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曙区图书馆 内容
第一节 宗族
本地氏族多在宋后由外地迁入，子孙繁衍后聚族而居，遂成村落。龙观村落必有一姓或数姓大家族，建宗祠（家庙）以祭祖，修宗谱以清血缘脉派，订家规族约以制家风，故一宗祠立一家族立，一家族立则必有制度秩序立。巨家细族均此成规。
宗祠供始祖灵牌，其后族内凡男性成员亡故必送灵牌入祠，女性则随配偶附祀。久之，则成一族的列祖列宗。家祠前殿多有戏楼，中厅可议事，后堂祭祖；也有中、后厅堂合一。平常开旁门，由族内值年负责常供。正月初一开门祭祖，凡伤风不正、违犯家规者被禁止参加祭祖，视为族内奇耻。本族男性成员可于祭毕领取吉饼，人手一双，有功名或年事已高者加倍。祭祖实为每年一届的族藉认定，平日凡大事需全族议决，则开正门集家人公议，由族长主持，所议多为纠纷，处分荡妇。旧时妇女生死掌于家族，视为不贞、不节，可课以体罚污辱，乃至死地。故称家族非常事件为“开祠堂门”。族内处决调停一切事务，均不受官法约束。然本地民性温敦，罕闻有处死等严酷处罚。宗祠又兼族内公共娱乐场所，凡祭祀或庆丰收，常约戏班在戏楼演剧，其时族内人等均搬座观看，并向邻村旁族开放。
宗族下分各房。本地农村建筑格局与各房祭祀相统一，多采用“前厅后堂、四明二廊”式。两边廊屋住人，厅堂称“堂前”，供本房始祖，故又称祖堂。大房则另立祖堂如家庙。巨房分立支祠。房的结构见下节《家庭》。房为宗族的基本经济兼祭祀单位，负责经营房产（田产）、组织敬神（神权系统）和祭祖（宗族系统），并较值族产和祭族祖。
各宗族均有不等量的土地、山林和共房产称族产。其中地产在本地又称“公堂地”。以其年租充公共费用，除祭祀又常兴办族塾供子弟就学，或义塾供全社会教学。也有办义庄以恤孤贫，办义冢以收野尸孤骨。
家族内各辈均有排行以序尊卑。排行一般为一首四言、五言或七言诗，各辈依次用其一字取名或字，历数十代用完后重定新排行以续。迁居分族后重订排行，迁居不分族则沿用。族内现存者选最高辈份中年长者为族长，称“太公”，各房以房内最高辈份中年长者为房长。族内以辈论身份，不为经济或社会地位左右。
族内数年进谱一次。事先告诉各地同族将新生或已故者生卒八字查明，记入宗谱。宗谱为家族源流、卜居移迁、家族排行、家规族训以及各房各辈名册和传承关系，因用红线表明血缘传承。故又称谱为“吊红线”。入谱者具有族籍，受家族保护和制约。养子、赘婿非经家族议允不得入谱，从军或三教九流及优伶娼妓不得入谱，细则均有族规写明。各家族家训约大同小异，基本内容为敬祖宗、序尊卑、睦族邻、严闺阃、恤孤贫、勤耕织之类，然约束的程度与细节及处罚规矩各不相同，处罚轻则晋香酒以谢族人，重则削籍鸣官以平民愤。
封建宗法制度至土改后随经济基础瓦解而分崩，宗祠多作学校、仓库等公用，宗族意识逐渐淡化，然不尽泯灭。
第二节 家庭
本地家族以灵活的家庭组织办法而充满活力。旧时虽以累世同堂为倡导，然子嗣一旦婚配，均分家立室，自谋经济。故本地多大族小家。分家有两种，父母年富的，子嗣随成婚而一一分出。此种分家立户除户主指定部分财产外，不再等分其他家产，称“包袱出门”，如父辈有债务，尚兼部分债务归还义务。父母年衰，长子当立，成婚后继承户主养弟妹成人后平分家产。分家后父母起居一般随幼子。父母亡故而兄弟成立，分家时长子不能代父，多由舅舅作公裁决，称“压大石头”。
一旦分家，即自立房名，兄弟房名常以成语词联义，如春夏秋冬、梅兰竹菊、鹏程万里等房。各房经济自立，并对家族负有一定经济义务，视收入或摊派或自愿向宗族捐助房田产或现钱。捐赠被视作光祖耀宗。家庭平均人口在3～5人之间。明天顺六年（1462），全县户均人数3人；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户均人数4.8人；民国期间户均人数4人。建国初至六十年代，因人民生活条件改善和医疗事业发展，出生率提高，在60年代出现生育高峰，户均人数3.84人；70年代始实行计划生育，生活逐渐富裕，子女结婚后多与父母分居，大多数家庭仅生一个孩子，形成以核心家庭为主的现象，户均人数逐年减少，1985年降至2.98人。1990年7月1日第四次人口普查中，户均人数为3.08人。
