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曙区图书馆 内容
天一阁藏书自范钦开始。全祖望《天一阁藏书记》将“范东明搜藏图书之来源”归结为4类：“一则为丰氏万卷楼之旧藏，二则为范大澈之故物，三则为东明所随时搜购，四则为多方借钞。”陈训慈《谈四明范氏天一阁》（民国二十四年11月《越风》）又增“蓄意搜存之乡会试录”一类。这5类大致概括了天一阁初建时的藏书来源。
丰氏之书 丰氏藏书最早可追溯到宋代。全祖望《天一阁藏书记》中说：“阁中之书，不自嘉靖始，固城西丰氏遗物也。”丰氏为甬上望族，是宁波南宋四姓之一，代有闻人。至丰坊聚书达5万卷，因名藏书楼为“万卷楼”。万卷楼藏书起自宋代元祐年间（1086—1094），这批书籍，从甬上流至绍兴，再到奉化，又到定海者，最后复归于甬上。丰坊晚年患“心疾”，凡宋崭写本，多被门生辈据为己有，幸存的仅十之四，又遭火灾，所剩无几。这最后剩下的一部分书与金石拓片都归到范钦之处。由此，天一阁藏书最早源头可以追溯到宋代。
范大澈之书 范大澈为范钦的侄子。曾出使朝鲜，嗜好钞存异本，清沈叔埏《书天一阁书目后》（上海古籍出版社《天一阁藏书史志》第39页）记载了范大澈抄书的规模：“每见人有写本未传，必苦借之。在长安邸中，所养书佣，多至二三十人，接几而食。既家居，筑室西皋，复与里中贤士大夫，品第所得者，垂二十年。”范大澈雇佣二三十人抄录书籍，数量巨大，有不少书籍是当时天一阁所未藏者。范大澈因没有从范钦处借到书，因此遍搜海内异书秘本，不惜重金购置。凡得一种，知为天一阁所未有，就叫范钦观看，范钦看后只好默认此书为天一阁所无。范大澈过世后，其藏书也逐渐流入天一阁。阮元在清嘉庆十三年（1808）代为天一阁编目，见到阁中所藏之书，有不少有范大澈的印记（见陈训慈《谈四明范氏天一阁》，上海古籍出版社《天一阁藏书史志》346页）。
自购书 范钦曾在北京和七省为官，每到一地就购买书籍，当时明代已趋向衰乱，士大夫收藏的一些佳本有很多流出，范钦就在当地收集这些佳本。当时深负盛名的野竹斋沈辨之、茶梦庵姚舜咨的藏书，都被其收归己有。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范钦致仕隐居宁波，之后20余年继续收购书籍。范钦自己收购的书籍，在天一阁藏书中占据相当的分量。
传抄之书 明代抄书风气盛行。天一阁中所抄书籍有很大一部分是从王世贞处抄来的。当时，范钦与王世贞相约，定期将家中藏书目录相互比较，各自从对方书目中找出自己所无之书抄录下来（事见阮葵生《茶余客话》和王世贞《答范司马简》）。王世贞的山园藏书号称达到3万卷，因此范钦在与王世贞的互相抄书中，得益良多。此外，天一阁也从海内故家借抄书籍。后人论明代抄本之精，天一阁名列其中。
蓄意搜存之乡会试录 明代，《登科录》与各省的《会试录》《乡试录》，往往赠送转索。范钦官迹所至，交游广泛，独具远识，于当代则蓄意征存，于前代复重值罗致，由此搜存了大量登科、乡会试、武举等录及进士履历。这方面书籍的收藏使当时的天一阁已经以“藏书最多”闻名。至今，天一阁中还藏有乡会试录1000余种。这些都是最可靠的传记资料。民国二十年（1931）、二十二年（1933），赵万里两度登阁阅书，他在《重整天一阁现存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天一阁藏书史志》第57页）中谈到，明代《登科录》在黄河流域各省旧家的祠堂里或有可能收藏，别处就很难见到同样的一册两册。