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曙区图书馆 内容
这是我主修的第三部新村史，即公众社区史。
藕池村史的编纂，源于李小平书记的委托。吉林镇拟在全镇推动村史编修，希望条件比较好的藕池村率先进行，于是委托此前编纂过《史家码村史》《江六村史》的我来负责。2018年3月9日，双方商定了详细的村史编纂计划。然后，我亲自带领由研究生、本科生组成的团队，展开了为期近半年的村民口述史采访活动。二位速记小姐帮我完成了采访录音的文字转录工作。暑假中，编定了《藕池村民口述史》。又在徐森林老会计协助下，完成了《藕池村百姓联谱》的编纂工作。至今年1月，终完成了综合性的《藕池村史》编纂工作。一个村史项目，连带着完成了《藕池村百姓联谱》与《藕池村民口述史》，其效率是相当高的。
在采访过程中，感谢余忠芬的全力配合。李书记安排她担任村史联络员以后，就不断打电话，联系相关人员，带领我们团队人员上门采访，或在村办公室采访。有时，她就直接参与问话。老人听不懂时，她就当起翻译。稿子完成以后，她与徐森林会计参与了阅读校对工作。在图片征集过程中，在我提出问题以后，她直接打电话或上门翻拍。她拍摄的笑脸照片，深受村民欢迎，不少编入了村史中。徐森林会计做了不少工作，除了直接制作各户人家家谱图外，还提供了采访名单与电话、2006年以后的大事记初稿。
村史是村人的历史，我的任务是将其记录下来，建构起来，成为文本，让后人可以看得见。我要感谢接受口述史采访的近百个村干部、党员、小组长、村民。在我们的询问下，他们回忆了过往相关活动。有了他们的记忆，才得以建构起一部整体的村史。生活世界的记忆是分散的，只有文本世界才是整体的。文本建构的功能与意义，就是将分散的村民，记忆整合起来，成为一个可阅读的村史整体文本。本书的编纂较多地借鉴了新闻报告体，直接串联不同当事人的回忆，成为可阅读的文本。公众社区史的意义在于，书写村民，村民参与，也让村民分享，从而实现了公众史学三大基本精神。
历史实在存在于当事人记忆之中。如果当事人，甚至相关人也走了，则历史的还原几乎是不可能的。2018年初接手村史项目时，直接面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村干部的凋谢问题，江根星书记刚故世。此前半年，老会计张吉安故世。老妇女主任李阿凤虽然采访到了，但因为年事已高，记忆力大减，只能断续地采访到了一些信息。11月时，李阿凤也离世。徐信定则一直处于昏睡状态，无法采访。他们的离世或缺席，带走了藕池村相当多的历史信息。幸赵宏海、徐定良、吴安光、于春玲、吴纪芳、吴祝庆、姜岳祥、张杏芳、张富昌、李安明、徐亚晨等老同志健在，记忆力好，得以采集到了大量村史信息。现任村领导李小平、徐建波等，特别是李小平书记，从20岁就进入村中工作，对近40年的村史情况了如指掌。鄞州区局级领导姜芬琴，讲述能力太强了，特别是藕池女人最有特色的织帽流程与感悟，只有她讲得最好。上层的眼光与信息，明显不同于下层。老寿星包泉德，记忆力好，思维清楚。吴升月老师是第二个被采访者，毕竟老师出身，记忆力好，表述力好。那天采访了三个小时，使我首次对村的发展面貌有了整体的认知。周利英老人的记忆力好，讲述能力强，我点到什么主题，她就马上能讲出一段精彩故事来，大脑记忆信息的调集能力太强了。这是最为理想的口述者，采访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时近下午五点半，我的肚子都感觉饿了。连陪同采访的余忠芬也感叹，她们做邻居这么多年，从来不知道她这么会讲。张小康、孙定根、姜宝根、马善祥的讲述，细节性强。几个企业老板如包康乐、徐贤君、姜国城、李和平、俞云华，村拆迁办主任包康利，他们流利的讲述，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姜善庭、吴升月老师，还审阅了部分初稿。
