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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12月，革委会改称布政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1983年6月，改名为布政乡人民政府。1992年5月，鄞县撤区扩镇并乡，布政乡撤销，并入古林镇人民政府。
藕池村，原来是一个典型的郊区农业小村。1982年包产到户以后，人们边种田边打工，改以进企业务工或经商为主业，土地出现抛荒现象，逼着村领导引进台州人来村中种田。不过，台州人并不适合平原“双抢”农业模式。乡镇企业的兴起、城市化的出现，从根本上解决了藕池村土地过多、种田人员不足的问题。
第一节／包产到户
说及往日的包产到户生产，村民们普遍的说法是辛苦，当然也有喜悦。张加昌说：“在生产队的时候每天上班，1982年包产到户，到现在又三十几年了。以前大家讲笑话都说，集体种了一行稻，一颗都不是我的。后来分田了，都是我自己的。像我种了六七亩的田，还要去厂里上班。以前在生产队的时候，田都还要承包掉，活都来不及做。当时化肥也没有，包产到户了以后，化肥也跟上了。”陈高华说：“最苦就是分到户的前一两年。在生产队的时候，你可以讲别人。一旦分到户了，你产量拿不出来，这不是要被人家戳手指头吗？那时候非常苦，当然那时候身体也好，活也能做，晚上只睡三四个小时也行。那时候我儿子还不会下田，我自己种了三亩田的菜籽、两亩田的麦子，只能用拖拉机耙一下，其他时候都要用锄头锄。到礼嘉桥去换油，满满四箩的菜籽，我一户一户去喊。后面两年，改种日本席草。”陈惠信说：“分田到户后，大部分人家生活都好起来了。我自己生活好起来是从1982年28岁当队长开始的，以前队里那么多人要吃饭，是没办法，1982年分田到户生活就好了。以前是苦的，后面就惬意了，在生产队做队长最苦了，每天要带头。以前苦是苦，但旧社会更苦，活要做，吃又没得吃。生产队是大伙一起弄，分田到户以后，就凭个人能力了，那挺好的，没饭吃的人也没有了。生产队时，没饭吃的人每天要借谷，到收成的时候还要再扣回去。形势始终是在变化的，现在大不一样了。”
包文华说得更为详细，称：“1982年下半年田分开了，每个人自己干活了。我们种田是会种的，在生产队里，还可以养鸡、做农业植保员。现在田分开了，我们自己种，我的稻种得就比别人的好。种了两年，我就到宁波赚钱去了，拉黄鱼车，那时候可以赚20块一天。那时候刚刚开始改革开放，人家做社办企业。村办企业、社办企业我们是进不去的，但人家已经进去了。我们是1982年分田的，田分到有了，然后出去赚钱了，有一个和我同年的，他是贫下中农，安排进社办企业里了，比如铁厂什么的。我就问了，你现在在厂里按照老师傅算的话，现在可以赚多少钱啊？他说今年加了，有42块，早两年才38块。我心里想，你这个42块、38块，我做两天的活就有了，虽然累是累了点，但是20块一天呢。我就有动力了。我家老太婆就跟人家贩卖凉帽的人一起做生意，凉帽3毛钱、2毛钱一顶的，他们要零钱，我们就去跟他们换，我们是最好要整钱，像10块、5块，可以放到银行去。后来到藕池造房子了，田分好了，仓库间没了，又分地基，按照实际劳动情况分，分完以后自己造房子。仓库也不造了，造自己儿子结婚的房子了。我儿子当时只有一两岁，家里又没有钱，人家造房子了，水泥横条拉上去。那时候我已经借了钱了，自己田里也干，宁波那边拉车的活也在做。改革开放了以后，1980年，我28岁的时候结婚的。那时候我看起来比较壮实，但是人家要问，我家里什么成分，一听说富农就没戏了。在我们藕池，也不止我是这样，很多人都找不到对象。两年以后，成分没有了，但是村里比我小两年的姑娘也已经没有了。之前我找隔壁村的，人家也不肯，听说富农就不要。那时候大家挑坟砖造房子，我们家也挑了坟砖，人家就说，你们这样的家庭能拿坟砖啊，只有我们贫下中农才能拿，你地主富农不能拿的，要钱，要2分一块。那时候能拿出这么多钱吗？那就只能拆掉了。人家造房子，我们家又没有的。我父亲也是在劳动的，虽然成分差了点，但技术很好。以后改革开放了，就好了。”
1982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21岁的马善祥分到8亩多地，开始“摸六株”（种田）。但不管怎样努力，年收入只有三四百元，一年忙到头，想给家里添个大件也难。1985年，马善祥进了家门口的机械制造厂，将承包田交给了临海人，年收入涨到五六百元。1995年，鄞州进行第二次产业结构调整，鼓励专业户发展效益农业。马善祥开始养鸭。规模最大时一度达到五六千只，多时一年赚了两三万元，但也有赔的时候，不过，比种田和厂里干收入都要高。徐森林亲自销售多余的粮食。他说：“一开始多余的粮食卖给粮站，头一年粮站还收的，第二年、第三年，粮食多了，粮站也不想收了。去卖掉的时候，他们还要把谷子翻一翻，说你没有晒干。特别是晚稻，晒7天都晒不干，挑过去又得挑回来。后来是上市场卖，上半年晒干了去卖，还好卖一点。那时候早稻米才1毛3角8分一斤，晚稻米才1毛6分一斤。后来到1989年，就个人自己去卖了，骑着自行车到宁波老江桥市场去卖，价钱稍微好一点，最好的时候是8毛多一斤，那是最贵的了。后来又降下来了，价钱便宜了。”
第二节／新老交替
一、赵宏海为书记
1983年，藕池大队改为藕池村。1983年4月，江根星退休，赵宏海为书记，吴安光为村主任，徐定良为生产合作社社长。此前的1980—1982年，徐定良为大队长。
徐彩宝谈及丈夫江根星时说：“他书记当了这么多年，人家拿东西来，他都不要的，鸡蛋拿过来也不要。如果送了一只手表过来，那真的是要生气了。人家叫他去吃饭，他还会讲：吃什么饭？别人的东西，他都不要的，这一点思想是非常好的。儿子要去厂里，也不让去，说就这样种种地就好了，不用去。”江根星是一个大公无私的老书记。
老书记赵宏海回忆说：“我书记当了三年，到1985年不当了。那时候薛家有一个种子厂，公社党委书记是张世生，他到我们村里做工作，意思是礼嘉桥、方家耷、藕池三个自然村弄一百亩田，种桃子，种出来给那个厂里。当初我是不同意，藕池土质非常差，种稻产量都没有。如果说种桃子的话，没有一两年，肯定没有收入。张书记说我小农思想，没有市场经济观念。就这样，我与上面闹矛盾了。没过多少时间，大概一个月，就把我调掉了。他的意思，让我到俞家大队当书记。我说调掉没有关系，我不去俞家。拖了一年，他说机遇来了，去插企业，我给你安排好了。那时候我想不去，但他一直来说，我就插企业去了。我是1986年去的，去厂里做副书记。后来厂转型，转给个人了，我就走出来了。又给我安排到电熨机厂，我做了一天就跑了，到外面打打工。据档案，1985—1986年，赵宏海在村保温建筑材料厂工作。李小平说：“赵宏海书记这个人做事情很实在，话也不多说的。当时藕池人说，上一辈的性格比较实在。旁边村有的书记很活络，我们村这种人基本上没有的。”吴安光说：“张世生书记做事是军队作风。”据吴安光简历，他20岁（1974）时，大队分小队了，分到种子队去干活，在种子队里做了三年。
1975年底，到张家潭村参加工作。1977年1月，入党。1979年，到工作队，担任陈横楼工作组长。1980年，到种子队当队长，同时，兼大队治保主任。1979年到1980年之间，当了一届支部委员。一届支部委员当完以后，第二届又选举了，结果支部委员也落选了。等隔了一届以后，又给推选上了，又当支部委员。
“1982年，承包翻砂厂。1983年，叫我当村长。当村长的话，翻砂厂就不能承包了，就给别人弄了。1983年，担任村主任，当了两年。当时一边当村长，一边到公社培训班里去培训，读书也没有读几个月，大约半年。”
二、李阿凤退休
1983年，老妇女主任李阿凤退休，于春玲为妇女主任。于春玲说：“村里老妇女主任56岁了，从年轻干部上来的张世生书记在乡里开会，就问了：你们藕池村年轻的人难道没有了吗？当时，藕池村也需要招收小学老师。村里几个领导经过开会讨论选定了我，有两个位置让我选：是当小学老师还是当妇女主任。我想，当老师的话，我学历不高，当时也只是初中生，教学吃力，那我就选择了妇女主任尝试一下。当上村妇女主任是1983年的事，阿凤嬷嬷带我到葑水港开会，这样慢慢带了我一段时间，就把事情全部交给我了。”
1984年，李阿凤正式退居二线。李阿凤说：“我当妇女主任，是国家委托我办事，大队书记让我去干我就去干，我文化不高，记忆力很好，有的事只能让别人讲给我听，然后我跟群众讲讲，就是传话，别的事也不会做。”于春玲说：“阿凤嬷嬷人比较直爽，一是一，二是二。我刚来藕池的时候，与她接触不多。后来当了妇女主任，她带我去开了几次会，在村里大家都比较尊重她，开党员会议时，说话也比较实事求是。我们也没有做过轰轰烈烈的事情。我接她的班之后，她就退休了。我第一次跟她去开会的时候，她孙女骑在她脖子上，她走路像跑一样的，我后面小跑跟着。大家都挺尊重她的，她能力也是有的。开会时，一边听，一边还能做些凉帽，赚点小钱。她家里有四个儿子，都省吃俭用的。老嬷嬷一生蛮辛苦的，我现在经常去看她，她看到我经常跟我说，我奶奶对她很好。”李小平说：“母亲做妇女主任年数很长，55岁时，按照规定要退休了。布政乡有个领导叫她到敬老院去负责，她不肯去。她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外面，都是很优秀很公道的，记得她年年都是先进，评上布政乡的先进也有好几次。”姜爱珍说：“李阿凤在村民中的威信相当高，她虽然没有文化，但会干活。她人实在，讲话接地气，不讲大头话，别人听得进去。”
俞阿秀（秀莲）长期协助妇女工作，她说：“我给妇女主任做做助手，她也不认识字的，以前人不认识字的多了。上头文件下来，都靠口口相传的，口头传达一下，我就去带带头。以前开会很多，一会儿去乡里开会，一会儿去村里开会，活都是靠群众做的，都是靠他们的支持。”
1983年，李小平担任村出纳。李小平说：“21岁，到村里做出纳。那时候村里很穷，企业刚刚开始发展，村里有个出纳叫杨裕祥，铁厂发展了，他就去企业做出纳了，村里出纳他就不当了，让我来做了。那时候村里有工分，出纳是六级，还有四级要到生产队参加劳动。我出纳做了很多年，直到1992年左右。那时候办公有两个地方，一个就是藕池大厦那边，那房子是属于藕池工业区，那时候刚刚开发。我跟张会计两个人在新学堂办公。做出纳的那一段时间，我民兵队长、治保主任也在做，都是兼职的。做出纳最大的事情是处理老百姓卖谷，我每日要到段塘去，因为粮站在段塘，每天都要去粮站。大家有谷要卖给粮站，粮站称好以后，给一张纸，写了某某人谷多少斤，多少钱，钱要到村里去拿，老百姓就要来找我拿，我再到银行去把钱拿出来付给老百姓，每天基本上都没有空。那时候做出纳，村里没有别的事情，因为没有钱，支出也没有，就是卖粮食那段时间忙。像村里菜籽收了要卖菜籽，都要经过我们这个渠道，卖给粮站，每天都有人卖，所以我每天都要去，结账要到我们村里结，粮站直接把钱打到我们村里。那时候也不多，大多一次几十块钱，一百块以上那就是大卖主了。那时候村里有公积金，每年几块。上交公粮，每个人都要扣，提存，收过来放在村里。不像现在，一分钱都不能向老百姓收。此外是麦子、油菜、谷，那时候其他东西也没有。”
三、吴安光任书记
吴安光任书记（1985—1994），藕池生产合作社社长徐定良兼村主任（1985—1987）。
吴安光说：“1985年，公社张世生书记找我谈话了，说这个担子要由我来挑。我说：这我也不行的，年纪轻，没有经验，这个担子太重。那时候，我才29岁。他说：不管行不行，都要上。面对上级领导的信任与托付，我马上行动起来，积极思考怎么干。那天晚上我就睡不着了。既然领导这样说了，那总归去试试看，就这样在村里当书记了。
“村里当时很穷，村办企业可以说是有名无实的，一年下来上交的很少，没有钱的。我第一年当书记，村里只有26000元的总收入，村里的五保户、困难户，包括几十号人的工资，都在这里了。说难听点，生产队的拖拉机坏掉了，要去修，都要发愁的。当时村里的条件是怎么样个穷法呢？要买一辆拖拉机，钱不够，问信用社去贷款。信用社的主任讲：这个是不能贷你们村的，你们村整个的家产才值多少钱，拖拉机贷给你，你以后还得出吗？我说：不管还不还得出，现在有实际困难，你总归要贷给我。他说：我相信你，你年纪还轻，贷也总归要贷给你。拖拉机就是这样弄来的。就是这样穷的情况下，经过村委与村民的努力，两年后经济情况基本上也可以了。
“开始分田到户后的老百姓重视个人利益，想法多啊。比如说今年承包，要开社员大会，都开害怕了。为什么害怕呢？你书记还没有讲话，老百姓老早在讲话了：还讲什么呢，我们老百姓又没有收入的，我们要求是不高的，什么地方的东西没有弄好，你去看看就知道了。开会，是老百姓发牢骚的机会，不是你讲话的机会。头一两年开社员大会，老百姓都是发牢骚。后来村里也慢慢发展了，老百姓牢骚发的相对来说也少了。
“村里的资金也有了一部分了，那怎么办事呢？当时农民劳保还都没有的，我想既然村里有点钱了，就向保险公司提出，拿出一部分钱，买农民劳保，钱给保险公司。但是这个钱先不用，利息拿来付劳保。我们在鄞州区还是第一个做这件事的，记者都来采访了。以前儿子给父母才50块钱，现在村里是60岁以上的老人都有50块、60块好拿了，这是很好的，是为老百姓谋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老百姓真的很开心。后来随着宁波经济形势的发展，这笔钱对百姓来说也不算什么了。”
