,政府按标准向群众发放布票,群众凭票到供销社扯布。布票可全省通用。这是国家在棉花上的“统购统销”的措施。1957年1月起猪肉定量,每人每月半斤。随着“三年经济暂时困难”的危机逐步加深,1960年8月起,凭票供应扩大到15种针织品。1962年生活用品极端匮乏,1月起香烟凭票,每人每月1—3包。糖、酒、盐、酱油、煤油、肥皂、火柴等21种生活也必需品凭卡按季定量供应,每人每月酱油1斤、米醋2两、火柴每户1盒、肥皂每户每季0。5—1块。当年,上海为吸引浙江购买力,浙江省布票可与上海市通用。
  至1963年,收费种类最多,1980年月12月,涤棉混纺布免票,至1983年5月,纺织品全部免票。1984年停发布票。
  1964年5月猪肉曾畅开供应,至1979年6月畅开供应。
  1966年后凭票香烟取消;1974年1月重新凭票,至1979年畅开供应。
  1963年购货卷取消后,丝绸、呢绒、铝锅、搪瓷制品、半胶鞋等11种商品供应。食糖除供应婴儿、病人外,1962—1972年双夏和春节略有供应。1983年食糖、黄酒畅开,1984年4季度起煤油、肥皂、火柴畅开。
  鄞县吉林蜃蛟生产商店,受鄞县供销社委托经营化肥农药零售柴机油中小农具零售。
  1955年,对私营商业中的烟酒、百货、饮食、南货等建立合作商业,1958年全部过渡到人民公社供销社,1961年调整下放,继续成为合作商业,1971年改造为供销社代购、代销、代营,1979年,成为独立核算单位。
  1955年,闻江岸的闻理民私营小店转为合作商店,1958年过渡到人民公社供销社。1961年又调整下放为合作商店。1971年对1961年下放的合作商店改定为供销社的代销店,也称下伸店,归属供销社领导,人员全区调配,石碶人王岳定、鄞江的缪美玉曾在闻江岸下伸店任代销人员。1979年下伸店转为独立核算单位,由闻宰昌经营,而后又有闻益平、闻兰生经营。
  蜃蛟解放初期先在馀庆堂开办供销社,上文已具体细说。1974年又在原魏家祠堂旁边建造12间二层房屋,于1975年10月1日开业,主要经营:中西药,烟酒副食,日用百货,文化用品,针织及棉布,下午4∶30(航船到)打烊停止营业,晚上由代销店经营至8点钟,主要经营烟酒副食。1987年又在现在的菜场南边建造三层新的供销社大楼。2000年4月17日承包给个人经营,2001年供销社大楼出售给供销社职工转为个体经营。
  鄞县古林蜃蛟生产商店,受鄞县供销社委托经营化肥农药零售柴机油中小农具零售。1995年3月—2010年7月为独家经营,1999年3月承包给个人经营,化肥、农药由区农资公司统一进货。
  2010年,化肥、农药购销政策放开,允许个人开设化肥、农药店,禾丰公司在各村开办了连锁店。
  水陆交通联城乡
  蜃蛟村与外部的联系,历史形成水、陆两条通道。
  旧时陆道都是石板路,有五条石路沟通外部。第一条石路往东南沿河塘向东到新桥河的三河口折南,过新桥到前虞〓,约三里地。再向前,一是向东南过桃浦桥(俗称团蒲桥,为桃浦河出口,有建于宋宣和年间(1119—1126)的塔、上下王到横涨桥(古称洞仙桥),全程约七里;或从前虞向正南过上下凌可达王家桥、沙港口,也约七里。第二条石路往东到闻江岸,又有两条路,一是走庙河塘,过“十四房”到前闻江岸。十四房为一处义冢,旧时专厝小儿棺木。一是走后塘路,后塘路从前闻江岸与后闻江岸中间的田野中穿过。都是两里地。闻江岸向东半里为石马塘,过石马塘桥再向东,过石嘉桥、郑家漕到黄古林,全程约七里。黄古林为鄞西平原大镇。第三条石路从后塘路折北过蒲家〓前石桥到张马项,约两里半。过张马项再四里半可到横街头、凤岙市,此为鄞西山麓大镇。第四条石路从裕成前向西过板桥到林家〓,约两里半,再向西可达吴家庄、如意〓、沿山边家。第五条石路从魏家朝南,又可分两条路。一是往西南过湖汇山到翁姚约三里,再向西南过陆贵桥分两路,一路南到芝山,另一路西到建岙、大桥。大桥又分两路,既可向西到建岙,又可往南过柴家河越竹节岭到鄞江桥。鄞江桥为鄞西南山口大镇。二是朝正南过蒋家桥庵、湖汇山穿洋家畈过四脚凉亭可到仲夏李家,约五里地。仲夏李家为唐代仲夏堰所在地,也是小江湖与河流交汇处,有通判舒国佐建于宋绍兴八年(1138)的仲夏桥。再往南过川堂庄家,可到洞桥头、百梁桥;而往西则到芝山、里龙江。
  传统水路主要以航船航线为标志。蜃蛟村在上祠堂馀庆堂边上设航船埠头,有蜃蛟航船朝发暮返往来于本村与宁波之间。所谓航船,即是有竹篷的木制客船,人工摇橹前进。为了保证速度,设主副两橹,或者一人摇橹、一人拉纤。临开船时,船夫“老大”吹响被当地人叫作“牙螺”的海螺号,作为招呼最后乘客的信号,一般早上六点开船,午前十点左右即可到宁波的濠河头。下午一点左右从宁波返回,晚饭前可回村里。天天如此,没有休息。所走航道,一般从蛟川河到新桥河、石马塘河到黄古林街河,走南塘河水系,在石马塘、石嘉桥、黄古林、狭江桥头、绕湖桥、坟头桥、石碶、段塘、向阳桥停靠上下客,进宁波南水门到濠河头停泊。
  50年代后期,航船改为机器船牵引,俗称“汽船”。汽船一般在翁姚过夜,早晨从拖翁姚航船沿桃浦河到新桥河,拖上前虞航船到三河口,蜃蛟航船已经人工摇至那里等待,然后到黄古林拖上古林航船,到栎社拖上栎社航船直达宁波。传统的其他停靠点照旧停靠上下客。一段时候汽船在白象桥过夜,蜃蛟航船先摇到石马塘,与从凤岙市来的航船编队前行。汽船一般能拖七、八只木航船,长长一溜,煞是好看。有航船是旧日村庄繁荣的标志,就像有市日一样。因为航船沟通的是村庄与城市的联系,很多信息都从航船捎带进来。民谚说:“宁波朝报,乡下先到”。所谓朝报,都是重大新闻。而村子里的各家贵客也随航船到来,这会给村子带来许多热闹和乐趣,故当地童谣也对航船抱着极大的兴趣,每当航船到达的时候,小孩子都会吟涌儿歌:“航船到,冷饭炒,航船老大翻顶倒”。顶倒即是跟斗,喻其快活自在。
  农用的水上交通以传统的田庄船为主,田庄船又称农用船。这是一种木制的平底船,腹大头略尖,可装稻谷、农具,婚庆时也用来装嫁妆,农村里凡有笨重的装载都用农船,甚至到城里换便时也会用来装满船的粪便。村里的农民基本上都会摇船,这种农船没有船舵,方向全靠摇橹时推、扳的力度来调整。如果出远道,还会有人拉纤。大河沿岸都有纤道,有的纤道直接从桥下通过,船只过桥不必拔纤扛。蜃蛟村所用的农船大多出自段塘制造。1973年开始有水泥农船,由于水泥船补缺十分方便,加之木料日益紧张,至1978年,村里的田庄船全部采用水泥船。
  水乡的船只种类很多。除田庄船外,大容量的货运有时会开进一种大型的趸船称“百官船”。这种船只由于在曹娥江流域常见,那里的水上重镇是上虞的百官镇,故以地名称呼之。也因为这种船只的头上漆成红色,也叫“红头百官”。另一种外地船也偶有进来,那是来自鄞江上游溪道里的“乌山船”,这种船只肚大底平,吃水非常浅,首尾各有一个上翘的尖头,故童谜有“乌山船,两头尖,松毛丝、戤船边”的说法,其实谜底是人的眼睛。此外常见的是脚划船。这种轻便易于掉头的小船,是绍兴渔民带进来的,常常用于捕鱼,便也有专门用于客运的撑了乌竹篷的脚划船,绍兴人称乌篷船,而蜃蛟人直呼划船。以前街上开咸货店的三八老人就备有乌篷划船,谁家有急事,可以雇用,就像今日之“打的”,这种船以脚划为动力,辅之以手划掌握方向,速度极快。另有一种专门在水上养鸭子的四方形平底船,称鸭蛋船,不用橹只用一根竹杆撑,这种船无所谓船头船尾,进退十分自如,常常一只小船赶数百只鸭子,远看如白云一片,小船在白云上行驶,十分逍遥。
