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曙区图书馆 内容
葛小其说：“大锅饭时期，大家都差不多的。从生产队分田到户之后，开始有区分了。脑子灵活的，一边在外面打工，一边在家里种田。懒惰的，田就不种了，承包给外地人。”姜冲德说：“一直到分田到户，生产队这个就结束了，就是看各人喜欢了，你赚什么钱，他赚什么钱，就都不一样了。”
第一节／办厂能人
一、洪根庆
洪根庆，1934年生。从小放牛。1948年，到上海当过学徒。1949年回村里，做过小工，每天只有一升米。1956年2月，进机械厂。不久，在上海当兵。1960年，由部队转业到长广煤矿公司。1962年7月，从长广煤矿精简回村。洪根庆人比较活络，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进入企业。70年代中叶，他经常在外面跑业务，接来钣金生意。张方平说：“他一直是做钣金业务的，在宁波一个厂里做的。1980年，他自己开了个厂，那时候自己办厂的人是很少的。厂在在商品房藕池新村那边，厂里有四五个人。他自己厂房也有的，大概是4间楼房，有300多平方米。那边有一个围墙的，那边种田是个人种的，后来开发房地产，就被拿去了，自己不弄了。他开过镊子厂，算村里的，厂长都是他一手干下来的。说起来也算是个能人了，等于说他管理两家厂。镊子厂大概15个人在干活。我在镊子厂也做过，在钣金厂也做过。那时候村里当老板的基本上没有，布政乡里也是比较少的。80年代，老板是不多的。1990年，开发房地产了，他不做了。因为他与我父亲关系好，我从1980年开始，在他那里做。我到洪根庆厂里做了四五年，当过出纳，厂里活也要做的。厂都是小小的，都做出纳的话，也没有这么多的活。”
二、薛金裕
薛金裕说：“我先在布政塑料公司跑业务，做了三四年了。中间到布政罐头厂，也做了三四年。后到布政福利厂（后改华丽电器塑料厂）跑业务，在福利厂我当经营厂长，管业务进出的事情。在福利厂，我入了党。那时候是用黑白电视机，我们的业务是电视机、录音机配件。1988—1989年时，我包了一个车间，一年有上千万产值的生意。那时，一个企业有30万的产值已经算是非常好了，一个人做千万的产值不得了。在布政乡里，我算是个能人了。
“我本来就已经住在藕池新村了。原来在布政乡造了一套房子，我自己买了一套。那时候布政乡一些大的厂长、领导，可以分配房子的。1990年，机场路造好了，鄞县大道也造好了，传说藕池要划给宁波市了，别人劝我把户口迁过来，我也迁过来了。
“进入90年代，彩色电视机逐步替代黑白电视机，原来的业务已经不怎么好了，生意清淡了，那边的客户老板也跑掉了。那时候，藕池还没有什么企业。1996年，吴纪芳招商引资，叫我过来开厂，我就出来的。我来的时候，带了好几个人过来。村里没有什么资助的，就是人过来，大队买了几部塑料机。厂是集体出面办的，实际上盈亏是算个人的，村里就是赚一点免税费用。那时候新办企业可以免税，免税部分给村里。
“我继续从事塑料行业，我本身就懂塑料行业的，我也是个实在的人。那时候刚刚开始办厂，买塑料机器，去贷款。以前，要到布政信用社贷的，自己去贷款是不能贷的，去办厂的话，可以贷，那是人家相信你。买塑料机要30万，加上其他的，要贷50万。后来钱贷来了。
“不久，企业就转制了，签了合同，机器卖给我，变成私人企业了。那时候藕池工业区没有几家厂，都是小小的，都是村里造房子租过来的，我现在也是租的村里的房子。员工都是附近的人。村里人不多的，职工以张家潭人居多，都是老职工了。大概有靠十个人，都是靠塑料机，人不用多的。
“1996年以后，我一直在藕池工业区内。2016年开始，村里准备改造藕池工业区。去年（2017)1月开始，村里就通知我们全部搬出去，不管外地人还是本村人，那边都不给租了。我本身是藕池村村民，就选择去板桥工业区。我是去年6月过来的。现在在新的工业区里的企业，有几家大一点，有几家小一点。
“企业一直也不怎么好，干了活要不来钱，一个产品做出来，钱收不回来。亏本也没有亏本，每天混混日子，扣除工资、水费、电费，也没有赚到什么钱。现在就两三个职工，以前机器多，人多一点。现在人多也没有用，工资待遇都高了，产品价钱又没有高上去。现在要是忙的话，临时招工帮一下，都做正式职工的话，费用太高。总归办到不会动了为止，否则的话也没有什么事情。现在，我也拿劳保了。”
三、包康乐与包湖光
包康乐说：“1979年开始，我开始到外面企业了。此前，我还是在做农民，人在田当中，心望高烟囱。我的本性是想要赚钱，一心一意赚钱。在集体时代，思想上还是在集体的。后来政策放宽了，我就一心想要到外面去赚钱了。那时候农民每天只有8毛到1块，到外面去的话，8块1天都很好赚的。我找到在石碶当书记的老同学费祥富，我说要到他们那儿。当时到处要人才，初中生到一般单位里去，可以得到重用的。他同意了，说你可以来，但要为单位里上交一点钱。我同意了，就租了一个小小的车间，做蛋糕，面粉进去，蛋糕出来。我有一点钣金基础，蛋糕炉也是铁皮做的。这样一弄两弄，食品厂做了二三年，感觉这个钱很好赚的。宁波药行街改造，自来水管道要改造，我就到一个村里，开了一家自来水公司联营厂，我个人可以赚钱，他们集体经济也有了，农民个人也赚到了钱。那边的支部书记也很好，给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我开自来水公司联营厂，任厂长，也蛮好。
“那时候我儿子也大了，从宁波大学毕业了，我也有点钱了，就让他到国外留学。回来后，我自来水公司联营厂不做了，集体所有制转制了。那时候江泽民当总书记，继续改革开放，我胆子大了。1999年，自己开了光大不锈钢厂，在雅戈尔大道188号，厂是向林福康厂租的。此行业刚开始，不锈钢厂很好赚钱，所以赚了一些钱。2010年，我儿子从国外留学回来，看到我一直这么苦，不锈钢厂黑乎乎的，噪音又大，人又辛苦，还24小时生产。我儿子说，一定要自营，不要租人家。他叫我不要做了，他说现在有一个新项目，以后发展一定要有自己的店、自己的厂，你现在这样是做不下去的，还是要自己想办法。我儿子做国际贸易。十几年以前，国际贸易是很吃香的。当时我儿子也看到了，以后肯定要讲实业的。后来，我不锈钢厂不开了，去买土地，当时思想上有顾虑，认为不可以有土地的，有了土地要被‘改革’的，还要害了子女。后来自己还是买了十多亩土地，买在奉化方桥。当时买来以后，造了一万平方的房子，这是用了一生的积蓄，把房子租掉，就退休了。现在收收房租，给我儿子帮帮忙。总体一句话说，我是通过改革开放一步一步过上好生活的。再加上村里也紧跟形势，村里的面目变得全新了，那很好。”
说及包湖光，包康乐说：“现在我儿子在外面做得蛮好的，主要做儿童安全座椅。儿子是1978年生的，宁波大学商学院国际外贸专业毕业的。小学在藕池，初中在宁波二十中，高中是姜山中学。他大学也当班长，后来去留学，也当班长。他在加拿大留学四年，毕业的时候外国商人直接把他录取，让他回中国成立一个门市部，就是类似于办事处的部门。2010年，他读到27岁回来的。回来后，先到宁波中基公司学习，宁波中基是做出口外贸的，他学习了一年，外国老板就聘请他做办事处主任了。原来他还是江北区带班干事，还是政协委员。一开始是给人家做的，拿工资的，还有提成的。2014年开始，自己创业，一直到现在，在做儿童安全座椅。他现在是有实业的，既有贸易，又有实业。贸易公司叫宁波瑞童进出口有限公司，厂是宁波永怡儿童安全用品有限公司。他有出口权的。他现在实业做出来了，就自己出口了，没有通过别人了。如果通过别人的话，还是有一些利润被人家拿去的。儿童安全座椅是放汽车里的，每一辆汽车都要的。
现在国外已经普及了，我们中国也马上要普及了，北京已经在这样做了，以后全国都要用安全座椅。我儿子做这个项目非常好。我儿子也很喜欢做贸易，也实事求是的。
“这个还是要靠教育的，大人如果干活不好好干，小孩子也不会学好。我们不会多拿别人一分，小时候我儿子在田头捡到一块钱硬币，他一定要查到是谁丢的，后来查不到人，他就放在那。那我也是表扬他，这个孩子是好的。我以前是抽烟的，抽完烟往往随手一扔。但是国外是不能这样乱扔的，中国人这样做，第一，丢中国的脸，第二，自己本人也没有素质。我去国外的时候不小心这样做了，我儿子就会把汽车停在旁边，走下汽车把这个烟头捡起来了。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不抽烟了。儿子这样做，比罚款还厉害啊，我也不吐痰，也不抽烟了。那我们也是更加要感谢共产党了，让我们生活好了。”
四、张龙才与于春玲
张龙才说：“我后来开塑料厂了，我那个时候是外行，我跟我舅老合伙，他让我一起过去做，算个人合股好了，他人很好。我就跟他合作开塑料厂。我不认识塑料，我舅老也教我，告诉我这个气味是什么料，那个气味是什么料，那个烤烤是什么料，这个是ABS，那个是丙烯等，我也要花工夫学。后来生意慢慢起来了。一开始办的是布政轧钢厂，后来是华鑫工贸有限公司。后来叫龙迪塑料厂，再后来叫海曙高桥吉帆塑料厂。现在高桥去得比较少，厂房租给别人了。”
于春玲说：“1995年始，自己也办厂了，因为我哥哥、弟弟都是办厂的，我觉得自己也有这个能力。出来以后，借了钱，在村里买了一栋房子。张书记思维很超前，村里的厂房造好，卖给有能力的人。后来转制了，都转给了个人。我老公原先也是在外面跑运输做生意的，轧钢厂要上交村里3万一年。吴纪芳书记一直给我做工作，叫我老公去厂里，上缴3万一年。随后，我老公去了，一边帮村里，一边帮企业。领导对我们也是支持的，所以每年3万也可以顺利上交，村里可以补进3万，情况好了很多。轧钢厂要转给个人了，于是我们买下来了。买下来之后，在村里买了一排厂房。
“后来村里不弄了，我2002、2003年在高桥买了10亩田，花了400多万。当时经营的项目都是塑料，因为我哥哥、弟弟全部做塑料行业，所以都往这方面发展。因为自己有基础，当初我在村里弄时，我老公已经进入了，进货我哥哥、弟弟都是懂的，销路是自己找几户人家，之后我们环保证书也都做出了。后来搬迁至慈溪龙山工业区，原来这里全部租掉了。我儿子从政的，所以规模也无须扩大。”
五、牟纪法与徐贤君
徐贤君说：“我学历是高中毕业，中学是在布政，后来到集仕港中学去，集仕港比较好一点，当初布政我读了一年，还当学生会主席，我读书比较可以的，是‘三好学生’、班长。我是1980年毕业的。高中毕业做村办企业会计，那是一个新办厂，称为鸡毛厂，就是把鸡毛取出来，做现在鸡毛掸子这样的工具。后来，乡里招工，我交了三百块投资，到服装厂上班，学了一个月的裁缝。后来去缝纫厂，是自己带着缝纫机去的。去了之后大致做了半年。半年之后，乡政府里面招财务，我去做了出纳。后来我财务考试考了一个第一名，就调到藕池村边的企业飞虎客车制造厂做会计。这个厂是专门修汽车。当初开厂没有钱，乡政府这边要开厂，要发展，但是没有钱，从哪里去借呢？以前到葑水港村里去借，村里书记不肯，后来那里有一个乡政府的塑料厂。张世生书记花了很长的时间做工作，我当初在他办公室坐了半个月。最终这个厂卖掉了，倒闭了。卖掉以后，朋友介绍我到段塘冷库当会计。当时我们属于鄞州区，段塘那边属于海曙区。朋友推荐我到冷库那边去做会计，做了好几年。后来看看发展势头好像不好。
“我老公（牟纪法）原来是在一家乡办企业的塑料厂里面开模具的。当初的工资只有三四十块一个月，他想自己出来，那个时候大家胆子小，我们也不是很支持他。有一个礼嘉桥的老头子，经常叫他开模具的。段塘冷库几年以后生意不好了，我就出来做了。
那年我28岁左右。我老公出来，那个老头子就叫他开模具，欠他几千块钱，一直拿不来，就把他一个注塑机抵给他。这台注塑机是坏的，我老公原来在厂里有点学过的，有点懂，拿过来之后，他慢慢琢磨，慢慢修，就修好了。修好了之后，可以开工了。后来通过朋友关系，在栎社那边接了一个无线电里面的配件的业务。村里面原来有一个榔头厂，后来厂关门了，厂房就给了我们。我们搞了一年多，搞得一塌糊涂。到1994年，成立宁波市鄞州光达电器塑料配件厂。我们塑料厂后来又接了一个生意，做彩电的遥控机壳子，生意比较好，做了一年多，我们就挣了一点钱。接到这个业务是因为原来的人做不好，因为彩电遥控器，这个面板其实要求很高的，这个孔不能卡住的，要按下去很顺畅的才好。那个老板看我们做得很顺利，就怕我们控制他的产业，第二个呢，他想价格便宜，就跑去慈溪做了。后来，我们又做了无线电配件，就是收音机的配件。再后来，对方这个厂关门了。我们没得做了，就做电热管，做了好长时间。电热管就是以前的‘热得快’，有一部分出口，有一部分卖给国内，做了好长时间。后来国家政策越来越紧，说我们这个是伪劣产品，没有达到国家的要求。我们做的都是两只插头，后来要求三只插头。起码做了五六年，就做到2000年。饮水机出来以后，这个产业就被淘汰了。
“后来我们看到人家做不锈钢，生意很好，我跟我老公商量说，你金工技术也懂，我们要不要做做不锈钢？他说要么试试看，后来请来师傅，慢慢搞起来，就做了不锈钢。2000年，成立宁波市鄞州光达不锈钢有限公司。我们不锈钢其实没有产品的，就是原材料冷轧，人家胚料拿过来，我们就做成胶带，就是轧钢。开始，弯路走了很多。我们开始做不锈钢的一年，刚好是生意最好的一年，但是等我们拿到设备，这个生意一落千丈，每一吨跌了三千块，一下子跌下去亏了很多，真的怕，怕死了。
“后来为了开不锈钢厂，我们在那边购了四亩田的厂，当初开塑料厂，要卖田，我老爸说不能卖，后面给我卖掉了。后来这边搞不锈钢厂，搞了四亩田，花了很多很多的精力。从做塑料转到做不锈钢，请了好多师傅都搞不好，钢带做出来歪的，亏都亏死了。后来我跟我老公说，我不投了，家里可能还有二十万，我要养老了，万一以后周转不来，怕了。
“我老公说，你不来我也要投。当初，他信心很足。他说我外面去借些来，其实借也没借得多少，就是刚好有一个客户过来，他有一批特别薄的料，人家做不出来，后来我们慢慢做出来了，通过自己的努力，做得比别人好，那正好这个客户稳定下来，后来慢慢客户做多了，都有名气了。这样经过大约一年半到两年努力以后，我们生意就很好了。小的轧机增加到十五六台。我们算多了，小轧机产量能达到1000吨左右，当初薄料1000吨左右不得了了，我们名气也很大，名气也慢慢响了。
“其实做不锈钢的基地是在余姚河姆渡。我们就这样慢慢做起来，以后呢，就买土地，刚好村里面那时候卖土地，竞争也是很激烈的，后来我又跟那个吴纪芳书记去说，就买过来这里的一块土地。后来他说这块的土地证做不来，要做你自己去做，最后我老公自己去做，跟对面一个老板一起去做，这里的土地证，其他人家都没有，就我们两家有。因为不锈钢行业设备更新比较快，我们原来的轧机后来淘汰了。原来是单向轧机，现在都是克力士轧机，就是双向轧机。比如轧到这一边，第二遍就再轧过来，以前单向轧机是这边轧过去，那边下下来，调过来，再轧过去，一定要从这一边开头的，那我们就买了两台轧机，就是550轧机。550的轧机工作管大约是150万，全部搞好投资大概四五百万，厂房投资有将近1000万。当初，你说没有钱也好像有钱，贷了一千多万，搞了这个工厂，搞起来了。后来小的轧机全部卖掉，全部变新的，就是这一个翻新。之后，把原来一百多个工人减到后来五十几个工人。我们两台轧机，就能做一千多吨，工人减一半，产量又增加，后来生意就很好，又加了一台650轧机。650轧机生意很好，又加了一台750轧机，后来这个地方放不下了，就到此为止。这个变压器也一次次装了好几次，就这样子慢慢慢慢走过来的，这个企业越做越大了。做企业很麻烦，大前年生意不好，不锈钢不想做了，上面对我们这个行业也不支持，属高能耗企业，每个月的电费就要一百多万。
“我有两个女儿，因为原来我做塑料、跑外贸的生意，我心里就立志一定要把女儿送出国留学，一定要做外贸，就是这个志向。后来我大的女儿读大学，我把她送到英国去了，读了6年。一年左右是英语的培训，叫预科，4年本科，一年半研究生。毕业以后到鄞州银行，最后我还是想她回到自己的公司，总归自己做过生意，才知道生意难做。
最后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希望我女儿到国外学的东西有用。其实她外贸公司去过，去过几个月，人家都不要她，说她文凭太高了，水平太高了，因为她读的学校比较可以，是英国前15名的学校。我小女儿后来去了美国，去了将近5年，是双学士学位毕业的，我大女儿也有两个学位。就是小女儿研究生没有读，我叫她不要读了。2016年回来了。
“现在就是以她们姐妹的名义，弄了个厂。2015年，成立宁波姐妹宝贝儿童用品科技有限公司。两年时间发展下来，不够大了，厂房还是很挤。现在呢，就是想慢慢淘汰不锈钢企业，转型了。现在工人也慢慢在减少，每年少四五个，都在减少。现在别人都越做越大，行业都做细了，自己大的公司都一体化出来的。质量什么的我们做不过人家。我们从前设备都是先进的，现在不是了。他们都做大型的设备，比如五台轧机并起来轧。比如说我们一个产品本来轧下去有五道，他一下子就轧出来，一条龙了。像我们这边投入的话，一个是变压器投资大，一个是电也不够了。变压器不行了，变压器最起码要有6000kV以上。我们只有3000kV左右的话，不行的。最后还是不锈钢要淘汰。现在就两个姐妹在做，我再过三年就退休。
“儿童安全座椅好像是一个新的发展方向。现在国内，因为有意识的人也不太多，所以买的人也不是很多。儿童座椅是个好行业，但现在不好做。我们宁波是四大儿童安全座椅生产基地之一，做的人家很多。真正做的好的也没有几家，有的是刚起步的。我们以前开发五个款式，每个款式最起码两百多万，现在有两个还在开发。明年达到七个款式。外国人做生意，不像我们中国人做生意，一拍即合，他是要慢慢考察你的公司的。我们是通过展会拉客户，他们现场看过产品，照片拍了以后就要报价，把不同的厂进行比较之后，再做生意。我感觉很不好做。但是相对来讲呢，我们还是在发展的。
“我们做了将近三十年了，感觉有点累。赚也没有赚到多少钱，一个是要投入，一个是我们做生意太实在，不会骗人。做生意，一个是靠机遇，一个是靠胆子，我们胆子又小，没有大的投入。在藕池村看起来，我们已经很好了，其实只有自己知道，每天忙忙碌碌很烦。”
吴纪芳说：“像牟纪法有两个女儿，一个在英国，一个在美国，现在都回来了，牟纪法的光达不锈钢公司，现在生产汽车里面的儿童座椅，就是他小女儿在做，生产好以后，一部分都是小女儿弄去出口，在外面价格卖得高，国内只能卖几百块，出口可以卖到一千多块，他小女儿在做新产品开发。如果叫他老爸、老妈搞，老人英语也不懂，电脑也不熟，怎么跟外国人交流呢？所以，很多事情确实能力跟不上。现在很多企业主都是让自己的子女继承自己的企业，收入也不错。”
六、李和平与张馨月
李和平与张馨月创办宁波驰达机械配件厂。
李和平说：“我读了一年多点书，家里比较穷，较早就出来工作了。11岁开始做草凉帽，做了2年。13岁参加地里劳动，种了一年多地。然后，到宁波砖瓦一厂做事，做了3年，挑烂泥半年。20岁（1985），砖瓦厂倒闭了，窑头也敲掉了。那年，爸爸没了，我工资只有30多块一个月，生活过不下去了。我妈妈虽做过妇女主任，但也就平时做点草凉帽过过日子。这样，我就进了翻砂厂，做了3年。后来厂里让我管生产，管了一年。我想这日子过不下去，那时候54元一个月。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想，我一定要自己开厂。就这样一步一步开始了。那时候技术不够，我已经找对象了，就把我老婆叫来了，这样就开始做配套。当时只有四个人，除了我们夫妻，就是姜小云、戚明华。老婆拜明华阿哥师傅学习，就这样开始了。那时候开厂，汽车也没有，送货都是自行车。两千块起，交通工具是三轮车。”
张馨月说：“1987年，我们自己办厂。1985、1986年土地被征用，就去维多利厂做了。这个厂是乡办企业，后来做不下去了，就分车间了。我们分了个有色车间，弄一块地方。开了没有多少日子，闹矛盾了，车间这间屋被人家拿去了。那时候藕池周厚裕跟他大哥（李安明）说，让你阿弟到我这地方来好了。他有一个偏间，那是1987年。于是我们借来了，把门卫后面一个小小的仓库做材料间，一个偏间做车间。他借了我2000元作为启动资金，我干了10个月，做钢锯厂的铜涡轮。开始铜也做，铝也做。我走进来又做了几年，发现铜太笨重，且铜的材质受人工控制。那时候市场没有开放，只能到宁波回收公司去把废铁废铜收来，一车只有两三百斤。现在材料都是五十吨的进，宁波地区铝不是很好，都是从青岛来。后来我们就转型，铜取消掉了，专攻做铝合金开发。”李和平说：“此后一直是做铝合金，我们专业做这个，做铝合金的产品。图纸是人家拿来的，我们帮着弄模具。”
李和平说：“如果做不好，饭就没得吃。我们一开始就是给日本企业做配套生产。
