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曙区图书馆

一、生产方式
  姜岳祥说：“土地改革后，田分好了，生产队也很小心的，公粮都要交的。”
  从图6-1来看，当时的集体化农业生产，内部分工是十分详细的，有植保员、种子员、肥水管理员、田间观察记录员、畜牧负责人、会计员、现金保管员、粮食（实物）保管员、绿萍专管员、粪便管理员。
  葛小其说：“那个时候女人也要去种田。男人在生产队干好活，再去自留地拔拔草。女的回家还要洗衣服、做饭、管孩子、补衣服，女人比男人更苦。男人4点去拔秧，7点回来吃饭，女人已经把所有东西准备好了。男人来吃完饭了，女人开始去种田了。生产队的话要做一个月，割早稻、种晚稻。个人种的话，十几天就够了。分田到户了，种的东西卖的钱都是自己的。生产队就是大锅饭，所以大家都不怎么肯做。女人平时还要做凉帽，像我们这个时代生的女人都是会做凉帽的。
  “一个生产队一年总产量是比如1000斤，除去国家公粮、社员口粮及化肥、农药、牛，能节余200斤左右。一般100亩田，要分到组、分到人，除去生产成本，一个生产队一年还有几万块结余，要如何分呢？这个是按劳动力来分的，一般要按四个季来分，春季、早稻下、晚稻上、年终，春季少一点，早稻下了稍微多点。”
  二、生产工具
  姜岳祥说：“打稻机，大概是1961年开始有的，藕池一个点，板桥一个点，一个点买一部。田的话还是藕池多，板桥五百多亩田，藕池一千多亩田。藕池的两个队合着买了一部。那时候板桥买了一部，本来是要分给藕池的，板桥就找了农办副主任张忠林，他说：有是有，但现在别来买，让别人知道了不好，大家都要的话，我们也拿不出来，因为没有几部。我们说那什么时候好拿呢？他说等晚一点。就在晚上偷偷摸摸去，还是走小路，走大路难为情，也怕别人争，就这样买了一部打稻机。最早一个大队只有一部，过了三年，就很多了，随便什么人都可以买了，一个生产队一部。有电动打稻机比较迟了，是七八十年代的事。作为队长，也种地，忙了要帮，开早工也要去，工作每天都要安排好。那时候是分任务的，你完成得早可以回去。后来分自留地了，你可以弄自留地去。”
  三、拖拉机与农用船
  1960年12月，藕池大队向邻近的建庄大队购买了一部机船，共2000元，当时只付了300元。其余款项约定1961年早稻期时分批还上，结果到了1963年5月仍没有还上，于是被建庄大队告上法庭。后来经过调解，藕池村同意分两批还上，才了了此事。由此也可见当时藕池大队经济之拮据。戚明华说：“那个时候都是船，每个生产队有2只船和2只牛，拖拉机有的时候是1976年左右了，1000多亩田靠一辆拖拉机。以前也没有石子路，要用船运着拖拉机到板桥，再搬到岸上使用。”
  四、挑坟滩
  徐繁荣说：“在生产队，我们挑坟滩、挑河泥，那时候最苦了。挑坟滩是分田到户前一两年，大概是1979年，那时候我们还小，挑得背都弯了，挑坟滩最苦了。区域都给你分好的，运气好一点的话，石块少一点，运气差一点的话，石块比较多，翻都翻不动。我们算苦了，但比起上辈人，我们至少有得吃了，但是劳力还是要出的。爸爸当了村里一个小领导，家里的事情就我们自己做了。做皎口水库的时候，我刚好要发育，一个小后生挑得背都弯了。”
  五、进城积肥
  姜岳祥说：“那时候很困难，那就动脑筋。要种菜籽、大麦和水稻，但是没有肥料，所以稻子种起来都小小的，只能扩大面积。一个生产队，105亩田，20％要种大麦，10％是菜籽。种点菜籽，肥料也没有的，这里离城里很近，就连夜去城里偷点大粪回来当肥料。那时候肥料还是要控制的，都是收集了后再卖给农民，我们生产队买来，还得分配的。以前就是给个条子写明几点走，撑着船过去等。最早船也是没有的，都是从地主那没收来的船。我们队以前就是用河泥当肥料，现在这样的河泥，以前碰都碰不到，有的话真的高兴死了。现在都填掉了，也不用积肥了。以前的粮站，也是一点点搞起来的。我们生产队有两只船，早晚饭吃好就去积肥了。粮食种得好了，我们也能富裕点。那时候都是晚上干这活，晚饭吃一点就去了。积过肥的河泥用来浇菜、浇麦、浇田，浇过了，产量是有点不一样的。”吴升月说：“那时候要积肥，就到宁波给别人倒马桶然后挑回来，积肥多产量也高，第6生产队，副队长就是徐定良，正队长是吴祝庆。副队长抓生产，他非常会做，积肥时，每天早上就出去到宁波倒马桶。人家肥积不来，我们是每天都有。积肥多，产量高，分红也多。”
  姜冲德说：“以前化肥不怎么用的，因为是要花钱的，以前浇点氨水，尿素稍微放一点，这已经算是很好了，其他是没有的。一般都要到宁波城里去积肥，就是倒马桶的，以前都没有什么化肥的，都靠这些粪水的。”姜冲德又说：“我们经常晚上饭吃好去，半夜去弄肥。如果被抓，还要到大队里去打证明，要去讲好话的。以前从九中挑出来，走城隍庙过来，这么远的路。”
