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曙区图书馆 内容
一、临海牛头山水库移民
杜炳地与杜加田，杜加田因老婆的叔叔林年祖在此村中，也移民到此。杜加田说：“我是1984年9月来的。我们这个地方刚刚造了水库，要移民。我移民此村的直接原因是，老婆的亲叔叔林年祖在此。林年祖送他哥哥到山里去，他就跟我们说：还是我们宁波好，到我们宁波去好了。我老婆就认为，叔叔在这个地方，可以帮帮忙，就这么来了。来到这个地方以后，一开始是有7个人来的，我自己家是5个，还有妹妹，还有爸爸，这样7个人，分了10亩7分土地给我种。当时来，我自己也不能种田。他们几个来了以后，先把地种了下去，村里对我们还是蛮关心的。给村里人怎么样，给我们也怎么样，自留地也给我们的。房子是住草房，村里暂时给我们住。开始种田，也是很苦的，我们没有这么多田，也是种不下来，也是日日夜夜自己在种，和老婆两个人这样种。后来我自己盖了两间空心板房，前后门也没有的，窗也没有的，自己就住进去了。后面就有一点钱就搞一下，一点点盖起了房子。我自己也不会种田，可能就三四年，一边种田，一边在外面做生意。”据档案，杜加田1971—1975年当兵；1974年入党；1976—1977年，参加乡工作队；1978—1984年，任副大队长、副书记、民兵连长。李和芳说：“我老婆（杜炳地女儿）是临海牛头山水库那边的，水库被征用了，国家叫她们移民到板桥，板桥自然村土地多，我老婆十四五岁来种田。”
郭梅兰夫妇同样是移民到此。郭梅兰说：“我们是因台州牛头山造水库移民过来的。我们是自己要求到宁波来的。我们有五个女儿，老话讲，生女儿为了女儿好，生儿子为了儿子好。我们为了小孩好，就到宁波来了。我们拿了6亩3分田，住在板桥种田。我们是1986年下半年来的，1987年造房子，造了两间半房子，一直是平顶。9年后，房子再造上去。当时很困难，我们没有钱，小孩要上学。村里人很好的，给我们钱，给我们支票，让我们到银行拿。他们就是1万块钱、5万块钱，直接给我们造房子。第二年房子再造上去，前面可以晒谷。小孩要上学，我们没有钱上学，这里的妇女主任叫阿玲，说要让孩子读书。五个小孩上学没有钱，怎么办呢？妇女主任挺好的，给我们钱，叫他们上学。她说：你一个女儿我养得起的，一个女儿跟我好了。我小孩也挺懂道理的，讲自己家里没有钱，就不上学了，一个初中毕业，一个还没有毕业。我把钱还给她，她说钱不用还。我说谢谢，非常感谢她，我真的是非常开心的。后来三个小孩上学，还有两个女儿上班了，这样慢慢条件好一点了。我和我老头子过来，挣两块钱一天，我做30天才60块钱。我老头子种田种好，有空了就造房子，15块一天，真是非常困难，慢慢地一步一步好起来。这里村里的人很好的，别人会看不起你，说你是外地人，但这里人是挺好的，家里的东西都会给我们拿过来。当时来的时候，先到包家。以前这个路都是泥路，很小的。车子卸下来，再用船，开到新学堂，我们住在这个学校的。后来，房子造好以后，搬到板桥去。房子造好以后，按照地基算，100块多点一间。我们过来，分红、劳保什么的，都按照宁波人一样的。八月十六，年纪大的人分月饼，三八妇女节分纸巾，过年了分汤圆、瓜子，什么都有的，我们村里是挺好的。现在好了，我们也挺高兴的，板桥房子拆迁时，我们分了两套房子。”
村文书兼会计郭成祜说：“杜加田他们早一点，后来陆陆续续进来的也很多。第一批是水库移民，因为他们那边是山区，有山林基地，就像我们的自留地一样的。他们是牛头山水库移民，他们移民之后，可以投亲靠友的投亲靠友，不能投亲靠友的，国家来给你安排。移民之后，他们的山林基地费交到我们村里面来，正好这边缺人，田没人种。那时候我们的田有1200亩，田真的很多。你想，我们有1200亩田，本村村民只有300户，种不了，所以把他们拉进来。”
二、种田移民