我有一个朋友在宁波江东一个军工企业（科泰），做出来的产品不对，跟日本配套不上。他来跟我讲，这个东西价格很好，我们做不好。如果你做好，就可以赚钱了。那我一定要做，否则生存不下去。我拿来以后就开模具，我们厂只有两三间小屋，因为钱没有，地也买不起。日本人提出来了，凭什么与他们合作？我把图纸寄给他，说我们给你开发。如果好，给我们做，不好的话算了。他看我们也很有诚意，就同意了。我们运气很好，试了好几个月，我们成功了。拿到日本那边，他们测试全部合格，拿去三十个，都是好的，就同意让我们做了。这个的价格到现在也很好。这样一年一年做下来，后来就开始买地了。我去年到日本去，日本同行说，你这个行业你已经最厉害了。十年前，他要我们跟他合资，我老婆不同意。老婆说如果他买去了，以后就只做日本的生意了，国内生意不可以做了。后来谈不下来，我们还是自己做。我们给航天部做配套有十多年了。如果给日本人卖去，那航天部的生意就不能做了。
李和平说：“现在我们底气有了，说明我们有能力做好。五年前，中车动车的一个配件是空白，全部是德国人做。德国人很牛，价格很高的。一个朋友介绍我们去做，说之前好几个厂开发，都没有成功。但是接这个生意，国家要考察五年，因为动车安全关系到乘客生命。五年里面，我们没有出过问题。前年，开始小批量供货了，去年供货量多了。去年七月，出了一个事情，说装配时，产品断了，电话打来，我吓死了。我老婆去处理，靠数据说话，到北京中科院测试，德国人的产品拿出来，我们的产品拿出来，德国货测出来是196，我们测出来320，大大超过德国的水平。专家拉开一看，说，这产品绝对不会出问题，装配肯定出问题了。”张馨月说：“我跟他们科长说，这个生意不做，要退出。他说你退不出，考核期五到七年，这个过程让你退出，那就要去德国买了。以前中车都是德系，现在85％全部是国内生产。”李和平说：“去年九月，中车专家到我们这里来。我老婆说，你们单位我们得罪不起，我们这么小的单位。他说：我们才是开罪不起你哦，你有这样的技术实力。”
李和平说：“近三年来，我没有接外面的业务，因为地方就这么大，也发展不起来了，职工也装不下。像高发汽车董事长到我这里，好话说了半天，我也没有给同意。汽车配件，对我们来讲档次太低了，那是大众化，我们不做。去年，我们提出来不给他做了，他当时也同意。他说，你多给我供三个月货。三个月以后，他分部做出来的产品达不到要求，他又来了，说货没有了。我们想三个月时间到了，就不供了。他说，无论如何你都要帮帮忙，我说没有厂房呀。他说，你一定要给我做，你不做我就完了。我给他做配套，从来没有出现车挡断的现象。他们之前又来说，要开发一套产品，说我们的产品做得好，榔头敲都敲不断。昨天又来找我说，阿弟，你无论如何给我开发。我说不做，档次太低了。他说，一定要做。因为他知道下面业务部长来没有用，他只好自己来讲。亨特汽车零部件厂电话打来，让我做一个活，我说这种活不做，三年里不接业务，接不了。除非你要紧的东西，像国防需要，我们给你开发，这不是为了赚钱。”张馨月说：“江北万达刚刚起步的那一年（2011），日本人要偷中国人技术，他们的铸造工艺跟我们铸造工艺是两回事，他们是冷定型砂模铸造，我们是钢模铸造，原理不一样，表面是他们清爽。日本人要偷技术，他们就先请你去参观他的厂，后来到宁波江北万达吃好饭，希望参观我们的厂。我们没有同意，仅陪他去奉化看看。”李和平说：“你有实力的话，日本人对你相当客气。他去年、前年也提出来，再跟我们做一点生意。我们就说不做了，没有空。”张馨月说：“成本方面，他就比不过我们。我跟日本人说，一模一样的产品，他的成本要60元，我45元都有利润。产量也比不上我，我们三个人可以做45到50个，他一条流水线才20个。东西是我们好，我们的产品承受压力可以达到21.5公斤。他们非常认可我们的产品，从来没有出过事情。”张馨月说：“韩国人那边断掉了，出问题了，就先查源头，我们产品材料是怎么样，日本人派专家到我们这里来查，先查图纸，先查产品的解剖，是不是达到图纸的要求，工艺是不是改掉了，模具是不是有改掉，查下来，我们一点问题都没有。然后他就查韩国，结果发现是韩国操作不当。现在他们都非常相信我们，因为一系列考察都说明我们铸造是没有问题的。”
李和平说：“我们业务很好的。每天都在厂里，去年一年，一部汽车只开2600公里，也不用去外面接业务。”张馨月说：“我们是做高端、技术要求高的活。一般要求低的活不做，美国波音公司都有我们的产品。”李和平说：“前两年德国林肯公司，他说把中国人做的产品拿来。我们做好，去跟德国林肯比，结果证明是我们好。然后他们给我们放单一万套，我们不做，没有空。美国福特老早就在我们这里开发产品了，质量是我们最好，单子很多，但做来不及，我们就不做。这个行业太辛苦了，这一生精力都放在这些产品上了。”
李和平说：“平时我们没有机会去外面走，每天在厂里，产品出毛病了就坐下来开始记录，是什么地方引起的，找原因，总结。基本上就是过年出去一趟，平时都在厂里。过年一定要走出去，随便价格怎么贵一定要走。人家开厂是为了赚钱，我们是为了事业。晚上要七点才能回家。如果要享受的话，做也不用做了，总有点钱赚下来了。技术的东西就是这样，你不坚持，放弃了，什么都没有了。如果你坚持下去，就会成功，我们就是相信这一点，日夜就是弄这门技术。全世界里面，有一样氢气的问题解决不了，我们现在基本上好控制了，但完全解决的话还解决不了。有工程师申办，就可以拿专利了。我们没有这个精力，我们把技术用到实际问题上去。技术这块也是靠逐步积累，如果有废品，要总结找原因。产品出毛病，退下来的东西，要一只一只研究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然后把总结写好，这样下次就不会出毛病了。虽然可能是加工或者什么地方出毛病，但对你来讲就是没有控制牢产品质量。有多种原因，有些细节的东西，是人想不到的。坏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这个行业好是非常好的，就是接手人没有，因为这是重工业，虽然不是很苦，但现在书读出来的人都不愿意做，再过多少年，有些工艺就要失传了，我们三十多年积累的技术，到头来都没有了。”张馨月说：“太可惜了。像氢气这个东西，两年前我要亏60多万，要研发呀，解决氢气这个问题要一年多，自己精力就不用说了，放弃了很可惜。”
张馨月说：“我文化程度很低的，只有小学毕业，都是靠自己琢磨和自己研究。我喜欢听，特别是同行和老一辈讲事情。他师傅（戚明华）是做球模出身的，铝铸的工艺跟铁模非常接近。他讲，我们就认真听，这个工艺怎么样弄。靠自己钻研，不容易。后来运气也很好，三维公司介绍了一个哈工大老师，理论上我有缺的地方他来给补补，铸造的书基本上都是他买来的，教材都是他送给我的，理论上他对我有很多启发。自己弄了快三十年了。”李和平说：“这东西你不自己做的话，教是教不会的，一定要自己做，否则的话，你没有根据，比如说铝水浇进去到什么位置。要有悟性。在我这里工作十年以下的人，都觉得这多简单，倒倒就知道了。年数越多，越觉得铸造这个东西很难。”张馨月说：“这个行业是辛苦，不过做起来以后让我很有兴趣，因为别人做不出的东西我可以做出来，很有成就感。动车那个泵很奇怪，2009年快过年的时候，当时我不知道是动车泵，李和平不在，电话我接的。我说45块一公斤，我给你做做看。我看上去这个产品很先进，所以我就接下来了。谈好以后，他就走了。那时候这个东西是黄坛开发的，原来那个老总又跟客户谈了，意思说你业务给我拿走我要死了。后来客户一年没有来过，这一年，我这里就没有任何消息，他2009年底来的，我想这个人去外面做业务了，以后来了我们也不接待他了。过了一年，他又来了。我的个性太强，也不睬他。后来他们陈总来了，坐到11点，跟我们总经理说，你老婆手艺很强，业务不做没有关系，让我们见一见。他就来车间叫我，说陈总要见你。见了以后，他说我们来了，饭给我们吃一餐。我说好，生意不做没有关系，情义总要到，在阿峰饭店吃一餐饭。吃好以后，他也没有说要做业务。陈总是浙江大学毕业的，五十多岁了，水平非常好。吃好饭，他们走了。一个礼拜以后，我们在做活，他打电话给我老公。他说：阿峰饭店菜点好了，你来吃饭。我吓死了，知道肯定是有事情求我，我说不行。他说：人家这么远过来，而且还拿了很大一盘青蟹。那天礼拜六，我女儿也去了。吃好饭，我跟师弟讲，这死了，饭吃好了，这要做产品了。他就开始谈了，他说无论如何帮帮忙，他说这个很重要。我说：要做没有关系，价格45元不会做了，要50元。他说没有关系。这只泵要承受十多公斤的压力，只有我们做得出来。他们要求非常高，去年，他说材料都要达到国标。我说没有关系，要求高，相对我成本增加一点。他说价格你讲好了，我女儿给他提60元一公斤。去年6月4日，我跟陈总出差到株洲、长沙去了一趟，我当时说要求实在太高了，这活比较难做，要么推掉算了。姓夏的一个部长坐在旁边，他说，这只泵你在做，我们另外的部件你有诚意的话可以拿去。我说不做，因为普通的活，我也不想浪费自己的时间。要求高的活，我情愿多付出一点。”
李和平说：“这个产品是波音飞机里面的，连上面的齿都要浇出来，这个活非常精细。现在我们有定价权，我要多少就是多少，这个产品不还价的。前年做125元，今年173元。这个产品要求非常高，厂里只有我一个人会做。这个油缸，国内也是独家，这是海底沙泥做的。沙泥做好，里面装进，模具合拢，这么浇出来，都是空心的。”张馨月说：“挖掘机、叉车工作，都是要靠这个档位来控制。我没有机会，如果能去德国学习一下，那眼光又不一样了，像我们在个人企业，出国机会不多。我跟日本的一个部长说过，要么我到你单位来。他说：你来好了，我们聘请，给你跟部长一样的级别。”李和平说：“日本一个部长到我们这里来做一只用在切肉机上的产品，一共500万产值，让我们做。他特意来找我们做，我们不做。因为简单的东西我们不做，我们要做难一点的东西。要求很低的生意，一般都是凭面子来的，比如说以前的老关系，要求稍微低一点也会做。要求低的等于是浪费时间了。高发老总说，我自己的资产都有30多亿了，我30多亿的人还要来跟你说好话，你帮我做。现在一步一步走到目前为止，饭有得吃了，国内随便什么产品到我们这里没有做不出的。”张馨月说：“山东、烟台我都没有去接业务，他们都是自己找上来的，都是开订货会，他们看见了，问这个产品哪里做的？别人说宁波藕池，他们都自己找过来的。像烟台高弘液压，国内非常有名气，老总姓刘，他从烟台找到我们这里来，叫我们做。我从来不去找别人说你业务给我做做，我从来不去。”
李和平说：“现在样样没有问题，就是接手的人没有。这技术活，自己心里要有感情，要喜欢，要有悟性。”张馨月说：“我女儿人小小的，心很大。我一生的经历，全部用手抄本写出来，比如说产品的质量控制、研究过程都写出来，产品的报废总结、操作一步一步写下来。到时候用几个产品巩固一下，她按照抄写本去做，出问题解决方案我也写好了。我每天都在写解决方案。这本东西交给她，老产品她就可以巩固了，可是新产品比较难研发。”
七、许冲良
许冲良说：“我是从1992年8月25日开始创业的，当时25岁。当时，买了一台60克注塑机，开了几副模具。刚开始是合资企业，一开始产值十多万元。以后客户的数量越来越大，发展到国外如美国去了。到了1994年到1996年，帮人家做了四年的配件。1996年后，这个产品到美国去的销量下降了，我开始改做文具了。文具刚刚起步，也很困难，也是一步一步做起来，开始也是帮人家做加工，后来自己慢慢地开发产品，这样也做了二三年时间，到1998年、1999年，自己去全国各地发展这个产品，慢慢产值也上来了，做到了200万元左右。2010年，布政有一个客户要做游泳池，他的所有游泳池产品就由我来加工，这个产值就一下子上来了，一年增加了几百万，将近500万元。到现在为止，产值大概在800万到1000万元。现在就是保持这个水平，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增加。接下来想看一下有没有好的产品可以开发，等一下机会，看看市场。现在主要是依靠游泳池，做游泳池里的一些配件。文具现在竞争太大了，做的人太多了，宁海那边家家户户都是做文具的。现在都是出口的产品，我们没有内销的。工人的话，多也多，2001年2002年最多，大概100来个。现在各方面的工资也高，再加上机械化程度变高，工人就减少了，大概差不多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二，大概十七八个人。以前我们6台注塑机，就有12个部门，现在我们用到3个部门，都是靠人工智能来操作。我们做的东西都是低端的东西，又不是高端的东西，所以利润比较低，全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读书的话，我是小学读了7年，所以说话也很慢的。16岁读完书，到布政，跟我姐夫修自行车，补汽车轮胎。后来学车子，到布政一个工厂里去开了6个月车子。然后，开出租车，那时候我生意也比较好，人脉也比较广，很多朋友都叫我的。后来碰到一个客户，他要去慈溪那边拿塑料件。我一看到这个东西，我也可以做，就动起了这个脑筋，然后我把出租车卖了，就开始买注塑机，开始开厂。90年代宁波的注塑机是有点多的。这东西学起来比较快，也比较简单。开个厂，必须老板自己去动脑筋的。艰难的状况也有遇到过，最艰难的就是我给那个合资企业做配件，那个时候货款不好收，外面欠了100多万，钱又拿不进来，每个月给你的就只有几万块钱，那时候真的是最困难，大概是1997、1998年。1999年，因为钱不好拿，我就不做了。2001年，转行做游泳池产品，到现在做了18年。我们刚开始工厂是向村里租的，2003年，村里也比较支持，卖土地给我们，我们弄了一点土地，自己造房子。2007年开始动工，2008年造好，到现在也有10年了。以前我们是按照村里的合同，10万块就一亩，但房产证手续没办出来。因为这里我们没土地证，就不能贷款。2008年房子造好以后，银行不能贷款，村里又不会给你担保，只能靠民间融资。每年还个几十万，然后慢慢把它还掉。我开厂的，到现在为止没有一分钱借下来，把所有的钱就投到这个厂房上。我每年在设备上面投资，最起码有几十万。买了很小的一个打螺丝机，自动打螺丝。以前是人工的，现在产品放上去，它会自动打。像这种设备，你看起来很小一台，买的话就要七八万的。像这个瓶子外面的贴标，以前我们都要用人工贴的，速度很慢，而且价格高。现在用自动化贴标设备，就直接把瓶子放进去，就马上贴好。没有自动化的话，你都没办法跟人家竞争。我们毕竟20来个人，做到800万也不容易，又不是很高科技的产品，就是这个比较便宜的东西。我们工厂现在也不大，就这几年发展下来，我也比较保守。机会也少了，现在都凭实力了，你有什么样的能力就能做得怎么样。要有责任感，对社会有责任，对自己家庭也有责任。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和自己懂得的事，就由自己去做，做得好也有成就感。人一定要坚强，不要因为一点点事情就趴下了。困难总是这么多的，总会过去的。办法总是比困难多。你要是这个也怕，那个也怕，那就什么都不用搞了。”
八、张富华
张富华说：“我是1965年生的。读书读到初三毕业。小学是在藕池小学，中学是在布政中学读的。我们以前读书都是走去学校的，带着饭盒的，装着饭菜去蒸的。毕业是1980年。毕业以后，先是做小工，在宁波段塘的马铁厂，那时候做小工是1块4毛4分一天，做了三个月还是四个月，我就没有做了。后来我哥去当兵了，我没有种过田，进了电子塑料厂，那时候我20岁，后来干开模具，后来并到玻璃厂。那时候男的只有20块钱一个月，女的18块。我是25岁结婚的，后来到玻璃厂，在玻璃厂做了三年，后来出来了，自己做了。先两人合伙，自己去开模具，做塑料模具。后来就自己开厂了。一开始是华阳五金厂，好像是2001年。到2007年，是森阳电器塑料厂。一开始开模具厂，有20多个人，一直到现在。厂是在藕池的，在503终点站，有十多年了。
“一开始进厂的时候，那时候厂里初中生少，厂里安排我去宁波电视机厂学习，学习了三个月回来，做机床加工。因为我们塑料厂要开模具，厂里叫了一个师傅在工厂里开模具，我们就跟着他学模具。大概学了五六年，这个师傅走了，就叫厂里我们四个人弄，开始开模具。后来从厂里出来以后就到这里来办厂，就是四岔路口的第一家那里，我们两个人合伙，做了四五年。我们有很多种模具的，洗衣机盖子，还有录音机的壳子，都是塑料模具，反正人家需要开什么模具，我们就给他们开。开模要用机床的。我们还有注塑机，也是做塑料的，后来我自己不开了，叫人家开，开好拿过来。现在我们是做淋浴器产品，主要是太阳能热水器，出口到澳洲去。老外一般用在游泳池里，游泳以后冲一下。五金厂也是有塑料的，我主要是做五金，就是给人家做缝纫机上的零件加工，这里有好几家缝纫机工厂，很大，他们拿业务过来，我就加工一点，这个钱不好赚，发完了工资，就没有钱了，所以后来改行了，开了森阳电器塑料厂，做外贸产品了。贸易公司下单，我们加工，他们再卖出去，也做了11年。这个产品还可以做，以前量不大，价钱高，现在量大了一点，价钱很便宜了。现在用的人多了，以前量很少的时候，只有1万多根、2万多根，现在要做到4万根左右。我们跟外贸公司是人民币结算，外贸公司他们是美金结算，美金结算不好，今年美金的价钱不好，汇率之前是6.6，现在只有6.3了，差1.3也是差蛮大的。现在外贸生意不好做了，不像去年夏天，如果汇率从6.3涨到了6.8，那他们就赚钱了。做生意开厂，维持日常花销是没问题的，但是要存钱很难，因为厂发展是要投资的。像我们一样的，一开始一台注塑机，后来不够了，增加到2台，后来又不够了，增加到3台、4台。要有设备才行，靠人工是做不好的。实业是难办的，它的投入很大。有点钱了，就要买车子了，以前买十来万的车，现在要30万、40万。办实业是无底洞。大的企业好很好，如果不好的话，连工资都发不出来。后来开始做外贸了，就还可以。外贸的钱结算得快，一般情况下一个月就到账了。现在还可以，二十几个人做1500万左右的产值，小企业这样做做也可以了。
“现在企业不好办，太麻烦了。现在集装箱进来就是一个麻烦事，有的路不能开，有的小区门口开不进来，大车不能进来。工人也很麻烦，现在工人也不好弄，有的工人很调皮。我们的厂小，我过年叫他们回去休息，工资都是付给他们的。
“也遇到过麻烦，我曾经亏损过一百多万。江苏那边有一家很小的企业，叫我给他做五金，是关系很好的人介绍的，后来这个人喝了酒，开摩托车撞了头，死掉了，这样一分钱都收不回来了。后来也没有办法，介绍人就说，我厂里的塑料给你做，价钱稍微高一点，算补一点给你。但是我没有要。后来我没什么钱了，越是没钱越是什么活都干，有的利润太低，慢慢就亏下去了，亏了很多了，从银行又借了40多万，每年付付利息都要好多。
“后来开始做管子，慢慢好起来了。2006年开始做的，做这个也很吃力，叫人家做，人家切割的厂账目累积到几万块钱，就来找你要钱了，前面的钱先结算好，后面再去拿货。不过现在就算欠了100万，他也不会打电话了，因为我现在每年到6月，一年的账全部结清，一分钱都不欠他的。这样生意就好做了，都愿意跟我做生意。
“我不想开厂了，我哥（张利华）说，这个还有几年可以做，再做一段时间，反正你也不用管，我会帮你管。阿哥到上海当过四年海军，回来后到村里。现在在我这里，我们两兄弟一起干的。我现在身体不大好，主要是他在负责。
“现在我儿子也在厂里上班。他从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毕业五年了，现在29岁，他本来是学自动化专业的，但是他自动化专业不想干，后来我叫他到江苏那边一家造塑化剂的厂去上班，做了半年，他们老板说还可以。过了一段时间，就叫他回来上班了。一开始到厂里，他什么都不做的。小孩子一定要让他吃点苦，不吃苦不知道做生意辛苦。现在他主要负责打外贸单子。企业太小了，也不好搞。企业要么很小，要么很大，不上不下最不好了，小的就是自己做，大的就找人管。现在雇人也雇不起，好的管理人员一年工资最起码十几万，工人工资一年最起码也要六七万。”
第二节／开办公司
一、姜国城
姜国城说：“我一个学生的父亲是宁波天工工具老总，他让我过去干活。他们也是外向型的，也有搞销售的，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也有办事处，所以叫我去。那是个创业的年代，无论是打工也好，创业也好，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年代。本人有想法和诉求，碰上好的时代的潮流和环境，我们这一代人还是运气蛮好的。
