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曙区图书馆 内容
一、末代生产队长
1977年8月15日，江根星继续为书记，赵宏海与李阿凤为副书记。吴竹庆、吴安光、张杏芳、姜岳海分别担任组织、宣传、保卫、后勤委员。
1977年，划分为9个生产队。
1979年，合并为六个队，生产队长名单如下：
徐定良，1976年担任种子队队长，1977—1979年担任7队队长。姜岳祥说：“我队长做到了1977年，后来分田到户了。我们队长是两年选一回的，还是叫我去当，我是也不想做，事情非常繁杂的。我1977年生病了，让姜阿利代。病好了以后，我也不做了，让他做了。姜阿利也说不做。他原来是生产队做会计的。后来是张阿（志）芳弄了两三年，他是这儿保温厂的。之后是戚明华做了几年，后面就承包到户了。”戚明华说：“从1978年至1982年，我就做了4年的生产队长。分田到户之后，我们生产队就结束了。我当队长时，形势也是比较好了，后面政策来了，就分田到户了。后来做社长，分田到户，生产队储备粮也有了，板桥的生产队一队有二万多斤。藕池又没有储备粮，我们都把钱给了村里，我们社员都没有分过，村里墙角角落头发展了，造村办公室。后来搬到这个新房子里来了，是吴安光当了书记，徐定良当社长。那个时候交通工具都是船，每个生产队2只船和2只牛，1000多亩田，1辆拖拉机。以前也没有石子路，船运着拖拉机到板桥，再搬到岸上使用。”
陈惠信说：“我做队长是1978年，一直当到1982年。当队长样样自己都要带头，是最苦的，生产队一级的队长主意也大。那时候有三级，生产队、大队、公社。十多户人家一个生产队，每天要种田了，做什么了，都要队长去叫，要去带头，否则的话人家不做的。生产队都是按劳分配，以前做是做，但没有吃的。生产队又不一样了，自己样样要做，都要按上面的政策来。后来两年开放了，就不一样了。最早生产队每日是挣工分的，你今天出工了，给你10个工分，所以不少人是出勤不出力，做是做，但没有成绩。后来两年好了。1982年分田到户了，就是个人的了。”
张信良队长早已过世，他母亲李和月说：“儿子读到六年级，是在藕池读的。小学毕业种田，以前当小队长，也入党了。小队长当了蛮多年，也蛮出挑的。以前他也没得吃，我也没得吃，有时候借点钱给我，平时也没有的。他也有小孩，也没有东西吃，以前只有40块一年，有点钱给你送一点，以前也没有东西的。”陈高华说：“舅老爷张信良是9队队长，当了8年队长。他一直做得很苦，改革开放后也很苦的，比老生产队时期还要苦。后来因车祸死了，现在这么好的房子没住过。”据党员档案，张信良1956—1959年在藕池头庙读小学；1959—1961年，在沙塔庵小学读书；1961—1963年，在礼嘉桥小学读书；1963—1980年，担任生产队副队长；1980年，担任第九队长；1984年，到提炼厂工作；1985年，到翻砂厂工作；1986年，到钳子厂工作。
姜国城说：“我们那个时候，生产队队长在我们村庄里面。我从有记忆开始，一直到高中毕业，有好几届生产队队长，最早的一个生产队队长是蛮好的。总的来说，生产队队长在我们小孩子心目当中是一个官，而且在我们小孩子心里是做事情公平公正的。因为那时候是拿工分的，我们小孩子不管是初中生也好，高中生也好，放假了也要工作。我们板桥村是藕池村生产队7队，一个特点就是劳动力少，田多。有几个生产队是田少，劳动力多。我们割稻，比如2毛4分钱，那时候生产队有队长，有出纳，我们一天干下来，跑到生产队队长那边，把自己单子写好给出纳签一个字，可以到出纳那边拿钱了。那时候分东西，譬如分稻谷、分茭白，等等，都是很和谐的。所以村里面留给我的小时候的记忆，没有什么负面的，很美好。”
二、进社办企业
