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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以后，藕池村逐步走上了集体化之路。1958年至1961年，进行了大公社的探索。1962年至1982年，实行了20年左右的小公社。在公社、大队的管理下，以生产队的方式工作着。在那个年代，农业是根本，工业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事，其他副业一直相辅而行。
  第一节／农业生产
  一、生产方式
  姜岳祥说：“土地改革后，田分好了，生产队也很小心的，公粮都要交的。”
  从图6-1来看，当时的集体化农业生产，内部分工是十分详细的，有植保员、种子员、肥水管理员、田间观察记录员、畜牧负责人、会计员、现金保管员、粮食（实物）保管员、绿萍专管员、粪便管理员。
  葛小其说：“那个时候女人也要去种田。男人在生产队干好活，再去自留地拔拔草。女的回家还要洗衣服、做饭、管孩子、补衣服，女人比男人更苦。男人4点去拔秧，7点回来吃饭，女人已经把所有东西准备好了。男人来吃完饭了，女人开始去种田了。生产队的话要做一个月，割早稻、种晚稻。个人种的话，十几天就够了。分田到户了，种的东西卖的钱都是自己的。生产队就是大锅饭，所以大家都不怎么肯做。女人平时还要做凉帽，像我们这个时代生的女人都是会做凉帽的。
  “一个生产队一年总产量是比如1000斤，除去国家公粮、社员口粮及化肥、农药、牛，能节余200斤左右。一般100亩田，要分到组、分到人，除去生产成本，一个生产队一年还有几万块结余，要如何分呢？这个是按劳动力来分的，一般要按四个季来分，春季、早稻下、晚稻上、年终，春季少一点，早稻下了稍微多点。”
  二、生产工具
  姜岳祥说：“打稻机，大概是1961年开始有的，藕池一个点，板桥一个点，一个点买一部。田的话还是藕池多，板桥五百多亩田，藕池一千多亩田。藕池的两个队合着买了一部。那时候板桥买了一部，本来是要分给藕池的，板桥就找了农办副主任张忠林，他说：有是有，但现在别来买，让别人知道了不好，大家都要的话，我们也拿不出来，因为没有几部。我们说那什么时候好拿呢？他说等晚一点。就在晚上偷偷摸摸去，还是走小路，走大路难为情，也怕别人争，就这样买了一部打稻机。最早一个大队只有一部，过了三年，就很多了，随便什么人都可以买了，一个生产队一部。有电动打稻机比较迟了，是七八十年代的事。作为队长，也种地，忙了要帮，开早工也要去，工作每天都要安排好。那时候是分任务的，你完成得早可以回去。后来分自留地了，你可以弄自留地去。”
  三、拖拉机与农用船
  1960年12月，藕池大队向邻近的建庄大队购买了一部机船，共2000元，当时只付了300元。其余款项约定1961年早稻期时分批还上，结果到了1963年5月仍没有还上，于是被建庄大队告上法庭。后来经过调解，藕池村同意分两批还上，才了了此事。由此也可见当时藕池大队经济之拮据。戚明华说：“那个时候都是船，每个生产队有2只船和2只牛，拖拉机有的时候是1976年左右了，1000多亩田靠一辆拖拉机。以前也没有石子路，要用船运着拖拉机到板桥，再搬到岸上使用。”
  四、挑坟滩
  徐繁荣说：“在生产队，我们挑坟滩、挑河泥，那时候最苦了。挑坟滩是分田到户前一两年，大概是1979年，那时候我们还小，挑得背都弯了，挑坟滩最苦了。区域都给你分好的，运气好一点的话，石块少一点，运气差一点的话，石块比较多，翻都翻不动。我们算苦了，但比起上辈人，我们至少有得吃了，但是劳力还是要出的。爸爸当了村里一个小领导，家里的事情就我们自己做了。做皎口水库的时候，我刚好要发育，一个小后生挑得背都弯了。”
  五、进城积肥
  姜岳祥说：“那时候很困难，那就动脑筋。要种菜籽、大麦和水稻，但是没有肥料，所以稻子种起来都小小的，只能扩大面积。一个生产队，105亩田，20％要种大麦，10％是菜籽。种点菜籽，肥料也没有的，这里离城里很近，就连夜去城里偷点大粪回来当肥料。那时候肥料还是要控制的，都是收集了后再卖给农民，我们生产队买来，还得分配的。以前就是给个条子写明几点走，撑着船过去等。最早船也是没有的，都是从地主那没收来的船。我们队以前就是用河泥当肥料，现在这样的河泥，以前碰都碰不到，有的话真的高兴死了。现在都填掉了，也不用积肥了。以前的粮站，也是一点点搞起来的。我们生产队有两只船，早晚饭吃好就去积肥了。粮食种得好了，我们也能富裕点。那时候都是晚上干这活，晚饭吃一点就去了。积过肥的河泥用来浇菜、浇麦、浇田，浇过了，产量是有点不一样的。”吴升月说：“那时候要积肥，就到宁波给别人倒马桶然后挑回来，积肥多产量也高，第6生产队，副队长就是徐定良，正队长是吴祝庆。副队长抓生产，他非常会做，积肥时，每天早上就出去到宁波倒马桶。人家肥积不来，我们是每天都有。积肥多，产量高，分红也多。”
  姜冲德说：“以前化肥不怎么用的，因为是要花钱的，以前浇点氨水，尿素稍微放一点，这已经算是很好了，其他是没有的。一般都要到宁波城里去积肥，就是倒马桶的，以前都没有什么化肥的，都靠这些粪水的。”姜冲德又说：“我们经常晚上饭吃好去，半夜去弄肥。如果被抓，还要到大队里去打证明，要去讲好话的。以前从九中挑出来，走城隍庙过来，这么远的路。”
  六、打水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打水是农业生产中的关键行业。当时，有专门的人负责打水。江根星、叶金康、张昌浩、洪根庆等人，均打过水。姜岳祥说：“买第一台打水机的是板桥，那时候我28岁，当兵已经回来了，是1963年。那时候干旱，稻谷都晒死了，一点收成都没有。方家耷的张忠林是农办的，他说：打水机你们要吗？那时候都买不起，村里没有钱。板桥把口粮卖掉，才买了这个打水机，这是第一部。但是效果很好，粮食丰收。打水机的管子（口）是10寸的，可以机动的，藕池要用，可以借给藕池，这里打好，再去那边。此前的1959年，姚江大闸造好了，水拦起来，就可以灌溉了。慈溪、江北都要拿水，很多机器排着，你也打，我也要打。我们的水是从青林渡放过来的。”周利英说：“以前一直要打水的，从3月份开始打，一直打到田没有了为止。他们是大队打水员。”