“我是1992年9月27号离开的，一年半不到。我上班的天工工具外贸部在彩虹南路，挂靠在鄞县外贸下面的十一部。有时候骑自行车去，有时候天工有汽车顺路带我过去。过来一段时间后，我已经在宁波英烈街买了一个21平方米的房子。人家都说，姜国城人是蛮聪明的，胆子蛮大的。1992年是下海潮，教育系统也是刚刚开始有第一批。当时想，我也不比人家笨，懂英语，我的性格脾气也算是蛮外向的，喜欢跟人打交道，走得出去的，还是蛮自信的。
“自己离开学校去打工，这条路走下去了，是没有回头路的，要么就不干，要干就要干好，每个人都需要成就感，需要面子，一条路肯定是一直走下去的。
“后来我到宁波中蔺集团，做了5年。在1999年年底，中蔺集团改制，可以个人承包，一大块的业务可以自己设立一个分公司承包，那个时候我离开了，去做个体外贸。那个时候成立宁波保税区，所以注册了一家宁波保税区飞驹国际贸易公司。到2001年年底，那时候外贸这一块也有了一定的稳定客户，就自己动脑筋，想把包装仓库这一块建立起来。2001年，我就在自己老家藕池那边租了一个仓库，做物流跟包装这一块。同时我在我们方家耷那边买了8亩田，2003年5月，新厂房造好，就搬进去了。从此，有自己像模像样的地盘。之前做个体外贸也好，租仓库也好，是比较松散型的。现在建立起来的产业，是气动工具，是从2003年5月开始的。那个时候做外贸，气动工具这一块竞争还是蛮少的，所以发展也蛮快的。在2005年，就开始跟一个美国的第二大工具商娄斯做，一直工作了9年。到2014年，这个八九年当中，公司发展是很快的，公司发展主要是看经营场地扩大没有，还有产值、一年销售额的提升数。在这个过程当中，厂房也翻新了，一层变成五层。后来空间不够，还向旁边去租了人家一些私人的厂房，又向村里面租了10亩田，那时候总共加起来使用面积有20亩左右。到2014年，虽然场地是在扩大，但是客户量也是同步发展，我指的客户一般是中大型的。我们在2013年、2014年这两年当中，也发展了加拿大和美国的另外几家中大型的客户。那个时候觉得自己场地空间还可以，但是新的客户争取过来以后发现，空间是不够大的。镇里面的领导、村里面的领导，都很关心这件事，都帮我一起去看。最后经人介绍看了瞻歧，那个地方虽然路远一点，但是那块地还是蛮可以的，一见钟情，那边是50亩田。
“2014年8月，我们就从老厂方家耷那边搬到瞻歧镇城东村，称为宁波飞驹工具有限公司。实际上，中间还有一个插曲，我刚才说公司发展很快是在2005年到2014年9月当中，实际上空间慢慢变得不够，是在2012年、2013年开始的，所以瞻歧那块土地我是在2012年年底去看，2013年年初开始造的，造跟装修用了一年半，2014年8月中旬，就从老厂搬到新厂瞻歧去了，目前瞻歧的厂房占地面积有50亩，建筑面积有42000多平方米，投入也蛮多的。公司的硬件如厂房、机械设备，包括安全、环保等等都蛮好的，都符合国家要求的，对客户来讲也蛮有吸引力的。因为对国外客户来讲，只要地方好他们也不在乎再多跑大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到新厂的。新厂房开始运营以后，到目前的2018年8月，整整4年了，这4年新厂房的反馈蛮好的，起了一个很正面的积极的作用。目前公司所面临的问题，我想也是其他办企业的人共同面临的问题，就是劳动力和行业竞争问题。总之，我还是蛮有信心的。为什么有信心呢？因为客户群体一直都很稳固的，而且新的客户也在发展。新的客户发展跟原来公司的客户资源也有关系，比如我们公司跟一家大客户在合作，那么其他的客户也会信任你，对产品的性价比、交期，还有服务、售后服务等等，都蛮放心的，这也是一种无形的企业资产。目前虽然形势，国内也好，国外也好，或者公司管理上也好，都蛮严峻的，但是我还是很有信心，主要因为客户资源这一块，我们在同行业当中是处于领先的地位的，是不用去担心的。我本人学英语专业毕业的，去打工也是从做业务员开始的，所以客户迎来送往，也是占了一个很大的优势的。同行业里，有些老板是搞技术出身的，就在技术上更有优势，这个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但是做企业出身的，是英语专业毕业的，能直接跟客户去面对的，在我的同行业当中还没有见到过。我觉得自己个人能力不比别人差，我蛮自信的。后来企业慢慢大了，觉得对社会也有了一种责任。这不是说虚话，有的人说，说你思想这么好，你办企业不是为了自己赚钱吗？实际上越来越多的人都看得很清楚，现在办企业，要办得好，企业里都要继续投资，工人的保险、厂区的环境、生产安全条件等都要跟上，要符合国家的要求。再说我们是外向型企业，大客户每年都要来一次，来验查质量体系、社会责任、反恐三大块内容。社会责任就是涉及一家公司对员工如何，工资是不是按时发，加班情况怎么样，工作环境怎么样，包括很多方面的。工人觉得，我是来打工的，我付出多少，你付我多少工资，这是名正言顺的事情。但是工人打工这里也可以打，那里也可以打，每一家企业的情况不一样，有些老板蛮抠的，有些老板心胸是蛮好的，对员工管理比较人性化，企业也有一些福利，虽然也不多，但是都有。所以我认为做企业，一个是自我价值的实现，另外一个是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如果大家都不去办企业，我想我们中国就没有实体的经济了。
“目前厂里的员工数字是在230到250这么一个区间里。支撑我做下来的一个是我自己的信念，觉得现在做企业不单单为自己做了，也是为社会承担一些东西，虽然有些东西是隐性的，我们也不会说出来，我办企业是为社会承担多少责任这种事情是绝对不会挂在嘴上的。
“离开中学到天工，也不是为了一定要赚多少钱，而是我懂英语，想尝试这个方向的职业，走这个方向的路。这一步很要紧的，是转折点。家里面父母当然有想法，最终自己事情要自己决定。外贸的信息还是蛮重要的。那个时候国家的外贸是红红火火的，那时候去广交会，现场就可以接下订单来。
“我们的气动工具，是自己生产的，现在是工贸一体，关键的东西自己做，主要是几个系列的工具，所以要有精工车间，有组装车间，有注塑车间，有装配车间，有包装车间，这是一个工厂，有血有肉，否则的话就是外贸公司。工贸一体，对客人来讲，是提供一个综合的服务。我们是一站式的，一站式服务也是我这么多年经营下来的一个策略，也区别于同行业，我们同行业当中做得精、做得专、做得大的也有，这也是一个出路，我们一站式服务也是一条出路。办企业也是要有能力的，我也有我的长处，也有我的短处，比如说在我那个年代，人是比较实惠的。现在就不一样了，大家套路比较多。我们目前，一个要保证自己的优良的素质，另外一方面也要跟上时代，管理方法也好，或者网络技术也好，或者其他的国内外形势也好，都要同步跟上。
“之前的同事和同学说起我去办厂，都说这个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我给他们的感觉就是一个文艺男青年，从小学开始，老师就一直很喜欢我，让我当文娱委员，到大学了改叫军体委员，我喜欢唱唱跳跳，做做老师好像还可以，一下子下海去办企业，这不是去找死吗？但是我内心里面，办企业跟文艺并没有冲突，文艺才能对做企业反而是有帮助的，比如说跟人打交道也不会怕难为情。”
二、姜国炬与蓝天清洗服务公司
姜锡岳说自己的儿子很能干：“我儿子现在企业办得还好。他也比较独立的，公司刚刚办起来的时候也很辛苦。大约是80年代吧，他初中毕业回来，给清洗公司打工，虽然在劳动，但是也不怎么赚钱的。两年以后，就自己办公司了。一开始也是给人家跑业务，后来自己弄了一个清洗公司。这个行业也是有社会需求的新兴行业，儿子抓住了机会。1996年，成立宁波市鄞州蓝天清洗服务有限公司。2001年12月28日，成立宁波市江东蓝天清洗服务有限公司。2007年1月，成立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普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我儿子现在开清洗公司，也是为人民服务的，也很受客户的信任。”2016年，又成立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蓝辛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三、章冲华与浙江杰佳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章冲华是鄞州区古林薛家村人，1994年迁入藕池村。1993年，成立宁波杰佳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在宁波市鄞州区钟公庙街道铜盆浦村。1996年，在藕池工业区成立宁波杰佳不锈钢实业有限公司，从事不锈钢热轧。随着不锈钢地方企业逐渐衰退，不锈钢的热轧加工量亦日趋减少。2002年，成立浙江杰佳不锈钢有限公司，企业迁移至江北区工业产业园区经十路1号。2004年，不锈钢被列入限制发展类产业后，章冲华看到了危机。他说：“我们做不锈钢热轧，虽然不像上游的熔炼企业一样实行差别电价，但毕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准入门槛又低。”2005年，在宁波市镇海区注册成立宁波大地化工环保有限公司，地点在宁波化学工业区（蟹浦）。公司专业从事工业危险废弃物的收集、处置和综合利用，是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配套的基础设施。公司立足于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置。2010年，成立浙江杰佳毛纺织有限公司，地点在宁波慈城古镇妙山，是一家专业的地毯纱生产厂家，主要生产“杰佳”品牌的地毯纱。公司拥有现代化标准厂房6000多平方米，员工200多名，其中工程师10名，技术骨干20多名。2012年，江北高新技术产业园升级为省级开发区，江北区将其产业重点调整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章冲华意识到，传统不锈钢行业的转型已经势在必行。7月，慈城镇有关负责人带来一条信息：一个由省“千人计划”人才、海归博士张美超参与的创业团队有意落户宁波，这个团队从事特殊功能薄膜研发已经两年，与江北高新技术产业园刚刚投产的长阳科技项目也有供应链关系。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章冲华对这个团队在杭州的研发中心和在昆山的外包生产基地进行了实地考察，11月签订了协议。章冲华出资2500万元，不参与具体经营管理，对方技术入股并控股，新厂房则租赁使用。2013年初，章冲华把公司的仓库腾了腾，加上边上的绿化带，一个5000平方米的新厂房开始打桩，而一个高科技的光学薄膜项目——宁波惠之星新材料有限公司也顺利落户江北，从而转型升级进入高端光学薄膜领域。①2015年，浙江杰佳不锈钢有限公司更名为浙江杰佳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从事金融投资。有300多名工人，一年1亿元产值。
第三节／四处经商
藕池村位于宁波城郊，靠近宁波轻纺城，所以村民发展三产、发展经济的思路也比较清晰。
一、杀猪卖肉
在板桥村，从俞云华开始，到庄朋海、徐林祥、徐繁荣、杜加田等人，均从事杀猪卖肉行业。俞云华又是受邻村城横楼陈光荣的影响。此人最早到大世界卖肉，当时连宰肉的工具都没有，拿了一把小斧头宰肉，人称“小斧头”。庄朋海是俞云华的妹夫，徐繁荣老婆叫俞云华母亲阿姨。如此，他们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卖肉群体。
1.俞云华
俞云华说：“杀猪，我从25岁（1985）开始干，最开始在大世界做生意。在家里杀好，拉过去，放到肉摊去卖，卖了十五六年。我当时用的是摩托车，在板桥有摩托车我是最早了，我开着摩托车到处联系生意。我老婆是奉化方桥人，不会种田，我有9亩多的田，又要杀肉猪，多辛苦。因为我家里穷，我结婚也没有什么东西的，只有母亲留给我的一间老房子，也很破旧的，门板都破的，我买了纸，调好糨糊糊上了。人家娶了老婆不珍惜，我是很珍惜的。我们家困难，没有父亲的，还有两个妹妹。当初刚结婚的时候很困难，9亩多田在种，要交公粮，肉每天拉去大世界卖，赚一点也好。那时候卖肉有10多块、20块可以赚。那时候的工资才毛20块一个月，我一天可以抵人家一个月工资。
“辛苦是辛苦，赚倒是蛮好赚的。以前农村是石子路，桥头都是石阶，要把自行车推过去。我家离那个桥二三百米路，我老婆胆子很小，怕小孩子滑下去，所以一般我要陪她到家里，我再骑车回去。当时的路真的很差，后来好了。我的脚上开了两刀，我也还是每天去赚钱，因为背债了。开刀了以后，我也没有休息，卖肉的时候在旁边摆一个凳子，把脚搁在上面，回到家还要种田，一定要把钱还出来。我10个月就把债都还清了。那时候村里个体商户不多，我算是早的了。做生意时，我们体检，做健康证，领执照。那时候大世界的生意好，红白事都是要来大世界买菜的。那时候真的很苦，天气热，肉要臭掉的，一只猪大概卖六七十块钱，两只一百多块钱了，一家人的家产都在这里了，就怕肉臭掉。有时候自行车轮胎没气了，钢丝断了，就只能推过去，因为太早没有修车摊。我天还没亮就去市场，一般卖到9点钟肉就卖光了。天亮一般5点多，天热时就4点多，因为路远，骑车要骑一个多小时，我3点钟就要起来杀猪，弄好了以后，到大世界去卖。卖完以后，回来种田。最早的一次六七点钟肉卖光了。我的9亩多的田，要放水什么的，只有一个劳力干活那是很辛苦的了。我一般就是跟客户讲好要多少，然后客户直接过来买，或者我送到饭店去。种完田，我还要去收猪，要先去买下，然后用手拉车去拉回来。有一次放电影，我老婆一直等我不回来，我就是去收猪了，借了手拉车去拉，两只猪可以赚40块，结果却丢了50块，当时真的肉痛死了，两只猪都白卖了。我拉到桥头，桥头有石阶，我拉不动，就叫我老婆过来，一起抬到家里，才能吃两口饭。手拉车是借人家的，要还掉的，然后再骑自行车回来，这时候电影刚刚散场了。那时候看一场电影多难得啊，偶尔才放一场电影，这个讲起来现在还觉得鼻头酸酸的。
“那时候农村60块一年，100斤谷子是10块，讲起来我在藕池头也算是孝子了。口粮，男的一年是700斤谷，女的是600斤，我会种大人的那份。家里姐妹多，所以我要多赚钱。我后来就把母亲给的房子还给了母亲，我自己造了房子，为了这个，还背了6000块债务。”
2．庄朋海
庄朋海是20世纪70年代从水库移民出来的，住在板桥村，初在布政布厂工作。在俞云华卖肉成功以后几个月，21岁（1985）的庄朋海，嫌工资低，也走出来，加入杀猪卖肉的行业，然后到宁波大世界卖肉。屠宰行业比较辛苦，他也做了近十年。
3．徐繁荣
徐繁荣说：“我读了6年书，后来看牛，牛看了两年，然后到牧场养猪。十七八岁时，也当过畜牧主任。后来，牧场解散了。29岁（1987）时，开始做卖肉生意，做了17年。后来到村里工作了，也有18年了。
“在老的大世界，我做了17年生意。每天晚上12点钟要起来，卖肉到傍晚再回来，再去收猪。那没得睡的，每天都要收猪去的。总有五六年的时间，每天半夜起来，天亮杀猪，卖得完就可以回来睡觉，卖不回来就没得睡了，因为要挨家挨户去收猪，第二天要杀的。后来生意做大了，轻松了，可以休息一天，开着车到各个村庄去收。后来生意越发做大了，就到下应这边去收，也收了五六年。猪卖点给人家，自己也杀点。后来这种生意不好做了，就到镇海的一个食品公司去收，他们的肉猪是从外面调拨来的，几个人合伙，量比较大。自己杀的时候，晚上12点多就要起来杀。原来是在自己家里杀的，后来要到屠宰场去杀。后来我脚也不大好，就不卖了。我大概是45岁（2003）上不做生意了，就到村里来了。实际上做生意也苦，田头活也苦，一点都没有休息的时间，仅是养家糊口而已。老婆要烧水，我要杀猪。她那时候要照顾孩子，小孩还小。
“肉的价钱，在凭票时代是6毛6分。进入自由交易时代，最早是7毛多一斤，后来是1块多。我卖肉是从9毛多一斤开始卖起的。我第一次收猪是收了一只黑肉猪，60多块钱。小小的，一百多斤，那时候肉只卖9毛钱一斤，后来一两块，再是3块多，后面就是6块多了。卖到7块多一斤时，我不干了。
“那时候卖肉，一天一只肉猪基本上卖光，卖不光的话，便宜一点也要都卖掉的，特别是天热的时候。那时候猪就是吃稀糠什么的，是很瘦的。有一次在宁波火葬场那里，从一户人家我买了十多只。那时候天气非常热，肉卖不掉。那一次亏本亏惨了，到了下午，肉已经有馊味了。那个地方有个小饭店，我只能把40斤的肉都卖给他了。那时候我们三个人，一共十多只猪，都亏本了。做生意的话，还是自由一些，钱也好赚一点，家里条件好一点，吃的方面，如果稍微剩点肉，也可以自己吃。人家没钱的时候没有肉吃，我们总归有肉吃的。当时我的志向是做到1万块，就不做生意了。那时候也没有休息时间的，没有星期天的。我们现在日子好过了，钱也用不了这么多。我退休以后，我也不会去做门卫的。
“我卖肉卖了17年，非常难卖的时候，我也找过我阿叔（徐信定），到宁波师范也去销过，他们是一整只猪都拿去的。那时候是中考，一次卖过以后，第二次他就支支吾吾的了。其实他也是有道理的，我做生意是天天要做的，卖不掉了，难道天天都卖给他吗？有困难偶尔求他一次还可以，但每天肯定不行。
“那时候骑着自行车去收猪，一百一二十斤的肉猪，我一个人抓住它，用绳子捆起来。那时候没有帮忙的人的，只能是自己抓，捆绑好，用自行车载回来。肉猪是活的，路上有汽车开过的话，肉猪要挣扎，我的车龙头就把不住了，有一次把他人给压着了。那时候做生意，40块一天、30块一天，开心是开心的，肉也比别人吃得多。那时候别人的工资才30多块钱一日，我们卖肉收入也算是比较好了。
“走上杀猪卖肉之路，缘于亲戚。过了半年，想想在厂里做做也就这么回事，也有做点生意的意思。他们就讲，杀肉猪也蛮好，叫我也去杀肉猪。我说我不会杀，他们说他们给我杀的，我也就是帮忙。他们人结实，我也会杀一点。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我老婆也陪着去，跟人家老婆婆讲好。摊位的位置也要抢的，肯定要早的，不早的话，没有地方摆摊的。想想有点钱赚，也是高兴的。我做生意，其实也是做得最差的了，人家做生意能力好的都有窍门。我做到后面是给饭店送，不过也有风险。一次，一个老板欠了一万两千多，最后饭店倒闭了，我的钱也没地方拿，真的气死了。他店还没关门的时候，有一次说开现金支票，让我到银行去拿钱，结果是空头支票。一万多块没有拿到，也是有点难过，老房子都可以买一套了。这是1998年左右的事。
“那时候没有汽车，猪载到段塘机耕路，我再拉进来，然后从我们这里卖出去。那时候黄鱼车拉过来五车，家里这样一个房间，都是杀好的猪，大都是腿，前腿后腿，也去卖。那时候用三卡拉去，再用黄鱼车拖去，到大世界去卖。卖光了，那天生意是很好，大概卖了4000多斤肉，下午要把它卖光。上午老婆先过来，10点多，我不在，我老婆过秤，我回来以后再拉出去卖。那时候好像有BP机的。后来回来，人真的很累。这么多的肉，过年到了要卖的，那时候生意是好，自己也没有剩下什么，就一点骨头了。因为天气也冷，卖就卖一点，剩就剩一点，也是利润。
“做生意的话，说实话，人虽然吃力，但是有钱赚，也有动力，那时候体力好，睡一觉就恢复了。斩了这么多的肉，有时候刀都握不住了，五六斤的肉，一天劈到晚，也是很吃力的。第二天还是要做，没办法，还是靠赚钱这个想法支撑着。那时候零售不卖的，基本上都是整腿卖的，以前的腿没有像现在这么大，一只腿就10多斤、20来斤。以前跟三门人做生意，会轻松一点。三门这边的肉猪多，活猪也有的，他们肉猪很大，也很要吃肥肉。
“和外洋（远洋）人做生意最好玩。过去外洋人在过年会来买肉，轮船很大的，他们来做生意，船开出去要半年，就买点肉带回去。原来在白沙买的，白沙的价钱比较高，后来到大世界，大世界有点批发市场性质，东西便宜一些，种类又多。他们有四只船，两只船一队，到海上去捕鱼，需要半年，蔬菜全部都要准备好，猪是一只船要两三只。跟他们做生意最好了，一天能收入三四千块。他们把猪肉带走以后，用冰冰好，或者用盐腌好。后来钱少了一点，但是也有几千块。这个都是现钱拿进来的，老婆看见也是高兴。