旧时以“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作为维持家庭关系的准则，家庭以男系为中心，妇女不能参与社会活动和家族事务，处于附属地位。家长对家庭成员和家庭经济、生活享有支配权力，家庭继承以子为嗣，女儿无继承权，无子者以兄弟之子为嗣，称“过房子”，抱养他姓之子的为“螟蛉子”；寡妇招夫进门的或入赘女家的称“进舍”，受到家族歧视。媳妇在家族的地位最低，童养媳的苦痛尤深，故有“吃馊气冷饭、背杀头罪名”之谚。
解放后，人民政府在法律上规定了夫妻双方在家庭生活中地位平等，对家庭经济和财产有同等的处置权；子女与父母之间有抚助赡养的义务；禁止虐待家庭成员，子女都有继承权。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多数妇女参加工作和各种社会活动，并承担主要家务劳动，许多妇女在家庭中成为实际当家人。
8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的实施，独生子女成为家庭中的主要服务和保护对象，家庭开支和家庭生活常以其喜乐为据，其派生而来的不良倾向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家庭及社会问题。
第三节 婚姻
一、旧式婚姻制度
旧时男婚女嫁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讲究门当户对、身价财礼，形同买卖。男可纳妾、续弦，女需守节，再醮被视为下贱；入赘则受人耻笑。并流行养童媳、冥婚以至典妻、借胎的陋习。五四运动后，虽有知识青年倡行自由恋爱、婚姻，但社会影响不大。建国后，摒除封建婚姻制度，然其影响未全消除，间或有沉渣翻起，效颦旧俗。以下记载习俗均系旧时所存。
童养媳、等郎媳 男家收养女孩或女弃婴为媳。女孩小于男称“童养媳”，大于男称“等郎媳”。俗并称“养生媳妇”。童养媳和等郎媳在婆家多备受虐待，其夫多属有先天疾患或家境赤贫。解放后被人民政府禁绝。
典妻、租妻 典妻、租妻双方有媒证、订契约，明载典租期、典租价，常1～2年为租，3～5年为典。典租价以期限长短而定，女方必须具有生育能力。出典方总因贫病难持，受典方多为妻妾不育或无力完婚。典妻进门仅以薄酒谢媒，不行仪式，所育之子归典方，其继承权须获宗族承认。典期满回原夫家。也有因夫死亡而生活窘迫自典者。建国后此俗禁绝。
纳妾 纳妾者多以妻不育或无子女为借口，实喜新厌旧。妾，俗称“小老婆”，多为奴婢娼妓，亦有贫家姑娘。前者虽明媒聘娶，但只准坐小轿进门、受正妻管束；后者则常另居别室，婚礼如仪举行。
冥婚 冥婚或因是定亲后，双双暴卒，双方父母商定后由童男童女各捧其木主牌拜堂。婚礼后举行丧礼，移棺合葬一穴；或双主生前无约，死后由父母央媒说合，择吉日迁棺合葬；或定亲后男方病死，新娘与亡夫木主拜堂，并与木主共寝，守贞终生。
寡妇守节与再嫁 旧时妇女丧夫后，受族规约束不许再嫁，称“守节”。订婚后男方身亡，妇方仍需按原定婚期同“亡夫”木主完婚，并终身在夫家守节。寡妇和再嫁，前夫家属可向续夫索“身价钱”，否则寡妇上轿登船，称“踏船头”，并向天抛鞋，以免占去前夫家的“风水”。再嫁妇贬称为“二婚头”，随嫁的前夫子女，常需向续夫写明文书，一律称“有病子女”，今后生死不关续夫。故俗称“拖有病”，或谐音贬称为“拖油瓶”。