当代，天一阁是收藏此类文献资料最多之处。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十分丰富，比《明史·艺文志》著录的还要多，在中国首屈一指。据《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考录》：“阁藏明代地方志四百三十五种，其中见存者二百七十一种，散出者一百六十四种。”这些地方志中以修于嘉靖者最多，计有130多种，占现存明代地方志总数270多种的半数以上；正德次之，计有23种；弘治、万历又次之，修于崇祯者最少。天一阁的明代方志十之八九在国内找不到第二部，如弘治本《上海县志》、嘉靖本《武康县志》、正嘉间杨循吉所修的《吴邑志》都是存世极少的志书。嘉靖二十七年（1548）谢庭桂所修的《隆庆志》可称是孤本（以上据赵万里《重整范氏天一阁藏书纪略》）。这些珍本中除刻本之外，还有一些明抄本，如弘治《偃师县志》、正德《新乡县志》、嘉靖《钧州志》、嘉靖《涉县志》、嘉靖《长泰县志》、嘉靖《仁化县志》等都是在当时得不到刻本的情况下用蓝格棉纸抄录的，至今尤为珍贵。
范钦建阁后曾编《四明范氏书目》，此书中并未有藏书数字记载。范钦之子范大冲曾编《天一阁书目》（今藏天津图书馆），抄录书目有：“经类七种，体制音韵法书类四种，人物类十一种，目录类十种，氏族类二种，图志类四种，杂家类附小说各家八种，刑家类八种，兵家类四种，医家类二十二种，别集类三十五种，词典类二种，共计一百十七种。”（上海古籍出版社《天一阁藏书史志》第36页）范钦建阁初期，阁中藏书，各类文献未见确切数字。范钦之后，其子范大冲也曾新收书籍入阁。之后，曾孙范光文又增购阁中所无书籍（见陈训慈《谈四明范氏天一阁》及上海古籍出版社《天一阁藏书史志》第347页），曾孙范光燮和玄孙范正辂也都曾为天一阁增添藏书。至阮元在清嘉庆十三年（1808）代为天一阁编目时，天一阁藏书实存4094部，53000余卷。
丰氏之书 丰氏藏书最早可追溯到宋代。全祖望《天一阁藏书记》中说：“阁中之书，不自嘉靖始，固城西丰氏遗物也。”丰氏为甬上望族，是宁波南宋四姓之一，代有闻人。至丰坊聚书达5万卷，因名藏书楼为“万卷楼”。万卷楼藏书起自宋代元祐年间（1086—1094），这批书籍，从甬上流至绍兴，再到奉化，又到定海者，最后复归于甬上。丰坊晚年患“心疾”，凡宋崭写本，多被门生辈据为己有，幸存的仅十之四，又遭火灾，所剩无几。这最后剩下的一部分书与金石拓片都归到范钦之处。由此，天一阁藏书最早源头可以追溯到宋代。
范大澈之书 范大澈为范钦的侄子。曾出使朝鲜，嗜好钞存异本，清沈叔埏《书天一阁书目后》（上海古籍出版社《天一阁藏书史志》第39页）记载了范大澈抄书的规模：“每见人有写本未传，必苦借之。在长安邸中，所养书佣，多至二三十人，接几而食。既家居，筑室西皋，复与里中贤士大夫，品第所得者，垂二十年。”范大澈雇佣二三十人抄录书籍，数量巨大，有不少书籍是当时天一阁所未藏者。范大澈因没有从范钦处借到书，因此遍搜海内异书秘本，不惜重金购置。凡得一种，知为天一阁所未有，就叫范钦观看，范钦看后只好默认此书为天一阁所无。范大澈过世后，其藏书也逐渐流入天一阁。阮元在清嘉庆十三年（1808）代为天一阁编目，见到阁中所藏之书，有不少有范大澈的印记（见陈训慈《谈四明范氏天一阁》，上海古籍出版社《天一阁藏书史志》346页）。