“生意有好做也有不好做的，亏本也有，肉卖不掉就臭了，会亏本。一开始做生意的时候，一只肉猪，前腿、后腿、中间，分六大块，都是在家里斩好了再去卖。那时候也没有冰箱，有冰箱也塞不进去的，斩开了卖不掉，就只能放在屋顶上晾着。臭掉也有，亏本也有，不过总是少，一只肉猪卖了还剩下一只腿没有卖掉，就自己吃，如果臭掉，就得扔掉了。
“做生意是挺苦的，赚也赚了几块，当初还是可以的，一开始用自行车，后来买摩托车。我在板桥卖肉的人当中算是比较早了。我人小，买小一点的摩托车，江陵牌。他们人高大一点的，就买五羊、本田。
“我现在感觉，做生意，不管赚多少钱一天，都是辛苦。我们这个生意比别的还要苦，做水果、蔬菜生意是苦的，他们是贩卖来的，拿来就放在这里，我们还要给猪弄干净，还要挨家挨户去收。
“收购肉猪，必须自己动手，不敢相信别人。别人收来的不一定是好的，有好的有坏的。自己眼睛看过以后，万一蚀本，也是心甘情愿，不怨别人。如果别人收来的，蚀本了，心里肯定不舒服。做生意，实际上是靠经济支撑着，你去上班就没做生意这么费心思。
以前做生意的人经常会想，上班就好了，还有双休日，晚上也可以乘凉，那时候乘凉的时间都没有，一直都要做生意。那时候做生意，一有空就睡觉，真的很吃力。”
4.杜加田
杜加田说：“开始种田，也是很苦的。我们的田都是日日夜夜自己在种，我和老婆两个人种。后来，自己盖了两间空心板房子，前后门也没有的，窗也没有的，就住进去了。后面有了一点钱，就搞一下，一点点盖起了房子。有三四年时间，我一边种田，一边在外面做生意。我开始在大世界卖肉，后来因为没有执照，不给我卖了。我回来种田，社长就跟我说，让我养母猪。上面有任务分给我们村里，他说我看别人也不行，就给我弄。于是，我开始养母猪，一开始捉来五六只，养了一年多。后来便宜了，又把母猪卖掉，不养了。村里有一只船，我就去撑船了。一直弄到1992年以后，村里车路、机耕路都做通了，没有人乘船了。我就去办了执照，又到市场去卖肉了。一直卖到58岁（2007）不做了为止。开始在大世界市场卖，后到尹江岸市场，做到钟公庙市场、南苑市场，在南苑市场卖到了不卖为止。”
吴纪芳说：“这是顺其自然的，土地没有了之后，藕池人都做一点小生意。现在很多年轻人毕业以后，搞自主创业，不是像过去做一产二产，现在都从事三产。很多大学生自己搞代销店、网店，包括到轻纺城开店。藕池原来出租车很多，现在出租车生意也不好做，老爸做出租车生意，儿子肯定不做，因为太苦了，另外还有安全问题。藕池原来杀猪的人很多，现在环保不允许，都集中屠宰了，再做杀猪的生意，利润就很少了。现在藕池人基本上都从事三产，一部分人是靠村里养着。2015年，当时一个人一年发5000。我跟村民说，你家里三个人，种植也好，养殖也好，每一亩土地达到2000块收入，原来种6亩土地，一年只有1.2万收入，到2015年村里给你1.5万，因为你有3个人，年纪大了会再增加一点，家里闭路电视、网络电视钱都是村里付。原来一亩田，只有2000块的纯收入，就不错了，而且要种，要摘，晚上要管。村里的话，钱每年都可以拿的，而且好几个兄弟村比我们还要高。这样看来，不能靠村里给，村里给的只是一点，关键还是靠你自己去奋斗，像习近平总书记讲，要奋斗。自己不奋斗的话，天上不会掉馅饼呀。要百花齐放，各显神通，千方百计，特别是年轻人都要想办法赚钱。”
二、轻纺城经商
位于石碶的宁波轻纺城，始建于1992年，1993年开业，1994年趋冷，后引来6路公交，多业经营，只要是允许在市场卖的，都可以来轻纺城内销售，市场逐步红火起来。
藕池村近宁波轻纺城，于是很多村民也走上了到宁波轻纺城经商之路，如庄朋海夫妇、俞云华夫妇。
1994年，庄朋海首先到宁波轻纺城经营，做外贸服装批发生意。2010年，成立宁波市鄞州古林新龙针织制衣厂。2016年，在轻纺城包市场，开发海塘商贸中心。2017年招商。2018年12月16日开业。吴纪芳说：“他们两夫妻比较勤劳，通过不断发展，做得很好，一步一个脚印发展得很好。”
庄朋海夫妇经商的成功，也影响了大哥俞云华。俞云华说：“我妹妹的老公（庄朋海）在做生意，当初问我借钱造房子，后来钱很快还给我，家里还装修了，说明钱好赚的，于是我也去做这个生意了。”这样，俞云华也参与进来了。此前的1999年，他在卖摩托车。结果，因为1999年上半年始，宁波市区禁止摩托车上路，他的店亏掉了。俞云华说：“2001年，我到轻纺城做外贸生意，在轻纺城租了摊位，做了十六七年。我们那时候从厂里拿产品过来，做外贸批发生意。我进货，我老婆卖，收入还行，比厂里的工资多一点。
“做生意这个东西也要看诚信的，也有做得下去和做不下去。我们做生意是靠信用的，那时候也不用写什么，只要说出了，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亏本也没关系。我在轻纺城做生意，我们讲的话比山还可靠。说出的话就跟写上去一样的，我还是很要面子的。我们做生意的人，宗旨就一个，尊重人家，服务人家。生意没有做，也有人情在。以前在轻纺城做生意，经常有各种饭局，很多生意都是喝酒的时候谈成的。我老婆有时候有意见，但是在同样的店中，我生意做得最好了。做生意总归要讲诚信的，不诚信的话，老客户也要走掉。我最忙的时候，打包从天亮8点钟打到下午2点多，生意是真的好。我生意也做得多，胆魄也大，没有文化的人胆子大。
“有些人做生意很精明的，经验不会跟你讲的。别人不肯说，那我就自己琢磨。我卖了20天，算下来还赚了1万多块。本来可以赚5万块钱，但因为事先讲好了，我没有赚这个钱。后面人家觉得我爽快，进价也都给我便宜点。我这个人不怎么去进货的，跟厂里老板聊聊天、喝喝酒，他会给你介绍业务的。做生意就是双赢，你也赚一点，他也赚一点，大家都赚一点，不是一个人独吞的。
“我去进货，也没有带钱的，拿约20万、30多万货，对方说，你东西先拿去。我说没有带钱，他说你拿去好了，也不用写欠条的。我想总归要写张欠条的。他也不用我写，就叫我全部装走，五六天卖掉，3万多件衣服，毛30万。我拿了一个包，装去了。我说你点一点，他说不用点，缺几张也没关系，你老俞不会这样做的。我们做人都是这样的，绝对不会乱弄。钱这个东西，都不用点的。你再赚得多，欺诈的话也没意思的。
“我在村庄里讲起来条件还算可以的，我也没有开厂，就做点个体，各方面也没有去烦过人家，也没有话说。有的人年纪大了还要做，去卖劳力，我是吃不消了。有些人不要面子，要吵要闹。我的钱都是自己赚来的，一分一厘自己赚，用着放心。有困难自己想办法解决，自己去赚钱，自力更生，小孩子觉得爸爸这么辛苦赚钱，用钱也节省一点。”
三、村中开小店
陈高华说：“我妹夫（徐繁荣）开着小店，没有什么生意，就去养肉猪了。我就想，我来开，赚点钱也好。第一天，晚上我算了下账，赚了3块7毛钱，我真的开心死了。种田才能赚多少钱啊，从早到晚，哪有3块钱好赚啊。从孙子出生（1993）那年，我开始开店，到孙子结婚，我还在开，20多年了。此前，我是做木匠的。我店里主要是一些香烟、酒、酱油、米醋，就是一些日用品。我开店也就是顺便，我承包的田有13亩，很忙，开店就是晚上开开。我开店就在自己家里，卖点香烟，打点老酒，别的没有什么花头的。以前小店比较少，板桥只有崔述芳一家小店，他的小店算是供销社，有点商品供应，我们跟供销社不搭界的，就是自己开的。他配货配不过我，我那时候年纪轻，自行车、黄鱼车都会骑。现在小店没有生意，就随便做做。”
四、村中养殖业
马善祥说：“我是六年级毕业开始工作的，那时候家里比较困难，养牛、猪，晒谷，都要干。我看牛看了两年，然后去生产队干活，一直做到分田到户。27岁下半年结婚，28岁到宁波大世界去配过一点水果卖，卖了两年。水果生意倒是很好的。那时候年轻，上半天做好，下半天偷懒，因为那时候钱值钱，赚50块钱，我就高兴死了。后来我母亲不让我做了，我之后到翻砂厂做了六七年，那时候厂是周厚裕承包的。
“厂倒闭后，我也捕过鱼，做了两年。我捕鱼是用电板的，捕了一年。那时候鱼也多，上江捕了一年，第二年到下江去也捕了一年。那时候鱼非常多，卖也不值钱，一斤几毛钱而已。我赚了点钱，就去养鸭了，差不多养了9年，1999年下半年结束。第一年养了七八百只鸭，也有点怕怕的。两三年弄下来，规模又大了点，最多的时候鸭子养到五千多只。这一批鸭差不多生完蛋了，新的鸭子就接上来，老鸭子就卖掉。第一批就是养小鸭，买小鸭在春天，正月左右。小鸭买来，温度要调整好，200瓦的灯光安装好，小鸭子需要的地方小，热度要调好。一般鸭子生蛋，最多生10个月。10个月以后，你再让它生，要给它吃得好，这样的话成本就大了。所以一般情况下，10个月养好以后，就处理掉了。这时候新鸭选好了，就顶上来了。就是这样一季一季地翻的。我是以卖鸭蛋为主的，早上起来手工捡蛋，几千只鸭，有时候来不及，就再叫人帮忙一下。一只手三只蛋，两只手就是六个，一筐蛋一百只。发现今天的蛋少了一点，表明鸭子身体不太好了，就要弄点东西给它们吃吃。第二天，马上蛋就会多起来。鸭子要生病的，一只两只鸭子是不会生病的，但是养多了有细菌，要感染的。我们把小鸭子买来之后，打好预防针，针打好以后，不会有瘟病了，抵抗力强了。鸭子要感染、感冒，你看得出的，会流鼻水什么的，就要马上去配药。这也是要有经验的，没有经验的话，鸭子养不好的。我们养鸭有一个思想的，‘逢三逢八’，养鸭的人都到市场上去，买药的买药，买饲料的买饲料，这个饲料是要用汽车装的。三天之后开汽车去装，运到哪里去，价钱也都讲好。我们需要的少就到市场上买点，需要的多就到余姚去配，一年要去好几次的。
“2000年，鸭棚拆掉，旧村改造了。我和书记、村长说：鸭棚拆了，我这个人也比较爽快，这个你们赔给我，不要少我的，我也不会来敲你们竹杠。我第二趟就签了字，村长和书记就觉得我比较爽快，工作好做。我跟书记提要求了，我一时三刻工作也安排不了，小孩也有了，老婆也在，你帮我找个工作做做。书记这一点也比较好，他看我爽快，他也很爽快，他就说，一些老房子给你拆，我说好的。后来确定是7块一平方米，我问村里买拆下来的这些材料，我再卖掉。那时候的材料有人要的。后来填塘渣时，也没有什么人要做，书记就问我了，你会做吗？这个事情给你做。我说我做做看，我就和安徽人合作接了这个活。人家要写协议，我不用写，我和书记这样说，要赖的人，协议写一百张也要赖的，我不会赖你的。我没有写协议的，讲好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活要干好，就算我钱少赚点也没事。就这样，这些活给我干，到2006年，我们旧村改造，房子也拆光了，填塘渣的活也没有了。后来剩下一点绿化工作，就给我做了。做做这些，赚点工钱是有的，多的也没有的。到2007年，书记问我，要不要包村里的环境卫生。我就一直做到2015年。现在我是管藕池居委会、藕池村、礼嘉桥村、薛家村四个村的活。”
五、黄大林种植业
黄大林，黄岩人，1985年迁居村中。此前，在黄岩开环保食品厂18年。2012年起，到云南租了30多亩田，种植提子。
六、拉车开车
马志祥与王翠芳夫妇开货运、出租车。王翠芳说：“我来的时候这边都是机耕路、十字路。我是1987年与马志祥结婚的。我是栎社人，嫁到这儿来的。以前这边穷，走路的时候，一脚踩下去，下过雨的话，水都会溅起来。小孩生病了，以前要坐三卡去看病，后来条件好了有夏利车，人家夏利车不肯开进来的，嫌我们这边脏。我想，人要富，就要先把交通搞起来。后来我去学开车，上班也不上了。我1990年去学的，1991年拿到了驾驶证。那时候是要学一年的，不像现在才几个月时间。我学会开车，然后借了26000块钱，买了一部大卡车，开始跑运输，前后跑了靠10年。跑了以后，觉得太苦了，2000年左右，改开夏利车，开了六七年，因为发生了夏利车被抢劫事件，就把车卖掉了。后来进宁波宇达驾校，做教练。都是自己拿出车子挂靠这样的。我们教学，好的学生还好，坏的学生也真是没道理可讲的。头两年还可以。以前驾校还是正规的，新学生也都是靠老学生介绍的。我们给人家一次性考试，包考出就是收5500块，什么补考费都不收的。现在的话，收2800到3000块，有的费用国家交。现在我已经不做了，我老公还在做。”
林惠成说：“生产队分田之后，我买了一辆黄鱼车（三轮车）做生意，拉黄鱼车钱好赚一点，但拉黄鱼车十分苦，毛1000斤的分量要给人家拉去，上桥时要推上去。还要给人家背上去，毛100斤的水泥，要给人家背到楼上去。做了两年。后来，我开摩托车，也开了一年多，摩托车轻松一些，好赚钱，风险大。一年多以后，摩托车就被禁掉了。现在我在上班，两千块一个月，养老保险也没有。”包文华是做运输的，1984年左右开始，骑了将近20年的三轮车。
七、不锈钢加工
徐建波说：“从铁厂辞职后，我22岁左右，就自己去外面创业了，开个铁厂，后来嫌太脏，转行做不锈钢，去学技术。二十八九岁时，刚改革开放，我又开始做个体，做不锈钢，给人家做防盗窗，可以说宁波市里面算早的。以前刚开始做的时候，400多元一平方，当时钱蛮好赚的，利润有30％至40％。后来，又做了铝合金。”
八、公共电话亭服务
包泉德说：“1982年以后，我分到了10亩田，自己种。那时候自由了，改革开放了，说‘不管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只要地不荒，公粮交上就可以了。种田之余，我收凉帽，然后卖到宁波土产公司。当时路非常差，都是机耕路，马路也是石子路，一顶凉帽赚2分钱，做了三四年。1997、1998年的时候，我办电话亭，搞公用电话，前后做了近20年。藕池村公用电话，我是比较早开的。最早宁波电话是7字打头，鄞州电话是8字打头，7字打头的电话到乡下比较难办，宁波电话打宁波电话是3毛一分钟，鄞州电话打宁波电话就要1.05元。那时候宁波电话生意非常好。2000年时，我75岁了，老太婆死了，我就停了。”
九、个体裁缝
徐惠英说：“我是1983年下半年生的女儿，然后就开始学裁缝了。我觉得在藕池学这个行业蛮好的。我26岁那年进过服装厂，那时候师傅教我们，我非常喜欢学裁缝、做衣服的，在服装厂做过两三年时间。后来我个人拜师傅学裁缝专业，裁缝学出来以后，就一直在藕池村庄里做裁缝。专门做服装加工，人家把布拿过来，我来加工，量身定做。我结婚以前是做凉帽的，各种各样的凉帽都会做。我学了三个月裁缝，就自己开店了，在自己家里做做裁缝，带带孩子。后来村里改造，房子拆了，就到轻纺城做裁缝，做了一二年。现在服装买的人多了，做的人少了，以前是做便宜，现在是买便宜。以前各种各样的都可以做，流行什么就做什么。那时候技术好，看看款式心里就有数了，我做裁缝的，布料也懂。那时候时装已经很流行了，穿起来好看，而且做比买合身。服装这个东西是跟时代的，什么时代流行什么款式。以前男的比较流行中山装，我就做中山装，流行西装就做西装，时装也做过。最好的时候我家还没有拆迁，生意比较好，一件衣服要排一二个月才能做完。我就是每天做衣服，家里带带孩子，我没有去过厂里，就是自己开裁缝店，种一点口粮田。我就在家里做裁缝，我老公到村办企业上班，也做了很多年。那时候做衣服的，一般都是本村里的人，性格、生活习惯也都熟悉的。那时候工钱也很便宜的，做一条裤子就是3块到3.5块。现在我多多少少还是在做的，但量不是很大，量身定制有也有的，但是比较少了。有的外来户在这里租房子，也有做裁缝的。不过，他们不固定的，租在这里了就在这里做，租到别的地方了就走了。”
第四节／任职村务
一、村委会任职
郭成祜说：“我1993年12月退伍，村里要安排工作。1994年2月，我就跑到镇里，镇里民政部门给我们安排工作，当时给我安排在布政活塞厂。大概做了12天半，不做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当时是预备党员，厂长找我谈话，说你要么把组织关系拿过来，我没有拿过去。人家说学徒3个月没工资的，但因为我当兵说是有工龄的，所以第二天我就开始有工资了。那时候是多劳多得，我这么一算，一天就六七块钱，我吃饭都要2块钱，所以我做了12天半不做了。那时候还骑自行车，从藕池新村骑到布政，起码要20分钟，早上一趟，晚上一趟，还有点距离的。路也不好，不是现在这个路，以前是那个石子路。后来藕池村刚好有一个企业会计不做了，村委会考虑到我在部队里学过会计函授，有结业证书，就让我接手，那天是4月16日，就这样我到村里来当会计了。那时候我就是企业会计，一个人负责两家企业或者三家企业。这4个会计在村里上班的，拿村里的工资，企业的工资给村里，村里的钱再给到我们，是统一管理的。这样做到1996年12月。1997年，我当了村里的出纳，兼团支部书记、民兵连长、治保主任。1999年12月底，老会计退休了。2000年1月始，我当藕池村会计。”
司机张方平说：“我在布政乡厂里开了10年汽车，这个厂不怎么好了。藕池村吴纪芳书记就跟我父亲讲，方平在那个厂也不怎么好，快倒闭了。我们村里原来有一个开汽车的是女的，女的不怎么方便，让方平到村里来开车。我是这样来的。我好像1998年就来这边了，到现在20年了。”他是老会计张吉安的儿子。
1999年，村级人员（包括企业、后勤人员）做了调整，新增陈惠信、余忠芬、李志鸿为拆迁办人员，史娜、包可峰为企业会计，李红为出纳，葛红波为食堂厨师。2003年，又增加徐繁荣。近年增加周科。包可峰说：“我参加工作的时候是做企业会计的，因为当时企业都比较小，不可能一家企业请一个会计，成本会比较高，所以都是兼职的。我当时接了四五家企业，为他们理理账。我们工资问村里拿，村里问他们企业收。后来我负责藕池村企业安全生产，也对企业进行检查，企业慢慢都在改变，向好的方向发展。”
二、协警
李和芳说：“2003年外地人口全部到宁波打工，派出所民警不够，招聘协警，我通过考试进去了，至今一直做了15年。我的工作是巡逻，人家吵架了去调解一下。晚上三个人一班，属于我们管辖的范围，我们会巡逻一下，看到鬼鬼祟祟的人去盘问一下。2004、2005年外地人口最多，我们有时候会去检查一下，看他们是否有偷东西。晚上一般在下半夜，从凌晨1点至6点。十多年中，治安变化很大。以前相当乱，现在出来的人素质都很高。我现在在藕池警务室，晚上去查暂住房，他们都会配合，把身份证拿出来。我们检查的时候，把身份证号码输入系统，如果是逃犯，手机上马上会显示出来，我们就要把他稳住，跟上级汇报，把他带回去。上次我们碰到一个逃犯，马上把他抓回去了。以前他是办厂的，向亲戚、邻居借了很多钱。后来办厂亏了，他就跑路了，然后在这里的厂里隐姓埋名工作，有一次人口普查被我们发现了，后来移交给原籍公安分局。类似这种事件很多，现在我们归到海曙公安分局了，案子也少了，很多人家门口都装了监控，治安也好了。”
第五节／企业上班
吴升月老师的两个儿子徐国良、徐孝良在宁波星箭航天机械有限公司，这是一家从事火箭配件生产的企业。吴升月说：“鄞州教育局在藕池村对面搞了一个宁波科教机械厂，我两个儿子通过招工进去了。1996年，宁波科教机械厂转制，改为股份制。我两个儿子都在这个厂里，大儿子在销售科，小儿子在办事处。现在两个孙子徐靖、徐鸣也在这个厂里。两个孙子是宁波大学本科毕业的，在这个厂的销售科。”
张昌浩，1971年至1974年，担任生产队长。1975年至1982年，担任藕池铁厂供销员。1982年至1983年，在布政日用电器厂跑供销。1983年至1984年，在布政提炼五金厂。1984年10月至1985年10月，在宁波广济街6号布政联营贸易货栈驻宁波办事处工作。1985年11月至1986年6月，在天台平镇物资产品站工作。1986年以后，在宁波江东区农工商联合公司工作。
杨爱琴说：“我老公（吴国芳）是做木工和装潢的，以前是在城隍庙那里给人家做装修，也没赚多少，35块钱一个月，也是做一天混一天，也没别的办法，以前条件也比较差。”
包康利说：“我是1983年初中毕业的，毕业后我就去打工了，在段塘的宁波砖瓦厂（现在宁波白纸板厂）打工，当时很多的村民都是在那里打工的，因为没有其他地方做苦力活，我们只能在这个车间里切切砖。在砖瓦厂里做了几年，打打零工。后来，砖瓦厂的效益也不好了，我改到宁波洗衣机厂打工。90年代初，和人合伙开了一家小公司，叫华东机械有限公司，专门卖印刷机械，从厂方买过来，再把机器卖给人家。大概做了五六年，经营得也一般般，只能混混日子。1999年，我退出了，到村里来工作了。”
2007年，不会开车也没有车的马善祥买了一个车库，目的是投资。当年买进是7.6万元，现在市价已涨到近20万元，租金每个月也有500元。在藕池，租金早已成为农民普遍的收入来源。吴纪芳说：“全村886套房子，有一半是出租的。按每套每月1500元计算，每年户均收入就有1.8万元。”
2009年调查得知，全村698人，从事一产15人，二产359人，三产215人。
第一节／办厂能人
一、洪根庆
