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曙区图书馆

一、并队
  1965年开始，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说小小队是“走资本主义”，结果是把小小队并成大小队。包文华说：“一开始4个生产队，1967年，并大队了，4个并1个队，就是一个锅里吃饭。”1967年1月，林德庆为队长，一直到1980年。1967—1975年，徐定良担任板桥大队副队长，此前1961—1966年他担任6队副队长。这一年，张杏芳为队长。
  队长葛小其说：“我7岁读书，先到方家耷读书。读到二年级，换到了藕池读书，读到四年级。从五年级开始就到了礼嘉桥读书。读到六年级，就开始‘文化大革命’了，我就没有读书了，去参加生产队了。以前入社要交钱进去的，要不交家里有田、牛、耙等。要入社了，东西要拿进去，比如说30个人一个生产队，都是要评级别的。我是15岁进生产队的，当时交了400多块，那时没有钱，人也小，生产队粮食给你拿的，但是钱从里面抵扣掉，抵扣了好几年。我16岁种田，17岁就当了生产队的副队长。因为我技术好，我级别加起来起码四级。以前，一个小队，一个正队长、二个副队长，我就是其中一个副队长。后来一个队分成了两个队，那时我19岁，就成了生产队队长，一直担任至分田到户为止，总共十多年的队长。开始是集体的，就吃大锅饭。1983年，就分田到户了。以前的生产队长类似现在的车间主任，自己也要去干活的。自己不干活是不行的，一定要自己带头。”据档案，葛小其1960—1963年在方加耷小学读书；1964—1966年在藕池小学读书；1969—1972年务农；1973—1978年任副队长；1978—1982年任一队队长；1979年7月入党；1980—1982年兼任大队团支书、民兵连长、畜牧主任，被选为布政公社第10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2—1983年，在宁波运二车队做工；1983—1985年任村金属提炼厂厂长；1985—1986年任村模具制造厂副厂长，兼自由村村长、党小组长。
  队长张杏芳说：“1958年，我也才17岁，挖南塘河。后到队委会任职。1966年，当了生产队长。1972年，入党，当大队支委了，治保主任也当过，团支部书记也当过。共产党的政策好，重用贫下中农，所以当了干部。当队长，要老百姓听你的。如果不听你的，也没有用。队长一直当到1979年。1979年到铁厂当厂长去了。到1982年，又到生产队当了一年的队长。1982年的下半年，分田到户了。1978年那时候，‘大佃农’的帽子摘掉了。我们就是靠共产党，如果没有共产党，我们这样的人老早死了。现在形势是好，支部也好，也都关心你。”据档案，1959—1961年，他在古林红专学校读过书。
  队长姜冲德说：“我13岁（1965）参加劳动的，在生产队干活。后来（1967）生产队并大队了，原来是4个队，我们并成1个队。那时候我当队委会委员，才16岁（1968）。后来又分队了，分2个队，我当了生产队长。那时候到皎口水库去造水库，在那边做了一年。随后到水电处，那时候水电是归浙江省水电三处管的，要招粉碎工，工作就是钻洞、打洞、冲山，就把我叫去了。我在水电三处做了大概一年半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又当生产队长。水电三处的军海码头招宝山要开发了，要造码头，那边三处又招人了，我又去了，大概去了一年半。那边不需要了，然后又回来。回来，又当了队长。我在村里也当过队长，那时候因为是大队，我在大队里当团支部书记、民兵队长。我自己是没有什么文化，那时候当干部也不讲什么文化的，人家信任你就可以。因为生产队长是老百姓选的，像现在这样选举的，这是硬碰硬选的，每个人都要投票，你选不上的话，也没有办法，让你当队长就是当队长。至于团支部书记，这是大队里信任你。