  七、抢收抢种
  徐建波说：“我1982年开始也分到田了，我们第7生产队人少地多，地分到了17亩。我爷爷自己种不过来，又给了我们3亩，总共20亩。那个时候田都是靠人力种的，我爸还在铁厂上班，分田到户时，我才16岁，20亩田我一个人管不过来，真的很苦。我爸爸基本上早上5点起床，早工开好之后，再去上班。我做到18岁，也去铁厂上班了。我们家一共4个人，还有我妈和妹妹。当时妹妹小，已经读初中了，妹妹基本都是在家里烧饭，活基本上都是我们三个人做。‘双抢’也是很苦，基本都是凌晨二三点起床，做到晚上11点，一直做了六七年。后来，外地人来了，拿点田出来给人家种，才轻松一点了。”李小平说：“生产队时，我是第一生产队的，队长是张昌浩，我们叫他‘老板’。张昌浩人是很好的，那时候田多人少。在规定时间，一定要种，要开夜工，要拔秧、开早工。当时还年轻，凌晨一两点起床拔秧田，两个人拼在一起干，一人一半。拔好以后，挑到地里，让妇女插秧。有一次，我和洪根庆拼的，他说你怎么拔不上来了呀，实际上我在打瞌睡了，睡着了。”徐仁定说：“像现在怎么可能想得到，那时候田种得都怕了。那时候天下雨，稻没有割，天晴了，共青团员3点钟就要去割，干到天亮。3亩田上午打好，下午就好种了。”周利英说：“以前当干部都是实干的，是要带头做的，且要比人家多做，如果比人家做得少，人家不服的。天亮后，以12点为界，分两个班，半天轮到一班。轮到你，就算是12点钟的时候，天最热，你也要去干的，下雨也要去，打雷也要去的。”
  八、收入不高
  周利英说：“那时候记工分，没有现钱，哪有现钱买菜啊。如果就男人，女人不做，工分容易超支。我们两个人都干，超支倒是没有。”史幼芳说：“我们农民有句话，田沿三尺高，跳出田沿就好。头想高烟囱，城市的烟囱高高的，都想到城市去。我小时候什么东西都要凭票买的，粮票还分地方粮票，有宁波粮票、浙江粮票、全国粮票。我们到上海去，要拿全国粮票的，浙江粮票都没有用的，饭都不能吃。宁波城市里的工人，带鱼都可以领大一点的，我们农村里分到的带鱼都是小小的。我记得我25岁时，有的东西还要用票买的。国家贫穷，老百姓也就这样了。农民每天背朝天种田，下雨也要淋，真的很辛苦。现在国家对农民也重视，国家也富强了，总归是好起来了，农民翻身出头了。”
  九、种席草
  杨国平说：“当年种席草时，收上后要晒好，在太阳底下，要三朝、四朝地晒，还要摇着船去宁波去晒呢。俗话说‘小暑割草，大暑割稻’，差不多是最热的时候割席草。后来是种日本席草，做榻榻米的，从田里割来，用泥粉弄过，再晒过，要晒过几天。这个草细，本地草比较粗。日本席草种植始于20世纪80年代，不过本地席草种也种的，但是比较少了。个人分田到户以后，大家都种日本席草了，因为种这个收入高”。姜芬琴说：“还有草帽和我们睡的席子，也是我们自己种的草做的。自己种的席草，晒干以后，一捆一捆给它捆好，然后用两根稻草做的绳子给它捆起来的。这个捆的技术也是很难的，因为席草晒干以后很滑的，如果捆不好的话，一拿就散掉了。我老爸捆的席草，又干净又好，从来不会散掉。”徐森林说：“天亮起来，大家饿着肚子去割席草，饭也没得吃。那时候有种黄桃的，有时候买点黄桃来当饭。席草还要把它晒干，还要去卖，那时候真的很苦的。等我们卖完了回来，人家早就在吃饭了。我们回到家里，还要放夜潮，那时候很苦的。”
  此外，还有稻草。姜芬琴说：“我老爸（姜阿利）种出来的东西很精细的，泥土弄得像米粉一样精细。我们早稻割下来以后，稻草干了，拿回来要储存。那时候就靠烧稻草当燃料用的。稻草都是储存在屋子外面的，要给搭成一个很大很大的草堆。一般的农民都搭不好，搭到一定大小就要塌掉了。我老爸的草堆，可以搭到最大最高，像房子一样盖起来，不管多大的雨，里面都淋不进去的。要用的时候，不是从上面一捆捆拿的，而是在中间抽的。这么大的一个草堆，它是一捆捆都叠好的。如果草堆没有搭好的话，抽出来后，这个草堆就要塌下来了。我老爸搭的草堆，你去抽好了，它不会塌下来的，很厉害的，这也是一种技术，一种手艺。20世纪80年代，我们村里集体经济就是靠农田做出来的，可以维持我们的日常生活了，村里也没有很穷的人家。”
  第二节／内河捕鱼
  姚国华说：“父亲（姚信芳）也是捕鱼的。在藕池，捕鱼的有两户，一个是叶家（叶根财），一户是姚家。叶家是四兄弟，姚家也是四兄弟。以前我父亲也是很辛苦的，在河塘里捕鱼。我父亲有4个儿子2个女儿，以前人多，赚不到钱。我家捕鱼是从爷爷开始的。我父亲三个兄弟，都是捕鱼的，嫂子也是捕鱼的。那时候捕鱼的人，多数是住在船上的。房子也是有的，如果不去外面捕鱼了，就回家里来住。以前就一条船，小小的手摇船，在旁边的江河里捕鱼。开出去以后的话，可能要20天、半个月才能回来，一般要背两袋米去。捕了鱼还要去卖掉，这个也要看行情的，经常卖不掉，臭了倒掉也是经常的。过去捕到好的螃蟹，我父亲就卖给藕池的老板，换一点米。现在我也不会捕鱼了。现在好的东西都很值钱，大的河鲫鱼要40块、50块一斤。
  “父亲三兄弟里，大伯伯早就到沈家门修皮鞋去了，后来又回来捕鱼。捕鱼的人是苦的，钱又赚不到。我们家6个兄弟姐妹，你知道要吃多少饭吗？那时候男孩子最起码有3碗可以吃，那四个兄弟就12碗了。米是跟人家买的，我们家以前一个大大的米缸，要煮一锅的，不然不够吃。我们四兄弟原来也捕鱼，现在有一个在开五金厂。现在，最大的阿哥（姚昌华）还在捕鱼，还有一个阿弟（姚宝华）也是。老大天冷不捕了，天热就捕一捕鱼，因为他79岁了。老四是一直在捕鱼的。
  “我们是在布政的，布政渔业队早就有了。我们户口在藕池，工作单位在布政。渔业队在板桥，有100多个人。以前老的渔业队在厂里干活，现在大家也都退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捕鱼的人合在一起，变成渔业大队了。我们分房子没有享受到的，因为分属不同的经济合作社。这也有道理，因为农民是有土地资源的，靠土地生活的。你们渔业是靠水资源，也可以去自己开发。我十多岁开始捕鱼的时候，这边水很多的，但是后来被拦起来了。我是1973年结婚的。结婚了以后，我还在捕鱼，老婆开始在五金厂上班，后来厂被个人承包去了，也出来一起去卖鱼。