自购书 范钦曾在北京和七省为官，每到一地就购买书籍，当时明代已趋向衰乱，士大夫收藏的一些佳本有很多流出，范钦就在当地收集这些佳本。当时深负盛名的野竹斋沈辨之、茶梦庵姚舜咨的藏书，都被其收归己有。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范钦致仕隐居宁波，之后20余年继续收购书籍。范钦自己收购的书籍，在天一阁藏书中占据相当的分量。
传抄之书 明代抄书风气盛行。天一阁中所抄书籍有很大一部分是从王世贞处抄来的。当时，范钦与王世贞相约，定期将家中藏书目录相互比较，各自从对方书目中找出自己所无之书抄录下来（事见阮葵生《茶余客话》和王世贞《答范司马简》）。王世贞的山园藏书号称达到3万卷，因此范钦在与王世贞的互相抄书中，得益良多。此外，天一阁也从海内故家借抄书籍。后人论明代抄本之精，天一阁名列其中。
蓄意搜存之乡会试录 明代，《登科录》与各省的《会试录》《乡试录》，往往赠送转索。范钦官迹所至，交游广泛，独具远识，于当代则蓄意征存，于前代复重值罗致，由此搜存了大量登科、乡会试、武举等录及进士履历。这方面书籍的收藏使当时的天一阁已经以“藏书最多”闻名。至今，天一阁中还藏有乡会试录1000余种。这些都是最可靠的传记资料。民国二十年（1931）、二十二年（1933），赵万里两度登阁阅书，他在《重整天一阁现存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天一阁藏书史志》第57页）中谈到，明代《登科录》在黄河流域各省旧家的祠堂里或有可能收藏，别处就很难见到同样的一册两册。当代，天一阁是收藏此类文献资料最多之处。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十分丰富，比《明史·艺文志》著录的还要多，在中国首屈一指。据《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考录》：“阁藏明代地方志四百三十五种，其中见存者二百七十一种，散出者一百六十四种。”这些地方志中以修于嘉靖者最多，计有130多种，占现存明代地方志总数270多种的半数以上；正德次之，计有23种；弘治、万历又次之，修于崇祯者最少。天一阁的明代方志十之八九在国内找不到第二部，如弘治本《上海县志》、嘉靖本《武康县志》、正嘉间杨循吉所修的《吴邑志》都是存世极少的志书。嘉靖二十七年（1548）谢庭桂所修的《隆庆志》可称是孤本（以上据赵万里《重整范氏天一阁藏书纪略》）。这些珍本中除刻本之外，还有一些明抄本，如弘治《偃师县志》、正德《新乡县志》、嘉靖《钧州志》、嘉靖《涉县志》、嘉靖《长泰县志》、嘉靖《仁化县志》等都是在当时得不到刻本的情况下用蓝格棉纸抄录的，至今尤为珍贵。
范钦建阁后曾编《四明范氏书目》，此书中并未有藏书数字记载。范钦之子范大冲曾编《天一阁书目》（今藏天津图书馆），抄录书目有：“经类七种，体制音韵法书类四种，人物类十一种，目录类十种，氏族类二种，图志类四种，杂家类附小说各家八种，刑家类八种，兵家类四种，医家类二十二种，别集类三十五种，词典类二种，共计一百十七种。”（上海古籍出版社《天一阁藏书史志》第36页）范钦建阁初期，阁中藏书，各类文献未见确切数字。范钦之后，其子范大冲也曾新收书籍入阁。之后，曾孙范光文又增购阁中所无书籍（见陈训慈《谈四明范氏天一阁》及上海古籍出版社《天一阁藏书史志》第347页），曾孙范光燮和玄孙范正辂也都曾为天一阁增添藏书。至阮元在清嘉庆十三年（1808）代为天一阁编目时，天一阁藏书实存4094部，53000余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