洪根庆，1934年生。从小放牛。1948年，到上海当过学徒。1949年回村里，做过小工，每天只有一升米。1956年2月，进机械厂。不久，在上海当兵。1960年，由部队转业到长广煤矿公司。1962年7月，从长广煤矿精简回村。洪根庆人比较活络，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进入企业。70年代中叶，他经常在外面跑业务，接来钣金生意。张方平说：“他一直是做钣金业务的，在宁波一个厂里做的。1980年，他自己开了个厂，那时候自己办厂的人是很少的。厂在在商品房藕池新村那边，厂里有四五个人。他自己厂房也有的，大概是4间楼房，有300多平方米。那边有一个围墙的，那边种田是个人种的，后来开发房地产，就被拿去了，自己不弄了。他开过镊子厂，算村里的，厂长都是他一手干下来的。说起来也算是个能人了，等于说他管理两家厂。镊子厂大概15个人在干活。我在镊子厂也做过，在钣金厂也做过。那时候村里当老板的基本上没有，布政乡里也是比较少的。80年代，老板是不多的。1990年，开发房地产了，他不做了。因为他与我父亲关系好，我从1980年开始，在他那里做。我到洪根庆厂里做了四五年，当过出纳，厂里活也要做的。厂都是小小的，都做出纳的话，也没有这么多的活。”
二、薛金裕
薛金裕说：“我先在布政塑料公司跑业务，做了三四年了。中间到布政罐头厂，也做了三四年。后到布政福利厂（后改华丽电器塑料厂）跑业务，在福利厂我当经营厂长，管业务进出的事情。在福利厂，我入了党。那时候是用黑白电视机，我们的业务是电视机、录音机配件。1988—1989年时，我包了一个车间，一年有上千万产值的生意。那时，一个企业有30万的产值已经算是非常好了，一个人做千万的产值不得了。在布政乡里，我算是个能人了。
“我本来就已经住在藕池新村了。原来在布政乡造了一套房子，我自己买了一套。那时候布政乡一些大的厂长、领导，可以分配房子的。1990年，机场路造好了，鄞县大道也造好了，传说藕池要划给宁波市了，别人劝我把户口迁过来，我也迁过来了。
“进入90年代，彩色电视机逐步替代黑白电视机，原来的业务已经不怎么好了，生意清淡了，那边的客户老板也跑掉了。那时候，藕池还没有什么企业。1996年，吴纪芳招商引资，叫我过来开厂，我就出来的。我来的时候，带了好几个人过来。村里没有什么资助的，就是人过来，大队买了几部塑料机。厂是集体出面办的，实际上盈亏是算个人的，村里就是赚一点免税费用。那时候新办企业可以免税，免税部分给村里。
“我继续从事塑料行业，我本身就懂塑料行业的，我也是个实在的人。那时候刚刚开始办厂，买塑料机器，去贷款。以前，要到布政信用社贷的，自己去贷款是不能贷的，去办厂的话，可以贷，那是人家相信你。买塑料机要30万，加上其他的，要贷50万。后来钱贷来了。
“不久，企业就转制了，签了合同，机器卖给我，变成私人企业了。那时候藕池工业区没有几家厂，都是小小的，都是村里造房子租过来的，我现在也是租的村里的房子。员工都是附近的人。村里人不多的，职工以张家潭人居多，都是老职工了。大概有靠十个人，都是靠塑料机，人不用多的。
“1996年以后，我一直在藕池工业区内。2016年开始，村里准备改造藕池工业区。去年（2017)1月开始，村里就通知我们全部搬出去，不管外地人还是本村人，那边都不给租了。我本身是藕池村村民，就选择去板桥工业区。我是去年6月过来的。现在在新的工业区里的企业，有几家大一点，有几家小一点。
“企业一直也不怎么好，干了活要不来钱，一个产品做出来，钱收不回来。亏本也没有亏本，每天混混日子，扣除工资、水费、电费，也没有赚到什么钱。现在就两三个职工，以前机器多，人多一点。现在人多也没有用，工资待遇都高了，产品价钱又没有高上去。现在要是忙的话，临时招工帮一下，都做正式职工的话，费用太高。总归办到不会动了为止，否则的话也没有什么事情。现在，我也拿劳保了。”
三、包康乐与包湖光
包康乐说：“1979年开始，我开始到外面企业了。此前，我还是在做农民，人在田当中，心望高烟囱。我的本性是想要赚钱，一心一意赚钱。在集体时代，思想上还是在集体的。后来政策放宽了，我就一心想要到外面去赚钱了。那时候农民每天只有8毛到1块，到外面去的话，8块1天都很好赚的。我找到在石碶当书记的老同学费祥富，我说要到他们那儿。当时到处要人才，初中生到一般单位里去，可以得到重用的。他同意了，说你可以来，但要为单位里上交一点钱。我同意了，就租了一个小小的车间，做蛋糕，面粉进去，蛋糕出来。我有一点钣金基础，蛋糕炉也是铁皮做的。这样一弄两弄，食品厂做了二三年，感觉这个钱很好赚的。宁波药行街改造，自来水管道要改造，我就到一个村里，开了一家自来水公司联营厂，我个人可以赚钱，他们集体经济也有了，农民个人也赚到了钱。那边的支部书记也很好，给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我开自来水公司联营厂，任厂长，也蛮好。
“那时候我儿子也大了，从宁波大学毕业了，我也有点钱了，就让他到国外留学。回来后，我自来水公司联营厂不做了，集体所有制转制了。那时候江泽民当总书记，继续改革开放，我胆子大了。1999年，自己开了光大不锈钢厂，在雅戈尔大道188号，厂是向林福康厂租的。此行业刚开始，不锈钢厂很好赚钱，所以赚了一些钱。2010年，我儿子从国外留学回来，看到我一直这么苦，不锈钢厂黑乎乎的，噪音又大，人又辛苦，还24小时生产。我儿子说，一定要自营，不要租人家。他叫我不要做了，他说现在有一个新项目，以后发展一定要有自己的店、自己的厂，你现在这样是做不下去的，还是要自己想办法。我儿子做国际贸易。十几年以前，国际贸易是很吃香的。当时我儿子也看到了，以后肯定要讲实业的。后来，我不锈钢厂不开了，去买土地，当时思想上有顾虑，认为不可以有土地的，有了土地要被‘改革’的，还要害了子女。后来自己还是买了十多亩土地，买在奉化方桥。当时买来以后，造了一万平方的房子，这是用了一生的积蓄，把房子租掉，就退休了。现在收收房租，给我儿子帮帮忙。总体一句话说，我是通过改革开放一步一步过上好生活的。再加上村里也紧跟形势，村里的面目变得全新了，那很好。”
说及包湖光，包康乐说：“现在我儿子在外面做得蛮好的，主要做儿童安全座椅。儿子是1978年生的，宁波大学商学院国际外贸专业毕业的。小学在藕池，初中在宁波二十中，高中是姜山中学。他大学也当班长，后来去留学，也当班长。他在加拿大留学四年，毕业的时候外国商人直接把他录取，让他回中国成立一个门市部，就是类似于办事处的部门。2010年，他读到27岁回来的。回来后，先到宁波中基公司学习，宁波中基是做出口外贸的，他学习了一年，外国老板就聘请他做办事处主任了。原来他还是江北区带班干事，还是政协委员。一开始是给人家做的，拿工资的，还有提成的。2014年开始，自己创业，一直到现在，在做儿童安全座椅。他现在是有实业的，既有贸易，又有实业。贸易公司叫宁波瑞童进出口有限公司，厂是宁波永怡儿童安全用品有限公司。他有出口权的。他现在实业做出来了，就自己出口了，没有通过别人了。如果通过别人的话，还是有一些利润被人家拿去的。儿童安全座椅是放汽车里的，每一辆汽车都要的。
现在国外已经普及了，我们中国也马上要普及了，北京已经在这样做了，以后全国都要用安全座椅。我儿子做这个项目非常好。我儿子也很喜欢做贸易，也实事求是的。
“这个还是要靠教育的，大人如果干活不好好干，小孩子也不会学好。我们不会多拿别人一分，小时候我儿子在田头捡到一块钱硬币，他一定要查到是谁丢的，后来查不到人，他就放在那。那我也是表扬他，这个孩子是好的。我以前是抽烟的，抽完烟往往随手一扔。但是国外是不能这样乱扔的，中国人这样做，第一，丢中国的脸，第二，自己本人也没有素质。我去国外的时候不小心这样做了，我儿子就会把汽车停在旁边，走下汽车把这个烟头捡起来了。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不抽烟了。儿子这样做，比罚款还厉害啊，我也不吐痰，也不抽烟了。那我们也是更加要感谢共产党了，让我们生活好了。”
四、张龙才与于春玲
张龙才说：“我后来开塑料厂了，我那个时候是外行，我跟我舅老合伙，他让我一起过去做，算个人合股好了，他人很好。我就跟他合作开塑料厂。我不认识塑料，我舅老也教我，告诉我这个气味是什么料，那个气味是什么料，那个烤烤是什么料，这个是ABS，那个是丙烯等，我也要花工夫学。后来生意慢慢起来了。一开始办的是布政轧钢厂，后来是华鑫工贸有限公司。后来叫龙迪塑料厂，再后来叫海曙高桥吉帆塑料厂。现在高桥去得比较少，厂房租给别人了。”
于春玲说：“1995年始，自己也办厂了，因为我哥哥、弟弟都是办厂的，我觉得自己也有这个能力。出来以后，借了钱，在村里买了一栋房子。张书记思维很超前，村里的厂房造好，卖给有能力的人。后来转制了，都转给了个人。我老公原先也是在外面跑运输做生意的，轧钢厂要上交村里3万一年。吴纪芳书记一直给我做工作，叫我老公去厂里，上缴3万一年。随后，我老公去了，一边帮村里，一边帮企业。领导对我们也是支持的，所以每年3万也可以顺利上交，村里可以补进3万，情况好了很多。轧钢厂要转给个人了，于是我们买下来了。买下来之后，在村里买了一排厂房。
“后来村里不弄了，我2002、2003年在高桥买了10亩田，花了400多万。当时经营的项目都是塑料，因为我哥哥、弟弟全部做塑料行业，所以都往这方面发展。因为自己有基础，当初我在村里弄时，我老公已经进入了，进货我哥哥、弟弟都是懂的，销路是自己找几户人家，之后我们环保证书也都做出了。后来搬迁至慈溪龙山工业区，原来这里全部租掉了。我儿子从政的，所以规模也无须扩大。”
五、牟纪法与徐贤君
徐贤君说：“我学历是高中毕业，中学是在布政，后来到集仕港中学去，集仕港比较好一点，当初布政我读了一年，还当学生会主席，我读书比较可以的，是‘三好学生’、班长。我是1980年毕业的。高中毕业做村办企业会计，那是一个新办厂，称为鸡毛厂，就是把鸡毛取出来，做现在鸡毛掸子这样的工具。后来，乡里招工，我交了三百块投资，到服装厂上班，学了一个月的裁缝。后来去缝纫厂，是自己带着缝纫机去的。去了之后大致做了半年。半年之后，乡政府里面招财务，我去做了出纳。后来我财务考试考了一个第一名，就调到藕池村边的企业飞虎客车制造厂做会计。这个厂是专门修汽车。当初开厂没有钱，乡政府这边要开厂，要发展，但是没有钱，从哪里去借呢？以前到葑水港村里去借，村里书记不肯，后来那里有一个乡政府的塑料厂。张世生书记花了很长的时间做工作，我当初在他办公室坐了半个月。最终这个厂卖掉了，倒闭了。卖掉以后，朋友介绍我到段塘冷库当会计。当时我们属于鄞州区，段塘那边属于海曙区。朋友推荐我到冷库那边去做会计，做了好几年。后来看看发展势头好像不好。
“我老公（牟纪法）原来是在一家乡办企业的塑料厂里面开模具的。当初的工资只有三四十块一个月，他想自己出来，那个时候大家胆子小，我们也不是很支持他。有一个礼嘉桥的老头子，经常叫他开模具的。段塘冷库几年以后生意不好了，我就出来做了。
那年我28岁左右。我老公出来，那个老头子就叫他开模具，欠他几千块钱，一直拿不来，就把他一个注塑机抵给他。这台注塑机是坏的，我老公原来在厂里有点学过的，有点懂，拿过来之后，他慢慢琢磨，慢慢修，就修好了。修好了之后，可以开工了。后来通过朋友关系，在栎社那边接了一个无线电里面的配件的业务。村里面原来有一个榔头厂，后来厂关门了，厂房就给了我们。我们搞了一年多，搞得一塌糊涂。到1994年，成立宁波市鄞州光达电器塑料配件厂。我们塑料厂后来又接了一个生意，做彩电的遥控机壳子，生意比较好，做了一年多，我们就挣了一点钱。接到这个业务是因为原来的人做不好，因为彩电遥控器，这个面板其实要求很高的，这个孔不能卡住的，要按下去很顺畅的才好。那个老板看我们做得很顺利，就怕我们控制他的产业，第二个呢，他想价格便宜，就跑去慈溪做了。后来，我们又做了无线电配件，就是收音机的配件。再后来，对方这个厂关门了。我们没得做了，就做电热管，做了好长时间。电热管就是以前的‘热得快’，有一部分出口，有一部分卖给国内，做了好长时间。后来国家政策越来越紧，说我们这个是伪劣产品，没有达到国家的要求。我们做的都是两只插头，后来要求三只插头。起码做了五六年，就做到2000年。饮水机出来以后，这个产业就被淘汰了。
“后来我们看到人家做不锈钢，生意很好，我跟我老公商量说，你金工技术也懂，我们要不要做做不锈钢？他说要么试试看，后来请来师傅，慢慢搞起来，就做了不锈钢。2000年，成立宁波市鄞州光达不锈钢有限公司。我们不锈钢其实没有产品的，就是原材料冷轧，人家胚料拿过来，我们就做成胶带，就是轧钢。开始，弯路走了很多。我们开始做不锈钢的一年，刚好是生意最好的一年，但是等我们拿到设备，这个生意一落千丈，每一吨跌了三千块，一下子跌下去亏了很多，真的怕，怕死了。
“后来为了开不锈钢厂，我们在那边购了四亩田的厂，当初开塑料厂，要卖田，我老爸说不能卖，后面给我卖掉了。后来这边搞不锈钢厂，搞了四亩田，花了很多很多的精力。从做塑料转到做不锈钢，请了好多师傅都搞不好，钢带做出来歪的，亏都亏死了。后来我跟我老公说，我不投了，家里可能还有二十万，我要养老了，万一以后周转不来，怕了。
“我老公说，你不来我也要投。当初，他信心很足。他说我外面去借些来，其实借也没借得多少，就是刚好有一个客户过来，他有一批特别薄的料，人家做不出来，后来我们慢慢做出来了，通过自己的努力，做得比别人好，那正好这个客户稳定下来，后来慢慢客户做多了，都有名气了。这样经过大约一年半到两年努力以后，我们生意就很好了。小的轧机增加到十五六台。我们算多了，小轧机产量能达到1000吨左右，当初薄料1000吨左右不得了了，我们名气也很大，名气也慢慢响了。
“其实做不锈钢的基地是在余姚河姆渡。我们就这样慢慢做起来，以后呢，就买土地，刚好村里面那时候卖土地，竞争也是很激烈的，后来我又跟那个吴纪芳书记去说，就买过来这里的一块土地。后来他说这块的土地证做不来，要做你自己去做，最后我老公自己去做，跟对面一个老板一起去做，这里的土地证，其他人家都没有，就我们两家有。因为不锈钢行业设备更新比较快，我们原来的轧机后来淘汰了。原来是单向轧机，现在都是克力士轧机，就是双向轧机。比如轧到这一边，第二遍就再轧过来，以前单向轧机是这边轧过去，那边下下来，调过来，再轧过去，一定要从这一边开头的，那我们就买了两台轧机，就是550轧机。550的轧机工作管大约是150万，全部搞好投资大概四五百万，厂房投资有将近1000万。当初，你说没有钱也好像有钱，贷了一千多万，搞了这个工厂，搞起来了。后来小的轧机全部卖掉，全部变新的，就是这一个翻新。之后，把原来一百多个工人减到后来五十几个工人。我们两台轧机，就能做一千多吨，工人减一半，产量又增加，后来生意就很好，又加了一台650轧机。650轧机生意很好，又加了一台750轧机，后来这个地方放不下了，就到此为止。这个变压器也一次次装了好几次，就这样子慢慢慢慢走过来的，这个企业越做越大了。做企业很麻烦，大前年生意不好，不锈钢不想做了，上面对我们这个行业也不支持，属高能耗企业，每个月的电费就要一百多万。
“我有两个女儿，因为原来我做塑料、跑外贸的生意，我心里就立志一定要把女儿送出国留学，一定要做外贸，就是这个志向。后来我大的女儿读大学，我把她送到英国去了，读了6年。一年左右是英语的培训，叫预科，4年本科，一年半研究生。毕业以后到鄞州银行，最后我还是想她回到自己的公司，总归自己做过生意，才知道生意难做。
最后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希望我女儿到国外学的东西有用。其实她外贸公司去过，去过几个月，人家都不要她，说她文凭太高了，水平太高了，因为她读的学校比较可以，是英国前15名的学校。我小女儿后来去了美国，去了将近5年，是双学士学位毕业的，我大女儿也有两个学位。就是小女儿研究生没有读，我叫她不要读了。2016年回来了。
“现在就是以她们姐妹的名义，弄了个厂。2015年，成立宁波姐妹宝贝儿童用品科技有限公司。两年时间发展下来，不够大了，厂房还是很挤。现在呢，就是想慢慢淘汰不锈钢企业，转型了。现在工人也慢慢在减少，每年少四五个，都在减少。现在别人都越做越大，行业都做细了，自己大的公司都一体化出来的。质量什么的我们做不过人家。我们从前设备都是先进的，现在不是了。他们都做大型的设备，比如五台轧机并起来轧。比如说我们一个产品本来轧下去有五道，他一下子就轧出来，一条龙了。像我们这边投入的话，一个是变压器投资大，一个是电也不够了。变压器不行了，变压器最起码要有6000kV以上。我们只有3000kV左右的话，不行的。最后还是不锈钢要淘汰。现在就两个姐妹在做，我再过三年就退休。
“儿童安全座椅好像是一个新的发展方向。现在国内，因为有意识的人也不太多，所以买的人也不是很多。儿童座椅是个好行业，但现在不好做。我们宁波是四大儿童安全座椅生产基地之一，做的人家很多。真正做的好的也没有几家，有的是刚起步的。我们以前开发五个款式，每个款式最起码两百多万，现在有两个还在开发。明年达到七个款式。外国人做生意，不像我们中国人做生意，一拍即合，他是要慢慢考察你的公司的。我们是通过展会拉客户，他们现场看过产品，照片拍了以后就要报价，把不同的厂进行比较之后，再做生意。我感觉很不好做。但是相对来讲呢，我们还是在发展的。
“我们做了将近三十年了，感觉有点累。赚也没有赚到多少钱，一个是要投入，一个是我们做生意太实在，不会骗人。做生意，一个是靠机遇，一个是靠胆子，我们胆子又小，没有大的投入。在藕池村看起来，我们已经很好了，其实只有自己知道，每天忙忙碌碌很烦。”
吴纪芳说：“像牟纪法有两个女儿，一个在英国，一个在美国，现在都回来了，牟纪法的光达不锈钢公司，现在生产汽车里面的儿童座椅，就是他小女儿在做，生产好以后，一部分都是小女儿弄去出口，在外面价格卖得高，国内只能卖几百块，出口可以卖到一千多块，他小女儿在做新产品开发。如果叫他老爸、老妈搞，老人英语也不懂，电脑也不熟，怎么跟外国人交流呢？所以，很多事情确实能力跟不上。现在很多企业主都是让自己的子女继承自己的企业，收入也不错。”
六、李和平与张馨月
李和平与张馨月创办宁波驰达机械配件厂。
李和平说：“我读了一年多点书，家里比较穷，较早就出来工作了。11岁开始做草凉帽，做了2年。13岁参加地里劳动，种了一年多地。然后，到宁波砖瓦一厂做事，做了3年，挑烂泥半年。20岁（1985），砖瓦厂倒闭了，窑头也敲掉了。那年，爸爸没了，我工资只有30多块一个月，生活过不下去了。我妈妈虽做过妇女主任，但也就平时做点草凉帽过过日子。这样，我就进了翻砂厂，做了3年。后来厂里让我管生产，管了一年。我想这日子过不下去，那时候54元一个月。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想，我一定要自己开厂。就这样一步一步开始了。那时候技术不够，我已经找对象了，就把我老婆叫来了，这样就开始做配套。当时只有四个人，除了我们夫妻，就是姜小云、戚明华。老婆拜明华阿哥师傅学习，就这样开始了。那时候开厂，汽车也没有，送货都是自行车。两千块起，交通工具是三轮车。”
张馨月说：“1987年，我们自己办厂。1985、1986年土地被征用，就去维多利厂做了。这个厂是乡办企业，后来做不下去了，就分车间了。我们分了个有色车间，弄一块地方。开了没有多少日子，闹矛盾了，车间这间屋被人家拿去了。那时候藕池周厚裕跟他大哥（李安明）说，让你阿弟到我这地方来好了。他有一个偏间，那是1987年。于是我们借来了，把门卫后面一个小小的仓库做材料间，一个偏间做车间。他借了我2000元作为启动资金，我干了10个月，做钢锯厂的铜涡轮。开始铜也做，铝也做。我走进来又做了几年，发现铜太笨重，且铜的材质受人工控制。那时候市场没有开放，只能到宁波回收公司去把废铁废铜收来，一车只有两三百斤。现在材料都是五十吨的进，宁波地区铝不是很好，都是从青岛来。后来我们就转型，铜取消掉了，专攻做铝合金开发。”李和平说：“此后一直是做铝合金，我们专业做这个，做铝合金的产品。图纸是人家拿来的，我们帮着弄模具。”
李和平说：“如果做不好，饭就没得吃。我们一开始就是给日本企业做配套生产。
我有一个朋友在宁波江东一个军工企业（科泰），做出来的产品不对，跟日本配套不上。他来跟我讲，这个东西价格很好，我们做不好。如果你做好，就可以赚钱了。那我一定要做，否则生存不下去。我拿来以后就开模具，我们厂只有两三间小屋，因为钱没有，地也买不起。日本人提出来了，凭什么与他们合作？我把图纸寄给他，说我们给你开发。如果好，给我们做，不好的话算了。他看我们也很有诚意，就同意了。我们运气很好，试了好几个月，我们成功了。拿到日本那边，他们测试全部合格，拿去三十个，都是好的，就同意让我们做了。这个的价格到现在也很好。这样一年一年做下来，后来就开始买地了。我去年到日本去，日本同行说，你这个行业你已经最厉害了。十年前，他要我们跟他合资，我老婆不同意。老婆说如果他买去了，以后就只做日本的生意了，国内生意不可以做了。后来谈不下来，我们还是自己做。我们给航天部做配套有十多年了。如果给日本人卖去，那航天部的生意就不能做了。