  “1983年到2011年，我一直当渔业社社长。渔业社是不分组的，我是属于‘半工半渔’的，上午到村里办事，下午出去捕鱼。一般来说，我能解决的我自己去做，我不能解决的就找村书记。那时候河塘是渔业社的主要经济来源，收入也是蛮可观的，承包河道，多少长度多少钱一年。在古林镇范围我管理不了，石碶街道也有。石碶也有渔业社的，但河塘是属于我们的。后来塘西造敬老院，把河塘填了。这事当时是石碶街道办的，河的面积是属于我们渔业队的，所以要到石碶街道去要点适当的赔偿，当时的价格也是比较低的，双方是共同协商的。我就讲了，多少总归要赔偿一点的，不赔偿是不可能的。”
  陈利菊补充说：“那时候捕鱼，用丝网和小船作业。这个就是典型的内河捕鱼。捕鱼的行业不是很好做，只能养家糊口，跟农民种田一样，也没有什么花头的，也很苦的，晚上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当时为了两个孩子读书，想让儿子和女儿生活能好一点，也要咬牙干。这个苦和种田的苦是不同，农民的苦是有季节的，我们是一年四季的。我们不怕下雨，但是怕响雷。”
  第三节／村办企业
  在大队时期，农业为主，工业为辅，是一条基本原则。两者之间，多少有一些矛盾。当时村中领导，往往将杨家路头工业区称为“梁山巢”。因为他们赚了钱，只会私分，上交村里的财政很少。
  乡里有乡办企业，大队有队办企业。1971年可能是个高峰期，办厂都是1971年开始的。
  一、藕池铁厂
  铁厂，也被村人叫作锻压厂。1969年，永康商人来1队办铁厂加工。1971年，大队接手，独立办厂。徐信定当厂长，成员有张明芳、龚财良、李忠尧、陈再明、戚明亮、张小康等人。藕池为了办打铁厂，领导与技工曾去上海参与培训。
  张小康说：“我那时候28岁（1969），有一个永康人到我们第一生产队来问：你们有会打铁的吗？我们给你办厂，你们生产队的人去工作，给生产队60元一个月。我们队长一听挺好的，就同意了。厂子是以打农具为主的。我当时在畜牧场，他们打铁厂有所发展了，炉灶开得多了，要叫更多的人去。生产队的人打铁毕竟是外行，不想打了，就来叫我来了。我想想打铁是吃技术饭的，就同意了。我在生产队里就是打铁，做了两年。两年下来，已经有点学会了。因为我做事非常勤快，永康人很喜欢我。结果，生产队里矛盾很大，说厂里这么早下班，农民早上4点钟还要下田。结果，这个厂开不下去了，就关掉了。
  “大队书记江根星听说后就讲，大队去开，这个厂就给了大队。大队就开社员大会，社员全部报名想去。因为我的成分不好，是富农子女，就没有去报名。结果大队干部说，你为什么昨天没报名？我说报跟不报也是一样，到时候也要被淘汰下来的。他说，这个不用管的。过了八个月，永康那个老板说：张小康人很勤劳，这个人很好。结果，我又被他叫去了。我那时候29岁（1970）。我们藕池前一代，基本上个个都打过铁，但都没干长久，只有我一个人做得长。
  “厂给了大队以后，大队人去厂里做工的人多了，工资就付不起了。我们村里书记说，从农业收入里调过去。还有一家米厂，去轧米，给4毛5分一天。这个时候塑料厂刚开始有，这个利润也蛮好，赚了一些钱。我们藕池铁厂没有设备，想来想去，都觉得做不下去。为什么呢？一天的时间，两个人只能打一段铁，三天打下来，没多少好做，所以很烦。买铁要到耐火厂去买的，买了以后，用船拖回来。耐火厂那边回来，要路过三江口的，因为太重，船有时候会翻，人没有淹死，算运气好了。我是一直打铁的，打到1986年实行厂长责任制，厂被承包了为止。我打铁18年，这样风风雨雨过来，我是从一无所有开始，是从农民起家的。”
  吴升月说：“1971年已经办打铁厂了，这是村里第一个厂，在藕池村庙里办，是机器打的。厂办了很多年，我老头1975年去了。这是藕池村第一个工厂，规模比较大，有二十几个职工，产品的销售也很好，那时候劳动力不紧张，生产队劳动不紧张，办厂能给村里增加收入。我老头那时候34岁了，下面的人都是18、19岁的小青年。厂一直到很晚才关。主要是做模具坯子，这个要用铁打出来，相当于做铸模的坯子，然后把这个坯子拿到模具厂去开模，他们不会开模，就只能打坯子。那时候是书记江根星、大队长姜岳海和我老头讨论出来要办这样一个厂，然后叫我老头去负责，他就从生产队走出来去办厂了。厂里都是拿工分，没有补贴的。”
  1974年1月到1976年12月，徐信华回村铁厂工作，担任厂长。由此可知，徐信定走前，村中已经将徐信华安排为厂长了。
  1978年，由李安明当厂长。李安明说：“1973年，村里叫我开拖拉机。到1977年，布政乡镇府把我叫去培养。1978年，藕池的锻压厂叫我去当厂长。①当时我妈是支委，大队开夜会说有个队办企业，非常不容易，这个厂的厂长没有人当。我妈就跟江书记说：这个厂长还是让我儿子去当。我妈夜会开回来跟我说：江书记同意让你去做这个厂的厂长。我答应了。我们有两班，一班是做钣金工，一班是做锻带，到宁波海洋有限公司造船的。我们电焊工去上班，4.8元一天，一班是我们村里的锻压厂打铁的。这个矛盾很大，他们4.8元一天，骑着自行车回来了。我们还在打铁，打完铁，还要造围墙。我跟江书记说，矛盾太大了。这个时候杨家路头还是坟滩，企业尚在起步阶段。江书记问我有何意见，我说还是以打铁为主，4.8元一天我也不赚了，并在一起。我们锻带以前两班，工作量很大，来不及。江书记说好的，就并在一起了。在海洋公司的那些人，平时空惯了，他们不会干活。我上白班，晚上我就去盯着。上夜班，我白天就去盯着，都是睡在厂里的。谁有不对的地方，我会指出来，如果真的不行，只能开除。有一个职工，每周有三四天总要提前走，招呼也不打一声。我告诉他，只允许每周有一天可以提早走。结果他屡教不改，我就让他不要来上班了。如果他写保证书愿意改过，那就再考虑一下。