1987—1995年，于春玲担任村主任。于春玲说：“妇女主任我当了两年，我是从慈溪过来的，公公是地主，婆婆是富农，但是大家也默认了，因为我工作能力还是有的，人也随和。公社张世生书记看我有能力，想让我做村主任。当村主任需要投票的，有些人觉得地主、富农的儿媳妇怎么可以当村主任，他们的观念比较陈旧，觉得如果我做了村主任会报复他们。其实这种思想要不得。在选举的那一天，我十分紧张，根据规定半数以上就可以了。我们发了700多张票，有400多张选我，算通过了。1987年，我就通过选举当上了村主任，入党也是在1987年。我在工作期间，当过村长、妇女主任、治保主任。当时村里没有集体经济的，80年代我当村长才两年，那会要上缴公粮，公粮缴不出怎么办，我只好去娘家借钱，买好粮食，再上缴公粮。党委一直催促缴，下面的老百姓都不肯，只有村里承担。但是村里又没有钱，那我坐在这个位置，又必须要解决，那只能先垫付一下。我当妇女主任的时候是困难阶段，在这十几年过程当中，藕池村的张世生书记观念很超前，我们整个布政属于东大门，他就提出要建设藕池新村，当初居委会还未成立，要藕池一定数量的人家聚在一起，才能批居委会。这整个过程都是村里管的。这里造房子的时候，包工头、民工吵架打架很多，而我刚刚好住在这里，晚上他们打得头破血流地来我家，要我处理这个事。当时治保主任、村长都是我，我无法推掉，重大事情可以叫派出所，一般事情都是我自己处理掉。新村建好，居委会还未成立，这段日子真的难熬。
“后来搞新农村建设，村里事务也是繁杂的。在工作中碰到的事情也不少，比如村里的电费付得多，问老百姓收来的少，相差很多，就要清查了，于是叫来了村民组长、电工召开紧急会议，全程都是保密状态，查出来之后发现偷电的人很多，每户人家都有借口。那这种情况已经存在了，不处理是不可能的，但面子还是会给百姓的，找个借口，就说可能是关门太重，导致保险丝脱开了。这也是一种工作方法，给了台阶下，把电费补足就好了，罚款也不用交了，通报也不出了，圆满解决了。又比如说藕池有几户人家吵架、打架了，人受伤了，大家都说自己有理，受伤方的医药费要四十几元，我暗自拿出了以后就跟打伤方讲，他嘴上说不赔，但是也知道自己不对，医药费后来就还给我了。收了医药费的人家，觉得对方也上道的，钱肯出，证明自己知道错了，双方之间的敌意会慢慢淡化的。随着岁月的流走，他们和好了。后来他们讲起这个事情，才发现原来是我出的钱。在村里短短的12年，1985年刚当妇女主任工资只有20元一月，外面的人都说在藕池我是大材小用了，我说再做个几年，也算有个交代。”
1986年，李安明担任副书记。担任了一年多，主持村中工业工作。
1988年，洪康华担任村副书记。洪康华从公社革委会副主任退下后，去布政公社提炼五金电器厂当书记。后来到布政建设工程队当书记。吴安光说：“后来党委派洪康华来村里当副书记，原来他在社办厂当厂长。党委张世生书记跟我说：安光，他年纪也大了，到你这里来吧。他会讲话，也有文化水平，到你这里来做个搭档，应该比较理想。乡领导既然这样讲了，我也没有办法。这样，洪康华到村里当副书记了。”两年以后，村里讨论，让洪康华办轧钢厂。
1989年，徐定良调到布政乡工作。1990年，葛小其接任社长。1991年底，徐定良再次回来担任社长。葛小其说：“在1990年，我们村里有个社长年纪到了，要退居二线，我就到村里来了。最早是大队长，后来名称换成了社长，事情做的是一样的。村长管社区的安全、计生等方面，社长就是以前的大队长，就负责农业，去看人插秧、如何除虫，荒地问题也要解决好。旺季每天都要去看，生产要按照进度来的，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公粮要交足。我们村里也有很多人外出打工，不想种田，就叫外地人来种。等我负责时，我们的前任社长已经叫了很多外地人来种。有段时间，外地人也叫不来，是因为政策关系，要保持村里农民的收入。改革开放以后，去外面打工的人更多了，实在不行，村里就想办法，派党员、共青团员一起帮助种，可以承包的话就承包掉。如果村里有人要种空置的地，也给他们种。
“我负责了两年左右，不想做了。一个是因为工资太低。当时厂里和村里的收入不一样，村里收入低，厂里的收入高。新村刚开始要准备发展，老书记跟我说，两者的收入是差不多的，于是我去了村里。村里事情比较繁杂，经济条件差。干完一年之后，干部考核发了2900元，但当时我们在厂里的工资是3600元一年，相差700元。我管农业的还要打7折，书记是发全部，社长、村长打7折，会计、出纳是8.7折，村里当时就这5个人。二是村里的事情太繁杂，以前的农药、化肥都是分配的，不是在供销社随便买的，多少化肥过来，都要去分配好，村里没有钱，拖拉机坏了要去修，都是靠信用社的贷款，靠个人的面子去贷的。我们藕池村没有资金，我要想办法贷款。”
第三节／新兴建设
一、装自来水
吴安光说：“1988年，村里打算装自来水，当时资金缺口较大，当时村里根本解决不了。我费了力，拿了一部分钱来预支。装自来水，当时讲起来公司是为农民服务的，所以相关部门给我们开了绿灯，帮我们装自来水。宁波的自来水给我们通管道接进来，他们的水大一点，价钱也便宜，水也好，就计划装起来，应该说是蛮顺利的。”于春玲说：“在当村主任的过程中，碰到了村里要将河水更换为自来水的事，请来了安装公司的人，规划一下要30多万，每户人家只收了250元一户。大家都同意了。因为穷村就300多户人家，总共收的钱也不多，才19万。当时自来水公司负责我们藕池这一块的是韩信国，我们去和自来水公司的老总谈，这条总管一直到段塘那边，外面买的价格要16万。后来积极争取，一次一次地打报告，最后自来水公司将管道赠送给我们贫困村了。1988年4月就安装了自来水，刚刚是春耕种田的时候，就让大家不要种，等管道埋好了再种，老百姓都很不谅解。安装资金也缺一部分，我从娘家那里调拨来了一些钱，最终将自来水安装好，这是我当村主任后第一次碰到这么棘手的事。”吴安光说：“自来水弄好了，我们给自来水公司送了一面锦旗去，表示感谢。我们还离不开张会计的出谋划策，他当家是诚恳、勤俭的。”
二、城中村的形成
从1957年左右开始，6路是藕池村人出行最方便的公交车，需走二三里路。这种交通末端位置，持续了近40年。张凌说：“前面那个时候的马路不像现在都是水泥路，都是用石子铺一下，一般都是只能步行的。”1990年初，古林、布政通往城区的公交与个体中巴车开通，藕池新村有了公交站，藕池村人出行大为方便。
1984年，宁波完成机场公路修建。1990年，宁波栎社机场通航。机场公路的修建，使宁波城区的面积大为拓宽。原来西部宁波城区，实际上在环城西路线以内。现在，又在更西面的鄞州区，开辟了一条南北向的机场路，实际上将宁波西部城区线外移了三公里左右。如此，机场路以内的区域，受到人们的关注。机场路的修建，使机场路以东、环城西路以西区域加速了开发。对藕池村来说，意义更大。机场路穿村而过，在藕池头与板桥、姜苏间直穿过，全村成为路东与路西两部分，藕池头西面多了一条大马路，板桥与姜苏东边多了一条大马路。藕池村也因此突破了原来环城西路西边三公里末端位置的限制，一下子成为宁波新的城西线以内的村庄，交通位置便利性大为提升，藕池村因此成为城中村。不过，机场路穿村而过，似乎并没有发挥多大功能。直到很久之后，才在面向机场路方向，建造了藕池村牌楼。
接着，1992年，村南边的杭甬高速公路开始建设，藕池村不少土地被征用。1995年，杭甬高速公路建成，召开表彰大会。藕池村也在表彰名单之列，村长于春玲出席会议，接受锦旗。1996年，杭甬高速公路开通，东边出现了段塘收费口，藕池村的交通枢纽中心位置凸显出来。这带来了连锁的反应，加速了旧村改造步伐。
在这片西部区域城市化过程中，藕池的城乡接合部、交通枢纽优势逐渐体现出来。布政乡书记张世生眼光独到，在藕池村外马路边的水田中，搞起了商品房开发，建立了藕池新村。布政乡党委书记张世生显然看到了这样的机遇，于是要求开发藕池新村，参与商品房建设大潮。1994—1995年间，新村的成立，带来了连锁的反应，启运路完成水泥马路改造后，藕池村在此立了一块“藕池村”石块标志。这影响了杨家路工业区的改革，逼着它迁移到西边的稻田中，成为新的藕池工业区。村办公大楼，也从工业区独立出来，在启运路南、君运路西处修建起来。如此，马路与藕池村间的农田逐渐消失。这片农田消失的过程，就是藕池城市化的过程。
三、藕池新村建设
姜芬琴说：“到20世纪90年代初，在布政公社，藕池的地理位置算是边远地区，中心是张家潭村、布政村、葑水港村。过去有一句话，烂泥藕池，藕池算是最穷的。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变成了城郊接合部了，是城市化最前沿了。这个最前沿的思路，也是我们党委书记张世生在90年代初提出的。他的眼光跟人家不一样，他办过企业，思维创新。他看到了藕池的地理位置，1990到1991年，要乡政府人员造集资房，地点就选在藕池村。那个时候造房子，就是水稻田中间造，是乡镇政府的集资房，造好以后好像就是190块一平方米，政府的一些工作人员、领导买了。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眼光的人就说，房子怎么造在这个地方，在水稻田中间造着，怎么会有人买。但他是书记，只有听他的。这个房子造好以后，周围都是水稻田，中间是一排房子，孤零零的，离藕池村还有点距离的。后来开发了，这个房子就涨价了，变成了宝地，他就是有眼光。”
李小平说：“最早布政乡党委书记是张世生，这个人很有水平，以前一直在布政那边发展。后来，他说藕池、礼嘉桥这个地方发展空间很好，因为是城郊接合部。他提出藕池要开发商品房，最早是藕池大厦旁边，开发了两栋商品房，当时没有人买，现在的酒店这块土地是宁波市的。那时候发展思路绝对是超前的。看到造了以后没有人买，他动了一个脑筋，要吉林乡里工作的班子成员去买。这样还不够，他又动了一个脑筋，外地人如果来买这个房子，就给你落户。那时候户口不是随便可以落的。我们有个会计是台州人，他爸爸在台州山里，为了走出来，就在这里买了一套房子，户口就进来了。”村出纳李小平的观念是，先造新村，因为卖不出去，于是让乡干部来买。时任布政乡长姜芬琴明确说，当时就是为乡干部而造的集资房。由此说明，同一件事，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上下的认知是不同的。
1990年，大学生出身的布政公社书记张世生看好藕池鄞州区与海曙区接合部的位置，决定开发藕池商品房。他选择东临新福庙港，面临启运路，西临藕池村工业区的一块长方形农田，作为商品房开发地。这块田属于海曙区段塘镇吴家村。据俞元根说，造房子是在中间开花的，就是在一片农田中间，造了1号楼，作为公社干部、厂长的集资房。1号楼是象山人开发的，生意不太好。过了一年，布政乡才开始造第二批房子。考虑到在藕池地界，要与藕池人打交道，通达房产公司将建设项目给了他，叫他建造了2、3、4、5、6、7号楼。2、3号楼，是布政城建办负责的。1992年造4号楼时，布政与古林合并。造5号楼时，房产生意好起来了。不过，当时的生意并不好做，他们亏了。因为预售时建材便宜，结果后来建材上涨过快，导致成本大升，结果他与另一个承包商都亏损了，他小亏，另一个黄古林建筑商大亏，最后跑路了，至今未回。后来，生意才逐步好起来，有了几十幢楼房，成为藕池新村。
郭成祜说：“1990年、1991年、1992年，古林镇的通达公司开发藕池新村，其中就是一个吸引处户口。那时候房子卖得很便宜，一套房子只要3万左右。买了以后，可以落户。本身我这里有亲戚的，我一个叔叔在这里，我爸的舅舅也在这里，他们是来种田的。他们说，家里的山区不要住了，这里好。于是，我爸爸就到这里购了一套房。1993年12月退伍以后，就回到了村里。”
郭成〓说：“藕池新村这个土地本身是属于藕池村的，1995年正式成立古林镇藕池新村居委会以后，要求有500户，才可以成立居委会。因为户数不足，藕池村帮忙，将在藕池新村购房的藕池村民划出去。成立居委会后，藕池新村的户口全部划给他们了，包括以前本地的村民。后来弄了几年，居委会规模也大了，我们不好管理，人口普查、换届选举、党员管理这些都比较难开展。我就给书记提建议，把这些户口全部弄回来。当时书记也挺支持的，于是全部划回来了，这样好管理。”
四、两次建村办公楼
自从1974年铁厂搬迁到杨家路头以后，这块地方逐渐成为藕池村的工业区。1990年，村里的办公室也造起来了。原来办公室在新学堂，楼上楼下两间，中间放一个柜子，后面是书记、村长、社长，三个人办公。1990年，杨家路头发展起来，藕池这边也造房子了。当时办公室造了五间，中间一个楼梯上去，两边各两间。现在藕池新村24幢的位置，就是原来的藕池村办公楼。造好以后，二楼、三楼就做村办公室，一楼出租给别人办厂，一边是迎凤食品厂，一边是印刷厂，都是邻村人来办的。当时之所以要将办公楼迁移到杨家路头，是为了方便工业管理。分田到户以后，重点转向了工业。不过，当时会计与出纳仍在新学堂办公。过了几年，经过规划，做了藕池大厦的开发。于是，行政大楼迁移到现在位置，朝东向，靠近大马路，1994年建成，三间三楼。这块地原来是吴家村的，是藕池村跟吴家村换来的。包括现在这条君运路，也是当时从吴家村换来后，才打通的。原来，藕池村缩在里面，交通不便。
五、藕池大厦的自建