李和平说：“现在我们底气有了，说明我们有能力做好。五年前，中车动车的一个配件是空白，全部是德国人做。德国人很牛，价格很高的。一个朋友介绍我们去做，说之前好几个厂开发，都没有成功。但是接这个生意，国家要考察五年，因为动车安全关系到乘客生命。五年里面，我们没有出过问题。前年，开始小批量供货了，去年供货量多了。去年七月，出了一个事情，说装配时，产品断了，电话打来，我吓死了。我老婆去处理，靠数据说话，到北京中科院测试，德国人的产品拿出来，我们的产品拿出来，德国货测出来是196，我们测出来320，大大超过德国的水平。专家拉开一看，说，这产品绝对不会出问题，装配肯定出问题了。”张馨月说：“我跟他们科长说，这个生意不做，要退出。他说你退不出，考核期五到七年，这个过程让你退出，那就要去德国买了。以前中车都是德系，现在85％全部是国内生产。”李和平说：“去年九月，中车专家到我们这里来。我老婆说，你们单位我们得罪不起，我们这么小的单位。他说：我们才是开罪不起你哦，你有这样的技术实力。”
李和平说：“近三年来，我没有接外面的业务，因为地方就这么大，也发展不起来了，职工也装不下。像高发汽车董事长到我这里，好话说了半天，我也没有给同意。汽车配件，对我们来讲档次太低了，那是大众化，我们不做。去年，我们提出来不给他做了，他当时也同意。他说，你多给我供三个月货。三个月以后，他分部做出来的产品达不到要求，他又来了，说货没有了。我们想三个月时间到了，就不供了。他说，无论如何你都要帮帮忙，我说没有厂房呀。他说，你一定要给我做，你不做我就完了。我给他做配套，从来没有出现车挡断的现象。他们之前又来说，要开发一套产品，说我们的产品做得好，榔头敲都敲不断。昨天又来找我说，阿弟，你无论如何给我开发。我说不做，档次太低了。他说，一定要做。因为他知道下面业务部长来没有用，他只好自己来讲。亨特汽车零部件厂电话打来，让我做一个活，我说这种活不做，三年里不接业务，接不了。除非你要紧的东西，像国防需要，我们给你开发，这不是为了赚钱。”张馨月说：“江北万达刚刚起步的那一年（2011），日本人要偷中国人技术，他们的铸造工艺跟我们铸造工艺是两回事，他们是冷定型砂模铸造，我们是钢模铸造，原理不一样，表面是他们清爽。日本人要偷技术，他们就先请你去参观他的厂，后来到宁波江北万达吃好饭，希望参观我们的厂。我们没有同意，仅陪他去奉化看看。”李和平说：“你有实力的话，日本人对你相当客气。他去年、前年也提出来，再跟我们做一点生意。我们就说不做了，没有空。”张馨月说：“成本方面，他就比不过我们。我跟日本人说，一模一样的产品，他的成本要60元，我45元都有利润。产量也比不上我，我们三个人可以做45到50个，他一条流水线才20个。东西是我们好，我们的产品承受压力可以达到21.5公斤。他们非常认可我们的产品，从来没有出过事情。”张馨月说：“韩国人那边断掉了，出问题了，就先查源头，我们产品材料是怎么样，日本人派专家到我们这里来查，先查图纸，先查产品的解剖，是不是达到图纸的要求，工艺是不是改掉了，模具是不是有改掉，查下来，我们一点问题都没有。然后他就查韩国，结果发现是韩国操作不当。现在他们都非常相信我们，因为一系列考察都说明我们铸造是没有问题的。”
李和平说：“我们业务很好的。每天都在厂里，去年一年，一部汽车只开2600公里，也不用去外面接业务。”张馨月说：“我们是做高端、技术要求高的活。一般要求低的活不做，美国波音公司都有我们的产品。”李和平说：“前两年德国林肯公司，他说把中国人做的产品拿来。我们做好，去跟德国林肯比，结果证明是我们好。然后他们给我们放单一万套，我们不做，没有空。美国福特老早就在我们这里开发产品了，质量是我们最好，单子很多，但做来不及，我们就不做。这个行业太辛苦了，这一生精力都放在这些产品上了。”
李和平说：“平时我们没有机会去外面走，每天在厂里，产品出毛病了就坐下来开始记录，是什么地方引起的，找原因，总结。基本上就是过年出去一趟，平时都在厂里。过年一定要走出去，随便价格怎么贵一定要走。人家开厂是为了赚钱，我们是为了事业。晚上要七点才能回家。如果要享受的话，做也不用做了，总有点钱赚下来了。技术的东西就是这样，你不坚持，放弃了，什么都没有了。如果你坚持下去，就会成功，我们就是相信这一点，日夜就是弄这门技术。全世界里面，有一样氢气的问题解决不了，我们现在基本上好控制了，但完全解决的话还解决不了。有工程师申办，就可以拿专利了。我们没有这个精力，我们把技术用到实际问题上去。技术这块也是靠逐步积累，如果有废品，要总结找原因。产品出毛病，退下来的东西，要一只一只研究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然后把总结写好，这样下次就不会出毛病了。虽然可能是加工或者什么地方出毛病，但对你来讲就是没有控制牢产品质量。有多种原因，有些细节的东西，是人想不到的。坏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这个行业好是非常好的，就是接手人没有，因为这是重工业，虽然不是很苦，但现在书读出来的人都不愿意做，再过多少年，有些工艺就要失传了，我们三十多年积累的技术，到头来都没有了。”张馨月说：“太可惜了。像氢气这个东西，两年前我要亏60多万，要研发呀，解决氢气这个问题要一年多，自己精力就不用说了，放弃了很可惜。”
张馨月说：“我文化程度很低的，只有小学毕业，都是靠自己琢磨和自己研究。我喜欢听，特别是同行和老一辈讲事情。他师傅（戚明华）是做球模出身的，铝铸的工艺跟铁模非常接近。他讲，我们就认真听，这个工艺怎么样弄。靠自己钻研，不容易。后来运气也很好，三维公司介绍了一个哈工大老师，理论上我有缺的地方他来给补补，铸造的书基本上都是他买来的，教材都是他送给我的，理论上他对我有很多启发。自己弄了快三十年了。”李和平说：“这东西你不自己做的话，教是教不会的，一定要自己做，否则的话，你没有根据，比如说铝水浇进去到什么位置。要有悟性。在我这里工作十年以下的人，都觉得这多简单，倒倒就知道了。年数越多，越觉得铸造这个东西很难。”张馨月说：“这个行业是辛苦，不过做起来以后让我很有兴趣，因为别人做不出的东西我可以做出来，很有成就感。动车那个泵很奇怪，2009年快过年的时候，当时我不知道是动车泵，李和平不在，电话我接的。我说45块一公斤，我给你做做看。我看上去这个产品很先进，所以我就接下来了。谈好以后，他就走了。那时候这个东西是黄坛开发的，原来那个老总又跟客户谈了，意思说你业务给我拿走我要死了。后来客户一年没有来过，这一年，我这里就没有任何消息，他2009年底来的，我想这个人去外面做业务了，以后来了我们也不接待他了。过了一年，他又来了。我的个性太强，也不睬他。后来他们陈总来了，坐到11点，跟我们总经理说，你老婆手艺很强，业务不做没有关系，让我们见一见。他就来车间叫我，说陈总要见你。见了以后，他说我们来了，饭给我们吃一餐。我说好，生意不做没有关系，情义总要到，在阿峰饭店吃一餐饭。吃好以后，他也没有说要做业务。陈总是浙江大学毕业的，五十多岁了，水平非常好。吃好饭，他们走了。一个礼拜以后，我们在做活，他打电话给我老公。他说：阿峰饭店菜点好了，你来吃饭。我吓死了，知道肯定是有事情求我，我说不行。他说：人家这么远过来，而且还拿了很大一盘青蟹。那天礼拜六，我女儿也去了。吃好饭，我跟师弟讲，这死了，饭吃好了，这要做产品了。他就开始谈了，他说无论如何帮帮忙，他说这个很重要。我说：要做没有关系，价格45元不会做了，要50元。他说没有关系。这只泵要承受十多公斤的压力，只有我们做得出来。他们要求非常高，去年，他说材料都要达到国标。我说没有关系，要求高，相对我成本增加一点。他说价格你讲好了，我女儿给他提60元一公斤。去年6月4日，我跟陈总出差到株洲、长沙去了一趟，我当时说要求实在太高了，这活比较难做，要么推掉算了。姓夏的一个部长坐在旁边，他说，这只泵你在做，我们另外的部件你有诚意的话可以拿去。我说不做，因为普通的活，我也不想浪费自己的时间。要求高的活，我情愿多付出一点。”
李和平说：“这个产品是波音飞机里面的，连上面的齿都要浇出来，这个活非常精细。现在我们有定价权，我要多少就是多少，这个产品不还价的。前年做125元，今年173元。这个产品要求非常高，厂里只有我一个人会做。这个油缸，国内也是独家，这是海底沙泥做的。沙泥做好，里面装进，模具合拢，这么浇出来，都是空心的。”张馨月说：“挖掘机、叉车工作，都是要靠这个档位来控制。我没有机会，如果能去德国学习一下，那眼光又不一样了，像我们在个人企业，出国机会不多。我跟日本的一个部长说过，要么我到你单位来。他说：你来好了，我们聘请，给你跟部长一样的级别。”李和平说：“日本一个部长到我们这里来做一只用在切肉机上的产品，一共500万产值，让我们做。他特意来找我们做，我们不做。因为简单的东西我们不做，我们要做难一点的东西。要求很低的生意，一般都是凭面子来的，比如说以前的老关系，要求稍微低一点也会做。要求低的等于是浪费时间了。高发老总说，我自己的资产都有30多亿了，我30多亿的人还要来跟你说好话，你帮我做。现在一步一步走到目前为止，饭有得吃了，国内随便什么产品到我们这里没有做不出的。”张馨月说：“山东、烟台我都没有去接业务，他们都是自己找上来的，都是开订货会，他们看见了，问这个产品哪里做的？别人说宁波藕池，他们都自己找过来的。像烟台高弘液压，国内非常有名气，老总姓刘，他从烟台找到我们这里来，叫我们做。我从来不去找别人说你业务给我做做，我从来不去。”
李和平说：“现在样样没有问题，就是接手的人没有。这技术活，自己心里要有感情，要喜欢，要有悟性。”张馨月说：“我女儿人小小的，心很大。我一生的经历，全部用手抄本写出来，比如说产品的质量控制、研究过程都写出来，产品的报废总结、操作一步一步写下来。到时候用几个产品巩固一下，她按照抄写本去做，出问题解决方案我也写好了。我每天都在写解决方案。这本东西交给她，老产品她就可以巩固了，可是新产品比较难研发。”
七、许冲良
许冲良说：“我是从1992年8月25日开始创业的，当时25岁。当时，买了一台60克注塑机，开了几副模具。刚开始是合资企业，一开始产值十多万元。以后客户的数量越来越大，发展到国外如美国去了。到了1994年到1996年，帮人家做了四年的配件。1996年后，这个产品到美国去的销量下降了，我开始改做文具了。文具刚刚起步，也很困难，也是一步一步做起来，开始也是帮人家做加工，后来自己慢慢地开发产品，这样也做了二三年时间，到1998年、1999年，自己去全国各地发展这个产品，慢慢产值也上来了，做到了200万元左右。2010年，布政有一个客户要做游泳池，他的所有游泳池产品就由我来加工，这个产值就一下子上来了，一年增加了几百万，将近500万元。到现在为止，产值大概在800万到1000万元。现在就是保持这个水平，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增加。接下来想看一下有没有好的产品可以开发，等一下机会，看看市场。现在主要是依靠游泳池，做游泳池里的一些配件。文具现在竞争太大了，做的人太多了，宁海那边家家户户都是做文具的。现在都是出口的产品，我们没有内销的。工人的话，多也多，2001年2002年最多，大概100来个。现在各方面的工资也高，再加上机械化程度变高，工人就减少了，大概差不多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二，大概十七八个人。以前我们6台注塑机，就有12个部门，现在我们用到3个部门，都是靠人工智能来操作。我们做的东西都是低端的东西，又不是高端的东西，所以利润比较低，全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读书的话，我是小学读了7年，所以说话也很慢的。16岁读完书，到布政，跟我姐夫修自行车，补汽车轮胎。后来学车子，到布政一个工厂里去开了6个月车子。然后，开出租车，那时候我生意也比较好，人脉也比较广，很多朋友都叫我的。后来碰到一个客户，他要去慈溪那边拿塑料件。我一看到这个东西，我也可以做，就动起了这个脑筋，然后我把出租车卖了，就开始买注塑机，开始开厂。90年代宁波的注塑机是有点多的。这东西学起来比较快，也比较简单。开个厂，必须老板自己去动脑筋的。艰难的状况也有遇到过，最艰难的就是我给那个合资企业做配件，那个时候货款不好收，外面欠了100多万，钱又拿不进来，每个月给你的就只有几万块钱，那时候真的是最困难，大概是1997、1998年。1999年，因为钱不好拿，我就不做了。2001年，转行做游泳池产品，到现在做了18年。我们刚开始工厂是向村里租的，2003年，村里也比较支持，卖土地给我们，我们弄了一点土地，自己造房子。2007年开始动工，2008年造好，到现在也有10年了。以前我们是按照村里的合同，10万块就一亩，但房产证手续没办出来。因为这里我们没土地证，就不能贷款。2008年房子造好以后，银行不能贷款，村里又不会给你担保，只能靠民间融资。每年还个几十万，然后慢慢把它还掉。我开厂的，到现在为止没有一分钱借下来，把所有的钱就投到这个厂房上。我每年在设备上面投资，最起码有几十万。买了很小的一个打螺丝机，自动打螺丝。以前是人工的，现在产品放上去，它会自动打。像这种设备，你看起来很小一台，买的话就要七八万的。像这个瓶子外面的贴标，以前我们都要用人工贴的，速度很慢，而且价格高。现在用自动化贴标设备，就直接把瓶子放进去，就马上贴好。没有自动化的话，你都没办法跟人家竞争。我们毕竟20来个人，做到800万也不容易，又不是很高科技的产品，就是这个比较便宜的东西。我们工厂现在也不大，就这几年发展下来，我也比较保守。机会也少了，现在都凭实力了，你有什么样的能力就能做得怎么样。要有责任感，对社会有责任，对自己家庭也有责任。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和自己懂得的事，就由自己去做，做得好也有成就感。人一定要坚强，不要因为一点点事情就趴下了。困难总是这么多的，总会过去的。办法总是比困难多。你要是这个也怕，那个也怕，那就什么都不用搞了。”
八、张富华
张富华说：“我是1965年生的。读书读到初三毕业。小学是在藕池小学，中学是在布政中学读的。我们以前读书都是走去学校的，带着饭盒的，装着饭菜去蒸的。毕业是1980年。毕业以后，先是做小工，在宁波段塘的马铁厂，那时候做小工是1块4毛4分一天，做了三个月还是四个月，我就没有做了。后来我哥去当兵了，我没有种过田，进了电子塑料厂，那时候我20岁，后来干开模具，后来并到玻璃厂。那时候男的只有20块钱一个月，女的18块。我是25岁结婚的，后来到玻璃厂，在玻璃厂做了三年，后来出来了，自己做了。先两人合伙，自己去开模具，做塑料模具。后来就自己开厂了。一开始是华阳五金厂，好像是2001年。到2007年，是森阳电器塑料厂。一开始开模具厂，有20多个人，一直到现在。厂是在藕池的，在503终点站，有十多年了。
“一开始进厂的时候，那时候厂里初中生少，厂里安排我去宁波电视机厂学习，学习了三个月回来，做机床加工。因为我们塑料厂要开模具，厂里叫了一个师傅在工厂里开模具，我们就跟着他学模具。大概学了五六年，这个师傅走了，就叫厂里我们四个人弄，开始开模具。后来从厂里出来以后就到这里来办厂，就是四岔路口的第一家那里，我们两个人合伙，做了四五年。我们有很多种模具的，洗衣机盖子，还有录音机的壳子，都是塑料模具，反正人家需要开什么模具，我们就给他们开。开模要用机床的。我们还有注塑机，也是做塑料的，后来我自己不开了，叫人家开，开好拿过来。现在我们是做淋浴器产品，主要是太阳能热水器，出口到澳洲去。老外一般用在游泳池里，游泳以后冲一下。五金厂也是有塑料的，我主要是做五金，就是给人家做缝纫机上的零件加工，这里有好几家缝纫机工厂，很大，他们拿业务过来，我就加工一点，这个钱不好赚，发完了工资，就没有钱了，所以后来改行了，开了森阳电器塑料厂，做外贸产品了。贸易公司下单，我们加工，他们再卖出去，也做了11年。这个产品还可以做，以前量不大，价钱高，现在量大了一点，价钱很便宜了。现在用的人多了，以前量很少的时候，只有1万多根、2万多根，现在要做到4万根左右。我们跟外贸公司是人民币结算，外贸公司他们是美金结算，美金结算不好，今年美金的价钱不好，汇率之前是6.6，现在只有6.3了，差1.3也是差蛮大的。现在外贸生意不好做了，不像去年夏天，如果汇率从6.3涨到了6.8，那他们就赚钱了。做生意开厂，维持日常花销是没问题的，但是要存钱很难，因为厂发展是要投资的。像我们一样的，一开始一台注塑机，后来不够了，增加到2台，后来又不够了，增加到3台、4台。要有设备才行，靠人工是做不好的。实业是难办的，它的投入很大。有点钱了，就要买车子了，以前买十来万的车，现在要30万、40万。办实业是无底洞。大的企业好很好，如果不好的话，连工资都发不出来。后来开始做外贸了，就还可以。外贸的钱结算得快，一般情况下一个月就到账了。现在还可以，二十几个人做1500万左右的产值，小企业这样做做也可以了。
“现在企业不好办，太麻烦了。现在集装箱进来就是一个麻烦事，有的路不能开，有的小区门口开不进来，大车不能进来。工人也很麻烦，现在工人也不好弄，有的工人很调皮。我们的厂小，我过年叫他们回去休息，工资都是付给他们的。
“也遇到过麻烦，我曾经亏损过一百多万。江苏那边有一家很小的企业，叫我给他做五金，是关系很好的人介绍的，后来这个人喝了酒，开摩托车撞了头，死掉了，这样一分钱都收不回来了。后来也没有办法，介绍人就说，我厂里的塑料给你做，价钱稍微高一点，算补一点给你。但是我没有要。后来我没什么钱了，越是没钱越是什么活都干，有的利润太低，慢慢就亏下去了，亏了很多了，从银行又借了40多万，每年付付利息都要好多。
“后来开始做管子，慢慢好起来了。2006年开始做的，做这个也很吃力，叫人家做，人家切割的厂账目累积到几万块钱，就来找你要钱了，前面的钱先结算好，后面再去拿货。不过现在就算欠了100万，他也不会打电话了，因为我现在每年到6月，一年的账全部结清，一分钱都不欠他的。这样生意就好做了，都愿意跟我做生意。
“我不想开厂了，我哥（张利华）说，这个还有几年可以做，再做一段时间，反正你也不用管，我会帮你管。阿哥到上海当过四年海军，回来后到村里。现在在我这里，我们两兄弟一起干的。我现在身体不大好，主要是他在负责。
“现在我儿子也在厂里上班。他从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毕业五年了，现在29岁，他本来是学自动化专业的，但是他自动化专业不想干，后来我叫他到江苏那边一家造塑化剂的厂去上班，做了半年，他们老板说还可以。过了一段时间，就叫他回来上班了。一开始到厂里，他什么都不做的。小孩子一定要让他吃点苦，不吃苦不知道做生意辛苦。现在他主要负责打外贸单子。企业太小了，也不好搞。企业要么很小，要么很大，不上不下最不好了，小的就是自己做，大的就找人管。现在雇人也雇不起，好的管理人员一年工资最起码十几万，工人工资一年最起码也要六七万。”
第二节／开办公司
一、姜国城
姜国城说：“我一个学生的父亲是宁波天工工具老总，他让我过去干活。他们也是外向型的，也有搞销售的，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也有办事处，所以叫我去。那是个创业的年代，无论是打工也好，创业也好，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年代。本人有想法和诉求，碰上好的时代的潮流和环境，我们这一代人还是运气蛮好的。
“我是1992年9月27号离开的，一年半不到。我上班的天工工具外贸部在彩虹南路，挂靠在鄞县外贸下面的十一部。有时候骑自行车去，有时候天工有汽车顺路带我过去。过来一段时间后，我已经在宁波英烈街买了一个21平方米的房子。人家都说，姜国城人是蛮聪明的，胆子蛮大的。1992年是下海潮，教育系统也是刚刚开始有第一批。当时想，我也不比人家笨，懂英语，我的性格脾气也算是蛮外向的，喜欢跟人打交道，走得出去的，还是蛮自信的。