百年村史是当代史，活人史向来是难写的历史。之所以难，是因为这是当事人有感的历史，会涉及人际关系，一些细节的出入，会让部分人不高兴，甚至要出面维权。说白了，仍是一个实事求是编纂原则有否落实问题。个别老人之所以要计较，是因为没有经过他们的审核，没有按事实说话，或者出于小空间的讲述进入大空间文本传播时带来的文本的白纸黑字证据性。遇到此类麻烦之事，有人会轻易放弃，我则会迎难而上，要探索成因与解决之道，寻找当代活人史编纂的内在规律。群体性的村史，是由个体记忆拼接起来的。也因为这个因素，没有一个人是有能力审核全部内容的。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是请相关当事人过目审稿。也就是说，编者的权力不能过大，更不能图省力，得请相关当事人来审稿。如果审阅了，问题消除了，他们自然会没有意见。不过，即使没有这么做，出现个别细节出入问题，当事人要明白，只有当事人有感，别人无感，不用太紧张。更不能以个别细节的出入，否定全书的价值。如果没人来采访，没有机会编入村史中，这才是最为遗憾的事，从此后人无从知晓。
从国家宏观历史角度来说，村史似乎根本不值一提。史学界多数以国家大历史为己任，根本不屑于这样的小历史。有人劝我放弃村史编纂，转向更为重要的研究选题，这显然是不理解所致。我之所以会放下其他选题，来做新村史，显然是我认为这是当下更重要的事。村史，向来是大专家忽视的领域，至多有一些“土秀才”在参与。限于水平与能力，他们自然做不好，如此更加让人瞧不起。只有大专家介入，提升其编纂水平，才能改变其质差与社会地位卑下的现状。专家的重视，正是让社会各界重视村史的必要途径与手段。也就是说，重要不重要，除了内容的全局影响外，也与主持人群有关，与所出成果的质量有关。如果大家参与了，且拿出了优秀成果，这个领域自然会让人重视。普通人只有模仿能力，专家有创新能力。我是从事历史学研究四十余年的成熟教授，且是一个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出身的教授，重视史体的创新研究，近年提倡公众史学，提倡新村史即公众社区史编纂，有能力做得更好。我亲自主修村史，显然不是为了帮人一部部地修，我确实没有那个精力，而是要做出示范性的村史，引导一种全新的风气。同时，我想通过实践活动，提炼理论，形成模板，甚至产品化，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从更小的范围来说，就是在海曙区吉林镇范围内做出示范性村史来，这正是镇领导委托我来做藕池村史、先行先试的原因所在。
村史不是我全部工作所在，而是公众史学一个环节。即使是这个环节，在当下也有现实意义。国家在做乡村振兴，乡村文化提炼，正是乡村振兴的一大关键。我们的乡村只有现代建筑，没有现代文化建设。当我进藕池村，与村民直接联系时，他们普遍的质疑是，人都死了，还要问死人情况有什么用，搜集老照片有什么用，“捣老古”（讲往事）有什么用，这些正是没有文本的乡村社会面临的普遍记忆遗忘问题。当代人的生活足迹容易成为过时之物，没有人会再提及。历史学就是治疗人类记忆遗忘症的，历史学的存在就是要人不要遗忘某些人与事。有机会成为别人研究的话题，这才是最有意义的事。因为我们提出了村史编纂任务，过往的村中人物与事件，会有机会成为我们关注的话题。我们的调查活动，真的可称为躬身向下。历史的整体感，是通过文本来呈现的。在生活世界，人与事是分散的，记忆是分散的。前代与后人的事，更是断裂的。但这些分散与断裂的信息，通过文本的逻辑串联，就可以建构成一个整体，让大家同处一个精神家园。它可以让分散的人事记忆整体化，让粗线条的记忆细化，让模糊的记忆精确化，让杂乱的记忆条理化，让记忆碎片故事化，转递正能量，抑制负能量。一个没有历史文本的村落，是一个没有文化的村落。历史记忆存在当事人的大脑之中，必须有意识地采集出来，转化成文字，编辑成稿，成为一部书，才能保存下来，才能阅读，村子才能称为有历史。对藕池村来说，村史的编纂，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它使百年村民事迹得以载入史册，从而永垂不朽，可以再活五百年。重温消失的过往历史，后人可以不断地获得新的认知。