  传统时代、尤其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老、弱、小、妇,人们石路步行的活动范围大约在十里见方,超过十里一般会乘坐航船,除非航船不能直接到达的地方,行走三、四十里也常有人在。比如十五里到鄞江桥,翻建岙郑朱岭走廿五里到樟村,甚至四十多里到奉化,常常都不畏路途,还要挑箩夹担。合作化时代,区、乡的公务通信员已经用自行车来往乡间,大跃进后,村里的邮递员也用自行车到各村送信送报。1973年蜃蛟村民周小忠购进第一辆自行车,从此村民的自行车日见增加,也练出一套在石板路上骑车的本领,甚至能从无栏石桥或者板桥上通过。1983年,为拖拉机行驶方便,村里通向各处田头的干道都建造了机耕路,石路大道也加宽泥土路基以通农机,形成人车共用的宽石路,不但更方便了自行车的通行,生产队为集体事务需要去远道,有时也会专程用拖拉机载人远行。在此同时,村里的抽水机船利用出水后的反冲力作为前进动力,也成为一种载人工具,而且凡集体或个人有急事,都会运用这种水运方式,甚至一直开到宁波。到“文革”中期,“打水机船”在很多时候成为村里的主流交通工具。
  汽车客运的开通彻底改变了蜃蛟村的交通方式。
  1978年,宁波汽车南站到蜃蛟的班车开通,一天一班,途径段塘、礼嘉桥、藕池、薛家、大包桥、布政、戴家、古林、蜃蛟。这种方便快捷的新交通方式,使航船的客运功能很快退缩,其后航船多用于带货,至多有些无所谓快慢只要能到目的地就行的老年人还坐航船,毕竟船票比车票便宜。1997年12月26日,宁波到蜃蛟的航船停止航行,最后一班航船老大是刘宏堂、厉才康,从此汽车路的开通彻底改变了蜃蛟村的交通条件。到2001年2月28日,往返宁波至鄞江的鄞西客运鄞航47号停运,同时也宣告蜃蛟以水运为主要方式的交通时代结束。
  1974年动工的从甬临线段塘到梅园三星桥的段梅公路开始修建,至1978年全线贯通,全长17.6公里,该公路从蜃蛟村通过,基本利用和覆盖了原后塘路、魏家通翁姚的部分石路路基。初修时路基宽8米,设计负荷汽—10,属四级公路。1989年9月和1992年5月,分别改造1K段为混凝土路面,路面宽9米。7K段为沥青路面,路面宽7米。1990年,为适应栎社机场需要,戴家段改路面宽9米。短途班车设礼嘉桥、包家、布政、戴家、古林、石马塘、蜃蛟、三星桥八站。
  1979年11月至1981年1月,利用原有的机耕路的基础,自晓(岭)荷(花池)公路上水碶经前虞到蜃蛟的上蜃公路建成,并在村东的卖柴弄口接上了段梅公路,全长4.4公里。这条路路基宽6.5米,路面宽4米。设计负荷汽—10,属四级公路。
  段梅公路到三星桥后,又接上了自望童公路横街起至鄞江连接晓荷公路的横鄞公路,这条公路全长10.78公里,路面宽4.5米,在三星桥接段梅公路。设计负荷汽—10,属四级公路。至此,蜃蛟村纳入了“宁波—横涨—洞桥—蜃蛟—古林—布政—宁波”和“宁波—古林—蜃蛟—梅园—鄞江”以及“宁波—古林—蜃蛟—梅园—横街—集士港—宁波”的鄞西公路交通大网络中,基本上可以通过公路交通到达全县的各个乡镇。在这种情况下,蜃蛟村的传统石路除了被公路覆盖外,如庙河两岸石路已经荒芜废圯。
  2004年,鄞州区经批准可单独实施公交化改造,遂成立短途客运公交“东方巴士”服务公司。12月31日,“东方巴士”开辟编码为626路的古林至宁波汽车南站线、编码为625路的蜃蛟(梅园)至宁波汽车南站线和编码为604路的古林镇至蜃蛟(梅园)线。
  625路公交车自宁波南站(柳汀花苑)出发,途经南郊公园、恒春街、海怡花园、人才市场、联丰新村、南雅新村、宁兴小区、电视中心、南外环路、雅戈尔新村、市路灯管理所、藕池大厦、藕池新村、申甬日制衣厂、礼嘉桥、薛家村、张夏、包家、宋严王、布政中学、张家潭、布政、葑水港、开诚企业、望春工业园区南、杉杉科创园、鹅颈村、俞家、夏家、鄞州艺术学校、古林镇政府、庙后、古林、西洋港、仲一(石家桥)、闻江岸、前虞、蜃蛟村,继续开往茂新、芦家村、上下陈、三星村、姚家、翁姚、三星桥、蔡家溪到梅园调头,再沿上述停靠站返回宁波。5月-10月,南站发梅园的汽车为早上6∶00至下午18∶30;梅园发往南站的汽车为5∶15至17∶45。11月至4月略作调整,南站发梅园的汽车为6∶10至18∶15,梅园发南站的汽车为5∶25至17∶30。公交的收费,南站开往梅园的,凡在藕池大厦前上车的一律3元,藕池新村起上车2元。反之从梅园开往南站的,凡在西洋港前上车的一律3元;古林起上车为2元。
  宁波绕城公路全线于2011年12月28日全线通车,其中西段于2007年12月26日与杭州湾跨海大桥南岸连接线工程同时试通车,2008年5月1日正式通车。最近的上高速道口在葑里村里仁堂(宁波西),与蜃蛟村擦肩而过。
  1987年蜃蛟“鄞县软管软轴厂”购置第一辆汽车,江苏丹阳产的鹰牌双排座小货车。1983年村民虞志国、虞志龙兄弟购入第一辆解放141货车,1995年10月村民沈明芳购入蜃蛟村第一辆天津“夏利”轿车。据不完全统计,至今全村共有各类汽车300余辆,从此确立了公路交通为主要交通方式。
  一个半世纪的办学传奇
  一
  道光二十九年已酉(1849),蜃蛟周氏创立启文义塾。所谓义塾,就是对族内子弟实行“读书不要钱”的义务教育的地方,此事非同小可。
  半个世纪一晃而过。在“清末新政”改革浪潮的推动下,周氏族人又产生了创办新学的想法。宣统元年(1909)已酉,族人把办学的意愿隆重地向鄞县的地方长官呈报,也获得了批准,即于翌年庚戌二月十四日开办了初等小学堂,使用新的教材,即用科学知识取代以往的科举蒙读,但是一度名称仍沿用“启文义塾”。
  办新学和日后维持都需要钱,钱从哪能里来?当时周氏各房为了祭祀自己的祖宗,都有一些房内的公产如田地、租屋可以租赁,租赁的收入充当祭祀费用。这些公产都以祖宗的名号称为“某某祀”。这一次,形成了一个很值得注意而有趣的办学现象。为了办好义塾,周氏族内讨论,一致响应倡议,由十八柱共出祭祀钱作为办学的本钱和日后维持的基金。据《蛟川周氏宗谱》记载,这些出钱的祭祀单位有:
  二十六世廷元公之“芝坡祀”,廷宝公之“君礼祀”;
  二十七世志炎公之“月塘祀”,志顺公之“兆贵祀”,志仁公之“静山祀”,志贤公之“思齐祀”:
  二十八世端楷公之“载瀛祀”,端樟公之“晴川祀”,端本公之“吉人祀”,端柱公之“擎一祀”,端橒公之“云峰祀”,端桢公之“亭亭祀”,端杰公之“又英祀”,端楣公之“峨山祀”,端模公之“敬亭祀”,端位公之“南池祀”,端仕公之“裕堂祀”,以及端珩公(当时尚在世)的日后祭祀钱。
  十八柱的祭祀钱尚不足,又有诸公的后裔40人各出制钱三千,以厚其基金。祭祀在旧时是一件十分重大的事情。动用三代十八位先辈的祭祀钱,又有40位后裔每人3000元的赞助,这次办学可称兴师动众,也可见族人对办新学的重视。对后人有启发的是,周氏族人把这笔钱分解为两个部分,一是用于学校的创办和延请教师,另一部分是用余款买进240亩校产田,以田租的形式使之增值,以供养办学所费。
  这所新的小学办在哪里?族人讨论后统一思想,就办在新祠堂“崇本堂”的两边厢房里。这又是一项重大决策。因为宗族祠堂非等闲之地,依祠办学,就有祖宗让位于子孙之嫌。但是办学是利在子孙的百年大计,又有历代孔庙就两庑办学的先例,族人思想也就高度统一。