“自己离开学校去打工，这条路走下去了，是没有回头路的，要么就不干，要干就要干好，每个人都需要成就感，需要面子，一条路肯定是一直走下去的。
“后来我到宁波中蔺集团，做了5年。在1999年年底，中蔺集团改制，可以个人承包，一大块的业务可以自己设立一个分公司承包，那个时候我离开了，去做个体外贸。那个时候成立宁波保税区，所以注册了一家宁波保税区飞驹国际贸易公司。到2001年年底，那时候外贸这一块也有了一定的稳定客户，就自己动脑筋，想把包装仓库这一块建立起来。2001年，我就在自己老家藕池那边租了一个仓库，做物流跟包装这一块。同时我在我们方家耷那边买了8亩田，2003年5月，新厂房造好，就搬进去了。从此，有自己像模像样的地盘。之前做个体外贸也好，租仓库也好，是比较松散型的。现在建立起来的产业，是气动工具，是从2003年5月开始的。那个时候做外贸，气动工具这一块竞争还是蛮少的，所以发展也蛮快的。在2005年，就开始跟一个美国的第二大工具商娄斯做，一直工作了9年。到2014年，这个八九年当中，公司发展是很快的，公司发展主要是看经营场地扩大没有，还有产值、一年销售额的提升数。在这个过程当中，厂房也翻新了，一层变成五层。后来空间不够，还向旁边去租了人家一些私人的厂房，又向村里面租了10亩田，那时候总共加起来使用面积有20亩左右。到2014年，虽然场地是在扩大，但是客户量也是同步发展，我指的客户一般是中大型的。我们在2013年、2014年这两年当中，也发展了加拿大和美国的另外几家中大型的客户。那个时候觉得自己场地空间还可以，但是新的客户争取过来以后发现，空间是不够大的。镇里面的领导、村里面的领导，都很关心这件事，都帮我一起去看。最后经人介绍看了瞻歧，那个地方虽然路远一点，但是那块地还是蛮可以的，一见钟情，那边是50亩田。
“2014年8月，我们就从老厂方家耷那边搬到瞻歧镇城东村，称为宁波飞驹工具有限公司。实际上，中间还有一个插曲，我刚才说公司发展很快是在2005年到2014年9月当中，实际上空间慢慢变得不够，是在2012年、2013年开始的，所以瞻歧那块土地我是在2012年年底去看，2013年年初开始造的，造跟装修用了一年半，2014年8月中旬，就从老厂搬到新厂瞻歧去了，目前瞻歧的厂房占地面积有50亩，建筑面积有42000多平方米，投入也蛮多的。公司的硬件如厂房、机械设备，包括安全、环保等等都蛮好的，都符合国家要求的，对客户来讲也蛮有吸引力的。因为对国外客户来讲，只要地方好他们也不在乎再多跑大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到新厂的。新厂房开始运营以后，到目前的2018年8月，整整4年了，这4年新厂房的反馈蛮好的，起了一个很正面的积极的作用。目前公司所面临的问题，我想也是其他办企业的人共同面临的问题，就是劳动力和行业竞争问题。总之，我还是蛮有信心的。为什么有信心呢？因为客户群体一直都很稳固的，而且新的客户也在发展。新的客户发展跟原来公司的客户资源也有关系，比如我们公司跟一家大客户在合作，那么其他的客户也会信任你，对产品的性价比、交期，还有服务、售后服务等等，都蛮放心的，这也是一种无形的企业资产。目前虽然形势，国内也好，国外也好，或者公司管理上也好，都蛮严峻的，但是我还是很有信心，主要因为客户资源这一块，我们在同行业当中是处于领先的地位的，是不用去担心的。我本人学英语专业毕业的，去打工也是从做业务员开始的，所以客户迎来送往，也是占了一个很大的优势的。同行业里，有些老板是搞技术出身的，就在技术上更有优势，这个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但是做企业出身的，是英语专业毕业的，能直接跟客户去面对的，在我的同行业当中还没有见到过。我觉得自己个人能力不比别人差，我蛮自信的。后来企业慢慢大了，觉得对社会也有了一种责任。这不是说虚话，有的人说，说你思想这么好，你办企业不是为了自己赚钱吗？实际上越来越多的人都看得很清楚，现在办企业，要办得好，企业里都要继续投资，工人的保险、厂区的环境、生产安全条件等都要跟上，要符合国家的要求。再说我们是外向型企业，大客户每年都要来一次，来验查质量体系、社会责任、反恐三大块内容。社会责任就是涉及一家公司对员工如何，工资是不是按时发，加班情况怎么样，工作环境怎么样，包括很多方面的。工人觉得，我是来打工的，我付出多少，你付我多少工资，这是名正言顺的事情。但是工人打工这里也可以打，那里也可以打，每一家企业的情况不一样，有些老板蛮抠的，有些老板心胸是蛮好的，对员工管理比较人性化，企业也有一些福利，虽然也不多，但是都有。所以我认为做企业，一个是自我价值的实现，另外一个是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如果大家都不去办企业，我想我们中国就没有实体的经济了。
“目前厂里的员工数字是在230到250这么一个区间里。支撑我做下来的一个是我自己的信念，觉得现在做企业不单单为自己做了，也是为社会承担一些东西，虽然有些东西是隐性的，我们也不会说出来，我办企业是为社会承担多少责任这种事情是绝对不会挂在嘴上的。
“离开中学到天工，也不是为了一定要赚多少钱，而是我懂英语，想尝试这个方向的职业，走这个方向的路。这一步很要紧的，是转折点。家里面父母当然有想法，最终自己事情要自己决定。外贸的信息还是蛮重要的。那个时候国家的外贸是红红火火的，那时候去广交会，现场就可以接下订单来。
“我们的气动工具，是自己生产的，现在是工贸一体，关键的东西自己做，主要是几个系列的工具，所以要有精工车间，有组装车间，有注塑车间，有装配车间，有包装车间，这是一个工厂，有血有肉，否则的话就是外贸公司。工贸一体，对客人来讲，是提供一个综合的服务。我们是一站式的，一站式服务也是我这么多年经营下来的一个策略，也区别于同行业，我们同行业当中做得精、做得专、做得大的也有，这也是一个出路，我们一站式服务也是一条出路。办企业也是要有能力的，我也有我的长处，也有我的短处，比如说在我那个年代，人是比较实惠的。现在就不一样了，大家套路比较多。我们目前，一个要保证自己的优良的素质，另外一方面也要跟上时代，管理方法也好，或者网络技术也好，或者其他的国内外形势也好，都要同步跟上。
“之前的同事和同学说起我去办厂，都说这个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我给他们的感觉就是一个文艺男青年，从小学开始，老师就一直很喜欢我，让我当文娱委员，到大学了改叫军体委员，我喜欢唱唱跳跳，做做老师好像还可以，一下子下海去办企业，这不是去找死吗？但是我内心里面，办企业跟文艺并没有冲突，文艺才能对做企业反而是有帮助的，比如说跟人打交道也不会怕难为情。”
二、姜国炬与蓝天清洗服务公司
姜锡岳说自己的儿子很能干：“我儿子现在企业办得还好。他也比较独立的，公司刚刚办起来的时候也很辛苦。大约是80年代吧，他初中毕业回来，给清洗公司打工，虽然在劳动，但是也不怎么赚钱的。两年以后，就自己办公司了。一开始也是给人家跑业务，后来自己弄了一个清洗公司。这个行业也是有社会需求的新兴行业，儿子抓住了机会。1996年，成立宁波市鄞州蓝天清洗服务有限公司。2001年12月28日，成立宁波市江东蓝天清洗服务有限公司。2007年1月，成立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普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我儿子现在开清洗公司，也是为人民服务的，也很受客户的信任。”2016年，又成立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蓝辛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三、章冲华与浙江杰佳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章冲华是鄞州区古林薛家村人，1994年迁入藕池村。1993年，成立宁波杰佳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在宁波市鄞州区钟公庙街道铜盆浦村。1996年，在藕池工业区成立宁波杰佳不锈钢实业有限公司，从事不锈钢热轧。随着不锈钢地方企业逐渐衰退，不锈钢的热轧加工量亦日趋减少。2002年，成立浙江杰佳不锈钢有限公司，企业迁移至江北区工业产业园区经十路1号。2004年，不锈钢被列入限制发展类产业后，章冲华看到了危机。他说：“我们做不锈钢热轧，虽然不像上游的熔炼企业一样实行差别电价，但毕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准入门槛又低。”2005年，在宁波市镇海区注册成立宁波大地化工环保有限公司，地点在宁波化学工业区（蟹浦）。公司专业从事工业危险废弃物的收集、处置和综合利用，是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配套的基础设施。公司立足于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置。2010年，成立浙江杰佳毛纺织有限公司，地点在宁波慈城古镇妙山，是一家专业的地毯纱生产厂家，主要生产“杰佳”品牌的地毯纱。公司拥有现代化标准厂房6000多平方米，员工200多名，其中工程师10名，技术骨干20多名。2012年，江北高新技术产业园升级为省级开发区，江北区将其产业重点调整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章冲华意识到，传统不锈钢行业的转型已经势在必行。7月，慈城镇有关负责人带来一条信息：一个由省“千人计划”人才、海归博士张美超参与的创业团队有意落户宁波，这个团队从事特殊功能薄膜研发已经两年，与江北高新技术产业园刚刚投产的长阳科技项目也有供应链关系。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章冲华对这个团队在杭州的研发中心和在昆山的外包生产基地进行了实地考察，11月签订了协议。章冲华出资2500万元，不参与具体经营管理，对方技术入股并控股，新厂房则租赁使用。2013年初，章冲华把公司的仓库腾了腾，加上边上的绿化带，一个5000平方米的新厂房开始打桩，而一个高科技的光学薄膜项目——宁波惠之星新材料有限公司也顺利落户江北，从而转型升级进入高端光学薄膜领域。①2015年，浙江杰佳不锈钢有限公司更名为浙江杰佳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从事金融投资。有300多名工人，一年1亿元产值。
第三节／四处经商
藕池村位于宁波城郊，靠近宁波轻纺城，所以村民发展三产、发展经济的思路也比较清晰。
一、杀猪卖肉
在板桥村，从俞云华开始，到庄朋海、徐林祥、徐繁荣、杜加田等人，均从事杀猪卖肉行业。俞云华又是受邻村城横楼陈光荣的影响。此人最早到大世界卖肉，当时连宰肉的工具都没有，拿了一把小斧头宰肉，人称“小斧头”。庄朋海是俞云华的妹夫，徐繁荣老婆叫俞云华母亲阿姨。如此，他们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卖肉群体。
1.俞云华
俞云华说：“杀猪，我从25岁（1985）开始干，最开始在大世界做生意。在家里杀好，拉过去，放到肉摊去卖，卖了十五六年。我当时用的是摩托车，在板桥有摩托车我是最早了，我开着摩托车到处联系生意。我老婆是奉化方桥人，不会种田，我有9亩多的田，又要杀肉猪，多辛苦。因为我家里穷，我结婚也没有什么东西的，只有母亲留给我的一间老房子，也很破旧的，门板都破的，我买了纸，调好糨糊糊上了。人家娶了老婆不珍惜，我是很珍惜的。我们家困难，没有父亲的，还有两个妹妹。当初刚结婚的时候很困难，9亩多田在种，要交公粮，肉每天拉去大世界卖，赚一点也好。那时候卖肉有10多块、20块可以赚。那时候的工资才毛20块一个月，我一天可以抵人家一个月工资。
“辛苦是辛苦，赚倒是蛮好赚的。以前农村是石子路，桥头都是石阶，要把自行车推过去。我家离那个桥二三百米路，我老婆胆子很小，怕小孩子滑下去，所以一般我要陪她到家里，我再骑车回去。当时的路真的很差，后来好了。我的脚上开了两刀，我也还是每天去赚钱，因为背债了。开刀了以后，我也没有休息，卖肉的时候在旁边摆一个凳子，把脚搁在上面，回到家还要种田，一定要把钱还出来。我10个月就把债都还清了。那时候村里个体商户不多，我算是早的了。做生意时，我们体检，做健康证，领执照。那时候大世界的生意好，红白事都是要来大世界买菜的。那时候真的很苦，天气热，肉要臭掉的，一只猪大概卖六七十块钱，两只一百多块钱了，一家人的家产都在这里了，就怕肉臭掉。有时候自行车轮胎没气了，钢丝断了，就只能推过去，因为太早没有修车摊。我天还没亮就去市场，一般卖到9点钟肉就卖光了。天亮一般5点多，天热时就4点多，因为路远，骑车要骑一个多小时，我3点钟就要起来杀猪，弄好了以后，到大世界去卖。卖完以后，回来种田。最早的一次六七点钟肉卖光了。我的9亩多的田，要放水什么的，只有一个劳力干活那是很辛苦的了。我一般就是跟客户讲好要多少，然后客户直接过来买，或者我送到饭店去。种完田，我还要去收猪，要先去买下，然后用手拉车去拉回来。有一次放电影，我老婆一直等我不回来，我就是去收猪了，借了手拉车去拉，两只猪可以赚40块，结果却丢了50块，当时真的肉痛死了，两只猪都白卖了。我拉到桥头，桥头有石阶，我拉不动，就叫我老婆过来，一起抬到家里，才能吃两口饭。手拉车是借人家的，要还掉的，然后再骑自行车回来，这时候电影刚刚散场了。那时候看一场电影多难得啊，偶尔才放一场电影，这个讲起来现在还觉得鼻头酸酸的。
“那时候农村60块一年，100斤谷子是10块，讲起来我在藕池头也算是孝子了。口粮，男的一年是700斤谷，女的是600斤，我会种大人的那份。家里姐妹多，所以我要多赚钱。我后来就把母亲给的房子还给了母亲，我自己造了房子，为了这个，还背了6000块债务。”
2．庄朋海
庄朋海是20世纪70年代从水库移民出来的，住在板桥村，初在布政布厂工作。在俞云华卖肉成功以后几个月，21岁（1985）的庄朋海，嫌工资低，也走出来，加入杀猪卖肉的行业，然后到宁波大世界卖肉。屠宰行业比较辛苦，他也做了近十年。
3．徐繁荣
徐繁荣说：“我读了6年书，后来看牛，牛看了两年，然后到牧场养猪。十七八岁时，也当过畜牧主任。后来，牧场解散了。29岁（1987）时，开始做卖肉生意，做了17年。后来到村里工作了，也有18年了。
“在老的大世界，我做了17年生意。每天晚上12点钟要起来，卖肉到傍晚再回来，再去收猪。那没得睡的，每天都要收猪去的。总有五六年的时间，每天半夜起来，天亮杀猪，卖得完就可以回来睡觉，卖不回来就没得睡了，因为要挨家挨户去收猪，第二天要杀的。后来生意做大了，轻松了，可以休息一天，开着车到各个村庄去收。后来生意越发做大了，就到下应这边去收，也收了五六年。猪卖点给人家，自己也杀点。后来这种生意不好做了，就到镇海的一个食品公司去收，他们的肉猪是从外面调拨来的，几个人合伙，量比较大。自己杀的时候，晚上12点多就要起来杀。原来是在自己家里杀的，后来要到屠宰场去杀。后来我脚也不大好，就不卖了。我大概是45岁（2003）上不做生意了，就到村里来了。实际上做生意也苦，田头活也苦，一点都没有休息的时间，仅是养家糊口而已。老婆要烧水，我要杀猪。她那时候要照顾孩子，小孩还小。
“肉的价钱，在凭票时代是6毛6分。进入自由交易时代，最早是7毛多一斤，后来是1块多。我卖肉是从9毛多一斤开始卖起的。我第一次收猪是收了一只黑肉猪，60多块钱。小小的，一百多斤，那时候肉只卖9毛钱一斤，后来一两块，再是3块多，后面就是6块多了。卖到7块多一斤时，我不干了。
“那时候卖肉，一天一只肉猪基本上卖光，卖不光的话，便宜一点也要都卖掉的，特别是天热的时候。那时候猪就是吃稀糠什么的，是很瘦的。有一次在宁波火葬场那里，从一户人家我买了十多只。那时候天气非常热，肉卖不掉。那一次亏本亏惨了，到了下午，肉已经有馊味了。那个地方有个小饭店，我只能把40斤的肉都卖给他了。那时候我们三个人，一共十多只猪，都亏本了。做生意的话，还是自由一些，钱也好赚一点，家里条件好一点，吃的方面，如果稍微剩点肉，也可以自己吃。人家没钱的时候没有肉吃，我们总归有肉吃的。当时我的志向是做到1万块，就不做生意了。那时候也没有休息时间的，没有星期天的。我们现在日子好过了，钱也用不了这么多。我退休以后，我也不会去做门卫的。
“我卖肉卖了17年，非常难卖的时候，我也找过我阿叔（徐信定），到宁波师范也去销过，他们是一整只猪都拿去的。那时候是中考，一次卖过以后，第二次他就支支吾吾的了。其实他也是有道理的，我做生意是天天要做的，卖不掉了，难道天天都卖给他吗？有困难偶尔求他一次还可以，但每天肯定不行。
“那时候骑着自行车去收猪，一百一二十斤的肉猪，我一个人抓住它，用绳子捆起来。那时候没有帮忙的人的，只能是自己抓，捆绑好，用自行车载回来。肉猪是活的，路上有汽车开过的话，肉猪要挣扎，我的车龙头就把不住了，有一次把他人给压着了。那时候做生意，40块一天、30块一天，开心是开心的，肉也比别人吃得多。那时候别人的工资才30多块钱一日，我们卖肉收入也算是比较好了。
“走上杀猪卖肉之路，缘于亲戚。过了半年，想想在厂里做做也就这么回事，也有做点生意的意思。他们就讲，杀肉猪也蛮好，叫我也去杀肉猪。我说我不会杀，他们说他们给我杀的，我也就是帮忙。他们人结实，我也会杀一点。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我老婆也陪着去，跟人家老婆婆讲好。摊位的位置也要抢的，肯定要早的，不早的话，没有地方摆摊的。想想有点钱赚，也是高兴的。我做生意，其实也是做得最差的了，人家做生意能力好的都有窍门。我做到后面是给饭店送，不过也有风险。一次，一个老板欠了一万两千多，最后饭店倒闭了，我的钱也没地方拿，真的气死了。他店还没关门的时候，有一次说开现金支票，让我到银行去拿钱，结果是空头支票。一万多块没有拿到，也是有点难过，老房子都可以买一套了。这是1998年左右的事。
“那时候没有汽车，猪载到段塘机耕路，我再拉进来，然后从我们这里卖出去。那时候黄鱼车拉过来五车，家里这样一个房间，都是杀好的猪，大都是腿，前腿后腿，也去卖。那时候用三卡拉去，再用黄鱼车拖去，到大世界去卖。卖光了，那天生意是很好，大概卖了4000多斤肉，下午要把它卖光。上午老婆先过来，10点多，我不在，我老婆过秤，我回来以后再拉出去卖。那时候好像有BP机的。后来回来，人真的很累。这么多的肉，过年到了要卖的，那时候生意是好，自己也没有剩下什么，就一点骨头了。因为天气也冷，卖就卖一点，剩就剩一点，也是利润。
“做生意的话，说实话，人虽然吃力，但是有钱赚，也有动力，那时候体力好，睡一觉就恢复了。斩了这么多的肉，有时候刀都握不住了，五六斤的肉，一天劈到晚，也是很吃力的。第二天还是要做，没办法，还是靠赚钱这个想法支撑着。那时候零售不卖的，基本上都是整腿卖的，以前的腿没有像现在这么大，一只腿就10多斤、20来斤。以前跟三门人做生意，会轻松一点。三门这边的肉猪多，活猪也有的，他们肉猪很大，也很要吃肥肉。
“和外洋（远洋）人做生意最好玩。过去外洋人在过年会来买肉，轮船很大的，他们来做生意，船开出去要半年，就买点肉带回去。原来在白沙买的，白沙的价钱比较高，后来到大世界，大世界有点批发市场性质，东西便宜一些，种类又多。他们有四只船，两只船一队，到海上去捕鱼，需要半年，蔬菜全部都要准备好，猪是一只船要两三只。跟他们做生意最好了，一天能收入三四千块。他们把猪肉带走以后，用冰冰好，或者用盐腌好。后来钱少了一点，但是也有几千块。这个都是现钱拿进来的，老婆看见也是高兴。
“生意有好做也有不好做的，亏本也有，肉卖不掉就臭了，会亏本。一开始做生意的时候，一只肉猪，前腿、后腿、中间，分六大块，都是在家里斩好了再去卖。那时候也没有冰箱，有冰箱也塞不进去的，斩开了卖不掉，就只能放在屋顶上晾着。臭掉也有，亏本也有，不过总是少，一只肉猪卖了还剩下一只腿没有卖掉，就自己吃，如果臭掉，就得扔掉了。
“做生意是挺苦的，赚也赚了几块，当初还是可以的，一开始用自行车，后来买摩托车。我在板桥卖肉的人当中算是比较早了。我人小，买小一点的摩托车，江陵牌。他们人高大一点的，就买五羊、本田。