当然，文字具备可读性，图片也要丰富，这是成功的关键。有的老人问，人都死了，你找死人照片有什么用？我的回答，人是死了，但因为有照片，人仍可活在人世。有了照片，可以丰富后人的想象空间。如果没有照片，后人的想象是空洞的、错位的想象，仅是一个抽象的名字符号而已。人的容貌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有了照片，才可以用当时实际年龄来想象其人，实现真正的复原性建构。图文并茂，是现代图书编纂的要求所在。不过，寻找老照片，是一件十分费劲的事。因为20世纪，农民条件差，没有相机，也少有进城拍照的机会。村子经历了老村改造，搬迁过程中，很多老照片也被他们当废物扔掉了。只有部分有机会到外面的人，比如大队、小队干部或当兵、当老师及外出工作的人，才有可能留下老照片。普通百姓家中，往往难找到照片。为配合村文化礼堂建设，余忠芬拍摄了大量照片，多数被用作本书的插图。这也是这部村史的一大突破。
当我将村史初稿给某些熟悉传统史著体例的人看时，他们的直觉接受不了。有人说，这是资料汇编。有人说多是口述，不成村史。也有人说，书中引用“某人说”太烦琐。似乎是说，我没有尽力编纂，成一家之言。我只能说，不是我偷懒。这么做，背后有一套理念支撑。之所以不用传统的第三人称而是用第一人称，那就是要让当事人开口说话，不是由我来代人发言。简单地说，传统史学研究写作强调一家之言，作者既是提问人，又是寻找材料作出回答的人，属“自问自答”。而建立在口述史基础上的当代史建构，则是“我问人答”，也就是说，采访过程是一个研究过程，采访人提出相关问题，然后请相关当事人做出回答。当代史是一个没有文献的领域，大家看到的“某人说”，不是现存的“资料”，而是我们从事直接历史研究后获得的答案。所不同的是，这个答案不是由研究者以第三人称来说出来的，而是由历史当事人以第一人称来说而已，这正是我们提倡的“大家来说历史”。“某人说”之所以显得“不厌其烦”，也正是因为他们详细地提供了答案。这是一种全新的当代历史写作模式，表面上都是“某人说”，似乎是堆砌，实际上是精心建构过的，中间有严密的逻辑顺序，只是省略了提问而已。这样的疑虑，当然是学界提出的。至于村民，本身没有传统文本这样的参照系，自然也不存在接受问题。
与此相关的是，建立在口述史采访基础上的村史，“某人说”有较为浓厚的口语特色。对于这种口语化表达，读书人是难以接受的，不过非读书人没有问题。这次村史出版，较多地保留了各人的口语化叙述风格，只在局部做了修饰。这么做，有我的特殊考虑，不想让村史成为过于高大上的精英读物，希望更适合大众阅读。长于口述而短于写作的普通人，习惯的就是这样的风格。弄得过于书面化、标准化，反而不利于他们的阅读理解，标准化也会丢失很多个性化的东西。这种特殊的大众化普及思维，现行的按标准书面语操作的出版社及编辑，肯定也不太容易接受，也许这是要突破的地方。
考订与梳理，是一件非常繁杂的事。20世纪60年代前一段村史，最难梳理。因为，那个时代居主角地位的老人大多已经过世，且没有留下家谱之类的文献资料。名字写法的统一，也费了相当大的力气。现存村中文献，某些人的名字，有多种写法。生活世界，只用同音即可，无碍大事；而文本世界，要求统一符号用字。譬如吴祝庆的名字有多种写法，问旁人，不得其解，再问其本人，才知原名“竹庆”，做身份证时误为“祝庆”。又如于春玲，发现其弟姓“虞”，何以其姓“于”，问其本人，才知改过姓的写法。
张夫春，说及其名字，大要不满，原来是“傅”，做身份证时写成了“夫”。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做身份证，办事人员比较随意，不够严谨，没有与本人核对，导致不少人的身份证姓名写错，当时可能也没有这样的纠正机制，后来只能将错就错。至于村中档案上面的用字，更为五花八门，“戚”成“七”，“才”成“财”，“姜”成“张”，“史”成“施”，“定”成“庭”，“泉”成“全”，不一而足。老书记江根星，或作兴，凭生活经验，似乎应是“兴”，最后查到其1961年的图章，明确作“江根星”。村民多不关注自己的祖先，只知道是卒年几岁，不会推理出公元年份。我因为编纂《藕池村百姓联谱》，关注他们上三代祖辈的生卒年。上门采访时，我会有意识地问老人，了解其上三代的生卒年，总想通过本村史的编纂，多留住一些老人的历史。本书的编纂，多数是建立在口述史基础上的。而口述史，尤其是记忆力不好村民的口述史，时间的混乱，更为严重。