藕池新村的建设，迫使杨家路头的工业区转型。李小平说：“藕池大厦为什么要造呢？因为这个地方后来变成住宅区了，藕池铁厂打铁噪音很大，老百姓有意见，就要搬掉。除了铁厂，这里尚有保温材料厂、铸造模具厂、轧钢厂，这块区域有4个企业。镇里领导提出，你们自己搬掉，自己去开发。那时候是村办企业，随时随地可以关的，有的厂长有技术，自己可以做。搬了以后，这块土地就给村里自己开发，这样就建藕池大厦了。这个地方造了四幢房子。吴安光当书记时，造了两幢，大概是1992年造好的。后来两幢是吴纪芳当书记时造的。那时候村里也有一点钱好赚，便宜是很便宜的。后面两幢，卖也是我们卖的。那时候法律没有这么健全，自己造好就卖掉，找土地部门补办一下手续即可，现在就不允许了。现在藕池几幢房子，今后为了发展可能还要搬掉。当时造的时候，用的是空心板，质量有问题，空心板的房子全部要重新做，那时候价格也便宜，原来制度也不是很完善。”
这就是一种倒逼机制。本来藕池杨家路头工业区早已存在了，它是主人。结果，后来东边建起了藕池新村，它是后起的主人，但这是给人居住用的，居民大于企业。于是，公社张世生书记要求藕池村关停工业区，让他们自己开发，于是就建了藕池大厦。所谓藕池大厦，其实也是商品房，是给老百姓住的。当时因为楼房不多，就称为大厦。也因为有别于通达房产公司开发的藕池新村，所以称为藕池大厦。当时张世生还题了字。藕池大厦的四幢房子，今日有单独的编号，称为“藕池新村村大厦”。
吴安光说：“后来就是发展经济，发展经济是当时最热门的，也是来钱比较快的。村里当时想造房子，有很多现在住的房子是村里造的。但是我看这个是好的，当时是顶住压力了，他说不要造了。我说不造，经济上不去，那怎么弄？厂里几间房间，如果拆掉的话，我自己也要造房子。村里造的房子非常好，买一套房子只要2.6万，房子造好以后，一栋房子就相当于一百万。
“一幢房子当时造也要百来万，没有钱。一开始就找到开发公司做，也谈好了。后来动了脑筋，谈比例分成，银行利息照付，钱要到银行去拿。没有钱怎么办？按照现在说的就是加强舆论宣传，藕池大厦房子造好了以后，当时店面房卖900块一平方，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就交钱。几个厂长看看也不错，当时就出资购了。当时藕池的几个厂长，买房子的比较多。钱是很困难的，一定要去贷款。第一幢房子是1992年造的。房子卖得出去，卖得很好。当时是用自己的土地，把老厂房拆掉了，再造房子，经济相对来说比较宽裕。房产证暂时做不出的，通过别的渠道，后来慢慢可以做了。造房子的土地是集体土地，包括附近的厂房也是集体土地，没有土地证的。第三幢房子是1995年，当时村里买的人比较多。当时一套房子2万多，好的店面房，当时900块一平方卖出去的，现在的价值翻了几十倍。开发公司的想法是这样的，我可以赚100万的，为什么要去赚50万呢？为什么要给你分呢？所以就没有合作了。当时的情况，房地产的经济效益是好，可一般的老百姓还看不到。当时我们看看也是觉得还好，当时村里合计，觉得还好，有百来万可以赚。”
据泥水承包头头俞元根回忆，1995年，藕池大厦第一幢房子造好，第二幢打好地基以后，象山吴姓老板过年拿海产时半路上心肌病发作死了，于是代理书记徐定良找他，说他是自己人，生意要交给自己人来做。于是，他接手了第二幢房子。当时，他在造藕池新村5、6号楼。不过，他真的不想造。于是，扫尾第二幢（43幢）后，后面两幢，又给别人做了。45幢位置是翻砂厂。以前建房是石灰砂浆，现在是混合砂浆，质量更好。
六、藕池工业区的开发
接着，就是重新建设藕池工业区。吴安光说：“如果村里一幢房子可以赚一百万的话，那经济效益是非常可观的。这个资金拿过来，就可以发展工业，造工业区了，这个工业区是可以赚钱的。村里卖土地跟造房子相比，实际上是造房子更好。土地卖了，就没有了；房子造好，那钱就来了。现在藕池工业区，已经20年没有动了。当时工业区是150元一平方造的，一年以后这个房子的投资已经收回了。集资房是村里得到的第一桶金，为后来更大的发展奠定了资金基础，它是发展的第一步。
“村里实际上最重大的决策是找地皮造厂房，这是发展经济最直接的。当时造了一排房子，440平方米。当时工业区里，当中路走进去，两边是厂房。就这样开始造的。这样是很好的，150块一平方米的造价，租给人家10块一平方米，等于一年的时间，就收回成本了，厂房还可以再用。藕池工业区的收入是90万一年，村里有90万一年的话，日子就好过了。没有这些厂，村里的收入从哪里来？最早如果不是造这些房子的话，地直接给了房产公司，那村里也没有长久持续的经济来源，厂房也造不起来。”
藕池工业区的建设，总的方向是不断往西迁移的。吴安光说：“开始是迁移到现在藕池社区卫生站那个位置。过了一段时间，乡里说不行，又重新规划，迁移到现在503公交路西边那个位置。当时总共造了二十多排，每排租金4万，共有90万。藕池工业区的建设是分批的，填一些造一些，不断扩大的，不像现在，一次规划一次建设而成。这块田原来是一块差田，都是坟，种田收入很低。”
来村里租厂房的总经理许冲良回忆说：“当时藕池工业内的厂真的很小，你也看不出来是在做什么东西。因为村里的房子是老房子，一排房子里面放了很多工厂。他租两间，你租一间。那时候租房子，不是说像现在这样大的面积。我那时候也租了三间房子，40平方米一间，三间也才120平方米，就是家庭住房一样的，里面什么都没有。那个时候刚刚起步，藕池村刚刚开发，1990年初，慢慢把企业引进来。藕池工业区内地方也不大，但工厂不少，做注塑机的比较多，还有开模具的、做不锈钢的。我们只知道一排有十几幢房子，一排房子里都有很多工厂。按照图纸上看看，应该挺多的。藕池村现在在镇里算好了的，位于东大门，靠近市中心，变化真的很大。我来的时候，这里根本就是老的村庄。”
七、村代理工业会计体制
1986年左右，随着杨家路头工业区的兴起，藕池村确立了由村里代理企业会计的制度。原来是各厂自己设立会计，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后，各小厂就被个人承包了，他们会嫌独设会计成本过高。村里也为了方便了解各企业，便决定由村中集中进行会计管理。郭成祜说：“藕池村有四个企业会计，一个人负责两家企业或者三家企业。这个厂里的账是我们村里面做，他们厂里上交给我们一笔会计费。这四个会计在村里上班的，拿村里的工资，是企业把工资给村里，村里的钱再给到我们，是统一管理的。”徐亚晨说：“1990年，我开始做村企业会计，先在保温材料厂里做会计，然后到塑料厂等做会计。后来村办企业转制为私营企业，他们看我时间也做得久了，税务、工商的人也熟悉，继续要我做。我一边当妇女主任，一边帮7家企业当会计，那时候我真的是忙死了。很温馨的是，老板很信任我。我这个人，做事情不做好，总觉得心里不踏实。后来我真的是来不及做了，我跟书记说，吃不消了，工作量实在太重了。”郭成祜说：“1994年初，藕池村刚好有一个企业会计退下来，其中有一个不做了。村委会考虑到我在部队里学过函授会计，有结业证书，就让我来干。我就这样来了，那天是4月16号，做到1996年12月。”
另两个工业会计是林德庆、张林存。
1995年5月，吴安光不再担任村书记，由社长徐定良代理书记一个月。
第四节／移民涌入
一、临海牛头山水库移民
杜炳地与杜加田，杜加田因老婆的叔叔林年祖在此村中，也移民到此。杜加田说：“我是1984年9月来的。我们这个地方刚刚造了水库，要移民。我移民此村的直接原因是，老婆的亲叔叔林年祖在此。林年祖送他哥哥到山里去，他就跟我们说：还是我们宁波好，到我们宁波去好了。我老婆就认为，叔叔在这个地方，可以帮帮忙，就这么来了。来到这个地方以后，一开始是有7个人来的，我自己家是5个，还有妹妹，还有爸爸，这样7个人，分了10亩7分土地给我种。当时来，我自己也不能种田。他们几个来了以后，先把地种了下去，村里对我们还是蛮关心的。给村里人怎么样，给我们也怎么样，自留地也给我们的。房子是住草房，村里暂时给我们住。开始种田，也是很苦的，我们没有这么多田，也是种不下来，也是日日夜夜自己在种，和老婆两个人这样种。后来我自己盖了两间空心板房，前后门也没有的，窗也没有的，自己就住进去了。后面就有一点钱就搞一下，一点点盖起了房子。我自己也不会种田，可能就三四年，一边种田，一边在外面做生意。”据档案，杜加田1971—1975年当兵；1974年入党；1976—1977年，参加乡工作队；1978—1984年，任副大队长、副书记、民兵连长。李和芳说：“我老婆（杜炳地女儿）是临海牛头山水库那边的，水库被征用了，国家叫她们移民到板桥，板桥自然村土地多，我老婆十四五岁来种田。”
郭梅兰夫妇同样是移民到此。郭梅兰说：“我们是因台州牛头山造水库移民过来的。我们是自己要求到宁波来的。我们有五个女儿，老话讲，生女儿为了女儿好，生儿子为了儿子好。我们为了小孩好，就到宁波来了。我们拿了6亩3分田，住在板桥种田。我们是1986年下半年来的，1987年造房子，造了两间半房子，一直是平顶。9年后，房子再造上去。当时很困难，我们没有钱，小孩要上学。村里人很好的，给我们钱，给我们支票，让我们到银行拿。他们就是1万块钱、5万块钱，直接给我们造房子。第二年房子再造上去，前面可以晒谷。小孩要上学，我们没有钱上学，这里的妇女主任叫阿玲，说要让孩子读书。五个小孩上学没有钱，怎么办呢？妇女主任挺好的，给我们钱，叫他们上学。她说：你一个女儿我养得起的，一个女儿跟我好了。我小孩也挺懂道理的，讲自己家里没有钱，就不上学了，一个初中毕业，一个还没有毕业。我把钱还给她，她说钱不用还。我说谢谢，非常感谢她，我真的是非常开心的。后来三个小孩上学，还有两个女儿上班了，这样慢慢条件好一点了。我和我老头子过来，挣两块钱一天，我做30天才60块钱。我老头子种田种好，有空了就造房子，15块一天，真是非常困难，慢慢地一步一步好起来。这里村里的人很好的，别人会看不起你，说你是外地人，但这里人是挺好的，家里的东西都会给我们拿过来。当时来的时候，先到包家。以前这个路都是泥路，很小的。车子卸下来，再用船，开到新学堂，我们住在这个学校的。后来，房子造好以后，搬到板桥去。房子造好以后，按照地基算，100块多点一间。我们过来，分红、劳保什么的，都按照宁波人一样的。八月十六，年纪大的人分月饼，三八妇女节分纸巾，过年了分汤圆、瓜子，什么都有的，我们村里是挺好的。现在好了，我们也挺高兴的，板桥房子拆迁时，我们分了两套房子。”
村文书兼会计郭成祜说：“杜加田他们早一点，后来陆陆续续进来的也很多。第一批是水库移民，因为他们那边是山区，有山林基地，就像我们的自留地一样的。他们是牛头山水库移民，他们移民之后，可以投亲靠友的投亲靠友，不能投亲靠友的，国家来给你安排。移民之后，他们的山林基地费交到我们村里面来，正好这边缺人，田没人种。那时候我们的田有1200亩，田真的很多。你想，我们有1200亩田，本村村民只有300户，种不了，所以把他们拉进来。”
二、种田移民
徐森林说：“1982年以后，来了很多外地人。本地人有的是年纪大了，有的是到外面厂里去了，田没有人种了。”郭成祜说：“1982年分开单干，本身村民的公粮交不了，但又不能拖的。一户人家有10多亩田，两个劳力又要上班，根本种不了。村里没有办法，社长徐定良叫上杜加田，到我们临海去拉人，拉过来种田。通过一年两年，他们看看还不错。那个时候，人的思想还比较保守，不肯离开老家。这样拉进来的人，大概是99个。这种种田拉进来的，占移民的三分之二以上。三分之一是通过政策进来的，有些人可能买房了，有些是企业办到这里了。”
杜加田说：“这里一块田很高，水打不上去。那时候党委书记、赵社长就说叫人来种黄桃。赵社长当书记，开会说要去找人，要找会种黄桃、会管理黄桃的人。开会时，我也在的。”季贤兵说：“我们有一个老乡打听到一个消息，说藕池可以种黄桃40亩。当时厂里桃子树苗也给买好，三年水电免费的。我们非常高兴，我们三户人家就过来了。不过，来了以后非常吃惊。我说，山上可以种桃，水里可以养鱼，这地方怎么可能种桃？这块地在工业区内，地势非常高，水打不到，根本不适合种黄桃。我们信心不足，那时小孩都是小小的，最后都悄悄走了。到了1984年下半年，地什么的都弄好了。1985年春节过后，我们又来了，此时桃树已经种好了。村里担心我们不肯来，电报打过来，说可以放牛了，我们就又来了。当时书记也是这样说，说杨家路头的杨家已经搬进来了，你们愿意去也可以去。那时4户人家，分别种40亩黄桃。当时村里是很穷的，社长让我们造房子，急死了，他说如果不造的话，你们又要回去了。造房子的批条也是社长写的。第三年，天下雨，水漫上来，黄桃只有一半可以吃，1斤卖四五块，挑出来的几个好点的桃子，就卖10块、20块。第四年，说种桃还不如种席草好，就把桃子树挖了，种水稻。拖拉机也进不来，地和水泥地一样硬。水稻刚好种了一年，村里搞工业区了。”
蔡品志是典型的种田大户，1992年左右来村中。蔡大利说：“父亲（蔡品志）来了，田种了二三十亩了，把两个弟弟带来了。他原来在村中当生产队长当了几十年，他是种田大户，自己有耕牛，田种得好。那时候，大队部在杨家路头，当时是（吴）安光当书记。第一年，二三十亩早稻种了，他们来看，安光说：这个是像种田大户了。女村长阿玲也讲：老蔡这个种田是像样的，种田种得很好。这个田种得好，虫子也不来吃的。早稻种下去，到了下半年，我父亲将两个儿子户口迁进来，父亲自己的户口没有迁进来。”