冲喜亲 定亲后男方或男方父母病重，提前择日迎娶以“喜气”冲“邪气”。婚礼照常仪进行。如新郎卧床不起，可由其妹代替拜堂。常有新娘在冲喜之日成寡妇的。
孝新妇 定亲后，遇男方父母亡，暂不发丧而先行婚礼，称“闷丧”。行婚礼后，新娘换丧服，称“孝新妇”，又称“霍新妇”、“哄新妇”。然后发丧。
上门守节 定婚后，男方猝死而女方因传统观念不愿再嫁，上男方处求婚明志，称“上门守节”。
迎椟 定婚后女方死，男方用彩轿迎娶亡妻木主，行庙见礼题木主后，送木主上祠堂，肥亡妻像挂在洞房，新郎与之同卧同起，三日后辍其礼，称“迎椟”。
卖婚 丈夫因家贫或还赌债，或嫌其妻不育而卖妻，称卖婚。此买卖关系秘密成交，买方以暴力劫取，强迫成婚。
二、婚姻制度改革
“五四”运动后，知识界逐渐倡导婚姻自主，出外求学青年多由自由恋爱而结合者。1936年县政府制订《集团结婚规则》，受到知识界欢迎。此后城区渐开风气，集镇偶有尝试改革，而农村基本从俗如旧。1950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后，废除当事人权利的封建婚姻，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和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1952年县人民政府组织婚姻法报告团和婚姻法庭下乡宣传处理婚姻纠纷。此后，婚姻自主观念逐渐深入民众，男女青年择偶条件也随社会生活变迁而变化，尤以女青年的择偶条件的主动性变化明显。70年代前，重政治身份和阶级成份，以党员、干部或军人为上。“文革”中后期以工人、军人和城镇户口为上。80年代初重有学历、才干和技术的青年，或在待遇较好的单位工作的职工。80年代中期多愿找有海外关系或经济收入多的职工。1980年，国家修改了《婚姻法》，提倡晚婚晚育，保护公民婚姻的权利，婚姻自主的观念为社会普遍接受。妇女再嫁和入赘男子的社会地位和合法权利受到法律保护。
婚姻登记，起源于1951年9月，县人民政府发布“迅即开办婚姻登记工作”的命令，规定结婚、离婚、复婚均须办理登记手续。符合结婚条件者，男女双方提出申请，经审核发给结婚证书，不符合规定的，不予登记。70年代起提倡晚婚，未到晚婚年龄的暂缓登记。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由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处理。复婚登记则在结婚登记申请表注明“恢复结婚”，并收回注销原发离婚证件。本地公民与外国人、华侨及港澳同胞申请结婚的，依《婚姻法》规定，由县以上民政、公安部门直接办理登记手续。
离婚，旧式婚姻制度歧视妇女，男子有“出妻”自由，女子无离婚权利。“五四”运动后，离婚渐多，初多由男子提出。30年代始，女子不再以离婚为耻，且离婚多由女性提出。1950年《婚姻法》颁布后，离婚率急剧上升。其后婚姻状况基本稳定，离婚率降低。80年代后期离婚数再次上升，尤其是农村妇女要求离婚的呈上升之势。进入新世纪后，离婚率再次上升。
三、称谓
本地家族称谓有称呼与指谓之分。称呼用于对被称谓者直接呼叫；指谓用于介绍被称谓者与称谓者关系时的叫法。本地民间长期聚族而居，族室中强调尊卑有序，村落人口公布稠密，近地联姻使人际关系日趋复杂，指谓也日赴完备，七代九系均能公辩。本地称呼均近化为直系血亲相呼，如堂、表、族、妻兄、姐夫称呼一般依直系呼作“阿哥”，而指谓则分清堂、表、族、姻。对于下辈和年龄小于本人的同辈均直呼其名。这种近化血缘感的称呼原则，在旅居外地的同乡之间尤有亲近感。
本地的亲属称谓有明显的吴方言特点，其常用前缀“阿”或用迭音如公公、婆婆、舅舅、嬷嬷、囡囡等等表示昵称。旧时由于封建礼教影响，妇女常降一辈用儿辈称谓。这种称谓法在偏远山区老年人中至今还偶有使用。