人类在时空中生活，空间是可见的，时间是不可见的。空间即地名，容易记住。时间尤其是公元年份，却不容易记住。普通人生活，不需要记住公元时间。开始是某岁或某年，第二次问时就成了另一个时间。譬如藕池铁厂何年迁往杨家路头，村前的机耕路何时修筑，村中一群老人，你一言我一语，争得面红耳赤，最后还是没有弄明白。没有时间概念，经不起拷问，越问越混。这么小的村，这么近的时间，都弄不清楚，那么更长的时间段，就更弄不清了。许多村人跟我说，随便写写算了，弄得那么细致干吗？学术研究工作就得如此细致复杂，我是专业的历史学家，有职业底线要求与习惯，不允许我马虎与随意。幸好，村中有较为完善的档案保存，尤其是有不少村干部与党员的人事档案表，使我得以校正某些口述史中存在的时间与史实记忆差误。
大学生表的制作，最能考验人的耐性。在我的要求下，徐会计去年三月曾抄来部分大学生名字，需要进一步调查相关当事人，补充其上学信息。调查会比较费时，要不要做，踌躇再三。最后定稿时，仍决定做。问题是如何入手？考虑再三，决定从其父母名字的确定入手。问题是，又如何确定其父母名字？一一问人，显然不行。忽想到手头有《藕池村百姓联谱》，于是通过电脑检索，终得确定其父母名字。有了父母名字，工作就可推进了，交由余忠芬，逐一联络其父母，最后总算完成这份名单。
百年村史是当代史，涉及活人利益，向来是历史学最难处理的领域。鉴于过往村史编纂的经验，为了预防出版以后的“隐雷爆炸”，这次的编辑与校对，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模式，让主要当事人参与校对。也就是说，将村史编辑中涉及当事人的片段摘出来，以人为单位，分别送相关人审核。从实践来看，这项探索是十分成功的，当事人增删了相关细节，特别排除了涉及第三方利益的讲话。涉及第三方利益，这是口述史中最大的难处所在，也是容易事后被人议论的核心类型所在。这次采访与编辑中，已经有意识地避免了此类言词。再经当事人的审核与提醒，将大大减少出版的后遗症。这也是一种全新的成文后的当事人参与审核模式。最后，又增加了样书流程，由出版社印了10册完整的样书，交给村里人审核。这个环节的增加，让插图更趋完善，增加了党员墙、退役军人榜、荣誉榜，大学生榜则移入正文之后。亦补齐了大学生表，重新制作了1982年村人进社办企业名单。其他相关细节，不一一枚举。由此说明，这个样书环节的增加，是十分必要的，这也是一种有益的村史编修出版环节探索。当代史是活人史，活人史是活人有感的历史，他们最熟悉历史的过往全部细节。转录者、编辑是外行，成文后会有诸多盲点。成文后请当事人审核，就可避免此类盲点。这正是全新的双主体参与模式。有了这种双主体参与意识，一切当代史的公开传播就不再困难了。
村史、村谱的编纂，是一项开天辟地的村历史文化建设工程。藕池村历史上，从来未有过这样大规模的、严肃的文本整理活动。本村史的编纂，将弥补这样的缺憾。村史编纂的意义，就是将私人化的信息与照片作公共化处理。一旦有了村史，相关的私人化信息与图片就成为公共文化产品，可以与大家共享。吴升月老师说，将那么多零星材料聚拢，编成一部村史，相当不容易，能够写的事，基本都涉及了，许多事此前是不知道的，读了村史，长了不少见识，知道了其他村人的往事。也就是说，编村史是整合零星材料，将其形成一个整体，以提供完整的公共历史文化知识的过程。如果村人不说出往事，则别人是不知道的。对村人来说，村史中涉及的人物都是熟人。熟人的往事，其实他们是非常有兴趣关注的。村人本来就有了解东家长西家短的传统，只是相关内容平时只限于在生活世界中口口相传，现在变成了在文本世界中传播而已。
这次的校对是十分精细化的，通过PDF文件的反复传递，样书出来后又经过了三校，尤其是进行了图注专题审核环节，对全书的图注做了校对，竟然也发现了不少张冠李戴的细节问题。这是一项非常考验人的调查、分析、建构能力的活动。搜集材料、考订材料、建构历史，这是史家的任务。麻烦一人，是为了方便众人。一旦做好了相关工作，别人用起文本来就方便了。
感谢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接受了本书的出版任务，感谢吴岳婷精心负责了本书的编辑。
钱茂伟