郭成祜说：“当初来是两批，一批好像是种黄桃的4户人家。我是把他们分类，种黄桃的一批，还有种田的。黄桃的那块田弄掉了，附近的田都给他了。我记得藕池村分自留地最晚的是1987年，1987年以前进户口的话全部有自留地。我是1992年进来的，就完全没有了。分批的话，也可以算是三批，第一批是我们村里领导出面把人拉过来的。那一批是在1982年到1986年之间来的，那批人不少的。像我叔叔（郭小占）就是1986年来的。第二批是种黄桃，以前这个地方是种黄桃的，后来黄桃挖掉了，变成田了，就没有人种了。1990年以后，陆陆续续进来的是他们的亲戚朋友，像杜加田弟弟（杜炳地）也过来了，土地要给弄5亩、10亩。两三年以后，如果表现好的话，户口也可以进来。实际上，很多人也不会种田的。准确地说，他们那边种田的技术和习惯，跟我们这边不一样。那边是山田，土地不多，每个人只有四五分田。我听我爸说，我们家里6口人的话，每个人只有四五分田，加在一起只有二三亩田。到这里不一样了，最起码给你10亩。那怎么办呢？要慢慢学。他们那边种点自己吃吃，优哉游哉的。这个地方就不行，有季节性。我们李书记说以前自己很苦，早上三四点钟开始就要拔秧了，中午太热不能种的，晚上一直要种到八九点钟，蚊子很多。第二天，人正要睡觉的时间，生产队队长来叫起床了，快拔秧去。当时有1220亩田，只有300多户人家，你说平均每户要种多少？临海那边，有些地方是用电的，有些地方的稻桶是用脚踏的。这里全部用机器，是水田，机器在泥里陷下去，拉也拉不动。所以1983年有互助组，你帮我，我帮你。1990年前后迁进户口的人特别多，等到1996、1997年，人口饱和了。宁波一开发，土地什么的开始慢慢用来搞建设了，土地少了，不可能再去叫人种田了。到2005年，好像已经发展到200多人。
“还有小部分是办厂或空挂户。我是买房空挂而落户的。因为我的一个叔在这里，我爸的舅舅（蔡品志）也在这里，他们是正式来种田的。他们说：家里的山区不要住了，这里好。我家里兄弟姐妹4个，都是差2岁的。1992年，我在藕池新村购了房，落了户。
我那个时候当兵，1993年12月退伍回村工作。”
张杏芳说：“种田人越来越少了，后来里山（山区）人都涌进来了，本地人不愿意种田了，有的是开厂，有的是去做生意了。田分到户，都是给里山人种了。我一开始也种了两年，后来我也不愿意种了，就到厂里去了，到保温厂。早稻放半个月假，弄好后再到厂里去。”吴升月说：“有些人是移民来的。80年代开始有外地人来了，1985年后来了很多，到现在有30多年了。第一批是皎口造水库移民，当时板桥有3户人家，藕池、姜苏、板桥加起来总有5户人家，这是国家政策移民。后来有干部个人介绍来的，前面一排14套别墅，外地人10套，本地人只有4套。他们来了以后乱搭，面积都算进去了，这样别墅都被分去了。”李和芳说：“藕池村里面有三个自然村，四百来户人家总有的，现在是430户左右。最早藕池村是城郊接合部，迁户口早就关闭了，不能迁进来，只有我老婆那边临海等种田户迁移进来，之后全部关闭了。其实，我们本地人做得很辛苦，最幸运的还是他们移民户。我结婚没有房子，像这种坟滩地不敢造，移民户就没这个忌讳了。到拆迁，要分给他们很多房子。他们拿三四套房子的人很多，本地人只有1套或者1套多点。这些人都是温岭、黄岩、三门人。2003年，贵州、安徽来宁波打工的就很多了。藕池那时候已经没有田了，房子、高速路口都已经造完了。”
徐仁定说：“那时候是村里人，后面就是外地人来了。一开始来的水库移民，叫村里人。后来人多了，就叫外地人了。那时候是改革开放了，多起来是1990年以后。这也是靠外地人的，如果没有外地人，这么多厂找不到工人的。厂办得多，本地人不够，本地人一些辛苦的活不肯干，都是外地人干，现在外地人起码占到厂里员工的80％。外地人到我们村里来，他们自己去租空房子，村里人就在隔壁住着，厂里也能顾得上。”
第五节／加速发展
一、吴纪芳为书记
吴纪芳说：“我当支部书记，从1995年8月2日开始，一直到2016年7月13日，前后22年。作为村支部书记，压力比较大。作为村支部书记，第一要对得起党心，第二要对得起良心，第三要对得起藕池村老百姓。藕池村村级经济发展过程中，开始比较薄弱，现在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原来几十万到现在有几百万、上千万村级可用资金，在上级党委正确领导重视下，村支部一班人积极发展村级经济，提高老百姓生活质量。”李小平说：“1996年以后，他当时年纪也轻，上来以后，总要多做一点工作，他是镇领导派到村里当支部书记的，之前是农机站的，那时候农村有拖拉机，他原来是布政乡农机站站长，后来古林、布政、蜃蛟合并了，这样就有三个站长了，多了。当时他们有一个选择，可以下海经商。那时候提倡下海经商，我们书记下过海了，就是做蔺草生意，所以就让他来做党支部书记了。他来当书记了以后，开始也很有勇气。”
徐亚晨为妇女主任。她说：“1995年换届以后，我就上来当妇女主任了。当时吴纪芳找我谈话，他说：要么村里妇女工作你来做。那时候我想，我做不好的，我只能做会计。他说：不会做，好好学呀，有人带的。我文化程度是高中毕业，是古林中学毕业的。我入党是1995年10月的事。入党积极分子时期是在布政无线电厂工作时，转正期是在村里，1995年10月转正了。然后进了支委，那时是1996年。后又进村委。每次支委会投票，总是我最高。”
二、修缮村道
上任初，吴纪芳便大力修缮村道，就任第一年即花大手笔修缮村道，彻底改变了该村交通不便的旧貌。这就是今日村人所称的丁字形路，正式名称为君运路。藕池大道的西头，修起了牌楼。
三、开通503路
1998年，为发展经济，搞活城乡流通，吴纪芳积极奔走，与市公交公司协商，开通藕池至市三院503路公交车，总投资需53万元，村投17万元左右，公交公司36万元左右。503路公交的引入，使藕池村与宁波城区接上，出行更为便利，出租业大为兴起。张吉峰说：“原来这边是不通公交的，我们小时候要到宁波去，要么骑自行车，要么就走路到段塘，走路到丁家，坐6路车过去。503开通后，藕池的房子就涨价了，那个时候房子800元一平方米，但是是没人要的。”
四、扩建村属工业区，引进外来企业
交通改善，使该村投资价值猛增，他又带领集体积极扩建村属工业区，做大做强村级经济。工业园区三家大企业用地32.28亩，厂房竣工，已投入生产。
吴纪芳接任以后，一方面，根据上面要求，对原有的村办企业进行转制。1995年，对新星塑料厂等企业转制进行设备拍卖、签订协议。另一方面，则不断地引进外来企业来村办厂。1996年，为了发展企业生产，引入宁波鹤峰厨具有限公司、宁波杰佳不锈钢有限公司2家大厂，投入厂房及资金440万左右。
1998年，新建宁波三友机电有限公司厂房，总投资需520万左右，村投入175万左右（包括土地投资）。1999年，引进3家企业：宁波终端电器公司，征田14.965亩；宁波杰利模塑公司，征田6.189亩；宁波杰丽斯文具公司，征田5.875亩。2000年3月，引进牟纪法的宁波光达不锈钢厂、应卫国的宁波印花厂、张容的宁波三友机电有限公司3家企业，批准土地15.75亩，计10％回报。2001年2月1日，引进宁波兴驰塑料厂和宁波鑫潮工艺品厂2家企业，扩建3家企业：古林林峰模具厂、模具车间、宁波鄞州吉林顺达文具用品厂。5月1日，扩建鄞县良宝文具厂厂房，顺利投产。2002年3月1日，引进宁波大榭开发区甬甬钢管厂、宁波鄞工缝机械厂、宁波文斌竹木制品厂3家企业。2004年1月30日，村支部扩大会议，统一板桥工业区征田安排。
吴纪芳说：“外来企业引进，厂房是村里造的，投资方面，书记压力很大，不可能百分之百成功，投资会有风险的。但我们还是始终坚持固定投入、固定回报为主，不盲目投资。上次我跟老板说，我们村里固定回报是可以的，我投多少土地、多少资金，你给我20％回报就可以了，土地算100万，资金我投了200万，一共投了300万，20％回报就是每年给60万。我说你是个私企，我是村级经济，两个捆在一起，自主权、经营权都在企业，企业可以在设备上做文章，比如一台摄像机，可以买进口，也可以买国产。第二，在原材料上做文章。第三，经营费用可以做文章，吃一顿饭一千块也可以，一万块也可以，住宿也一样，宾馆好一点差一点都可以。”
徐亚晨说：“我兼村里工业会计，负责厂房的租赁、出租，一共有三四十家厂房出租，在板桥工业区，还有村前面藕池工业区也有三四十家企业。房租那时候只有8块每平方米，很便宜。从吴安光做书记就定下来了8块每平方米，一直没有变过。有些租客自己发展好了，厂搬到外面了，他自己再转租，从中赚钱。村里收入一年只有200多万。我负责收租，工作量也很大。我们村里是先租后收钱，好点的老板，一年到了就全额付清，还有一些人，他说资金很紧张，要一趟一趟地去找他。有的老板素质低，就故意拖着不交。譬如原来塑料厂那个老板，段塘人，搬过来，半夜逃走了，村里房租费收不到，就损失掉了。这就是政策定得不对，应该要先付钱后租。今年价格提高了，但具体合同没有签过，这个政策一定要定下来，先交钱后用，否则的话，村里经济还是要损失，这也是村里主要收入之一。早收和晚收一天，利息也差别很大。当时书记是这样想的，多数厂长是本村的，塑料厂、不锈钢厂都是本村人做的，想着本村人要扶持一下。后来外地人也来租了，情况就变了。”
五、第二轮土地承包
郭成祜说：“我们一轮分田是1983年，二轮的话是1998年，我们是宁波市搞试点的。1998年，宁波市在藕池村试点第二轮土地承包，宁波市政府跟区里面的人到我们村常驻。应该是1982年、1984年，到2000年为止，承包期16年。根据我们村里试点搞出来的成果，在全宁波进行推广。
“我们有专门的一条政策，是动账不动田。以这个为指导，不可能把全村的田都拿回来，再每户人家抽签分，这个工程量太大了，就根据多少人口，每个人分多少田，如果超出这个，一个人比如有4分田，5个人的话就是2亩田，超过2亩田的属于承包田，承包田跟分的田政策不一样的，包括以后卖都是不一样的。每户人家多少田，多少自留地，这些东西都统计清楚。什么叫动账不动田？就是账面上可以动，比如当初我第一轮承包15亩的，后来划出多少亩的，这个账要重新动了。不动田的意思是说，整个村里的田，不可能再收回来重新分，只是账面调整。这个是参考宁波市第二轮的土地承包政策。1998年时，藕池的土地有60％以上被征用了，每户人家还有一些田，有些一亩多一点，有些只有七八分，最多的还有三四亩。”
六、补交福利费
郭成祜说：“1995年、1996年，要求种田的外来移民补交福利费。这个福利费，在整个宁波市，藕池最早开始搞。我们当初是这样考虑的，外来人口也要享受藕池村的劳动成果的话，你必须要交福利费，相当于入股的意思。我们当时提出的名字叫福利费，后来全市都推广了。吴纪芳书记说，种田的人要享受我们藕池村的劳动成果，必须要交费。这个费怎么算呢？譬如1980年藕池村总资产是1000万元，社员1000人，1000万元除以1000，每个人是1万元。1万元再打对折，交5000元，这样，你可以享受藕池村各种福利。”余忠芬说：“村里老百姓提出来，这是祖宗三代积累下来的，外地人走进来，样样跟他们分，这怎么行？后来书记脑筋动出来，藕池村大概有多少资产，平均到每个人头上算一算看看，每人有多少积累。最后，平均每人8000多元，外地人就把这个费用上缴村里，算积累费。”
七、土地征用
郭成祜说：“藕池村以前很穷的，当初我们藕池村也有企业的，企业的电费是我们村里统一支付的，我们村里问他们收。我当出纳，付钱的时候银行账户里钱不够了，怎么办？如果电费不交，就会停电。如果企业停电的话，我们也受损失的，没办法，因为企业还没有交上来，他们要先统计好，我们再去收，等我们收好的话，就来不及了，所以只好借钱，问个人借，一般就是书记主动拿出来。到1997年，日子仍不好过，这个垫一下水电费的钱都经常没有。”吴纪芳说：“勤劳致富，我们是一步一个脚印发展起来的。现在我们土地没有了，原来土地有987亩，杭甬高速公路建设征用147亩，这次杭甬互通立交又要征用190亩，再加上机场路的82亩，国家征用藕池村400多亩地。另外，原来镇通达房产公司开发征用土地，包括我们村新农村建设，也用了不少土地。目前板桥还有130亩土地，都是农保地。”
八、治安的严峻
郭成祜说：“以前1996年、1997年、1998年，随吴书记都搞安全、调解工作。当时吵架的人很多的，一年最起码有十多次。以前动不动就吵架，吵架了很麻烦，要把大家拉过来，跟他们谈，给他们解决，一天不行两天，两天不行三天。常为了一点小事情，就打得头破血流的，一般都是本地人跟外地人吵架，还有企业员工和老板，这种劳务纠纷多了。”郭成祜又说：“以前，每个星期晚上都要查夜的，一到两天查一次，查到夜里11、12点，也有查到凌晨2点的，我们那时候有老房子，暂住人口很多。我们本村村民，包括藕池新村，大概是900人，外来人口最起码有1000人。现在外来的人也不少，相对来讲国家对这方面的管理水平提高了。以前做暂住证的话，我们要收费的，一个人要120块钱。比如一家3口人，就要360块了。他们基本上能不做就不做了，但那是不可以的，我们查夜都要查证的。现在暂住证是免费的，这样的话，人家会自动上门来做了。还有出租房屋是要房屋出租许可证的，也要问房东去收，所以以前的事情也多。现在很多事情都免掉了，比如暂住证免费了，最多花工本费6块钱、8块钱，这样是好的。中国的流动人口数量太大了，很多人今天住这里，明天住那里，到一个地方就要做新的证。现在的管理就好了，方式改变了。大家的法律意识慢慢增强了。
“外来人口，以前是我管的，从1996年、1997年开始，一直管到2000年。那时候都是我跟村主任晚上查夜，我们登记工作做得很好。表格上面写明有几个人，下面是地址、身份证复印件粘上去，我这个方法后来被推广了。身份证登记好，建档了，有的人心里就会有点虚的。那时候我们没有电脑，现在很方便了，全部把资料输入电脑，照片登记进去，一查就什么资料都查到了。”