“我现在感觉，做生意，不管赚多少钱一天，都是辛苦。我们这个生意比别的还要苦，做水果、蔬菜生意是苦的，他们是贩卖来的，拿来就放在这里，我们还要给猪弄干净，还要挨家挨户去收。
“收购肉猪，必须自己动手，不敢相信别人。别人收来的不一定是好的，有好的有坏的。自己眼睛看过以后，万一蚀本，也是心甘情愿，不怨别人。如果别人收来的，蚀本了，心里肯定不舒服。做生意，实际上是靠经济支撑着，你去上班就没做生意这么费心思。
以前做生意的人经常会想，上班就好了，还有双休日，晚上也可以乘凉，那时候乘凉的时间都没有，一直都要做生意。那时候做生意，一有空就睡觉，真的很吃力。”
4.杜加田
杜加田说：“开始种田，也是很苦的。我们的田都是日日夜夜自己在种，我和老婆两个人种。后来，自己盖了两间空心板房子，前后门也没有的，窗也没有的，就住进去了。后面有了一点钱，就搞一下，一点点盖起了房子。有三四年时间，我一边种田，一边在外面做生意。我开始在大世界卖肉，后来因为没有执照，不给我卖了。我回来种田，社长就跟我说，让我养母猪。上面有任务分给我们村里，他说我看别人也不行，就给我弄。于是，我开始养母猪，一开始捉来五六只，养了一年多。后来便宜了，又把母猪卖掉，不养了。村里有一只船，我就去撑船了。一直弄到1992年以后，村里车路、机耕路都做通了，没有人乘船了。我就去办了执照，又到市场去卖肉了。一直卖到58岁（2007）不做了为止。开始在大世界市场卖，后到尹江岸市场，做到钟公庙市场、南苑市场，在南苑市场卖到了不卖为止。”
吴纪芳说：“这是顺其自然的，土地没有了之后，藕池人都做一点小生意。现在很多年轻人毕业以后，搞自主创业，不是像过去做一产二产，现在都从事三产。很多大学生自己搞代销店、网店，包括到轻纺城开店。藕池原来出租车很多，现在出租车生意也不好做，老爸做出租车生意，儿子肯定不做，因为太苦了，另外还有安全问题。藕池原来杀猪的人很多，现在环保不允许，都集中屠宰了，再做杀猪的生意，利润就很少了。现在藕池人基本上都从事三产，一部分人是靠村里养着。2015年，当时一个人一年发5000。我跟村民说，你家里三个人，种植也好，养殖也好，每一亩土地达到2000块收入，原来种6亩土地，一年只有1.2万收入，到2015年村里给你1.5万，因为你有3个人，年纪大了会再增加一点，家里闭路电视、网络电视钱都是村里付。原来一亩田，只有2000块的纯收入，就不错了，而且要种，要摘，晚上要管。村里的话，钱每年都可以拿的，而且好几个兄弟村比我们还要高。这样看来，不能靠村里给，村里给的只是一点，关键还是靠你自己去奋斗，像习近平总书记讲，要奋斗。自己不奋斗的话，天上不会掉馅饼呀。要百花齐放，各显神通，千方百计，特别是年轻人都要想办法赚钱。”
二、轻纺城经商
位于石碶的宁波轻纺城，始建于1992年，1993年开业，1994年趋冷，后引来6路公交，多业经营，只要是允许在市场卖的，都可以来轻纺城内销售，市场逐步红火起来。
藕池村近宁波轻纺城，于是很多村民也走上了到宁波轻纺城经商之路，如庄朋海夫妇、俞云华夫妇。
1994年，庄朋海首先到宁波轻纺城经营，做外贸服装批发生意。2010年，成立宁波市鄞州古林新龙针织制衣厂。2016年，在轻纺城包市场，开发海塘商贸中心。2017年招商。2018年12月16日开业。吴纪芳说：“他们两夫妻比较勤劳，通过不断发展，做得很好，一步一个脚印发展得很好。”
庄朋海夫妇经商的成功，也影响了大哥俞云华。俞云华说：“我妹妹的老公（庄朋海）在做生意，当初问我借钱造房子，后来钱很快还给我，家里还装修了，说明钱好赚的，于是我也去做这个生意了。”这样，俞云华也参与进来了。此前的1999年，他在卖摩托车。结果，因为1999年上半年始，宁波市区禁止摩托车上路，他的店亏掉了。俞云华说：“2001年，我到轻纺城做外贸生意，在轻纺城租了摊位，做了十六七年。我们那时候从厂里拿产品过来，做外贸批发生意。我进货，我老婆卖，收入还行，比厂里的工资多一点。
“做生意这个东西也要看诚信的，也有做得下去和做不下去。我们做生意是靠信用的，那时候也不用写什么，只要说出了，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亏本也没关系。我在轻纺城做生意，我们讲的话比山还可靠。说出的话就跟写上去一样的，我还是很要面子的。我们做生意的人，宗旨就一个，尊重人家，服务人家。生意没有做，也有人情在。以前在轻纺城做生意，经常有各种饭局，很多生意都是喝酒的时候谈成的。我老婆有时候有意见，但是在同样的店中，我生意做得最好了。做生意总归要讲诚信的，不诚信的话，老客户也要走掉。我最忙的时候，打包从天亮8点钟打到下午2点多，生意是真的好。我生意也做得多，胆魄也大，没有文化的人胆子大。
“有些人做生意很精明的，经验不会跟你讲的。别人不肯说，那我就自己琢磨。我卖了20天，算下来还赚了1万多块。本来可以赚5万块钱，但因为事先讲好了，我没有赚这个钱。后面人家觉得我爽快，进价也都给我便宜点。我这个人不怎么去进货的，跟厂里老板聊聊天、喝喝酒，他会给你介绍业务的。做生意就是双赢，你也赚一点，他也赚一点，大家都赚一点，不是一个人独吞的。
“我去进货，也没有带钱的，拿约20万、30多万货，对方说，你东西先拿去。我说没有带钱，他说你拿去好了，也不用写欠条的。我想总归要写张欠条的。他也不用我写，就叫我全部装走，五六天卖掉，3万多件衣服，毛30万。我拿了一个包，装去了。我说你点一点，他说不用点，缺几张也没关系，你老俞不会这样做的。我们做人都是这样的，绝对不会乱弄。钱这个东西，都不用点的。你再赚得多，欺诈的话也没意思的。
“我在村庄里讲起来条件还算可以的，我也没有开厂，就做点个体，各方面也没有去烦过人家，也没有话说。有的人年纪大了还要做，去卖劳力，我是吃不消了。有些人不要面子，要吵要闹。我的钱都是自己赚来的，一分一厘自己赚，用着放心。有困难自己想办法解决，自己去赚钱，自力更生，小孩子觉得爸爸这么辛苦赚钱，用钱也节省一点。”
三、村中开小店
陈高华说：“我妹夫（徐繁荣）开着小店，没有什么生意，就去养肉猪了。我就想，我来开，赚点钱也好。第一天，晚上我算了下账，赚了3块7毛钱，我真的开心死了。种田才能赚多少钱啊，从早到晚，哪有3块钱好赚啊。从孙子出生（1993）那年，我开始开店，到孙子结婚，我还在开，20多年了。此前，我是做木匠的。我店里主要是一些香烟、酒、酱油、米醋，就是一些日用品。我开店也就是顺便，我承包的田有13亩，很忙，开店就是晚上开开。我开店就在自己家里，卖点香烟，打点老酒，别的没有什么花头的。以前小店比较少，板桥只有崔述芳一家小店，他的小店算是供销社，有点商品供应，我们跟供销社不搭界的，就是自己开的。他配货配不过我，我那时候年纪轻，自行车、黄鱼车都会骑。现在小店没有生意，就随便做做。”
四、村中养殖业
马善祥说：“我是六年级毕业开始工作的，那时候家里比较困难，养牛、猪，晒谷，都要干。我看牛看了两年，然后去生产队干活，一直做到分田到户。27岁下半年结婚，28岁到宁波大世界去配过一点水果卖，卖了两年。水果生意倒是很好的。那时候年轻，上半天做好，下半天偷懒，因为那时候钱值钱，赚50块钱，我就高兴死了。后来我母亲不让我做了，我之后到翻砂厂做了六七年，那时候厂是周厚裕承包的。
“厂倒闭后，我也捕过鱼，做了两年。我捕鱼是用电板的，捕了一年。那时候鱼也多，上江捕了一年，第二年到下江去也捕了一年。那时候鱼非常多，卖也不值钱，一斤几毛钱而已。我赚了点钱，就去养鸭了，差不多养了9年，1999年下半年结束。第一年养了七八百只鸭，也有点怕怕的。两三年弄下来，规模又大了点，最多的时候鸭子养到五千多只。这一批鸭差不多生完蛋了，新的鸭子就接上来，老鸭子就卖掉。第一批就是养小鸭，买小鸭在春天，正月左右。小鸭买来，温度要调整好，200瓦的灯光安装好，小鸭子需要的地方小，热度要调好。一般鸭子生蛋，最多生10个月。10个月以后，你再让它生，要给它吃得好，这样的话成本就大了。所以一般情况下，10个月养好以后，就处理掉了。这时候新鸭选好了，就顶上来了。就是这样一季一季地翻的。我是以卖鸭蛋为主的，早上起来手工捡蛋，几千只鸭，有时候来不及，就再叫人帮忙一下。一只手三只蛋，两只手就是六个，一筐蛋一百只。发现今天的蛋少了一点，表明鸭子身体不太好了，就要弄点东西给它们吃吃。第二天，马上蛋就会多起来。鸭子要生病的，一只两只鸭子是不会生病的，但是养多了有细菌，要感染的。我们把小鸭子买来之后，打好预防针，针打好以后，不会有瘟病了，抵抗力强了。鸭子要感染、感冒，你看得出的，会流鼻水什么的，就要马上去配药。这也是要有经验的，没有经验的话，鸭子养不好的。我们养鸭有一个思想的，‘逢三逢八’，养鸭的人都到市场上去，买药的买药，买饲料的买饲料，这个饲料是要用汽车装的。三天之后开汽车去装，运到哪里去，价钱也都讲好。我们需要的少就到市场上买点，需要的多就到余姚去配，一年要去好几次的。
“2000年，鸭棚拆掉，旧村改造了。我和书记、村长说：鸭棚拆了，我这个人也比较爽快，这个你们赔给我，不要少我的，我也不会来敲你们竹杠。我第二趟就签了字，村长和书记就觉得我比较爽快，工作好做。我跟书记提要求了，我一时三刻工作也安排不了，小孩也有了，老婆也在，你帮我找个工作做做。书记这一点也比较好，他看我爽快，他也很爽快，他就说，一些老房子给你拆，我说好的。后来确定是7块一平方米，我问村里买拆下来的这些材料，我再卖掉。那时候的材料有人要的。后来填塘渣时，也没有什么人要做，书记就问我了，你会做吗？这个事情给你做。我说我做做看，我就和安徽人合作接了这个活。人家要写协议，我不用写，我和书记这样说，要赖的人，协议写一百张也要赖的，我不会赖你的。我没有写协议的，讲好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活要干好，就算我钱少赚点也没事。就这样，这些活给我干，到2006年，我们旧村改造，房子也拆光了，填塘渣的活也没有了。后来剩下一点绿化工作，就给我做了。做做这些，赚点工钱是有的，多的也没有的。到2007年，书记问我，要不要包村里的环境卫生。我就一直做到2015年。现在我是管藕池居委会、藕池村、礼嘉桥村、薛家村四个村的活。”
五、黄大林种植业
黄大林，黄岩人，1985年迁居村中。此前，在黄岩开环保食品厂18年。2012年起，到云南租了30多亩田，种植提子。
六、拉车开车
马志祥与王翠芳夫妇开货运、出租车。王翠芳说：“我来的时候这边都是机耕路、十字路。我是1987年与马志祥结婚的。我是栎社人，嫁到这儿来的。以前这边穷，走路的时候，一脚踩下去，下过雨的话，水都会溅起来。小孩生病了，以前要坐三卡去看病，后来条件好了有夏利车，人家夏利车不肯开进来的，嫌我们这边脏。我想，人要富，就要先把交通搞起来。后来我去学开车，上班也不上了。我1990年去学的，1991年拿到了驾驶证。那时候是要学一年的，不像现在才几个月时间。我学会开车，然后借了26000块钱，买了一部大卡车，开始跑运输，前后跑了靠10年。跑了以后，觉得太苦了，2000年左右，改开夏利车，开了六七年，因为发生了夏利车被抢劫事件，就把车卖掉了。后来进宁波宇达驾校，做教练。都是自己拿出车子挂靠这样的。我们教学，好的学生还好，坏的学生也真是没道理可讲的。头两年还可以。以前驾校还是正规的，新学生也都是靠老学生介绍的。我们给人家一次性考试，包考出就是收5500块，什么补考费都不收的。现在的话，收2800到3000块，有的费用国家交。现在我已经不做了，我老公还在做。”
林惠成说：“生产队分田之后，我买了一辆黄鱼车（三轮车）做生意，拉黄鱼车钱好赚一点，但拉黄鱼车十分苦，毛1000斤的分量要给人家拉去，上桥时要推上去。还要给人家背上去，毛100斤的水泥，要给人家背到楼上去。做了两年。后来，我开摩托车，也开了一年多，摩托车轻松一些，好赚钱，风险大。一年多以后，摩托车就被禁掉了。现在我在上班，两千块一个月，养老保险也没有。”包文华是做运输的，1984年左右开始，骑了将近20年的三轮车。
七、不锈钢加工
徐建波说：“从铁厂辞职后，我22岁左右，就自己去外面创业了，开个铁厂，后来嫌太脏，转行做不锈钢，去学技术。二十八九岁时，刚改革开放，我又开始做个体，做不锈钢，给人家做防盗窗，可以说宁波市里面算早的。以前刚开始做的时候，400多元一平方，当时钱蛮好赚的，利润有30％至40％。后来，又做了铝合金。”
八、公共电话亭服务
包泉德说：“1982年以后，我分到了10亩田，自己种。那时候自由了，改革开放了，说‘不管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只要地不荒，公粮交上就可以了。种田之余，我收凉帽，然后卖到宁波土产公司。当时路非常差，都是机耕路，马路也是石子路，一顶凉帽赚2分钱，做了三四年。1997、1998年的时候，我办电话亭，搞公用电话，前后做了近20年。藕池村公用电话，我是比较早开的。最早宁波电话是7字打头，鄞州电话是8字打头，7字打头的电话到乡下比较难办，宁波电话打宁波电话是3毛一分钟，鄞州电话打宁波电话就要1.05元。那时候宁波电话生意非常好。2000年时，我75岁了，老太婆死了，我就停了。”
九、个体裁缝
徐惠英说：“我是1983年下半年生的女儿，然后就开始学裁缝了。我觉得在藕池学这个行业蛮好的。我26岁那年进过服装厂，那时候师傅教我们，我非常喜欢学裁缝、做衣服的，在服装厂做过两三年时间。后来我个人拜师傅学裁缝专业，裁缝学出来以后，就一直在藕池村庄里做裁缝。专门做服装加工，人家把布拿过来，我来加工，量身定做。我结婚以前是做凉帽的，各种各样的凉帽都会做。我学了三个月裁缝，就自己开店了，在自己家里做做裁缝，带带孩子。后来村里改造，房子拆了，就到轻纺城做裁缝，做了一二年。现在服装买的人多了，做的人少了，以前是做便宜，现在是买便宜。以前各种各样的都可以做，流行什么就做什么。那时候技术好，看看款式心里就有数了，我做裁缝的，布料也懂。那时候时装已经很流行了，穿起来好看，而且做比买合身。服装这个东西是跟时代的，什么时代流行什么款式。以前男的比较流行中山装，我就做中山装，流行西装就做西装，时装也做过。最好的时候我家还没有拆迁，生意比较好，一件衣服要排一二个月才能做完。我就是每天做衣服，家里带带孩子，我没有去过厂里，就是自己开裁缝店，种一点口粮田。我就在家里做裁缝，我老公到村办企业上班，也做了很多年。那时候做衣服的，一般都是本村里的人，性格、生活习惯也都熟悉的。那时候工钱也很便宜的，做一条裤子就是3块到3.5块。现在我多多少少还是在做的，但量不是很大，量身定制有也有的，但是比较少了。有的外来户在这里租房子，也有做裁缝的。不过，他们不固定的，租在这里了就在这里做，租到别的地方了就走了。”
第四节／任职村务
一、村委会任职
郭成祜说：“我1993年12月退伍，村里要安排工作。1994年2月，我就跑到镇里，镇里民政部门给我们安排工作，当时给我安排在布政活塞厂。大概做了12天半，不做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当时是预备党员，厂长找我谈话，说你要么把组织关系拿过来，我没有拿过去。人家说学徒3个月没工资的，但因为我当兵说是有工龄的，所以第二天我就开始有工资了。那时候是多劳多得，我这么一算，一天就六七块钱，我吃饭都要2块钱，所以我做了12天半不做了。那时候还骑自行车，从藕池新村骑到布政，起码要20分钟，早上一趟，晚上一趟，还有点距离的。路也不好，不是现在这个路，以前是那个石子路。后来藕池村刚好有一个企业会计不做了，村委会考虑到我在部队里学过会计函授，有结业证书，就让我接手，那天是4月16日，就这样我到村里来当会计了。那时候我就是企业会计，一个人负责两家企业或者三家企业。这4个会计在村里上班的，拿村里的工资，企业的工资给村里，村里的钱再给到我们，是统一管理的。这样做到1996年12月。1997年，我当了村里的出纳，兼团支部书记、民兵连长、治保主任。1999年12月底，老会计退休了。2000年1月始，我当藕池村会计。”
司机张方平说：“我在布政乡厂里开了10年汽车，这个厂不怎么好了。藕池村吴纪芳书记就跟我父亲讲，方平在那个厂也不怎么好，快倒闭了。我们村里原来有一个开汽车的是女的，女的不怎么方便，让方平到村里来开车。我是这样来的。我好像1998年就来这边了，到现在20年了。”他是老会计张吉安的儿子。
1999年，村级人员（包括企业、后勤人员）做了调整，新增陈惠信、余忠芬、李志鸿为拆迁办人员，史娜、包可峰为企业会计，李红为出纳，葛红波为食堂厨师。2003年，又增加徐繁荣。近年增加周科。包可峰说：“我参加工作的时候是做企业会计的，因为当时企业都比较小，不可能一家企业请一个会计，成本会比较高，所以都是兼职的。我当时接了四五家企业，为他们理理账。我们工资问村里拿，村里问他们企业收。后来我负责藕池村企业安全生产，也对企业进行检查，企业慢慢都在改变，向好的方向发展。”
二、协警
李和芳说：“2003年外地人口全部到宁波打工，派出所民警不够，招聘协警，我通过考试进去了，至今一直做了15年。我的工作是巡逻，人家吵架了去调解一下。晚上三个人一班，属于我们管辖的范围，我们会巡逻一下，看到鬼鬼祟祟的人去盘问一下。2004、2005年外地人口最多，我们有时候会去检查一下，看他们是否有偷东西。晚上一般在下半夜，从凌晨1点至6点。十多年中，治安变化很大。以前相当乱，现在出来的人素质都很高。我现在在藕池警务室，晚上去查暂住房，他们都会配合，把身份证拿出来。我们检查的时候，把身份证号码输入系统，如果是逃犯，手机上马上会显示出来，我们就要把他稳住，跟上级汇报，把他带回去。上次我们碰到一个逃犯，马上把他抓回去了。以前他是办厂的，向亲戚、邻居借了很多钱。后来办厂亏了，他就跑路了，然后在这里的厂里隐姓埋名工作，有一次人口普查被我们发现了，后来移交给原籍公安分局。类似这种事件很多，现在我们归到海曙公安分局了，案子也少了，很多人家门口都装了监控，治安也好了。”
第五节／企业上班
吴升月老师的两个儿子徐国良、徐孝良在宁波星箭航天机械有限公司，这是一家从事火箭配件生产的企业。吴升月说：“鄞州教育局在藕池村对面搞了一个宁波科教机械厂，我两个儿子通过招工进去了。1996年，宁波科教机械厂转制，改为股份制。我两个儿子都在这个厂里，大儿子在销售科，小儿子在办事处。现在两个孙子徐靖、徐鸣也在这个厂里。两个孙子是宁波大学本科毕业的，在这个厂的销售科。”
张昌浩，1971年至1974年，担任生产队长。1975年至1982年，担任藕池铁厂供销员。1982年至1983年，在布政日用电器厂跑供销。1983年至1984年，在布政提炼五金厂。1984年10月至1985年10月，在宁波广济街6号布政联营贸易货栈驻宁波办事处工作。1985年11月至1986年6月，在天台平镇物资产品站工作。1986年以后，在宁波江东区农工商联合公司工作。
杨爱琴说：“我老公（吴国芳）是做木工和装潢的，以前是在城隍庙那里给人家做装修，也没赚多少，35块钱一个月，也是做一天混一天，也没别的办法，以前条件也比较差。”
包康利说：“我是1983年初中毕业的，毕业后我就去打工了，在段塘的宁波砖瓦厂（现在宁波白纸板厂）打工，当时很多的村民都是在那里打工的，因为没有其他地方做苦力活，我们只能在这个车间里切切砖。在砖瓦厂里做了几年，打打零工。后来，砖瓦厂的效益也不好了，我改到宁波洗衣机厂打工。90年代初，和人合伙开了一家小公司，叫华东机械有限公司，专门卖印刷机械，从厂方买过来，再把机器卖给人家。大概做了五六年，经营得也一般般，只能混混日子。1999年，我退出了，到村里来工作了。”
2007年，不会开车也没有车的马善祥买了一个车库，目的是投资。当年买进是7.6万元，现在市价已涨到近20万元，租金每个月也有500元。在藕池，租金早已成为农民普遍的收入来源。吴纪芳说：“全村886套房子，有一半是出租的。按每套每月1500元计算，每年户均收入就有1.8万元。”
2009年调查得知，全村698人，从事一产15人，二产359人，三产215人。
附注
①朱宇：《盘活五千平方米仓库引来海归博士筑巢，江北杰佳不锈钢公司；进军高端光学薄膜产业》，2013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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藕池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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