  “1985年至1988年，企业多了，有铁厂、保温材料厂、轨钢厂、翻砂厂、镊子厂。1986年，我当时到村里去了，做副书记，管全村的企业，人称‘工业社长’。铁厂培养史幼芳做厂长，我跑业务，慈溪、奉化到处走。当时，我阿姨的儿子吴安光做村书记。我做的时候不长，才一年多。
  “到1994年，小型企业转制了，我和小兄弟就开始自己打铁了。上午做点活，下午送送货。我们当时有两个跑业务的人，我定了规则，跑的业务越多，奖励越多。当时奖励3％，跑业务的人是叔侄俩，叔叔业务能力、交际能力比较强，所以业务很多。弄到2002年左右，我们这个房子拆迁了，村里吴书记叫我不要弄了，去村里管拆迁。等房子造好之后，我就开始管物业了，比如房子漏了要修这些。我对工业这方面比较内行。企业要做大，就要有实力。”
  葛小其说：“锻压厂在现在造庙的位置，是以前大庙拆光了后造的。八几年，那时还未开放，政策有点放松，就相继办了很多厂。我在厂里做了三年，1987、1988年左右，我开始管村里的事了，管管养猪等杂事。八几年，生产队已经分成组了，生产队长就空了，我就负责了村里的一些杂事。那时候新学堂是村办公室。”姜芬琴说：“锻造厂在藕池，工厂做在学校里的。我们村里的村办企业也算办得早了，其他村是没有的。人是不多的，只有十来个人。以前的厂，规模不大的。我一个三姐夫李忠尧就是在锻造厂，他的活干得很好。”
  徐建波说：“我爸（徐月定）一直在铁厂上班，一直干到厂关闭为止。这个铁厂是1971年左右开始办的，这个时候厂里只有六七个人，一开始手工敲，后来用皮带榔头敲。我们徐家人都很实在，包括我在内，都是实话实说的人，我的家族都是实实在在的人。我爸一生也是为了企业，当时打铁工作是很辛苦的，一开始都是用手工打铁的，他是当时厂里的副厂长，是不可缺少的。我爸在铁厂做的时间是最久的一个。我爸这个人不怎么讲话，他很苦的，一直在做，他是师傅，就一直在打模板。以前模板都是一块块打出来的，才能开模子做产品，以前不像现在开模子，都可以用机器，以前是用很大的皮带榔头敲打的。我在铁厂也做过了，我做的时候，已经用空气锥了。我20岁到铁厂上班，做了4年。以前很难进去的，因为我爸爸在里面，照顾我，才让我去那里上班。具体干的活是给人家加工打毛坯。以前铁也很缺少的，材料也不能浪费。以前的皮带榔头都有几百斤的，要拉上去然后放下来。之后用空气锥了，自动化了。做铁厂真的很苦很热，也很危险，每个人都会烫伤。当榔头打下来，火花就会飞溅起来，就算戴着手套也会溅进去。一定要等那几下敲完，才能去脱手套。严重的时候，一层皮连带手套一起被脱了。我身上的疤就是工作时候留下的，这个是高风险工作。一开始厂里说打锄头铁把，后来给别人加工。”徐月定，1958年前在塘西益智小学读书，1959年在石碶中学读书，1961年务农，1964年加入共青团，1971年起在铁厂上班，1980年入党，后担任生产厂长。
  铁厂迁移到杨家路头，是1974年的事。这与机耕路铺好有关。史幼芳说：“我是1971年下半年到大队企业的。我是第二批，当时大概4个人。此前，第一批大概五六个人。原来在庙里，后来机耕路铺好了，这条车路通了，大概1974年搬过去的。杨家路头的发展也蛮好，厂有十多间房子，后来有了资金，就造了一排楼房。我们本来是锻压厂，专门打机械零件、打塑料模板的，塑料模子要开的话，就需要这个模板的，等于是给大的国有企业做材料加工。
  “那时候办厂困难有的，集体企业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技术性的，在庙里的大树上把架子搭起来，用皮带拖榔头上去，然后掉下来。打铁，那是以前的土方法，没有什么技术性，也没有什么科学性。以前一开始是靠手工敲的，用八角榔头，农村钱也难赚。1987年，买了空气锤。空气锤买了以后，跟以前就不一样了，设备先进了，打铁就好打了。
  “一开始是拿工分的，1971年进去，18块一月，后来大概是25块，然后再加一点，30块一个月。生产队有些人就有怨言了，队办企业有30块一个月，我们每天种田，一个月只有几块。我们1971年、1972年，毛30块一月。1980年，工资有60块了，很高了。特别是如果到外面去做钣金，那工资就更高了。1986年，就自己承包厂了，营业执照上法人代表是我，厂的名字是藕池锻压厂。自己承包了，资金可以自己安排。买点东西，要村里支部书记批，等于自主权还在村里。”
  “1994年，转制了，自己办厂，改为新星不锈钢厂。改革开放之后，政策就两样了，最多时带过20多个人。我们做那种不锈钢，人家用锭子炼出来，打好，钢带就做不锈钢杯子，不锈钢什么东西都可以做。我们是第一道工序，就是先把锭子加热。后来厂区就用来造房子了，造商品房，后来就转到现在这里来，把地给他们了。生产不锈钢，因为是烧煤的，灰尘比较大，环保不达标，后来就关掉了，大概是2001年关掉的。”
  据吴安光的说法，铁厂（锻压厂）是藕池第一家企业，也是最好的企业，当时村人以能进铁厂为荣。铁厂的职工也十分牛，觉得村里的钱都是靠他们赚来的。有时，旁边的小厂想在休息时间用一下他们的设备，让他们来开门，他们都是十分不耐烦的。
  二、藕池水平仪厂
  姜芬琴说：“办企业，我们这个村的思想倒是蛮进步的，很早的时候就办了两个厂，一个是锻造厂，一个是水平仪厂。水平仪厂是怎么办起来的呢？我老爸有一点文化，村里书记叫我老爸去做知青工作，有一个女知青是苏州来的，叫胡克荣，她有做水平仪的技术。我也不知道她原来的经历，反正她有这个技术，包括这个知青的妹妹也会做的。那时候厂也是很小的，用的是玻璃钢管，差不多2—3厘米粗的玻璃钢管，这是原材料，还有酒精灯，上面有酒精。酒精灯的火没有烟的，把玻璃钢管加热。有一个机器，用脚可以踩的，踩一会儿这个火可以调节大小。看起来操作简单，但里面包含了一定技术，控制不好就做不好的。水平仪起到什么作用呢？如我们做泥工，这个墙直不直，把这个一放就可以知道了。如果不直的话，水平仪就不在中间了，就斜到一边去了。”姜爱珍说：“这个厂是一个知青厂，职工大多是知青。”这印证了姜芬琴的话，水平仪厂是由苏州来的知青为首办起来的。