藕池村，原来是一个典型的郊区农业小村。1982年包产到户以后，人们边种田边打工，改以进企业务工或经商为主业，土地出现抛荒现象，逼着村领导引进台州人来村中种田。不过，台州人并不适合平原“双抢”农业模式。乡镇企业的兴起、城市化的出现，从根本上解决了藕池村土地过多、种田人员不足的问题。
第一节／包产到户
说及往日的包产到户生产，村民们普遍的说法是辛苦，当然也有喜悦。张加昌说：“在生产队的时候每天上班，1982年包产到户，到现在又三十几年了。以前大家讲笑话都说，集体种了一行稻，一颗都不是我的。后来分田了，都是我自己的。像我种了六七亩的田，还要去厂里上班。以前在生产队的时候，田都还要承包掉，活都来不及做。当时化肥也没有，包产到户了以后，化肥也跟上了。”陈高华说：“最苦就是分到户的前一两年。在生产队的时候，你可以讲别人。一旦分到户了，你产量拿不出来，这不是要被人家戳手指头吗？那时候非常苦，当然那时候身体也好，活也能做，晚上只睡三四个小时也行。那时候我儿子还不会下田，我自己种了三亩田的菜籽、两亩田的麦子，只能用拖拉机耙一下，其他时候都要用锄头锄。到礼嘉桥去换油，满满四箩的菜籽，我一户一户去喊。后面两年，改种日本席草。”陈惠信说：“分田到户后，大部分人家生活都好起来了。我自己生活好起来是从1982年28岁当队长开始的，以前队里那么多人要吃饭，是没办法，1982年分田到户生活就好了。以前是苦的，后面就惬意了，在生产队做队长最苦了，每天要带头。以前苦是苦，但旧社会更苦，活要做，吃又没得吃。生产队是大伙一起弄，分田到户以后，就凭个人能力了，那挺好的，没饭吃的人也没有了。生产队时，没饭吃的人每天要借谷，到收成的时候还要再扣回去。形势始终是在变化的，现在大不一样了。”
包文华说得更为详细，称：“1982年下半年田分开了，每个人自己干活了。我们种田是会种的，在生产队里，还可以养鸡、做农业植保员。现在田分开了，我们自己种，我的稻种得就比别人的好。种了两年，我就到宁波赚钱去了，拉黄鱼车，那时候可以赚20块一天。那时候刚刚开始改革开放，人家做社办企业。村办企业、社办企业我们是进不去的，但人家已经进去了。我们是1982年分田的，田分到有了，然后出去赚钱了，有一个和我同年的，他是贫下中农，安排进社办企业里了，比如铁厂什么的。我就问了，你现在在厂里按照老师傅算的话，现在可以赚多少钱啊？他说今年加了，有42块，早两年才38块。我心里想，你这个42块、38块，我做两天的活就有了，虽然累是累了点，但是20块一天呢。我就有动力了。我家老太婆就跟人家贩卖凉帽的人一起做生意，凉帽3毛钱、2毛钱一顶的，他们要零钱，我们就去跟他们换，我们是最好要整钱，像10块、5块，可以放到银行去。后来到藕池造房子了，田分好了，仓库间没了，又分地基，按照实际劳动情况分，分完以后自己造房子。仓库也不造了，造自己儿子结婚的房子了。我儿子当时只有一两岁，家里又没有钱，人家造房子了，水泥横条拉上去。那时候我已经借了钱了，自己田里也干，宁波那边拉车的活也在做。改革开放了以后，1980年，我28岁的时候结婚的。那时候我看起来比较壮实，但是人家要问，我家里什么成分，一听说富农就没戏了。在我们藕池，也不止我是这样，很多人都找不到对象。两年以后，成分没有了，但是村里比我小两年的姑娘也已经没有了。之前我找隔壁村的，人家也不肯，听说富农就不要。那时候大家挑坟砖造房子，我们家也挑了坟砖，人家就说，你们这样的家庭能拿坟砖啊，只有我们贫下中农才能拿，你地主富农不能拿的，要钱，要2分一块。那时候能拿出这么多钱吗？那就只能拆掉了。人家造房子，我们家又没有的。我父亲也是在劳动的，虽然成分差了点，但技术很好。以后改革开放了，就好了。”
1982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21岁的马善祥分到8亩多地，开始“摸六株”（种田）。但不管怎样努力，年收入只有三四百元，一年忙到头，想给家里添个大件也难。1985年，马善祥进了家门口的机械制造厂，将承包田交给了临海人，年收入涨到五六百元。1995年，鄞州进行第二次产业结构调整，鼓励专业户发展效益农业。马善祥开始养鸭。规模最大时一度达到五六千只，多时一年赚了两三万元，但也有赔的时候，不过，比种田和厂里干收入都要高。徐森林亲自销售多余的粮食。他说：“一开始多余的粮食卖给粮站，头一年粮站还收的，第二年、第三年，粮食多了，粮站也不想收了。去卖掉的时候，他们还要把谷子翻一翻，说你没有晒干。特别是晚稻，晒7天都晒不干，挑过去又得挑回来。后来是上市场卖，上半年晒干了去卖，还好卖一点。那时候早稻米才1毛3角8分一斤，晚稻米才1毛6分一斤。后来到1989年，就个人自己去卖了，骑着自行车到宁波老江桥市场去卖，价钱稍微好一点，最好的时候是8毛多一斤，那是最贵的了。后来又降下来了，价钱便宜了。”
第二节／新老交替
一、赵宏海为书记
1983年，藕池大队改为藕池村。1983年4月，江根星退休，赵宏海为书记，吴安光为村主任，徐定良为生产合作社社长。此前的1980—1982年，徐定良为大队长。
徐彩宝谈及丈夫江根星时说：“他书记当了这么多年，人家拿东西来，他都不要的，鸡蛋拿过来也不要。如果送了一只手表过来，那真的是要生气了。人家叫他去吃饭，他还会讲：吃什么饭？别人的东西，他都不要的，这一点思想是非常好的。儿子要去厂里，也不让去，说就这样种种地就好了，不用去。”江根星是一个大公无私的老书记。
老书记赵宏海回忆说：“我书记当了三年，到1985年不当了。那时候薛家有一个种子厂，公社党委书记是张世生，他到我们村里做工作，意思是礼嘉桥、方家耷、藕池三个自然村弄一百亩田，种桃子，种出来给那个厂里。当初我是不同意，藕池土质非常差，种稻产量都没有。如果说种桃子的话，没有一两年，肯定没有收入。张书记说我小农思想，没有市场经济观念。就这样，我与上面闹矛盾了。没过多少时间，大概一个月，就把我调掉了。他的意思，让我到俞家大队当书记。我说调掉没有关系，我不去俞家。拖了一年，他说机遇来了，去插企业，我给你安排好了。那时候我想不去，但他一直来说，我就插企业去了。我是1986年去的，去厂里做副书记。后来厂转型，转给个人了，我就走出来了。又给我安排到电熨机厂，我做了一天就跑了，到外面打打工。据档案，1985—1986年，赵宏海在村保温建筑材料厂工作。李小平说：“赵宏海书记这个人做事情很实在，话也不多说的。当时藕池人说，上一辈的性格比较实在。旁边村有的书记很活络，我们村这种人基本上没有的。”吴安光说：“张世生书记做事是军队作风。”据吴安光简历，他20岁（1974）时，大队分小队了，分到种子队去干活，在种子队里做了三年。
1975年底，到张家潭村参加工作。1977年1月，入党。1979年，到工作队，担任陈横楼工作组长。1980年，到种子队当队长，同时，兼大队治保主任。1979年到1980年之间，当了一届支部委员。一届支部委员当完以后，第二届又选举了，结果支部委员也落选了。等隔了一届以后，又给推选上了，又当支部委员。
“1982年，承包翻砂厂。1983年，叫我当村长。当村长的话，翻砂厂就不能承包了，就给别人弄了。1983年，担任村主任，当了两年。当时一边当村长，一边到公社培训班里去培训，读书也没有读几个月，大约半年。”
二、李阿凤退休
1983年，老妇女主任李阿凤退休，于春玲为妇女主任。于春玲说：“村里老妇女主任56岁了，从年轻干部上来的张世生书记在乡里开会，就问了：你们藕池村年轻的人难道没有了吗？当时，藕池村也需要招收小学老师。村里几个领导经过开会讨论选定了我，有两个位置让我选：是当小学老师还是当妇女主任。我想，当老师的话，我学历不高，当时也只是初中生，教学吃力，那我就选择了妇女主任尝试一下。当上村妇女主任是1983年的事，阿凤嬷嬷带我到葑水港开会，这样慢慢带了我一段时间，就把事情全部交给我了。”
1984年，李阿凤正式退居二线。李阿凤说：“我当妇女主任，是国家委托我办事，大队书记让我去干我就去干，我文化不高，记忆力很好，有的事只能让别人讲给我听，然后我跟群众讲讲，就是传话，别的事也不会做。”于春玲说：“阿凤嬷嬷人比较直爽，一是一，二是二。我刚来藕池的时候，与她接触不多。后来当了妇女主任，她带我去开了几次会，在村里大家都比较尊重她，开党员会议时，说话也比较实事求是。我们也没有做过轰轰烈烈的事情。我接她的班之后，她就退休了。我第一次跟她去开会的时候，她孙女骑在她脖子上，她走路像跑一样的，我后面小跑跟着。大家都挺尊重她的，她能力也是有的。开会时，一边听，一边还能做些凉帽，赚点小钱。她家里有四个儿子，都省吃俭用的。老嬷嬷一生蛮辛苦的，我现在经常去看她，她看到我经常跟我说，我奶奶对她很好。”李小平说：“母亲做妇女主任年数很长，55岁时，按照规定要退休了。布政乡有个领导叫她到敬老院去负责，她不肯去。她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外面，都是很优秀很公道的，记得她年年都是先进，评上布政乡的先进也有好几次。”姜爱珍说：“李阿凤在村民中的威信相当高，她虽然没有文化，但会干活。她人实在，讲话接地气，不讲大头话，别人听得进去。”
俞阿秀（秀莲）长期协助妇女工作，她说：“我给妇女主任做做助手，她也不认识字的，以前人不认识字的多了。上头文件下来，都靠口口相传的，口头传达一下，我就去带带头。以前开会很多，一会儿去乡里开会，一会儿去村里开会，活都是靠群众做的，都是靠他们的支持。”
1983年，李小平担任村出纳。李小平说：“21岁，到村里做出纳。那时候村里很穷，企业刚刚开始发展，村里有个出纳叫杨裕祥，铁厂发展了，他就去企业做出纳了，村里出纳他就不当了，让我来做了。那时候村里有工分，出纳是六级，还有四级要到生产队参加劳动。我出纳做了很多年，直到1992年左右。那时候办公有两个地方，一个就是藕池大厦那边，那房子是属于藕池工业区，那时候刚刚开发。我跟张会计两个人在新学堂办公。做出纳的那一段时间，我民兵队长、治保主任也在做，都是兼职的。做出纳最大的事情是处理老百姓卖谷，我每日要到段塘去，因为粮站在段塘，每天都要去粮站。大家有谷要卖给粮站，粮站称好以后，给一张纸，写了某某人谷多少斤，多少钱，钱要到村里去拿，老百姓就要来找我拿，我再到银行去把钱拿出来付给老百姓，每天基本上都没有空。那时候做出纳，村里没有别的事情，因为没有钱，支出也没有，就是卖粮食那段时间忙。像村里菜籽收了要卖菜籽，都要经过我们这个渠道，卖给粮站，每天都有人卖，所以我每天都要去，结账要到我们村里结，粮站直接把钱打到我们村里。那时候也不多，大多一次几十块钱，一百块以上那就是大卖主了。那时候村里有公积金，每年几块。上交公粮，每个人都要扣，提存，收过来放在村里。不像现在，一分钱都不能向老百姓收。此外是麦子、油菜、谷，那时候其他东西也没有。”
三、吴安光任书记
吴安光任书记（1985—1994），藕池生产合作社社长徐定良兼村主任（1985—1987）。
吴安光说：“1985年，公社张世生书记找我谈话了，说这个担子要由我来挑。我说：这我也不行的，年纪轻，没有经验，这个担子太重。那时候，我才29岁。他说：不管行不行，都要上。面对上级领导的信任与托付，我马上行动起来，积极思考怎么干。那天晚上我就睡不着了。既然领导这样说了，那总归去试试看，就这样在村里当书记了。
“村里当时很穷，村办企业可以说是有名无实的，一年下来上交的很少，没有钱的。我第一年当书记，村里只有26000元的总收入，村里的五保户、困难户，包括几十号人的工资，都在这里了。说难听点，生产队的拖拉机坏掉了，要去修，都要发愁的。当时村里的条件是怎么样个穷法呢？要买一辆拖拉机，钱不够，问信用社去贷款。信用社的主任讲：这个是不能贷你们村的，你们村整个的家产才值多少钱，拖拉机贷给你，你以后还得出吗？我说：不管还不还得出，现在有实际困难，你总归要贷给我。他说：我相信你，你年纪还轻，贷也总归要贷给你。拖拉机就是这样弄来的。就是这样穷的情况下，经过村委与村民的努力，两年后经济情况基本上也可以了。
“开始分田到户后的老百姓重视个人利益，想法多啊。比如说今年承包，要开社员大会，都开害怕了。为什么害怕呢？你书记还没有讲话，老百姓老早在讲话了：还讲什么呢，我们老百姓又没有收入的，我们要求是不高的，什么地方的东西没有弄好，你去看看就知道了。开会，是老百姓发牢骚的机会，不是你讲话的机会。头一两年开社员大会，老百姓都是发牢骚。后来村里也慢慢发展了，老百姓牢骚发的相对来说也少了。
“村里的资金也有了一部分了，那怎么办事呢？当时农民劳保还都没有的，我想既然村里有点钱了，就向保险公司提出，拿出一部分钱，买农民劳保，钱给保险公司。但是这个钱先不用，利息拿来付劳保。我们在鄞州区还是第一个做这件事的，记者都来采访了。以前儿子给父母才50块钱，现在村里是60岁以上的老人都有50块、60块好拿了，这是很好的，是为老百姓谋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老百姓真的很开心。后来随着宁波经济形势的发展，这笔钱对百姓来说也不算什么了。”