宁波大学公众史学研究中心
２０１９年２月
藕池村史的编纂，源于李小平书记的委托。吉林镇拟在全镇推动村史编修，希望条件比较好的藕池村率先进行，于是委托此前编纂过《史家码村史》《江六村史》的我来负责。2018年3月9日，双方商定了详细的村史编纂计划。然后，我亲自带领由研究生、本科生组成的团队，展开了为期近半年的村民口述史采访活动。二位速记小姐帮我完成了采访录音的文字转录工作。暑假中，编定了《藕池村民口述史》。又在徐森林老会计协助下，完成了《藕池村百姓联谱》的编纂工作。至今年1月，终完成了综合性的《藕池村史》编纂工作。一个村史项目，连带着完成了《藕池村百姓联谱》与《藕池村民口述史》，其效率是相当高的。
在采访过程中，感谢余忠芬的全力配合。李书记安排她担任村史联络员以后，就不断打电话，联系相关人员，带领我们团队人员上门采访，或在村办公室采访。有时，她就直接参与问话。老人听不懂时，她就当起翻译。稿子完成以后，她与徐森林会计参与了阅读校对工作。在图片征集过程中，在我提出问题以后，她直接打电话或上门翻拍。她拍摄的笑脸照片，深受村民欢迎，不少编入了村史中。徐森林会计做了不少工作，除了直接制作各户人家家谱图外，还提供了采访名单与电话、2006年以后的大事记初稿。
村史是村人的历史，我的任务是将其记录下来，建构起来，成为文本，让后人可以看得见。我要感谢接受口述史采访的近百个村干部、党员、小组长、村民。在我们的询问下，他们回忆了过往相关活动。有了他们的记忆，才得以建构起一部整体的村史。生活世界的记忆是分散的，只有文本世界才是整体的。文本建构的功能与意义，就是将分散的村民，记忆整合起来，成为一个可阅读的村史整体文本。本书的编纂较多地借鉴了新闻报告体，直接串联不同当事人的回忆，成为可阅读的文本。公众社区史的意义在于，书写村民，村民参与，也让村民分享，从而实现了公众史学三大基本精神。
历史实在存在于当事人记忆之中。如果当事人，甚至相关人也走了，则历史的还原几乎是不可能的。2018年初接手村史项目时，直接面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村干部的凋谢问题，江根星书记刚故世。此前半年，老会计张吉安故世。老妇女主任李阿凤虽然采访到了，但因为年事已高，记忆力大减，只能断续地采访到了一些信息。11月时，李阿凤也离世。徐信定则一直处于昏睡状态，无法采访。他们的离世或缺席，带走了藕池村相当多的历史信息。幸赵宏海、徐定良、吴安光、于春玲、吴纪芳、吴祝庆、姜岳祥、张杏芳、张富昌、李安明、徐亚晨等老同志健在，记忆力好，得以采集到了大量村史信息。现任村领导李小平、徐建波等，特别是李小平书记，从20岁就进入村中工作，对近40年的村史情况了如指掌。鄞州区局级领导姜芬琴，讲述能力太强了，特别是藕池女人最有特色的织帽流程与感悟，只有她讲得最好。上层的眼光与信息，明显不同于下层。老寿星包泉德，记忆力好，思维清楚。吴升月老师是第二个被采访者，毕竟老师出身，记忆力好，表述力好。那天采访了三个小时，使我首次对村的发展面貌有了整体的认知。周利英老人的记忆力好，讲述能力强，我点到什么主题，她就马上能讲出一段精彩故事来，大脑记忆信息的调集能力太强了。这是最为理想的口述者，采访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时近下午五点半，我的肚子都感觉饿了。连陪同采访的余忠芬也感叹，她们做邻居这么多年，从来不知道她这么会讲。张小康、孙定根、姜宝根、马善祥的讲述，细节性强。几个企业老板如包康乐、徐贤君、姜国城、李和平、俞云华，村拆迁办主任包康利，他们流利的讲述，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姜善庭、吴升月老师，还审阅了部分初稿。