  “当生产队长，要分配社员工作，什么人做什么活，每天安排好。要开开会，搞搞活动。以前别的没有，就只有田里的活。以前都是坟滩，田间也是坟滩多，人去干活，钻进去以后都看不见的，要我父亲到下面去找我的。现在没有了。以前塘也都是坟滩地，‘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已经开始弄了，后来慢慢弄掉了。这个是要人挑的，挑到河边倒掉，全部处理掉，这样土地可以增加。这个填了很多年，前后十多年，每年都要拆坟，家里没有事了，田也没有种了，没有什么活干，就是挑坟滩。这是非常苦的，我13岁参加劳动，刚刚开始挑坟滩，我人还没有挑土工具高。没有人跟我搭对，只好和最大年纪的人搭档，就是杨祖全。
  我最小，他最大，就搭档了。我挖得非常快，他挖得不快。村里以前苦，他和老婆没得吃没得穿，夫妻两个到田头去干活，吃点冷饭团，用酱油下饭。干活都是记工分的，10级就是10分，9级就是9分，按照工分算的，到年底了算总账。中途收了早稻、收了大麦，就暂时发给你多少，预支付一点，付200块、100块或者是几十块。到了年底有可能还超支，那还要还呢。以前也没有办法，总共才200多块钱收入，像我这样的有290块、300块吧。像徐定良算是最好了，最起码有300块。我们藕池村里基本也就200、300块，再多也没有了。因为那时候的田没有别的地方好，以前坟滩特别多，产量是有高低的。以前稻子一亩产三四百斤已经高兴死了，现在几千斤一亩都有的，那是不一样的。现在也有钱了，科技不一样了。以前400斤已经很好了，一般都是二三百斤的。碰到坟滩地，田都是很硬的，稻子倒是长得很好，虫子也不会生的，但是没有什么产量。”
  社员包文华说：“在人民公社干活是这样的，4点钟就起来了，干两个小时活，再煮饭、上班。吃好饭，过个把钟头，又要去干活了，干活干到11点。以前藕池有三个生产队，大队就像部队里一样的，煮好了饭，就来叫歇工吃午饭了，就像在工厂上班一样的。我爸在皎口水库做了两年，后来回来了，在田里干干活，我在生产队里干活，每年都有奖金拿。其实也不是钱，以前都是一只搪瓷杯、一个脸盆、一块手巾这些东西；奖状也是有的，一样可以拿的。我人缘也好，也比人家干得多，人家都知道的，队长也知道的。大队发的奖，基本上我每年都有。”
  二、村革委会
  “文革”开始后，布政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停止职能活动。1968年9月成立布政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1968年11月，藕池大队建立革命委员会，成员有洪康华、姜全德、姜阿利、徐信定、江根星、吴德利、徐信华、李阿凤、俞明福。洪康华为革委会主任。此间，江根星、李阿凤虽也在名单中，但实际上靠边站。原来的大队书记姜岳海也靠边站。1969年，成立村级贫下中农协会，张阿毛担任贫协主席。
  那时候李阿凤也被斗了。姜锡岳说：“我回来没几天工夫，他们也斗李阿凤了。我只允许他们文斗，不允许武斗，你要是武斗，我就对你不客气。实际上我们藕池村民风是很好的，藕池村的村民不会对人怎么样，党风也很好。不允许斗争就不会有斗争，藕池村动手的事情基本上是没有的。”吴升月说：“当时他们要我喊打倒李阿凤，我根本喊不出口。”李阿凤说：“‘文化大革命’斗到我自己了，我真真苦死了。他们斗我，我心里不快活。我老公去跟他说，我家老太婆快被们你弄死了。但是，后来我想明白了，我是为国家做事的，我也不怕，我怕什么。我是做好事，我不做坏事的，人要全心全意，不能三心二意，人是凭良心说事的。我们是共产党员，是在做党的事业。”