蔡菊英说：“父亲1969年过世后，我们家里日子也比较难过。1971年，我到皎口水库去。没有做多久，就回来了。没有多久，藕池头开厂了，开的是水表厂（水平仪厂），就是在火车轨道里面，一根水平尺滑来滑去的。吴老师的老公徐信定做厂长。这些厂的人住在我家里，我的胆子也锻炼大了。15、16岁时，我在厂里干活。后来，厂也关掉了。”从有关情况来看，徐信定为厂长是对的。蔡菊英是当事人，所以话更有权威性。吴升月也明确说，是她老公办的厂。当时有女工20多人。姜芬琴说：“后来村里不办了，拿到公社去办过，这边会做的人也跟过去了，像我大姐，还有我隔壁的徐爱珠，这些人都去这个厂做过了。”这个厂称为布政公社机械仪器厂。徐爱珠说：“我进厂时，十七八岁（1970年左右）。这家厂是苏州来的知青胡克荣、庄惠珠等人办起来了。胡克荣妹妹是苏州水平仪厂的，她会做。一段时间后，她妹妹也来帮忙。厂办在张昌浩家中。玻璃比较危险，掉到地上，脚容易伤着。1973年，胡克荣、庄惠珠到皎口水库去做了，厂也就停了。1975年，公社拿去办了。胡克荣与姜素琴作为师傅，也到布政工作。职工有二三十人。我做了15年，直到工厂关门。”也就是说，1989年关门。按徐爱珠的说法，水平仪厂在做皎口水库前，地点在张昌浩家。而蔡菊英的说法是，在做皎口水库后，地点在他家中。
  三、藕池塑料厂
  姜岳海当厂长，1974年创办。轧机是靠人掰的。姜岳祥说：“有三台轧机，分三班。多时有七八人。有生意做一下，无生意时停了。也就存在四五年时间。”陈惠信老婆张吉英也做过。陈惠信说：“当时很难进，他老婆是因为丈人张文良被牛踩死，出于照顾一下而进厂的。”此事发生于1978年，张文良被吴家大队的牛踩死的。
  吴祝庆老婆王月娥也在此厂中做过。徐定良说：“姜岳海后来搞工业了，就跟农业不大接触了。工业也搞得不太好。”
  四、藕池镊子厂
  洪根庆当厂长，1975—1976年间创办。张杏芳说：“原来在藕池办企业，办得很好。他到上海也去过的，做钣金。以前有的厂要用桶的，是用铁做的，用电焊焊住，那个很苦的，用手敲的。”龚财良说：“我18岁时候打铁，一两年以后，再做钣金。当时要抓阄，有些人去打铁，我抓着钣金，就去做钣金了。我做钣金也做了五六年。到宁波那把洪根庆的业务接过来，再去做（宁波海洋渔业公司）。那时候还是记工分的。我们是社会工厂，到宁波，今天给这家做，明天给另外的做，这家厂活干好了，再到别的厂去，不是固定的，我们自己没有厂的。”龚财良1949年生，18岁时当为1966年。二年后，当为1968年。洪根庆做钣金时，接来做镊子的生意，就办了这个厂，大队包给他，做钣金、镊子。他管理两家厂，镊子厂大概15个人在做。洪桂棠、张方平等人做过。1982年，徐仁定接手。
  五、藕池翻砂厂
  第一任厂长是吴安光，第二任是林振华，第三任是龚财良，第四任是俞云华，第五任是周厚裕，第六任是徐仁定。
  翻砂厂是1981年成立的。吴安光说：“1982年，分田到户了。田里的收入，一直没有提高上去。那时候，大队里的翻砂厂关门了，人家办不起来。当时是集体承包，超额完成任务就按比例分成。我就跟（江）书记提出来，是不是田可以不要分，但这个厂由我来承包。当时他说：田没有人种不行，你要去办厂就去办好了，但田也要分去的，田不分去，我叫谁种呢？所以，我田也分到了。翻砂厂就由我承包下来了，叫来林振华等人。当时上交大队里是3000块一年，这个账目是要公开的。超出部分，按比例分成，三成可以归厂里职工分配，七成归企业集体。当时我承包的时候，老书记（江根星）说：你刚刚从田里上来的，包翻砂厂，你做得了吗？我说这个就不用你管了，反正3000块钱一年给你，有分成的话就拿一点。就这样承包来了。我当时经营翻砂厂的策略是，把主要的人员组织好，供销也弄好，自己亲自管理生产。那当时翻砂厂还是做得很好的。”
  李和平说：“我是17岁（1982）进村翻砂厂的，翻砂是最土的一种铸造方法。那时候有二十多个人，厂长是林振华。我在厂里做了三年。藕池翻砂厂没有变样．我师父是老思想，不知道到外面去开发，收一点废铁来当原料，那产品当然做不好。三年后（1985），我从翻砂厂走出来了，到维多利厂上班。那时候厂里好一点业务会放到外面，让别人做，简单一点的拿回来，给厂里做。厂又瘫了。然后分开了，给俞云华承包了。后来鄞江铸造厂的周厚裕来藕池村承包，他能力有，弄得还可以，但毕竟是外地人，有些人老是整他，产品老是故意做报废，就又瘫了。然后就是徐仁定了，他是村里的党员，被派下来当厂长，他运气好，那时候好买断，钞票赚了一点。”
  俞云华说：“25岁时，我也包过厂的，藕池村翻砂厂是我包来的。在全公社，工资我最高了。我是最早做承包的，时间在1985年。一年都不到，时间挺短的。那时候什么人可以来包呢，村里有领导背景的人。我们没有什么文化，我吃亏也吃亏在这。承包过去没关系，但是人事权没有的，就是人招进来或者开除出去的权力没有的。我这边来不及，他也不给你通融。人家有靠山，我没有靠山。我业务接过来，人家时间都讲好的。我这个人是讲信用的，人家说货一个礼拜要拿的，我们开炉子，开了以后，铁水要倒进去。工人不给你做，就这样坐着。我被逼得没路了，我等于失信了，我给人家好话讲尽。拿来业务，一个礼拜后要交活的。那个时候也不是国有企业，村办企业都这个样子的。现在的老板如果看你做得不对，可以把你辞退掉。你承包了，工人不肯给你干，因为都是他们村里自己人压着的价钱，我去了以后，价钱抬高了，原来的是上交2000，我那时候抬高到6000块。他们看到我就难看了。”
  其后，徐仁定接任。徐仁定说：“1985年左右，我去翻砂厂了。我的娘舅都在宁波，所以到翻砂厂去跑业务。在段塘的钢锯厂，我也做了五六个月。然后村里就把我叫去，把我放在厂里。之后调到翻砂厂，让我做了副厂长，在翻砂厂好几年。翻砂厂是村里办的，是集体的，我们村里的总收入只有几万。”
  六、布政轨钢厂
  1983—1985年，葛小其任村金属提炼厂厂长。金属提炼厂，也被称为拉丝厂。