百年村史是当代史，活人史向来是难写的历史。之所以难，是因为这是当事人有感的历史，会涉及人际关系，一些细节的出入，会让部分人不高兴，甚至要出面维权。说白了，仍是一个实事求是编纂原则有否落实问题。个别老人之所以要计较，是因为没有经过他们的审核，没有按事实说话，或者出于小空间的讲述进入大空间文本传播时带来的文本的白纸黑字证据性。遇到此类麻烦之事，有人会轻易放弃，我则会迎难而上，要探索成因与解决之道，寻找当代活人史编纂的内在规律。群体性的村史，是由个体记忆拼接起来的。也因为这个因素，没有一个人是有能力审核全部内容的。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是请相关当事人过目审稿。也就是说，编者的权力不能过大，更不能图省力，得请相关当事人来审稿。如果审阅了，问题消除了，他们自然会没有意见。不过，即使没有这么做，出现个别细节出入问题，当事人要明白，只有当事人有感，别人无感，不用太紧张。更不能以个别细节的出入，否定全书的价值。如果没人来采访，没有机会编入村史中，这才是最为遗憾的事，从此后人无从知晓。
从国家宏观历史角度来说，村史似乎根本不值一提。史学界多数以国家大历史为己任，根本不屑于这样的小历史。有人劝我放弃村史编纂，转向更为重要的研究选题，这显然是不理解所致。我之所以会放下其他选题，来做新村史，显然是我认为这是当下更重要的事。村史，向来是大专家忽视的领域，至多有一些“土秀才”在参与。限于水平与能力，他们自然做不好，如此更加让人瞧不起。只有大专家介入，提升其编纂水平，才能改变其质差与社会地位卑下的现状。专家的重视，正是让社会各界重视村史的必要途径与手段。也就是说，重要不重要，除了内容的全局影响外，也与主持人群有关，与所出成果的质量有关。如果大家参与了，且拿出了优秀成果，这个领域自然会让人重视。普通人只有模仿能力，专家有创新能力。我是从事历史学研究四十余年的成熟教授，且是一个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出身的教授，重视史体的创新研究，近年提倡公众史学，提倡新村史即公众社区史编纂，有能力做得更好。我亲自主修村史，显然不是为了帮人一部部地修，我确实没有那个精力，而是要做出示范性的村史，引导一种全新的风气。同时，我想通过实践活动，提炼理论，形成模板，甚至产品化，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从更小的范围来说，就是在海曙区吉林镇范围内做出示范性村史来，这正是镇领导委托我来做藕池村史、先行先试的原因所在。
村史不是我全部工作所在，而是公众史学一个环节。即使是这个环节，在当下也有现实意义。国家在做乡村振兴，乡村文化提炼，正是乡村振兴的一大关键。我们的乡村只有现代建筑，没有现代文化建设。当我进藕池村，与村民直接联系时，他们普遍的质疑是，人都死了，还要问死人情况有什么用，搜集老照片有什么用，“捣老古”（讲往事）有什么用，这些正是没有文本的乡村社会面临的普遍记忆遗忘问题。当代人的生活足迹容易成为过时之物，没有人会再提及。历史学就是治疗人类记忆遗忘症的，历史学的存在就是要人不要遗忘某些人与事。有机会成为别人研究的话题，这才是最有意义的事。因为我们提出了村史编纂任务，过往的村中人物与事件，会有机会成为我们关注的话题。我们的调查活动，真的可称为躬身向下。历史的整体感，是通过文本来呈现的。在生活世界，人与事是分散的，记忆是分散的。前代与后人的事，更是断裂的。但这些分散与断裂的信息，通过文本的逻辑串联，就可以建构成一个整体，让大家同处一个精神家园。它可以让分散的人事记忆整体化，让粗线条的记忆细化，让模糊的记忆精确化，让杂乱的记忆条理化，让记忆碎片故事化，转递正能量，抑制负能量。一个没有历史文本的村落，是一个没有文化的村落。历史记忆存在当事人的大脑之中，必须有意识地采集出来，转化成文字，编辑成稿，成为一部书，才能保存下来，才能阅读，村子才能称为有历史。对藕池村来说，村史的编纂，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它使百年村民事迹得以载入史册，从而永垂不朽，可以再活五百年。重温消失的过往历史，后人可以不断地获得新的认知。