徐森林说：“1982年以后，来了很多外地人。本地人有的是年纪大了，有的是到外面厂里去了，田没有人种了。”郭成祜说：“1982年分开单干，本身村民的公粮交不了，但又不能拖的。一户人家有10多亩田，两个劳力又要上班，根本种不了。村里没有办法，社长徐定良叫上杜加田，到我们临海去拉人，拉过来种田。通过一年两年，他们看看还不错。那个时候，人的思想还比较保守，不肯离开老家。这样拉进来的人，大概是99个。这种种田拉进来的，占移民的三分之二以上。三分之一是通过政策进来的，有些人可能买房了，有些是企业办到这里了。”
杜加田说：“这里一块田很高，水打不上去。那时候党委书记、赵社长就说叫人来种黄桃。赵社长当书记，开会说要去找人，要找会种黄桃、会管理黄桃的人。开会时，我也在的。”季贤兵说：“我们有一个老乡打听到一个消息，说藕池可以种黄桃40亩。当时厂里桃子树苗也给买好，三年水电免费的。我们非常高兴，我们三户人家就过来了。不过，来了以后非常吃惊。我说，山上可以种桃，水里可以养鱼，这地方怎么可能种桃？这块地在工业区内，地势非常高，水打不到，根本不适合种黄桃。我们信心不足，那时小孩都是小小的，最后都悄悄走了。到了1984年下半年，地什么的都弄好了。1985年春节过后，我们又来了，此时桃树已经种好了。村里担心我们不肯来，电报打过来，说可以放牛了，我们就又来了。当时书记也是这样说，说杨家路头的杨家已经搬进来了，你们愿意去也可以去。那时4户人家，分别种40亩黄桃。当时村里是很穷的，社长让我们造房子，急死了，他说如果不造的话，你们又要回去了。造房子的批条也是社长写的。第三年，天下雨，水漫上来，黄桃只有一半可以吃，1斤卖四五块，挑出来的几个好点的桃子，就卖10块、20块。第四年，说种桃还不如种席草好，就把桃子树挖了，种水稻。拖拉机也进不来，地和水泥地一样硬。水稻刚好种了一年，村里搞工业区了。”
蔡品志是典型的种田大户，1992年左右来村中。蔡大利说：“父亲（蔡品志）来了，田种了二三十亩了，把两个弟弟带来了。他原来在村中当生产队长当了几十年，他是种田大户，自己有耕牛，田种得好。那时候，大队部在杨家路头，当时是（吴）安光当书记。第一年，二三十亩早稻种了，他们来看，安光说：这个是像种田大户了。女村长阿玲也讲：老蔡这个种田是像样的，种田种得很好。这个田种得好，虫子也不来吃的。早稻种下去，到了下半年，我父亲将两个儿子户口迁进来，父亲自己的户口没有迁进来。”
郭成祜说：“当初来是两批，一批好像是种黄桃的4户人家。我是把他们分类，种黄桃的一批，还有种田的。黄桃的那块田弄掉了，附近的田都给他了。我记得藕池村分自留地最晚的是1987年，1987年以前进户口的话全部有自留地。我是1992年进来的，就完全没有了。分批的话，也可以算是三批，第一批是我们村里领导出面把人拉过来的。那一批是在1982年到1986年之间来的，那批人不少的。像我叔叔（郭小占）就是1986年来的。第二批是种黄桃，以前这个地方是种黄桃的，后来黄桃挖掉了，变成田了，就没有人种了。1990年以后，陆陆续续进来的是他们的亲戚朋友，像杜加田弟弟（杜炳地）也过来了，土地要给弄5亩、10亩。两三年以后，如果表现好的话，户口也可以进来。实际上，很多人也不会种田的。准确地说，他们那边种田的技术和习惯，跟我们这边不一样。那边是山田，土地不多，每个人只有四五分田。我听我爸说，我们家里6口人的话，每个人只有四五分田，加在一起只有二三亩田。到这里不一样了，最起码给你10亩。那怎么办呢？要慢慢学。他们那边种点自己吃吃，优哉游哉的。这个地方就不行，有季节性。我们李书记说以前自己很苦，早上三四点钟开始就要拔秧了，中午太热不能种的，晚上一直要种到八九点钟，蚊子很多。第二天，人正要睡觉的时间，生产队队长来叫起床了，快拔秧去。当时有1220亩田，只有300多户人家，你说平均每户要种多少？临海那边，有些地方是用电的，有些地方的稻桶是用脚踏的。这里全部用机器，是水田，机器在泥里陷下去，拉也拉不动。所以1983年有互助组，你帮我，我帮你。1990年前后迁进户口的人特别多，等到1996、1997年，人口饱和了。宁波一开发，土地什么的开始慢慢用来搞建设了，土地少了，不可能再去叫人种田了。到2005年，好像已经发展到200多人。