  到了民国一、二年间,裕成的景濂堂民房因为维持困难要出让一半,而小学又有充裕的基金,就买进东边一半房屋,这样,小学就从祠堂搬到了新的校舍,并定名为“崇文初级小学”,教学为复式编制。购屋和开办各费当然尽数由启文义塾公蓄之款所拨充。
  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义塾的基金管理十分有效。《宗谱》说:“核其始末,创始于道光已酉,改设学校则在宣统已酉,相距已得六十年。故其公蓄,颇称饶足。”这里虽然没有写明,但必定有一种基金运作的方法,使之增值而得饶足。而且周氏对于教学之重视,也在谱中有所透露,“今族内裔孙,有创办完全小学之建议,则另建校舍,添设高级,实行义务教育,以符国家定章,得教育普及之效不远矣。”
  要办好学校,不仅仅要有校舍,更要有家族内部尊师崇教的规矩。于是周氏在家族内部出台了称为《教育四条》的族规:
  一、本族向有启文义塾,置田二百四十亩。自宣统二年庚戌起改办学校,现定名曰崇文初级小学,址暂在景濂堂之左。凡我族人,无论男童女童,皆可就学。学费随家之有无酌定之,毋得紊乱。
  二、教员以训育儿童为本职。族内有冠笄丧葬等事,不得多渎,致妨功课。如其事有非教师不能为者,亦须于课毕后方可请教。
  三、本族多业农,早晚两季收获之时,必须破除旧习惯,不得旷课。为父兄者,须知为学不可作辍,现时学校课本均有定程,不可旷废,贻误子弟。
  四、识字为立身之本。虽秉耒耜,不能不略识之无。既设小学,必力求扩充,添办高级,以臻完美。
  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周氏对于教育的重视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把教育中的识字作为立身之本,而且凡族人无论男女儿童均可上学,其教育费用“随家之有无,酌定之”,其经费来源主要是族中所置的240亩水田的收益,实行公产公益的办法,已经初步具备了义务教育的因素;其次,强调教学楼要正规化,不得干扰教学秩序,确保教师的正常工作和学生的正常学习时间;此外,学校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逐步扩大教学规模。这些观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宁波开埠后西学东渐的影响和新文化对农村的带动。
  二
  崇文初级小学为民国初开始试行的新学,开设修身、国文、算术、手工、图画、唱歌、体操等课程。1915年,初等小学改称国民小学。次年,实施国家教育部《国民学校令施行细则》,提倡体育、智育、情育、志育并重。1919年起,修身课改为公民卫生课,国文课改为国语课,手工、图画改为工用艺术、形象艺术课,并增加社会、自然课。
  1929年,鄞县政府成立义务教学委员会,对6—12岁儿童实行强迫教育,囿于经济原因,不能普及。1940年,根据教育部《国民教育实施细则》,要求所有各乡镇设立中心小学校,本村为蜃蛟乡中心村,小学遂改为乡中心小学,并由初小改为完小。学校一直设在“裕成”大宅,直到1990年搬迁新校舍。
  1949年5月鄞县解放,包括蜃蛟小学在内的所有学校悉归国有。学校废除公民训练、公民课等,增设政治课。下半年起,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开展“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的“五爱”教育,提供理论与实践一致的教育方法。1950年7月,在鄞县人民政府统一任命乡中心校长时,任命车兆育为蜃蛟乡中心小学校长。其时,还利用夜间在小学里办农民“冬学”,帮助农民识字扫文盲。1952年,根据国家教育部《小学教学计划》,开设语文、算术、自然、历史、地理、体育、图画、音乐等8门课程。1953年,全面学习苏联经验,强调学生全面发展,课堂教学提倡“五个环节”,并改百分制为五级记分制。1955年秋,又增设手工劳动课,把生产劳动列入课外活动内容。1956年推广普通话,从此年入学的学生开始,小学低段引入注音字母(后改拼音字母)。1957年为实现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学方针,加强政治教育和生产劳动。1958年9月,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生产劳动正式进入列入教育课程。其时适逢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学校劳动任务日益加重,农忙时期放“农忙假”,组织高年级学生割稻、拔秧,低年级学生捡稻穗、拾粪积肥,学校开辟菜地让学生学习种菜养猪,组织“晚呼队”穿巷走弄呼宣传口号;教师更是政治学习不断,经常连夜赶赴鄞江桥区校开会,“放卫星”“插红旗、拔白旗”,组织农民扫文盲,严重干扰了学校的教学秩序,教学质量明显下降。其后又遇“三年自然灾害”,导致大批学生流失。其时蜃蛟没有中学,小学毕业生根据学区报考鄞县第四初级中学(后称鄞江初中),每年约有2—3名学生升入初中。初中毕业能考上樟村中学读高中的,更是寥若晨星。
  1962年在国家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中,贯彻中共中央《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小学须保证全年有9.5全月教学时间,纠正了大跃进带来的劳动过多的现象,其时还开展了“学雷锋”活动和阶级教育。
  
  直到“文革”前,曾经在蜃蛟小学任教的教师有数十人,其间先后由车兆育、马立品、汪时同、陈开锦、王悌恩、洪华冠、潘隆甫、翁毅夫担任校长。
  民办教师最早起于1958年,分别有宋千军、周凤英等。
  三
  1966年下半年起,小学教学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影响,翌年2月,因“批判旧教材”导致原课本停止使用。学校只能在“以阶级斗争为主课”的要求下,用浅近的毛泽东著作如“老三篇”为教材,再兼学语文、算术。再以后,校长翁毅夫“靠边站”,教育秩序严重混乱。1969年7月,小学下放给大队管理,实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学校更名为“蜃蛟大队五七学校”,以示响应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五七指示”。教师归队任教计工分。学校先后由柯秋霞、毛连根、应百善为学校负责人,代表“贫管会”行使管理职能,相当于校长。
  1972年,根据周恩来提出的“普及农村小学五年教育是一项大政”的指示,蜃蛟小学于1973年开始实施五年制教学,小学设1—5年级各一班。学校内设初中,称“戴帽子”中学,主要招收本大队(村)的子弟入学,以减轻设在庵漕的公社中学的压力。初中的学制为两年,故只有初一、初二各一班,也尝试过春季招生开设初中春季班。由于教材衔接等原因,小学一度曾加读半年,称“过渡班”。1975年学校曾被评为宁波地区教育先进单位。1977年10月,为了改变办学条件,蜃蛟大队出资在裕成门前的草场建造一座砖混框架结构的二层楼教育楼和两间作为食堂的平房,总面积672平方米,于1978年8月竣工。在这段时间里,由于停止招收公立教师,原公立教师不足以应付教育任务,村里招收宋千军、周凤英、应百善、周亚斐等人为民办教师。