本地称谓词的构成，其中心成份和限制意义均较明确，唯妻称谓常夹有儿辈称法，如妻兄（弟）叫“阿舅”，妻姐叫“姨嬷”，但音调上有细微差异。
附：社会称谓
清以前已无从稽考。清末与民国时期称文人、医生和士绅为“先生”，称门第弟子为“大阿哥”、“大姐”、“大小姐”；称匠人为“司务”（师傅），商人为“老板”（老板娘）；行政官员称职务如“局长”、“处长”，或尊称“局座”、“处座”；农民互称时用“老阿哥”、“小阿弟”；称和尚为“师父”；帐房为“师爷”等。解放初，称行政公务人员为“同志”，至50年代中期同志成为全社会泛称，此外用所属组织指代个人的，如称士兵为“解放军”，儿童为“少先队”、“红领巾”。“文革”期间同志称呼消失，工宣队兴起后，“师傅”便由对匠人专称变为社会泛称。官员均以职务称，如“书记”、“局长”等，副职以正职称呼。文化、卫生、医学界的尊称为“老师”，80年代中期，个体工商业者被称呼为“老板（娘）”，年轻女招待也陆续被称“小姐”，称海外入境者为“先生”、“女士”。进入新世纪后，“小姐”被贬称“三陪女”的代用词，女招待改称“服务员”或“翠花”代用词。但农村中“老阿哥”之类称谓仍为老派农民采用。
绰号是农村中常见的称呼，虽俏皮但粗俗，如以性格脾气分，称“牛皋”、“百骗”、“小神仙”、“烫煞”、“死藤”、“大糊”（精神病）；以形象分，称“长脚”、“矮子”、“黑炭”、“瘪嘴”等。更以残疾为绰号，一种侮辱人格的不文明称呼，正在日趋减少。龙观人绰号与人名连用，均为人名在前，绰号在后。唯夫妻间称谓除以“喂”、“嗳”语气之外，农村中妇女称丈夫常用谑称，如叫呆陀、浮死、猢孙头、棺材、死尸、老头、寿头、种生（畜生）等不吉利词，实为原始爱称词。
此外，合称和泛称在口语中也较常用。主要合称有：爹娘、老人、父子、母子、婆媳、翁婿、叔侄、兄弟、姊妹、妯娌、连襟、两姨丈、两老头、夫妻、公婆、叔嫂、妹夫郎舅、姑嫂、儿囡等。主要泛称有：家眷、家小、家口、家族、老小、军属、烈属、娘家、夫家、婆家、人客等。
本地氏族多在宋后由外地迁入，子孙繁衍后聚族而居，遂成村落。龙观村落必有一姓或数姓大家族，建宗祠（家庙）以祭祖，修宗谱以清血缘脉派，订家规族约以制家风，故一宗祠立一家族立，一家族立则必有制度秩序立。巨家细族均此成规。
宗祠供始祖灵牌，其后族内凡男性成员亡故必送灵牌入祠，女性则随配偶附祀。久之，则成一族的列祖列宗。家祠前殿多有戏楼，中厅可议事，后堂祭祖；也有中、后厅堂合一。平常开旁门，由族内值年负责常供。正月初一开门祭祖，凡伤风不正、违犯家规者被禁止参加祭祖，视为族内奇耻。本族男性成员可于祭毕领取吉饼，人手一双，有功名或年事已高者加倍。祭祖实为每年一届的族藉认定，平日凡大事需全族议决，则开正门集家人公议，由族长主持，所议多为纠纷，处分荡妇。旧时妇女生死掌于家族，视为不贞、不节，可课以体罚污辱，乃至死地。故称家族非常事件为“开祠堂门”。族内处决调停一切事务，均不受官法约束。然本地民性温敦，罕闻有处死等严酷处罚。宗祠又兼族内公共娱乐场所，凡祭祀或庆丰收，常约戏班在戏楼演剧，其时族内人等均搬座观看，并向邻村旁族开放。
宗族下分各房。本地农村建筑格局与各房祭祀相统一，多采用“前厅后堂、四明二廊”式。两边廊屋住人，厅堂称“堂前”，供本房始祖，故又称祖堂。大房则另立祖堂如家庙。巨房分立支祠。房的结构见下节《家庭》。房为宗族的基本经济兼祭祀单位，负责经营房产（田产）、组织敬神（神权系统）和祭祖（宗族系统），并较值族产和祭族祖。
各宗族均有不等量的土地、山林和共房产称族产。其中地产在本地又称“公堂地”。以其年租充公共费用，除祭祀又常兴办族塾供子弟就学，或义塾供全社会教学。也有办义庄以恤孤贫，办义冢以收野尸孤骨。
家族内各辈均有排行以序尊卑。排行一般为一首四言、五言或七言诗，各辈依次用其一字取名或字，历数十代用完后重定新排行以续。迁居分族后重订排行，迁居不分族则沿用。族内现存者选最高辈份中年长者为族长，称“太公”，各房以房内最高辈份中年长者为房长。族内以辈论身份，不为经济或社会地位左右。