“还有小部分是办厂或空挂户。我是买房空挂而落户的。因为我的一个叔在这里，我爸的舅舅（蔡品志）也在这里，他们是正式来种田的。他们说：家里的山区不要住了，这里好。我家里兄弟姐妹4个，都是差2岁的。1992年，我在藕池新村购了房，落了户。
我那个时候当兵，1993年12月退伍回村工作。”
张杏芳说：“种田人越来越少了，后来里山（山区）人都涌进来了，本地人不愿意种田了，有的是开厂，有的是去做生意了。田分到户，都是给里山人种了。我一开始也种了两年，后来我也不愿意种了，就到厂里去了，到保温厂。早稻放半个月假，弄好后再到厂里去。”吴升月说：“有些人是移民来的。80年代开始有外地人来了，1985年后来了很多，到现在有30多年了。第一批是皎口造水库移民，当时板桥有3户人家，藕池、姜苏、板桥加起来总有5户人家，这是国家政策移民。后来有干部个人介绍来的，前面一排14套别墅，外地人10套，本地人只有4套。他们来了以后乱搭，面积都算进去了，这样别墅都被分去了。”李和芳说：“藕池村里面有三个自然村，四百来户人家总有的，现在是430户左右。最早藕池村是城郊接合部，迁户口早就关闭了，不能迁进来，只有我老婆那边临海等种田户迁移进来，之后全部关闭了。其实，我们本地人做得很辛苦，最幸运的还是他们移民户。我结婚没有房子，像这种坟滩地不敢造，移民户就没这个忌讳了。到拆迁，要分给他们很多房子。他们拿三四套房子的人很多，本地人只有1套或者1套多点。这些人都是温岭、黄岩、三门人。2003年，贵州、安徽来宁波打工的就很多了。藕池那时候已经没有田了，房子、高速路口都已经造完了。”
徐仁定说：“那时候是村里人，后面就是外地人来了。一开始来的水库移民，叫村里人。后来人多了，就叫外地人了。那时候是改革开放了，多起来是1990年以后。这也是靠外地人的，如果没有外地人，这么多厂找不到工人的。厂办得多，本地人不够，本地人一些辛苦的活不肯干，都是外地人干，现在外地人起码占到厂里员工的80％。外地人到我们村里来，他们自己去租空房子，村里人就在隔壁住着，厂里也能顾得上。”
杜炳地与杜加田，杜加田因老婆的叔叔林年祖在此村中，也移民到此。杜加田说：“我是1984年9月来的。我们这个地方刚刚造了水库，要移民。我移民此村的直接原因是，老婆的亲叔叔林年祖在此。林年祖送他哥哥到山里去，他就跟我们说：还是我们宁波好，到我们宁波去好了。我老婆就认为，叔叔在这个地方，可以帮帮忙，就这么来了。来到这个地方以后，一开始是有7个人来的，我自己家是5个，还有妹妹，还有爸爸，这样7个人，分了10亩7分土地给我种。当时来，我自己也不能种田。他们几个来了以后，先把地种了下去，村里对我们还是蛮关心的。给村里人怎么样，给我们也怎么样，自留地也给我们的。房子是住草房，村里暂时给我们住。开始种田，也是很苦的，我们没有这么多田，也是种不下来，也是日日夜夜自己在种，和老婆两个人这样种。后来我自己盖了两间空心板房，前后门也没有的，窗也没有的，自己就住进去了。后面就有一点钱就搞一下，一点点盖起了房子。我自己也不会种田，可能就三四年，一边种田，一边在外面做生意。”据档案，杜加田1971—1975年当兵；1974年入党；1976—1977年，参加乡工作队；1978—1984年，任副大队长、副书记、民兵连长。李和芳说：“我老婆（杜炳地女儿）是临海牛头山水库那边的，水库被征用了，国家叫她们移民到板桥，板桥自然村土地多，我老婆十四五岁来种田。”
郭梅兰夫妇同样是移民到此。郭梅兰说：“我们是因台州牛头山造水库移民过来的。我们是自己要求到宁波来的。我们有五个女儿，老话讲，生女儿为了女儿好，生儿子为了儿子好。我们为了小孩好，就到宁波来了。我们拿了6亩3分田，住在板桥种田。我们是1986年下半年来的，1987年造房子，造了两间半房子，一直是平顶。9年后，房子再造上去。当时很困难，我们没有钱，小孩要上学。村里人很好的，给我们钱，给我们支票，让我们到银行拿。他们就是1万块钱、5万块钱，直接给我们造房子。第二年房子再造上去，前面可以晒谷。小孩要上学，我们没有钱上学，这里的妇女主任叫阿玲，说要让孩子读书。