  1978年,蜃蛟小学恢复为公社中心小学,由虞启松担任校长,学校也在秋季由裕成老屋搬迁到新落成的教育楼。小学恢复了六年学制,取消了过渡班,继续内设初中,是年有学生420人,教职工18人。学校提倡“以教学为中心,以课堂教学为主,以书本知识为主”的指导思想,教学开始再次走上正轨。为了多方筹措办学经费,1979年9月蜃蛟小学办起了校办厂,由林大邦任厂长,有职工12人,生产五金汽车配件,年产值20多万元,利润5万元,用于补充更添办学设备和改善教工福利。1979年起不再招收民办教师,优秀的民办教师吸收为公立教师,蜃蛟小学先后有宋千军、周凤英、应百善、周亚斐等转正。
  新校舍落成后,老校舍“裕成”老屋移交蜃蛟大队创办抛轮厂,数年后毁于火灾。
  1980年9月起改由李良宝任校长。其时的一个重大变化是小学与初中理清体制,强化社中心的职能。是年9月中小学分割,初中统一归并到公社办的蜃蛟中学,恢复三年学制,不再在小学“戴帽”。小学独立建制,且将周边除前虞小学、茂林小学继续办完小外,其余行政村的小学中高段五、六年级学生充实到社中心,使蜃蛟小学的学生额基本保持在400名左右,教师近20名。学校的东、南、西砌起围墙,以保证教学楼和操场成为一个独立的院落。1983年8月,根据省教育厅《全日制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一至六年级均开设思想品德、语文、数学、体育、美术、音乐、劳动等课程,在四至六年级开自然课,五年级开设地理课,六年级开设历史课。重建少先队,贯彻《小学生守则》,进行“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这一阶段,校办工厂依旧保持原有的规模和经济效益。
  1984年6月起由周信泉担任校长。1986年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教育有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同年,教学楼西扩得一幢二层小楼,可增加4间教室,新建筑占地12亩,建筑面积224平方米。1988年10月到次年12月,学校再次动土,在北面新建1幢教学楼、3间食堂平屋和7间校办工厂厂房,新校舍占地3.82亩,建筑面积1236平方米,于1990年春启用新校舍。其时,学校1—6年级共12班,有学生530人,教职工28人。校办工厂保持原有的规模和效益。
  1990年9月起,由陈春亮担任校长。全校12个班级,有学生600余人,教职工30人。1991年3月起动工建造教师宿舍楼1幢,次年5月峻成,共18套,建筑占地1.8亩,建筑面积1446平方米。同时,校园内建造花坛、喷水池,校园更为美丽。
  蜃蛟小学从小公社建立后,除“文革”中必为五七学校外,一直作为公社(乡)中心小学。周边村落的初级小学在发展中不断被整合到蜃蛟小学。查1990年的统计资料,当时的蜃蛟公社共有蜃蛟乡中心、前虞小学、茂林小学3所完全小学,此外有湖山小学、车唐小学、林家小学3所初级小学。这3所初小的毕业生,大多会到蜃蛟小学来继续读五、六年级。其后,为了提高教育质量,也因为农村学龄人口的急剧减少,各周边小学均在调整中分批并入蜃蛟小学。
  四
  在蜃蛟村的教育历史上,有一段富有影响的创办中学的经历。1958年下半年,在大跃进“敢想、敢说、敢作、敢为”的积极政治气氛中,借助村里的十房头民宅,创办了蜃蛟民办中学。黄加苗是创始校长,聘请了陈丽珠、车孟哉、宋千军、童华丰、郑金文等前来任教。这在蜃蛟村的千年历史上是第一次创办中学的壮举。所谓民办,实际上是公社出钱,而不是由县政府财政支付办学经费,用现在的话说是政府分级办学。
  当时农民家境比较贫困,子弟上学能读到高小毕业已经算是不错,能升入中学的寥若晨星。因为中学必须到樟村后来到鄞江桥就读,农家子弟如果去寄宿求学,单独的开销确是一笔可观的费用,不寄宿者在家吃饭,小菜多出自田头,人多人少都含糊过去,而且还不能在课余时间为家里割猪草、挑苋菜马兰、做些帮工下手。现在初中就办在村里,这使贫困农家十分踊跃。民办中学一开办就招收了两个班,约80—90名学生。到第二年又招了一班,达到三个班的规模,同时增加了高文达、陈金国两名教师。
  “三年自然灾害”开始后,农村经济十分萧条,办学经费的来源也受到影响,踌蹰满志的民办学校就受到很大的挫伤。1961年上半年,蜃蛟民办中学搬到裕成老屋,附于小学一起办学,规模仍有三个班。到了次年,学生只剩下一个班,人数不足20人,教师也只有宋千军一人。但是民中的办学机制依旧得到群众的需求和公社的支持,到1964年再度发展为二个班,又从古林中学调来李竹凡老师,与宋千军一起专门教习初中,其他课程则由小学的教师如翁毅夫等兼任,大大减少了教育成本。当时公社党委要求民中加强种田技能的培养,划拨卢家桥15亩土地归学校耕种,学校也因此增加了一名农民教师陈世猛,于是民办中学必为农业中学,称蜃蛟农中。
  蜃蛟农业中学一直维持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生也与各地的中学一样随大势停课“闹革命”,外出进行“革命大串连”,不再有新的招生,学生作鸟兽散,学校也自然结束使命。
  1969年9月,为适应“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将全县15所县属中学的教师、校具、仪器等分到全县53个公社,以实现“社社有初中”的目标。此月,蜃蛟公社中学建立,首任校长林守甫。中学选择了蜃蛟村的庵漕河南空地建造校舍,公社按全社每亩土地0.8元的标准摊派,共筹得办学资金1.8万元,各大队也抽调一名人员负责建造校舍,蜃蛟大队派出队干部周云良负责建设。为节约建校费用,校舍建造的部分材料系拆除张马后面的三眼桥庵所得,由杨南良、唐松凤负责拆迁。学校占地3.8亩,建筑面积1140平方米。
  1971年秋季正式招生4个班,在新校舍开学,这是蜃蛟村历史上第一所正式的公办初级中学。中学的师资除从原公办学校调入的王蔚筠、徐正竹、程鑫凯等教师外,又招聘了应安邦、严秀兰、徐仁江、许锡明、车建国等。学校除教授浅近的语文、数学和常识外,还开展“学工、学农、学军”活动。1976年秋,学校增设高中班1班,次年又招高中1班,高中直到1979年结束停办。
  1979年高考制度恢复后,教育方走上正轨。1980年9月,蜃蛟小学的初中班2班在中小学分设中并入蜃蛟中学,并开始实行三年学制。1983年秋季起,初一年级实行《浙江省全日制第二类教育计划》初中开设农业知识课外活动,以培养当地生产需要的人才。1988年后,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新编《鄞县志》记载,1990年蜃蛟中学班级5班,学生201人,教师14人,1993年在公路边毗邻小学建新校舍。
