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曙区图书馆

这是一个新中国如何组织村民从事生产与生活活动的探索过程。
  一、互助组
  互助组是1953年，中国劳动农民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组成的带有社会主义因素的集体劳动组织，土改以后得到广泛发展。自愿互利，互换人工或畜力，共同劳动。有农忙临时互助和常年互助之分。这年1月，藕池也组成互助组。包文华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以后，田分给个人，很多贫下中农只会像现在这样在人家厂里上上班，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二十四节气该种什么东西不懂的，给他分了田，没有用的。就说跟别人说，还是把田租给你，给我们点饭就好了。”张小康说：“分田后，贫下中农做主。他们没有文化，也没有经济来源。原来不用动脑筋的，每天饭有得吃的，现在田拿来了，要自己当家，要动脑筋了。他们种不好田，没有收入的，就开始卖田了，卖给有钱的人。中央一看不对，田又到个人那儿去了，于是，就要求成立互助组，等于三户人家、五户人家拼着干。互助组成立了，那力量就大了，也有效益了。以前300斤一亩都没有的，不像现在这样。”
  说及互助的模式，吴祝庆说：“那时候上面有要求，要组建互助社，互助社有两种性质，一种是忙时凑在一起，大家相互你帮我、我帮你；一种是常年互助社。我们先进一步，是常年互助社，一年到头都是相互帮助的。互助社有个条件，你几亩田，我几亩田，统统拿到一起，作为互助组的田，叫我当组长。互助组组长怎么样调工调分呢？你几亩田分摊多少，我几亩田分摊多少，也照工分评分，然后按工分找补，你十亩田应该要找出多少，我六亩田找出多少，如果你工分低，还要拿钞票出来。那时候是做一天算一天的。”陈存夫说：“后来搞互助组，田都是个人各自种，割稻谷，大家拼起来一起做。”
  1953年，藕池村有10个互助组。他们的组长是：第一组周宝全（15户），第二组胡阿林（15户），第三组周宝根（1户），第四组洪明康（18户），第五组张明方（16户），第六组张阿毛①，第七组鲍启扣（15户），第八组李志饭（藩）（14户），第九组俞阿昌（7户），第十组林年组（15户）。大体上遵循了当时第四村十闾的分类法。
  1954年8月，开始并组。从下面1954年8月的林仪佐、张阿毛二个互助组合并后的结构来看，比较复杂，总组负责人有5人，正副总组长2人，下分3个小组，每个小组
  ①第六组资料缺，据相关资料补。
  配组长2人、生产组长1人、记账员1人，成员9—12户不等。这相当于后来的生产队规模了。
  加入互助组是有条件的，只有贫下中农可以。俞云孝因为是大佃农，所以到1955年4月才加入互助组。1955年10月至1956年4月，他还在自己单干。
  二、初级社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初级社。其特点为：农民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将私有土地、耕畜、大型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入社统一经营和使用，按照土地的质量和数量给予适当的土地分红，其他入社的生产资料也付给一定的报酬。初级社在社员分工和协作的基础上统一组织集体劳动，社员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取得劳动报酬，产品由社统一支配。初级社有一定的公共积累。初级社与互助组相比，实行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统一经营，积累了一定的公共财产，在社的统一计划下集体劳动，产品分配部分地实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初级社部分地改变了私有制，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是由个体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过渡形式。张小康说：“后来党中央又提出信用社。你种田没有钱，到信用社这里来贷款，信用社给你帮助。这样，信用社可以帮助农民把日子过过去。到后面，农民又要卖他的田，那怎么办？国家又出了合作社。这样，农民的农具、田都给合作社了。”