五个小孩上学没有钱，怎么办呢？妇女主任挺好的，给我们钱，叫他们上学。她说：你一个女儿我养得起的，一个女儿跟我好了。我小孩也挺懂道理的，讲自己家里没有钱，就不上学了，一个初中毕业，一个还没有毕业。我把钱还给她，她说钱不用还。我说谢谢，非常感谢她，我真的是非常开心的。后来三个小孩上学，还有两个女儿上班了，这样慢慢条件好一点了。我和我老头子过来，挣两块钱一天，我做30天才60块钱。我老头子种田种好，有空了就造房子，15块一天，真是非常困难，慢慢地一步一步好起来。这里村里的人很好的，别人会看不起你，说你是外地人，但这里人是挺好的，家里的东西都会给我们拿过来。当时来的时候，先到包家。以前这个路都是泥路，很小的。车子卸下来，再用船，开到新学堂，我们住在这个学校的。后来，房子造好以后，搬到板桥去。房子造好以后，按照地基算，100块多点一间。我们过来，分红、劳保什么的，都按照宁波人一样的。八月十六，年纪大的人分月饼，三八妇女节分纸巾，过年了分汤圆、瓜子，什么都有的，我们村里是挺好的。现在好了，我们也挺高兴的，板桥房子拆迁时，我们分了两套房子。”
村文书兼会计郭成祜说：“杜加田他们早一点，后来陆陆续续进来的也很多。第一批是水库移民，因为他们那边是山区，有山林基地，就像我们的自留地一样的。他们是牛头山水库移民，他们移民之后，可以投亲靠友的投亲靠友，不能投亲靠友的，国家来给你安排。移民之后，他们的山林基地费交到我们村里面来，正好这边缺人，田没人种。那时候我们的田有1200亩，田真的很多。你想，我们有1200亩田，本村村民只有300户，种不了，所以把他们拉进来。”
二、种田移民
徐森林说：“1982年以后，来了很多外地人。本地人有的是年纪大了，有的是到外面厂里去了，田没有人种了。”郭成祜说：“1982年分开单干，本身村民的公粮交不了，但又不能拖的。一户人家有10多亩田，两个劳力又要上班，根本种不了。村里没有办法，社长徐定良叫上杜加田，到我们临海去拉人，拉过来种田。通过一年两年，他们看看还不错。那个时候，人的思想还比较保守，不肯离开老家。这样拉进来的人，大概是99个。这种种田拉进来的，占移民的三分之二以上。三分之一是通过政策进来的，有些人可能买房了，有些是企业办到这里了。”
杜加田说：“这里一块田很高，水打不上去。那时候党委书记、赵社长就说叫人来种黄桃。赵社长当书记，开会说要去找人，要找会种黄桃、会管理黄桃的人。开会时，我也在的。”季贤兵说：“我们有一个老乡打听到一个消息，说藕池可以种黄桃40亩。当时厂里桃子树苗也给买好，三年水电免费的。我们非常高兴，我们三户人家就过来了。不过，来了以后非常吃惊。我说，山上可以种桃，水里可以养鱼，这地方怎么可能种桃？这块地在工业区内，地势非常高，水打不到，根本不适合种黄桃。我们信心不足，那时小孩都是小小的，最后都悄悄走了。到了1984年下半年，地什么的都弄好了。1985年春节过后，我们又来了，此时桃树已经种好了。村里担心我们不肯来，电报打过来，说可以放牛了，我们就又来了。当时书记也是这样说，说杨家路头的杨家已经搬进来了，你们愿意去也可以去。那时4户人家，分别种40亩黄桃。当时村里是很穷的，社长让我们造房子，急死了，他说如果不造的话，你们又要回去了。造房子的批条也是社长写的。第三年，天下雨，水漫上来，黄桃只有一半可以吃，1斤卖四五块，挑出来的几个好点的桃子，就卖10块、20块。第四年，说种桃还不如种席草好，就把桃子树挖了，种水稻。拖拉机也进不来，地和水泥地一样硬。水稻刚好种了一年，村里搞工业区了。”
蔡品志是典型的种田大户，1992年左右来村中。蔡大利说：“父亲（蔡品志）来了，田种了二三十亩了，把两个弟弟带来了。他原来在村中当生产队长当了几十年，他是种田大户，自己有耕牛，田种得好。那时候，大队部在杨家路头，当时是（吴）安光当书记。第一年，二三十亩早稻种了，他们来看，安光说：这个是像种田大户了。女村长阿玲也讲：老蔡这个种田是像样的，种田种得很好。这个田种得好，虫子也不来吃的。早稻种下去，到了下半年，我父亲将两个儿子户口迁进来，父亲自己的户口没有迁进来。”
