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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及往日的包产到户生产，村民们普遍的说法是辛苦，当然也有喜悦。张加昌说：“在生产队的时候每天上班，1982年包产到户，到现在又三十几年了。以前大家讲笑话都说，集体种了一行稻，一颗都不是我的。后来分田了，都是我自己的。像我种了六七亩的田，还要去厂里上班。以前在生产队的时候，田都还要承包掉，活都来不及做。当时化肥也没有，包产到户了以后，化肥也跟上了。”陈高华说：“最苦就是分到户的前一两年。在生产队的时候，你可以讲别人。一旦分到户了，你产量拿不出来，这不是要被人家戳手指头吗？那时候非常苦，当然那时候身体也好，活也能做，晚上只睡三四个小时也行。那时候我儿子还不会下田，我自己种了三亩田的菜籽、两亩田的麦子，只能用拖拉机耙一下，其他时候都要用锄头锄。到礼嘉桥去换油，满满四箩的菜籽，我一户一户去喊。后面两年，改种日本席草。”陈惠信说：“分田到户后，大部分人家生活都好起来了。我自己生活好起来是从1982年28岁当队长开始的，以前队里那么多人要吃饭，是没办法，1982年分田到户生活就好了。以前是苦的，后面就惬意了，在生产队做队长最苦了，每天要带头。以前苦是苦，但旧社会更苦，活要做，吃又没得吃。生产队是大伙一起弄，分田到户以后，就凭个人能力了，那挺好的，没饭吃的人也没有了。生产队时，没饭吃的人每天要借谷，到收成的时候还要再扣回去。形势始终是在变化的，现在大不一样了。”
包文华说得更为详细，称：“1982年下半年田分开了，每个人自己干活了。我们种田是会种的，在生产队里，还可以养鸡、做农业植保员。现在田分开了，我们自己种，我的稻种得就比别人的好。种了两年，我就到宁波赚钱去了，拉黄鱼车，那时候可以赚20块一天。那时候刚刚开始改革开放，人家做社办企业。村办企业、社办企业我们是进不去的，但人家已经进去了。我们是1982年分田的，田分到有了，然后出去赚钱了，有一个和我同年的，他是贫下中农，安排进社办企业里了，比如铁厂什么的。我就问了，你现在在厂里按照老师傅算的话，现在可以赚多少钱啊？他说今年加了，有42块，早两年才38块。我心里想，你这个42块、38块，我做两天的活就有了，虽然累是累了点，但是20块一天呢。我就有动力了。我家老太婆就跟人家贩卖凉帽的人一起做生意，凉帽3毛钱、2毛钱一顶的，他们要零钱，我们就去跟他们换，我们是最好要整钱，像10块、5块，可以放到银行去。后来到藕池造房子了，田分好了，仓库间没了，又分地基，按照实际劳动情况分，分完以后自己造房子。仓库也不造了，造自己儿子结婚的房子了。我儿子当时只有一两岁，家里又没有钱，人家造房子了，水泥横条拉上去。那时候我已经借了钱了，自己田里也干，宁波那边拉车的活也在做。改革开放了以后，1980年，我28岁的时候结婚的。那时候我看起来比较壮实，但是人家要问，我家里什么成分，一听说富农就没戏了。在我们藕池，也不止我是这样，很多人都找不到对象。两年以后，成分没有了，但是村里比我小两年的姑娘也已经没有了。之前我找隔壁村的，人家也不肯，听说富农就不要。那时候大家挑坟砖造房子，我们家也挑了坟砖，人家就说，你们这样的家庭能拿坟砖啊，只有我们贫下中农才能拿，你地主富农不能拿的，要钱，要2分一块。那时候能拿出这么多钱吗？那就只能拆掉了。人家造房子，我们家又没有的。我父亲也是在劳动的，虽然成分差了点，但技术很好。以后改革开放了，就好了。”