  六、打水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打水是农业生产中的关键行业。当时，有专门的人负责打水。江根星、叶金康、张昌浩、洪根庆等人，均打过水。姜岳祥说：“买第一台打水机的是板桥，那时候我28岁，当兵已经回来了，是1963年。那时候干旱，稻谷都晒死了，一点收成都没有。方家耷的张忠林是农办的，他说：打水机你们要吗？那时候都买不起，村里没有钱。板桥把口粮卖掉，才买了这个打水机，这是第一部。但是效果很好，粮食丰收。打水机的管子（口）是10寸的，可以机动的，藕池要用，可以借给藕池，这里打好，再去那边。此前的1959年，姚江大闸造好了，水拦起来，就可以灌溉了。慈溪、江北都要拿水，很多机器排着，你也打，我也要打。我们的水是从青林渡放过来的。”周利英说：“以前一直要打水的，从3月份开始打，一直打到田没有了为止。他们是大队打水员。”
  七、抢收抢种
  徐建波说：“我1982年开始也分到田了，我们第7生产队人少地多，地分到了17亩。我爷爷自己种不过来，又给了我们3亩，总共20亩。那个时候田都是靠人力种的，我爸还在铁厂上班，分田到户时，我才16岁，20亩田我一个人管不过来，真的很苦。我爸爸基本上早上5点起床，早工开好之后，再去上班。我做到18岁，也去铁厂上班了。我们家一共4个人，还有我妈和妹妹。当时妹妹小，已经读初中了，妹妹基本都是在家里烧饭，活基本上都是我们三个人做。‘双抢’也是很苦，基本都是凌晨二三点起床，做到晚上11点，一直做了六七年。后来，外地人来了，拿点田出来给人家种，才轻松一点了。”李小平说：“生产队时，我是第一生产队的，队长是张昌浩，我们叫他‘老板’。张昌浩人是很好的，那时候田多人少。在规定时间，一定要种，要开夜工，要拔秧、开早工。当时还年轻，凌晨一两点起床拔秧田，两个人拼在一起干，一人一半。拔好以后，挑到地里，让妇女插秧。有一次，我和洪根庆拼的，他说你怎么拔不上来了呀，实际上我在打瞌睡了，睡着了。”徐仁定说：“像现在怎么可能想得到，那时候田种得都怕了。那时候天下雨，稻没有割，天晴了，共青团员3点钟就要去割，干到天亮。3亩田上午打好，下午就好种了。”周利英说：“以前当干部都是实干的，是要带头做的，且要比人家多做，如果比人家做得少，人家不服的。天亮后，以12点为界，分两个班，半天轮到一班。轮到你，就算是12点钟的时候，天最热，你也要去干的，下雨也要去，打雷也要去的。”
  八、收入不高
  周利英说：“那时候记工分，没有现钱，哪有现钱买菜啊。如果就男人，女人不做，工分容易超支。我们两个人都干，超支倒是没有。”史幼芳说：“我们农民有句话，田沿三尺高，跳出田沿就好。头想高烟囱，城市的烟囱高高的，都想到城市去。我小时候什么东西都要凭票买的，粮票还分地方粮票，有宁波粮票、浙江粮票、全国粮票。我们到上海去，要拿全国粮票的，浙江粮票都没有用的，饭都不能吃。宁波城市里的工人，带鱼都可以领大一点的，我们农村里分到的带鱼都是小小的。我记得我25岁时，有的东西还要用票买的。国家贫穷，老百姓也就这样了。农民每天背朝天种田，下雨也要淋，真的很辛苦。现在国家对农民也重视，国家也富强了，总归是好起来了，农民翻身出头了。”
  九、种席草
  杨国平说：“当年种席草时，收上后要晒好，在太阳底下，要三朝、四朝地晒，还要摇着船去宁波去晒呢。俗话说‘小暑割草，大暑割稻’，差不多是最热的时候割席草。后来是种日本席草，做榻榻米的，从田里割来，用泥粉弄过，再晒过，要晒过几天。这个草细，本地草比较粗。日本席草种植始于20世纪80年代，不过本地席草种也种的，但是比较少了。个人分田到户以后，大家都种日本席草了，因为种这个收入高”。姜芬琴说：“还有草帽和我们睡的席子，也是我们自己种的草做的。自己种的席草，晒干以后，一捆一捆给它捆好，然后用两根稻草做的绳子给它捆起来的。这个捆的技术也是很难的，因为席草晒干以后很滑的，如果捆不好的话，一拿就散掉了。我老爸捆的席草，又干净又好，从来不会散掉。”徐森林说：“天亮起来，大家饿着肚子去割席草，饭也没得吃。那时候有种黄桃的，有时候买点黄桃来当饭。席草还要把它晒干，还要去卖，那时候真的很苦的。等我们卖完了回来，人家早就在吃饭了。我们回到家里，还要放夜潮，那时候很苦的。”
  此外，还有稻草。姜芬琴说：“我老爸（姜阿利）种出来的东西很精细的，泥土弄得像米粉一样精细。我们早稻割下来以后，稻草干了，拿回来要储存。那时候就靠烧稻草当燃料用的。稻草都是储存在屋子外面的，要给搭成一个很大很大的草堆。一般的农民都搭不好，搭到一定大小就要塌掉了。我老爸的草堆，可以搭到最大最高，像房子一样盖起来，不管多大的雨，里面都淋不进去的。要用的时候，不是从上面一捆捆拿的，而是在中间抽的。这么大的一个草堆，它是一捆捆都叠好的。如果草堆没有搭好的话，抽出来后，这个草堆就要塌下来了。我老爸搭的草堆，你去抽好了，它不会塌下来的，很厉害的，这也是一种技术，一种手艺。20世纪80年代，我们村里集体经济就是靠农田做出来的，可以维持我们的日常生活了，村里也没有很穷的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