  随时着计划生育的贯彻,学龄青少年增长速度得到了控制,原规划的学校开始生源不足。为了更有效地发挥教育资源的作用,1997年9月,在全县县教育布局调整中,撤消蜃蛟中学,师生并入古林中学。从1969年开办到1997年结束,蜃蛟中学历经28年的办学历程,一度开创了蜃蛟教育的辉煌时代。这其间,林守甫、王瑞甫、朱建国、虞启松、虞启迈、陈春亮、任连华、王以林曾先后担任蜃蛟中学的校长,为中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重教兴学与闻氏为伴
  闻氏族人历来重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在家谱的先训中有这样的记载:一、崇祀以敦孝思。二、睦邻以念仝宗。三、耕读以务本业,四、孝悌以肃家风。
  把读书放的维持生计的农耕的后面并来在一起,可见先人把文化教育放在何等重要的位置。而在宗祠的建筑风格上也突出了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在祠堂屋脊的标志性装饰物用镰刀与桃子、桃花。镰刀是收割粮食作物的农具,是农耕的象征;桃子、桃花象征求读的成果,意蕴桃李遍天下。
  鄞西石马塘闻氏,源于山东青州益都,务农起家,耕读为伍,南下明州,扎根鄞西,无不与读书相连。宋开庆元年,文学士时政公博览群书,率族迁居石马塘。修塘、造桥、建庙、建祠、修谱、定家训。明武宗皇帝敕曰:“渊之父,为一乡之善士,诗书教子,出为甲第之英。”闻渊出于名臣世家,从小受礼义诗书熏陶,为国为民,官居一品,是为闻氏重教的结果。
  《家乘》中的叶氏教子甚为感慨:“乃有有心女子于仁义式微之际,独发而为匡世之语,如问贤母者,居恒以读好书、说好话、做好人、行好事,四语为训于人,而且能实践诸躬。”与孔子“四勿”如出一辙。把读书明理放在首位,其子性善、性道不忘母训,皆有功名。
  家谱记载,清乾隆间,有闻友光为育人材兴义塾,闻可成建家塾以启裔。同治癸酉年(1837),有十几位受业弟子为恩师翰嶂公五十寿辰祝寿贺诗。可见当时民间私塾教育已初具规模。
  清朝后期,鄞地办学之风盛行。思维敏捷的94岁闻善法老人回忆,其父方富8岁那年(光绪十六年——1890年)在崇贤初级小学读书,课堂设在闻氏宗祠的西厢房,后来读书的人多了,学校搬到宗祠东半里地的石马塘普渡庵,校名改为“追远初级小学”,以宗祠的堂名命之。又据88岁的闻世法老人回忆,其伯父春甫7岁那年(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在石马塘追远小学读书。又据《鄞州区军事志·军事人物传》载:“革命志士,梅园人边春甫1921年在西乡石马塘追远小学任教。”综上所述,闻氏族人在光绪年间已开办学校。又从这个“初级小学”的名称看,具有当时的时代特色,是一个统一的规范化名称,可见当时办学之风的甚行。
  《鄞县通志·政教志》载:“第六学区鄞县私立崇贤初级小学,乡人闻启瑞、闻方坰等筹办。”启瑞是其官名,方坰为清授登仕郎,都是闻氏族人,是家乡的有识之士。家谱是这样评述方坰的:“自奉甚啬,独勇于赴善,乡里有善事靡弗躬厥役,其兴民团、立学校二事,尤啧啧徧人口。”
  追远初级小学校址选在水陆交通便捷的石马塘西街普渡庵水搁墩,环境相当优越,离暄闹的街市有段距离。北面二间是乒乓室和图书室,中间四间分隔成两只教室,二、四年级和一、三年级复式班课堂。西边是清净的佛门静地普渡庵佛殿,中间隔着一块空地,南面是临街的一排房子相隔,北面是一望无际的大水潭,东面是辽阔的石马塘江面,推窗即见碧波荡漾的清涟,送来微微清风。课堂北面一排南北向的小屋,有运动器材室、教师办公室及生活用房。小屋北面是学生上体育课和课间活动的操场。操场呈正方形,周边各长七、八十米,西北两面有竹篱笆与稻田隔开,东面临江,岸边有数株细枝茂密的垂柳,还有一棵大樟树,用煤渣、沙子铺设平整而坚实且有弹性的操场。操场上有跳高、跳远的沙坑、沙沙板、高低板、爬杆、铁环、绳索等运动器具,学校的设施齐全,在当时可称一流。
  据老人们回忆,学校还设立奖学金制度,对家庭经济十分贫困而学习成绩又非常优异的学子,帮助其完成学业。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族人闻友邦曾掌管过奖学金的管理,帮助闻智尧完成了学业,从贫困的学子成为当时十分稀罕的大专生,日后担任了宁波二中的教导主任。民国十一年(1922)家乘第八修记载的职官科举达260余人,闻氏允称书香门第。
  学校设有校董,闻月宰当年担任过校董。宗祠划拨一百余亩土田出租的租谷作为学校的办学经费。聘请教师先后有闻诊民、张康川、闻永年、原宁波市委书记项秉炎的父亲项庆生、兄项秉善、还有革命志士边春甫等。1946年蜃蛟乡学区内的蜃蛟村崇文初级小学、闻江岸村的追远小学、林家〓村和张马村的初级小学,四所初小举行统考,闻江岸村的追远小学一举夺得两个第一名。闻友湘夺得四年级统考总分第一名;闻友沛夺得三年级统考总分第一名。毕业学生有:中央教育部职教司副司长闻友信,原宁波市委书记项秉炎,原浙江省高级法院行政处处长闻根法,昆明大军区总医院正师级、大校军銜闻颂苏,原北京市化工工业总公司企业主任闻智廉,原鄞县县委组织部负责人闻友宪,原空军教官闻友谋,参加过抗美援朝、北赴珍宝岛反击战、南到北越“援越抗美”、多次立功的闻德财,受到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接见的东航雷达连指导员闻才兴等。
  1950年9月进行土地改革,追远初级小学停办,学校迁到闻氏宗祠,改名为象南乡三村初级小学。同年7月,鄞县人民政府统一任命任美忍为校长,教师有闻珍民、虞启文、边菊青、王老师、沈美剑、周廉嬴等。当时象南乡一村(郑家漕)、二村(石嘉桥、小二房、后虞〓、石马塘东街)、三村(前闻江岸、后闻江岸、石马塘西街)、四村(张马)等的相邻村庄的儿童集中在象南初级小学就读。
  1958年进入公社化时代,祠堂开办大食堂,学校迁往宗祠西一百余米的民宅“道房”,学校的规模缩小只有本村子弟就读,老师有冯良、张亦君、陈春良、闻永年等。
  1960年食堂停办,又回到祠堂办学。老师有朱纪良、王爱云、虞宁圆、闻美君等。1969年下半年学校下放到大队管理,老师有陈春良、王爱云、孙莉菊。1970年,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大队按排闻定昌、林大邦、倪幼芳为赤脚教师,闻定昌为校长。1972年小学改为五年制,小学带帽设初中(二年制),改为“五七学校”,施仁祥为校长。大队又安插本村青年叶佩玉、闻益成、全三宝、闻友苗、施仁祥、虞金妃、毛其军为“赤脚教师”。后又聘倪幼芳为民办教师;国家教师有王爱云、孙莉菊、程鑫凯、任美庭、戴徳成。
  1989年为提高教育质量,蜃蛟周边的小学逐步被整合到蜃蛟中心小学,于当年9月并入蜃蛟中心小学,闻江岸村办教育至此完成历史使命。
  悬壶行善在乡间
  ——记蜃蛟的乡村医院
  蜃蛟旧时的医疗,既有开业门诊的个体医生,也有赶市走巷的游医。游医常常是一些专科,如“大雨伞”拔牙齿,因为露天行医,撑一顶硕大的阳伞乃名。也有卖跌打损伤膏药的术士,在集市街头围一个人圈,或演武术,或变魔法,然后招徕生意,介绍膏丹,或当场医治,以示医术。这些医者来去无踪,终为江湖人士。