族内数年进谱一次。事先告诉各地同族将新生或已故者生卒八字查明，记入宗谱。宗谱为家族源流、卜居移迁、家族排行、家规族训以及各房各辈名册和传承关系，因用红线表明血缘传承。故又称谱为“吊红线”。入谱者具有族籍，受家族保护和制约。养子、赘婿非经家族议允不得入谱，从军或三教九流及优伶娼妓不得入谱，细则均有族规写明。各家族家训约大同小异，基本内容为敬祖宗、序尊卑、睦族邻、严闺阃、恤孤贫、勤耕织之类，然约束的程度与细节及处罚规矩各不相同，处罚轻则晋香酒以谢族人，重则削籍鸣官以平民愤。
封建宗法制度至土改后随经济基础瓦解而分崩，宗祠多作学校、仓库等公用，宗族意识逐渐淡化，然不尽泯灭。
第二节 家庭
本地家族以灵活的家庭组织办法而充满活力。旧时虽以累世同堂为倡导，然子嗣一旦婚配，均分家立室，自谋经济。故本地多大族小家。分家有两种，父母年富的，子嗣随成婚而一一分出。此种分家立户除户主指定部分财产外，不再等分其他家产，称“包袱出门”，如父辈有债务，尚兼部分债务归还义务。父母年衰，长子当立，成婚后继承户主养弟妹成人后平分家产。分家后父母起居一般随幼子。父母亡故而兄弟成立，分家时长子不能代父，多由舅舅作公裁决，称“压大石头”。
一旦分家，即自立房名，兄弟房名常以成语词联义，如春夏秋冬、梅兰竹菊、鹏程万里等房。各房经济自立，并对家族负有一定经济义务，视收入或摊派或自愿向宗族捐助房田产或现钱。捐赠被视作光祖耀宗。家庭平均人口在3～5人之间。明天顺六年（1462），全县户均人数3人；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户均人数4.8人；民国期间户均人数4人。建国初至六十年代，因人民生活条件改善和医疗事业发展，出生率提高，在60年代出现生育高峰，户均人数3.84人；70年代始实行计划生育，生活逐渐富裕，子女结婚后多与父母分居，大多数家庭仅生一个孩子，形成以核心家庭为主的现象，户均人数逐年减少，1985年降至2.98人。1990年7月1日第四次人口普查中，户均人数为3.08人。
旧时以“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作为维持家庭关系的准则，家庭以男系为中心，妇女不能参与社会活动和家族事务，处于附属地位。家长对家庭成员和家庭经济、生活享有支配权力，家庭继承以子为嗣，女儿无继承权，无子者以兄弟之子为嗣，称“过房子”，抱养他姓之子的为“螟蛉子”；寡妇招夫进门的或入赘女家的称“进舍”，受到家族歧视。媳妇在家族的地位最低，童养媳的苦痛尤深，故有“吃馊气冷饭、背杀头罪名”之谚。
解放后，人民政府在法律上规定了夫妻双方在家庭生活中地位平等，对家庭经济和财产有同等的处置权；子女与父母之间有抚助赡养的义务；禁止虐待家庭成员，子女都有继承权。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多数妇女参加工作和各种社会活动，并承担主要家务劳动，许多妇女在家庭中成为实际当家人。
8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的实施，独生子女成为家庭中的主要服务和保护对象，家庭开支和家庭生活常以其喜乐为据，其派生而来的不良倾向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家庭及社会问题。
第三节 婚姻
一、旧式婚姻制度