1987—1995年，于春玲担任村主任。于春玲说：“妇女主任我当了两年，我是从慈溪过来的，公公是地主，婆婆是富农，但是大家也默认了，因为我工作能力还是有的，人也随和。公社张世生书记看我有能力，想让我做村主任。当村主任需要投票的，有些人觉得地主、富农的儿媳妇怎么可以当村主任，他们的观念比较陈旧，觉得如果我做了村主任会报复他们。其实这种思想要不得。在选举的那一天，我十分紧张，根据规定半数以上就可以了。我们发了700多张票，有400多张选我，算通过了。1987年，我就通过选举当上了村主任，入党也是在1987年。我在工作期间，当过村长、妇女主任、治保主任。当时村里没有集体经济的，80年代我当村长才两年，那会要上缴公粮，公粮缴不出怎么办，我只好去娘家借钱，买好粮食，再上缴公粮。党委一直催促缴，下面的老百姓都不肯，只有村里承担。但是村里又没有钱，那我坐在这个位置，又必须要解决，那只能先垫付一下。我当妇女主任的时候是困难阶段，在这十几年过程当中，藕池村的张世生书记观念很超前，我们整个布政属于东大门，他就提出要建设藕池新村，当初居委会还未成立，要藕池一定数量的人家聚在一起，才能批居委会。这整个过程都是村里管的。这里造房子的时候，包工头、民工吵架打架很多，而我刚刚好住在这里，晚上他们打得头破血流地来我家，要我处理这个事。当时治保主任、村长都是我，我无法推掉，重大事情可以叫派出所，一般事情都是我自己处理掉。新村建好，居委会还未成立，这段日子真的难熬。
“后来搞新农村建设，村里事务也是繁杂的。在工作中碰到的事情也不少，比如村里的电费付得多，问老百姓收来的少，相差很多，就要清查了，于是叫来了村民组长、电工召开紧急会议，全程都是保密状态，查出来之后发现偷电的人很多，每户人家都有借口。那这种情况已经存在了，不处理是不可能的，但面子还是会给百姓的，找个借口，就说可能是关门太重，导致保险丝脱开了。这也是一种工作方法，给了台阶下，把电费补足就好了，罚款也不用交了，通报也不出了，圆满解决了。又比如说藕池有几户人家吵架、打架了，人受伤了，大家都说自己有理，受伤方的医药费要四十几元，我暗自拿出了以后就跟打伤方讲，他嘴上说不赔，但是也知道自己不对，医药费后来就还给我了。收了医药费的人家，觉得对方也上道的，钱肯出，证明自己知道错了，双方之间的敌意会慢慢淡化的。随着岁月的流走，他们和好了。后来他们讲起这个事情，才发现原来是我出的钱。在村里短短的12年，1985年刚当妇女主任工资只有20元一月，外面的人都说在藕池我是大材小用了，我说再做个几年，也算有个交代。”
1986年，李安明担任副书记。担任了一年多，主持村中工业工作。
1988年，洪康华担任村副书记。洪康华从公社革委会副主任退下后，去布政公社提炼五金电器厂当书记。后来到布政建设工程队当书记。吴安光说：“后来党委派洪康华来村里当副书记，原来他在社办厂当厂长。党委张世生书记跟我说：安光，他年纪也大了，到你这里来吧。他会讲话，也有文化水平，到你这里来做个搭档，应该比较理想。乡领导既然这样讲了，我也没有办法。这样，洪康华到村里当副书记了。”两年以后，村里讨论，让洪康华办轧钢厂。
1989年，徐定良调到布政乡工作。1990年，葛小其接任社长。1991年底，徐定良再次回来担任社长。葛小其说：“在1990年，我们村里有个社长年纪到了，要退居二线，我就到村里来了。最早是大队长，后来名称换成了社长，事情做的是一样的。村长管社区的安全、计生等方面，社长就是以前的大队长，就负责农业，去看人插秧、如何除虫，荒地问题也要解决好。旺季每天都要去看，生产要按照进度来的，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公粮要交足。我们村里也有很多人外出打工，不想种田，就叫外地人来种。等我负责时，我们的前任社长已经叫了很多外地人来种。有段时间，外地人也叫不来，是因为政策关系，要保持村里农民的收入。改革开放以后，去外面打工的人更多了，实在不行，村里就想办法，派党员、共青团员一起帮助种，可以承包的话就承包掉。如果村里有人要种空置的地，也给他们种。
“我负责了两年左右，不想做了。一个是因为工资太低。当时厂里和村里的收入不一样，村里收入低，厂里的收入高。新村刚开始要准备发展，老书记跟我说，两者的收入是差不多的，于是我去了村里。村里事情比较繁杂，经济条件差。干完一年之后，干部考核发了2900元，但当时我们在厂里的工资是3600元一年，相差700元。我管农业的还要打7折，书记是发全部，社长、村长打7折，会计、出纳是8.7折，村里当时就这5个人。二是村里的事情太繁杂，以前的农药、化肥都是分配的，不是在供销社随便买的，多少化肥过来，都要去分配好，村里没有钱，拖拉机坏了要去修，都是靠信用社的贷款，靠个人的面子去贷的。我们藕池村没有资金，我要想办法贷款。”
第三节／新兴建设
一、装自来水
吴安光说：“1988年，村里打算装自来水，当时资金缺口较大，当时村里根本解决不了。我费了力，拿了一部分钱来预支。装自来水，当时讲起来公司是为农民服务的，所以相关部门给我们开了绿灯，帮我们装自来水。宁波的自来水给我们通管道接进来，他们的水大一点，价钱也便宜，水也好，就计划装起来，应该说是蛮顺利的。”于春玲说：“在当村主任的过程中，碰到了村里要将河水更换为自来水的事，请来了安装公司的人，规划一下要30多万，每户人家只收了250元一户。大家都同意了。因为穷村就300多户人家，总共收的钱也不多，才19万。当时自来水公司负责我们藕池这一块的是韩信国，我们去和自来水公司的老总谈，这条总管一直到段塘那边，外面买的价格要16万。后来积极争取，一次一次地打报告，最后自来水公司将管道赠送给我们贫困村了。1988年4月就安装了自来水，刚刚是春耕种田的时候，就让大家不要种，等管道埋好了再种，老百姓都很不谅解。安装资金也缺一部分，我从娘家那里调拨来了一些钱，最终将自来水安装好，这是我当村主任后第一次碰到这么棘手的事。”吴安光说：“自来水弄好了，我们给自来水公司送了一面锦旗去，表示感谢。我们还离不开张会计的出谋划策，他当家是诚恳、勤俭的。”
二、城中村的形成
从1957年左右开始，6路是藕池村人出行最方便的公交车，需走二三里路。这种交通末端位置，持续了近40年。张凌说：“前面那个时候的马路不像现在都是水泥路，都是用石子铺一下，一般都是只能步行的。”1990年初，古林、布政通往城区的公交与个体中巴车开通，藕池新村有了公交站，藕池村人出行大为方便。
1984年，宁波完成机场公路修建。1990年，宁波栎社机场通航。机场公路的修建，使宁波城区的面积大为拓宽。原来西部宁波城区，实际上在环城西路线以内。现在，又在更西面的鄞州区，开辟了一条南北向的机场路，实际上将宁波西部城区线外移了三公里左右。如此，机场路以内的区域，受到人们的关注。机场路的修建，使机场路以东、环城西路以西区域加速了开发。对藕池村来说，意义更大。机场路穿村而过，在藕池头与板桥、姜苏间直穿过，全村成为路东与路西两部分，藕池头西面多了一条大马路，板桥与姜苏东边多了一条大马路。藕池村也因此突破了原来环城西路西边三公里末端位置的限制，一下子成为宁波新的城西线以内的村庄，交通位置便利性大为提升，藕池村因此成为城中村。不过，机场路穿村而过，似乎并没有发挥多大功能。直到很久之后，才在面向机场路方向，建造了藕池村牌楼。
接着，1992年，村南边的杭甬高速公路开始建设，藕池村不少土地被征用。1995年，杭甬高速公路建成，召开表彰大会。藕池村也在表彰名单之列，村长于春玲出席会议，接受锦旗。1996年，杭甬高速公路开通，东边出现了段塘收费口，藕池村的交通枢纽中心位置凸显出来。这带来了连锁的反应，加速了旧村改造步伐。
在这片西部区域城市化过程中，藕池的城乡接合部、交通枢纽优势逐渐体现出来。布政乡书记张世生眼光独到，在藕池村外马路边的水田中，搞起了商品房开发，建立了藕池新村。布政乡党委书记张世生显然看到了这样的机遇，于是要求开发藕池新村，参与商品房建设大潮。1994—1995年间，新村的成立，带来了连锁的反应，启运路完成水泥马路改造后，藕池村在此立了一块“藕池村”石块标志。这影响了杨家路工业区的改革，逼着它迁移到西边的稻田中，成为新的藕池工业区。村办公大楼，也从工业区独立出来，在启运路南、君运路西处修建起来。如此，马路与藕池村间的农田逐渐消失。这片农田消失的过程，就是藕池城市化的过程。
三、藕池新村建设
姜芬琴说：“到20世纪90年代初，在布政公社，藕池的地理位置算是边远地区，中心是张家潭村、布政村、葑水港村。过去有一句话，烂泥藕池，藕池算是最穷的。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变成了城郊接合部了，是城市化最前沿了。这个最前沿的思路，也是我们党委书记张世生在90年代初提出的。他的眼光跟人家不一样，他办过企业，思维创新。他看到了藕池的地理位置，1990到1991年，要乡政府人员造集资房，地点就选在藕池村。那个时候造房子，就是水稻田中间造，是乡镇政府的集资房，造好以后好像就是190块一平方米，政府的一些工作人员、领导买了。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眼光的人就说，房子怎么造在这个地方，在水稻田中间造着，怎么会有人买。但他是书记，只有听他的。这个房子造好以后，周围都是水稻田，中间是一排房子，孤零零的，离藕池村还有点距离的。后来开发了，这个房子就涨价了，变成了宝地，他就是有眼光。”
李小平说：“最早布政乡党委书记是张世生，这个人很有水平，以前一直在布政那边发展。后来，他说藕池、礼嘉桥这个地方发展空间很好，因为是城郊接合部。他提出藕池要开发商品房，最早是藕池大厦旁边，开发了两栋商品房，当时没有人买，现在的酒店这块土地是宁波市的。那时候发展思路绝对是超前的。看到造了以后没有人买，他动了一个脑筋，要吉林乡里工作的班子成员去买。这样还不够，他又动了一个脑筋，外地人如果来买这个房子，就给你落户。那时候户口不是随便可以落的。我们有个会计是台州人，他爸爸在台州山里，为了走出来，就在这里买了一套房子，户口就进来了。”村出纳李小平的观念是，先造新村，因为卖不出去，于是让乡干部来买。时任布政乡长姜芬琴明确说，当时就是为乡干部而造的集资房。由此说明，同一件事，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上下的认知是不同的。
1990年，大学生出身的布政公社书记张世生看好藕池鄞州区与海曙区接合部的位置，决定开发藕池商品房。他选择东临新福庙港，面临启运路，西临藕池村工业区的一块长方形农田，作为商品房开发地。这块田属于海曙区段塘镇吴家村。据俞元根说，造房子是在中间开花的，就是在一片农田中间，造了1号楼，作为公社干部、厂长的集资房。1号楼是象山人开发的，生意不太好。过了一年，布政乡才开始造第二批房子。考虑到在藕池地界，要与藕池人打交道，通达房产公司将建设项目给了他，叫他建造了2、3、4、5、6、7号楼。2、3号楼，是布政城建办负责的。1992年造4号楼时，布政与古林合并。造5号楼时，房产生意好起来了。不过，当时的生意并不好做，他们亏了。因为预售时建材便宜，结果后来建材上涨过快，导致成本大升，结果他与另一个承包商都亏损了，他小亏，另一个黄古林建筑商大亏，最后跑路了，至今未回。后来，生意才逐步好起来，有了几十幢楼房，成为藕池新村。
郭成祜说：“1990年、1991年、1992年，古林镇的通达公司开发藕池新村，其中就是一个吸引处户口。那时候房子卖得很便宜，一套房子只要3万左右。买了以后，可以落户。本身我这里有亲戚的，我一个叔叔在这里，我爸的舅舅也在这里，他们是来种田的。他们说，家里的山区不要住了，这里好。于是，我爸爸就到这里购了一套房。1993年12月退伍以后，就回到了村里。”
郭成〓说：“藕池新村这个土地本身是属于藕池村的，1995年正式成立古林镇藕池新村居委会以后，要求有500户，才可以成立居委会。因为户数不足，藕池村帮忙，将在藕池新村购房的藕池村民划出去。成立居委会后，藕池新村的户口全部划给他们了，包括以前本地的村民。后来弄了几年，居委会规模也大了，我们不好管理，人口普查、换届选举、党员管理这些都比较难开展。我就给书记提建议，把这些户口全部弄回来。当时书记也挺支持的，于是全部划回来了，这样好管理。”
四、两次建村办公楼
自从1974年铁厂搬迁到杨家路头以后，这块地方逐渐成为藕池村的工业区。1990年，村里的办公室也造起来了。原来办公室在新学堂，楼上楼下两间，中间放一个柜子，后面是书记、村长、社长，三个人办公。1990年，杨家路头发展起来，藕池这边也造房子了。当时办公室造了五间，中间一个楼梯上去，两边各两间。现在藕池新村24幢的位置，就是原来的藕池村办公楼。造好以后，二楼、三楼就做村办公室，一楼出租给别人办厂，一边是迎凤食品厂，一边是印刷厂，都是邻村人来办的。当时之所以要将办公楼迁移到杨家路头，是为了方便工业管理。分田到户以后，重点转向了工业。不过，当时会计与出纳仍在新学堂办公。过了几年，经过规划，做了藕池大厦的开发。于是，行政大楼迁移到现在位置，朝东向，靠近大马路，1994年建成，三间三楼。这块地原来是吴家村的，是藕池村跟吴家村换来的。包括现在这条君运路，也是当时从吴家村换来后，才打通的。原来，藕池村缩在里面，交通不便。
五、藕池大厦的自建
藕池新村的建设，迫使杨家路头的工业区转型。李小平说：“藕池大厦为什么要造呢？因为这个地方后来变成住宅区了，藕池铁厂打铁噪音很大，老百姓有意见，就要搬掉。除了铁厂，这里尚有保温材料厂、铸造模具厂、轧钢厂，这块区域有4个企业。镇里领导提出，你们自己搬掉，自己去开发。那时候是村办企业，随时随地可以关的，有的厂长有技术，自己可以做。搬了以后，这块土地就给村里自己开发，这样就建藕池大厦了。这个地方造了四幢房子。吴安光当书记时，造了两幢，大概是1992年造好的。后来两幢是吴纪芳当书记时造的。那时候村里也有一点钱好赚，便宜是很便宜的。后面两幢，卖也是我们卖的。那时候法律没有这么健全，自己造好就卖掉，找土地部门补办一下手续即可，现在就不允许了。现在藕池几幢房子，今后为了发展可能还要搬掉。当时造的时候，用的是空心板，质量有问题，空心板的房子全部要重新做，那时候价格也便宜，原来制度也不是很完善。”