  上世纪30、40年代,闻江岸有2位中医师。一位是中医内科闻传官,另一位是中医外科闻球甫,都是个人行医的中医。行医方式有:在家等患者上门求诊的,出诊为病者上门看病的,还有穿街过巷的游医“郎中”,去周边村镇赶集到中药铺“坐堂”的。医生出门有习惯骑驴、骑马的,有自备小船雇人摇船去赶集的。每逢集市,药店铺的伙计在店堂内摆上一、二张“八仙桌”请医生坐堂,为病人搭脉问诊开处方,患者必就地抓药,药店生意自然会更好。而医生有固定的店堂行医,能吸引更多的患者看病,同时也为病人提供了方便,三者各有所得,此种行医模式甚行于世,延续至今,某些药店也有仿效。
  解放初,常住本村行医的个体医师,中医有闻子江(华宝),周华良,西医有李邦辉、李金英夫妇,眼科有周芝龄。除了后者为专科外,其余的中西医均为全科医生,一般的病患也基本可以医治。如有急病,则雇脚划船到黄吉林,慢性疑难杂症,则坐航船去宁波。当然贫困人家因为无钱治疗,也有只用土方草药自疗,能否痊愈,既有运气和体质的因素,也有土方的灵验性。有时也常常有“单方一味,气煞名医”的事。
  1952年1月,鄞县第一家联合诊所“鄞江桥中西医联合诊所”成立。1956年4月,由本地中医周华良、调入的西医李邦耀(康华)、外科顾开云、产科戴圣萍(李师母)建立蜃蛟联合诊所,作为鄞江联合诊所的第一分所,由李邦耀负责。其时的百梁桥联合诊所为第二分所,桓村联合诊所为第三分所。联合诊所为小集体性质,采取产权个人所有,评分计酬的方式经营。原有的李邦辉夫妇调凤岙,周芝龄因故不再营业,闻子江也因政治原因限制行医资格。一年后,全县的个体执业医师全部改造为联合诊所。新成立的蜃蛟联合诊所设立在被土改没收的周心田大宅中,为建丰乡政府的前面一进。
  1958年公社化运动中,蜃蛟联合诊所由县政府统一改为大公社的蜃蛟大队保健所,个人入所时保留的产权也统一归公。1961年建区设小公社时,保键所改为蜃蛟公社卫生院。蜃蛟联合诊所于1970年从长埭屋周心田大宅中搬迁到周家祟本堂东边,建造一层平房,前后共两进约14间,1983年在东边扩建三楼,原一层平房改作院办工厂之用。当时的科室主要有:内外科,妇产科等。
  历任蜃蛟联合诊所(卫生所)负责人:“文革”期间,“贫管会”成员有林福财、李志淼。凌纪根、赵金祥、沈国定、舒松定、李峰豪、王孝胜先后担任卫生所(院)负责人。
  1984年6月,在“政社分设”中,人民公社体制瓦解,蜃蛟公社卫生院改为蜃蛟乡卫生院。
  1992年4月“撤扩并”后,蜃蛟卫生院为古林卫生院分院,王孝胜、何定甫等先后担任院长。
  2003年3月,搬入段梅公路新大楼,改名为蜃蛟社区卫生服务站,主要功能全科医疗兼健康卫生服务。虞建良任负责人。
  蜃蛟大队保健站建于1969年,站址设在裕城。1971年搬到二房河边。当时的赤脚医生有:李峰豪、闻子江、魏建国(兽医)、周爱平(兽医)、马志芳、周时惠、姚水华(产科),姜友江(兽医)、韩长生等。崔乾坤负责采集草药,中药煎药郑宝友。
  1972年至1975年为大队保健站最兴旺时期,蜃蛟大队农村合作医疗、中草药采集、医疗费报销、基础医疗设施、赤脚医生配备等,为当时鄞县农村合作医疗的一面旗帜,多次被评为县级农村合作医疗先进集体。经常有兄弟县的赤脚医生来学习取经。如慈溪县掌起的赤脚医生王存仁,拜闻子江为师,学习中医技术。李峰豪于1975年3月去余姚马诸学习眼科技术,历时半年。通过学习后,认真刻苦专研眼科技术,保健站设立了眼科门诊,解决本村社员及附近几个村看眼病的问题。
  历任保健站(卫生室)负责人的有:周明法、周富华、周忠定、马志芳、李峰豪、周爱平、韩长生。
  蜃蛟的乡村医疗虽然因陋就简起步,逐步走上正规,但在半个世纪的发展中,对蜃蛟村民的健康起到了非常有益的保障作用。尤其是笃信基督的李邦耀医师和夫人戴圣萍工医师,几乎一生都执业在蜃蛟,直至终老,其医术人品均深得百姓赞许。
  乡村的信息通道
  ——蜃蛟的邮电、广播、电影
  城乡的区别之一是信息沟通的效率。与一般的乡村一样,蜃蛟向无专门的信息传播机构,外部的信息基本上是通过坐航船来的人口耳相传,所谓“宁波朝报,乡下先到”。航船也顺便捎带便信和物品,如果真正需要与外埠联系,则要到宁波的信局。解放后,乡村的通讯设施开始建立,蜃蛟也就有了邮电、广播和电影、电视。
  邮电
  在1958年在公社化中,根据“大队有总机,队队有电话”的要求,当时的鄞钢公社卫星(蜃蛟)大队建立了邮电所,除了将邮政业务从鄞江延伸下来外,也从鄞江拉来了电话线路。最初的电话线是与广播同线的木杆铁丝线,放广播的时候不能打电话,广播停止时方可打,使用的都是手摇的磁石机。这种电话机里装有一台小型的手摇发电机,摇动时发电通知总机,而当电话接通后则用附机的大号干电池。
  邮电所最初建立在航船埠头的排屋里,设立了30门电话总机,由接线员手工接线。第一批话务员是张姣丽和陈小花两位女同志,她们同时既投递员,一人在总机值班接线,另一人步行则到各队去送信送报。话务员属于邮电职工,政策规定应由吃国营粮站提供粮食的“国家供应户”担任,因此在不久由叶文雅接替首批两位“农业户”话务员。
  1961年陶雅英从鄞江邮电所调至蜃蛟担任所长兼话务员,同时由陈锡伦担任投递工作,由陈纪棠担任线务。至此,邮政、电讯、线路维护基本定局。在电话发展中,总机也由30门增加到60门。邮政兼办包裹、汇款,电讯兼办长途电话和电报业务。电报由邮电所先把电文译成数字电码,再由电话口述到宁波发出。同样,宁波收到电报后将数字电码用电话口述到蜃蛟邮电所,再译成电文送达到客户。在日后的乡村办企业的初期,电报和长途电话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蜃蛟邮电所共管辖本公社的十一个村的邮政和电讯,邮政由鄞江的邮递员先把信件、报刊等送到蜃蛟,同时把沿途的翁姚、上下陈、湖汇山三个村的投递捎带了,余下的邮件由蜃蛟的投递员送达。一年四季不管风霜雨雪,无有间断。陶雅英、陈锡伦、陈纪棠在日后的近三十年里一直工作在蜃蛟,与村民们建立了极其亲密的关系。许多人都分别将他们亲昵地称为“小陶阿姨”、“锡伦阿哥”和“老陈”。
  1976年,邮电所从航船埠头民宅搬到老街西边新建的所里,邮电业务如常。同年,招进赵建花担任话务员。1988年又在公路边建造新的邮电所,总机扩大到100门。次年,改为程控电话,自此,所有电话都可直接拨打号码。1989年陶雅英退休,由唐阿三接替所长,陈纪棠先于此前退休,陈锡伦调往洞桥,方亚敏、徐朝阳先后接替话务,严某某、陈光辉接替投递、唐开华接替线务。
  2005年,经历了37年的蜃蛟邮电所撤消,业务分别划归古林镇的邮政所和电讯所,蜃蛟村里保留了电话机房,投递业务直接由古林所李善军接替。
  《宁波通史·民国卷》载:“1917年宁波电话公司时期就有少数线路设至鄞县。最早装设的有西乡的白龙王庙,后又装姜山蔡郎桥、五乡碶、邱隘、黄古林、石马塘、高桥等处。”可见当时的石马塘在鄞西地区称得上是经济较为发达的乡村集市贸易的集散地。又据戴华康、闻世法老人讲:“石马塘四明电话话务站”由闻文光、邬汇源等以集资形式合伙开办,并兼营邮件、汇款业务。当时石马塘知名度极高,名气很大,外地的信件、汇款只要写上“鄞西石马塘”并不完整的地址,便可抵收件人之手。邻村的蜃蛟弄、张马等地的邮件要在“鄞西石马塘”的下面注上转××地××人收的字样,并通过石马塘电话话务站的工作人员传递才能到达收件人手中。
  广播