  1954年9月，藕池为益丰社，板桥是禾丰社。姜岳海为益丰社主任，李阿凤为益丰社副主任，会计是张吉安。江根星为禾丰社社主任，张阿毛为禾丰社副主任，会计是陈知远。此间的陈知远是一个特殊人物，原名陆世校（1921—），慈溪人，原是国民党的下层军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名陈知远。1951年，他寄住在藕池村姐姐陆阿秀家。由于他有文化，于是与水德寅、俞云孝一起，承担了村基本信息的统计工作，在村档案建设中，有其贡献。吴祝庆说：“此人态度好，模样好，人缘不错，村人都照着张林存叫其娘舅，被人称为‘人民娘舅’。1957年被慈溪公安局发现，于是抓捕进牢。后来释放出来，偶尔也来村中做客。”
  吴祝庆说：“后来组建农业合作社，那又先进一级了，旱涝保收，贫困的、残疾的，社里帮助你。互助社互相是没有很大帮助的。”
  初级社期间，不少村人因招工而外出。譬如徐信华，1955年参加萧甬铁路建设。姜全法，1956年在排蓆社，1958年到诸暨化肥厂工作，1962年回乡。
  三、高级社
  高级社全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我国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建立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组织，特点是土地、耕畜、大型农具等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取消了土地报酬，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
  1956年5月①，益丰社与禾丰社合并，称迎丰高级社，意为迎接丰收。张忠林为社主任，江根星、张阿毛为副主任。
  吴祝庆说：“1956年，我当队长，有26个生产队。我当青年突击队的队长，组织一些青年。青年突击队员有姜松鹤、林年祖、俞明方、林德庆、江根星、姜小云、严金法、徐定良。”1957年，姜岳海被派去办酒精厂。1958年，他又被派到新安江水库参加修建工作，江根星则到宁波农校读书。
  随着新兴政权的建立，为了传播党与政府的信息，各地开始装有线广播。当时一般以县及公社为单位，组织有线广播系统。1957年，藕池大队装上有线广播。龚财良说：“我8岁的时候，装了第一个广播。第一个广播装在老的庙里，装在那儿的大樟树上，很
  ①俞云孝加入迎丰社的时间是1956年5月，大体可判断此月成立了高级社。
  大的。那时候播报早，好像5点多就开始了，8点钟就结束了。以前村里小小的，都可以听见的。广播一装，社会消息就知道了。”在文化生活单调和信息闭塞的年代里，广播成为农村了解外界和传达贯彻上级指示精神的一个重要工具和窗口，成为当时农村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四、大公社
  1958年，全国农村几乎在一夜之间都实现了“公社化”，农村的土地使用权，由农民而归集体。1958年10月，古林（卫星）人民公社成立，建设乡划分为布政管理区、藕池管理区和汤西管理区。1959年11月，藕池管理区改称礼嘉桥管理区。1960年9月，礼嘉桥管理区并入布政管理区。1961年7月，布政管理区改称为布政人民公社。
  1958年冬，藕池和方家耷合并，称为第四大队，杨文林当书记，吴祝庆为副书记，张如芳为大队长，一直到1961年底。吴祝庆说：“那时候书记调整了。当时公社总支书记就是姜林祥。姜林祥当书记以后，看我们藕池干部力量比较弱，就调杨文林来藕池当书记。”姜岳祥说：“我1955年3月当兵，1959年回来，在部队做了五年。1958年，我阿哥被调到新安江，他去了以后在食堂卖菜。杨文林是幸福人，1958年来的，在这里当了三年书记。1961年8月，他又回到幸福去了，我阿哥又回来了。他们两个一个回来一个走。阿哥从新安江回来了，就弄土地平整，那时候全部是坟头，全部拆光了，做稻田。”
  入社，主要是针对人民的，至于四类分子，是十分困难的。譬如俞云孝成分是大佃农，所以1958年才成为候补社员；1966年7月22日，经鄞县公安局批准摘帽，才正式成为社员。可见，当时入社的政治要求比较高。
  村中开始装电话机。吴祝庆说：“1958年人民公社时，人家没有电话，我装了一只背包式电话机，直接跟公社通的。那时候要用电话机向大公社汇报。村里买的，分配给我一个电话机。1959年还在。后来电话机被村里拿走了。”