当然，文字具备可读性，图片也要丰富，这是成功的关键。有的老人问，人都死了，你找死人照片有什么用？我的回答，人是死了，但因为有照片，人仍可活在人世。有了照片，可以丰富后人的想象空间。如果没有照片，后人的想象是空洞的、错位的想象，仅是一个抽象的名字符号而已。人的容貌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有了照片，才可以用当时实际年龄来想象其人，实现真正的复原性建构。图文并茂，是现代图书编纂的要求所在。不过，寻找老照片，是一件十分费劲的事。因为20世纪，农民条件差，没有相机，也少有进城拍照的机会。村子经历了老村改造，搬迁过程中，很多老照片也被他们当废物扔掉了。只有部分有机会到外面的人，比如大队、小队干部或当兵、当老师及外出工作的人，才有可能留下老照片。普通百姓家中，往往难找到照片。为配合村文化礼堂建设，余忠芬拍摄了大量照片，多数被用作本书的插图。这也是这部村史的一大突破。
当我将村史初稿给某些熟悉传统史著体例的人看时，他们的直觉接受不了。有人说，这是资料汇编。有人说多是口述，不成村史。也有人说，书中引用“某人说”太烦琐。似乎是说，我没有尽力编纂，成一家之言。我只能说，不是我偷懒。这么做，背后有一套理念支撑。之所以不用传统的第三人称而是用第一人称，那就是要让当事人开口说话，不是由我来代人发言。简单地说，传统史学研究写作强调一家之言，作者既是提问人，又是寻找材料作出回答的人，属“自问自答”。而建立在口述史基础上的当代史建构，则是“我问人答”，也就是说，采访过程是一个研究过程，采访人提出相关问题，然后请相关当事人做出回答。当代史是一个没有文献的领域，大家看到的“某人说”，不是现存的“资料”，而是我们从事直接历史研究后获得的答案。所不同的是，这个答案不是由研究者以第三人称来说出来的，而是由历史当事人以第一人称来说而已，这正是我们提倡的“大家来说历史”。“某人说”之所以显得“不厌其烦”，也正是因为他们详细地提供了答案。这是一种全新的当代历史写作模式，表面上都是“某人说”，似乎是堆砌，实际上是精心建构过的，中间有严密的逻辑顺序，只是省略了提问而已。这样的疑虑，当然是学界提出的。至于村民，本身没有传统文本这样的参照系，自然也不存在接受问题。
与此相关的是，建立在口述史采访基础上的村史，“某人说”有较为浓厚的口语特色。对于这种口语化表达，读书人是难以接受的，不过非读书人没有问题。这次村史出版，较多地保留了各人的口语化叙述风格，只在局部做了修饰。这么做，有我的特殊考虑，不想让村史成为过于高大上的精英读物，希望更适合大众阅读。长于口述而短于写作的普通人，习惯的就是这样的风格。弄得过于书面化、标准化，反而不利于他们的阅读理解，标准化也会丢失很多个性化的东西。这种特殊的大众化普及思维，现行的按标准书面语操作的出版社及编辑，肯定也不太容易接受，也许这是要突破的地方。
考订与梳理，是一件非常繁杂的事。20世纪60年代前一段村史，最难梳理。因为，那个时代居主角地位的老人大多已经过世，且没有留下家谱之类的文献资料。名字写法的统一，也费了相当大的力气。现存村中文献，某些人的名字，有多种写法。生活世界，只用同音即可，无碍大事；而文本世界，要求统一符号用字。譬如吴祝庆的名字有多种写法，问旁人，不得其解，再问其本人，才知原名“竹庆”，做身份证时误为“祝庆”。又如于春玲，发现其弟姓“虞”，何以其姓“于”，问其本人，才知改过姓的写法。
张夫春，说及其名字，大要不满，原来是“傅”，做身份证时写成了“夫”。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做身份证，办事人员比较随意，不够严谨，没有与本人核对，导致不少人的身份证姓名写错，当时可能也没有这样的纠正机制，后来只能将错就错。至于村中档案上面的用字，更为五花八门，“戚”成“七”，“才”成“财”，“姜”成“张”，“史”成“施”，“定”成“庭”，“泉”成“全”，不一而足。老书记江根星，或作兴，凭生活经验，似乎应是“兴”，最后查到其1961年的图章，明确作“江根星”。村民多不关注自己的祖先，只知道是卒年几岁，不会推理出公元年份。我因为编纂《藕池村百姓联谱》，关注他们上三代祖辈的生卒年。上门采访时，我会有意识地问老人，了解其上三代的生卒年，总想通过本村史的编纂，多留住一些老人的历史。本书的编纂，多数是建立在口述史基础上的。而口述史，尤其是记忆力不好村民的口述史，时间的混乱，更为严重。人类在时空中生活，空间是可见的，时间是不可见的。空间即地名，容易记住。时间尤其是公元年份，却不容易记住。普通人生活，不需要记住公元时间。开始是某岁或某年，第二次问时就成了另一个时间。譬如藕池铁厂何年迁往杨家路头，村前的机耕路何时修筑，村中一群老人，你一言我一语，争得面红耳赤，最后还是没有弄明白。没有时间概念，经不起拷问，越问越混。这么小的村，这么近的时间，都弄不清楚，那么更长的时间段，就更弄不清了。许多村人跟我说，随便写写算了，弄得那么细致干吗？学术研究工作就得如此细致复杂，我是专业的历史学家，有职业底线要求与习惯，不允许我马虎与随意。幸好，村中有较为完善的档案保存，尤其是有不少村干部与党员的人事档案表，使我得以校正某些口述史中存在的时间与史实记忆差误。