  旧时乡村无电,新闻多以口耳传播,航船客是一大信息来源,所谓“宁波朝报,乡下先到”。解放初盛行逐级开会,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达对形势的看法和贯彻政策要点,知书识字的学校教师,他们的宣传也是向群众传播新闻信息的另一种方式。1956年鄞县人民广播站建立,开始借助电话线路向乡间延伸广播,蜃蛟村在堂前门口等一些公共场所安装了第一代纸盆式舌簧喇叭,当时成为村中一大新事。开始时广播节目早晚各一次,很多村民都会聚集在广播下收听节目,人们可以通过这样的小匣子听戏、听新闻、听天气预报,莫不欢欣称奇。次年节目播出改为每天早、中、晚三次,于是农民逐渐开始养成按广播作息的习惯,“广播喇叭响了”,这是起床、出工或者息工的信号,当然广播的更大作用让村民更快地了解天下大事。由于每只喇叭需分摊约60元的成本,因此不能进入农家。
  1958年,鄞钢公社在鄞江桥如松老宅建立转播站,也自办本社新闻节目,直接以“鄞钢公社广播站”为呼号,配合大跃进进行广播宣传。民间戏称为“鄞钢公社广播站,钢花食堂燥烤饭”,钢花食堂是公社所在地的大食堂,干部到公社开会都在那里搭伙,名气很大。在广播中出现频率和群众关注度最高的节目这一是气象预报,当时由鄞县气象台的前身“鄞县气象服务站”发布,由于天气预报的准确率不是很高,故民间也有“鄞县气象服务站,天晴落雨鑱着鑱”的戏说。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由于广播与电话共线,广播响时不能打电话。
  1968年建立蜃蛟公社广播放大站,初设在前虞粮站,1970年12月转移到蜃蛟村,设在公社机关内。开播时有站员二人,虞国耀负责线务,林信花为播音员,1972年林信花提升为干部而调任他职后,由戴孟月为值机员。1973年改为虞惠利,到1977年又改为林丽飞。
  公社广播站建立初自备3000W发电机和5马力柴油发动机各一台,1972年购置宁波无线电厂试产的2×275扩大机一台,206录音机一台。公社广播站就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开播,节目主要转播自县广播站,也在春耕、双夏、三秋农忙季节自办本地新闻、群众演唱和专题节目。由于本地线路的铺设,广播喇叭开始进入家庭,并在田头安装高音喇叭。当时最受村民听众欢迎的节目是《广播书场》,曲艺艺人借助广播演唱群众喜闻乐见的宁波走书,一个曲目可以连唱一个月,如日后的电视连续剧。据当时的统计,全公社共铺设高音喇叭线路56公里,低音喇叭线路80公里,安装舌簧喇叭1561只,高音喇叭58只。1974年随着公社新大楼建成,广播站也新新添置收录机、206录音机和控制台,至1983年进入县第一批合格站行列。至1988年,广播事业达到鼎盛。
  广播的发展,也带动了蜃蛟乡的新闻报导。50年代就有陈世孟、姚行筠等文化骨干向县以上的新闻单位发送反映当地生产、生活的稿件。1971年11月建立乡报道组,洪定法、徐柏年、林抗战、虞启迈、程古洋、崔国安、张定华等先后担任报道员,并发展了沈生泉等业务报道员数十人。所发稿件,先后被《宁波日报》《宁波老年报》《宁波人口报》《浙江日报》《浙江经济生活报》《浙江科技报》《消费导报》《书调报》《中国乡镇企业报》《中国报刊报》等报刊媒体采用。
  电影
  电影对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农村来说,还是件新生事物。1953年10月后,浙江省电影放映队宁波中队有两个16毫米机放映队在鄞县农村巡回放映,大约在1955年前后流动到蜃蛟。
  1957年,以行政区建立电影放映队,蜃蛟村属鄞江区,本应为负责该区的鄞县第七电影放映队放映,但蜃蛟为水乡平原,负责望春区的第三电影放映队装备有专门设计的“电影船”航行在水道上,因此蜃蛟的电影放映由第三放映队负责,该放映队由吴作辇等巡回放映。
  1960年,蜃蛟村的电影改由鄞县第七电影放映队放映,第七放映队由胡春林等三人组成,其后的很长时间里,基本是一个月一次相对定期的放映,也有影片预告张贴在街上。
  电影放映之日犹如过节。早期巡回电影不定期,影片如《白毛女》《翠岗红旗》《智取华山》等。
  “文革”后期,1975年4月,蜃蛟公社电影放映队成立,购买长江牌16毫米流动放映机,原则上每月1—2场在当时的11个大队轮回放映,弥补县第七电影放映队轮流放映速度慢的缺憾。观众最多时期为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期间《红楼梦》《梁祝》等古装戏曲电影恢复上映,观众如潮,为使每个大队都能轮到,有时只能采用跑片的方式,迟的时候一直要放映到凌晨。周良华、郑万军、虞国耀、方逸明、陈金国等先后担任放映员。90年代初,由于电视进入家家户户,闭路电视信号的开通,电影放映逐渐萧条。1993年10月“撤扩并”后,蜃蛟接入古林广播电站闭路电视模拟信号,2008年全区转换为数字信号,并入区广电网。
  录像
  1987年12月,成立蜃蛟乡文化站录像放映队,队长由乡文化站长张定华兼任,闻江岸戴利云、闻惠明担任放映员。放映形式采用定点或流动两种形式,
  买票制,多为港台武打片。90年代初,也由于电视进入家家户户,闭路电视信号的开通,和电影放映一样逐渐萧条,录像放映失去观众。
  村落的公益事业
  众乐事
  席市场:在上桥南堍,正蛟川取弯处,砌石坎,铺成石板空场地一块。“本镇市集向有草席者买卖。旧有市场占地不甚广阔,往往拥挤。民国十年,逢英公于开辟小菜场外,复经营扩展此场,并建‘众乐亭’于其南。族人翅泰君有《蜃蛟弄市场碑记》。”众乐亭系一四柱凉棚屋,于市场之西南,枕河。非精致亭台。建立的目的,是因为“先时四九市集,未及黎明,山中及邻村诸织户如芝山、建岙、翁氏、姚氏者,披星戴月负荷而来。偶值天雨,一无庇荫,大有淋漓尽致之概。自此亭建后,当鸡鸣月落时,托足有所矣。……以之名亭,谁曰不宜?”
  长安水龙局
  在小菜场西南隅。《周氏宗谱》载“民国十六年,族人翅泰君以邻近各村常有祝融之患,创议开办。新购水龙采取欧式,故亦称洋龙。计开办费千金,悉数由四图长清会提拨。”此水龙一直保存至今。四图者,应是地名,实为元代地方行政都图制的遗痕,某都、某图之称在鄞州的旧地名中屡有所闻,而此四图为何处待考。长清会,当是民间公益性或互助性基金会,详情亦待考。蜃蛟村的水龙会配有大小水龙各一台,
  长青乡闻江岸水龙会
  民国二十六年(1937)长青乡乡公所组建各村水龙会,闻江岸水龙会由闻春明为首筹办,从上海购入德国产杠杆型揿压式二汽缸铜质水龙一台,资金来源于水龙会会田的租金。水龙是用人工揿压杠杆带动活塞在汽缸内上下运动压缩空气的原理制造。两只话塞式汽缸中间直立着圆筒状贮水筒,筒底有二只能自动开闭的阀门与二只活塞式汽缸的阀门连通。贮水筒的一面接上口径较大的橡胶制造的进水软管,另一面接上口径较小的帆布制作的出水管。当活塞下压时把汽缸内的空气压出;当活塞上提时,缸底阀门关闭,汽缸内形成真空,水在大气压的作用下冲开贮水筒的进水阀门涌入筒内;当活塞又下压时筒底的进水阀门关闭,简底的另一个出水阀门被压开,把水压向出水管;再上提时水又涌入贮水筒内,再往下压时又把水压出到出水管。因活塞有二只,一只话塞下压,另一只活塞上升。也就是说一只汽缸上提时进水,另一只汽缸下压时出水。进水与出水连续不断地快速转换,源源不断的水被吸入进水管,涌入贮水筒,压向出水管。出水管的水通过小口径瞄枪口喷射而出。揿压越快,压力越大,喷射出去的水柱冲击力也就越大,射程也越远,灭火的威力也越大。