蔡菊英说：“关了以后，公社胶丸厂收人了，我就过去了。我17岁到胶丸厂，那是1971年4月15号。人家要面试的，要来打听的。人家来打听，大家说这个姑娘很好，非常稳，也从来不会乱弄，他们才会要。那时候也苦的，虽然我在厂里，也没什么吃的，只有13块5毛一月。我和我母亲要生活，姐妹们都嫁人了，都得照顾自己家里。我在厂里，午饭就是几分钱，一点盐汤，吃点咸菜，是很可怜的，很苦。后来分田到户了，我有田分了。我那时候在胶丸厂也是很会干活的，也培养徒弟，现在一些徒弟也都还在走动，40多年了还关系很好。后来培养我入党了，厂后来关闭了。”张富昌说：“我37岁（1976）进机电站，机电站是集体单位，算最好的了，我做了七年。那时候段塘到古林的路已经通了，造路大概是在毛主席去世的那年（1976）,我参与了筑路活动。路通了以后，江根星书记说：小张，你对公社贡献也很大，现在田里你也不用去了，机电站和服装厂，随便你选好了。那时候机电站算最好的，就这样去了机电站，那时候我已经36岁了，在机电站做了7年，然后站被个人承包了，我就回到了家里。”1977年，张如芳到鄞县床单厂工作。1984年，回家退休。李安明说：“我老婆以前在布政第八服装厂，因为我妈是妇女主任，每个老干部有一个人可以照顾，于是我老婆去了服装厂。她就做到了退休。”徐彩宝、儿子江飞龙到布政活塞厂工作。徐彩宝说：“工资13块5毛一个月，三班制的。回来以后，半夜做凉帽，白天也做凉帽，做了才有得吃，以前真的是苦。”
三、“地富反坏”四类分子摘帽
1979年1月，中央颁布政策，摘除“地富反坏”四类分子的帽子。于春玲说：“我以前在慈溪，政治背景还行的。到了这里，就成了地主、富农。我结婚那年，刚好地主、富农帽子摘掉。在谈对象，当时他们家还是地主、富农。还好帽子摘掉了，我也可以出头了。”这对藕池村大批地主、富农、大佃农家庭来说，是一个福音。此前，他们受尽种种政治歧视。
1977年8月15日，江根星继续为书记，赵宏海与李阿凤为副书记。吴竹庆、吴安光、张杏芳、姜岳海分别担任组织、宣传、保卫、后勤委员。
1977年，划分为9个生产队。
1979年，合并为六个队，生产队长名单如下：
徐定良，1976年担任种子队队长，1977—1979年担任7队队长。姜岳祥说：“我队长做到了1977年，后来分田到户了。我们队长是两年选一回的，还是叫我去当，我是也不想做，事情非常繁杂的。我1977年生病了，让姜阿利代。病好了以后，我也不做了，让他做了。姜阿利也说不做。他原来是生产队做会计的。后来是张阿（志）芳弄了两三年，他是这儿保温厂的。之后是戚明华做了几年，后面就承包到户了。”戚明华说：“从1978年至1982年，我就做了4年的生产队长。分田到户之后，我们生产队就结束了。我当队长时，形势也是比较好了，后面政策来了，就分田到户了。后来做社长，分田到户，生产队储备粮也有了，板桥的生产队一队有二万多斤。藕池又没有储备粮，我们都把钱给了村里，我们社员都没有分过，村里墙角角落头发展了，造村办公室。后来搬到这个新房子里来了，是吴安光当了书记，徐定良当社长。那个时候交通工具都是船，每个生产队2只船和2只牛，1000多亩田，1辆拖拉机。以前也没有石子路，船运着拖拉机到板桥，再搬到岸上使用。”
陈惠信说：“我做队长是1978年，一直当到1982年。当队长样样自己都要带头，是最苦的，生产队一级的队长主意也大。那时候有三级，生产队、大队、公社。十多户人家一个生产队，每天要种田了，做什么了，都要队长去叫，要去带头，否则的话人家不做的。生产队都是按劳分配，以前做是做，但没有吃的。生产队又不一样了，自己样样要做，都要按上面的政策来。后来两年开放了，就不一样了。最早生产队每日是挣工分的，你今天出工了，给你10个工分，所以不少人是出勤不出力，做是做，但没有成绩。后来两年好了。1982年分田到户了，就是个人的了。”