这就是一种倒逼机制。本来藕池杨家路头工业区早已存在了，它是主人。结果，后来东边建起了藕池新村，它是后起的主人，但这是给人居住用的，居民大于企业。于是，公社张世生书记要求藕池村关停工业区，让他们自己开发，于是就建了藕池大厦。所谓藕池大厦，其实也是商品房，是给老百姓住的。当时因为楼房不多，就称为大厦。也因为有别于通达房产公司开发的藕池新村，所以称为藕池大厦。当时张世生还题了字。藕池大厦的四幢房子，今日有单独的编号，称为“藕池新村村大厦”。
吴安光说：“后来就是发展经济，发展经济是当时最热门的，也是来钱比较快的。村里当时想造房子，有很多现在住的房子是村里造的。但是我看这个是好的，当时是顶住压力了，他说不要造了。我说不造，经济上不去，那怎么弄？厂里几间房间，如果拆掉的话，我自己也要造房子。村里造的房子非常好，买一套房子只要2.6万，房子造好以后，一栋房子就相当于一百万。
“一幢房子当时造也要百来万，没有钱。一开始就找到开发公司做，也谈好了。后来动了脑筋，谈比例分成，银行利息照付，钱要到银行去拿。没有钱怎么办？按照现在说的就是加强舆论宣传，藕池大厦房子造好了以后，当时店面房卖900块一平方，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就交钱。几个厂长看看也不错，当时就出资购了。当时藕池的几个厂长，买房子的比较多。钱是很困难的，一定要去贷款。第一幢房子是1992年造的。房子卖得出去，卖得很好。当时是用自己的土地，把老厂房拆掉了，再造房子，经济相对来说比较宽裕。房产证暂时做不出的，通过别的渠道，后来慢慢可以做了。造房子的土地是集体土地，包括附近的厂房也是集体土地，没有土地证的。第三幢房子是1995年，当时村里买的人比较多。当时一套房子2万多，好的店面房，当时900块一平方卖出去的，现在的价值翻了几十倍。开发公司的想法是这样的，我可以赚100万的，为什么要去赚50万呢？为什么要给你分呢？所以就没有合作了。当时的情况，房地产的经济效益是好，可一般的老百姓还看不到。当时我们看看也是觉得还好，当时村里合计，觉得还好，有百来万可以赚。”
据泥水承包头头俞元根回忆，1995年，藕池大厦第一幢房子造好，第二幢打好地基以后，象山吴姓老板过年拿海产时半路上心肌病发作死了，于是代理书记徐定良找他，说他是自己人，生意要交给自己人来做。于是，他接手了第二幢房子。当时，他在造藕池新村5、6号楼。不过，他真的不想造。于是，扫尾第二幢（43幢）后，后面两幢，又给别人做了。45幢位置是翻砂厂。以前建房是石灰砂浆，现在是混合砂浆，质量更好。
六、藕池工业区的开发
接着，就是重新建设藕池工业区。吴安光说：“如果村里一幢房子可以赚一百万的话，那经济效益是非常可观的。这个资金拿过来，就可以发展工业，造工业区了，这个工业区是可以赚钱的。村里卖土地跟造房子相比，实际上是造房子更好。土地卖了，就没有了；房子造好，那钱就来了。现在藕池工业区，已经20年没有动了。当时工业区是150元一平方造的，一年以后这个房子的投资已经收回了。集资房是村里得到的第一桶金，为后来更大的发展奠定了资金基础，它是发展的第一步。
“村里实际上最重大的决策是找地皮造厂房，这是发展经济最直接的。当时造了一排房子，440平方米。当时工业区里，当中路走进去，两边是厂房。就这样开始造的。这样是很好的，150块一平方米的造价，租给人家10块一平方米，等于一年的时间，就收回成本了，厂房还可以再用。藕池工业区的收入是90万一年，村里有90万一年的话，日子就好过了。没有这些厂，村里的收入从哪里来？最早如果不是造这些房子的话，地直接给了房产公司，那村里也没有长久持续的经济来源，厂房也造不起来。”
藕池工业区的建设，总的方向是不断往西迁移的。吴安光说：“开始是迁移到现在藕池社区卫生站那个位置。过了一段时间，乡里说不行，又重新规划，迁移到现在503公交路西边那个位置。当时总共造了二十多排，每排租金4万，共有90万。藕池工业区的建设是分批的，填一些造一些，不断扩大的，不像现在，一次规划一次建设而成。这块田原来是一块差田，都是坟，种田收入很低。”
来村里租厂房的总经理许冲良回忆说：“当时藕池工业内的厂真的很小，你也看不出来是在做什么东西。因为村里的房子是老房子，一排房子里面放了很多工厂。他租两间，你租一间。那时候租房子，不是说像现在这样大的面积。我那时候也租了三间房子，40平方米一间，三间也才120平方米，就是家庭住房一样的，里面什么都没有。那个时候刚刚起步，藕池村刚刚开发，1990年初，慢慢把企业引进来。藕池工业区内地方也不大，但工厂不少，做注塑机的比较多，还有开模具的、做不锈钢的。我们只知道一排有十几幢房子，一排房子里都有很多工厂。按照图纸上看看，应该挺多的。藕池村现在在镇里算好了的，位于东大门，靠近市中心，变化真的很大。我来的时候，这里根本就是老的村庄。”
七、村代理工业会计体制
1986年左右，随着杨家路头工业区的兴起，藕池村确立了由村里代理企业会计的制度。原来是各厂自己设立会计，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后，各小厂就被个人承包了，他们会嫌独设会计成本过高。村里也为了方便了解各企业，便决定由村中集中进行会计管理。郭成祜说：“藕池村有四个企业会计，一个人负责两家企业或者三家企业。这个厂里的账是我们村里面做，他们厂里上交给我们一笔会计费。这四个会计在村里上班的，拿村里的工资，是企业把工资给村里，村里的钱再给到我们，是统一管理的。”徐亚晨说：“1990年，我开始做村企业会计，先在保温材料厂里做会计，然后到塑料厂等做会计。后来村办企业转制为私营企业，他们看我时间也做得久了，税务、工商的人也熟悉，继续要我做。我一边当妇女主任，一边帮7家企业当会计，那时候我真的是忙死了。很温馨的是，老板很信任我。我这个人，做事情不做好，总觉得心里不踏实。后来我真的是来不及做了，我跟书记说，吃不消了，工作量实在太重了。”郭成祜说：“1994年初，藕池村刚好有一个企业会计退下来，其中有一个不做了。村委会考虑到我在部队里学过函授会计，有结业证书，就让我来干。我就这样来了，那天是4月16号，做到1996年12月。”
另两个工业会计是林德庆、张林存。
1995年5月，吴安光不再担任村书记，由社长徐定良代理书记一个月。
第四节／移民涌入
一、临海牛头山水库移民
杜炳地与杜加田，杜加田因老婆的叔叔林年祖在此村中，也移民到此。杜加田说：“我是1984年9月来的。我们这个地方刚刚造了水库，要移民。我移民此村的直接原因是，老婆的亲叔叔林年祖在此。林年祖送他哥哥到山里去，他就跟我们说：还是我们宁波好，到我们宁波去好了。我老婆就认为，叔叔在这个地方，可以帮帮忙，就这么来了。来到这个地方以后，一开始是有7个人来的，我自己家是5个，还有妹妹，还有爸爸，这样7个人，分了10亩7分土地给我种。当时来，我自己也不能种田。他们几个来了以后，先把地种了下去，村里对我们还是蛮关心的。给村里人怎么样，给我们也怎么样，自留地也给我们的。房子是住草房，村里暂时给我们住。开始种田，也是很苦的，我们没有这么多田，也是种不下来，也是日日夜夜自己在种，和老婆两个人这样种。后来我自己盖了两间空心板房，前后门也没有的，窗也没有的，自己就住进去了。后面就有一点钱就搞一下，一点点盖起了房子。我自己也不会种田，可能就三四年，一边种田，一边在外面做生意。”据档案，杜加田1971—1975年当兵；1974年入党；1976—1977年，参加乡工作队；1978—1984年，任副大队长、副书记、民兵连长。李和芳说：“我老婆（杜炳地女儿）是临海牛头山水库那边的，水库被征用了，国家叫她们移民到板桥，板桥自然村土地多，我老婆十四五岁来种田。”
郭梅兰夫妇同样是移民到此。郭梅兰说：“我们是因台州牛头山造水库移民过来的。我们是自己要求到宁波来的。我们有五个女儿，老话讲，生女儿为了女儿好，生儿子为了儿子好。我们为了小孩好，就到宁波来了。我们拿了6亩3分田，住在板桥种田。我们是1986年下半年来的，1987年造房子，造了两间半房子，一直是平顶。9年后，房子再造上去。当时很困难，我们没有钱，小孩要上学。村里人很好的，给我们钱，给我们支票，让我们到银行拿。他们就是1万块钱、5万块钱，直接给我们造房子。第二年房子再造上去，前面可以晒谷。小孩要上学，我们没有钱上学，这里的妇女主任叫阿玲，说要让孩子读书。五个小孩上学没有钱，怎么办呢？妇女主任挺好的，给我们钱，叫他们上学。她说：你一个女儿我养得起的，一个女儿跟我好了。我小孩也挺懂道理的，讲自己家里没有钱，就不上学了，一个初中毕业，一个还没有毕业。我把钱还给她，她说钱不用还。我说谢谢，非常感谢她，我真的是非常开心的。后来三个小孩上学，还有两个女儿上班了，这样慢慢条件好一点了。我和我老头子过来，挣两块钱一天，我做30天才60块钱。我老头子种田种好，有空了就造房子，15块一天，真是非常困难，慢慢地一步一步好起来。这里村里的人很好的，别人会看不起你，说你是外地人，但这里人是挺好的，家里的东西都会给我们拿过来。当时来的时候，先到包家。以前这个路都是泥路，很小的。车子卸下来，再用船，开到新学堂，我们住在这个学校的。后来，房子造好以后，搬到板桥去。房子造好以后，按照地基算，100块多点一间。我们过来，分红、劳保什么的，都按照宁波人一样的。八月十六，年纪大的人分月饼，三八妇女节分纸巾，过年了分汤圆、瓜子，什么都有的，我们村里是挺好的。现在好了，我们也挺高兴的，板桥房子拆迁时，我们分了两套房子。”
村文书兼会计郭成祜说：“杜加田他们早一点，后来陆陆续续进来的也很多。第一批是水库移民，因为他们那边是山区，有山林基地，就像我们的自留地一样的。他们是牛头山水库移民，他们移民之后，可以投亲靠友的投亲靠友，不能投亲靠友的，国家来给你安排。移民之后，他们的山林基地费交到我们村里面来，正好这边缺人，田没人种。那时候我们的田有1200亩，田真的很多。你想，我们有1200亩田，本村村民只有300户，种不了，所以把他们拉进来。”
二、种田移民
徐森林说：“1982年以后，来了很多外地人。本地人有的是年纪大了，有的是到外面厂里去了，田没有人种了。”郭成祜说：“1982年分开单干，本身村民的公粮交不了，但又不能拖的。一户人家有10多亩田，两个劳力又要上班，根本种不了。村里没有办法，社长徐定良叫上杜加田，到我们临海去拉人，拉过来种田。通过一年两年，他们看看还不错。那个时候，人的思想还比较保守，不肯离开老家。这样拉进来的人，大概是99个。这种种田拉进来的，占移民的三分之二以上。三分之一是通过政策进来的，有些人可能买房了，有些是企业办到这里了。”
杜加田说：“这里一块田很高，水打不上去。那时候党委书记、赵社长就说叫人来种黄桃。赵社长当书记，开会说要去找人，要找会种黄桃、会管理黄桃的人。开会时，我也在的。”季贤兵说：“我们有一个老乡打听到一个消息，说藕池可以种黄桃40亩。当时厂里桃子树苗也给买好，三年水电免费的。我们非常高兴，我们三户人家就过来了。不过，来了以后非常吃惊。我说，山上可以种桃，水里可以养鱼，这地方怎么可能种桃？这块地在工业区内，地势非常高，水打不到，根本不适合种黄桃。我们信心不足，那时小孩都是小小的，最后都悄悄走了。到了1984年下半年，地什么的都弄好了。1985年春节过后，我们又来了，此时桃树已经种好了。村里担心我们不肯来，电报打过来，说可以放牛了，我们就又来了。当时书记也是这样说，说杨家路头的杨家已经搬进来了，你们愿意去也可以去。那时4户人家，分别种40亩黄桃。当时村里是很穷的，社长让我们造房子，急死了，他说如果不造的话，你们又要回去了。造房子的批条也是社长写的。第三年，天下雨，水漫上来，黄桃只有一半可以吃，1斤卖四五块，挑出来的几个好点的桃子，就卖10块、20块。第四年，说种桃还不如种席草好，就把桃子树挖了，种水稻。拖拉机也进不来，地和水泥地一样硬。水稻刚好种了一年，村里搞工业区了。”
蔡品志是典型的种田大户，1992年左右来村中。蔡大利说：“父亲（蔡品志）来了，田种了二三十亩了，把两个弟弟带来了。他原来在村中当生产队长当了几十年，他是种田大户，自己有耕牛，田种得好。那时候，大队部在杨家路头，当时是（吴）安光当书记。第一年，二三十亩早稻种了，他们来看，安光说：这个是像种田大户了。女村长阿玲也讲：老蔡这个种田是像样的，种田种得很好。这个田种得好，虫子也不来吃的。早稻种下去，到了下半年，我父亲将两个儿子户口迁进来，父亲自己的户口没有迁进来。”