  当时实行军事化的连排制度。1958年，张阿毛担任连长。姜岳祥说：“后来‘大跃进’，他（张阿毛）调出去当领导了。那时候整个古林工作都是统一安排，谁到那里都是统一安排的。1958年，后来张阿毛到方家耷当领导了。那时候工作是统一安排，书记也是统一安排的。”1959年，因在拔白旗运动中受冲击，张阿毛到礼嘉桥担任农中校长，1962年回板桥。
  1959年，成立古林人民公社，称为四大队牛池生产队，也称藕池耕作队，队长称为连长，张如芳为连长，下面分四个排，藕池头为第一二排，姜苏为第三排，板桥为第四排（吴祝庆为排长）。徐定良，根据档案，1945—1946年在藕池小学读书。1947年，到塘西小学读书。1949年，到石碶小学读书。1950—1954年，在家务农。1956年，参加姜苏青年突击队。1957年，任西头畈小队副队长。1958年，任板桥副排长。1959年，任姜苏队长。1960年，担任迎丰社沙滩桥队长。
  从图2-15这份表来看，当时人员配备是大范围配制的。现在藕池村中人，只有二队长林阿冲，民兵排长龚武良、徐定良，记工员张昌浩、林德庆。又丰产方队长施（史）志浩。
  公社化期间，行政区划不断调整。官庄划归吴家大队，田头树下迁居板桥，西头畈徐家划归板桥。姜岳祥说：“土地改革，我们这里地主很多，原来隔壁的吴家官庄，以前是藕池村的，1958年公社化时，划到吴家那边了。1958年公社化了，他们田没有，我们田做不完，启运路大马路那边也是。再说我们也种不过来，而且那是最差的田，水进不去。”张杏芳说：“西头畈还是田头树下早。西头畈靠近塘西像鉴桥村，只有将近20户，很小。后来就说全部搬到板桥去。搬迁是因为不方便了，当时晚上经常要开社员大会，来回要走很多路的，就搬出来了。徐定良他们造得最早了，老房子拆掉，到板桥重新建造。我是住不下了，到板桥翻新屋的。张和方兄弟四户人家，是原拆原建。他们是老房子、小房子翻新，到板桥就造楼房了。田头树下人家是原拆原建，拆的时候是多大，造上去就仍然是这个大小。”1957年12月田头树下迁居板桥。李和月说：“我家秀娣1957年6月生下来，12月就搬到板桥了。”1962年，西头畈迁居板桥。徐定良说：“我是西头畈最早拆屋的人，后来徐森林等两三户人家也拆屋了。其他人家的房子，则直接卖掉了。”妻子姜爱珍说：“拆屋时，女儿（贤君）尚抱在手中。”考徐贤君是1962年10月生的，则搬家应在11月左右。
  说及当时村中领导，张杏芳说：“老江是1957年下半年去邱隘回龙读书。那时候，合并以后，在迎丰社，他当副社长。江根星那时候对农业生产不太熟悉，也不太用心，听到可以到外面读书的消息以后，藕池有三个人就去读书了，一个是江根星，一个是洪康华，一个是俞元昌，去邱隘回龙（农校）读书了，读了三年。书读出来以后，总想找出路，出路没有找到，就回来了。那是1960年下半年，三个人读好书都回来了，回来了以后也没有花头。后来姜林祥说，现在要么给你当书记。当了两个月，书记谢以光来了，就让老江当队长。过了一段时间，又让江根星当书记了。”
  1961年，江根星为书记。
  1958年，江根星26岁，到农校读书。姜岳祥说：“他是宁波农校（在回龙）毕业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事情。他爸爸住在板桥，后来住到姜苏去的。农校是他自己去的。那时候不用考，是自己报名。他农校毕业了，读好以后回来给他安排了工作。他是独子，他妈不让他去外面，那时候外面很危险。回来看了两年打水机。”洪康华，1948年到1954年读小学，1955年到1958年在家务农，1958年至1961年在宁波农校读书，1961年到1968年，在家务农。俞元昌是独子，老母亲不肯让他外出。吴升月说：“当时在板桥村中，只有徐信定与俞元昌是两个文质彬彬的年轻后生。”
  张富昌说：“我做治保主任、民兵队长大概有两年时间。江根星说，你当副队长去吧。我就当了副队长，跟林阿冲搭档。我当兵时是杨文林当书记，大概是1958年、1959年、1960年、1961年。治保主任是徐文定，食堂在藕池的庙里。杨文林当书记时，方家耷大队也属于我们藕池大队，是大公社划下来的。”
  1958年掏河。张富昌说：“那时候有几个耕作队，藕池耕作队的队长是张如芳。那时候虚报产量，一亩田产量看起来很高。后来因为你上报产量很高，所以就要让你上交口粮了，但其实都是虚报的。说产量818斤，那时候只有二三百斤。中苏关系交恶，国家决定主动还债。那时候产量没有，又要还债，是农村最困难的时候。我阿哥的女儿说：奶奶，我要吃饭，要吃饭。从食堂里打来一点粥，如果家里有种菜的话，再加上一点菜煮煮。掏南塘河很困难，1958年，那是最困难的时候了。活要做，饭又没得吃，牛也死掉很多。零下几度掏河，那时候条件很差，没有手套。掏河在石碶，睡的地方在礼嘉桥，那时生产军事化管理，县里是民兵团，公社是营，大队是连，小队是排。一年总有好几个月，每天下午掏河，上午搞生产。掏河是最苦的。张岳振下午掏河到六点，偷偷摸摸跑到家里吃饭，第二天被别人知道了，让他开全夜的夜工，跟洪康华两个人一起干活。把河泥用铁锹锹起来，你捧给我，我捧给他，一个传一个，一直捧上来，在旁边放着。那时候藕池大队，我和另一个人我们俩最小，我18岁，他17岁，两个人捧不动。天又冷，每天人都弄得一塌糊涂。晚上睡觉了，在门口用稻草烧点火烤，不然太冷。”