1982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21岁的马善祥分到8亩多地，开始“摸六株”（种田）。但不管怎样努力，年收入只有三四百元，一年忙到头，想给家里添个大件也难。1985年，马善祥进了家门口的机械制造厂，将承包田交给了临海人，年收入涨到五六百元。1995年，鄞州进行第二次产业结构调整，鼓励专业户发展效益农业。马善祥开始养鸭。规模最大时一度达到五六千只，多时一年赚了两三万元，但也有赔的时候，不过，比种田和厂里干收入都要高。徐森林亲自销售多余的粮食。他说：“一开始多余的粮食卖给粮站，头一年粮站还收的，第二年、第三年，粮食多了，粮站也不想收了。去卖掉的时候，他们还要把谷子翻一翻，说你没有晒干。特别是晚稻，晒7天都晒不干，挑过去又得挑回来。后来是上市场卖，上半年晒干了去卖，还好卖一点。那时候早稻米才1毛3角8分一斤，晚稻米才1毛6分一斤。后来到1989年，就个人自己去卖了，骑着自行车到宁波老江桥市场去卖，价钱稍微好一点，最好的时候是8毛多一斤，那是最贵的了。后来又降下来了，价钱便宜了。”
包文华说得更为详细，称：“1982年下半年田分开了，每个人自己干活了。我们种田是会种的，在生产队里，还可以养鸡、做农业植保员。现在田分开了，我们自己种，我的稻种得就比别人的好。种了两年，我就到宁波赚钱去了，拉黄鱼车，那时候可以赚20块一天。那时候刚刚开始改革开放，人家做社办企业。村办企业、社办企业我们是进不去的，但人家已经进去了。我们是1982年分田的，田分到有了，然后出去赚钱了，有一个和我同年的，他是贫下中农，安排进社办企业里了，比如铁厂什么的。我就问了，你现在在厂里按照老师傅算的话，现在可以赚多少钱啊？他说今年加了，有42块，早两年才38块。我心里想，你这个42块、38块，我做两天的活就有了，虽然累是累了点，但是20块一天呢。我就有动力了。我家老太婆就跟人家贩卖凉帽的人一起做生意，凉帽3毛钱、2毛钱一顶的，他们要零钱，我们就去跟他们换，我们是最好要整钱，像10块、5块，可以放到银行去。后来到藕池造房子了，田分好了，仓库间没了，又分地基，按照实际劳动情况分，分完以后自己造房子。仓库也不造了，造自己儿子结婚的房子了。我儿子当时只有一两岁，家里又没有钱，人家造房子了，水泥横条拉上去。那时候我已经借了钱了，自己田里也干，宁波那边拉车的活也在做。改革开放了以后，1980年，我28岁的时候结婚的。那时候我看起来比较壮实，但是人家要问，我家里什么成分，一听说富农就没戏了。在我们藕池，也不止我是这样，很多人都找不到对象。两年以后，成分没有了，但是村里比我小两年的姑娘也已经没有了。之前我找隔壁村的，人家也不肯，听说富农就不要。那时候大家挑坟砖造房子，我们家也挑了坟砖，人家就说，你们这样的家庭能拿坟砖啊，只有我们贫下中农才能拿，你地主富农不能拿的，要钱，要2分一块。那时候能拿出这么多钱吗？那就只能拆掉了。人家造房子，我们家又没有的。我父亲也是在劳动的，虽然成分差了点，但技术很好。以后改革开放了，就好了。”
1982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21岁的马善祥分到8亩多地，开始“摸六株”（种田）。但不管怎样努力，年收入只有三四百元，一年忙到头，想给家里添个大件也难。1985年，马善祥进了家门口的机械制造厂，将承包田交给了临海人，年收入涨到五六百元。1995年，鄞州进行第二次产业结构调整，鼓励专业户发展效益农业。马善祥开始养鸭。规模最大时一度达到五六千只，多时一年赚了两三万元，但也有赔的时候，不过，比种田和厂里干收入都要高。徐森林亲自销售多余的粮食。他说：“一开始多余的粮食卖给粮站，头一年粮站还收的，第二年、第三年，粮食多了，粮站也不想收了。去卖掉的时候，他们还要把谷子翻一翻，说你没有晒干。特别是晚稻，晒7天都晒不干，挑过去又得挑回来。后来是上市场卖，上半年晒干了去卖，还好卖一点。那时候早稻米才1毛3角8分一斤，晚稻米才1毛6分一斤。后来到1989年，就个人自己去卖了，骑着自行车到宁波老江桥市场去卖，价钱稍微好一点，最好的时候是8毛多一斤，那是最贵的了。后来又降下来了，价钱便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