  洪小康说：“我是1962年下放的。‘文化大革命’时村成立革委会，包括我在内有五个人。那时候也很傻。在革委会，我待了不到一年工夫。我也吃不消，从内心来讲，做人是凭良心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过程，当中高升的人很少的，真正‘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当领导的基本上没有。为什么？这帮人都是没知识的，也没有什么能力的。”
  三、“文革”期间的土地平整
  张富昌说：“我是1966年3月回来的，4月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我来的时候是姜岳海当书记，江根星当大队长。我在大队当了一年治保主任，民兵队长当了二年，然后参加生产队，当副队长。1968年土地平整，把藕池坟头挑平。那时候，从杨家路头一直到那边，全是坟头。很早就有人到藕池来做坟，外地人来做坟。1968年，公社下命令，要将土地全部弄平。藕池挑坟是论面积的，比如说男劳动力一天要挑4平方米，女劳动力挑2平方米，每天早上很早去挑，很晚才能回来，而且还要开夜工。土地平整我也做过，做了好几年，那时候也没有机器，都要靠人工。藕池人做的坟也有，但大部分是外地人做的坟。坟越多，地方越穷。有半边是土地，坟头没有多少。以前藕池的房子很分散，东一处，西一处，屋后就是坟头。藕池的田也很分散。有的坟年头长了，就变成无主坟了。那时候有政策，不管是有主还是无主，藕池人或外地人做的坟，全部要移到山里去。没有人认的坟，就是无主坟。1965年、1966年大量拆坟。地基那时候不用批的，但是石头很难买，就把造坟的石头拆来搭屋。后来坟没了，就要去砖瓦厂买了。以前的屋都是一块块石头搭上去的，石头都是敲碎的墓碑。我家里还有一个老石碑，也是坟碑，那时候村里没有收入的，把这些石头拆去卖掉，能有十来块的收入，那时候十多块也很值钱。
  坟里的石头、木板都拿掉，烂泥挑平，造田。那时候水很多，田里水可以贮存，家里水也可以贮存，那时候种田要积水。”
  四、文宣队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宣队，全称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那个时候，注重意识形态宣传。当时，各行各业的形势宣传，必须紧紧围绕着国家政治运动。于是，形式多样、热火朝天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像雨后春笋般地遍布城乡的每一个角隅。当时，藕池大队也成立了文宣队，配合当时政治宣传的需要，展开演出活动。大队文宣队的队员选拔，需要具有一定的文艺宣传特长。他们白天参加生产队农业生产劳动，利用晚上的业余时间排练节目，每晚仅给记几个工分，只有到外村演出或在本村有演出任务时，才能占用白天的劳动时间。他们的演出，有声有色、惟妙惟肖，让社员同志们时而放声大笑，时而抹鼻涕眼泪，看得出神，也佩服得要命。1966年，赵宏海才17岁，比较活跃，参加大队文宣队。据吴升月回忆，1967年10月，村文宣队扩大为村剧团，由俞阿任为团长，排演了革命样版戏《沙家滨》。由吴升月演阿庆嫂、赵宏海演郭建光、陈高华演胡司令、张纶华演刁德一、周利英演沙奶奶、张昌浩演刁小三，演员们努力学习演唱，演出很成功。曾去宁波南门外剧院卖票演出，满场无空位，得到观众的好评。春节时，去各村演出。在农村剧团中，藕池大队剧团小有名气。当时宋严王村排演了《红灯记》，包家村排演了《白毛女》，张家潭村排演了《智取威虎山》，整个布政公社只有这四个村有农村剧团，给农村父老乡亲的业余生活带来了欢乐。张昌浩曾经演了一个角色“王老板”，给村人的印象太深，结果村人一直叫他“王老板”。文宣队主要活动于1966年至1970年间。1971年，随着革委会的解散，文宣队也消失了。