  1958年，吃食堂饭。张加昌说：“在我们老屋的旁边吃，开始在藕池吃。1958年开始吃食堂饭，吃了一两年。之后包家祠堂做食堂了。1961年藕池食堂与方家耷合并了，有小船摇着来送饭，大家拿着饭盒去盛，这样吃了一年多。饭票拿去，饭拿来。那年，我读书了。晚上弄饭，火油倒在了粥里，不舍得扔，大家继续吃。我才14岁，还在读书，15岁参加种田。”张杏芳说：“庙里食堂也办过的，很大的，是藕池村的总食堂。老百姓可以吃饭啊。没有白吃的，那时候发饭票的，一天一斤饭的饭票发给你，食堂饭弄好，送过去，每天都这样的。”当时，板桥也有一个食堂，在张阿毛家旁边的庄里。
  孙定根说：“我性格也很强硬的，尽管是地主成分，也不怕别人。吃食堂饭时，吃饭是要饭票的，我在板桥干活，平常我吃饭也在吃的，等种田了，我饭票吃完了，就问人家借饭票。人家说：饭票不能借的！我也很硬气，不能借，那我不干活了。我收拾包袱走人了，难道叫我饿肚子干活吗？你们可以借饭票，我就不能借。我是看见别人在借饭票，我吃光了也去借饭票，我也是讲道理的。有两个人碰到了，就说：你不要走，饭票给你。那有饭吃了，我就干活。饭没得吃了我怎么做，这也要讲道理的。有几个人说，老孙本事真大。”
  张杏芳说：“那时候家里的锅是不烧饭的，政策给一个人一天1斤粮食，17岁以下的人就是8两一天。再年纪轻的话，是小孩子吃的量。那个时候挖南塘河，我才17岁，只能吃8两饭。干活是干大人活，吃是吃小孩饭。没办法，只好这样做。我们年纪轻，白天干活累死了，睡一觉又能缓过来了。大人的话，我两个姐姐不在家，像我娘和我，有时候太饿了的话，有种劳动饼可以买的。有时候做夜工，5分一个、3分一个，买两个吃吃，就这样过日子。”徐仁定说：“1960年，我8岁，真正很饿，没有饭吃，都是吃糠的，吃下去后拉不出来。”洪桂棠的妻子因为饥饿，竟然偷吃了生产队的粮食种子。事后，洪桂棠怪罪她，导致离婚。从此，洪桂棠终身未再娶。张小康说：“1961年，国家困难，我是20岁结婚的。那时候饿到什么程度，我结婚了以后，天亮爬起来，家里一粒米都没有，吃的东西一样都没有，两个人躺在床上不起来。人家来叫了，说你怎么现在还不起来。烟囱都倒了，没有饭吃。人家年纪大的人，到里山（四明山区），把毛衣拿过去换玉米、小麦、番薯干，就这样渡过难关。这个难关渡过以后，慢慢好起来了。我去晒席草，生产队给我一天2毛的补贴费，食堂总是吃点番茄咸菜汤。”
  李桂花现在仍经常在外孙面前说起当年吃食堂饭时差点将弟弟淹死的往事。“我妈妈（李阿凤）在外面开会，我跟我大弟弟（李安明）一起，被关在家里。人家门口在叫，可以去吃饭了，去食堂吃淡包（无馅馒头）。我就背着大阿弟去吃饭，当时我10岁，他才3岁。本来我就是生病快死的人，你说我背得动吗？两个人摇摇晃晃的。由藕池头到礼嘉桥食堂吃饭，要过一座木桥，桥是一块活动的木板。我们过桥时，一不小心就滑倒了，我弟弟掉进了河里。我吓死了，如果弟弟没了，我爸爸非把我打死不可。我自己冲进河里，把他救起来。以前衣服没有的，我们俩就穿着湿衣服坐在床上，幸好当时是天气热。妈妈回来，我们肚子还饿着。妈妈就问：你们俩怎么了？怎么就这样子坐在床上？我说：饭没得吃，想去吃淡包，去拿的时候，差点在河里淹死。现在我弟弟们对我很好。”
  当时还有平坟运动。1958年，为了配合农业“大跃进”，增加耕地面积，同时也推进殡葬方式改革，掀起了全国范围内“平坟开荒，向鬼要粮”的平坟之风，平掉坟墓无数。张加昌说：“当时挑坟滩泥土挑了很多，像藕头这条泥路，石板一直铺到看经寺，坟滩有八九亩，挑完之后变成了十几亩的田。挑坟滩，没有人反对，藕池坟滩最多了，挑掉也干净点，小时候附近全部都是坟滩。这里是河，我们前面、后面都是坟滩。挑出来的地种种稻，前两年，土是死泥土，种田规模种不大。坟，本地人、外地人的都有。”李安法说：“10岁时，我叔叔（李云金）没有了。那时候，他在地里种南瓜。藕池那时候坟很多的，他从坟上跳过去，结果石板压在他身上。过去的医疗水平很差，四肢断了，治不好。后来（1960）他就死了，他当时年纪很轻的，才3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