旧时男婚女嫁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讲究门当户对、身价财礼，形同买卖。男可纳妾、续弦，女需守节，再醮被视为下贱；入赘则受人耻笑。并流行养童媳、冥婚以至典妻、借胎的陋习。五四运动后，虽有知识青年倡行自由恋爱、婚姻，但社会影响不大。建国后，摒除封建婚姻制度，然其影响未全消除，间或有沉渣翻起，效颦旧俗。以下记载习俗均系旧时所存。
童养媳、等郎媳 男家收养女孩或女弃婴为媳。女孩小于男称“童养媳”，大于男称“等郎媳”。俗并称“养生媳妇”。童养媳和等郎媳在婆家多备受虐待，其夫多属有先天疾患或家境赤贫。解放后被人民政府禁绝。
典妻、租妻 典妻、租妻双方有媒证、订契约，明载典租期、典租价，常1～2年为租，3～5年为典。典租价以期限长短而定，女方必须具有生育能力。出典方总因贫病难持，受典方多为妻妾不育或无力完婚。典妻进门仅以薄酒谢媒，不行仪式，所育之子归典方，其继承权须获宗族承认。典期满回原夫家。也有因夫死亡而生活窘迫自典者。建国后此俗禁绝。
纳妾 纳妾者多以妻不育或无子女为借口，实喜新厌旧。妾，俗称“小老婆”，多为奴婢娼妓，亦有贫家姑娘。前者虽明媒聘娶，但只准坐小轿进门、受正妻管束；后者则常另居别室，婚礼如仪举行。
冥婚 冥婚或因是定亲后，双双暴卒，双方父母商定后由童男童女各捧其木主牌拜堂。婚礼后举行丧礼，移棺合葬一穴；或双主生前无约，死后由父母央媒说合，择吉日迁棺合葬；或定亲后男方病死，新娘与亡夫木主拜堂，并与木主共寝，守贞终生。
寡妇守节与再嫁 旧时妇女丧夫后，受族规约束不许再嫁，称“守节”。订婚后男方身亡，妇方仍需按原定婚期同“亡夫”木主完婚，并终身在夫家守节。寡妇和再嫁，前夫家属可向续夫索“身价钱”，否则寡妇上轿登船，称“踏船头”，并向天抛鞋，以免占去前夫家的“风水”。再嫁妇贬称为“二婚头”，随嫁的前夫子女，常需向续夫写明文书，一律称“有病子女”，今后生死不关续夫。故俗称“拖有病”，或谐音贬称为“拖油瓶”。
冲喜亲 定亲后男方或男方父母病重，提前择日迎娶以“喜气”冲“邪气”。婚礼照常仪进行。如新郎卧床不起，可由其妹代替拜堂。常有新娘在冲喜之日成寡妇的。
孝新妇 定亲后，遇男方父母亡，暂不发丧而先行婚礼，称“闷丧”。行婚礼后，新娘换丧服，称“孝新妇”，又称“霍新妇”、“哄新妇”。然后发丧。
上门守节 定婚后，男方猝死而女方因传统观念不愿再嫁，上男方处求婚明志，称“上门守节”。
迎椟 定婚后女方死，男方用彩轿迎娶亡妻木主，行庙见礼题木主后，送木主上祠堂，肥亡妻像挂在洞房，新郎与之同卧同起，三日后辍其礼，称“迎椟”。
卖婚 丈夫因家贫或还赌债，或嫌其妻不育而卖妻，称卖婚。此买卖关系秘密成交，买方以暴力劫取，强迫成婚。
二、婚姻制度改革
“五四”运动后，知识界逐渐倡导婚姻自主，出外求学青年多由自由恋爱而结合者。1936年县政府制订《集团结婚规则》，受到知识界欢迎。此后城区渐开风气，集镇偶有尝试改革，而农村基本从俗如旧。1950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后，废除当事人权利的封建婚姻，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和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1952年县人民政府组织婚姻法报告团和婚姻法庭下乡宣传处理婚姻纠纷。此后，婚姻自主观念逐渐深入民众，男女青年择偶条件也随社会生活变迁而变化，尤以女青年的择偶条件的主动性变化明显。70年代前，重政治身份和阶级成份，以党员、干部或军人为上。“文革”中后期以工人、军人和城镇户口为上。80年代初重有学历、才干和技术的青年，或在待遇较好的单位工作的职工。80年代中期多愿找有海外关系或经济收入多的职工。1980年，国家修改了《婚姻法》，提倡晚婚晚育，保护公民婚姻的权利，婚姻自主的观念为社会普遍接受。妇女再嫁和入赘男子的社会地位和合法权利受到法律保护。