  1989—1990年，在杨家路头，洪康华任轧钢厂厂长。张龙才说：“老洪叔叔（洪康华）年纪也大了，让我承包试试看。当时村里要求上交3万一年。当时3万块也算比较多了，还有工人工资和水电费用也要付，我就硬着头皮试试看。我的压力也很大，晚上睡觉的时候都在想这个事情。我老婆也算村里的干部，我第一年上交的还比较多一点，多了几千块。以前卖东西要到慈溪、象山、宁海去兜兜转转，当时坐公交车去慈溪等地，早早出去，晚晚回来，像赚什么大钱似的。生产效率也有一些，工人也不喜欢半个月在做，半个月在休息，最好天天干活，来不及就加班，业务也比较多。我当时跟生产厂长说：你辛苦一点，如果做得好，下半年多分一点钱，别人年底发二百、三百，我发五百。办厂也办了四五年，慢慢转制，卖给个人，大概是1994年。我们转制应该很早，那时住在新房子。转制过来，厂房是问村里买的，村里没有上心造，厂房砖头都是用乱七八糟的烂泥弄弄的，可以算危房。后来面积不够大，我们就弄个棚，慢慢把规模弄起来。当时买厂房花了20万，我向我大舅子去借钱。我大舅子做生意，有钱的，也没有收我利息。收购的材料，都是大钢厂、小钢厂淘汰的东西，都是没有人要的。”
  七、藕池羽毛厂
  林德庆、吴安光先后担任过羽毛厂厂长。于春玲说：“我是1979年正月初六结婚的。1982年，村里开了一家羽毛厂，有广州人来给我们做指导老师。这个厂是老江书记一手策划的，做的是鸡毛掸子，地点在新学堂，办公室下面就是羽毛厂。这个时候村里没有钱的，就是招收年轻的员工。羽毛厂有100位女员工，给大家二两鸡毛，让我们挑，看谁能挑得快且好，我是第一名，张兰芳是第二名。因为我在羽毛厂出手快的，且是团员，广州人开会经常与我照面，所以就注意到我了。广州人是讲普通话的，我能讲几句话，跟广州人沟通起来方便些。于是我被广州人认可，给厂里跑跑业务、当当翻译。我原先家里大人是团支部书记，开会要去参加，他们看我档案，觉得还行，就让我去厂里做车间主任。后来，那个女的广州师傅生病了，这个厂就注销了。厂就存在一年多，1983年左右就关门了。”徐贤君是当时的出纳。吴安光说：“当时鸡毛厂（羽毛厂）经济效益差，那时我是生产队长，书记把我叫过去说：‘这个厂怎么弄？要么你去弄看看？’那我也去弄了，搞了一年两年，一边当生产队长，一边还要让我去管理鸡毛厂。当时条件十分窘迫。有一次，广州客人从杭州来宁波，我到南站接他。从永宁桥乘6路公交车到段塘，要2角钱，5分一站。如果从永宁桥头到段塘，二人乘车的话，身上的钱不够。当时南站可以走出来，我们就步行到恒丰纱厂，再乘6路公交车到段塘下，钱刚刚好。等我接手一年之后，我看看不对。我跟老书记说，这家厂不要去弄了，弄不好了，后来就关掉了。”
  八、窑厂
  窑厂在保温厂里办，分了两间屋子。张杏芳说：“窑厂是通达公司办的厂，那时候搞稳产，泥土都挑不完，我们生产队，挑了很多，像我们两个生产队，田有30亩。砖头厂（窑厂）办在通达那个位置，办了五六年吧，大约在1979年到1983年这段时间。别人的砖头做得好，它做的砖头松松的，人家砌墙不喜欢用这样的。后来田分到户了，砖头厂也就不弄了，被人家买走了。”张吉峰说：“厂是李自强弄的，是村里的，就是做砖。1985年，是村里办好，承包给别人的，承包的是是集仕港人。”
  九、藕池保温厂
  1983年左右，开保温材料厂，厂开在杨家路头，厂长是张杏芳。1980年起，张杏芳到铁厂当厂长。1985年1月起，陈惠信跑外勤。此前，1982—1984年，他担任村合作社副社长。1984年入党。张杏芳当了五六年厂长，后给陈惠信当了。陈惠信的说法是，他与张杏芳分了两个组，他做玻璃珠，张杏芳做保温材料。1991年起，他承包了三年。1994年，转制给他个人，杨家路头工业区关掉，迁入新办的藕池工业区中，他老婆（张吉英）管车间。1999年，老婆病死，工厂也关门了。
  此外，藕池小学也办过校办厂，时间在20世纪80年代，板桥村人俞国忠承包，徐亚晨兼会计。1990年，徐亚晨第二次到藕池小学代课，兼校办厂会计。俞国忠1979—1983年当过兵。
  藕池绝缘材料厂，1985—1986年，徐仁定任厂长，赵宏海任书记。
  此外，有食品厂与海绵厂，是外来人办的。
  20世纪70、80、90年代的乡镇企业，由于人才、技术、资金不足，普遍做不大。在转制过程中，内外间、集体与个体间的矛盾加剧。集体观念强的村人，不愿意为个体承包人服务，更不愿意为外乡老板服务，成心怠工，导致企业效率十分低。政企不分，导致企业机制不灵活。于是，出现转制风，直接将村办集体企业出售给个人。1994年，农业部颁布文件《关于乡镇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意见》，要求将乡镇企业转制。到了1994年，藕池村也实行转制，村办企业出售给个人，乡村不再直接办厂，而改为服务企业，通过投资工业区，引进外来企业，收取租金，获得红利。藕池一直没有出现大型企业，只有一些小企业。村办工业区模式，只能出现小企业，不可能出现大企业。
  第四节／诸多副业
  一、织草帽
  织凉帽是藕池女人的一个特色手工行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都在织凉帽。姜芬琴说：“草席是自产自销的，打草帽，有打得好的，也有打得不好的。大多数像我这个年龄段的人，都会打。我们打草帽，基本上都聚在一起打的，我有三个姐姐，一起干活有个伴，老是到生产队长、大队长徐定良家里打，坐了满满的一房间，大家说说笑话、说说事情，也很有趣的，这是一种氛围。到了晚上，我们还要打，打好差不多要10点钟了。一般晚上聚在一起的比较少，因为晚上没有电灯的，只有煤油灯，太暗。到了冬天，打草帽是比较痛苦的，因为打草帽是要用水的，特别是西风一吹，草干了，打一会儿，就要用水浸一浸。草浸了水以后，就很冷，我们的手就要生冻疮。第二个是天冷，草比较容易断掉，要接上去。最好就是5月初这个时候打草帽，草很软的，冬天就比较痛苦。