张信良队长早已过世，他母亲李和月说：“儿子读到六年级，是在藕池读的。小学毕业种田，以前当小队长，也入党了。小队长当了蛮多年，也蛮出挑的。以前他也没得吃，我也没得吃，有时候借点钱给我，平时也没有的。他也有小孩，也没有东西吃，以前只有40块一年，有点钱给你送一点，以前也没有东西的。”陈高华说：“舅老爷张信良是9队队长，当了8年队长。他一直做得很苦，改革开放后也很苦的，比老生产队时期还要苦。后来因车祸死了，现在这么好的房子没住过。”据党员档案，张信良1956—1959年在藕池头庙读小学；1959—1961年，在沙塔庵小学读书；1961—1963年，在礼嘉桥小学读书；1963—1980年，担任生产队副队长；1980年，担任第九队长；1984年，到提炼厂工作；1985年，到翻砂厂工作；1986年，到钳子厂工作。
姜国城说：“我们那个时候，生产队队长在我们村庄里面。我从有记忆开始，一直到高中毕业，有好几届生产队队长，最早的一个生产队队长是蛮好的。总的来说，生产队队长在我们小孩子心目当中是一个官，而且在我们小孩子心里是做事情公平公正的。因为那时候是拿工分的，我们小孩子不管是初中生也好，高中生也好，放假了也要工作。我们板桥村是藕池村生产队7队，一个特点就是劳动力少，田多。有几个生产队是田少，劳动力多。我们割稻，比如2毛4分钱，那时候生产队有队长，有出纳，我们一天干下来，跑到生产队队长那边，把自己单子写好给出纳签一个字，可以到出纳那边拿钱了。那时候分东西，譬如分稻谷、分茭白，等等，都是很和谐的。所以村里面留给我的小时候的记忆，没有什么负面的，很美好。”
二、进社办企业
蔡菊英说：“关了以后，公社胶丸厂收人了，我就过去了。我17岁到胶丸厂，那是1971年4月15号。人家要面试的，要来打听的。人家来打听，大家说这个姑娘很好，非常稳，也从来不会乱弄，他们才会要。那时候也苦的，虽然我在厂里，也没什么吃的，只有13块5毛一月。我和我母亲要生活，姐妹们都嫁人了，都得照顾自己家里。我在厂里，午饭就是几分钱，一点盐汤，吃点咸菜，是很可怜的，很苦。后来分田到户了，我有田分了。我那时候在胶丸厂也是很会干活的，也培养徒弟，现在一些徒弟也都还在走动，40多年了还关系很好。后来培养我入党了，厂后来关闭了。”张富昌说：“我37岁（1976）进机电站，机电站是集体单位，算最好的了，我做了七年。那时候段塘到古林的路已经通了，造路大概是在毛主席去世的那年（1976）,我参与了筑路活动。路通了以后，江根星书记说：小张，你对公社贡献也很大，现在田里你也不用去了，机电站和服装厂，随便你选好了。那时候机电站算最好的，就这样去了机电站，那时候我已经36岁了，在机电站做了7年，然后站被个人承包了，我就回到了家里。”1977年，张如芳到鄞县床单厂工作。1984年，回家退休。李安明说：“我老婆以前在布政第八服装厂，因为我妈是妇女主任，每个老干部有一个人可以照顾，于是我老婆去了服装厂。她就做到了退休。”徐彩宝、儿子江飞龙到布政活塞厂工作。徐彩宝说：“工资13块5毛一个月，三班制的。回来以后，半夜做凉帽，白天也做凉帽，做了才有得吃，以前真的是苦。”
三、“地富反坏”四类分子摘帽
1979年1月，中央颁布政策，摘除“地富反坏”四类分子的帽子。于春玲说：“我以前在慈溪，政治背景还行的。到了这里，就成了地主、富农。我结婚那年，刚好地主、富农帽子摘掉。在谈对象，当时他们家还是地主、富农。还好帽子摘掉了，我也可以出头了。”这对藕池村大批地主、富农、大佃农家庭来说，是一个福音。此前，他们受尽种种政治歧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