郭成祜说：“当初来是两批，一批好像是种黄桃的4户人家。我是把他们分类，种黄桃的一批，还有种田的。黄桃的那块田弄掉了，附近的田都给他了。我记得藕池村分自留地最晚的是1987年，1987年以前进户口的话全部有自留地。我是1992年进来的，就完全没有了。分批的话，也可以算是三批，第一批是我们村里领导出面把人拉过来的。那一批是在1982年到1986年之间来的，那批人不少的。像我叔叔（郭小占）就是1986年来的。第二批是种黄桃，以前这个地方是种黄桃的，后来黄桃挖掉了，变成田了，就没有人种了。1990年以后，陆陆续续进来的是他们的亲戚朋友，像杜加田弟弟（杜炳地）也过来了，土地要给弄5亩、10亩。两三年以后，如果表现好的话，户口也可以进来。实际上，很多人也不会种田的。准确地说，他们那边种田的技术和习惯，跟我们这边不一样。那边是山田，土地不多，每个人只有四五分田。我听我爸说，我们家里6口人的话，每个人只有四五分田，加在一起只有二三亩田。到这里不一样了，最起码给你10亩。那怎么办呢？要慢慢学。他们那边种点自己吃吃，优哉游哉的。这个地方就不行，有季节性。我们李书记说以前自己很苦，早上三四点钟开始就要拔秧了，中午太热不能种的，晚上一直要种到八九点钟，蚊子很多。第二天，人正要睡觉的时间，生产队队长来叫起床了，快拔秧去。当时有1220亩田，只有300多户人家，你说平均每户要种多少？临海那边，有些地方是用电的，有些地方的稻桶是用脚踏的。这里全部用机器，是水田，机器在泥里陷下去，拉也拉不动。所以1983年有互助组，你帮我，我帮你。1990年前后迁进户口的人特别多，等到1996、1997年，人口饱和了。宁波一开发，土地什么的开始慢慢用来搞建设了，土地少了，不可能再去叫人种田了。到2005年，好像已经发展到200多人。
“还有小部分是办厂或空挂户。我是买房空挂而落户的。因为我的一个叔在这里，我爸的舅舅（蔡品志）也在这里，他们是正式来种田的。他们说：家里的山区不要住了，这里好。我家里兄弟姐妹4个，都是差2岁的。1992年，我在藕池新村购了房，落了户。
我那个时候当兵，1993年12月退伍回村工作。”
张杏芳说：“种田人越来越少了，后来里山（山区）人都涌进来了，本地人不愿意种田了，有的是开厂，有的是去做生意了。田分到户，都是给里山人种了。我一开始也种了两年，后来我也不愿意种了，就到厂里去了，到保温厂。早稻放半个月假，弄好后再到厂里去。”吴升月说：“有些人是移民来的。80年代开始有外地人来了，1985年后来了很多，到现在有30多年了。第一批是皎口造水库移民，当时板桥有3户人家，藕池、姜苏、板桥加起来总有5户人家，这是国家政策移民。后来有干部个人介绍来的，前面一排14套别墅，外地人10套，本地人只有4套。他们来了以后乱搭，面积都算进去了，这样别墅都被分去了。”李和芳说：“藕池村里面有三个自然村，四百来户人家总有的，现在是430户左右。最早藕池村是城郊接合部，迁户口早就关闭了，不能迁进来，只有我老婆那边临海等种田户迁移进来，之后全部关闭了。其实，我们本地人做得很辛苦，最幸运的还是他们移民户。我结婚没有房子，像这种坟滩地不敢造，移民户就没这个忌讳了。到拆迁，要分给他们很多房子。他们拿三四套房子的人很多，本地人只有1套或者1套多点。这些人都是温岭、黄岩、三门人。2003年，贵州、安徽来宁波打工的就很多了。藕池那时候已经没有田了，房子、高速路口都已经造完了。”
徐仁定说：“那时候是村里人，后面就是外地人来了。一开始来的水库移民，叫村里人。后来人多了，就叫外地人了。那时候是改革开放了，多起来是1990年以后。这也是靠外地人的，如果没有外地人，这么多厂找不到工人的。厂办得多，本地人不够，本地人一些辛苦的活不肯干，都是外地人干，现在外地人起码占到厂里员工的80％。外地人到我们村里来，他们自己去租空房子，村里人就在隔壁住着，厂里也能顾得上。”
第五节／加速发展
一、吴纪芳为书记
吴纪芳说：“我当支部书记，从1995年8月2日开始，一直到2016年7月13日，前后22年。作为村支部书记，压力比较大。作为村支部书记，第一要对得起党心，第二要对得起良心，第三要对得起藕池村老百姓。藕池村村级经济发展过程中，开始比较薄弱，现在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原来几十万到现在有几百万、上千万村级可用资金，在上级党委正确领导重视下，村支部一班人积极发展村级经济，提高老百姓生活质量。”李小平说：“1996年以后，他当时年纪也轻，上来以后，总要多做一点工作，他是镇领导派到村里当支部书记的，之前是农机站的，那时候农村有拖拉机，他原来是布政乡农机站站长，后来古林、布政、蜃蛟合并了，这样就有三个站长了，多了。当时他们有一个选择，可以下海经商。那时候提倡下海经商，我们书记下过海了，就是做蔺草生意，所以就让他来做党支部书记了。他来当书记了以后，开始也很有勇气。”
徐亚晨为妇女主任。她说：“1995年换届以后，我就上来当妇女主任了。当时吴纪芳找我谈话，他说：要么村里妇女工作你来做。那时候我想，我做不好的，我只能做会计。他说：不会做，好好学呀，有人带的。我文化程度是高中毕业，是古林中学毕业的。我入党是1995年10月的事。入党积极分子时期是在布政无线电厂工作时，转正期是在村里，1995年10月转正了。然后进了支委，那时是1996年。后又进村委。每次支委会投票，总是我最高。”
二、修缮村道
上任初，吴纪芳便大力修缮村道，就任第一年即花大手笔修缮村道，彻底改变了该村交通不便的旧貌。这就是今日村人所称的丁字形路，正式名称为君运路。藕池大道的西头，修起了牌楼。
三、开通503路
1998年，为发展经济，搞活城乡流通，吴纪芳积极奔走，与市公交公司协商，开通藕池至市三院503路公交车，总投资需53万元，村投17万元左右，公交公司36万元左右。503路公交的引入，使藕池村与宁波城区接上，出行更为便利，出租业大为兴起。张吉峰说：“原来这边是不通公交的，我们小时候要到宁波去，要么骑自行车，要么就走路到段塘，走路到丁家，坐6路车过去。503开通后，藕池的房子就涨价了，那个时候房子800元一平方米，但是是没人要的。”
四、扩建村属工业区，引进外来企业
交通改善，使该村投资价值猛增，他又带领集体积极扩建村属工业区，做大做强村级经济。工业园区三家大企业用地32.28亩，厂房竣工，已投入生产。
吴纪芳接任以后，一方面，根据上面要求，对原有的村办企业进行转制。1995年，对新星塑料厂等企业转制进行设备拍卖、签订协议。另一方面，则不断地引进外来企业来村办厂。1996年，为了发展企业生产，引入宁波鹤峰厨具有限公司、宁波杰佳不锈钢有限公司2家大厂，投入厂房及资金440万左右。
1998年，新建宁波三友机电有限公司厂房，总投资需520万左右，村投入175万左右（包括土地投资）。1999年，引进3家企业：宁波终端电器公司，征田14.965亩；宁波杰利模塑公司，征田6.189亩；宁波杰丽斯文具公司，征田5.875亩。2000年3月，引进牟纪法的宁波光达不锈钢厂、应卫国的宁波印花厂、张容的宁波三友机电有限公司3家企业，批准土地15.75亩，计10％回报。2001年2月1日，引进宁波兴驰塑料厂和宁波鑫潮工艺品厂2家企业，扩建3家企业：古林林峰模具厂、模具车间、宁波鄞州吉林顺达文具用品厂。5月1日，扩建鄞县良宝文具厂厂房，顺利投产。2002年3月1日，引进宁波大榭开发区甬甬钢管厂、宁波鄞工缝机械厂、宁波文斌竹木制品厂3家企业。2004年1月30日，村支部扩大会议，统一板桥工业区征田安排。
吴纪芳说：“外来企业引进，厂房是村里造的，投资方面，书记压力很大，不可能百分之百成功，投资会有风险的。但我们还是始终坚持固定投入、固定回报为主，不盲目投资。上次我跟老板说，我们村里固定回报是可以的，我投多少土地、多少资金，你给我20％回报就可以了，土地算100万，资金我投了200万，一共投了300万，20％回报就是每年给60万。我说你是个私企，我是村级经济，两个捆在一起，自主权、经营权都在企业，企业可以在设备上做文章，比如一台摄像机，可以买进口，也可以买国产。第二，在原材料上做文章。第三，经营费用可以做文章，吃一顿饭一千块也可以，一万块也可以，住宿也一样，宾馆好一点差一点都可以。”
徐亚晨说：“我兼村里工业会计，负责厂房的租赁、出租，一共有三四十家厂房出租，在板桥工业区，还有村前面藕池工业区也有三四十家企业。房租那时候只有8块每平方米，很便宜。从吴安光做书记就定下来了8块每平方米，一直没有变过。有些租客自己发展好了，厂搬到外面了，他自己再转租，从中赚钱。村里收入一年只有200多万。我负责收租，工作量也很大。我们村里是先租后收钱，好点的老板，一年到了就全额付清，还有一些人，他说资金很紧张，要一趟一趟地去找他。有的老板素质低，就故意拖着不交。譬如原来塑料厂那个老板，段塘人，搬过来，半夜逃走了，村里房租费收不到，就损失掉了。这就是政策定得不对，应该要先付钱后租。今年价格提高了，但具体合同没有签过，这个政策一定要定下来，先交钱后用，否则的话，村里经济还是要损失，这也是村里主要收入之一。早收和晚收一天，利息也差别很大。当时书记是这样想的，多数厂长是本村的，塑料厂、不锈钢厂都是本村人做的，想着本村人要扶持一下。后来外地人也来租了，情况就变了。”
五、第二轮土地承包
郭成祜说：“我们一轮分田是1983年，二轮的话是1998年，我们是宁波市搞试点的。1998年，宁波市在藕池村试点第二轮土地承包，宁波市政府跟区里面的人到我们村常驻。应该是1982年、1984年，到2000年为止，承包期16年。根据我们村里试点搞出来的成果，在全宁波进行推广。
“我们有专门的一条政策，是动账不动田。以这个为指导，不可能把全村的田都拿回来，再每户人家抽签分，这个工程量太大了，就根据多少人口，每个人分多少田，如果超出这个，一个人比如有4分田，5个人的话就是2亩田，超过2亩田的属于承包田，承包田跟分的田政策不一样的，包括以后卖都是不一样的。每户人家多少田，多少自留地，这些东西都统计清楚。什么叫动账不动田？就是账面上可以动，比如当初我第一轮承包15亩的，后来划出多少亩的，这个账要重新动了。不动田的意思是说，整个村里的田，不可能再收回来重新分，只是账面调整。这个是参考宁波市第二轮的土地承包政策。1998年时，藕池的土地有60％以上被征用了，每户人家还有一些田，有些一亩多一点，有些只有七八分，最多的还有三四亩。”
六、补交福利费
郭成祜说：“1995年、1996年，要求种田的外来移民补交福利费。这个福利费，在整个宁波市，藕池最早开始搞。我们当初是这样考虑的，外来人口也要享受藕池村的劳动成果的话，你必须要交福利费，相当于入股的意思。我们当时提出的名字叫福利费，后来全市都推广了。吴纪芳书记说，种田的人要享受我们藕池村的劳动成果，必须要交费。这个费怎么算呢？譬如1980年藕池村总资产是1000万元，社员1000人，1000万元除以1000，每个人是1万元。1万元再打对折，交5000元，这样，你可以享受藕池村各种福利。”余忠芬说：“村里老百姓提出来，这是祖宗三代积累下来的，外地人走进来，样样跟他们分，这怎么行？后来书记脑筋动出来，藕池村大概有多少资产，平均到每个人头上算一算看看，每人有多少积累。最后，平均每人8000多元，外地人就把这个费用上缴村里，算积累费。”
七、土地征用
郭成祜说：“藕池村以前很穷的，当初我们藕池村也有企业的，企业的电费是我们村里统一支付的，我们村里问他们收。我当出纳，付钱的时候银行账户里钱不够了，怎么办？如果电费不交，就会停电。如果企业停电的话，我们也受损失的，没办法，因为企业还没有交上来，他们要先统计好，我们再去收，等我们收好的话，就来不及了，所以只好借钱，问个人借，一般就是书记主动拿出来。到1997年，日子仍不好过，这个垫一下水电费的钱都经常没有。”吴纪芳说：“勤劳致富，我们是一步一个脚印发展起来的。现在我们土地没有了，原来土地有987亩，杭甬高速公路建设征用147亩，这次杭甬互通立交又要征用190亩，再加上机场路的82亩，国家征用藕池村400多亩地。另外，原来镇通达房产公司开发征用土地，包括我们村新农村建设，也用了不少土地。目前板桥还有130亩土地，都是农保地。”
八、治安的严峻
郭成祜说：“以前1996年、1997年、1998年，随吴书记都搞安全、调解工作。当时吵架的人很多的，一年最起码有十多次。以前动不动就吵架，吵架了很麻烦，要把大家拉过来，跟他们谈，给他们解决，一天不行两天，两天不行三天。常为了一点小事情，就打得头破血流的，一般都是本地人跟外地人吵架，还有企业员工和老板，这种劳务纠纷多了。”郭成祜又说：“以前，每个星期晚上都要查夜的，一到两天查一次，查到夜里11、12点，也有查到凌晨2点的，我们那时候有老房子，暂住人口很多。我们本村村民，包括藕池新村，大概是900人，外来人口最起码有1000人。现在外来的人也不少，相对来讲国家对这方面的管理水平提高了。以前做暂住证的话，我们要收费的，一个人要120块钱。比如一家3口人，就要360块了。他们基本上能不做就不做了，但那是不可以的，我们查夜都要查证的。现在暂住证是免费的，这样的话，人家会自动上门来做了。还有出租房屋是要房屋出租许可证的，也要问房东去收，所以以前的事情也多。现在很多事情都免掉了，比如暂住证免费了，最多花工本费6块钱、8块钱，这样是好的。中国的流动人口数量太大了，很多人今天住这里，明天住那里，到一个地方就要做新的证。现在的管理就好了，方式改变了。大家的法律意识慢慢增强了。
“外来人口，以前是我管的，从1996年、1997年开始，一直管到2000年。那时候都是我跟村主任晚上查夜，我们登记工作做得很好。表格上面写明有几个人，下面是地址、身份证复印件粘上去，我这个方法后来被推广了。身份证登记好，建档了，有的人心里就会有点虚的。那时候我们没有电脑，现在很方便了，全部把资料输入电脑，照片登记进去，一查就什么资料都查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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藕池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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