婚姻登记，起源于1951年9月，县人民政府发布“迅即开办婚姻登记工作”的命令，规定结婚、离婚、复婚均须办理登记手续。符合结婚条件者，男女双方提出申请，经审核发给结婚证书，不符合规定的，不予登记。70年代起提倡晚婚，未到晚婚年龄的暂缓登记。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由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处理。复婚登记则在结婚登记申请表注明“恢复结婚”，并收回注销原发离婚证件。本地公民与外国人、华侨及港澳同胞申请结婚的，依《婚姻法》规定，由县以上民政、公安部门直接办理登记手续。
离婚，旧式婚姻制度歧视妇女，男子有“出妻”自由，女子无离婚权利。“五四”运动后，离婚渐多，初多由男子提出。30年代始，女子不再以离婚为耻，且离婚多由女性提出。1950年《婚姻法》颁布后，离婚率急剧上升。其后婚姻状况基本稳定，离婚率降低。80年代后期离婚数再次上升，尤其是农村妇女要求离婚的呈上升之势。进入新世纪后，离婚率再次上升。
三、称谓
本地家族称谓有称呼与指谓之分。称呼用于对被称谓者直接呼叫；指谓用于介绍被称谓者与称谓者关系时的叫法。本地民间长期聚族而居，族室中强调尊卑有序，村落人口公布稠密，近地联姻使人际关系日趋复杂，指谓也日赴完备，七代九系均能公辩。本地称呼均近化为直系血亲相呼，如堂、表、族、妻兄、姐夫称呼一般依直系呼作“阿哥”，而指谓则分清堂、表、族、姻。对于下辈和年龄小于本人的同辈均直呼其名。这种近化血缘感的称呼原则，在旅居外地的同乡之间尤有亲近感。
本地的亲属称谓有明显的吴方言特点，其常用前缀“阿”或用迭音如公公、婆婆、舅舅、嬷嬷、囡囡等等表示昵称。旧时由于封建礼教影响，妇女常降一辈用儿辈称谓。这种称谓法在偏远山区老年人中至今还偶有使用。
本地称谓词的构成，其中心成份和限制意义均较明确，唯妻称谓常夹有儿辈称法，如妻兄（弟）叫“阿舅”，妻姐叫“姨嬷”，但音调上有细微差异。
附：社会称谓
清以前已无从稽考。清末与民国时期称文人、医生和士绅为“先生”，称门第弟子为“大阿哥”、“大姐”、“大小姐”；称匠人为“司务”（师傅），商人为“老板”（老板娘）；行政官员称职务如“局长”、“处长”，或尊称“局座”、“处座”；农民互称时用“老阿哥”、“小阿弟”；称和尚为“师父”；帐房为“师爷”等。解放初，称行政公务人员为“同志”，至50年代中期同志成为全社会泛称，此外用所属组织指代个人的，如称士兵为“解放军”，儿童为“少先队”、“红领巾”。“文革”期间同志称呼消失，工宣队兴起后，“师傅”便由对匠人专称变为社会泛称。官员均以职务称，如“书记”、“局长”等，副职以正职称呼。文化、卫生、医学界的尊称为“老师”，80年代中期，个体工商业者被称呼为“老板（娘）”，年轻女招待也陆续被称“小姐”，称海外入境者为“先生”、“女士”。进入新世纪后，“小姐”被贬称“三陪女”的代用词，女招待改称“服务员”或“翠花”代用词。但农村中“老阿哥”之类称谓仍为老派农民采用。
绰号是农村中常见的称呼，虽俏皮但粗俗，如以性格脾气分，称“牛皋”、“百骗”、“小神仙”、“烫煞”、“死藤”、“大糊”（精神病）；以形象分，称“长脚”、“矮子”、“黑炭”、“瘪嘴”等。更以残疾为绰号，一种侮辱人格的不文明称呼，正在日趋减少。龙观人绰号与人名连用，均为人名在前，绰号在后。唯夫妻间称谓除以“喂”、“嗳”语气之外，农村中妇女称丈夫常用谑称，如叫呆陀、浮死、猢孙头、棺材、死尸、老头、寿头、种生（畜生）等不吉利词，实为原始爱称词。
此外，合称和泛称在口语中也较常用。主要合称有：爹娘、老人、父子、母子、婆媳、翁婿、叔侄、兄弟、姊妹、妯娌、连襟、两姨丈、两老头、夫妻、公婆、叔嫂、妹夫郎舅、姑嫂、儿囡等。主要泛称有：家眷、家小、家口、家族、老小、军属、烈属、娘家、夫家、婆家、人客等。