  水龙会有严密的组织,成员是本村的不脱产乡民,并有一整套井然有序的管理制度和既严又松的组织人员。为达到快速有效,临阵不乱,设有内外二套班子:内设内勤人员三人,有内总管,负责水龙会田的租谷收缴与管理,有内务管理,负责账务及文书之类的工作,有器械保养维修管理。外有一支有进有出的青壮年救火队伍,人员分工吊牌公布。设外总管,报警敲锣手,背进水皮带,提出水皮带,抬蓄水大桶,抬水龙,瞄手,长杆拉钩手,挑水桶担,提照明灯具,暸望员,刀斧手约七十人。瞄手是水龙会成员中的主角,有一定的技术性,须吃苦耐劳,且有危险性,族内有规定“瞄手免抽壮丁”的优待。
  出龙的场面颇为壮观,特别是在夜间。参加救火人员穿上青一色标有前“勇”背“闻”字样的号衣背心,头戴伞状夹竹帽。标有闻江岸水龙会字样的三角形督龙旗忽忽作响,奔走在前面引路,八人轮抬的水龙沿途发出丁当!丁当!的铜铃声响彻在田野上,抬蓄水大桶的人紧跟在三角形督水旗后面,有二十余人肩挑闻江岸水龙会字样的救火水桶担,其余的救火人员按分工各持救火工具紧随其后,约有20来人手提不倒翁式的火油照、灯笼的照明灯具,穿插在救火队伍的中间,跳动的火光组成长长的火龙,顺着蜿蜒曲折的乡间田野小道上游动,扑向前方火光冲天的火门。沿途传来嘡!嘡!嘡!的鸣锣声。
  村中留下老小妇幼,他(她)们望着远去的救火队伍,站在村边路口,目送救火队伍的远去,望着前方的着火村庄,人们会提心吊胆,在猜测,在议论,在打听,会是哪个村庄,我的亲戚是否会是着火的村庄,若是,特别是妇女会连哭带喊,连滚带爬奔向疑似着火的村庄,去为亲人抢救财产,投入救火的行列。其余的人有点心惊胆战,站在夜间的寒风中不由得抖瑟着身子。
  赶到火灾现场,旗手把督龙旗插在最佳救火位置停放水龙,接上进水、出水皮带,把装有滤蓬头的进水皮带的一头放入蓄水大木桶内。旗手寻找最便捷的水源插上督水旗,指引挑水员挑水。瞬间出水皮带鼓起,两个瞄枪手头戴鸡冠状的铜帽,脚瞪钉靴,犹如冲锋陷阵的勇士,精神抖擞地站立在火势上风处的屋顶上,夹持瞄枪,喷射出劈劈啪啪作响的强大水柱直扑肆意狂窜的火苗,冲起阵阵烟浪。火灾现场人声嘈杂,烟雾弥漫,热浪扑面。瞭望员察看火势,指挥救火,及时调整救火位置,兼管救火人员的安全。有时为防火势蔓延,刀斧手把燃烧的屋架砍断,长钩手把屋架拉倒,称为“拔火弄”。每次救火少则四、五台水龙,多则十余台,大火最终被扑灭。各自鸣锣“收兵”回龙,当地水龙留守现场,以防死灰復燃。
  回想当年立过赫赫战功的旧式水龙已完成历史使命,已被装备精良的现代消防车替代了。
  十四坟义冢
  蜃蛟村东与闻江岸之间的庙河塘边上,原有明代的万寿寺,岁久毁圮,存有残垣为界,内有三开间正屋及明堂,废为义冢,专供附近数村夭亡孩童厝棺,误称十四坟,实为“十四房”音转。其屋孤悬田畈之中,榛莽丛生,颓然荒凉。十四房义冢地原是闻氏族人的一个分支居住地,家谱的村居图有明确的标图。据94岁的闻善法老人讲,闻信富(绰号老笋头)的祖上就居住在此,后因逐渐败落而废弃,遗留两整大屋改作义冢地,十四房慢慢变成坟地,因此常被人误称“十四坟”。十四房曾做过杀头场。闻树楠在民国元年(1912)正月被“抢犯”杀害,抢劫者在当时被乡民称为“抢犯”。不久案破,抢犯被捉,关押在宁波法院巷的大牢内。当年春,犯人被押解到十四房执行死刑。60年代,十四房村子的遗迹址界清析可见,呈正方形,每边长约百米,占地面积约一万平方米。村落遗址四周的址界用块石砌成的磡,按地势的高低界石北面高四、五十厘米,南面至少高七、八十厘米,作为义冢的前后两整大屋尚在。60年代后期“农业学大寨”运动兴起,大搞土地平整挑坟滩、填漕嘴。造了许多“大寨田”。为了解决城乡猪肉供应,解决肥料不足,掀起养猪热,农民养猪积肥与粮食掛钩,户户养猪,家家砌猪舍。由于当时建筑材料十分紧缺,十四房的坟拆尽,四周的址界石挖光,用作建猪舍的材料。70年代两整义冢大屋被拆,木材用于村建厂房。
  新亭
  2003年,古林镇政府拨款,闻江岸村承建,在段三线与上蜃线直角交接处建公园无名亭。
  “金耀亭”,建于蛟川河蜃蛟衕桥南边原“席行基”公园上,2004年1月,周金耀投资人民币35000元建造此石凉亭。
  “齐心亭”,石凉亭,建于前闻江岸漕通桥北边,2004年12月,原蜃蛟、闻江岸两村合并后,村投入资金建造。有对联曰:“两村合并遂民心,齐心合力奔小康”,故取名“齐心亭”。
  “顺峰亭”,2006年10月,周夏峰投资60000元在蛟龙公路内建造此亭。
  “华光亭”,2006年10月,周国光共投入资金80000元在蛟川三桥“继濂桥”建造桥亭,因其开办的企业名称为“华光振业机械有限公司”,故取名“华光亭”。
  “马林亭”,闻赛芳身居宁波,惦记家乡,乐于做善事,2006年10月,他为修复闻氏宗祠,资助10万元,2007年8月,他又出资50000元,建造石凉亭一座。
  “慧思亭”,鄞州集装箱运输公司魏诗定,蜃蛟村魏家人,投资近40万元,建于蛟龙禅寺前的蛟川桥上。“慧思亭”是“魏诗定”的谐音。
  “金元亭”,2014年10建于蛟川三桥“蜃蛟衕桥”上,周金元生前结蓄60000元由其亲属捐献给村。
  “新设亭”,2017年9月,韩设波投资6万元,在榠樝老桥上建造桥亭。
  自来水
  先前村民家里至少有2以上大水缸,落雨时引入天落水,故取名“天水缸”,用于日常用水(煮菜、做饭、烧开水用,洗衣、洗菜到河里),久旱无雨时,只能到河里挑水,比较吃力,且不卫生有害身体健康。为此,蜃蛟村于1982年5月在庵漕(今蛟龙禅寺天王殿)建造自来水厂,建筑工程(水塔、泵房)由蜃蛟公社建筑队承建,管道安装由邱隘自来水厂派技术人员指导安装。整个工程于1982年10月竣工,从此家家户户通上自来水。原闻江岸村在1984年通自来水。1991年蜃蛟乡政府、前虞村、蜃蛟村(出资10万元)共同投资,建造蜃蛟自来水厂(前虞村蜃建桥西边)。2008年2月连接鄞西水攺工程网管(梅园毛家坪),从此吃上了清浩卫生的水库水。
  1984年,闻江岸村自来水厂建成供水,2007年用上皎口水库优质自来水。
  蜃蛟公园
  位于蛟川河“继濂桥”南岸,原为蜃蛟第一生产队的仓房和晒场,因年久失修,仓库频临倒塌、晒场破碎、杂草丛生、露天粪缸朝天,环境脏乱差。村委会十分重视生态建设,为攺善村民的居地环境,决定在该地建造“蛟龙公园”。整个工程于2006年8月动工兴建,2007年1月竣工落成,对外开放,总投入资金70万元。园内绿化及附属设施功能配套齐全,建有文体中心,荷花池,小溪坑,小桥、龙吐水,亭子,体育路径,健身广场等景观及健身器具,是村民休闲、健身的好去处。

知识出处

蜃蛟史话

《蜃蛟史话》

本书介绍了宁波市蜃蛟村的历史、自然环境、社会经济、文化传统和人物等方面的内容。文章从村名由来、始居姓氏、行政沿革、自然环境、旧村格局、族房祖堂、联村风貌等方面讲述了村落的人文地理;从农耕田作、地珍当推草一根、贸易集市、交通航运、公共事业等方面描述了村落的经济社会状况;介绍了村办企业、传统作坊店铺等企业发展历程;记录了蜃蛟村的历史大事和闻氏家族的一些传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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