  “第二个痛苦就是晚上打，晚上打草帽老是要打瞌睡，因为很累的，我们这个地方跟其他村里打草帽方法又不一样，其他村里打草帽有三根芯、四根芯，我们打草帽就是两根芯，中间隔了两条，很细的，三根芯、四根芯，绳子很粗，五根芯、六根芯打出来，边很宽的，一条一条的，一顶草帽没几条就打完了。我们草帽打得很细的，一个顶要打10多圈，边沿要打20多圈，平的这里要打10多圈，这样打下来，最起码要30、40圈。晚上6点钟晚饭吃好，要打到10点钟。这样，可以卖到2毛钱。如果打3根芯、4根芯的话，只卖6分钱。这是比较精细的。还有更精细的，用最好的草去打，可以卖到3毛钱或者3毛8分钱，这个是大帽子，打得慢的人要五六个小时，做得快的人也要三四个小时。像我的亲家母，前几天跟我说，他们一天能打4顶。我们这个时候最多一天打3顶，上午一顶，下午一顶，晚上一顶，这样3顶。我们一般情况下就只有打2顶、3顶。我们一开始，打的时候，特别是冬天，又比较冷，冬天又没有衣服穿的，穿着破棉袄，就容易打瞌睡。这不是速度慢下来了吗？没有打好睡不了，一定要打好，才能去睡，有时候打到11点，才去睡。冬天老是要打瞌睡，夏天晚上就是蚊子多，也打不快，又很热，容易出汗。反正打帽子，是挺痛苦。当时我就想，我一生什么时候不用打草帽了就好了。这是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我们又改进了材料，席草不打了，打皮斯克，那个很软的，也不脏。以前打席子草帽是很脏的，草是地上种的，怎么洗过都没用，打过以后，手、衣服都很脏的。我家的三姐，帽子质量打得最好，人家自己戴的帽子，都叫她打，她帽子打得很好。草帽戴在头上，下雨天，水不会滴进来。还有扇子，她也打得非常好。
  “后来是用打纸草。好像慈溪还要早，他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有纸草了，我们还是比较晚的。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一开始是草帽，工厂里会收，多少分量的草可以打几顶，数字给你写好，否则你乱打也不行的。后来是打纸草，纸草是硬的。反正就是打各种各样的花色出来，这个就贵了，5块钱一顶，要打好几天。它有点艺术感，有点花纹的，不像以前初级的东西，比较秀气了。我姐姐现在还在打，其实打这个，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十个手指一直在动，对预防老年痴呆症也是有好处的，他们八十几岁的老人也有在打的。
  “打草帽也是我们主要的收入来源。这是有现金收入的。我们这个地方的风气是，女同志只在割稻的时候帮助男同志干一下，其他的时间都是男同志去干活，女同志不去的，全部都是打草帽的。以前是大家集中起来打，很开心的，我们有时候打凉帽，也唱戏，以前唱样板戏、唱京剧，尤其喜欢《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这三个。我们村里有高音喇叭的，广播好了以后就放京剧了，这些京剧，每一段台词我们都能背下来，都会唱。以前的东西少，每天都是听这些，就听得滚瓜烂熟了。”
  李小平说：“赵宏海跟老婆两个人都在做，他们做得非常快。”有一天，笔者到赵宏海家中采访，确实看见他与老婆两人一起打凉帽。赵宏海说，他不喜欢搓麻将之类的活动，有空就打打凉帽。李小平又说：“我也会做凉帽。那时候家里条件都很差，记得凉帽是两三角一顶。那时候放学回来要割猪草，给猪吃好。然后要给草帽收边，草帽的底就是头，一般是大人先做好，藕池男孩子实际上这种活都会做。因为家里苦，大人把草帽打好，边圈的话，都要我们去做，底（头）开始到中部这个活我们做不了，男的就是收边，做旁边那一点，收边大多数男的都会做。会做的人做得很快，像我姐姐，她一天能编一顶多，现在好像是40块一顶，一个礼拜可以收入300多块。那时候没有地方可以赚钱，也没有地方打工，就是靠打草帽。唯一赚钱的路子就是打草帽。我记得我妈妈那时候是妇女主任，村里老百姓草帽做好，然后由她每周挑到西门工艺品厂去卖。卖了以后，把钱分给他们，算账是叫阿伟姐算。那时候没有自行车，就是挑着走过去。工艺品厂在西门口。那时候家庭手工艺就是打草帽，属于家庭手工业，原材料进来，成品出去。”
  姜芬琴说：“我们一些女同志，都是从五六岁、七八岁开始打草帽的，很会打的。一些男孩子也会打。我们的隔壁邻居，他们跟我们家相反，他们有五个男孩子，我们有四个女孩子，他们家男孩子都会打草帽，都打得很好的。大家用打草帽赚来的钱来补贴生活费，日子也是过得蛮好的。我们有四姐妹，都会打草帽，还有我妈妈也打，五个人打草帽。这个钱是一个星期收入一次，一顶草帽2毛钱。这个草是农民自己种的，是生产队负责分的，材料也是要钱的，成本5分钱，卖掉是2毛钱，还赚1毛5分钱。我们家的生活可以说也不是很贫穷，还可以，蛮好的。我们村里的老百姓都是很勤劳、很会干活的，去要饭或者没饭吃的现象，在我的记忆里是没有的。”
  二、畜牧业与兽医
  在生产队时期，除了种田，也重视畜牧业，譬如养猪、养鸭、养鸡之类。当时，大队有牲畜场。生产队也会养鸭、养鸡。李安法说：“布政公社提倡一户一猪，当时有这样的政策，养猪，猪卖掉，钱拿来，可以在生产队领200斤谷子。当初在布政全公社是484头牛。那时候生产队也有的，农村里每户人家都有猪的。人家养猪不一定只有一只，人家家里人多，吃饭口粮也需要得多，养得多的也有可能的。如果你不养，村里的饲料都被别人拿光了。一只肉猪卖掉，生产队里可以拿200斤的饲料粮，就是200斤的谷子。生产队里这个没有限制的，票子拿来就可以拿谷子的。”周利英说：“还要养鸡，他（叶金康）是10级劳力，人家就说了：你10级劳力，不养鸡，难道叫我们9级、8级弄啊？
  他就养了。”既然养了鸭鸡，又得上市出售。包泉德说：“地主富农经常吃亏，人家有的我们没有，生产队的鸭可以卖了，生产队长派人来了，说你装两袋鸭，四五只一篓。我还觉得是好事。一共有4个人去，鸭装好挑去，加起来有60斤，那时候我还挑得动。挑到兴宁桥，人很多，他们叫我负责打秤，我这个本事也好的，算账很快。其他的人，在家里很厉害，到外面没花头了，人家给一块不知道找多少钱。鸭卖掉了，卖得很快，到家里去太早了，人家会气不过，觉得你们钱这么好赚呀。队长说：我们去逛逛吧，‘茶罗面’（阳春面）去吃一碗。他们三个嘻嘻哈哈还在吃时，我又动脑筋了，走这么远的路，空篓我不挑了。最后找一个上厕所的借口，篓子最后由他人挑回来了。”