大学生表的制作，最能考验人的耐性。在我的要求下，徐会计去年三月曾抄来部分大学生名字，需要进一步调查相关当事人，补充其上学信息。调查会比较费时，要不要做，踌躇再三。最后定稿时，仍决定做。问题是如何入手？考虑再三，决定从其父母名字的确定入手。问题是，又如何确定其父母名字？一一问人，显然不行。忽想到手头有《藕池村百姓联谱》，于是通过电脑检索，终得确定其父母名字。有了父母名字，工作就可推进了，交由余忠芬，逐一联络其父母，最后总算完成这份名单。
百年村史是当代史，涉及活人利益，向来是历史学最难处理的领域。鉴于过往村史编纂的经验，为了预防出版以后的“隐雷爆炸”，这次的编辑与校对，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模式，让主要当事人参与校对。也就是说，将村史编辑中涉及当事人的片段摘出来，以人为单位，分别送相关人审核。从实践来看，这项探索是十分成功的，当事人增删了相关细节，特别排除了涉及第三方利益的讲话。涉及第三方利益，这是口述史中最大的难处所在，也是容易事后被人议论的核心类型所在。这次采访与编辑中，已经有意识地避免了此类言词。再经当事人的审核与提醒，将大大减少出版的后遗症。这也是一种全新的成文后的当事人参与审核模式。最后，又增加了样书流程，由出版社印了10册完整的样书，交给村里人审核。这个环节的增加，让插图更趋完善，增加了党员墙、退役军人榜、荣誉榜，大学生榜则移入正文之后。亦补齐了大学生表，重新制作了1982年村人进社办企业名单。其他相关细节，不一一枚举。由此说明，这个样书环节的增加，是十分必要的，这也是一种有益的村史编修出版环节探索。当代史是活人史，活人史是活人有感的历史，他们最熟悉历史的过往全部细节。转录者、编辑是外行，成文后会有诸多盲点。成文后请当事人审核，就可避免此类盲点。这正是全新的双主体参与模式。有了这种双主体参与意识，一切当代史的公开传播就不再困难了。
村史、村谱的编纂，是一项开天辟地的村历史文化建设工程。藕池村历史上，从来未有过这样大规模的、严肃的文本整理活动。本村史的编纂，将弥补这样的缺憾。村史编纂的意义，就是将私人化的信息与照片作公共化处理。一旦有了村史，相关的私人化信息与图片就成为公共文化产品，可以与大家共享。吴升月老师说，将那么多零星材料聚拢，编成一部村史，相当不容易，能够写的事，基本都涉及了，许多事此前是不知道的，读了村史，长了不少见识，知道了其他村人的往事。也就是说，编村史是整合零星材料，将其形成一个整体，以提供完整的公共历史文化知识的过程。如果村人不说出往事，则别人是不知道的。对村人来说，村史中涉及的人物都是熟人。熟人的往事，其实他们是非常有兴趣关注的。村人本来就有了解东家长西家短的传统，只是相关内容平时只限于在生活世界中口口相传，现在变成了在文本世界中传播而已。
这次的校对是十分精细化的，通过PDF文件的反复传递，样书出来后又经过了三校，尤其是进行了图注专题审核环节，对全书的图注做了校对，竟然也发现了不少张冠李戴的细节问题。这是一项非常考验人的调查、分析、建构能力的活动。搜集材料、考订材料、建构历史，这是史家的任务。麻烦一人，是为了方便众人。一旦做好了相关工作，别人用起文本来就方便了。
感谢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接受了本书的出版任务，感谢吴岳婷精心负责了本书的编辑。
钱茂伟
宁波大学公众史学研究中心
２０１９年２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