郭成祜说：“当初来是两批，一批好像是种黄桃的4户人家。我是把他们分类，种黄桃的一批，还有种田的。黄桃的那块田弄掉了，附近的田都给他了。我记得藕池村分自留地最晚的是1987年，1987年以前进户口的话全部有自留地。我是1992年进来的，就完全没有了。分批的话，也可以算是三批，第一批是我们村里领导出面把人拉过来的。那一批是在1982年到1986年之间来的，那批人不少的。像我叔叔（郭小占）就是1986年来的。第二批是种黄桃，以前这个地方是种黄桃的，后来黄桃挖掉了，变成田了，就没有人种了。1990年以后，陆陆续续进来的是他们的亲戚朋友，像杜加田弟弟（杜炳地）也过来了，土地要给弄5亩、10亩。两三年以后，如果表现好的话，户口也可以进来。实际上，很多人也不会种田的。准确地说，他们那边种田的技术和习惯，跟我们这边不一样。那边是山田，土地不多，每个人只有四五分田。我听我爸说，我们家里6口人的话，每个人只有四五分田，加在一起只有二三亩田。到这里不一样了，最起码给你10亩。那怎么办呢？要慢慢学。他们那边种点自己吃吃，优哉游哉的。这个地方就不行，有季节性。我们李书记说以前自己很苦，早上三四点钟开始就要拔秧了，中午太热不能种的，晚上一直要种到八九点钟，蚊子很多。第二天，人正要睡觉的时间，生产队队长来叫起床了，快拔秧去。当时有1220亩田，只有300多户人家，你说平均每户要种多少？临海那边，有些地方是用电的，有些地方的稻桶是用脚踏的。这里全部用机器，是水田，机器在泥里陷下去，拉也拉不动。所以1983年有互助组，你帮我，我帮你。1990年前后迁进户口的人特别多，等到1996、1997年，人口饱和了。宁波一开发，土地什么的开始慢慢用来搞建设了，土地少了，不可能再去叫人种田了。到2005年，好像已经发展到200多人。
“还有小部分是办厂或空挂户。我是买房空挂而落户的。因为我的一个叔在这里，我爸的舅舅（蔡品志）也在这里，他们是正式来种田的。他们说：家里的山区不要住了，这里好。我家里兄弟姐妹4个，都是差2岁的。1992年，我在藕池新村购了房，落了户。
我那个时候当兵，1993年12月退伍回村工作。”
张杏芳说：“种田人越来越少了，后来里山（山区）人都涌进来了，本地人不愿意种田了，有的是开厂，有的是去做生意了。田分到户，都是给里山人种了。我一开始也种了两年，后来我也不愿意种了，就到厂里去了，到保温厂。早稻放半个月假，弄好后再到厂里去。”吴升月说：“有些人是移民来的。80年代开始有外地人来了，1985年后来了很多，到现在有30多年了。第一批是皎口造水库移民，当时板桥有3户人家，藕池、姜苏、板桥加起来总有5户人家，这是国家政策移民。后来有干部个人介绍来的，前面一排14套别墅，外地人10套，本地人只有4套。他们来了以后乱搭，面积都算进去了，这样别墅都被分去了。”李和芳说：“藕池村里面有三个自然村，四百来户人家总有的，现在是430户左右。最早藕池村是城郊接合部，迁户口早就关闭了，不能迁进来，只有我老婆那边临海等种田户迁移进来，之后全部关闭了。其实，我们本地人做得很辛苦，最幸运的还是他们移民户。我结婚没有房子，像这种坟滩地不敢造，移民户就没这个忌讳了。到拆迁，要分给他们很多房子。他们拿三四套房子的人很多，本地人只有1套或者1套多点。这些人都是温岭、黄岩、三门人。2003年，贵州、安徽来宁波打工的就很多了。藕池那时候已经没有田了，房子、高速路口都已经造完了。”
徐仁定说：“那时候是村里人，后面就是外地人来了。一开始来的水库移民，叫村里人。后来人多了，就叫外地人了。那时候是改革开放了，多起来是1990年以后。这也是靠外地人的，如果没有外地人，这么多厂找不到工人的。厂办得多，本地人不够，本地人一些辛苦的活不肯干，都是外地人干，现在外地人起码占到厂里员工的80％。外地人到我们村里来，他们自己去租空房子，村里人就在隔壁住着，厂里也能顾得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