  因为畜牧业，也带来了相关的畜牧兽医。杨国富、张加洋、李安法、李小平等做过兽医。李小平说：“六年级毕业以后读中学，是在礼嘉桥。我中学没有毕业，就参加工作了。先做兽医，大概是1976年、1977年，做了三年。那时候村里哪里有培训，原来有个兽医，就是我堂阿哥李安法，他原来是藕池村的兽医。那时候农村要发展就养猪，每个村都有兽医。后来布政乡把他叫去了，村里就没有兽医了，就我来做了。阿哥跟我讲，一般量量体温，发热时青霉素打打，药配一点。兽医做了三四年。后来年纪大了，要找对象了，兽医说出去不太好听，我就不做了。”
  三、泥水匠
  孙定根说：“我小阿姐的老公是做泥水匠的，他教过我怎么做，怎么打灶头。后来我做泥水匠，给人家造房子。那时候是给人家做，拿点工分，然后吃点饭，可以拿几个馒头回家给小孩子吃。我在村里帮人家造房子也造了很多的，很多人都来叫我，我就一直在做泥水匠。藕池有很多人要造房子，都是我造的。生产队忙的时候就做生产队的活，生产队空的时候帮人家造房子。
  “我的打灶技术很高。当时是烧稻草的，不是现在这样烧煤气的。打灶的话，我在板桥做的，板桥有一个（俞）元根也做泥水匠的。那时候在大队做的话，仅拿一些工分的，他也在做的。后来他找到别的活了，有泥水活也来叫我。宋严王村那边叫我去打灶头，我说你也给我带过去。后来板桥有一户人家打灶，打好了，用的时候熄火了。那户主人家问我，我们家这个小灶，稻草点着火以后，灶
  洞都没有塞进去就灭了，这是什么原因，你知道吗？我说我给你去看看。我一看，灶头倒是打得蛮好的。我说，你拆是不要拆掉了，我给你改一下。就给它稍微拆了，改了一下，给它打好、排好，他说你真是有本事。然后这个名气就越做越大了，大家都叫我打灶。以前方家人碰到了会说：老孙，走，给我打灶去。从此以后，其他泥水活没有做了，专门打灶了。
  “这个是要有经验的，没有经验没有用，打灶也是这样的。过去有一个盆子，烧柴火的，塞进去，很快的。后面不一样了，这里很宽，柴火塞进去，锅边就可以烧起来了。就是这样的造型，就是上面一点点收起来，锅圈拿过来划好，用水泥刀斩好，一块一块都放好。它下面位置很大的，锅边这样烧上去，烧得很快的。以前一个灶头两个灶洞，两个灶洞的当中有一个汤锅的，以前汤锅非常好用的，你一烧火，汤锅要热的，这个汤锅不放好，你烧火的时候，汤锅冰凉的有什么用呢？所以汤锅放好，这两个位置看好，火一烧，汤锅就热得快了，这个都要经验的，以前汤锅很流行的。灶头打在这里就不大动了，如果灶洞的小缝大了一点，就要修灶了，其他的基本上不动的，用的年数多了，有可能会裂掉。
  “后来村里有一个新学堂，还有两个小房间在，要打地灶，我就去打了。地灶是做年糕的灶，我们还要打砻糠灶，米轧出来，做年糕用。它那个铁板是一块一块的，走进去，砻糠掉下去，这个东西会错开的，砻糠当柴火烧的。地灶，别的砻糠用不来的，你扔进去火就灭了。我问过姐夫，他说打地灶的话，烟囱打好以后，用稻草点火看看，如果塞进去火很大，就可以用了，如果没有火，那就不能用的。点起来以后火会走，灶屋弄好，火塞进去以后会变很大的。
  “我老婆生下儿子（孙民冲）以后，我做泥水匠，他也做泥水匠，他很听话。后来我给人家去砌墙，他也去，人家说这个小孩真的好乖，墙砌得整整齐齐的。方益民家的最开始是我带着我儿子去做的，方益民后来另外造房子时，是我儿子带班的。方益民后来对我儿子非常客气的，房子起几间，包括其他一些设计，都是我儿子弄好的。一开始，藕池的人都在夸，你儿子厉害。后来积了一些钱，他就不干活了。
  “板桥的梁苗反，是我把他带起来的，我做泥水他都跟着去。以前工资比较低的，最多2块一日，他就1块多一点。规矩我给他立好，你给人家干活，吃的东西要当心。他是经常喝酒。我就跟他说，你到外面去，第一，酒不要多喝，第二，饭菜不要乱吃。比方大黄鱼、小黄鱼放着，不要吃，有些菜是不能动的，一般的菜，一些菜羹什么的，你可以吃的。什么时候可以放开吃呢，上梁那一天，他把亲戚叫过来办酒席，这个时候你可以吃，你不吃的话，也要被人家吃光的。村里谁要造房子了，我也给他做点工，拿一点工资。我做到2002年左右，60多岁了，就不做了。”
  四、轧米
  轧米，普通话称碾米。这是农村大米加工行业。当时，藕池有两个轧米厂，一是藕池，一是板桥。杨裕祥称：“碾米厂老早就有了，我读书的时候碾米机就已经有了，厂大概是1958年开始的。最早碾米的人姜全财（姜小云）、张昌浩，我是第三个人。整个藕池有两个人轧米（碾米），从早上一直碾到夜。”又有徐正章，也是轧米员。
  孙定根说：“轧米那会儿，我快40岁（1975）了。等于老的米厂在的，我在板桥干活，（徐）定良认识了。轧米这个行业本来是轮不到我的，原来是（励）康财在轧的，后来龚武良轧，再后来龚武良也不做了，轧米的人没有了。我也没出去做泥水匠了，我说，我来给你们轧米。他同意了，我就去轧米了。轧米轧到改革开放为止。我轧米的时候，已经不做泥水匠了。我轧米轧得非常好，我良心也好的，后来轧米不用付钱的，就是米糠不让人家拿走，人家养牛养鸡的，就到我这里来买，有了就卖给他。后来改革开放了，新的机器来了，老的机器没有用了。后来吴纪芳在了，那年去轧米，下半年去算账，算下来以后，七扣八扣，等于我没有钱拿了。当时吴纪芳拿新的机器来，我还用着老机器。他轧了以后可以拿很多钱，我没有钱拿。吴纪芳也很好，他说：这是不行的，同样是轧米，一个拿这么多，一个没有钱拿。吴纪芳就说，结200块给我。他一句话，我拿100块也好，心里舒服了。后来我也用新机器了，又快又省力。后来改革开放，我就不轧米了。”

①据李安民的党员档案修订和回忆，他1970年开拖拉机，1973年到布政乡，1974年或1977年进锻件厂。所谓“我包了两个厂，一个是砖瓦厂，一是手套厂”，实际上是“参加乡基本路线工作组，到针织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