  据赵宏海说，图3-16是1969年左右拍摄的，是为庆祝革委会成立而拍摄的。当时请来摄影师，在生产队晒谷场前拍摄。分生产队、各队分性别拍摄，所以洪康华也在内的。这是板桥村男性社员合照，女性合照已经遗失。照片原来是夹在生产队会计间玻璃台板下面的。1982年生产队解散时，没有人要，他便将合照带回家了，一直保留至今。笔者拿了此照片，让照片中的当事人来回忆，均称没有印象。其中的小孩子，吴升月老师辨识出了大部分人，但部分人仍辨认不出。生产队时期，村民外出机会少，拍照机会十分少，留下的照片更是奇缺。在1969年的生产队时期，藕池大队就有这样的大合照，确实体现出洪康华眼光过人之处。这张大合照记录了板桥村大部分男性社员当时的面貌，形象史学价值相当高。照片中间两排的人，多数已经故世。前排的小孩，现在已成了爷爷辈的人。最后一排人，多数七十多了。藕池村真的应该感谢赵宏海老书记的资料保存之功。
  五、知青下乡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授意《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提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1969年开始，许多城镇开始有组织地将中学毕业生分配到农村去。张杏芳说：“那时候下放青年来了，下放青年也要去干活的，不过大家会照顾他们。下放青年来了，那就拜农民阿哥当师傅。我们这边北京来的也有，以上海青年为主。上海人很多的，后面都回去了。胡克荣那时候是苏州下放来的。那时候下放青年来，国家是有分配出路的。张元镇到鄞州银行去了，也蛮好，现在也退休了。来的也都是学生，读过书的，生产队照顾照顾，有轻松的活给他干一点。后来村里办厂了，就到厂里去了。”
  根据村中人员进出记录，1969年下放的知青有胡容娣、俞智君、范品花、胡克荣、范回米、林小毛、马莉萍等。从月份上说，最早2月，5月、9月、10月、11月都有。1970年来的有俞回口、葛小云。其中，胡容娣、俞智启、范品花、范回米、俞回口、葛小云6人为上海人，胡克荣是苏州人，林小毛、马莉萍为宁波人。
  六、夹着尾巴做人
  “四类分子”不能开会，只有贫下中农可以参与。张杏芳说：“以前我当治保主任，工作队的严组长就说了，你今天晚上来开会，要狠狠教育人家一顿。人家事情又没有做错，这个我也做不到。我跟严组长说，要么你去说，我是不会去的，人家白天干活，像地主、大佃农，都要做得更多，你开大会还说他，这个事情我做不到。人家年纪大了，只能干这点活，再叫人家多做点，这样的事我可不干。组长说，那你这个人没用。我说有没有用，让别人去评好了，冤枉别人的事也不能干。大佃户农干活干得多少、偷懒不偷懒，也有老百姓反映的。我和老江书记讲，完全听人家讲的也不行的。老江说，那就按自己的能力，有什么说什么。”包康乐说：“我1957年开始在藕池小学读书，一直读到1966年，是初中二年级，开始‘文化大革命’，搞红卫兵串联。本来我可以考到望春中学的，因为是地主成分，只好考到石碶的农中。后来‘文化大革命’一串联，红卫兵套着红袖章，可以到全国各地去。我们当时是属于地主子女，外面是不能去的。这样过了一年多，1967年开始干活了，就在藕池四队。那时候像我这个年纪的初中生还比较少，村里说你是初中生，做做保管员、会计。我们地主子女，在生产队，都是受到表扬，没有吃过批评的，都是积极生产、带头劳动的。我那时候任务完成了，还免费给人家分稻草、做会计。曾经有一件事，我的脚上生疮，叫张国章医生开刀，开刀一个小时，手术做好，纱布一包以后，我自己马上到队里干活了。藕池这条路，原来还没有改造，煤渣路算是最好的了，没有什么石板路。我的脚包着纱布去种田，一个人要种9分9厘田，自己拔自己种，这多不容易啊。我们生产队的包队干部、武装部部长周召丰（后来为乡党委副书记），想要贴纸表扬我，但他们不知道我是地主儿子。张富昌那时候当队长，他说是地主儿子，就不要贴纸表扬了。我自己不管他们说也好，不说也好，总归是坚持原则，积极劳动，勤勤恳恳，做好每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